自转《通向地狱的道路——人生足迹白皮书》（连载）

毛继东

第三节 三月 赵永夫事件引起第一次反军黑风
在六六年底至六七年初，全国各地发生多起造反派冲击大军区、省军区和军队事件。文革开始后，军队不开展“四大”，只进行正面教育，对地方运动“不介入”，表面上看，军队对地方的两派都不表态，不支持，也不压制任何一派。其实不然，由于历史上的工作关系及各种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党政干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许多党、政、军干部间有儿女联姻关系。军队干部子女在运动初期多是保守派，到六七年初，地方党、政干部受冲击和夺权时，有些地方干部躲到军队中被保护起来，而且许多整造反派材料——当时叫“黑材料”藏在军队里，甚至藏在军队机要柜里。南京地区发生造反派冲击军区事件，就是因为造反派追查“黑材料”追到了军队，于是造反派与军队发生严重对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连续发出命令不许冲击军队，于是许多冲击过军队的群众组织被军队认为是“反动组织”，使矛盾更加尖锐。
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作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传达毛主席的话，“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三支两军命令（即一·二八命令），军队进行三支两军工作（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南京军区经过调查，公开表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并对自己前段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支持造反派夺权斗争。军区领导人直接领队参加中央领导人接见江苏南京两大派组织联合谈判工作，那一段时期，军队与地方两派关系是比较好的。
但是，在“一·二三决定”和“一·二八命令”中关于左派、右派没有具体确切的标准，随意性很强，而且赋予了镇压权，开枪权。
“一·二三决定”第三条：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一·二八命令”第一条：“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当时正值群众运动高潮中，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声称自己是左派，指责对方是右派。军队又猛然介入运动，不了解双方情况，这容易出现判断失误。结果不久就发生了青海省“二·二三”赵永夫事件。当时听到的消息说，赵永夫是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野心家，夺了司令员刘贤权的权，血腥镇压西宁“八·一八” 左派组织，开枪打死打伤几百名群众，甚至有十几岁的女孩，赵永夫被揪到北京批斗。这个事件发生在“二月逆流”之后，当时传言说赵永夫的后台是徐向前元帅，是“二月逆流”大反扑。
由于“一·二三”决定和“一·二八”命令中赋予军队开枪权、镇压权，很快就出现各地支左部队压制打击革命造反派的情况。因为在此之前，军队虽没有公开介入运动，但早已暗中保护地方干部和保守组织。造反派由于追查黑材料和揪斗走资派，与军人机关发生多次冲突，矛盾本来就很尖锐。而“一·二三”决定、“一·二八”命令又将划分左、右派的权力赋予了军队，于是军队就将过去冲击过军队机关，有矛盾的许多革命造反派宣布是反动组织、极左组织而进行压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青海“二·二三”赵永夫血胆镇压青海省西宁市“八·一八”红卫兵的事件。内蒙等地也发生了开枪事件。这就为林彪煽动第一次反军风潮创造了机会，形成军地关系极度紧张状况。于是，四月六日，中央军委又下达十条命令（即“四·六”十条命令），严令“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而且明确“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来主持支左工作。此命令下达后，各地支左军队主动检查支左工作中的错误，才使第一次反军风潮刹住，没有形成气候。
历史地分析起来，“一·二三”决定、“一·二八”命令赋予支左部队镇压权、开枪权是不慎重的，加剧了原来就有的军地矛盾，并且制造了更严重的矛盾。虽然后来有“四·六命令”纠错，刹住第一次反军风潮，但后遗症仍存在，终于酝成后来的第二次反军风潮，造成文革运动两次陷入曲折。（当然，军队支左是完全正确的。）

第四节 四月大批判
（一）公开批判刘邓路线提上日程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作者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这篇文章是经过毛主席审阅修改的。文章矛头直接刘少奇，但当时文章中并未公开点刘少奇的名，而是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为代名词，这是公开批判刘邓路线的信号。文章的语气非常严厉，特别是“八个为什么”更是提纲挈领。1、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2、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3、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4、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取消阶级斗争？5、为什么你要在3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6、为什么你在1962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本宣传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革《论修养》？7、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而实在的路线？8、为什么你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应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全国掀起公开批判刘少奇路线的高潮，当时可以说真的是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会一场接一场，出现各种批判形式，甚至用稻草扎成刘少奇、王光美的模拟像而焚烧。报刊逐渐将刘少奇的言论归纳为黑六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剥削有功”论，“入党做官司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公私融化论”（吃小亏占大便宜论）。后业又加上“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三和一少”、“修养”论、“唯生产力”论，统称为“刘克思主义”——刘少奇路线。批判刘少奇自然稍带着批判邓小平、主要批判他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白猫黑猫”论几乎男女老少妇孺皆知，当时有一幅漫画，一对白猫黑猫拉着一辆车，车上坐着邓小平。
当时重放影片《武训传》、《清宫秘史》供批判。对《武训传》，我凭自己的知识水平当即认识到该片是宣传封建奴隶思想，对毛主席对该片的批判也较易地理解了。但对《清宫秘史》就看不太懂，对该片是“卖国主义”确实费了一番思量，这要威谢戚本禹文章的开导。戚文从对待帝国主义，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态度三个方面揭示该片将“重振超纲寄托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上，诬蔑“义和团”运动，歌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因而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卖国主义”。我承认，当时戚本禹的文章说服了我，并且至今不改初衷。（二00二年八月出狱后我又看了一遍戚文，该文仍能说服我）。
戚文还披露，关于这部影片的评价分歧是建国后毛主席与刘少奇之间的第一次严重分歧。据戚文披露，影片《清宫秘史》是解放前一个反动影业公司拍摄的，作者姚克是个反动文人。该片在一九五0年还在北京、上海放影。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应该进行批判。又说：《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刘少奇和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工作的周扬等人却说该片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坚持毛主席的评论，与周与周扬等人争论。但对该片一直没有进行批判。毛主席对此一直不满，在五四年关于批评《红楼梦研究》的批示中旧事重提，“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上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金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直到文革中由戚本禹这篇文章给予了清算。
直到现在，没有人出来否定戚本禹文章中所报露的关于毛主席和刘少奇对这部影片评价分歧信史的材料。所以，我认为戚文的定论是站得住脚步的。文如其人，评文亦如其人。歌颂什么，反对什么，归根结底是由立场、世界观决定的。对这样有严重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影片，刘少奇等人却赞美为“爱国主义”，可见他们的思想确实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走上资本主道路（崇洋媚外的道路），也就是必然的，不以为奇了。
就在这前后，上海以柴联司东方红造反派组织为首掀起揪张春桥风潮，说张是特务，振动很大，不久就被压制下去了。当时因为没有看到确切材料，我无法判断，但总觉得无风不起浪。后来“四人帮粉碎后”，说张春桥是叛徒。文革中及文革后翻案中有个奇事，被打倒的多有历史问题。所以。张春桥、江青是否有历史问题，将来还要进行一次甄别。
六七年四月份，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都在军队干部会议上讲述了刘邓问题，批判刘邓路线，并赞扬林彪，周恩来有一句鼎立乾坤的话：“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第一人。”这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对我确认刘邓路线是修正主义起了定音的作用。在此之前，除了文革初期《二月提纲》、派工作组、资反路线问题，在报刊上公开揭露外，许多关于刘邓路线的内容都是从红卫兵小报上知道的，而且在六七年一月以前中央还不许在大街上公开贴批判刘的大字报及标语，因此对刘邓路线了解得不充分不准确，许多内容也不敢信。经过戚本禹的文章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才肯定了过去红卫兵小报上登载的绝大多数消息是有根据的，而且系统地了解了刘邓路线的内容。后来一切为刘少奇翻案的材料，都不足以推翻周恩来等人讲的事实。（在这些讲话中，还未涉及刘少奇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都是从路线角度来批判刘邓路线的。）
在那个年代，保密在中国已不再起作用。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没有多久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了。我得到这些讲话材料后，真是废寝忘食地阅读。

（二）弄明白刘邓路线为什么是修正主义
我当时给自己确定的任务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照本宣科地接受报刊上的现成结论，必须自己弄明白问题——刘邓路线为什么是修正主义？
我当时凭着仅有的那点很低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将刘邓路线与赫鲁晓夫主义进行反复比较，最后断定：刘邓路线与赫鲁晓夫主义确实是一样同轨同辙的修正主义。从那时至今，我从没有再改变过这个认识，反而是愈益坚定不移了。

在八九十年代的翻案文章中，居然有人说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至今既没有确切的定义，更没有确切的标准。用土话来讽剌，这种人简直是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走。更令人吃惊的是，这类话竟堂而皇之地印在那些所谓的专著中，作为“伟大理论”的辩解词。这不由地使人想起列宁曾气愤地说过的话：“当原则性可以抛弃，说过的话可以忘记……”
谁人不知，所谓修正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修正的理论和倾向。修正主义这个词最初起因于伯恩施坦。恩格斯逝世后不久，伯恩施坦提出要地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于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派便讽剌地称伯恩施坦的理论和倾向是“修正主义”。这是国际共运中最基本的常识。当然，作为理论和倾向，它在各个不同时代条件下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因为各个时代提出的具体革命内容是变化的），但它最本的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修正、歪曲、篡改，则是不变的，所谓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就来看看刘、邓的两个最典型的理论吧——“剥削有功”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名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主义，它最根本的基石就是反对剥削。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他们才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明确地说：“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拥劳动的。”（《法德农民问题》）反对剥削，可以说是共产党员最根本的党性。
但是，刘少奇却在那个臭名昭著的天津讲话中说：“要发展资本主义”、要“多剥削”、“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而且有功劳”、“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这个功劳是永垂不朽的”。能够想象得出这是一个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可以讲出来的话吗？
在我刚刚五岁的时候（四九年秋），我从到我家收租地立帐房先生的算盘声中，就蒙蒙隆隆地觉得富人不公道。我问妈妈：“为什么老是咱位家给他们东西呀！”妈妈说：“人家是地——主儿”。五一年土改分阶级成分时，爸爸告诉我地主是剥削阶级。从小学时教师就反复讲“剥削是可耻的”。到我成了共产党员宣誓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后，却突然听到有人说“剥削有功”，而且“这个功劳是永垂不朽的”，能让我相信说这种话的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从初中政治课中，我就懂得了在生产力三要素中——劳动生产者，工具，劳动对象中，劳动生产者是第一因素。后来，“人的因素第一”成了顺口溜，我就是做梦中也不会颠倒这个关系。
可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忽然有位大师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这不是公然修正、公然篡改吗？这不是极典型的，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吗？还说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我给这种说法送了个美名：狗尾续貂。
老实说，只要破除了迷信，再看刘、邓的东西，真是漏洞百出不值一驳。

