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转《通向地狱的道路——人生足迹白皮书》（连载）

毛继东

通向地狱的道路——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三章3)
第 三 章 小学时代的欢乐
（破解教育观)

六 好斗的小鸡
从小我就好争好辩、好较真儿，爱钻牛角尖儿，凡事都要较出个真理来，自己对自己从来不含糊，不赞成“难得胡涂”论。这种倔犟执拗的性格，使我受益多多，也使我吃尽苦头，以至于招致锒铛下狱。在小时候，最爱和我争论的是住在我家前院的小成子。他比我小一岁，也与我有相似的脾气，正好针尖对麦芒，苏秦对张仪。我们之间不论什么事都争，象一对好斗的小公鸡，见面就掐架。双方之间几乎成了条件反射，你说东，我偏说西。这种故意争执的弱点在成人后自然是克服了，但好争好辩的脾气并未丝毫减退。
我们两只小公鸡之间有过几次很有趣的争论，有的场面至今仍记忆犹新。
最出名的一场争论题目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小成子说：“当然是先有鸡了，没有鸡哪来的蛋？”
我说：“不对，是先有蛋，没有蛋怎么孵出了小鸡？”（我家经常孵小鸡，所以我认为先有蛋后有鸡。）
我们俩人各执一端争执不下，谁也不服谁。周围的小朋友们都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俩。但看意思多数小朋友认为是先有鸡后有蛋。这一回合好象是我输了，其实，这是大人们也争论的一个毫无结果的问题。后来学了动物学，才知道鸡是从鸟类演化来了，鸟又是从爬行动物进化来的，不存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我啄磨了好几天，想出一个问题。有一天，我突然问小成子：“你说，先有爹还是先有儿子？”
比论一出，所有的小同学们无不捧腹大笑，那个意思是说这还是个问题吗？小成子断然地说：“当然是先有爹后有儿子啦，没有爹哪来的儿子，难道儿子比爹还大吗？”
我又认真地追问一句：“肯定是先有爹后有儿子吗？”
小成子斩钉截铁地说：“那然定了。”----“那然定了”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术语，即“当然”的意思，“毫无疑问”的意思，有时也说成“那定然了”。
我却说：“不对，是先有儿子后有爹。”
回敬我的自然又是一片笑声，我却不慌不忙讲出一番理儿来。“论岁数，当然是爹比儿子大；可是，娶了媳妇没有怀孕，永远也当不成爹。只有怀了儿子（或是女儿也行），他才能当爹。你说，是先有儿子还是先有爹？”
我把小成子和小同学们都“将住了”，他们都眦瞪着眼谁也没词儿了。我得意洋洋地问小成了：“还‘那然定’吗？”这一回合，我得胜而归。后来学了哲学知道这是个名实关系论题。

有一次，小成子与小同学们争论“南方人聪明还是北方人聪明“。我们是北方人，大家都说北方人聪明。可是小成子却说南方人聪明，他一股脑说出一大串南方出名的人物：屈原、岳飞、孙中山、毛主席……同学们都被他说得闷了口。我正好赶到，突然插进去反问一句：“列宁是北方人，能说不聪明吗？”一炮就把小成小打哑了。至今有些当年的小朋友还记得这个场面。其实，这是个概念范围问题，是个双方观点都正确的论题，南方人、北方人都聪明。

