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转《通向地狱的道路——人生足迹白皮书》（连载）

毛继东

十 朦胧的拟初恋
对于性情活泼的人，追溯他（她）的初恋，往往要追溯到他们孩时代的“过家家”游戏——娶媳妇上。小时候，我们小朋友常常玩“过家家”——娶媳妇迎亲拜堂的游戏。一个女孩子当新娘，一个男孩当新郎，其它小朋友做宾相亲友，用两支手捂成喇叭状吹吹打打接新娘拜天地。当时，我们村有个漂亮的小姑娘是公认的新娘，而新郎却要竞争。有时论新娘自己选新郎，我是常胜者。有时男孩们要“决斗”，就是用“锛、铰、裹”的手式比输赢，谁赢了才有资格当新郎。这种纯粹模仿式的婚礼游戏中，已含有幼稚的朦胧的男女异性的爱悦之情。
到了小学高小时代，我们班曾有乱点鸳鸯谱的趣事。淘气的宝发就将一个叫宝珍的女同学点给我。不过那纯粹是玩笑，是男同学内部的乱点，不敢向女同学公开的。那时我们是十三、四岁的男女孩，之间已有避讳意识，恰恰是男不找女、女不找男短暂的异性排斥期。

大约在初中二年级下半期的时候，由于我是学习委员，广泛接解女同学，又因活泼随和、学习优秀，女同学对我都有好感。我曾给许多女同学辅导功课，我能给他们出考题，而且常常押准考题，这一招在女同学中简直成了神童，我心里也有得意的满足感。不久，在众多的女同学中，便有两名在感情上更为亲密，脱颖而出。一个是同班同桌的小芬，她后来接替我当学习委员。在高小时，我们不在一个班，我在六·四班，她在六·一班。有一次我从她们教室门外经过，她们班的学生都到操场去玩耍，只有她一个人留在教室里做作业。她两支小辫垂垂着，安稳得象一只静卧的小白鹅。我已走过了她们的教室门口，却心灵上象有一种感应一样，又退回来了，静静地凝视她好一会儿，留下很深的印象，但在高小期间并未接触过。初中时我们一个班，初三时又是同桌，内心中产生一种明显的爱悦情愫，双方心照不宣却又从未明白地表达过。这种情愫是从眼神和语气上显示出来的，许多感情的交流是从眼神上一闪便明白了。她长得白皙文静典雅内向，不善言辞，却感情细腻。她接替我当学习委员，我是心甘情愿的，而且悄悄帮助她。后来有一个男生有意识接近她，我不知怎地从心眼里不高兴，妒意悠生，还故意不理她，可是没几天又和好如初了。另一个女同学叫小玉，是另一个班的。她生就一副男孩子性，调皮活泼，比一般的小子还淘，居然留个男孩分头，黑黝黝的皮肤，性格外向，像燃烧的火苗一样好动，她也聪明好学。这两个女孩在肤色、性情、仪态、感情表达方式上迥然而异，一个是“白雪公主”，一个是“灰姑娘”，一个是“白天鹅”，一个是“黑天鹅”，从两个方向同时占据了我的心。当时，她俩和我都是那位王老师的得意门生，这也是我们之间格外友好的客观因素。在初中这个阶段，男女孩之间是否有爱慕之意，最有意思的标志是在开玩笑的方式上。没有爱慕之意的，常常无忌地随便开玩笑，而有爱慕之意的，却很少开玩笑，即使开玩笑也是贬抑自己而褒扬对方。
这两个女孩在我的感情天平上是平等的等质等量的。无法分出高低轻重来，这种情愫一直维持了几十年，直至今日此时，但就当时的感情实质层次而言，我们之间的感情并不是初恋，更不是热恋，在那个时代是不允许男女学生之间谈情说爱的，而且学生们在心理上也明确视在读书期间谈恋爱于不屑。我和小芬、小玉之间在感情上确实亲密到心心相印不言自明的程度，但谁也没有去想象“恋爱”二字。虽有花前月下，但无缠绵悱恻，虽有含情脉脉，却无情书爱诗。我们之间感情交流的主要渠道是在一起做作业、解难题和共同完成老师交给的工作。小芬虽是同桌近在咫尺，肘间常常相触，与小玉虽多次同凳而坐近在摩肩，却无任何非分过格之念。感情亲密却又是那么自然随合，最形象的比喻可以说就像菜肴中加进的是味精盐粒而不是辣椒粉。这不是我们清高、孤芳自赏，而是那个时代少男少女之间的普遍感情层次，其实也是所有时代（当然包括当代）的少男少女之间真实的感情层次。（我们都那时都是十六、七岁，情窦刚刚初开的豆蔻年华。）

初恋，也是恋爱，也是爱情。而什么是爱情呢？爱情，并不仅仅是男女异性之间的相互爱慕之情，更主要是相互之间在感情上的无代价的奉献与赠与，是心甘情愿的牺牲。那么回视初中时代我与这两个女孩子之间的情愫是一种什么程度呢？自然，双方之间不乏浓浓的爱悦之情，但占上风的绝不是赠与和奉献，毋宁说恰恰是一种占有欲——占有对方感情。好象有一种对方的感情理所当然地就是属于我的（这里的“我”是泛指一切少男少女），虽然双方之间往往是互相情愿让对方占有自己的感情，但与无代价的赠予与奉献相去基远，还主要偏于单方面的索取，这是双方都单方面的占有欲望，由于有占有欲，随之而来的是排它性，独占性，忌妒性。这比占有欲就有更强烈的色彩了，但仍不是爱情。占有欲和排它性它们只是通向爱情门坎不可缺少的两块铺垫石。在这个的阶段和程度上的少男少女之情谊，只能说是友爱、爱悦、爱慕，而不是爱情，也不是初恋。因为这时双方谁也没有考虑无私的奉献自己，虽然某些少男少女之间也有山盟海誓，但真正的牺牲心理并未做好准备。虽然如果发生危险事情，会为对方而牺牲，但这与感情牺牲不是一回事。爱情必须也必然要以爱慕为基础，但有爱慕之意并不一定就是爱情，它可以是挚诚炽烈的友情。血液必然是红色的，但红色并不一不定就是血液。少男少女们这时的感情只是一种拟初恋，所谓的拟初恋，是说与恋爱（初恋）很相似，相似到以致于连当事人都认为自己是在恋爱、热恋，而实质上并不是真正的初恋（恋爱），其中仍然含有很大程度的模拟的“游戏”成分--——虽然双方都是认真的真挚的，只有当占有欲和妒忌感情消失的时候，才真正进入初恋。如果细观之，被认为是初恋的少男少女（特别是初中学生）之间的感情，十之七八并不是初恋而是这种拟初恋。

后来，许多同学都断称我与这两个女孩之间的感情是初恋，而且是“三角恋”，但我执意否认。我尊重自己的感情，更珍惜自己的友谊，但我不能拔高那时的感情层次。但是就我自己感受来说，这种拟初恋比真正的初恋（恋爱）更有温情和精神意蕴，使人更珍爱它。朦胧的美是最诱人的，朦胧的拟初恋是最神往的。正是由于与这两个女同学之间的友情是无法区分高低瑕瑜，无法取舍，最终使我同时失去了从她俩任何一方都可能、都可以得到的爱情。---这要到后面再细说了。许多人（少男少女们）将踏上占有欲和忌妒心情绪两块砖石就认为是初恋，从而不能把握自己的感情，误解了自己的感情层次，发出山盟海誓，而多数是最终不果而散。爱情是自然成熟的浆果，而不是刻意酿制的甜食。爱情的大门是半开半掩的，当你硬往里挤时，它会紧闭起拒你于门外；而当你真的得到它时，你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为你敞开大门的。

我所以提出拟初恋这个概念，这个感情层次，不仅仅是为了再次理清自己当年的感情层次，更主要是有感于当代现实社会现象。当代学生中早恋现象相当普通，而且向低龄化发展，甚至发生许多令人悲哀的事情（如早孕和双双殉情自杀），大有早恋淹没学校的危险之势，已经引起社会、学校、家长和学生们的恐慌。其实，就我观之，这种早恋仍然多数是拟初恋现象。人们（大人们与少男少女们）将单纯的感情占有欲与稚嫩的嫉妒心冒充（误解、夸张，放大，吹胀）为初恋的爱情。如果要说假冒伪劣，没有比初恋问题更严重的了。这种泛滥的爱的呓语（臆语），不仅比真正的初恋的层次低，比真正的拟初恋也低很多，是将一种放大型的小孩“过家家”游戏却按照成人的方式进行认识，因此产生许多悲剧。造成这种爱的呓语（臆语）大泛滥的罪魁祸首是将严肃的爱情庸俗化、广告化、廉价化的文学作品及音像作品，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意识的堕落低迷。“我爱你”——这句人类感情最郑重最圣洁的语言，却象白色污染的塑料布碎片满天飞扬而令人作呕欲吐，被廉价地大拍卖、批发给少男少女们，亵渎了他们本来很纯真也很自然的亲密友情关系，将孩子们驱赶到（引诱到）早恋的游戏舞台上去。每个过来人其实在自己青少年时期都曾有过去这种朦胧的拟初恋，而在当代却被漫画化地渲染了。我大声疾呼：“坚决废止所有拍卖爱情也拍卖感情（不无悔淫之嫌）的文学作品和音像制品，同时通达地理解少男少女们之间的友谊交往，不要将‘初恋’这个可怕的阴影硬附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轻松地从容地处理自己的友情吧。对于真挚的少男少女们（特别是初中生们），做为一个过来人，我诚挚地希望你们珍重自己的感情，珍重自己的友情，不要将美丽的拟初恋（纯真的友情），甚至不到拟初恋的‘过家家’游戏盲目地当做初恋的梦语，而误导了自己的真实感情，更不要庸俗地处理自己的感情，像那些庸俗的作者、编剧所穷造谣出来的故事一样。我告诉你们一个秘方：你们只要如实地将对方当做朋友，就一切很自然很从容了。就这么简单，不要将自己搞得太紧张了，不要去胡思乱想。许多少男少女（特别是中学生）之间亲密交往的拟初恋被误认为是初恋（早恋），其实多数只是少男少女之感情上的占有欲的友情，被夸张为拟初恋，这对社会、学校、家庭，对少男少女们都是没有益处的。

那么，怎样准确区分拟初恋与初恋呢？这种感情上的层次是无法标定界线的，关键是当事人自己的感受。但大致可以说，只是爱慕异性而并没有准备为其而无限奉献和牺牲的，就只能属于拟初恋程度，甚至已有了朦胧的性冲动意念也仍属于拟初恋。友情与爱情之间没有严格界线，但终究在层次上是不同的，从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到十八相送梁祝誓婚，到齐眉举岸、相敬如宾，世界上的爱情经历是千差万别的，任何两个人的爱情经历都是各不相同的。所以爱情故事永远延绵不绝，所以，穷造谣之类的作家可以编出万千爱情故事去骗人，而人们却又都津津有味地品味，品味这些精制的和粗制的感情调味品。
任何人都没有亵渎他人感情的权利。
还给少男少女们一个纯洁宽松的感情世界吧！

初中时代小结：
初中时代，豆蔻年华，花季时节，正是世界观起步的年代，也是情窦初开的时节。我已开始思考社会和人生，幸运的是在我的那个时代，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直接将我引上了革命使命的大道。更幸运的是我在朦胧中叩启了拟初恋的门扉，撷捧出两朵初绽的花蕾。

女眉女夭

问好楼主．

毛继东

第 五 章 高中时代的跌宕（破解爱情观）

题记：
性爱的实质意义是向异性显示自己的社会存在价值并得以证实。
--引自本白皮书本章

一 差一点辍学
六一年那一届，我所在的梅厂中学初三两个班共有八名学生考上高中，其中只有两名女同学，她们恰好是我的两名女友——小芬和小玉。分班时，我和小玉分在一·一班，小芬分到一·二班，与初中时正好对调。高中要到离家二十五里外的县城杨村中学去念，因此我们都住校集体食宿。
那时已是困难时期的末期，但也是最困难的时期。对我们学生来说，已不是粮食问题，那时学生定量是每天八两，每月二十四斤，由学校统一购买做饭。主要困难是伙食——饭费和菜钱，每月最少需要五元钱，饭菜各半。我将菜钱压缩到每月不超过两元钱，早晨一分钱咸菜，可以吃早晚两顿，中午五分钱菜，是价格最便宜的菜，没有五分钱的菜，我就买一角的半份菜。后来，妈妈想了一个办法，她用泡胀的黄豆做成咸菜，再加上些胡萝卜丁，又好吃又能存放。妈妈用一个两升大小的陶瓷罐装菜，能保持新鲜，一罐正好吃六天。我这个经验，班里有好几个同学借鉴。我每星期六下午回家取菜，星期日下午返校。当时我们学生中对星期三这一天特别敏感，因为再有三天就可以回家了。我们有句顺口溜：“星期就是怕礼拜三，明天后天大后天。”那时主食是，早晨一个玉米面窝头，一碗粥（玉米面粥或小米粥），中午是两个窝头或两个馒头，晚饭是一个窝头或一个馒头。我们那时正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些有限的营养确实是不够的。我当时的身体很虚弱，素质很差，一直到六四年六月高中毕业体检时也没有完全健壮，曾被医生评为丙级体质。