（三）我最痛恨刘少奇的是他指使别人自首变节
戚本禹的文章引起我最大震动的是八个“为什么”中的第一个问题，即指责刘少奇指使别人自首变节，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一事。紧接着从中央领导人讲话中了解到中央在六七年三月有专门文件揭露大六十一人在国民党报纸上公开刊登“反共启事”，自首变节，这使我大吃一惊，真是匪夷所思无法想象会有这样的事。不久就传来中央一九六七年三日二十六日的七十六号文件。还传说是南开大学红卫生“揪叛”战斗队最先抓出这个叛徒集团的，是从一九三六年的国民党的《华北日报》上发现《反共启事》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下发的刘少奇材料中，对六十一人自首变节一案作了详细揭露。我看到材料上《华北日报》影印件的“反共启事”内容，影印件是黑底白字，很象碑文。“反共启事”四个字象四把刀子一样扎我的眼，我当时的愤怒可用怒不可遏来表达。一九七八年中央75号文件为此案平反，说：“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我认为这种辨解是违反党性原则的，是地地道道的叛徒哲学，迄今不能说服我。共产党人最不可越过的底线是阶级界线，这是人鬼界线，最高气节界线，越过了这道界线，一切无论多么冠冕堂皇的辩解都是无力的。当年这些人为了能出狱而在敌人“反共启示”上签字的理由是“抗战就要开始了党急需要干部，可以按敌人要求履行出狱手续”，并且说“这是组织的决定”。这个理由看上去很充足，很合理，但它恰恰是背叛党性的。理由充足律是形式逻辑，它只论证是否有充足理由，而不管阶级性的。那么多共产党级干部分九批在敌人报纸上公开发表“反共启事”，表示忏悔，声称“坚决反共”，污蔑我党，这将给我党造成何等严重的损害？当时在敌战区，我党处于被污蔑地位，许多群众不知真相，由这么多共产党高级干部公开污蔑我党，群众还怎样相信共产党？这对那些要求加入我党的革命者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比我军损失几个师的还要严重多许多倍。渣滓洞中的陈然在诗中说：“我渴望自由，但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难道为了能出狱，就不惜一切吗？什么急需干部，什么组织决定，什么白皮红心，都恰恰正是叛徒哲学。叛徒可以找到一切理由为自己的变节失节辩解的。这些人出狱后即使工作再有多大贡献也无法弥补他们变节给党造成的损失。而且就是不答应敌人履行变节手续的条件，后来抗战开始国共谈判后许多坚持斗争的党员也被党营救出狱了，如被押在山西省反省院的刘格平，拒绝在“反共启事”上签字，敌人不得不放他出狱，这种出狱是多么正气凛然？什么“组织决定”，如果组织决定本身就是违反党性，违反阶级性的，不论是什么决定的也要服从吗？那么德国李卜克内西违反组织决定，投票反对资产阶级军国主义政府的进行侵略战争的军事拨款一案，还算不算光辉的先例呢？更严重的是，这些人们出狱后受到刘邓的包庇重用，成为刘邓司令部的骨干，说刘邓招降纳叛，结成集团，是一点不冤枉的。我在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评刘少奇》一篇讲述了这些看法，至今坚持不变，。
（在此，我申明一下我评论历史事件的态度。
一、凡是后来平反的文件与过去的文件所公布的事实存在分歧，定性也有分歧的，我暂置存疑，不予评论，待将来再次甄别后再作评论。如关于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问题，八届十二中全会后下发的大本子材料中证据累累言之凿凿。但后来十一届五中全平反文件说这些证据都是林彪、“四人帮”、康生用逼供信手段搞的，并有当时证人翻供的证词。所以，我对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暂不予评论，只是评论他指使别人自首变节问题及他的路线问题。
二、凡是两类文件在事实的认定上没有分岐，而只是定性上有分歧的，我依据事实得出自己的判定，比如胡风案、彭德怀案等。
三、对毛主席党中央对某一事件的定性前后发生变化的，我仍依据事实作出自己的判定，如“二月逆流”事件。
四、对两类文件在事实和定性均无分歧的事件，我也要自己重新分析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如说“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文革缺点，我就有自己独立的看法。
以事实为根据，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刑法学）为准绳，得出自己的判定。——这就是我的评史准则。不管是过去的中央结论，还是后来的中央的结论，也不管是毛主席的判定，还是后来的领导人的判定，我都要经过自己的分析得出自己的判定，即不搞任何“凡是”。我要用自己肩膀上长的头颅思考一切问题。
四、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因为文革初期呛水的窘态对我的刺激太深刻太强烈了，所以我当时发了大愿立了大誓，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投身其中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把自己锻炼成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勇敢战士和主宰自己命运的自由人。要迅速他成长起来，要自己咀嚼人生，不能永远做吃奶的幼婴；要自己甩手大步走路，不能永远做扶墙站立的孩子。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顺利还是坎坷，都要随时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下一步怎么办。不用说，我知道这样的人生一定是很累的，但又是最具活力的，最具吸引力的。我当时为自己立下这样的誓愿而兴奋不已。——这就是我当时的精神状态。
迄今为止已过去三十五年了，我“这两大人生目标是否实现了呢？”
第一个目标——成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勇敢战士，就勇敢精神来说，我已绰绰有余地实现了，甚至可以说胆大包天了。在临出看守所前夕，我有一首诗自评：
仗剑直挑魔王冠
挥笔横妇假貂鸾。
立骂五代修正罪，
海瑞辑首赠棺幡。
一气连批五代修正主义（刘、邓、胡、赵、江），海瑞也会自愧怫如将他上殿骂皇帝时抬的棺材赠送给毛继东的。我认为自评并不夸张，我现在可以毫不自愧地放言说，我是毛泽东路线的一名圣斗土。全中国十二亿人口，全世界五十亿人口，敢于不怕死公开直言邓少平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蒲鲁东主义，直言邓小平路线指导下的中央是修正主义中央，要求修正主义中央领导人辞职，我毛继东是第一人。当然，我还远不成熟，勇敢有余，成熟不足，我还要继续努力。
致于第二个目标——做主宰自己命运的自由人，我已经完全实现了。第一个目标是外在的社会实践问题，比较容易判断。而命运看不见摸不着，主要是内心精神体会，而且各种人又有各种体会。而对“主宰命运”是什么意思，理解就更不一样了。这就象对爱情的理解，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理解，一万个人有一万种理解。在本白皮书第一章中，我曾给命运归纳了一个公式：命运=环境十机会十选择。那么对于现在的社会价值观来说，肯定有人一听“革命者”三个字，便会大蹙眉头，不屑地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提这三个字？主宰命运，就是正确地选择人生道路并能主动自如地处置人生实践中的问题，即便是在厄运逆境情况下，也能潇洒自如，而不是被动应付或盲目随流。这就是方向性和主动权了，实际上是第一个生目标的深化。做为一个革命者，坚定的方向我早已明确了，处置人生的主动权我也把握了。走什么样的道路，怎样处置人生，对于我来说都已不成问题了，因为我早已置个人生死福祸于度处面无所谓的了。真理在胸旗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如果人生定向是肩负历史斗争的重任，这种人生就是使命性的人生，那么个人命运的顺逆就没有什么必要去考虑了。连想都不用去想，当然是最自由的了。
（在我撰写这部《人生足迹白皮书》）时，已接近花甲。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又多次梳缕人生，反复地对自己进行内心精神分析，追索我的人生道路为什么是这样的。我总觉得在自己内心深处，在极底处，仿佛有一种极强烈的潜意识的使命感在暝暝中不停地鼓动我“冲出去！”“冲上去！”有一种永不安生的冲动欲，一种强烈的向外表现欲，一种难于忍受束缚追求充分自由的向往欲，一种极力抵御压抑的抗争欲，一种不停思索的渴求欲，一种不甘落后不甘失败的奋进欲。即使在奴隶主义精神最严重的青春初期，内心深处也有一种抑制不住躁动的激清。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孤寂、冷漠、沉窒、寡情。就是在阅读严肃的政治书籍，撰写严谨的理论文章思考深沉的人生问题时，也常常吹口哨，哼歌曲，用于指敲打桌面，击打出颇有节奏的鼓点来。没有这种伴奏的干读、干写、干想、常常是效率不高。这难道是与生俱来的猴子天性吗？我从来不吸烟，是否因此才憋出了这个伴奏的特习？
这种仿佛是潜意识的使命感又仿佛产生一种内在的压力，驱使我将欲望展示为行动，争抢上风头。“只要有我在，就要唱主角”。我总觉得我的精神世界中已不仅仅是性格，而是有着很浓厚很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我不止上百次地审视它，到底是狭隘的个人英雄主义呢，还是博大的革命英雄主义？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发现这里的根本界线是，你炫耀的目的是什么？你想从炫耀中得到什么呢？我在前一章，大学时代那一章中写到雷锋的英雄主义时，我曾给英雄主义一个定义：向社会显示自己的人生价值并求得证实。于是我又发现，个人英雄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常常是不易区分的。纯个人私欲地显示自己价值的个人英雄主义与舍弃个人一切地显示自己价值的革命英雄主义，当然都是极明了的。比如在平常的生活中，一个人为群众做好事不是为了追求夸奖，认为就是自己应尽的义务，这就是革命英雄主义了。因为英雄主义要付出奉献，带有牺牲的成分，所以，即便是纯个人英雄主义，也仍有一定社会积极意义，总比那种不付出只索取的个人利己主义要好得多。而且只要肯奉献，就会得到社会的肯定，做出奉献的人必能得精神上的满足，在这种鼓舞下，他就会继续奉献下去，向革命英雄主义发展，使自已的精神境界不断提高。当社会需要他做出重大奉献时，他就完全可能（不一定是必然的）成为革命英雄主义者。而如果从立意开始时，就是为了革命，提高自已的能力（本领）是为了给革命多做贡献，从而证实自已的人生价值，那么这本身就是革命英雄主义了。能令自我欣慰的是，我认为自已当年的精神状态中，革命英雄主义就占有主导成分。而且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都是这是个状态。但到了八、九十年代，受到一切向钱看空气的污染，出现了全社会的英雄主义大迭落，竟然出现落水无人救，更甚至救人先要钱的丑恶事情。