这些在现在现在看来极为幼稚的争论，对开发儿童思辩能力是很有益的。虽然其中不乏偏颇、片面等不足之处，但这些稚嫩弱点，在以后的成长中会自然慢慢被克服的。为了争辩，就要琢磨问题，就要去读书，就要去请教别人，自然就能丰富知识，这比现在成天玩游戏机要强许多。学校老师应该主动引导这种幼稚的辩论----但是要防止空洞无物的经院哲学式的辩论，比如现在大学生（他们已不是小学生了）的正方反方的辩论中，就有这种空洞无物的情形。
争论还能陶治性情。有一次，我们争论“白天天上有没有月亮”。我不假思索地说：“大白天出月亮，那不是邪门瞎说吗？”但是好几个小同学说他们亲眼见过白天天上有月亮。我睡觉前在被窝里仔细回忆，才发现自己平时对白天天上到底是否有月亮确实没有认真观察过，不甚了了。于是，我就注意观察，后来果然看到天亮后月亮还在西半天挂着，才知道自己错了。当天上学后，我向小同学们公开说：“那天我说‘白天天上不会有月亮’，是不对的，看，现在月亮就在天上呢。”小同学们对我敢于公开承认错误报以赞许的微笑。从此，我形成了一个习惯，每次争论回家后都要在脑海里再过一次电影，重新温习一次，而且从对方角度换个角色反思，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能学到对方的正确方面，纠正自己的错误。长大后知道毛主席有“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的教导，更自觉地在争论后进行反思，再争论。但是要全面按这个原则去做好也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在自己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却处于少数地位的时候，要做到谦谦君子之风也真难。因此，我常常被认为固执已见，撞南墙也不回头。我为此付出了无以计算的代价，常常为引而感到很苦很苦。

毛继东

七 高小时代的欢欣
我村学校只有初小一至四年级，高小五、六年级要到三里以外的梅厂镇去念。梅厂镇小学的高小每个年级有四个班。五六年夏季署假后，我们到梅厂镇读书，我分到五四班。班主任张老师是党员，高个子，白静得很，从不发火，着急了就是憋红了脸膛。他很受学生的敬重，他教我们语文和历史课。
我的同桌叫宝发，是个比我还淘气的促狭鬼，淘得出了圈，但功课常常不及格。他常常把前桌的女同学的小辨悄悄拴在椅子上，女生猛一站起来，小辨被拽住便惊叫一声。有一次宝发在一个女学生的铅笔盒里偷偷放进一只小青娃。上课后，张老师与同学们互相致礼后，学生们坐下后都习惯地打开铅笔合。突然，那个女同学惊叫一声跳起来，从她的铅笔盒里蹦出一个小青蛙来，闹得满教室哄堂大笑。张老师尴尬地憋红了脸，他一看就知道是宝发搞得恶作剧，但他没有当堂批评宝发，安定了学生们情绪后继续上课。宝发知道自己捅了漏子，两只胳膊一抱把脸埋起来趴在桌上不敢看张老师。下课后，张老师叫宝发随他一起去教研室，同学们都说这回宝发肯定要挨狠批，我也替他担心。不料，宝发回教室后却笑嘻嘻的。原来，张老师在耐心地批评宝发后，又给了他一个任务，叫他与我说相声。相声的内容是讽刺一个学生粗心大意有马大哈毛病。我俩认真背词，练习动作，演出的那一天（我记的是五七年六一儿童节），我俩又象我与景祥说相声那样满脸涂成了花瓜，逗得全校师生大笑。那天的节目演得很流利，没有卡壳，宝发受到老师的表扬。宝发见老师器重他，从此不再调皮捣蛋了，学习也认真了，成绩不断提高。张老师这种发挥优点克服缺点教育淘气学生的方法，我非常佩服，深记于胸。后来我参加工作搞管理时，对淘气的小青年“刺头”们我就运用，屡试不爽。可惜张老师有肺病，只教了我们一个学年就病倒了。