就是这样压缩伙食费，家中仍然不能支撑，每次月底向爸爸要钱时，爸爸都面带难色。看到爸爸这样为难，我心里很不好受。想到已十七、八岁了，还让父母这样受苦受累地养育，我当时认为这种上学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剥削行为。我几次想退学，但都话到嘴边不敢开口。一是自己本心不愿失去学习机会，我对知识的渴求太强烈了；二是怕爸爸难堪。爸爸是很要强的，他因为自己文化低受歧视，所以从我很小时就发狠心立下宏愿，这辈子一定要供济出一个大学生来。如果我提出退学，爸爸一定会难堪得不得了。“儿子有本事念书，老子没本事供济，怎么对得起儿子？”
到六一年十二月分一个周末回家的路上，好友凤来用艰涩的声音对我说：“我家供不起我了，我决定退学不念了。”我听此言如雷炸顶，大声嚷起来：“别价，别价（不要这样），不能不念啊！”第二天下午，我特意去他家找他一起返校，但凤来不在家。他怕我找他时两个人都难受而躲起来了。她母亲抹着泪说：“凤来不念了，没办法呀。”我不敢在他家再呆下去，两条腿像附着千斤石砣一样艰难地往学校走。不久，另一个好友也退学了。第三个就要轮到我了，因为我已拖欠食堂三个月的饭费了。这次我下定决心了不念了，我将全部书都背回家了。从学校往家走的路上，几次停下来回望学校，自言自语：“难道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当学生吗？”我不敢直接对爸爸说不想念了，而是让妈妈婉转地告诉爸爸。果然不出所料，爸爸一听我不想念书了，立刻急得脸红到脖子根，像是与谁吵架一样大声嚷：“孩子他妈，咱们不吃不喝，也要供济孩子上学，再苦再难也不能耽误孩子！”说着他出去了，过一会儿，领来一个乡亲，将家中仅有的两口袋胡萝卜卖给了他，一共十元零五角钱。这是全家的过冬菜，卖掉这些胡萝卜，全家一冬就只有吃咸菜了。爸爸将这十元零五角钱塞到我的手里，说“家里再受苦你不用管，你就好好念书，考上大学就行了”。就是这两口袋胡萝卜，使我坚持下来而没有辍学。后来，学校又补助了我二十元钱，终于熬过了最困难时期，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二 高一时期精神大滑坡
初中入团问题遇到的挫折，使我的精神情绪处于消沉低靡，缺乏向上奋进的劲头，只想将来考上大学对得起父母就算了。所以整个高一学年在我人生旅途中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轨迹，那一年的脚印是肤浅的。恰好这一学年的班主任张老师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他教我们语文课，对学生的学习抓得很紧。高一语文的重点、难点是古汉语文言文，这正好是他的强项。张老师文言文功底厚实，他突破文言文这个难点的主要手段是让学生们背熟课文，并且是反复背诵，在这个基础上再攻理解。我至今还记得司马迁《史记》中的《鸿门宴》，诸葛亮的《出师表》、《隆中对》，李白的《蜀道难》等课文。我在初中的语文课老师崔老师是张老师的好朋友，崔老师对我的作文给予过精心辅导。那时我个矮坐在中排第一桌，有时上课溜号偷偷看小说。上语文课时，崔老师看到我又在闷头看小说，他也不声张，趁我不备时，他对同学们说：“大家看着——”说着话一伸手将我和手中的小说一起揪起来，引得全教室哄堂大笑，然后罚我多做一篇作文，而每篇作文他都进行认真评点。张老师对我的作文也要求很高，常拿我的作文当范文在全班评点。我后来能进行文艺创作、宣传，与这两位语文恩师的精心栽培是分不开的。

而在政治思想上，张老师从不过问，在我的记忆中，他几乎没有使用过“政治”这个词。他总是用考上大学来激励学生，常常说：“我们杨中（杨村中学）在天津地区是重点中学，每年高考升学率都名列前茅，一般都高于全国平均升学率一倍以上。”他常常介绍往届学生中谁考上了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谁当了讲师、教授，如何为母校增光。还常说：“现在生活这么困难，父母费劲巴咧地供你们上学，不考上大学怎么对得起父母呢？哪怕考上省级普通大学也好。”他甚至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和爱好指导这个学生以某所大学为目标。他给我指定的目标是北大中文系，将来当作家。他这种思想很自然地会影响学生的思想取向，而且与我当时精神状态正好合拍，觉得非常顺耳。
那一学年，我是“背”过来的。当时我们是睡大铺，全班男生在一个宿舍，分南北两排，我被安排睡北铺靠东墙。晚上九点半熄灯，不许留在教室。我因为身体虚弱，得了神经衰弱症，常常整宿睡不着觉，干躺着。就寝后，为了熬时间，我就默默在心中数数催眠，我曾一夜数到三万多数。透过南窗大玻璃，可以看到半壁南天，我曾整夜观察月亮从东方升起直到黎明的细微变化。后来觉得这样白白浪费时间太可惜，就将张老师的“背书法”引入夜间休息，而且扩大到所有科目。别的同学一般只背文、史、哲，我连数、理、化也背。在东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公式，每过几天换一批。三角学公式最多，我能从第一个背到最后一个，因此作题时不用查书，像囊中取宝一样便捷。我至今认为中学生的基本功是背，而且是熟背，在此基础上加深理解，融会贯通（用电脑笔记本是不能代替人脑记忆的，那只能导致大脑退化）。只有反复多次熟背，才能在大脑皮层上形成记忆点。我决不是提倡死记硬背，对初、高中学生，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课文和习题当然也应该如此。一个学生怎样做学问，将来也就怎样工作，怎样应对社会生活。但是基本知识的背记仍然是中学生的基本功，它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础。
高一学年，我在学业上硕果累累，但思想上却是大滑坡。

三 政治老师说我是“小农意识”
高中二年级，我们班的班主任换成一位姓崔的女老师。她是党员，教政治，是我校教导主任的爱人，刚从北京的良乡中学调来。崔老师个不高，很瘦弱，但很精干，讲课声音洪亮，带有浓重的京味，很好听。她的粉笔字刚劲有力，很有男子气概。她对学生的思想工作抓得很紧，而且很在行。她接任后，便挨个找全班同学谈话。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她的教研室谈话。先是拉家常，后来问我都看什么书，我说我看过《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崔老师目光中闪出新奇而欣悦的光泽，问我：“保尔精神中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我说：“是坚强性。”她说：“不准确，是对革命忠诚的坚定性。”仅此一句，就使我对保尔的认识整整提高了几个阶梯，也使我对面前这位矮瘦的女老师肃然起敬。她的精神境界仿佛是一座高山上矗立的灯塔，我必须仰视。她补充说：“一般的坚定性，任何阶级的人都可以具备，有些希特勒的党徒、日本武士的坚强性也很惊人的。必须从阶级性理解文艺作品中的人物的精神性格。”这话在我听来真有如天书一样开窍明目。她又问我：“高中毕业后有什么打算？”我不假思索地说：“考上大学孝敬父母。”崔老师听了以后，用手指轻轻敲了一下办公桌上的玻璃板，轻轻站起来，沉思着在桌前慢步走了一个小圈子，然后几乎像母亲对我说话时那么亲近地俯视我的面孔。我清楚地体会出她的目光中闪动着只有母亲对自己喜爱的孩子才会有的那种惋惜和严责的神情。我不由地心头上微微一振，产生一种敬畏感，但不敢低下头，仍是仰视她的目光。教研室里静得只显出墙上挂钟钟摆的嘀哒声。终于，她一字一顿的说出：“小、农、意、识。”她的语调并不重，但却像一柄重锤敲击在响鼓上一样，我的整个心灵都被震颤了，如果用振聋发聩提醐灌顶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是再恰当不过了。过去，我曾经意识到自己的消沉情绪是小知识分子的脆弱性，自己对自己也不满意，但从来没有从阶级分析方面思考自己的精神状态。所以，当崔老师的话这样准确而又犀利地击中我的要害的时候，它的闪电霎时间照亮了我的精神领地。原来我的精神境界竟是这样低微狭窄，我现在也还能想像得出我当时的脸色一定是羞愧得无以自容。崔老师见我的魂魄已被她的话震撼了，便大大缓和了语气，说：“我们马上就要学习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书，你应该把自己的精神境界放进书里对照自己，不应该仅仅当作一门普通的政治课。”我点着头，表示完全听从她的指点。她又深沉地点化似地说：“你应该从现在这种萎靡不振的消沉状态中迅速地解脱出来，团组织的大门是永远向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敞开着的。初中的挫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正视它而被它压倒。”这可正是戳到我最敏感的神经线上，我当时一怔，心想：“崔老师怎么知道我初中的情况呢？”崔老师又说：“钟不撞不鸣，鼓不敲不响，给你点任务，你敢接吗”“给我什么任务？”“叫你担任班里读报员，像初中时那样又念又讲。另外，由你同时担任数学和化学两门功课的科代表，你觉得重吗？”我爽快地说：“行，我干得了。”崔老师满意地微笑了，又叮咛说：“曹克启是班团支书，你们又是同桌，你找他好好谈谈，交换交换思想。”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我高兴地离开了崔老师的教研室，仿佛卸掉了一身垃圾一样步履轻松。从此，我在沉寂了两年之后又振奋起来了。
在回教室的路上，我忽然觉得崔老师和当年的苏老师如同一人，她用慈母般的温情之手扶正了我这棵歪长的小树。老师啊，我慈惠的母亲！

宗教说教中有“顿悟”、“开天目”的说法，说每个人都有两副眼睛，一副是凡胎肉眼，还有一副是灵魂眼睛（有的说是一只眼睛，像如来佛和二郎神杨戬那样长在额头的正中）。普通的俗人平常只有肉眼睁开着，而灵魂的眼睛却被物欲蒙盖着。一旦得到造诣高深的哲人指点，灵魂之目便豁然睁开而顿时聪颖起来。这就叫“开天目”，即觉醒了，湟槃了，净化了，升华了，飞跃了。如果摒弃其中的迷信成分，崔老师那一天的谈话，对于我来说，不正是“开天目”吗？如果说苏老师、金排长的谈话将我的精神灵魂引上了正路的话，那么崔老师的点化是在我跌了一跤跌入迷沌时又唤醒了我，拨正了我攀登的方向。多少年来，我不止一次地回忆那一次灵魂对话，崔老师轻轻敲击玻璃板的声音犹似在耳。

在人生精神世界的湟槃过程中，可能有许多层迭的台阶。有时一道台阶平缓而漫长，平淡无奇，甚至有下降的趋势。但总有一个转折点，如果这个转折点恰到其处，整个精神世界就会有一个质的升华飞跃提高，而这些转折点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期的。但是一个人如果掌握了自己的精神脉搏，则可以主动寻找这种转折点，——这就叫自觉性。而我在初三和高一年级时期，还不具备这种自我解脱的能力，还不能超越自我，而只能被动地等待期遇这个外界条件。内因是根本，但当内因本身素质不高时，这时内因就难以自我启动，这时外因就起决定作用了。可欣幸的是，这个机遇终于让我不期而遇到了。试想，如果不是崔老师为了与爱人团聚调到我校接替张老师当班主任，而由张老师一直当班主任，我的精神道路只能在张老师微弱的烛光下踽踽而行，恐怕到高中毕业也难有所提升。我不只一次地探析这次对我来说是指点迷津、点石成金的要言大义的谈话，探寻我所以遇到这些点化哲人的原因，能否用一个“巧”字、一个“缘”字来释义呢？这种释义是不深刻的，表面上看很神机，但没有回答任何问题，问题仍在原地打转。我后来将自己当作一个社会人放到整个国家的社会环境中去剖析自己精神世界的演化过程，才清晰地看出，这是社会环境大气候之所必然。就苏老师、金排长、崔老师等具体引导者而言，完全是巧缘；但他们本身的形成与出现正是新中国这块肥腴的土地上绽出的第一代花朵，而这些花朵不是个别的，而是大量的普遍的。她们将芬芳传下来，我们是她们孕育的第二代，第三代花蕾。我的同代人中，几乎每个人在自己某些特定的情况下，都遇到过与我相类似的巧缘。环境！环境！它起着重要的基础意义，这就是部队能使青年人快速进步的原因。人们必须创造更多更合理的环境，为人们提供更多更良好的机遇，以供人们去进行多方面的选择，使世人人生旅途更健康更通达。
那天，我在回教室的路上想：“是不是小玉向崔老师讲了我在初中的情况呢？”晚饭后，我约小玉到大操场谈心，她直言不讳地承认了。她说：“我看到你的精神压抑得那么苦，我又无能为力帮助你。——我总认为我比你低呀。恰好崔老师问我你精神上是否有什么包袱，我就把你在初中的情况说了。我是不是帮了倒忙？”她有些忐忑不安，我忙给她释忧：“谢谢你的帮助，崔老师今天给我开了窍了。”小玉听后欢喜成小姑娘似的拍手直笑，颇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快慰，但也仅仅止于欢欣而已。如果用当代文艺风格，比如琼瑶式的风格继续描述下去，在空旷无人的大操场的月光下，恐怕要有意想不到的刺激情节了，但在我们那个年代没有这样的情节。