一默如雷

楼住能不能有WORD里的五号字，另外不要用粗体。现在这样看着很费力。

一步三个脚印

一直在看。通常是在深夜，这个东西留下来就是老兄的生命，我以为。

毛继东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二波6）

第五节 五月 批《修养》洗灵魂
开始探究刘邓路线思想体系根源
（一） 批《修养》自我清洗灵魂
六七年初，报刊上开始批判刘少奇的代表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刊上简化为《论修养》或《修养》。该书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第一版，曾作为延安整风必学文件。一九四九年八月修订再版，一九六二年大加增删再版。几十年中多次印刷，据资料统计，在文革前印刷册数超过毛泽东著作。刘少奇在文革前是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公开宣传是毛主席接班人，党内大理论家，广泛传言“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文革前，我对刘少奇是很崇拜的。入党前几次阅读《修养》，说实心话，当时认为《修养》是一部道德修养经典，认为按该书中的教导进行修养，一定能成为优秀党员。六六年初宣传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报导文章说，他病逝后床下有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本就是《修养》。那时，我将学《修养》与学雷锋做好事联系在一起，将《修养》与毛主席的《老三篇》共同作为必修课本。仔细回忆起来，《修养》时代影响最深的是“驯服工具”的奴隶主义。文革前，人们评价一个人时，如果这个人谨小慎微，处事圆滑，八面玲珑，能搞好各方面关系，就说这个人有涵养，《修养》学得好；如果一个人有棱角，爱提意见，受钻死理，爱得罪人，不讲情面，就认为这个人缺少涵养，《修养》没学好。在党内生活会上自我批评时有句口头禅：“《修养》没学好。涵养性不够，今后要多多学习《修养》。”
为什么在长时期内《修养》能对人们产生深刻影响而没有起疑问呢？这里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人们的思想水平；二是盲目相信；三是从正面理解。《修养》的思想感情情调是很适合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疑义它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有广泛的市场，产生共鸣，对它不可能产生厌恶。又由于组织纪律原则，对上层领导的言论都从正面理解，往往将非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当作马克思主义来理解，甚至将错误的理论歪曲成正确的，将黑的歪曲成白的。这种情况，就是在批判《修养》后也仍存在，至今也仍存在。这就是“因人定论”——因为是大人物，所以就认为他的言论必定是正确的，大人物言论所以正确就因为他是大人物。人们的思想就在这样的一种怪圈中跳圆圈舞，而不去想想大人物的言论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是否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在批判当代蒲鲁东主义的时候，就到处遇到这种精神奴隶现象。“人家是大师，还能错得了？”所以王安石的“大人不是畏”、“说大人则藐之”，确实是千古惊世骇俗的宏论。在他这种于任何时代都要被当代人视为狂人之语面前，我们民族的精神奴隶陋象被照射得多么鄙夷不屑呀！就我本人说，抛弃“因人定论”的臼窠束缚是在林彪爆炸之后，而到八、九十年代，我对毛主席的决策论断也能够进行分析了，致于“大师”一类我早已藐而待之了。
报刊上最初批判《修养》，主要是批判它宣扬孔孟之道，奴隶主义。“修养”一词就是来自孔孟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我结合自己的思想，立即接受了批判文章中的这种见解，六七年初中央领导人也是从这个角度批判《修养》。记得像是康生讲话中说，毛主席说《修养》脱离阶级斗争，脱离夺权斗争，这种修养连蒋介石也能接受。而且说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针对《修养》的。这对我触动很大，站在这个高度 ，再拿《修养》与毛主席同时期的著作相比，确实是有天壤之别，相形见拙了。比如在毛主席的著作《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共产党人〉发刊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等的面前，《修养》真如高山前的一撮黄土。这使我又想起七年前在初中军训时金排长的话，我这时才深切地体会他讲解的毛主席的名言：“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这条道路是多么鲜明！而如果按《修养》的说教，党员就会“修养”成谨小慎微的谦谦君子，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明哲保身，失去斗争性，连孔孟的“君子动口”都抛弃了。这样的党员与社会民主党一类的党员还有什么区别呢？
但是，《修养》对党员、革命者的思想腐蚀并不是公开地直往地宣扬个人主义，它是隐蔽的，是在让人学好，做好党员的革命名义下委婉地温情地输送个人主义，而不是像尼采、希特勒那样公开宣扬极端个人主义的“我的奋斗”、“一切以我为核心”。所以《修养》使人中毒而不觉其毒，这种慢性中毒的害处就更大了。我自己本人的经历就是个证明，自己心里确实想做革命者，但却将直接领导人就当成党，“听领导的话就是听党的话”，所以运动一来就落伍了。运动初期的大字报中说我是“奴隶主义小绵羊”，我到这时才真服了，而且承认自己头脑中确实有“修正主义”的东西。

（二）刘少奇为什么没有还击之力？
一九七六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重磅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在文革时代众多批判文章中，这篇《要害》文章可以说是扼咽喉掐七寸的致命文章。
在此之前的批判文章都说刘少奇路线是修正主义，但这些批判都是针对具体问题，主要是政策策略性的问题。因此，维护刘少奇路线的人们可以有一个理由来为刘辩解：马克思主义并未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具体办法，刘少奇的观点和做法都是在历史发展新情况下针对具体问题提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怎么能断定刘少奇路线就一定是错误的呢？
如果当时真的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或刘邓本人进行这样的辩解，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是拿不出有力证据进行反驳的，因为当时的时代条件确实给刘邓及其辩护士提供了这样反攻的机会的。至六六年文革开展时，中国仅有十七年社会主义实践。刘邓路线处于受限制状况，没有得以真正实行，只有“三自一包”在困难时期在少数农村搞了试验，而且对缓解农村困难有一定效果，受到农民拥护。在国际上，被称为修正主义带头羊的南斯拉夫的经济形势并不很坏。被斥责正在搞复辟的苏联、东欧的经济处于增长势头，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并且都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并未崩溃，“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剧并未充分显现出来，只是一种预言式的遣责。在国外旁观者看来，中共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是宗派情绪，难于使人诚服。这就是社会资本主义复辟的虚伪性的掩盖作用的结果，不到彻底崩溃的时候，是不会充分显现出恶果的。就是说，文革时代的国内国际的社会主义复辟状况是有利于为修正主义辩护的。而到了九十年代初，南斯拉夫、苏联、东欧连续急剧崩溃，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弊端也明显现露，两级分化严重，滋生大批新资产阶级分子，干部队伍严重腐败，国营企业陷入困境，八九年发生社会大动乱，国际修正主义和刘邓路线不攻自破，恰恰证实了文革大批判的正确性。但是在文革当时，还没有这种强有力的社会后果的实例支持批判，批判偏于理论上的指斥和义愤式的声讨，其实当时许多参加批判者本身并未深刻理解自己的批判文章，主要是建立在对毛主席相信的信念基础上。文革时的大批判是一面绝对压倒，取消了刘邓的申辩权利，但就刘邓本身也确实没有自辩的能力和胆魄。比如六七年七月刘少奇向中央的检查书，本来这是为自己进行强有力申辩的机会，但是软弱无力不堪一击。这就证明刘邓的路线、政策确实是机会主义，是实用主义，自己本身也没有坚实系统的理论根基，因此在毛主席泰山压顶高屋建瓴的批评下之下，没有任何自辩的能力。相比之下，毛主席当年在批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农民运动的指责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何等的气魄！不惧苏修的威压而发表批修的《九评》又是何等的气魄！毛泽东怎么可能不受到人们的崇拜呢？多年来我一直想一个问题，在中共党内，为什么历次机会主义代表人物在毛泽东面前都是甘拜下风？诸如陈独秀、李立三、李德、博古、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林彪、陈伯达、以及“二月逆流”人物等等，与毛泽东对阵，打不上几个回就望风披靡了。我想来想去，认为只有一个解释，这就是毛泽东完全是立党为公，而且真理在手，所以才能大气磅礴，理直气壮。

（三）大批判击中了《修养》的要害
列宁有一个极著名的经典论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每个稍具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人都会明确知道这个论断，就像对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熟记于心。这是马克思主义所以称为主义的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主义——思想体系的根本区别之处，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切修正主的分水岭，是不能有丝毫含糊的根本原则的问题。
但是，号称“中国刘克思”的刘少奇，在其代表作——《论共产党员修养》中，却在两处引述列宁的话时都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被删掉的一处内容是“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很必要的”，第二处的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与和平的，军事与经济的，教育与行政的斗争。”在《修养》的各个版本中，这两处都用省略号代替。不仅如此，在第二段话中，刘少奇还删去了列宁另一段论断：“没有在斗争中而炼成钢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以上列宁的三段文字的着重号在列宁原著中是黑体字。就是说，列宁认为重要的必须突出强调的论断，刘少奇都删掉了！对于无产阶级战士来说，这是绝对不可容忍的。所以，批判文章的编辑质问：“难道这是偶然的疏忽吗？”《修养》第一版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一九四九年八月修订再版，一九六二年八月大加增删再版。二十多年中跨过三个时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以后，三次出版，均删掉这三段重要内容，其用心何在，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权威理论家的刘少奇是无法解释的。这只能说明他执意否认、抛弃、阉割、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就不仅仅是“修正”的问题了。用通俗的话讲，狐狸的尾巴被抓住了！与前面所说的那些政策策略问题不同，这个根本原则问题是无法狡辩的。这样，刘少奇背叛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面目再也无法掩藏了，这是刘少奇政治生命的生死筋，后来为刘少奇翻案的任何说词都无法逃避这一点。考茨基、赫鲁晓夫都不敢这样大胆地砍杀马、列的著作，可见刘少奇刀笔是多么厉害？
文革被否定时有人说文革中的批判文章都是不讲道理的和“扣帽子”、“打棍子”。就我这个文革参加者来说，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文革中两报一刊的批判文章中确实态度尖锐、言辞激烈，有的文章确实讲理不透，但总的来说是讲事实摆道理的。比如这篇《要害》文章，谁能说刘少奇剜掉列宁论断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事实，谁能说这篇文章不讲道理？说刘邓路线是修正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没有错误。

（四）提出历史课题——探究刘邓路线的思想体系根源
我在文革前几次阅读《修养》，看到书中引述列宁话中的省略号时，并未在意，在看到《要害》这篇批判文章时吃惊非小，击节唱赞“批得好！”如果说戚本禹的文章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使我从政治上认定了刘邓路线是修正主义，那么《要害》这篇文章则是从理论上使我认定了刘邓路线是修正主义了。从此以后，我再没有改变过对刘邓路线的认识。并且由引开始探究“刘邓路线的思想体系根源是什么”的问题。
当时，报刊文章中明确指出刘邓路线的思想体系根源是孔孟之道和伯恩施坦主义——布哈林主义，这个结论我是赞成的，但我总觉得有些地方批得不深不透，比如“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什么受到欢迎？刘邓路线为什么在历史上这样缠绵不绝？苏联修正主义为什么能使经济快速增长成为超绒级大国？为什么说修正主义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许多这方面的批判文章不能令人折服，总有一种隔靴搔痒，总觉得刘邓路线思想体系还有更深的根源。这个问题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的执着性格的一个特出表现就是爱钻牛角尖，只要我没有弄清楚的问题，我就执拗地要钻透它。后来在井陉矿务局化工厂写的新寓言一百则中就有一篇《小细菌钻透牛角尖》的故事，实际上是描写我自已的性格。自六七年四月开始至九三年底二十六年半时间终于探究出刘邓路线的思想体系根源来是蒲鲁东主义。文革中说对刘邓路线已经批倒批臭了，但在八十年代初改革一开始实行的就是刘少奇路线却受到普通欢迎，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挖出刘邓路线根源是蒲鲁东主义，才豁然开朗，一通百通，原来是汪洋大海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在作崇。并由此探究出文革失败的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当年大批判中没有挖到蒲鲁东主义，从而为资本主义复辟保留了思想温床。在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中的《重评刘少奇》篇及《文革再探》篇，我论述了这些思想。
六四年七月批苏修的第九评文章《关于郝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开宗明义便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列主义的精髓。“结合文革中的《要害》这篇文章，使我对马列主义的基本点、精髓有了深刻的认识，所以当《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发到手（当时党员人手一册）我看到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时，立即就断定邓小平理论和刘少奇理论一样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从而对邓理论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后来又从住房改革问题上挖出邓理论是蒲鲁东主义。这样就从邓小平理论“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两个方面堵死了邓理论躲逃之路。我钻透了刘邓路线的思想体系根源，正是文革革命大批判的成果。