六年级的班主任也姓张，也是党员，个不高，但很精干有精神，走起路来生风。当时，他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充满朝气。那天冬季是中小学老师反右斗争高潮，寒假很长。那一场反右斗争在我们小学生中并没有引起多少波澜，没有像胡风案件时的震动大。开学后，教导主任和两个老师不见了，听说当了右派，而我们的班主任是左派分子。
这个教导主任姓徐，我对他有很深的印象。他是个高挑个，白静的脸庞，文绉绉的，戴着一付漂亮的精致眼镜，气质高雅，很有一种威严神态。他平时少言寡语，但很懂音乐，很有造诣，给我们代过一次音乐课，教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主题歌。他的嗓音纯正清润，踏风琴的姿式优雅潇洒，学生们对他很敬畏。有一次，我从他的办公室兼寝室门前经过，他的门开着，我偶然往办公室里一瞥，见徐主任坐在办公桌前。蓦地，我看到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美利坚合众国地图”，----美国的这个全称我就是从他这张地图上第一次知道的。我不禁一怔，别的老师都是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或“世界地图”，而这个教导主任----全校仅次于校长的师长却挂一张美国地图，而美帝当时是我们的敌人，我对美帝是恨之入骨的。我忽然间发现这位教导主任有这样一个秘密，对他产生反感，所以他成为右派，我一点也不惊讶。至于他后来是否摘帽，遭迂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另外两名老师，我们学生平时对他们印象不错，听说是他们在整风贴大字报提意见太激烈而成了右派，我们学生对他们都很惋惜。（想不到四十年后，我却步了他们的后尘，也因言论激烈而成了“反革命”。）

（对于反右斗争，正如对胡风案件一样，有必要清理一下我自己的认识演化过程。）
我现在认为，就当时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历史背景，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无产阶级的敌人的猖狂进攻逼出来的反击，政治大方向完全正确。
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会议上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潮和中共八大会议上的刘邓修正主义思潮是右派猖狂进攻的根本祸因，这种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思潮鼓动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右倾情绪变成为行动，直接危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反右斗争本身是完全正确的，不可避免的。——这个认识，我至今不变。而且右派问题与胡风问题性质不同，胡风等人并没有公开主张共产党下台。
致于被具体定为右派分子的人们，我对他们的认识有个变化过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从五七年反右到七0年初的“打反运动”时），我都认为他们是咎由自取，定为右派全部都正确。对这种认为“定为右派全部都正确”的认识产生疑问，是在七0年“打反运动”中，因为批评陈伯达的“反动表态”我被打成“反革命”的时候。后来逐渐形成一种认识，我认为被定为右派的人们情况各有不同，应具体历史地分析，不应一概而论。在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几十万知识分子中，确有真正的右派，而且在被定为右派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占的比例较大，而在一般的知识分子中，当时确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对党和国家干部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不满而批评过火言辞激烈，这些人的批评可能不完全正确有片面性，但不应定为右派分子。他们当时没有将自己的激烈言论与右派思潮严格划清界线，而党当时也未能准确划清这种界线因而扩大化。当时，就有大批具有这种过激言论的人并未划成右派，所以反右当时并不是棍打一片。而且以后还几次甄别，给许多人摘了右派帽子，纠正了错划。但是，在八十年代初的文艺作品中肆意夸大扩大化错误，当成极左路线，这种思潮是为右倾翻案复辟服务的。
八十年代初期，有些文艺作品肆意夸大反右斗争中的扩大化，仿佛根本不存在右派进攻之事，所有的右派都定错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致于在政治上对右派摘帽“一风吹”，而且将反右斗争定为极左的开始，我是持异议的。后来，八十年代中期挑头搞自由化的，有几个头面人物正是五七年的右派分子，他们是旧病复发，故态复萌，原形毕露。但是，由于有七0年被打成“反革命”及此次共革案的磨难的亲身感受，我设身处地地思考了当年在五七年整风中敢于激烈批评官僚主义而受到不公正打击的人们的处境，产生了同情感，并为自己在长时期内认为他们有罪而深感愧疚，而且现时代的腐败现象与当年的官僚主义已不可同日而论了。
在处理人的时候要慎重——这是我党的一贯政策，但在具体处理上，往往出现忽左忽右的偏差，这是一个严重历史教训。）