毛继东

四 学毛著学雷锋学哲学构筑政治世界观框架

（一）学毛著初立政治观
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一九六零年，在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之际，林彪提出大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号召，又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提出“四个第一”（即政治思想工作中的四个关系，在人与武器关系中强调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与其他工作关系中，强调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强调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强调活的思想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工作第一）。一个史无前例的群众性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首先在全军掀起热潮，紧接着在全国各行各业蔚然成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广泛普及。而且学毛著运动与反修防修反复辟斗争联系在一起，从中培养出大批的反修革命战士，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希望也就正在于此。历史地说，林彪在这一点上的功绩永不可没。后来，有人借群众性学毛著运动中的一些不足、缺点，借批林彪极左，全盘否定学毛著的群众运动。这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实际上是惧怕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列主义革命精神的阴暗心理表现。
在我们这一代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实际上是从语文课和政治上开始的。在语文课中，有《纪念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湖南农民运动考蔡报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反对自由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节选）、《介绍一个合作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节选）、《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和毛主席的诗词。政治课教材中，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及《矛盾论》、《实践论》的通俗解释教材《辩证唯物主义》。还有传达毛泽东思想的《列宁主义万岁》、《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以及反修论战中的《九评》文章等等。
这样众多的著作，已经是相当系统地介绍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而且同时介绍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且是在教师精心辅导下的学习，学生们是比较容易接受吸收的。虽然这种学习方式偏重于纯理论灌输，但对学生的政治世界观的形成无疑具有重大指导作用，这比文化比较低的普通工农群众个人阅读时的理解会深刻得多。就我个人来说，在学习政治理论、哲学知识、文学知识的同时，政治世界观也在潜移默化中初步形成，逐渐形成一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指南针”——成为明确的信念。这种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对我们学生的人生价值取向起到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当年德育方面的主要内容。
由于是从基本知识学起，所以头脑中概念很清晰，基础很牢。比如通过学习《列宁主义万岁》及《九评》文章，清楚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又从《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知道“实事求是”属于学风和工作作风方面的范畴。所以当某大师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时，我当即就明确确认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由于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清楚地知道在生产力三要素中（生产劳动者、工具、劳动资料），第一因素是生产劳动者。所以当某大师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时，我便明确确认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所以在探究了二十六年之后，我能准确地判定某种“伟大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蒲鲁东主义。

其中，尤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我的阶级观的形成影响极大。我从这篇文章中懂得了什么是阶级，初步懂得了阶级分析方法，这是我一生享用不尽的法宝。当我用刚刚学得的阶级分析方法粗略地分析当时社会上各种人们的思想状态时，惊讶地发现确实存在着阶级差异和阶级斗争。特别是将自己摆进社会中去以后，发现自己的思想境界确实如崔老师所批评的那样，是地地道道的“小农意识”。这真惊得我灵魂颤栗，就如同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评论古文《枚乘七发》时说的那样。楚王得了重病，枚乘用要言妙语警示楚王，当枚乘循序渐进点痛楚王病阙时，楚王惊得大汗淋漓而大病即愈。后来，在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更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的思想状况。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我使我再一次回想起金排长所说的话，我终于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步入了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臼窠。当我明确地确认自己的这种社会地位和思想状况时，我真是不甘心的，不愿认可的，甚至感到苦恼和委屈。我出身贫苦，从小热爱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军、社会主义，仇视富人阶级、蒋匪军、国民党、美帝，从小热爱劳动，而且接受的都是革命教育，我应该是个当然的无产阶级，怎么却成了小资产阶级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有时悲观得唉声叹息。多少年后，我才弄明白，阶级立场与世界观并不是自然合拍的。阶级立场主要是由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决定的，而世界观则主要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不是你主观上想象、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你的世界观和行为就自然是无产阶级的。这就是金排长解释毛主席的话时所说的“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问题。但当时在高中时代，我并没有这种深刻透彻的认识，而是想“既然已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那就承认并且认真改造吧。”我心甘情愿地顺从毛主席指引的方向，确立了自己的改造方向，至今我认为这项改造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而是“改造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真的要活到老改造到老了。

我当时分析了自己的思想状态与当年刚到延安的大城市青年有许多相似之处，《讲话》像针灸那样扎准了我的痛阙穴位。但直到文化开始后的一九六七年底，在学习了毛主席与毛远新关于学生生活的谈话后，我才从根本上找到了学生们为何陷入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原因——生产方式（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导致思想方式。在一九六七年底写总结《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时，我认为我们学生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再到大学的学习生活方式是一种个体生产方式，虽然都坐在大教室里，但一个人一个座位，个人学习个人的，个人考个人的分，个人考虑个人的前途，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脱离生产，脱离社会，脱离实际，想的多是自己将来如何如何。在这种长期的学习生活方式下产生的世界观必然是狭窄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而非此莫属。所以我现在认为，从幼稚班开始，就应该实行打破单个课桌界限，用集体式的讨论式的学习方式，从初中时，开始用与生产劳动、与群众相结合的半工半读的方法，不应一坐下就是十几年到大学毕业，甚至二十几年到研究生、博士生、出国留学，而应该像毛主席说的高中毕业后，参加一段时间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然后再上大学（由工农兵推荐），彻底改变学生的学习生活方式。而像八、九十年代，学生连马、列、毛著作都不学了，只是一心想上大学，当硕士、博士，将来在岗位竞争中能占据有利位置，并且实行自费上学，毕业后，自谋职业，他们的世界观怎么可能会是无产阶级的呢？这使我在看守所监室里写这部白皮书反思录时，认识到胡风当年反对毛主席的《讲话》，认为《讲话》给作家头上加了“五把刀”确实是错谬的。时至今日，我仍然坦爽地承认自己的世界观中仍然还有相当多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成分，我虽然自称是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士，而且自认无愧于这个称号，但我从来不敢称自己是马列毛主义者，不敢说自己已经是无产阶级化了，马列毛主义化了。作为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士，这主要是从党性、战斗性角度说的，这一点我已做到了。但如若用马列毛主义者的素质来衡量，仍相差很远很远，绝不敢妄称。所以，我在不得不一个人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共革）时，只敢自封为共革临时中央总书记，原来还拟为临时中央代总书记。确切地说，我现在还只是一个马列毛主义信仰者，我的路还很长很长。
如果不学习毛主席著作，恐怕至今也不能确认自己是个什么面目的人。

（二）由学秋瑾而至学邹容学谭嗣同
记的高二上学期，我们语文课中有一篇鲁迅的短篇小说《药》，是赞誉悼念民主革命女豪杰秋瑾的，在小说中以夏瑜为化名。小说中写了同一时代中青年的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夏瑜为国捐躯以死警唤民众，而华小栓却是病入膏盲的无识者，更可悲的是其父华老栓用烈士的鲜血浸泡的血馒头救治儿子，却不能挽救小栓，而烈士的墓前却有鲜花圈。这篇小说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呢？是学夏瑜（秋瑾），还是重复华小栓的自生自灭呢？我从学校图书室借到有关秋瑾的材料阅读，看到秋瑾临刑前的绝命词——“秋风秋雨愁煞人”，心潮激荡澎湃万顷。秋瑾愁什么呢？她是忧愁国人之不觉醒呀？又从秋瑾看到有关邹容的事迹资料，知道邹容是更伟大的英雄。邹容十八岁时写出惊世震国的雄文——《革命军》，自命为“革命军中马前卒”。他这篇纲领性著作，教育启迪了当时代的大批民主革命者，也熏陶了无数后代青年志士（包括毛主席在内）。当时我也正好十八岁，但却茅塞未开志朦智钝，相比之下真可谓是天壤之别，我从中才知道“相形见绌”这个词的含义。孙中山赞誉邹容为“当国人醉生梦死之时，独著书立说，激发民心”，追赠邹容为“大将军”。因苏报案，清王朝与列强法庭迫害支持邹容的章太炎，邹容大义凛然自动投案为老师分担责任，年仅二十岁被折磨死于狱中，读之令人泣下。又由此看到戌戊变法六君子之首谭嗣同雄豪气概事迹，他为警醒国人而慷慨而以血荐轩辕，凛然浩气引颈赴刑场，我不禁产生无限敬佩之感。我将他们列为我崇放的英雄行列中的三位主将。从他们身上学得了豪气冲天的英雄主义精神，这些都是融注于我后来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更是激励我进行“共革”斗争的力量源泉。

（三）学雷锋初立人生观
六三年三月五日，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将学毛著运动推向实践性阶段。学毛著、学雷锋、做好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一扫困难时期中泛起的个人利己主义。雷锋精神本身就是学毛著运动的成果，没有学毛著运动就没有雷锋精神，也没有后来的欧阳海、王杰等英雄。当然，在没有开展学毛著运动以前，也有许多英雄，如孟泰、王崇伦、向秀丽等。但雷锋是在平凡的年代，明确地自觉地将无产阶级指导思想与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的时代典范。雷锋精神不仅有思想性、实践性，而且有理论性。仅仅一个雷锋，就可以充分肯定群众性学毛著运动的历史意义，就应该狠刮那些反对学毛著、诬蔑学毛著运动的人的鼻梁子。

我们那时是学生，学雷锋见诸行动的方面很有局限性。我在学雷锋活动中最大的收获是正确处理考大学与回乡劳动的关系问题。当时临近高中毕业，这个问题是每个学生日思夜想的问题：“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说实心话，每个学生都希望自己能考上大学。但当时的高考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必然有大多数学生考不上大学而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当时学校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一颗红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革命接班人；“两种准备”就是考上大学就去上大学，考不上大学就愉快回乡劳动。当时还有一个相似的口号：“让祖国挑选。”当时已在宣传回乡知识青年先进人物王培珍、吕玉兰、邢燕子、侯雋等人。在实际上，发高考通知书后，仍有部分学生因没有考上大学而灰心丧气，甚至痛哭流涕。但总的说来，很少出现过分丧失理智的情形。几十年后回过头来看这个口号，远比只鼓励竞争考大学的一种取向要稳妥得多，目光也远大得多。在学雷锋活动中，我明确了人活着的目的——也就是“一颗红心”的内容——“我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好。”（雷锋语）这虽然还偏于意念性的决心，但有这种意念与没有这种意念是大不一样的。这就是人生观的核心问题，人们天天都在提出这个问题和回答这个问题，只不过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区别而已。有了明确的意识，方向就比较明确，行动就比较自觉，效果就比较明显，有了挫折也容易经受考验，否则就是糊涂混春秋。所谓“一念之差”，可以导致一生之差，一生之误。这“一念”就是人生观。

离开那个时代越远，学雷锋活动对于那个时代青少年教育意义也就越明显。因为雷锋是平凡时代的具体可学的榜样，比董存瑞、保尔更具时代可学性。我们都崇敬董存瑞、黄继光，但手托炸药包，用胸膛堵敌人枪眼的事情并不是到处都有，而恰恰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怎样做个革命者活着更有实际意义。雷锋正是将革命英雄主义的耀眼光环变成了实际行动中的朴实光芒，解决了学英雄与做英雄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点上，雷锋的事迹也比保尔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保尔的特殊环境和经历也不是普遍的。无疑，这些英雄都是高大的，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是站在山巅顶峰上的高大，保尔是站在山腰的高大，而雷锋则是站在山脚下的高大。雷锋将我们从山脚一步步引向山腰，又一步步引上山巅，而当我们登上山巅顶峰时，才发现雷锋所站的山巅比的有山巅都更为高峻。可以说，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是生死时刻的雷锋，保尔是艰难环境中的雷锋，而雷锋则是平凡生活中的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和保尔。有了雷锋精神，就会在各种特殊的环境中产生千千万万的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和保尔。
共产主义的事业是永存的，雷锋精神是永放光芒的。

（四）学哲学初握思想方法
对我的思想方法的形成起重要指导作用的是《矛盾论》与《实践论》的通俗解释课本——《辩证唯物主义》。这是高三最后一学期的政治课教材，崔老师讲得津津乐道，我们听得津津有味。这本教材对我一生的教益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它有如一个工人学会了怎样做工，一个农民学会了怎样种地，一个战士学会了怎样打仗，使我学会了怎样思考问题，真可以说是一卷在手终生受益。封建土大夫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说，一种体系，一种世界观，一种方法论，如果掌握了它的精髓，就可以举一反三，一通百通，而思想方法是否能灵活运用，则是对体系、世界观是否真正掌握的根本标志。马列毛主义注重实践，注重实效，但更注重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方法论的问题。体系回答的是“是什么”的问题，世界观回答的是“为什么”的问题，而方法论回答的是“怎么办”的问题。什么都懂，但不知道怎么做，就是有箭有弓却不知道怎么射。最主要的方法论是阶级分析方法，这是在阶级社会中心明眼亮不做糊涂人的一把钥匙。幸运的是，在高中时代，我初步掌握了这把钥匙。在高二学年，我第二次阅读了《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并读了《牛虻》。这次阅读的主要收获是信仰对人生的意义。保尔与雷瓦利士（牛虻）的革命坚定性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的坚定信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无信则不立”。这里的“信”当然主要是指信义、信用，但用在信仰、信念上，也完全适合。没有信仰的人，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不过是一只高级猴子。
学毛著，学雷锋，学哲学，以及与之并行的反修斗争，给我的世界观构筑了宏大的框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 将反修大旗扛上肩
随着困难时期的临近结束，国际反修斗争却愈益趋于白热化。五七年六十四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宣言》，六零年《列宁主义万岁》，六零年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声明》，都是直接批判南斯拉夫铁托修正主义。在高中语文课中，有一篇当时是《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撰写的批判南修的文章，对我有很大影响。这篇文章义正辞严，悉数南修的罪行，言辞激烈。使我特别痛恨南修的是南修竟然拒绝希腊共产党游击队到南斯拉夫避难，从而导致希共游击队覆灭。对于从小就富有正义感的我，对这种不义行为是绝对不能宽恕的。由于这篇文章，使我对陈伯达产生了崇拜感，不成想六年后，我却与他成了政治冤家，我因反对他对河北省地区文革运动的“反动表态”而被打成反革命。六一年后，我党的批判矛头指向法共修正主义分子多列士和意共修正主义分子陶里亚蒂，主要是批评他们否定武装夺取政权，搞“和平过渡”的论调。到六三年春天，便公开批判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且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以前的文章。其中代表作是连续发表的九篇《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这九篇文章的题木，现在（即2000年9月7日在看守所监室里）能回忆起来的有：《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第七评、八评回忆不起来了。当时，在正式批判苏修之前，人民日报首先全文公布了《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以及真理报、消息报和各国修正主义分子攻击中共的文章。当时可以说报纸上是炮火连篇，广播中是炮声隆隆。那些年，报刊上发表的重要反修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进行播诵，都是由夏青播音。他那雄浑有力刚劲激越的声调非常有感染力，使每个听众随着广播而振奋激动。每当听到他熟悉的声音时，人们就知道又有重要文章发表了，这成了当时的一个政治风信。据说，由夏青播音是毛主席特意安排的。因为从延安时期起，多次由夏青播放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的重要文章。当时我是班里读报员，常常模仿夏青的语气读报。