（五）将毛泽东主义旗帜高高举起来
《要害》一文发表后一个星期——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五·一六通知》。这个文件是毛泽东主义的里程碑，是对马列主义的突破性发展。民主革命时期和实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期，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有多方面的重大发展，但仍属于继承性的发展，还不是突破性的发展。比如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实质上是革命过程，革命方式的一种创造，但不是对武装夺取政权根本理论的突破性发展，不是主义性的发展，所以称为毛泽东思想，不能称为毛泽东主义。七大时及以后，曾有人提议称为毛泽东主义，毛主席不同意，说这不是谦虚，而是实事求是，毛主席的说法是正确的。合作化对工商业资本家改造采用赎买政策，也基本上是按照到列宁的指示进行的。我党八大以后，毛主席从《十大关系》、《正处》到《十条》，《二十三条》到《五·一六通知》，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对马列主义作了突破性发展，将毛泽东思想本身提高到毛泽主义高度，同时也将马列主义提高到毛泽东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可以说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的集体创造，而毛泽东主义则是毛主席的独创，主要理论观点都是独立创议的，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只是贡献了一些理论资料。毛泽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同的一个悲剧地方是，在它创立并取得巨大胜利后不久，却被彻底否定，毛泽东主义的主要实践——第一次无主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它是国际无产阶级对社会资本主义复辟进行反击的第一次尝试也被彻底否定。毛泽东主义的被否定，使当代中国和国际无产阶级处于失去旗帜、方向、目标、纲领，陷入无旗帜、无方向、无目标、无纲领的盲目被动状态，使蒲鲁东主义在中国和国际共运中泛滥成灾。当代，中国无产阶级处于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还更为严峻的困难状况，国际的无产阶级处于比巴黎公社运动失败后及恩格斯逝世后还更为严重的困难状况。当代无产阶级革命者——马列主义反修战士最迫切的任务是，重新树起毛泽东主义旗帜，清除对毛泽东主义的诬蔑和误解，从而重新激发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精神和觉悟，令人欣慰的是，这项艰巨的工作已经开始了。
历史越往后延伸，《五·一六通知 》的光辉也会更加灿烂。

毛继东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二波6—7）

第六节 六月大调查又遭头头斥责
六七年五·六月间，南京地区我们这一派对对立面组织进行了一次社会大调查，目的是想整材料把对立面定成保守组织，然后将其击垮。我们炮工革命造反兵团负责调查南京蒲口地区——长江以北地区。蒲口区是工业集中厂区，著名的南京化工、化肥厂等厂都在这个区，因此统称大厂区。我被指定带领一个十几个人的调查组去蒲口区调查。我们对两派组织都进行了调查，而且深入厂区与对立面人员进行了多次座谈，与我们情绪比较融洽。双方群众普遍希望实现大联合，尽快成立省市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还促成了两个厂子的联合，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我们小组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认为对方也是革命造反派，不是保守派。我们给兵团写了一份很长的调查报告，建议消除对立，扩大联全。结果我又被头头臭骂了一顿，说我们是反调查，唱反调。文革期间，我与头头总是话不投机，尿不到一个壶里，我为此很苦恼。

第七节七月流火 刘少奇大反扑
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向党中央、毛主席递交了一份检查。自六六年底，北京红三司便掀起打倒刘邓高潮，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蒯大富率5000名师生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彻底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提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打倒刘少奇誓不罢休！”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全国揿起批判刘少奇高潮。北京红三司下达“勒令书”，要刘少奇交出认罪书。如前面所说，刘少奇可以利用这次机会为自己作强有力的申辩，假如他坚信自己的路线是正确的，完全可以借此机会进行挑战，申明真理在自己的手里。但刘少奇的检查却软弱无力，既没有对自己的路线进行有力地申辩，也没有通快淋漓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轻描淡写，推拖责任。说让监狱内的干部填写“反共启事”手续是张闻天、柯庆施批准的，并且说现在有些人对运动也不理解，犯了我过去同样的错误。此份检查书引起红卫兵的强烈愤慨，在中南海大院举行了批判刘少奇、王光美大会。红三司又发动将刘少奇、王光美赶出中南海运动。刘少奇、王光美终于被命令离开中南海，刘少奇最后病死在河南省开封市。
对于批判刘少奇、王光美，我至今赞同，但是有两个问题有异议。一是刘少奇当时是国家主席，还未经全国人大罢免，这样批斗他是否合适。另一个是毛主席说过的虐待俘虏问题，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存在人格污辱，变相武斗的问题。对第二个问题，我在当时就有看法，因为从文革开始我就不赞成批斗时搞“喷气式”挂大牌子，我和小蔡曾认为，这是丑化文化大革命，与文革精神本身是抵触的。至于第一个问题，则是在很久以后才认识到的，从这个问题上使我认为党政军职务不应兼任。

七月 畅游长江
七六年七月十六日，是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南京市我们这一派组织了畅游长江纪念活动。我参加了游长江纪念活动，想体验一下毛主席说的“大风大浪也不可怕”的意境。一年前文革刚刚兴起时，七十三岁高龄的毛主席在武汉长江大桥下畅游长江达一个多小时，向全国军民告慰，他老人家身体非常建康，领导文化大革命没有身体建康之虞，这使全国军民深受鼓舞，“毛主席身体这样建康，是我们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当时的人们都这样欣慰。
纪念游那天，我们从长江南岸下水，先淌着很厚的淤泥，然后才游入江中，那天江中水浪并不是很大，但很浑。同时参加游泳的还有解放军战士。他们还背着武器进行武装游泳。我从小喜欢游泳，但都只是在农村水坑里和学院游泳池，真正的大江大河中这还是第一次，确实有一种江深水阔惊胆魄的感触，我们并未穿救生衣，万一沉江就一去不复返了。不过江中有救护船只，上面有救护人员，不用担心。大约游了二、三千米远，我们上岸。六八年七月十六日，我又参加了一次纪念游。六七年十月，我开始写人生历程回忆，就命名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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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继东

第七章
文革时代的砺烁
第二波
在风浪中游泳（中）

第八节 八月黑风 第二次反军高潮

(一) 风云骤起
六七年夏季，文革运动形势激烈而复杂，各地武斗频繁发生，军地矛盾也很尖锐。七、八、九月，毛主席离京到南方巡视，其间发生了武汉“七·二0事件”。
文革初期，武汉地区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一派是“工总”、“钢二司”，另一派是“百万雄师”，两派之间武斗很激烈。当时，武汉军区支左后，解散了造反派“工总”等。当时四川重庆地区斗也很激烈，中央文革小组派王力、谢富治为特派员去四川重庆调解两派矛盾。他们于七月中旬顺长江而下到达武汉调处两派纠纷。当时毛主席、周总理也来到武汉。毛主席要谢、王做被压制一派解众工作，不要冲军区。王力却向受压一派表态，宣布另一派是“保守派”，说军区支左犯了错误。结果引起“百万雄师”一派强烈不满，也引起武汉军区领导人不满，“百万雄师”这 一派人较多，最后竟发展到“百万雄师”群众与武汉部队独立师人员于七月二十日冲进王力、谢富治所住宾馆挟持王、谢事件，史称“七·二0”反革命暴乱事件。 在文革中，“反革命暴乱一词”这是第一次出现。当时有很多种传说，说毛主席、周总理当时也就住在这个宾馆的另一座楼内；还传说，周总理从北京乘飞机来武汉，在机场上方发现地面情况不好，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周总理的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一圈没有落就又飞离了；还有传说，毛主席当时就在武汉长江大桥水面的军舰上。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是武汉部队司会员陈再道（上将），还有军区领导人钟汉华。他们当时被定为“反党乱军反革命分子”，被揪到北京批斗。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林彪和中央文革人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大会，可见当时事件的严重性。文革期间，林彪公开露面的场合居指可数，而这次是林第一次（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以第一领导人身份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大会。大会上公开提出“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滔天罪行”的口号。在此之前媒体上公开的统一提法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是第一次公开出现。中央人民广播电告转播了大会实况。紧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均使用“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尤其是《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震动全国，该篇社论题目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开篇便凤头高扬写到：“长江在怒吼，汉水在咆哮，武汉三镇在沸腾。”文中说：“一小撮走藏在党内、军内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出来了。”“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胜利阶段。”社论结尾极有号召性：“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涨开始了。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大风暴吧！”《红旗》杂志这一期还有一篇同样内容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也鼓动揪“军内一小撮”。当时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还向武汉地区军民发了封祝贺信，祝贺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和军民团结。当时恰值建军四十周年，所以当时的形势被炒红了天。
《红旗》杂志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潮时创建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当时毛主席号召“拔白旗，插红旗”，中央决定出版《红旗》杂志。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反修大论战中，《红旗》杂志是警旗者，重要文章均由《红旗》杂志发表。从创刊开始一直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陈伯达曾担任毛主席的秘书，早在延安时期就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章中担任中央文章小组长，又主管人民日报社，被认为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司令部的人，是红色理论权威。
《红旗》杂志在文章中被认为是传达党中、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号角，在造反派中有巨大的威望和影响。《红旗》杂志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文革进入新阶段”，全国造反派当然都认为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出的战斗号令，积极响应。因为在六七年元旦社论中已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我们教学班兵团战士都认为文章进入了新阶段——要解决军内问题了。当时总是提“党、政、军”，党内揪出刘少奇，各地都夺了权，党、政问题都解决了，还不是要解决军队问题了吗？于是大家都摩拳擦掌，决心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都署。