（我甘愿做毛泽东的辩护士）
在这里，有个问题我要为毛主席和我党作一个辩解，那就是“引蛇出洞”问题。
八十年代初为“右派摘帽”一风吹时，有人说当年反右时，毛主席使用“引蛇出洞”的策略，是玩弄权术搞阴谋，愚弄群众，愚民政策，等等。叫人家帮助整风，大鸣大放，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人家畅所欲言后却抓右派整人，这不是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吗？
这认为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伤感温情主义，是对社会问题缺乏阶级分析的浅薄认识，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在建国初期，许多曾依附在地主资产阶级这两张“皮”上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来得及改造思想，没有真正转移到无产阶级的“皮”上。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丑化了共产党，引起国际上刮起反苏反共反社的黑风，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这股风不可避免影响到中共及中国社会，有些人就跟着跑，他们是为自己的阶级思想所驱使而必然如此。为了吸取斯大林的教训，也为了吸取当时波兰、匈牙利事件教训，克服党内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我党决定整风。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并没有借整风而抓资产阶级右派的打算，反而是欢迎民主党人士和群众帮助整风。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阶级斗争不以人们的良好愿望为转移。党内、党外一些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便借机跳了出来，要求大鸣大放，说小鸣小放不过瘾。毛主席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股阶级斗争新动向，不叫他们放是办不到的，于是便因势利导，叫他们放，叫他们表演，以便唤起群众觉悟，清除毒草。于是有些人利令智昏，无所顾忌，大放反苏反共反社的獗词，鼓吹要“共产党下台”，“轮流执政”“两院制”，诬蔑社会主义制度，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大有共产党下台之势。邓小平在批评八六年底自由化思潮时也说五七年确实有右派进攻，说“那时候杀气腾腾呀”。毛主席和我党适时进行了反击，揭露了一小撮右派分子借帮助整风反共真面目。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阶级斗争规律，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不是共产党“引蛇出洞”，而是毒蛇自己出洞作崇。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商定了香花毒草六条标准，其中主要两条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这些右派分子本身言而无信，自反约诺。难道共产党对右派的进攻听之任之拱手让出江山，才叫“守信用”“讲义气”？确实，反右斗争中存在着扩大化，伤害了一些敢于直言批评官僚主义腐败的同志，这应该引为教训。但不能因纠正扩大化而将反右斗争一笔抹杀。说明了，有些人不过是借口反右斗争扩大化问题而搞复辟翻案，为了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推行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罢了。对反右“斗争”一风吹，说成是毛泽东极左的开始。我是始终反对的，在这一点上，我甘愿做毛主席的辩护士。

更严重的是，因为右派的横插一杠子使文化大革命向后推迟了十年。
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天才，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善于从别人的事情中总结经验教训。当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他就敏锐地感到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消极性，我党随即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重要文章，指出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应该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过。随后，他又从波匈事件中看到官僚主义的危害性，而且也看到自己的党内、国家内也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吸取波匈两党的教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并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提出两类矛盾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主义的开端。在1956年底——1957年初，我国一些地方也发生了一些群众不满官僚主义的风潮，出现了罢工、罢课、闹事风潮，党中央进行了妥善的处置。这里要明确指出，56年底——57年初的群众风潮，确实与官僚主义有关。毛泽东和党中央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决定开展全党大整风，进行自我教育，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欢迎群众和民主党帮助我党整风。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文章。当时党中央并没有反右的思想和准备，不存在“引蛇出洞”的阴谋，也不存在所谓的“阳谋”。由于民主革命时期的合作，以及建国后民主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改造，所以当时我党提出与民主党的关系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整风开始后，广大群众，特别是大学的师生给各级干部贴出许多大字报，批评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问题，有些意见相当尖锐。其实，这就是十年后的文革初期那种群众大民主的预演，可以说就是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有些对确实存在的官僚主义批评比较尖锐的干部、群众、师生被定为右派，其实他们就是十年后文革初期的革命造反派。他们和那些要推翻共产党的真正右派是不一样的。所谓的反右扩大化主要是指将这部分革命者错误的定为右派（后来这部分人多数给摘掉右派帽子）。如果当时整风运动顺利进行下去，下一阶段就是整顿干部队伍，建立整改措施制度，加强党的建设，“第一次文革”就会取得圆满的胜利。那时，党内资产阶级尚处于形成之中，腐败还不很严重，斗争也不会很激烈，很可能探讨出大民主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出反复辟的有效措施，遏制住党内资产阶级的滋生，十年后的文革很可能都不会发生了。
但是，就在整风初期鸣放阶段，突然发生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他们反共、反苏，要共产党下台，要求“轮流执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叫嚣要杀共产党“几千几万”。这股右倾思潮，主要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有关，也与刘邓追随赫鲁晓夫在八大上搞修正主义有关。鉴于波匈事件的教训，不得不开展反右斗争，结果使整风运动夭折，“第一次文革”也夭折了。这是说，由于右派的进攻，使第一次文革推延了十年，它本来在1957年就应该进行。