高三第一学期的政治课教材是《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共二十五条，全面阐述我党对这些问题的根本观点，实际上是对苏修“三和”、“两全”论调提出批评。后来的《九评》文章实际上是对《建议》的全面阐述。那个年代，正是这些观点自然先入为主地占据了我们政治观的领地，形成深刻观念。从学习《列宁主义万岁》到《正处》，到《建议》，到《九评》，是我政治观形成初期的重要阶段。对于我来说，由于出身贫苦，几乎是自然而然地从革命方面介入了这场论战，并与自己的命运紧密切地联系起来。报刊文章中预言式地告诉我们，如果修正主义上台，中国就会发生苏联那样的资本主义复辟，成千成万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果实就会付之东流，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尤其《九评》中传达了毛主席语重心长的告诫：“帝国主义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预言破产。”字字句句千钧叩击着我的心扉，历史使命感油然而生。从此，“反修防修，防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复辟悲剧在中国重演”——便成都为我的自觉的历史使命而置于肩上。时至今日，从没有放弃过或推诿过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六 初识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这个概念，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的，恐怕要回溯到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在公布材料的按语中多次提到“阶级斗争”一词，但我当时只有十一岁，并不理解。比较清晰地认识这个问题是学习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不久，六二年秋季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的时候。那年秋季的一天全校召开大会，宣读中央关于介绍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的材料，会后各班进行了讨论。崔老师说：“这是现实的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参加斗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就在那以后不久的一天下午傍晚时分，我校正西方遥远的天空中，突然闪出一个大园红火球，虽然很遥远但仍然照得西半天通亮，连地面都变白了，我们都从宿舍里跑出来看，都因这突如其来的大火球而惊奇万分。有个同学突然失声惊叫：“原子弹！”这一喊不要紧，许多同学又惊慌地往宿舍里跑。其实真要是原子弹，这时躲也来不及了。一两天后，社会上就谣传说这是蒋介石的飞机扔下的美国原子弹，要轰炸北京，一时间人心惶惶。又过了几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释，这是一颗游星坠入大气层时磨擦燃烧而致，这才把谣言压了下去。那个周末我回家，妈妈对我说：“前几天西边闹动静的时候（指游星燃烧之事），咱村的一个地主婆对我说，这是美国扔的原子弹，要打大仗了。”妈妈还说：“前几天，天上突然撒下许多纸片，我捡了一张给你爸爸。你爸爸说是台湾反动传单，送到大队去了。可是那个地主婆却说：：‘听说了吗？那边（指台湾）有人撒传单了，要变天了。’结果挨了大队批评。”我听了不禁一惊，平时看这个地主婆不言不语蔫了吧叽的挺老实呀，怎么一有动静，她先跳出来了呢？我还听说附近有的村地主分子向贫下中农示威，倒背着手去看土改时被分去的房子，要贫农别把房子弄坏了，这是明显要反攻倒算的行为。回校后，我向崔老师汇报了这些情况。老师说：“这就叫阶级，这就叫阶级立场，这就叫阶级斗争，在关键的时候鲜明地表现出来了。贫下中农将反动传单送到大队，而地主婆却借机制造谣言，界线多么清晰呀！过去说阶级敌人是房檐下的大葱叶枯根烂心不死，有人不信。看看，这不是事实吗？”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大，使我对“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有了鲜明具体的理解。

六三年春季，天津市委搞了一个“阶级斗争教育展览，”崔老师派我和曹克启等同学去参观。这个展览的材料很多，整个大厅里展品都摆得满满的，有实物，有图片，我还记得几项内容。有一个和尚反动集团建立了反动组织，要推翻共产党，迎接蒋介石反攻大陆，展示了他们的旗帜、服装等物。有个犯罪分子制作假粮票、假布票，展览了他的作案工具以及正在制作当中的假票证。还有地主分子借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之机进行反攻倒算活动，还有贪污盗窍方面的材料。在去参观前，崔老师给了我一项任务，将展览的主要内容记录下来，回来向全班同学介绍。我一面看展览，一面作记载，回来后在全班作了宣讲。
六三年暑假期间，我在家三十多天每天都参加生产队劳动，队长给我每天记八分（壮劳力每天是十分）。中午和晚上做作业，还搞了一次阶级斗争调查。向土改时的贫农团委员王东宝二爷、王洪瑞二大爷等人了解解放前富人剥削欺压穷人的情况，了解当前的地富反坏分子的活动情况，他们向我讲述了许多过去我闻所未闻的事情。王东宝二爷讲了他与地主老财作斗争的事。他说：“那时我是雇农给地主扛长活，一年几乎剩不下什么，还有时候挨打受骂。我心里有气，就想办法治他，但又不敢明着治他，人家厉害呀，光护院的就有好几个人，还有枪。我就想了个法子——烧他的柴火垛。我用竹签当箭杆，在箭头上绑上一圈火柴，又把一根薰香也绑在火柴中间，在另一着点着薰香，用弓把箭杆射到地主的柴火垛上。我躲在远处看，不一会儿，地主的柴火垛就着了火。每年我都烧他几个柴火垛，他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干着急。我还在夏天藏到他的西瓜地里，用镰刀尖把西瓜秧的根割断，太阳一出来晒，瓜秧就打蔫了，气得地主跺着脚骂街。他又说：“别看现在地富分子都老老实实地打蔫，服服帖帖像绵羊，真要是那边（指台湾）打过来，他们准都撒欢。所以呀，我总是拿眼盯着他们，看他们是不是暗地里捣鬼。”我写了一个三千多字的调查报告，开学后交给崔老师，她看了非常高兴，赞许我这是对学毛著的运用，还让我在全班作了宣讲。
六三年冬，我县发生了一起反革命阶级报复杀人案。罪犯姓赵，是我们杨中的初中毕业生，他出身地主，因阶级报复杀死了一名村干部，被判处死刑。行刑那一天，召开全县公判大会，我们全校师生都参加了大会。这是我第一次闻听杀人案。我们还以这次公判大会为题写了一次作文，我自认为作文写得慷慨激昂，可是这次作文张老师只给了我七十五分，这是我整个高三年中作文得分最低的一次。当时我很莫明其妙（不明白其中的原因），现在想像，恐怕与张老师不关心政治有关。

六三冬天，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前十条》发下来，我们进行了学习。材料中列举了当前阶级斗争的十几种表现。我仔细一想，我的家乡中几乎都有所表现。我们还看了反映阶级斗争的影片、戏剧，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霓虹灯下的哨兵》、《青年一代》、《夺权》、《箭杆河边》，还看了中国演员扮饰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故事片《以革命的名义》。剧中的列宁对娜佳说：“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就意味着背叛。”这诤诤的警诫至今犹音在耳。饰演列宁的是著名话剧演员周正，他的扮像非常成功，神情也很感人，与我在儿时第一次看的苏联电影中的列宁非常相像。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传达文件后，我的阶级斗争的弦开始紧绷起来了。
在这个时期，我对阶级斗争主要还是概念性的理解，虽然已认识到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但还仅仅是站在外面观察，并未亲身投入其中，但我的头脑中确实有这根弦了。

毛继东

七 入团再遇坎坷路
高中时期最不如意的事情仍然是入团问题
在崔老师重槌敲击后，我再次抖动起奋飞的翅膀，再次点燃了要求加入团组织的激情火花。那时，高二两个班中同时担任两门科代表的只有我一人。这两科（数学与化学）交叉着几乎每天都有课，因为数学课有代数、三角、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四门课。科代表每天要收交、领发作业本，有时还要帮老师判作业和判考卷，占用很多时间，在考大学即将来临的时候，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宝贵得超过了身体健康，有的同学不惜牺牲健康挤时间学习，有的同学夜里在被窝里亮着手电光看书，许多同学都感到时间不够用，但对于我，担任两门科代表及读报员仍游刃有余。我从为同学们的服务中得精神上的欢悦和奋进，当作学雷锋的实际行动。

高二时我的同桌曹克启是班团支书，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种敏于思而讷于言的性格。在崔老师的点化后，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那天是初秋的夜晚，镰形月牙很晚才从东方天际挂上树梢，穿过一道狭长的白云带却停在白云中间，像是一只白船风帆，又宛若一层轻莎蒙着的少女瞳眸。清凉的秋风吹拂着我们，给人以消忧解烦的温馨。我俩坐在大操场小柳枝下的水泥板上促膝深谈。从儿时谈起，一直谈到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体会，共识的思想感情撞击出相同色彩的鲜艳火花。我们都很兴奋，兴奋之中他要求我唱支歌助兴。我的嗓子是很好的，而且最喜欢唱高吭的女高音歌曲，尤其是喜欢唱马玉涛演唱的歌，有些连女同学都挑不上去的高音我都能应付裕如。克启提议我唱平时最爱唱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是歌唱家于淑珍的名曲。在心情郁闷的时候，我常常在夜晚独自一人在大操场踟蹰徘徊，清唱解闷，现在克启这一点歌，我顿时来了兴致，引喉便唱了起来：

月亮在白莲花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那晚，我唱得清越悠扬，像是向好友倾诉衷肠。唱到复歌时，克启也参加进来，他的嗓子实在不敢恭维，但那晚却恰好形成一个完美的合声。当我们不情愿地收住尾声时，忽然从不远处的柳树旁响起了鼓掌声和唱彩声：“唱得好，再来一个——”我们扭脸一看，原来是小玉和小芬。她们也出来散步，恰好看到我俩在促膝谈心，就在不远处猫着偷听。看我俩谈得那么投机兴奋，她们也很高兴。小玉是个促狭鬼，听我们唱完歌后，也来凑热闹。小芬急忙打她的手，叫她不要打搅我们，小玉吐了吐舌头，俩人嘻笑着拉着手跑开了。——我长久忧闷低沉的情绪，也像铅块一样压在她们的心头，但她俩合起来也无力击碎我的烦恼，只好无数次用爱莫能助的企望目光照射我。小玉几次约我散步，几乎用乞求的口吻劝我振作起来，但我回答她的只是沉重的脚步声。有一次，她哭出声来说：“再这样下去，你要毁了自己啦！”但这种纯挚的友情，不足以启动我沉重的精神翅膀，我当时像一个受到不公平伤害的小男孩执拗地躺在地上不起来。她们望眼欲穿久久等待的奋飞火花终于在我们的歌声中闪烁出来了，而且最先和我一起享受了冲破自我的封蔽的快慰。我的精神重压的超脱，就是她们心灵重负的消释，她们怎么能不欣喜万分呢？在这两个纯真少女的心灵天平上，我的重量被她们置于远远超过她们自己。青春是美好的，而美好的青春属于充满友谊的纯真心灵。
那晚，我们谈得很晚，查夜老师催了我们几次，我们才回宿舍。第二天，我向克启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再次成为入团积极分子。那一段时间，我全身充满了使不完的力气，精神也很舒畅。从广播中听到肯尼迪这个下令侵犯古巴的魔鬼被刺身亡的消息后，我编了一个讽刺美帝的相声与庆年合说。我们班还演出了著名抗日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我饰演小伙计。在全校文艺汇演中，我班受到了表扬。此期间，我阅读了捷克斯拉伐克共产党领袖尤里乌斯·夫契克在狱中写的小说《绞刑架下的报告》。他对革命的坚贞使我感慨落泪，他对自己可能被法西斯绞死坦然自若视死如归。我清楚地记得他书中名句：“我们为欢乐而生，我们为欢乐而战，我们为欢乐而死，因此永远不要让悲哀二字与我们的名字联在一起。”还有书的最后警句：“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呀！”（三十八年后，我在看守所监室里从二零零零年第六期《世界博览》杂志上看到一篇历史记实报告《半个世纪前的血迹——记纳粹鳊鱼湖监狱》。文中披露夫契克就牺牲在这个监狱里，但他不是死于绞刑架，而是死于断头台。读到此处，我不禁潸然泪下，并决定出狱后将自己回忆看守所三年囚禁生活的白皮书拟名为《来自地狱的报告--铁窗熬炼白皮书》，就是为了纪念夫契克的作品。）