文革中有一种“运动效应”，中央揪出一个人物，全国各地就上挂下联“揪余党”，某一地区揪出一个物，又“顺藤摸瓜”挖后台，其他地方也揪同党。“七·二0事件”后，便出现第二次乱军高潮，各地都揪“陈再道式人物”。当时说陈再道是张国焘的老部下，还传说他脸上有麻子，于是全国各地都刷大标语：“打倒陈大麻子！”（文革被否定后，“七·二0事件”也平反了。但我仍坚持认为该事件是反革命性质，因为它开了个恶劣先例。如果各地军队都支持造反派挟持中央或地方的领导人，另一部分军队和造反派再去抢回来，岂不是要真的打起内战了吗？！）
就在这个期向，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在军队的干部会议上有个重要讲话。我们学院放了林彪讲话录音，录音中有一句话使我非常震惊。林彪说：“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我们教学班在讨论林彪讲话时，大家认为运动要出现新阶段，下一步要揪军内一小撮了。果然，紧接着全国各地到处揪陈再道式人物，掀起第二次乱军高潮。
可是后来发下的正式文件中，却删去了林彪那句“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的话，这使我更吃惊非少。当时我想，这样重要的话，怎么能讲了以后又删呢？那么当初为什么要讲呢？但是，当时我并没有从坏的方面考虑，而是从好的方面去想——即从正面去理解，认为删去这句话是为了更稳妥，能集中火力批判党内走资派。就这样，对林彪的疑惑一晃就过去了。
怎样想？往哪个方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谓“一念之差，”便有“一生之差”。在那个时候，林彪在我的心目中是仅次于毛主席的崇拜偶像，对他唯恐敬之不跌，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因为他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接班人呀！如果我当时不是从正面往好的方面去理解林彪的讲话，而是怀疑他的讲话是反军乱军祸根，就会一泻千里一发而不可遏止。由此下去就会成为后来的张志新、石仁祥那样。我怀疑林彪，只是曾为他这种不科学的提成担忧——从好的方面的担忧，而紧接着又为自已没有绝对相信林副主席而严厉自责，甚至还为林彪身体多病而担忧祈祷他身体康壮。出现这种精神状态，是由于“以人划线”的思想束缚，仍然是一种盲目的崇拜状态。虽然奴隶主义枷锁已经冲开了，但尚未彻底打烂，还未达到在马克思主义平台上直接审视各种理论的水平和胆魄，直到林彪爆炸我都没有怀疑过他，我是真正地实践了“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之外谁都可以怀疑”的信条了。精神升华的攀登之路并不是一直往前的，有时突飞猛进，许多时候又会在一个坎棱上滞留许久。
（二）钟山风雨起苍黄
在南京地区，造反派与军队之间本来就有对立情堵，而南京军区司会员许世友也曾是张国焘的部下，曾要拉人马回四川自己干革命，受到中央严厉批评。毛主席亲自和他谈心交换意见，说服了他，他对毛主席心悦诚服，从此成为毛主席的最忠诚的战士。后来到山东抗日前线，解放战争中指挥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击毙了蒋介石得意弟子张灵甫。文革初期还听政治教员说，一九六五年中，毛主席曾对许世友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因问题重大，许世友没有忙于回答，说：“让我考虑一下。”他思考了一夜，第二天对毛主席说：“我考虑了一夜，如果打着白旗来，那好办；但如果打着红旗来，就不好办了。我想了一条措施，南京军区的一兵一卒的指挥调动权在毛主席手里。”毛主席听了很高兴，许世友向军区党委领导成员谈了自己和毛主席的谈话，军区党委形成统一认识，向中央呈递了一份报告，保证南京军区一兵一卒的指挥调动权在毛主席。中央将这个报告批转各大军区。据说，这是毛主席在发动文革前的重要部署。文革开始后又有传说，许世友当时说“南京军区一兵一卒的调动权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这个信息是否真实也不得知，但当时教师们讲时可是有鼻子有眼的。
文革中还有一个社会现象——小道消息盛传。所谓小道消息，就是不是从正道大道——中央文件正式传达的消息，而是传闻。而且很多小道消息互相抵触，令人不知真假。武汉“七·二0”事件后，南京盛传另一种消息，说许世友在延安时期追随张国焘，对批判张国焘不满。有一天夜里，许世友提着手枪跳进入毛主席住处院内，要剌杀毛主席。受到严厉处理，直接处理此事的是当时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我们兵团头头在大会上向兵团战士就这样讲，还说是听南京军区首长亲自讲的。兵团战士们听了人人无不义愤填膺。这个传言在南京煽起了“打倒许世友”的狂潮，闹得沸沸扬扬，简直可以说杨子江咆哮了，紫金山怒吼了。听说许世友曾要剌杀毛主席，谁不咬牙切齿？在南京军区司令部大院门口对面，我们这一派设立了“打倒许世友火线指挥部”（简称 “倒许指挥部”）。南京军区司令部座落在中山北路，大门东西两侧街上排满了我们这一派各个单位的“倒许联络站”，东西有几里地长。我们兵团是“倒许”立力之一，我们教员班的兵团战士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都积极赞成打倒许世友。我们曾乘大汽车在南京市内大游行，呼喊“打倒许世友！”我们对立面组织在“倒许”问题比较慎重，没有陷进去。
当时，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最支持“倒许”，后来揭露出他在“倒许”风潮中起到极为恶劣作用，受到毛主席的痛恨，说“此人品质恶劣，不可重用”。江腾蛟被罢官撤职，但后来却成了林彪集团干将，成为林立果“小联会舰队”的顾问。林彪爆炸后，我从批林“五七一工程纪”的材科中看到林彪的死中有江腾蛟，不由得惊骇万分。江腾蛟参与了林彪反革命政变谋害毛主席的罪恶行动，八0年初公审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时，江腾蛟被判处十八年徒刑。

（三）我曾准备怀抱冲锋枪跳楼。
随着“倒许”狂潮的不断升温，南京地区武斗也不断升级。当时，常州、无锡、戚野堰等地是江苏省武斗最激烈的地区，曾发生多次流血大武斗。这些地区内我们这一派有些组织的人员被对立面（所谓的屁派）打出来，汇集到省会南京避难，我们学院也住了不少外地人员。有一天，在我兵团司令部所在的大楼——院图书馆前，我看到有二百多名无锡市人员排队誓师杀回老家去。他们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工人，其中还有些女工。他们人人头戴柳条帽，有的挎冲锋枪，有的背步枪，还有的扛大刀。排在最后的是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男孩，这个男孩胖敦敦的挺壮实，挎一支冲锋枪，气宇轩昂，大有此一去不畏生死之慨。我久久地凝视这个男孩，心里很不是滋味，脑海中突然闪出一个问号：“这和文化大革命相符吗？”（至今不知道这些人回去以后的生死底如何，那个小男孩是否还健在。）
由于武斗激烈，常传言说南京市区外各地对立面要联合攻打南京。我院在南京城外，地处宁沪抗公路的咽喉战略支点，如发生攻打南京之仗，我院是必攻之处。我院原是军事院校，抢支很多，并未上交。兵团司令部为安全起见设在院图书馆大楼里，因为一楼门口有一道铁网栅栏。我们三系系被指定担任保卫兵团司令部，我也被挑去守大楼。发了我一支冲锋枪，二十发子弹，昼夜在大楼内轮流值班。当时真有一股临战气氛，比六四年在金门前线当兵时还紧张。我院图书馆有很丰富的各方面资料，当时图书乱扔乱放满楼道都是。我值班时闲着没事搬来一大堆美军资料，其中有美军第六，第七舰队的编组序列，我看到敌各舰艇舰长的姓名，现在一个也不记得了。我为我军这样详细掌握敌军情况而惊叹不已。
当我一个人夜间持枪坐在铁栅栏内一张木板床上值斑时，脑海里又闪出那个问号：“这与文化大革命相符吗？”我怎么也想不通这种大分裂大武斗是文革本身的要求，对“揪军内一小撮”产生疑虑。我想：军队内部即使有问题，能采用这种群众揪的办法吗？如果有个军区令头恼发热胡来可怎么办？就是有一个师造反也不得了啊！党中央、毛主席多次下令、下文件，要求停止武斗，搞大联合，为什么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呢？我摘下弹夹，退出子弹，看着这一粒粒闪着能夺人性命的可怖光泽的东西，我问自己：“如果对立面真的攻进大楼，我怎么办？要不要向他们射击？”——这在当时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不射击，就是违反军令；但如果射击，打死打伤的肯空是一般的革命辟众，决不会是反革命。因为在五六月分大调查时，我认为对方也是革命造反派，不是反动组织。因为有这个个基本认识，使我处于两难处境。最后，我暗暗决定，如果对立面来攻大楼，我绝对不向他们的身体射击，绝不能让一颗子弹射进对立面群众的身体。于是去我给自己定了三条：一不向对立面开枪；二不交枪；三不投降。作为一个军人出身的人，我绝对不会交枪投降；如对立面来攻，我首先向楼顶射击鸣枪警告，使对方知道我手中是真家伙，制止他们的攻击；如果他们破栏而入，我就向楼上撤，一直撤到最高层四楼；如果仍不能阻止他们，我就携枪顺楼侧的排雨水管而向楼下滑去；如果我被对立面打死，自认倒楣，也绝不还击。我知道这样死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我又不能向头头交出枪而退出运动——因为我当虽然有些疑虑，但还没有认识到“倒许”是错误的。如果我当时认清了“倒许”是乱军，“揪军内一小撮”不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我就会宁可被开除出兵团也要交枪不干了，可惜我当时还处于盲目状态中不能自拔。而且认为自己决定不向对立面开枪跳楼是违反军令的，是会被定为临阵脱逃的，但我甘愿为此而受处罚——这总比向对立面开枪要好。现在回头看这种思想是多么愚蠢，把枪扔给头头一跑不就得了吗！但当时我的思想境界是很认真的。为了有所准备，我到四楼向窗处仔细察看了所有排水管情况，我估计了一下，大概能承受我的身体重量，就是排水管折断也不会摔得太重。万幸的是，并未发生对立面攻打的严重情况。但我对运动这种持久不息的派性斗产生了厌倦情绪，而且为自已不能掌握自己命运而苦恼。