由于1957年整风运动夭折，历史没有提供机会能够总结出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经验，也没有机会探索出大民主掀起群群众运动后会出现哪些现象，也未探索出防腐防变的重要措施，直到后来的“四清”运动也不能解决问题。到十年后，党内资产阶级已发展膨胀到坐成虎势尾大不掉，干部队伍整体上已发生阶级性蜕变，比57年时严重许多，群众的不满也严重许多，所以文革一爆发就把干部队伍冲垮了。所以，说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但不能说文革是“非常及时的”，因为早在1957年本来就应该进行文革，那时才是“非常及时的”。而且更确切地说，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应该进行文革，那时才是“最及时的”。但是文革到1966年再不搞，就太晚了，所以也可以说是“非常及时的”。
资产阶级右派们以及为他们翻案的人们总是抱怨反右斗争，但是他们从不反躬自问，正是1957 年右派的进攻打断了整风运动，使文革推延了十年，这给中国和世界革命造成何等损失？由于他们的进攻使文革推延了十年，使干部队伍整体上发生阶级性蜕变。所以，右派其实是十年后文革初期干部队伍受到严重冲击的真正的罪人，真正的右派们根本不是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什么民主斗士。当然，反右斗争存在扩大化问题，应该吸取教训。但在当时国际国内斗争的背景下，又没有经验，而且右派的进攻确实是很猖狂的，要准确区分右派与有情绪的批评者是不容易的。文革被否定后，右倾翻案势力借扩大化问题大做文章，想彻底否定反右斗争，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规律，社会运动发生后，各种社会势力都参加进来交织在一起，最后的结果是任何一方原来谁也没有想到的。三十二年后的八九年风波中自由化的主要担纲者正是当年的右派分子，他们自己的行为证明当年的反右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如果57年就按他们的“政治设计院”的设计治国，中国早就复辟了。
56年底的匈牙利事件说明一旦右派得逞是灾难性的。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斗争，不仅避免了匈牙利事件的苦跌打，而且挽救了大批右派。如果中国真的发生右派翻天上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会有大量牺牲，无产阶级必然要进行大反击，那就不仅仅是一般的政治上的反右斗争了，不知道要杀多少右派分子！正是毛泽东用政治思想斗争的方式挽救了右派，使他们避免了血光之灾。毛泽东后来总结反右斗争时说，反右斗争是将匈牙利事件化解为许多小的匈牙利事件，各个击破，提前解决了大的匈牙利事件，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后来的许多右派攻击反右斗争，说毛泽东是“封建专制”、“焚书坑儒”，他们真是没有一点良心，不知道他们的性命是谁给他们保护下来的。况且在反右斗争中并没有杀一个右派，谈不上“坑儒”。这样分析反右斗争就把右派们翻案倒算的资本全部剥光了，他们不仅是历史罪人，而且是历史上最没有良心的人。）