但是，六三年初夏，就在团支部即将讨论我入团的前几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不应该发生的事件发生了。事件的起因不堪启口，仅仅是因为一斤饭票。
因星期日学生们常回家，食堂将节省的饭票发给同学。当时同学之间互相借用饭票是常有的事。有位姓张的男同学向我借过一斤饭票，我从本心就没想要他还，有好几个同学向我借过饭票我都没有要还。很长时间后，这个男同学偿还他向别人借的饭票，我不在意地随口说了句：“你还欠我一个饭票呢，我不要了。”不料，他竟红了脸说他从来没有向我借过饭票，说我诬赖他。这使我很尴尬，跟他吵起来。“我怎么为了一斤饭票而诬赖你呢？”言语不和导致他情绪很激动，他猛然推了我一把，我猝不及防地摔倒在地上，全教室同学都惊愕了。克启忙过来调解，平息了事件。事后我非常后悔，为什么要提那不值一提的一斤饭票呢？这给班集体带来多么不好的影响啊？我向那个同学道歉，他也感到不好意思，俩人达到互相谅解。我写了一篇自我批评稿，克启看后觉得很好就登在班教室板报上。但出乎意料，此篇稿件竟引起了全班哗然。原来问题出在我在稿件中的人称笔法上，如果我以第一人称“我”直接进行自我批评，就会一目了然不会引起误解。但我使用的是第三人称——“他”，这种笔法是以客观角度进行批评，将自己虚拟成第三人称。比如，用第一人称笔法是：“我对不意之中发生的事情很懊悔。”这就非常明了，是我自己批评自己。但用第三人称则是：“他对不意之中发生的事情非常懊悔。”如果是别的同学评论此事，使用三人称，也很自然，不会引起误会。而我自己在稿子中使用第三人称，同学们以为我在稿子中的“他”是指那位男同学，这就成了我指责同学了。我为自己这种笔法引起误解很懊悔，忙向同学们解释，同学们又细看了一遍板报也都释然了。克启在审稿时觉得这种笔法挺新鲜，就抄上板报了，他见引起这样的误解也很后悔，忙向同学们作工作，向自己身上揽责任，这件事也平静地过去了。不料，在团支部讨论我入团时，那位同学一个亲戚（他也是我班的同学，而且是班干部、团员）却提出异议，理由就是这篇板报稿，说我用曲折的笔法在指责同学，心胸狭窄，不同意吸收我入团，结果没有通过我入团。不仅如此，一直到高中毕业时，每次讨论我入团问题时，他都投反对票。所以直到高中毕业，我仍在团组织大门前徘徊，以“白牌”而毕业。（关于团组织讨论会上的情况，我在高中时代并不知晓，好友克启也没有向我透露任何口风，是几年后在文革大串联中一个团员无意中说出来的。）这次饭票和稿子事件是我一生中的一片败叶。克启多次找我谈话，教导我要正确对待组织的考验，不要再重复初中的覆辙。当时，我并不知道团组织会上的情况，一直认为自己还不够条件，总是激励自己继续努力。在这次挫折中，我确实比初中时成熟多了，虽然到高中毕业也没有入团，但没有低沉下去，精神曲线仍然是渐升的。

在人生道路上，有时意想不到的一件小事情却会使人生曲线发生波折，甚至扭曲了方向。多少年来，我总为这次不幸事件而痛心疾首。当时我使用这种笔法时，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负面影响呢？而这种失之于全面考虑的事情以后还有多次，直至在共革中因轻信明镜出版社香港办事处黄先生对大陆“民主法制”的赞美，在给他的特快专递信封上使用了真实姓名和家庭地址，结果被监控而身陷囹圄。我这种单向直线型的思维方式，使我省去许多不敢作为的优柔寡断，成就了不少事业，但也招致许多的不意之苦。我奉劝人们从我人生轨迹的这些曲折点中汲取有益的教训，尽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挫折。
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收获花瓣，也捡拾败叶，当然花瓣终究比败叶多许多，我都将它们珍藏着。

毛继东

八 天道无情人有情
六三年秋收前夕，河北省中部涝雨成灾，为保护重工业城市天津市，国家防汛指挥部门决定向沧州方向泻洪，沧州地区一片汪洋。国家安排沧州地区灾民群众向各地疏散度災。我们县也分担了部分災民，我们全校师生去火车站接迎災民，车站上的标语是：“你们为国家分忧，我们就是你们的亲人！”
大批災民从闷罐车箱中下来，我上去搀扶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奶奶。她领着一个小孙子，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有两只绑着腿的老母鸡。我的鼻子酸起来，母鸡曾是我家的财神，我非常理解这位老奶奶迁徙数百里也不撇下母鸡的心情。我们村也分了一部分災民，分到各家各户，各家都捐赠粮食衣物支援他们。那时农村已度过困难时期，生活大为改观。村长在广播喇叭里号召各家捐赠咸菜，损献咸菜动人的这一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各家都将咸菜送到大队集中，不知是哪位高人奇思妙想，将五个大芥菜头摆成五角状，用红线串成一个五角星，那寓意极为明朗，有共产党和国家，一切災害都不可怕。这生动的一幕，成就了第二年高考时我的一篇作文。

九 为大庆油田而欢呼
六三年底——六四年初，传来特大喜讯——我国在东北大庆地区建成特大油田。从此，中国人民将“贫油国家”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了。
那天我们正上自习课，崔老师拿着一张人民日报兴冲冲走进教室，她激动地念着报纸上的报导，全班同学兴奋地鼓起掌来。之后，报纸上连续报导大庆人的光辉事迹，我给同学们大声念读报上文章，有时激动得声音发抖。大庆人靠学毛著两论起家（《矛盾论》、《实践论》），严细成风，自力更生，战天斗地，人拉肩扛，在最困难的时候，最困难的地方，最困难的条件下，建成了大庆油田。这种顶天立地的豪迈气概，使中国人民振奋不已，铁人王进喜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个人要有志气，一个军队要有士气，一个国家要有正气，一个民族要有骨气。”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气壮山河金子般的豪言壮语，至今使人回肠荡气，使人不由地想起毛主席的诗词：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大庆是一面红旗，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成果，是突出政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典范。中国人民在勒紧裤腰带还债的情况下，打出了大油田。到底什么是第一生产力？——用马列毛主义式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一个雷锋精神，一个大庆精神，一个大寨精神，雄辩地证明群众性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威力，搧了那些满脑子崇洋媚外的人的耳光，也堵住了那些反对群众学习“本本”的崇拜自发性的人的嘴巴。
大庆永远是一面红旗。

十 “阶级斗争就在身边！”
六三年暑假后开学，学校里出现一种异常的神秘紧张气氛。县公安局来人在我校蹲点，最关心我成长的一位教化学的白教师常常告诫我，不要只顾埋头读书，要有阶级斗争观念，阶级斗争就在身边。无论是在学业上，还是在思想上，白老师都给予我很大帮助。到第二年我高中毕业考入军事院校后，才知道学校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以几位老师为核心，其中就有我们教语文课的张老师。听说他们的罪状是企图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组织反革命集团。后来文革中这个集团不断扩大，许多老师（实际上是绝大多数老师）都被牵涉进去了。但是到了八零年后又彻底平反一风吹，说是冤假错案，真让人纳闷。双方老师都向我言之凿凿地证明这个集团是真的或是假的，至今我也没有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使我苦恼的是，双方老师都对我很好，都曾从不同方面给我以教益，但我无法验证双方所说的证据。像这种来回烙大饼式的“翻个儿”，成为共产党内及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内的一个特别政治色彩。就比如说中共党史教材，翻来覆去有好几种版本，对同一个历史事件的评价来回烙大饼，使后学者无所是从。我认为这里面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正确区分思想认识、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尤其与敌我矛盾的界限的问题，因为我本身的共革案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但愿“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或“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政策能够得到准确的把握。问题的关键恐怕就是如何评定是好人还是坏人的标准上了。——到底谁说了算呢？但愿共产党的庙里屈死鬼越少越好。

十一 高考攻坚战
十年磨剑在于一挥，高考攻坚战终于打响了。
但是，就在总复习开始后，我差一点被自己虚幻出来的肺病击倒。从六四年初开始，我就常咳嗽，我怀疑得了肺结核病。初中时代我曾看过一本《青年卫生知识》，书中有关于肺结核病的症状描述，如咳嗽、夜间出虚汗，每天下午脸发红发烧……我一对照，样样都有，觉得很像，心中不由地沉沉的。不想，这一想越想越像，症状越来越明显。高中最后一个学期，我恰好与小玉同桌，——与初三最后一学期与小芬同桌正好平衡了。每天下午小玉都刻意观察我的脸色，常常惊慌地喊：“又发红了！”很快就要高考了，这可真是关键时候掉链子。如果真有肺病，连高考资格都要取消。最后小玉催促我去县医院检查，医生进行了X光透视，又照了片了，但是医生拿着片子左看右看，说：“没有结核呀！”最后的诊断是，仅仅是肺纹增多，是由于长期趴桌子造成的。医生说，你觉得自己有肺结核是心理感应症，以为自己有病，结果越想越有病状，就像条件反射。——原来我的病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这可真应了疑心生百病。我拿着透视的片子飞也似地跑回学校，告诉了崔老师，又告诉小玉、小芬，她们都欣幸地说：“原来是一场虚惊呀。”但我的身体当时确实很弱，有多种因营养不良造成的病。体检时，有高血压，沙眼，近视，肺纹增多，肝肿大，心室二级风音，医生综合评定时定了个丙级。
毕业考试，我以七科总平均分九十六分名列两个班第一名。我从校图书室将建国以来各年高考题汇编书全部借来演习，摸索高考出题的规律，我自己给自己编高考试题，在高考中各科都有我自己押准的试题，其中有几道题几乎一字不差。我押准的题目共得分105分，占我高考总成绩的百分之二十三。我不仅演习理工科历年试题，而且将文科的历史、地理也演习，帮助报文科的克启等同志复习。在总复习中，小玉总担心自己考不上大学，我常常鼓励她，有时甚至训好：“不是说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吗？考不上怕什么？不就是回去当农民嘛，又不丢人。要不然我考上了大学让你去念，我去你家种地……”我说到这儿不敢再往下训了，原来小玉已绯红了脸颊，在我胸脯上捶了一拳：“竟瞎说……”我这才对“我去你家种地”醒过味了，自己也笑了。小玉家是姐妹三个没男孩，所以她对“我到你家”很敏感，这是很自然了。
在报志愿时，各科老师都指导我报他们教的科目。化学老师叫我报化工系，物理老师叫我报物理系，外语老师叫我报外语系，生物老师叫我报医科大学，张老师叫我报北大中文系。班主任崔老师指导我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将来做政治工作。但我第一志愿报了中国科技大学地质系，我的志愿是要为国家建设寻找更多的矿藏，崔教老师不无惋惜地说：“凭你的钻研劲，在理论上会有造就的。”
（命运==环境+机会+性格中最机动的因素是选择性，但它执拗不过环境和性格。当年，我选择了理工科方向，而且后来进了炮兵工程学院也是科研，但最终我却走上了崔老师当年指导的方向——-弃科从政，而且置身于最大的政治旋涡--——党内路线斗争之中。——这当然都是后话了。）

高考前，我担心自己的身体差影响录取，这次又轮到小玉训我了：“你要发挥你的优势，用高分冲消身体差的不利因素。”后来，果然被她说中了，考上炮兵工程学院以后，因身体差差点将我转到地方院校，后来校领导看中我的高分和出身才又留下了我。
高考前一个月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大操场复习，克启风风火火地跑来，叫我快点去崔老师教研室。我问他是什么事，他神秘兮兮地说：“天机不可泄露。”我赶快来到崔老师的教研室，老师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军事院校——南京炮兵工程学院来咱们校召生，你被选中去第二次体检。”我当时真不敢相信，因为我的体质差，我连参军的念头都打消了。如果刚才克启直接告诉我，我肯定会以为他是开玩笑而不信。我又高兴又迟疑：“我的身体……”说实在话，凭学业考军校，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身体这一关我没有把握。不想，崔老师也说了小玉一样的分析：“你的身体差些，但都不是大病，主要是营养跟不上。军校选你复检身体，说明看中你毕业考试的高分了，你要发挥高分的优势，我看你问题不大。”崔老师满怀期望又带着幽默恢谐而风趣地说：“努力吧，未来的人民军官，可不要再犯小农意识。”于是我决心鏖战一个月，攻下军事院校。回教室后，我把好消息告诉小玉，小玉听了什么也没说，只是激动得用手抹眼睛，她马上去找小芬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高考正式开始了，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这是拼刺刀的时候了。
理工科考试科目一共六门：作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外语。第一科是作文，这是我轻拿直取的科目。那年高考作文题是《读报有感》。考题先转载了报纸上一篇报道消息，六三年某地积涝成災，各地人民纷纷伸出友谊之手援助災区。又回忆了解放前这个地区同样是涝災，却是许多災民背井离乡流落别处。考题要求就此篇报导写一篇感想。恰好我们这里去年也有支援災民的事情，真是信手拈来的方便。我只是列了提纲，连草稿也没打，便在考卷纸上直接写下正文。开篇就提出主题：“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着两种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我讲述了去年我们村向災民捐赠咸菜的故事，最后画龙点睛地结束在“人们的目光都凝聚到那五棵大芥菜咸菜上用红绒线穿成的五角星上……”呼应开篇。我只用了一半多一点的考试时间便提前交卷。教语文的张老师在考场处等候消息，他听了我的叙述，说：“不错，有叙有议，以叙代议，虽然故事重复，但加深了主题，特别是结尾的红五角星的寓意深刻，画龙点睛恰到好处，我给你打九十分。”
紧接着是数学、政治也一路顺通，其中政治试题中有两道大题被我猜中，一道是当前社会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一道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两道大题都是十分题。不料，物理科却出了纰漏。当时考卷有两道加分题，各十分，全卷120分。我看了一遍全卷，以为问题不大，就决定先拿下这两道加分的大题。第一道题是说，有一架飞机由南向北飞行，告诉一系列数据，要求计算如果用导线将飞机两翼端点连接起来，会有多少电动势？开始我认为这道题很容易，提笔便做。但做到中间卡壳了，做不下去了。我放下这道题，又去攻第二道加分题。但思绪仍在第一道题上，又返回去做，还是卡壳，又放下第二道题，结果全卡壳了。这样返来复去几次，等我一看手表，考试时间已过去一半了，吓得一身汗，急忙丢下这两道题，但没有做完全卷，时间已到了。交卷铃声炸响，我遗憾得直拍桌子，后悔不迭。物理这一科至少少得30分，是各科中得分最少的。本来在考试前，我叮咛小玉，考卷发下后先做容易的小分题，别贪大分题，因为大分题必难，不成想自己却跳进了陷坑。给别人指路的人，自己并不一定清醒。——这是我的一个教训，也是一片败叶。我马上调整了情绪，剩下的化学、外语都顺利通过。
高考时我的各科平均分是75.5,如果我在物理科上不出现差错当年清华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平均60分。我们那一届，我校高考升学率是65%，小芬考上了医学院，小玉考上了工学院，克启考上了北京外语学校。