毛继东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二波11—12）

（四）中央文革左派大崩盘
就在乱军高潮狂浪冲天的时候，发生了中央文革左派大崩盘的事变。首先垮台的是王力，他随谢富治出游，尤其是武汉“七·二0”事件，使他身价猛增，不可一势。他先是煽动外交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夺周总理的权。文革中，党中央、毛主席指示中央各部不搞夺权斗争。王力这样做，就是向中央夺权。当时，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文革和红卫兵进行诬蔑，引起我国红卫兵愤恨。王力在一次对北京红卫兵的讲话中鼓动红卫兵要有所表示。于是北京红卫兵在八月二十二日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引起英国政府抗议，造成我国外交被动。毛主席看了王力的八月七日讲话，给予严厉斥责。“八·七”讲话导致王力倒台，王力被称为“王八七”。当时，印尼苏哈托反动政府制造反华事件，我驻印尼使馆人员撤回。驻印尼使馆有个负责人叫姚登山成为英雄人物，但他头脑发热膨胀，不知自己吃了几碗干饭，在毛主席、江青接见他时，他竟然一手挽着毛主席胳膊，一手挽江青胳膊。此张照片在报纸上一刊出，立即到起金国大哗，据说他也参与了外交部夺权事件，没几天，姚登山就乌呼哀哉了，被称为野心家“姚登天”——“要登天”。紧接着中央文革小组另一名组员关锋也因搞反军乱军而轰然倒地。他们由大左派然间变成极左派、“小爬虫”、“变色龙”、“两面派”、“野心家”，功臣变祸首。昨日功臣，今日祸首。昨日“英雄”，今日“爬虫”，面目皆非，风云变幻，诡谲莫测。这种急剧变化，使所有的红卫兵惊心动魄，更使头头们心惊胆颤。到六七年底戚本禹也被“端出来”打倒了。文革小组只剩下一名组员——姚文元。
当时，北京发生了十起严重事件。如数万名红卫兵包围中南海要求揪斗刘少奇、王光美，火烧英国代办处，轰抢西单商场，轰抢百货大楼等。早在六六年底北京有个“东城纠察队”，还有叫“联动”的组织，实行抄家打人，残酷殴打教师学生，尤其是虐待“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宣称实行“红色恐怖”。当时，在大串联中认识的北京代代红学校的小崔寄给我一些资料，揭露“联动”，其中就有“联动”的传单上印着口号“红色恐怖万岁！”材料中揭露的残暴令人发指，“联动”以中学生为主。六七年初，北京又出现一个以大学生为主的“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极左组织，他们以纪念《五·一六通知》为名，声称要把文化大革命推向新阶段，揪出比刘少奇更大的走资派。据说当时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头头朱成昭是其中一个头头，他在六七年二月初在天安门城楼上挂出大幅横标：“周思来你想干什么？”矛头指向周总理，被定为反革命抓起来。还有一个姓张的大学生坏头头贴出炮轰周总理的“开炮声明”。据说这些事件都和“五·一六”以及王、关、戚有关。一年后，姚元文在重要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中公开点了“五一六”反动组织的名。七0年三月，中央还专门下达文件《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各地将大学生毕业生当成为被清查对象。可是，文革被否定后又说“五·一六”兵团根本不存在，真是令人莫测难解。再往后，陈伯达倒台，林彪爆炸，“四人帮”垮台，康生、谢富治死后骨灰被“请出”八宝山革命公墓。——文革左派全部垮掉，甚至被押上审判庭。
在六七年夏天,这种左派骤然间变成右派轰然垮台的事变，对我震动很大。早在文革初期大串联时，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好友曹克启给我一份红卫兵批斗陈毅时的材料。陈毅用自己犯错误的教训教育红卫兵，告诚红卫兵整人整得过火会整到自己的头上，今日功臣，明日可能是祸着。当时，克启也告诫工我：“运动中不要跑得过猛，你脾气急躁，容易走极端，真理走过头就是错误。”陈老总的告诫，克启的告诫，我一直记在心中，不敢出风头冒尖。这种既防左，又防右，而且以防左为主的思想，在我和班长骥江及战友们的心里是明确的。不过说实话，当时我们处于保守落后状态，不是“功臣”，也没资格当“祸首”。但是，在那个年代，运动中随时有冒尖出头成为风云人物的机会。比如，在北京大串联的时候，如果与那些学生领袖建立关系，参加他们的活动，甚至可以和中央文革的人拉上关系，成为他们在南京的代理人，一下子就可以跳上龙门。又比如，在“倒许”风潮中，如果往上窜，只要贴出一张叫得响的大学报，立时就可以成为风云人物。甚至提出一个极端的口号，也可以成为人物，甚至打人特别凶狠都可以出名。后来我多次分析自己在文革最激烈的时期（67年初——68年夏），为什么没有冲上浪尖成为弄潮儿，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我的心目中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是明确的，质朴的，从没有害人的思想；二是没有权欲感；三是学哲学的教益，“物极必反”在我头脑中有深刻影响的，有明确的防左的思想；四是我的性格中的优缺点在那个时期的搭配使我成为运动的滞后者。我的童稚浪漫莽撞恰好被我童真的执拗所中和。英雄主义是我性格中的主流成分，按说这种性格在文革初期那种机迂环境中是最容易鼓动人去出风头的。但我的性格还有另一面——凡事必有主见，必得钻透，绝不随波逐流，自己要对自己负责。文革爆发初期，我一下子落伍了，沉入艰难的思考中。而文革这种大风浪运动，变化急遽，前面的问题还没想透，后面的问题已压过去了，使我总是处于紧追形势状态，自由度极低，是一种学游泳的状态。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如果不想沽名钓誉，就不会有华众取宠的行动。一个人的性格是多方面的，在一定的环境氛围下，往往只有某些方面，甚至某一方面得以充分地展示发挥作用，并不是所有方面都同时展现发挥影响。在文革前学雷锋做好事那种环境中，英雄主义得到充分展现的用武之地，那时“只要有我在，就要唱主角”成为主要表现方面。而文革中，钻牛角尖的性格压倒其他各方面。因此总显得右倾跟不上形势，难于成为浪尖人物。所以在那个时期，我没有什么建树，也没有闯下什么祸。
到七十年代初，我阅读了雨果的名著《九三年》。书中写到法国大革命时期风云人物连续递次走上断头台。法国大革命初期有三位风流人物：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他们将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但不久他们之间发生政见分岐。丹东被吉伦特派人剌死，不久，罗伯思庇尔又将马拉送上断头台；不久，罗伯思庇尔也被右派送上断头台。大革命中的左派领袖就这样相继流星一样陨落，昙花一现。而左派都陨落之后，紧接着是王朝复辟。在这方面，文化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非常相象。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苏联，列宁逝世前曾告诫接班的主要领导人们，不要出现法国大革命左派互相残杀的悲剧。但列宁逝世后，悲剧还是重演了。先是把季诺稚也夫、加米湟夫打倒，接着打倒托洛茨基，然后是打倒布哈林，最后斯大林死后也被打倒搬尸焚尸，而登上舞台的明星是搞右倾复辟的赫鲁晓夫。
大革命风云人物的命运是很难自我把握的，就因为革命太深刻了，它把自已逼到极端的地步，将许多本身是革命的事情也被斥之为右倾、改良。它将土层挖得越深，沉下来的散土也就越多，最后将左派自己也埋葬了。——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命运。

（五）上当后的反思。
就在“倒许”狂潮风风火火烧得正旺的时候，突然传来惊天动地的消息，毛主席派江青乘专机到南京接许世友进京汇报江苏地区文革情况。当时风传“倒许”风潮最激烈时，许世友隐藏在紫金山内的战备工事中注视文革和战备情况。还传说毛主席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反军社论论是“大毒草”。（有的传说毛主席的批评是“毁我长城。”）我们兵团头头还传达了中央首长的讲话（好象是康生的讲话）：“毛主席说，许世友没有反对过我。”整个“倒许”火线倾刻瓦解，“倒许”指挥部和成百个“倒许”联络站连夜风卷残云一样作鸟兽散无影无踪了。我们这一派广大群众发现自己上了大当受了大骗，个个跌脚痛悔不迭。我和班长褚骥江及战友们都为上当受骗而深感气愤，有一种强烈的被愚弄感。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片败叶，最大的一节枯枝。有个星期天，我们几个战友到南京城西的莫愁湖公园散心。当年这个公园设施很简单，湖中有个心小岛叫白鹭洲，孤孤零零，洲中间只有一具小亭子。那天阴天气闷，和我们的心情一样抑郁不佳。我随口吟出：“白鹭洲上无白鹭，莫愁湖水不解愁。”大家听后都长叹一声。恰好骥江的老母亲来了一封信，说身体不好，要他回家看看。我俩和本派群众一样，普遍产生厌倦情绪。骥江邀我和他一起回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去逍遥一阵深思一下问题，我欣然随往。
骥江的家乡在江苏省靖江农村。我们从镇江乘客轮渡长江去对面杨州。在客轮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江北的金山寺，这就是神话故事《白蛇传》中白娘子与小青大战法海水漫金山的地方，而杨州是清兵入关初期屠城三日的地方。骥江的家在沿长江北岸的农村，虽是江北，却是江南水色。他的母亲慈祥和蔼，身体稍有不适并不重，主要是听说南京武斗很激烈，担心儿子出事，叫回家来看看好放心。骥江有个妹妹，还有个婶母和堂弟、堂妹。全家人对我的到未象欢远方亲戚一样亲热，他家后院有块竹林，还有个小水坑，里面长满菱角。我们一起捞菱角，母亲煮好了给我们吃。我还是头一次吃菱角米，感到格外新鲜。
我和骥江推心置腹讨论对文革的感想和对运动的分析，也总结自己自文革开始以来的思想变化。从文革一开始，我们都有在主观上极力希望成为运动的积极战士，但实际上一起步便跌入保守落后状态，虽然大串联使思想上解脱了束缚，但仍处于被动状态，不能对运动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对自己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状态很不满意，觉得很窝囊。骥江说，我们现在还处于必然王国之中，远未进入自由王国。我们人微言轻，又不想出风头哗众取宠，看来不会有何建树了，我们对运动进行了反复分析，总觉得有股力量在暗中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扭着，与毛主席的部署不一致。本该大联合，三结合，尽快成立革委会，稳定局势，但却陷入派性斗争，争权夺势，反军乱军，这样下去文革何时才能胜利结束？原来毛主席布署一年发动，二年战斗，三年胜利收尾，能否如期实现？（现在回过头来看，六七年夏季之乱，正是决战时期，激战混乱是正常现象。倒是我们对当时的阶级斗争、文革理解不深，不懂得大革命中必然要经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规律。）我们在分析中触及到《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问题，对陈伯达有所不满，对他是否准确把握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产生怀疑。我们为这次“倒许” 风潮中上当受骗痛心疾着，痛定思痛更觉教训深刻。我们分析运动进入深化阶段，各种政治力量都登上舞台进行较，左右风向变化迅速，连中央文革左派也发生了分化。作为普通战士，我们必须密切注视风向变化，防止走极端再次上当。我们认为自已能对文革有所贡献的事情主要是促进大联合方面，决定回院落后加强这方面的主动性工作。我们最后确定仍然要保持“中间偏左”的态度，吸收这次前冲过锰的教训，保持中速学游泳。这样态度我们一直保持到六八底大学毕业。
我在骥江家住了一个星期，调整了心态后返回学院。我在常州沿江岸口登岸，但不敢进常州市内去乘火车。因为常州两派武斗还很激烈，我又不了解睛况，弄不好被对立面抓住就要吃若头了。那个年代，对外地人首先问你是哪派的，是自己这一派的热情招持，对对立面的就要给颜色看。那时说“形势一派大好”，是说“我们这一派形势大好，那一派形势不好”，是“风景这边独好”的意思。所以，我决定步行到镇江去上火车。我从下午四时开始步行，沿一条公路去，到天黑以后，便迷了方向。本应该向东南方向走，却走向了西北方向，天亮一问，到了一个叫魏村的地方，离镇江更远了。（后来回院后我找来到地图册一看，原来我夜问走的公路是条弯路，扭向西北方向了，走了一夜冤枉路。）一夜滴水未进，饿得不得了，赶紧买了两个包子吃。我的右脚大拇指上磨了一个大血泡，右脚前掌被石子硌得生疼，回院后长出个鸡眼，只好到卫生所作手术住院，这是我一生至今唯一一次住医院。在魏村看到一辆大汽车，打问他们是去镇江的，正好他们也是“好派的”。我求他们带我去镇江，他们欣然应允，这就是派性的好处。