毛继东

通向地狱的道路——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三章4)
第 三 章 小学时代的欢乐
（破解教育观）

八 第一次当干部----中队长
六年级第一学期一开学，我们班出现一个新人物，来了一个大个子的插班生，他叫金龙。他比我大三岁，高一头半，原来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在家一直坚持自学。他有一付少年早成的持重神态，是全校学生中唯一的一名团员，一下子就把全班同学吸引住了。他学习优秀，而且擅长乐器，二胡拉得行云流水，横笛吹得铜铃般清越欢畅。他成为班主作的得力助手，成为全班同学的核心。我们都把他当成大哥哥，所有淘气鬼都聚拢到他身边，不再调皮捣蛋。他非常欢喜我，推荐我担任班少先队中队长——这是我第一次当干部。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们班开展了许多有益活动。我们班有个男生徐树宽，年幼时受伤成了驼背，常受本班和外班一些同学的戏弄，他自己也常悲伤地暗泣。在金龙指导下，我召开全班少先队员大会，呼吁大家要友爱助人，开展关心徐树宽活动。全班都行动起来，给予徐树宽以热情关怀。金龙和我又去找另外三个六年级的班长做工作，希望他们配合，号召他们本班同学不再戏弄徐树宽。徐树宽在大家的友爱关怀中脸上绽出了笑容。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动人的口号：“让每个同学都感到集体的温暖。”我们班成为全校的先进集体。五八年高小毕业前，天津新河造船厂来我校召青工，金龙被选中了。分手前，我们依依难舍。我从他的身上学到好多东西，从他身上体会出，在一个集体中，必须有一个从群众中形成的核心，做为领导的助手，这个集体才有凝聚力。在后来的工作实践中，这个经验给予我很多教益。

九 两种艺术两种熏陶
在少年时代，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有三个方面——父母、老师、文学艺术作品——连环画（小人书），小说、戏剧、广播等。（在当代，对孩子们思想影响最强烈的当属电视、光盘、游戏机了。）自从认识一两千字以后，受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的驱使，我象一只饥饿的小羊羔，不论碰到什么草，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就先吃家伙。这种知识饥渴症，使我不论遇到什么书，拿过来就看。那时刚建国不久，儿童读物还不多，再加上经济问题，小学生手中没有多少新鲜读物。于是，家中现有的旧书便先入为主了，最先遇到的是爸爸抽屉里的旧书——《三侠剑》、《小五义》、《四大美人》。下学回家后不是先做作业，而是先看老书，甚至为此而逃学，拿着旧书藏到柴火垛里去看。我一下子就被旧书中的英雄豪杰们的行侠仗义行为吸引住了，钦佩不已。对他们蹿房越脊飞檐走壁的功夫赞口不绝，常常看着看着自己的手肢也比划起来了。我最钦慕的英雄是御猫南侠展召展雄飞，他那把师传的销铁如泥切金如土的宝剑的寒光仿佛就在眼前熠熠闪烁，他师父对他说的话“剑在人在，剑伤人伤，剑亡人亡”，也依稀就在耳边。小孩子们看书，最喜欢对号入座，我最喜欢的是小侠艾虎。在给小同学们讲述看过的旧书故事时，常常自诩“我就是艾虎”，还做一个戏台上亮相动作。这些书中扬善惩恶的意识是很明确强烈的，这对于我们尚未涉世的小孩子的影响是很强烈的。在这些英雄豪杰的启示下，我幼小的心灵中噪动着英雄主义的萌芽，将来长大后要做一个刧富济贫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英雄感悄然而生。我还看过《四大美人》，此书中全是宫讳之事，而且文字偏于文言，看不太懂，但故事情节还是能看明白。我从此书中知道，越王勾践送给吴王夫差的美女不仅仅是西施一人，而是两个美女，还有一个叫邓妲。书中有一节写吴王夫差在姑苏城（即苏州）建献美台，让西施，邓妲二人登台献美，整个姑苏城全成空巷，都来看美女，所以有“倾城之色”的典故。后来邓妲体质赢弱早夭，只剩下西施。许多人只知有西施，不知有邓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因为有这点考证小知识，常常得意地纠正大人们“只有一个西施美人”的错误说法。还有旧时的一本尺牍——教人们怎样写信的工具书，有一寸来厚，而且全是文言文，我根本看不懂，但我也是一页不漏地翻看一遍，因此我知道有“阁下”、“台鉴“的称呼，有“专此布达”的结语。尺牍中有亲戚排辈关系图，所以我很小就会排辈。