高考结束后，我一身轻松地参加队里生产劳动。我从小参加干农活，除了扶耠子、捋种不会外，所有的农活我都能抄得起来。我能站在腿肚深的水中砍高梁，能拔麦子挎把将麦子夹到胳肢窝下面。高考后正赶上玉米耪三遍培土，这是一项技术活，弄不好锄头尖就把一人多高的玉米秧铲倒，白白糟蹋了秧子。又是大伏天，人钻进玉米垅胡同里，一垅到头后，人人浑身汗水淋漓，肩膀子都被玉米叶齿拉得出了血道，被汗水淹得发痛。那年，队长已给我一天记十分，和壮劳力一样了。七月末的一天，我随队里人在离村很远的地里耪草培土，忽然听到村里喇叭喊人，我只顾闷头干活没有在意。爸爸听了一会儿说：“士吉，好象是在喊你，说你考上了什么学院。”大家都停下来细听，果然是“王士吉，你考上南京炮兵工程学院了，快来拿录取通知书——”我将锄头往地上一戳，在玉米行里跳起来喊：“噢——我考上大学喽——”爸爸、大哥都非常高兴，一起干活的社员都向我们父子祝贺。爸爸已是老泪纵横了，他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终于将自己的儿子供济成大学生。“爸啊，您尽情地浑洒热泪吧，儿子是不会让您失望的。”我坚持耪完了这一垅地才回村。在语文课讲《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时，张老师说：“现在的高中就相当于过去的秀才，大学就是举人，研究生就是进士了。”我不知范进中举时到底疯癫到何等样子，我中了“举人”后，并没有狂喜到忘乎所以的程度。
录取通知书上鲜赫地盖着大红章——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并有部队的番号——总字一五0部队。通知八月七日到天津军分区政治部报到，全省新学员集中后赴南京入伍。一纸通知书使我同时实现了两个梦想——当解放军和科学家。当梦想果然成真的时候，才觉得梦想是那么美好，又是那么艰辛。如果十五年前那个到我家买针线的小警卫员现在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一定会高兴地又奖给我一个玻璃球。命运之神常常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送给你一件礼物，使你惊喜万分。我迅速将这个喜讯告诉小芬、小玉、克启等好朋友，大家都为我而高兴。小玉对通知书上那个大红章看了又看，看了又看，舍不得撒手。
八月七日，爸爸送我到杨中，与一起考上炮工的小马、老姜汇合去报到。我们向老师和在校等候通知的同学们依依不舍告别。从此，我踏上了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征途。

好沉重的一篇，建议一次不要贴这么多，大家消化要有时间的。

康人嘎子

你的经历很宝贵,如果帖到五十栏里,会找到更多的知音.

对我们来说,看你的文章,像看历史,看着看着,脑袋就胀了.我们不明白的东西太多了.

毛继东

第 六 章
大学时代的辉煌（破解英雄观）

题记
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力量
--引自斯大林

英雄主义是从社会方面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引自本白皮书本章

一 踏进革命大学校

我们来到天津军分区报到后，又移至石家庄铁道兵学院，等候另一些学员聚齐，然后经北京中转南下赴宁。在北京中转时候车停留一天，领队教员带领我们到天安门广场游览。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这个的神圣的地方，我即刻就为天安门城楼的雄伟，天安门广场的宽阔，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庄严，人民大会堂的恢宏而深深叹服。从小就热切向往的神圣地方，今天终于展现在眼前了。这里是祖国的心脏，民族的头颅，历史的凝聚，是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地方。仰望天安门城楼国徽下方的毛主席画像，我们这些共和国哺育成长的第一代青年战士，抑制不住内心澎湃激动，都决心用共和国母亲输给我们的脐血保卫共和国。站在五星红旗下面，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们与祖国融化在一起，与中华五千年历史融化在一起。
我是第一次乘火车长途旅行，一路饱览祖国河山的壮美。列车从泰山脚下驶过时，我们大声朗诵毛主席的诗词：“江山如引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
到达南京浦口车站已是深夜，在列车轮渡时（当时还没有长江大桥），我们凝望窗外夜光下浩瀚渺渺的长江，不禁心潮涌动。这就是长江，这就是祖国的母亲河长江，这就是赤壁大战的长江，这就是毛主席挥手百万雄师强渡的长江。
人民解放军这座革命大学校，以温暖的胸怀拥护我们。一出下关站口，学院的汽车已在等候我们。南京城给我的第一个鲜明突出的感受是她的缘色树荫下的美丽，修长宽阔的马路两侧纵列四排粗壮的法国梧桐，浓密硕大如伞的梧桐叶交相掩盖，将整个马路掩映在其浓荫之下，一般的小雨都不用打伞。马路中间上方灯火通明宛若长龙，从下关站经中山北路至市中心新街口，东转向中山门顺延，直接宁沪杭公路。我们学院就座落在中山门外，紫金山脚下的中山陵正方向，掩映在缘树浓荫之中。紫金山上苍松翠柏，紫金山下翠竹成林，虎踞龙盘，六朝古都，一派凝重的历史古风。当汽车从中山门洞下驶过时，我仰视古城门、古城墙，想起太平天国的天京剧变，想起日本侵略军的南京大屠杀，想起蒋家王朝的覆灭。汽车前行便是明孝陵，明朝开国君主朱洪武的陵墓就在这里，我们学院的门牌号是孝陵卫200号。我们学院是延安红大、抗大发展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的炮兵系迁至南京市而建成炮兵工程学院，直属炮兵司令部。院址前身最早是日本军营，后来是蒋军军校，现在成了人民解放军的炮院，正所谓“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正对学院大门的政治部大楼前的小花园中间，有一尊高大的毛主席身着兰呢大衣站在草坪上的画像，后来听说这幅画像的底片是我们学院的老院长孔从周赠给学院的。他那时已是炮兵部司令员，是毛主席的儿女亲家（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与孔院长儿子孔令华结成伉俪），这幅照片是毛主席亲自赠给孔院长的。毛主席画像后面屹立着一株高大雄伟的雪松（杉），据说当时是南京城最高大的雪松，有个公园出高价六千元商购，院长也不愿割爱相让。马路两旁冬青、青松中树立着许多毛主席语录牌。当汽车驶入院门口警卫战士向我们致持枪礼时，我心潮涌动。“啊，这就是我从小日夜盼望加入其中的人民解放军啊！”汽车行至毛主席画像前，我们一齐举手敬礼。——时为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一日子夜。（想不到三十五年后的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我被市国安局传讯第二天被拷上手铐刑拘押进看守所，历史给了我这样一个奇特的巧合。）
我被分配到火炸药系火药专业，那一届我系召收三十一名新学员，火药专业十八名，炸药专业十三名。全部男学员，从我们这一届起不再召女学员。培训新学员的两名区队长，一位姓徐，一位姓张。我们未到学院前，两位区队长已将我们的床铺铺好了。夜餐后，我们来到宿舍，看到床铺上的军被叠得整整齐齐，有楞有角，连背包带及床下的军鞋都摆得整齐划一。面对此情此景，我情不自禁地将胸脯挺起来，心底泛起一个声音：“这就是军队。”

徐区队长向我们讲话：“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就踏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了。我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院的任务是为我军培养现代化炮兵科技人员。按我军的规模和装备状况，每年至少需要一百名火炸药科技人员。但今年从全国一百万名考生中只召收你们三十一名新学员。三万里挑一，可谓凤毛麟角。希望你们珍惜党和人民给你们的宝贵机会，不要忘记自己责任重大任重道远。好，祝同志们晚安，明天早晨见。”他向我们端端正正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我躺在床铺上，展转反侧浮想联翩久不能寐，仿佛二十年人生突然间被压缩到了眼前。从自己降生时的那个神话故事，到爸爸的浑身伤痕，到天津战役的炮声，到《青年英雄的故事》，到红色少年军，到金排长指挥我们操练的加家炮，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眼前的军校，再想到将来自己参加研制的新火药、火箭炮、导弹，到未来的炮火连天的战场……我真的要与军旅生涯相伴一生了。又想起情犀相通的小芬、小玉，相濡以沫的金龙、克启，你们都好吗？有想起金排长，又想起苏老师、崔老师、白老师……又想起父母兄妹是否为我挂心？第一次长时间乘火车后的惯性颤悠感，仍然包容我全身觉得一起一伏的晃动。伴随着第一次离开亲友远游的思绪，不知到了什么时候，在这种思绪的颤颤悠悠中沉入了梦乡，不知还是在遐想，也不知是已在梦中了……
突然，“哒哒嘀哒哒……”起床军号声响了。两位区队长早已在宿舍门口外等候，一声令下：“起床！”我们新学员们翻身而起，双脚却又自然地插进自家带来的鞋里，不禁惭然一笑，又忙换成军鞋。列队操练，这是军人的最基本功。但是我们有好几个新学员将衣服扣子扣错了，帽子歪戴，皮带成了唱戏的玉带，一群腊塌兵。徐区队长也忍逡不禁地笑了，他发令前排人后转，两队互相一看，都笑得前仰后合。区队长敛住笑说：“这是正常现象，从老百姓向军人转变，就要从这里开始。”他教我们练立正、稍息、前后转、正步走……非常严格。尤其向后转，正步走，是两个难点。我的动作比较准确利索，常被点名出队作示范。“只要有我在，就要唱主角”。这种英雄主义色彩极浓的性格在军队这个环境中有了用武之地。正是从当队列标兵开始，我迅速地掀开了人生最辉煌的黄金时代。

当时军队实行军衔制，我们学员按军官待遇，佩肩章，戴大盖帽。我在南京市新街口的环球照像馆拍照了着武装带的全身戎装像和半身像。这张半身戎装像一付英俊威武的青年军官神态，是我一生中最满意的照片，有的朋友戏称为“王心刚第二”。但是三十年后（一九九四年）我在追寻党政军干部队伍发生阶级性脱变的原因时，我抓到了大盖帽——等级军衔制、等级薪金制和特殊待遇制。正是由这些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精神的等级特权待遇制而导致干部队伍阶级性的脱变，从中滋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进而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所以我极力主张取消军衔制、等级高薪公务员制及特殊待遇制。（请参阅我的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的副篇《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及《反邓反修反复辟系列传单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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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继东

二 在连队大熔炉中陶炼

（1） 列车上的一场争论
那时，军事院校实行学员下连当兵或下乡“四清“制度。我们那一年是学员下连当兵半年，八月底，我系新学员南下福建金门前线下连当兵。我们要去的部队是炮兵二0八团——卡秋莎火箭炮部队。当时该炮团驻守在福建金门前线前沿——南安县水头镇。连队就在海边，对面是蒋军盘据的大担、二担岛屿。
列车驶过宁沪杭水乡泽国后，便驶进山区。列车鸣叫着在崇山峻岭中急驰，笛声在狭长的山谷中悠远地回荡。列车驶入武夷山区后，从车窗里要仰视才能望到山巅顶峰，潺潺的溪水倾泻下来直奔路基旁水沟，涌向闽江。南国山河的壮美与北国平原的风光迥然不同，江南水乡是那样风光綺伲，而崇山峻岭又那样雄浑挺拔。我们乘坐的是北京——福州的45次特快。在列车上，区队长指定我为列车义务服务员，携助列车女服务员送热水，打扫车箱卫生。当时列车箱内的开水不断，每个茶几上都有带盖瓷茶杯。擦地板是先用一团极细的乱铁丝团擦一遍，然后再用拖布擦，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种有铁丝的擦法。列车广播室一路上播放马玉涛唱的《马儿啊，你慢走》和《歌唱王成》，这正是我喜爱的歌曲。