第九月 传达毛主席讲话廓清迷雾，
回学院后不久，就传达了毛主席七、八、九月间巡视大江南北时的讲话。毛主席的讲话，廓清了迷雾，拨正了文革大方向，指明当前主要任务是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设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就要实现大联合。”看来，我和骥江及战友们自夺权以来积极主张扩大联合的思想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们为此而高兴。毛主席的讲话，使我们摘掉了“康老右”、“折衷主义”、“机会主义”的帽子。毛主席还说：“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这对我的触动很大，一面告诫自己要谨慎，一面思考我与头头的几次争论。（但是头头们并没有听从毛主席的告诫，他们多数仍“唯我独革”、“老子天下第一”，直至到六八年中又犯了大错误——对抗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教育领域。）

六七年九月底，我和骥江、小卜、小蔡等战友串联了本兵团内部的一部教员、学生，组建成立了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革命到底串联会（简称革串会），宗旨是促进革命大联合，促进建立院革命要员会。大家推举我当革串会负责人。我们的人员都是基层群众，都是文革前比较积极的党团员、教员和学员，还有院印刷厂工人，既不是运动初期的造反派，也不是保皇派，而是被人们称为“稳健派”的人们。我们这些人的特点是，偏重于思考，而不追求激烈的行动。我们的人教不多，最多时也只有二百来人。但影响力很大，因为我们兵团内部和八一兵团内部的绝大多数群众都是这一种思想，我们代表了他们的心愿。我们兵团的头头对“革串会”持有介意，不太欢迎，对立面八一兵团倒是很支持。两派群众有很多人来祝贺，支持。当时南京已有第三大派——促进联合派（促联派），有人建议我们从兵团中拉出来，成立学院的第三派，与市内促联派挂钩。我们经过讨论，否决了这个建议。因为拉出去另建一派，与我们的宗旨正好相反，不是有利于联合，反而是又多了山头，不利于大联合了。如果在兵团内部更有利于斗争和争取群众，促进联合。建议我们杀出去另建一派的人们的意思是，成为独立一派，将来建立革委会时会占有三分之一名额，至少可以占一个院革委会副立任席位。这与我和骥江的立意恰恰相反，格格不入。我们没有一点当官的思想，我们计议，一旦大联合成功，我们就功成身退，激流勇退，不争席位。
当时学院两派的主要分岐是对院党委、院领导人是不是走资派的问题，但双方光打咀仗没有可靠材料。我们革串会决定从社会调查入手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组成几个调查组，对院、系主要领导人的过去工作、思想及历史问题进行广泛调查。这项工作繁杂而又费力，到处跑，求人家帮助提供材料。革串会存在期间，我们没有搞什么大字报。外出调查的差旅费也是教员们自己先垫负，当时我们设有财权，兵团不给一分钱。在革串会工作期间，对我的锻炼很有好处，它其实是我后来在九十年代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共革）的一次预演。
革串会是我们“中间偏左”政策的具体实施。所谓“中间偏左”，不是指在两条路线中间搞调合，而是指在运动的状态中取中间而偏于激进方面的态度。后来我们总结发现，这种“中间偏左”的态度恰恰是正确的路线政策。比如在联合问题上，反对联合的是右，而主张拉出去另立一派则是极左的态度。我们采取在本兵团内部持反对派态度促进联合的做法，恰恰是符合毛主席号召的唯一正确的做法。
“中间偏左”的态度，是指对当前整个社会运动状态总体分析的结果，而不是说无产阶做的根本政策策略是“中间偏左”的。无产阶级就其阶做地位来说，它必然是社会革命的左派、激进派，反对保守右倾，当然也反对极左。无产阶级制定政策策略唯一的出发点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是当前利盖与长远利益的正确的结合，这是无产阶级唯一正确的原则政策，它不为社会运动中的各种倾向所左右。正是以无产阶级原则政策为界，才划分社会的右和极左的，而不是在社会左、右倾向中故意选择“中间偏左”。但是，社会运动中各个阶级、派别都必然表现自己的倾向，这就必有左中右，——这是指客观存在的左中右，而不是人们与论战中的互相评论对方的“左中右”，也不以各种人自己口头上的自称的“左中右”为准。比如，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极右占统冶地位的时期，往往被斥为极左、过激、极端，而将右倾保守路线认为是正确路线。所以，我们说的“中间偏左”，是指对整个社会运动各种倾向总体客现分析基础上的结果。实际上，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政策、策略，在整个社会倾向状态中恰恰处于“中间偏左”的状态。但是，人们自认为的“中间偏左”是否就是社会状态中那种“中间偏左”呢，恰恰是必须认真分析的，正象自认为是左派，并不一定就是左派一样。在极左思潮风行的时期，正确路线则被认为是右倾保守。所以，反倾向斗争是很不易把握的。

第十节，十月沉思
怀疑权威决定弃科从政从此踏上通向地狱的道路。
六七年十月底，我开始构思撰写《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对自己出生以来二十三年人生进行总结，副题为“为了前进而作的自我清洗”。到六七年底写出初稿，到六九年底定稿，中间经过大学后期、参加工作和九大会议，而到不久后的七0年初“打反”运动中便被打成“反革命”。
本来自初中二年级到文革初期，我一直写日记，七年中薄薄厚厚共二十五本，不下七十万字。但文革一开始，六六年六月四日，我院第一张大字报便炮轰到我，我陷入保守落后状态。我对自已非常恼火，平时学了那么多毛著，写了那么多心得体会，但运动一来却为什么落后呛水呢？我审查了全部日记，发现多是流水帐，没有多少思想价值，认为与阶级斗争实际脱离太远。一气之下，全部付之一炬——我自已摘了一场“焚书运动”。以示从此与记流水帐式的日记绝裂，从此不再记日记。但是后来对烧毁日记非常后悔，即使没有思想价值，但终究是当时当事的思想记录呀。放弃记日记方式后，我改为每过一段时间写一篇总结的方式，这篇《学游泳》就是第一篇。
动笔之初，我便拟议要写出对陈伯达的怀疑，决定以暗喻方式不公开点名。刚启笔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加深了我对陈伯达的怀疑。六七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第二版整版发表了署名杨成武的大块文章——《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绝对权威 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洋洋洒洒上万言。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全国各地酝酿在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举办庆祝毛主席诞辰大活动。湖南省革委会向中央呈递报告，准备在毛主席诞辰之日开通株州至韶山的火车，搞毛主席塑像揭幕典礼，向中央呈递请示报告，报告中有“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毛主席对该告做了严厉批评，批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提法不妥，这对我的触动很大。当时，宣传战线主帅是陈伯达，同时主管《红旗》杂志和《人民是报》。在《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之后，又出现“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错误，使我对陈伯达个理论权威产生了严重怀疑。虽然文章署名是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但陈伯达是把关的，这样大版文章是必须由他批准才能发表的，他是难辞其咎的。六八年春发生“杨、余、付”事件时，说杨成武是野心家，陈伯达为发表杨的文章做自我批评，承认设有把住关，但我对他的怀疑反而更深了。后来六八年底大学毕业分配到石家庄市，又知道了他对河北省群众组织支一派压一派，将一派群众组织定为“极左组织”、“反动组织”，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反动表态”。当时，我认定陈伯达是继刘邓之后的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黑司令。于是，我在修改《学泳游》总结初稿时，使用“井惕杨成武式”、“大树特树”式的野心家的提法，暗喻陈伯达。这篇总结五万字，就是现在这部《人生足足迹白皮书》的前几篇提纲。在这篇总结中，我认识到英雄主义是我精神、性格中的主流成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篇总结中充满书生稚气，有大量辞藻堆砌，不少议论不妥，但独立思考问题的主旨已很明确。