在列车上，我们学员间进行了一场极有意思的争论。有个学员的茶杯盖不小心从车窗口掉出去了，有个上海籍学员借题发挥提出一个问题：“当这个茶杯盖刚离开车窗口时，要不要伸手抓一下？”有个江苏籍学员说：“当然要抓一下呀。”“但是对面有列车急驶过来，抓杯盖会有危险，还要不要抓？”“当然不要抓了，不能眼看着有危险还去抓呀。”“有危险就不去抓？那么，”这个学员急转直下，提出了一个另人惊愕的问题，“如果有个老太太落如水中，我却不会水，我要不要跳下去救？”车箱里一片寂静，这仿佛是狮身人面斯芬克斯提出的问题。我送水正好赶到，立即应口：“当然要去抢救呀。”那个上海籍学员说：“我自己下去也有危险；再说我是未来的军事科学家，年纪轻轻，为救一个老太太而牺牲，值得吗？”大家都愕然地望着这个学员。我有些急了，冲他直嚷：“我们的宗旨是什么？是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看到人民群众有危难不去抢救，反而计算谁的生命价值高，等你计算出来时，老太太早淹死啦！”那个上海籍的学员嗫嗫嚅嚅地说：“我不是说不去救，而是说值得不值得……”又有个江苏籍学员背诵了一段毛主席的话：“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旁听的好几个群众鼓起掌来，这场看上去极难解答的争论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

谁也想不到，三十年后的九十年代中期，这个问题又以另一种方式在大得不可比拟的范围里重提出来。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银幕上放映一部美国好莱坞影片《拯救大兵瑞恩》，竟然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一场关于生命价值的争论。有个美国士兵的母亲有三个儿子在战场阵亡，她要在一天之中收到三封儿子阵亡的通知书，而这位母亲最小的儿子瑞恩此时正在敌占区战场，生死不明。美军司令马歇尔将军认为不应该让这位母亲再失去最后一个儿子，便下令米勒上尉带领由八名士兵组成的小分队飞往敌占区，寻找大兵瑞恩，结果为拯救瑞恩而牺牲了这八名士兵，来勒上尉最后也牺牲了。中国的的报纸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拯救一个士兵而牺牲八名士兵，是否值得？报纸争论得沸沸扬扬，而所有的文章中没有一篇提到军队的性质和为谁而死的问题。忽然间，有位名作家义愤难平地著文说：提出救人值不值得的问题，可见中国社会道德意识水准之低下，这样的问题就不应该提出来。这位作家认为人的生命价值是不容讨论的，拯救他人生命是义容辞的。这位作家针砭时弊没有说错，真有诛心之严厉。但他抹杀（回避）了事物的界线，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为主论根基。根本没有涉及两种军队的阶级本质及战争的性质，没有“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价值观。这部影片中的美军是反击德国法西斯，战争具有正义性，但美军与我军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的根本原因，正是德意日与英法美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争夺世界市场而引起的，美帝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美军为拯救自己的一个士兵而牺牲八名士兵，可谓人道主义伟哉，但美军在朝鲜、越南又屠杀了多少平民百姓呢？按照这部影片的主题，如果美军在朝鲜战场，越南战战场上去拯救自己正在屠杀平民在士兵，不同样也值得赞许吗？正是影片中正义战争的背景（对美军来说，这种正义性只是个别情况），使此片具有极大的诱蚀性，而中国人却跳进美国编导的陷阱东争西吵。中国人这种文艺评论观是近代对文学艺术不讲政治标准所必然产生的结果，无怪乎中国人为提高美国影片客座率大作贡献。提出要不要拯救瑞恩这个问题确实是令人吃惊的，而离开军队的本质，战争的性质，离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去争论人的生命价值，就更令人吃惊了。由此可见，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意识水准确实如那位作家所斥责的跌落得何止千丈？
我这样提出阶级性问题，一定会有人忍逡不禁要喷笑了。我只有毫不客气地引有用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中的话来反讥：
“你们笑谁？笑你们自己！”

（2） 为伟大祖国站岗
六四年夏季，金门前线已不再炮击金门，我当兵半年中没有炮击过一次。但终究是全国阶级斗争的最前沿，气氛仍是紧张的。有一次，一架蒋军飞机被击中拖着长长的黑烟尾巴逃窜，从我们驻地上空飞过。我们连队当时驻扎在一座叫鸡峰山的小山脚下，山顶有座对敌观察哨。有一次我在观察哨里用望远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小担岛上敌军防炮击的地道口。
我被分配到二营二连四班，连队编制是二二制，一个连有二个排，每排有两个班，全连共四门火箭炮。每班七名人员，班长，付班长（一炮手瞄准手），和一名炮车司机。我们新兵为六炮手，下连当兵时学员着列兵军衔。
我们班班长姓赵，河南省项城人，当时是上土，六0年入伍，党员。他高个圆脸，不善言辞，平易近人，待人和善，对工作认真负责，象对待小弟弟一样对我关怀备至。在全班欢迎会上，政长首先向我赠送红宝书——《毛泽东著作选读》（战士简装本）和《军委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决议》（林彪主持制定）。然后班长和全班同志都发表了热情溢漾的讲话，说我是创建四好班组的生力军。随后，司机老袁带领大家唱《当兵为什么光荣》，这是我参军后学会的第一支歌：
“当兵为什么光荣？
光荣因为最革命……”
老袁是班里年龄最大，军龄最长的老兵，一九五八年入伍，曾到过朝鲜值勤。（后来，他送我一张在朝鲜时与火箭炮合影照片，当时戴的是船形帽）。当时他是上士，能歌善说，最拿手的是数来宝，是团文艺宣传队主力队员，后来他推荐我一起参加了团文艺宣传队。
当时连队开展学雷锋“一帮一，一对红”活动，我的对子是付班长，他是河北省正定县人。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石家庄市，还常到他家玩。
最后是授枪仪式，全班列队，整齐严肃，班长大声命令：
“列兵战士王士吉，”
“到。”
“出列。”
“是。”
‘我奉上级命令，现将枪号为××××步枪授予你持有。你要牢记我军职责，人在武器在，要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武器！”
“是！”
班长将已打开枪剌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严肃地授予我。我浑身热血沸腾，先敬礼，后接枪，一甩背在右肩上。此时此刻，我忽然觉得自己突时间长大了许多许多。“我现在是祖国的一名真正的战士了。”肩上的枪支赋予我神圣而庄严的使命，从此时此刻起，“王士吉”三个字就永远与共和国血融在一起了。“人在枪在，人在使命在，人在祖国在！”——我在心中这样宣誓。我又想起五八年组建“红色少年军”时，盼望有“国家造”而带领“全军”捡废品买玩具枪的情形，现在我真的背上国产步枪了。

当夜，“一对红”付班长带我开始站岗值勤。我们这一班，值勤时间是零点至两点。全连值勤统一使用苏式冲锋枪，那天上岗值班前，付班长先教我怎样装弹扣机、发射、点射、连射。零点前十分钟，付班长叫我起床值勤，其实我从躺下就没有睡觉，等候这神圣的时刻。接岗后得知今天的口令是“红旗”和回令是“东风”，付班长带我在整个炮场巡视一遍，然后来到我班火箭炮前。夜光下，用炮衣罩着的火箭炮象威武的战神矗立着。付班长说，我们团的火箭炮是抗美援朝时斯大林援助的，在朝鲜战场上轰击过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发射时，班长将电钮把一摇，十六发火箭炮弹在十秒钟内鱼贯而射象火笼一样扑向敌人，一门火箭炮的火力相当于几十门单管火炮，打出去一片火海，杀伤力和震慑力都很大。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敌人最怕这种火箭炮了。付班长说的这种情形，我在苏联影片《攻克柏林》中看到过，打得德军魂飞胆丧。据说这种火箭炮是苏联一名工程师设计的，为了争取和平，他用自己女儿的名字——卡秋莎来命名这种火箭炮。苏联在卫国战争有一支很有名的歌《卡秋莎》，在中国也很流行。我在高中时学的外语是俄语，我们能用俄语唱这支歌。我又想想在初中军训时的加农炮，也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功臣炮。
付班长负责井卫炮场，我的任务是警戒露天汽油库。油库离炮场有一百米远，在小山南坡脚下，周围是一圈小树。因为夏天气温高，为防汽油汽化，油桶下半部埋在土里。我站在高岗上，隐蔽在小树后面，冲锋枪挎在胸前，左手握着弹夹，右手紧握枪柄，右手食指平放在枪机外侧，一付临战状态。说心里实在话，我虽然从小胆大，但终究是第一次持枪站岗，而且是真正的带着敌情站岗，心里确实有些发毛，心里扑通扑通直跳，真希望付班长能过来陪我一会儿。我下意识地深呼吸几次稳定情绪，双眼远望海边，清晰地听到海浪的阵阵涛声，耳边仿佛响起李双江演唱的“我为伟大祖国站岗”。
突然，“砰地“一声震响，我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地将手指压在枪机上，大声喊：“谁？口令！”没回应声，只有海风吹拂树叶的沙沙声——原来是油桶散热收缩时的爆响声。事先付班长已告诉了我，但突然一响，还是吓了一大跳。
换岗后，我顿觉一身轻松，随付班长大步回宿舍。第二天，我将自己第一次站岗值勤的情况写信告诉克启，但不能与小芬、小玉通信飞鸿致书。我校是军事院校，属保密单位，规定学习期间不得谈恋爱，如果原来已有女朋友的要中断关系，并要向组织报告。我向区队长汇报了与小芬、小玉的感情关系，区队长说：“你们这还不是恋爱关系，但不要加深了。”所以在大学期间，我与小芬、小玉没有通过一封信。我请克启代向五千里外的朋友们转诗一首：

相别百日如三秋，
遥距半万里知友。
万笔千言难书尽，
罄竹不如一见亲。

（3） 在学毛著热潮中
当时，部队学毛著运动可用热火朝天四个字来形容，同时贯彻林彪提出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午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针和“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的方针，不断涌现出先进人物。现在历史地分析，林彪提出的这些方针、口号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对于普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行之有效的。
虽然在学毛著的群众运动中确实存在一些缺点不足，但终究瑕不掩瑜，功不可没。历史越往前越推进，越发显示出这场学毛著运动（同时与批判修正主义相结合）的深远意义，本人就是这场运动中深受教育的见证人之一。（当然有人现在也会说：“你是学毛著身受其害之人，学到上看守所里蹲了三年。”——这只好由人家去说了。）早在六十年代当时，就有人用“简单化”、“贴标签”、“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等为罪状抵制、反对学毛著运动。文革被否定后，在批判林彪极左时，全面否定学毛著运动，这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在这个问题上，本人愿作林彪的辩护士。这不是因为林彪伟大，而是因为这是真实的历史，必须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评价。不是仅仅为了正确评价林彪在那段历史时期的功绩，而是必须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创造性，必须肯定人民群众是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力军。共产党人不能因人立言，也不能固人废言。因为林彪后来反对毛主席，于是林彪说的一切就都错了，狗屁不是，这绝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根本上说，为学毛著运动辩护，是为人民辩护，是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辩护。
任何一场革命群众运动（这里说的是革命群众运动，是指历史方向正确的群众运动，而不是那种资本主义自发性狂热运动，也不是那种被蒙蔽情况下的盲目性运动），都有其发生、发展深化的过程，那有一兴起就十全十美尽善尽美的毫无缺点的群众运动呢？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即使充满错误、失误的失败的大革命运动，也是充分肯定其历史合理性、可贵的探索和经验。比如对巴黎公社运动，马克思在运动爆发前告诫条件不成熟，如发动革命是“愚蠢的”，但当巴黎无产阶级真的行动起来举行起义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指桑骂槐指责群众，而是给予热烈的支持关心，指出运动中的不足缺点及纠正办法，巴黎公社失败后又为其辩护和总结经验教训。再比如对待一九0五年的俄国第一次革命，列宁也是这种态度，并批评指责群众运动的普列汉诺夫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就中国来说，如何正确评价“三面红旗”、学毛著运动、文化大革命，是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学毛著运动是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哪里有现成的标准格式和经验？如果将每次大革命的不足、缺点、失误、错误都集中起来，拧成一股绞索，可以绞死一切大革命。象某些人那样苛求，实际就是禁止人民群众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禁固在那些所谓的理论权威的手里，成为他们任意解释的专利特权而随心所欲去愚弄群众，使群众盲目地被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牵着走。（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精髓明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有人却说是连蒋介石也赞同的“实事求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明明劳动生产者是第一因素，有人却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恩格斯有名著《论住宅问题》，批判蒲鲁东主义者的要工人购买住房成为房屋私有者的主张，有人却实行蒲鲁东主义的方案。）毛主席号召；“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反对群众学习马、列、毛著作，就是害怕群掌握识别假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骗子的照妖镜。如果千百万人民群众都一手拿着照妖镜，一手拿着金箍棒，那还不吓死那些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政治骗子？
在广泛的学习马列毛著作运动中，必然会产生大批学用结合的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士，本人的经历就是一个证明。当年，听到“修正主义”这个词时，我年仅十四岁（五八年初），知道“修正主义”要害内容时年仅十七岁（六一年学习《列宁主义万岁》，明确具有防修反修反复辟意识时年仅二十岁（六四年学习《九评》，而将反修反复辟自觉地作为历史使命时年仅二十二岁（六六年文革大串联时），开始怀疑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时年仅二十三岁（六七年底），而半公开批判陈伯达的“反动表态”时年仅二十四岁（六八年底）。与石仁祥相比，他二十出头岁就怀疑、批判林彪，我的成长并不算快，而且我还不断上当受骗。但假如没有那些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政治教育（包括政治课、语文课本中的马、列毛著作及政治运动等），我恐怕连什么是“阶级”都不懂。本人正是在不断学习马、列、毛著作，不断思索探求中，终于探究出刘邓路线的思想体系根源是蒲鲁东主义，从而豁然开朗。（从六七年四月——一九三年底达二十六年半之久）。