（在写这篇总结的时代，我对林彪是非常崇拜的。“大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本来是林彪《五、一八讲话》中最早提出来的。“大树特权绝对权威”则是后来一位解放军英雄战士刘英俊提出来的。作为哲学思想体系，这两种提法都有是错误的，而且那位战士的提法也是受林彪提法的影响。所以，毛主席批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也是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批评，而不仅仅是对陈伯达、杨武文章的批评。但当时我却没有往林彪那方面想，而是认为陈伯达、杨成武的提法是否曲了林彪的思想。这就是前面几次说的从正面理解、从好的方面去理解的思想方法。将明明是错误的东西从正面、从好心方面给歪曲成正确的东西，自已说服自已。我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对“带枪刘邓路线”被删去的理解。这就是“以人定论”，仍然是一种奴隶主义， 是一种精神奴隶现象。批评林彪思想的表现形式的人物（陈伯达、杨成武），却为提出这种错误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林彪）辩护，这种思想方法是一种认识真理的中间过程。破除迷信和奴隶主义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多数人都有很长的路程步步提升，只有极少数人一步登天，如石仁祥一眼就看穿林彪了，多数人往往在真理道路的某个平台上滞留很长时间。我能引以自豪的是，在当时绝大多数人迷信陈伯达的时候，我已开始怀疑陈伯达了，我比许多人在认识上早了半步。我们发现，在一切时代中，“以人定论”都是当时代人们的主要精神状态，在当今时代也不例外。所以超越时代半步者往往是悲剧命运。
这篇不无稚嫩的《学游泳》总结的最大意义是改变了我的人生具体目标的定向。在文革前，我立志要做我军一名火药专家，为研制我军新型火药、火箭而奋斗，当然这也是纳入“反修防修”这个总纲的。但经过文革的疾风暴雨，反复思考苏联变修复辟的悲剧和我党斗争，我认为政治上的反修防修更为重要得多。我认定“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在社会斗争中就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我还看到，掌握一门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只要肯下功夫，有五一十年就都可攻克，但政治斗争本领则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磨练，甚至要终生奋斗。“两利相权取其重”，“两技相较择其难”。我决意取重择难，选择艰险的政治斗争之途，弃科从政——放弃当工程师专家的目标，钻研政治问题，充当一名防修反复辟的战士。所以在六八年初复课闹革命后，我基本上没有去上专业课，而是以革串会工作为主，进行社会调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工厂，虽然被定为技术员，搞管理工作，但思想的主课是学政治理论，钻研政治问题。六九年——七四年烧蒸汽锅炉时，操作台上也摆着马、列、毛著作。因为，在八十年代初我对评定技术职称并不要意，至今仍是助理工程师职称，恐怕到老也就一“助”到底了。我的战友们现在都是高工、教授了，与他们相比我是名落孙山了。但我对这次人生目标转向终生无悔。
之所以出现这次人生目标转向，与我的性格很有关系。文革前，我在习上、业务上，包括下连当兵，可以说样样都是“尖子”，凡是我涉及到的学科都没有难倒我的。高中毕业填写报考志愿时，各科任课老师都希望我报他们教的那一科。但文革一上来，就落伍呛水打了败仗，“乱军”风潮中“又中他人一计“（京剧《辟英会》中曹操语”）。我对此非常生气，又不甘心服输，难道你这门政治就这么难吗？在什么地方跌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来，我非钻透你这门政治不可。这是我一生中性格对命运起决定作用的最重要的一次。当年，许多在运动初期呛了水的人都认为政治不是好玩的，从此远离政治漩涡，洁身自保，所谓“逍遥”是也。而且后来许多“逍遥派”竟然以当年远离运动逍遥为功劳，说是消极抵制文革极左，某大师甚至以没有积极参加文革而作为选择接班人的条件标准。当一切黑白美丑都被颠倒了的的时候，黑白美丑颠倒也就被视为正常的了。七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更坚定我了钻研理论、路线问题的念头。在这里，我们又探究到命运与环境、机迂、性格的关系问题。就如我的许多战友，在文革中的思想状况经历基本相同，但他们大多数都弃政从科从仕，可谓智识时务，而且都不无造就，而只有我一个人扭住政治不放。当大学毕业多年后再次见面或通信通话时，许多朋友对我的执拗都惊诧不已地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搞这个？”朋友们的话使我心痛不已。我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撞南墙也不回头，如果有墙阻挡了我前进之路，我要用头头颅撞倒它，宁可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也绝不绕道躲开。——直撞南墙，拗着不放，这就是我童贞的执著与童稚的执著共同酿造的性格特色，我为它所苦，也为它所幸。性格者，人也；性格者，命运也。
在写这篇总结的第一稿时，我已估计到，一旦我确定了这样人生目标取向，而且第一个攻击目标就定位在陈伯达身上，那就早晚有一天会被打成“反革命”，甚至成为政治祭坛上的祭品牺牲。我知道我从此便踏上了通向地狱的道路，但是我清晰地认识到政治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我个人的至关重要性，我甘愿充当这付十字架的背负者，甘当下地狱者（拆地狱者）。
佛说：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这篇总结以王翰锋署名。文革开始砸“四旧”时，兴起名字革命化之风。过去许多人的名字确实有封资修色彩，如“喜财”、“奔财”、“成龙”，“云凤”，“光美”、“光英”等。于是大家一哄而起革自己名字的命，改成带有革命色彩的名字。我当时认为自己的名字——土吉，充满封建色彩，再加上姓“王”字，“王——土——吉”，充满庸俗气。想了想，改叫王翰锋，意即学习继承夏明翰烈士和雷锋。学习夏明翰的精神，“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我后来人。”学习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的精神。但后来并没有公开化，因为改名字要许多手续。但在以后的人生中，这个名字确实经常激励着我。不能否认革命色彩强烈的名字，对人生是有促进作用的。但建共革时，我又决定化名毛继东，以明示志向。待出看守所后，我决意正式改名为毛继东。

树上的傻鸟

我看了片断,很是精彩,三个脚印说这是作者的生命,我想也是!!!!!!!!!!

树上的傻鸟

今天在这个自传耗了一天,一直想要找一本关于中国解放后的50607080年代的书籍,但谁都知道,这样的书并不好找,不知道这一本算不算,呵呵.

愿读完此传,然后能得到毛先生的指教!

毛继东

第十一节 登上毛主席视察过的舰艇。



好友蔡维清的哥哥当时在海军部队服役，所在舰艇是毛主席在五三年二月视察的舰艇。五三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毛主席视察了东海舰队。这两艘舰艇“洛阳号”和“长江号”，就以视察日期为舰号：53220和53222。当年，毛主席从武汉登舰顺长江而下视察。每年这个日期，这两艘舰艇都进行一次纪念旅行。六八年二月二十日，这两艘舰到达南京港，小蔡约我一起去看望他哥哥，连参观舰艇。我当然高兴地不得了，欣然随往。这是两艘炮艇，与现在的大舰艇相比简直象玩具了，但在当年却是我海军的创始舰。毛主席头两天在第一艘上住寝，第三天在第二艘上住寝。我和小蔡在他哥哥的带领下登上53200舰，来到毛主席当年住寝的卧室参观，然后参观舰艇会议室。就是在这个小小的会议室里，毛主席挥毫写下条幅：“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当年毛主席用过的毛笔、砚台仍整齐地摆在桌子上。毛主席写的条幅故大照片挂在壁上，（原件已由军事博物馆收存）。壁上还有毛主席与全舰官兵的合影照，当时陪毛主席视察的是罗瑞卿。我站在毛主席当年挥毫书写条幅时站的地方，抚摸桌面，心中感慨油升：“这就是我们强大的人民海军的创始舰啊，仅仅十五年，我们就有了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站在毛主席站过的地方，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振奋感。



第十二节 欢庆之中思追寇。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一九六八年文革向胜利阶段发展，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连续成立。但就在六八年初，又发生了“杨、余、付”事件，杨是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余是余立金，空军司令员，付是付崇碧，北京军区令员。当时中央将此事件定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仍坚持这种定性，林彪爆炸后为“杨余付事件”和“二月逆流”一起平反。文革中就有翻案风，文革被否定后，这股风更严重，就是“因人论事”，某人一倒，或某人平反，与他有关的一切事的性质都象烙大饼一样翻个个儿。这种政治风气，使老百姓对政治产生厌恶感、远距离感。那些还愿意思考政治的人，不得不对史实和各种不一的评价进行自己独立的分析（包括对毛主席的决策和论断），从而得出自己的判断。

当时，中央委托张春桥、姚文元过问江苏省暨南京市文革。江苏省革委会主任正是我们这一派打而没有打倒的许世友。十九年前的四月二十日，是百万大军打过长江解放南京的日子，十九年后又是一次“翻天慨而慷。”三月二十二日成立省市革委会那一天，我们班没有派去参加大会。我和战友们相约去登紫金山，从浓密的松林中我们登上紫金山顶，山顶处就是闻名于世的紫金山天文台。我们在山顶上向鼓楼大会会场遥望，隐约可见红旗招展，欢呼声可闻。再问更远处望去，北方远处长江如一条玉龙东去，正在建设中的南京长江大桥就象一条铁链索在玉龙的腰上。

有的战友提出，各地革委会相继成立，文革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以后还会不会有反复？这引起我的深思，回学院后，我思绪未尽。因那时已对陈伯达产生怀疑，认为今后斗争不会轻松的，便写了一首随感诗。



铁链索玉龙，

红旗围钟山。

人民江山好，

谨防穷寇反。



第十三节 风暴过后阅沧桑

六八年之夏也是多事之夏，各地武斗仍不止，中央连续发了“七、三”、“七、二四”布告。在大学校园里也仍是派性争斗不休，尤其是北京几位学生领袖狂妄地要想操纵全国运动。最典型的是清华大学，两派真枪实弹武斗不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祥地，现在却成了严重阻碍文革胜利发展的地方。七月二十七日，解放军和工人宣传队手持毛主席语录本进驻清华大学宣传制止武斗，竟遭枪击，伤亡多人。这些头头以“我们自已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为理由拒绝解放军和工人宣传队入校。七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周总理、林彪、中央文革召见蒯大富等五位学生领袖。毛主席严厉批评他们，要他们立即停止武斗。毛主席公开支持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将外国朋友赠送的芒果送给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四人帮粉碎后那位风流人物清华大学的头头蒯大富也被刑十年。）紧接着姚文元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批判“多中心论”。

全国各地院校也进驻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当时称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院宣传队进驻后立即进行大联合和革委会筹建工作。但对干部的情况了解不多，这时我们革串会将调查材料交给宣传队，为三结全做了贡献，受到表扬，功夫总算不负苦心人。

宣传队进驻学院后开始清查坏头头，我们兵团那位主要头头因“倒许”中的错误被宣布为坏头头，送去送押。我为调查“乱军”问题找他了解情况，他懊悔地承认了“功臣祸首”问题，我们二人都很感叹。送他去关押那天，我被派去随汽车送他，心中很不是滋味。全市坏头头集中关押地点是原蒋介石总统府，蒋介石就是在这个地方发布围剿红军、发动内战的命令，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下野”逃往台湾。我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占领了总统府。陈毅就坐在蒋介石的座椅上向毛主席报喜，毛主席向陈毅朗诵了著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胜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文革前，这里是省政协办公地点。文革初期是红兵司令部，现在又成了坏头头关押的地方。这个地方可发说是阅尽人间沧桑。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站在院内草坪上，环视了院内红漆涂刷的大门、走廊、窗格，不禁感慨油升，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呀！



在院系革委会成立前，对我兵团的头头们要进行审查。我们革串会当时很受宣传队器重，许多调查任务交给我们。我各骥江申请外出调查，一是为同时了解外地运动情况，二是院系成立时我们革串会有一些名额，我与骥江决定避开这个权力圈，实行一年前“功成身退”的计议。我们当时清楚自己的本领还不足以应付权力圈内的事务。我们到北京、宣化等院校调查。宣化炮兵学院是我院的兄弟院校。在宣化炮兵学院食堂吃饭时，每次都看到一位身体壮健的被撕去领章帽微的军人向毛主席画像深深三鞠躬，然后大声说：“坏头头×××向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请罪！”他象个教员的样子，我看到他满脸的沮丧神情，眼中噙着悔恨的泪花。他走向炊事员领饭，然后在我们饭桌对面坐下埋着头不敢看人地吃饭。炊事员说他是炮院的坏头头，我凄然地产生一种替他们惋惜之情。我心中说：“他们是不是也热爱毛主席、党中央呀？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说句实心话，我对这些在运动初期曾勇敢冲杀的造反派头头们，总不忍心看到他们最后落到这样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