毋庸讳羞饰丑，初学马、列、毛著作的初期，我确实也有贴标签、照猫画虎的形式主义现象，不乏牵强附会之处，现在回顾起来确实幼稚可笑。（请看我在六七年底写的《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那里有许多幼稚形式化东西）。（可惜在文革初期我将二十五本日记全烧了，不然从那里可以看到更多的流水帐式的学习体会。但是，哪一棵大树在它幼芽破土时期不是稚嫩脆弱的呢？当初，在阅读《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选四卷》时，对许多文章不甚了了，只是从理论上了解概念。比如，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曾几次阅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几次阅读，书页上还有多处用笔划道的地方，但对蒲鲁东主义只是有个笼统的概念，而且是历史知识性的概念，从未与现实实际相联系，仿佛它是历史古董馆中的一件陈旧物品。但是有此概念与无概念是大不一样的，当《邓选三卷》发行后，我又恰巧看到《中国房地产热点大特写》中披露的关于邓小平对住房改革的讲话，忽然一道闪电照高了历史记忆中的那件古董，立即就准确地确认邓小平路线的思想体系根源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蒲鲁东主义。从此高屋建筑势如破竹一泻千里游刃有余，仅用三个月便写出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三十万字初稿，同时编纂了《马恩列斯毛与邓小平言论对比录》（约五万字）。试问，如果没有六、七十年代所谓形式化的功夫，何年何日想到有个“蒲鲁东主义”这个词？当然，有的人挖到这个根源，得出结论，比我要早许多年，也简捷得多，但象我这样下笨功夫的是基本队伍。

历史地总结起来，当年学习马列毛著作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必须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真正弄通什么是马克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说到底与党员中阶级成分组成有关，是产业工人占主体，还是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主体。当年 ，在连队学毛著时结合的问题，主要解决“活思想”问题，即实际思想问题。比如对我们军事学院新学员来说，要克服军事院校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思想。这时，最适合的著作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当然并非学一次就“立竿见影”那么简单，而是反复学习，反复思考，并结合社会实践逐渐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但是没有“先学”、“立竿”，只靠“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那么越想越骄傲。诸如八，九十年代，许多青少年犯罪，难道与不学毛著，不问政治，只想”潇洒走一回“、”游戏人生“无关吗？又如一些老干部在临退休前想“捞一把”而晚节不保，难道与放弃学毛著，“不管白猫黑猫”，“一切向钱看”无关吗？
在连队学习毛著中，我最大的收获是明确了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否认，我最初的出发点是朴素的感恩思想，我的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我要报答党和毛主席，就是这么简单。但正是这一根本点，使我对毛主席著作热爱犹如葵花向阳那样热烈执著，又如甘霖润土那样易于吸收，从而迅速地自觉地向无产阶级战士方向转化。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活思想也各式各样，比如出身问题、身残多病、高考落第、立功受奖等各不相同，但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一条道路，都可以成为革命接班人。
但是，到了八、九十年代，马列毛著作被落到很少问津的地步，在庞大的图书馆书架上马列毛著作尘土厚积，观之令人心寒。时代真的变了！

（4） 在大练兵中争英豪
六四秋天，正是部队大练兵高潮期间，我们一到连队立即投入其中。由于物质生活条件大为改观，特别是心情舒畅，入伍仅仅三个月，我的体质便发生了奇迹般地变化，体重激增，脸蛋明显胖起来。司机老袁开玩笑地说：“小王吃了肥猪粉了，一天一个样。”真是心宽则体壮，体壮劲更足。在大练兵中，我们装弹手比赛举火箭弹。火箭弹是苏联制的,上面还有俄文标示。弹体有一米多长，几十公斤重。由一名炮手托着弹头，另一名炮手举尾翼，比赛看谁一口气举起的次数多。我一口气举了三百多次，居然获全连第一名，累得大汗淋淳湿透军装。在训练中我即兴编了一些快板，进行现场宣传鼓动，受到副指导员的表扬。我还记得其中一首快板诗：

金门岛，在前方，敌军盘踞在其上。
解放军，炼兵忙，练好本领保国防。
美国鬼，野心狼，要称霸，逞凶狂。
只等主席一声令，火箭飞过大海洋。

在向滑轨上装火箭弹时，常常碰滑轨下方进口造成碰伤。我和付班长反复进行装弹试验，终于找出了原因。我们改变装弹姿式，由过去举弹尾往上顶，变成平推下压弹尾 ，解决了装弹中的一个难题，受到连长的表扬。
“只要有我在，就要唱主角。“军队大学校的环境，热火朝天的学习空气，团结互助的氛围，为我充分展示争强好胜的英雄主义性格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我象获得矫健的翅膀开始奋飞了。环境，机会，性格，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和谐的结合。一直到文革初期，真是一路春风，一路顺风，样样开花，处处畅通，是我一生中命运最佳状态的时期。

但后来批判大比武，说是罗瑞卿搞的“冲击政治“。作为上层路线斗争，确有其事，有人提出“政治与军事轮流突出”。但在连队这一级，大比武、大练兵，并没有与政治脱离。当时林彪号召创建四好连队的指标中，就有一项军事训练好，同时学毛著运动并未松弛，广大指战员是从正面理解大练兵大比武的，并未出现严惩冲击政治的程度。这主要是因为林彪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突出政治”占居主流。当时南京军区有一位教员郭兴福创造了一套生动活泼的训练战士的方法，被称为“郭兴福教学法”，很出名。但文革初期揪出罗瑞卿后，郭兴福被说成是罗瑞卿树的“黑典型”，受到批判。据说郭自杀了，后来又传言没有死，不知这个消息是否确实。我想，作为一个基层军队干部，郭兴福创造教学法时并没有“冲击政治”的意图，而完全是从党的工作角度出发的。但他的方法被党内某种倾向势力抓过去成为工具，最后殃及个人命运。这就是小人物命运的悲剧，是基层干部很难自我把握的。文革初期我听到郭兴福自杀的传言，我对他是很同情的。
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情况是很复杂的。当两种倾向同时以正面形式往下灌时，红白真假，是非正谬，确实让普通干部、党员、战士、群众难予分辩的。而且那时还有个组织纪律的问题，怀疑高级领导人是要犯大错误的。在那时，我还没有路线斗争概念，更没有两个司令部的意识，所谓反修反复辟，主要是针对苏修的，对于国内党内，认为中央领导人都是拥护毛主席的，都是高举红旗的，不存在修正主义。

（5） 为赫鲁晓夫下台和原子弹爆炸而欢呼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下午，我们全连正在炮场训练，副指导员拿着一张解放军报来到炮场，抑制不住兴奋地大声喊：“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赫秃子下台了！”整个炮场上一片欢呼跳跃。
赫鲁晓夫推行修正主义十年，将苏联引上复辟资本主义道路，挑起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我党从六三年初公开批判苏修仅仅一年多，才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他就下台了。赫鲁晓夫推行修正主义给苏联和国际共运造成的祸害，现在看得极其明显了。毛主席在批修中预言，修正主义上台，就会出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剧，已为历史事实验证。苏共崩溃了，苏联瓦解了，东欧变色了，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了，数以千万计先烈的鲜血付之东流了。盖棺定论，赫鲁晓夫是国际共运第一罪人。
第二天十月十六下午，连后突然吹哨全连紧急集合，跑步到团部听广播。我们连赶到团部时，广播已开始一段时间了，从放在地上的大喇叭中传出播音员夏青的熟悉的声音：……中国政府严正声明，我国进行有限制的核试验，是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和核讹诈……
噢，原来是我国原子弹试验成功了！全体官兵无不为之欢呼跑跃，我们高兴得把手掌都拍疼了。
昨天赫修下台，今天原子弹试验成功。原来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有意做的安排，升起一朵蘑菇云送瘟神以示庆贺。全军官兵，全国人民都觉得大长志气，腰杆坚挺。“国际共产主义的大旗就扛在我们的肩上！”——这是当时每个中国人的豪言壮语。

（6） 加入共青团
六四年国庆节前，老袁推荐我一起参加团文艺宣传队。领队是团宣传科的邢干事，宣传队二十几个人都是从全团各连抽调来的，吹拉弹唱都很有水平。所有的节目都是自己编纂的。我编了一个天津快板，又参加三个节目表演，国庆节期间在全团的驻地巡回演出。
到连队不久我递交了入团早请书，十一月初，我入伍四个月时，连队团支部通过了我入团。我在团组织大门外咫尺之处徘徊徜徉了四年半，转换了四个单位（初中、高中、学院、连队），今天终于跨进了团组织大门。在我系下连当兵的三十一名学员中，我是唯一一个在连队入团的。入团介绍人是付班和一位老战士。

（7） 胸前戴上五好战士奖章
金门前线是四季常青的地方，冬季连个雪花也没有，社员们仍然是又种又收。一季甘薯还没收，下一季又栽上了。这个地方的妇女特别勤奋能干活。她们光着脚板，但着两支大桶粪水浇菜。南安县是红土地，石子、沙子很多，我真佩服她们的脚板功夫。部队规定个人不得单独与地方妇女接触。有一次，有两名妇女在井台上提水，往上捯绳子很费劲，我正好从旁路过，便过去帮忙。其中一个年轻的姑娘笑着说：“干姑娘（音）真好！”我听她们叫我“干姑娘”，很不好意思。回班后与班长一说，他笑了。他说这个地方群众普通话说得不好，口音与咱们不一样，“干姑娘是解放军”的意思，我也笑了。那里是盛产甘蔗的地主，宣传队每人买了一捆一分钱一斤，我一下子吃倒了嗓子，后悔不迭。
从水头镇到东面临县安海镇，中间是一片海湾，有一座五里长的石桥，桥头有国家文物标志碑。我与宣传队的老战士们在星期日从大石桥上走过去，到安海镇去赶农贸市场集。走在石桥上，脸上受到潮湿海风吹彿，令人心旷神怡。安海镇比水头镇大许多，集市上农副产品琳琅满目。再往东几十里便是著名的石狮镇，二十年后，石狮镇成为全国最早走私电子手表的桥头堡和最出名的暗娼地方，真令人啧舌不已。

冬季打靶演习开始了，这是一年训练中最紧张的验收阶段。我团打靶的地方，正好是石狮镇附近的海边，一望无际的草地将我们全团炮车隐蔽得严严实实。因为是前线前沿，要防止敌炮轰击，全团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战斗。我们三天三夜没合眼，演习整个作战程序。最后一天下午，进行实弹射击。我们装弹手将上了引信的火箭弹推上滑轨，炮架高昂，火箭弹头直指苍穹。我们退到几十米处隐蔽观看。只见连长右手红旗一甩，发出号令：“发射——放！”“轰地”一声巨响，只见第一班炮架上的火箭尾部喷出一股浓烟烈火，摧起一团土浪，火箭弹飞也似地飞向兰天，拖着一条美丽的长长的线尾巴，象一只火凤凰，呼啸着急速飞驰，眨眼之间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再一眨眼便不见了。为了节省弹药，每门炮只发射一发炮弹。我是第一次参加实弹射击，心里没底。事先班长告诉我，发射时不要用双手捂耳朵，也不要紧闭嘴，防止震坏耳膜，要半张半闭着嘴。第一枚火箭弹巨响时，我不由地浑身抖动了一下，当第三枚发射时，我已能镇定自若了。发射后，全团立即迅速转移阵地，防止遭敌炮击，当天我们顺利返回营地。
冬季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而过，我连棉鞋都没有穿。这时我已是全班最高个儿当排头兵，而且大家都叫我“小胖子”了。
元旦过后，开始评比六四年度“五好战士”。当时部队开展创建“四好连队”、争当“五好战士”活动。四好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锻炼身体好，群众关系好。按当时规定，当年入伍的战士，必须超过八个月才能 参加当年五好战士评比。我当时入伍只有四个月，但被破例评为五好战士，在三十一名下连当兵的学员中，我是唯一一名五好战士。当班长将五好证章佩在我胸前的时候，老战友们赠给我一片掌声。战友们啊，这枚奖章中也浸泡着你们多少心血啊！

（8）倾听阶级斗争的涛声
一九六五年春节过后不久，部队传达了农村社教运动《二十三条》。这个文件中充满了阶级斗争火药味，提出“这次运动是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主道的当权派”。“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真令人惊心动魄。我结合自己对农村干部队的观察，认为农村确实存在“四不清”，至今我仍认为前《十条》和《二十三条》是正确的，决不是极左路线。到这时期，通过学毛著及部队生活，我的阶级斗争观念已有明显提高，一种阶级斗争暴风雨就要来临的预感油然而升。说实在话，我对三年困难时期中各种封资修的文艺糟粕泛滥现象是有朦胧反感的。特别是一九六三年初全国各地大大稿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二百五十周年活动极为惊讶。因为在学古汉语时，从学习资料（一种活页文选）上知道孔丘是一个主张恢复奴隶制的顽固派。毛主席的著作多处批判孔学，五四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鲁迅的《狂人日记》中说孔教的仁义道德是“吃人”二字。为什么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却要全国对这个早已被历史否定了人物大搞纪念活动，大加赞扬呢？到八、九十年代，孔学更是大翻身，九三年拜孔会真是闹了混天黑地的地步，总书记竟然为孔丘题词加封“爵号”。封建阶级文化圣人被奉为中国万代宗师，孔学被奉为民族文化瑰宝。毛主席曾尖锐指出：‘历史上的反动派都是尊孔的。”中国的今天是历史的一环，毛主席的话倒过来说也是正确，凡是搞尊孔的都是反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