还有一次，我从一个大人手中借到一本三十年代张恨水写的长篇爱情小说《红杏出墙记》。我现在只记得书中的一个情节，书中的男主人公（名字已不记得了）的爱人爱上了他自己的一个朋友，男主人公外出归家未进门前突然发现爱人正与他的朋友幽会。他本来想冲进屋去斥责那个朋友和爱人，他认为自己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但他又想到友谊，想到爱人既然爱了这个朋友，那一定是对自己不爱了，自己就是冲进屋去，又能夺回爱情吗？而且还失掉了朋友的友情。于是，这个男主人公悄悄地离开了家门。这个男主人公这样处理爱情与友情的关系的态度，恐怕即使是现代社会也必定会有许多人认为是乖张悖情的，但书中这个情节对小小年纪的我却产生了极强烈深刻的影响，以致于影响了我后来的爱情生活。这个男主人公在权利与友情，爱情与友情之间进行最后抉择时选择了友情。这在我当时幼小的心灵中形成了一个极深的意念——友情高于爱情，重友情淡爱情。虽然那时我根本不清楚爱情是怎么回事——当时只知道两口子可以在一起睡觉，而不能与别人睡觉。这个意念先入为主后，竟使我在后来真正处理爱情问题时做出了许多超群脱俗的怪事。（这自然是后话了。）

在一个小同学的家里，我还偶然看到一本《笑林广记》，拿起来就看。书中全是荒诞不经污秽不堪的笑话，许多是不堪入目无法启口讲述的。我看了几个笑话，觉得不是滋味，“净说那种事”，便弃之不读了，还告诉小朋友不要看这本书。我当时何以有这种“拒腐蚀”的自觉性呢？莫非是天生的“知耻之心”吗？我认为非也。我认为这与当时学校的纯正教育有关，与洁静的社会风气有关，与学习志愿军英雄精神有关。当时学校中开展“五爱活动”——“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在那个年代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是清新向上的，纯洁文明的，象阳光一样沐浴着小学生们的心灵，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线泾渭分明，小孩们的心灵自然地被导入洁净的伊甸园之中。

后来清新纯洁的儿童读物越来越多，苏老师给我的《青年英雄的故事》使我的精神得到净化，将我这只胡乱吃草的小羊羔引上了正路。
我在有了文艺审美和批判能力后，才知道《三侠剑》、《小五义》之类的书是歌颂封建保皇派的，而书中的“盗贼”其实是农民起义军，被歪曲了形象。这些充满了封建奴化思想的糟粕在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文革中扫荡净尽，但现在又都出现在书市上，甚至排电视连续剧毒害青少年。（如《白眉大侠徐良》、《包公传》、《展召》等等。）
“救救孩子！”——有位老前辈在八十年前曾这样的呐喊过。

十 借别人制服照毕业相
五八年夏天，小学毕业前要照毕业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照相时，我的家做的衣服领子卷塌挺不起来，照相师要我换一件制服。我只好向一个同学借制服。这张照片唯一的历史意义是记录了我少年时突出的大眼珠的精神。随着相机“咔嚓“一声响，难忘的小学时代结束了。

十一 组建“红色少年军”
五八年夏天，高小毕来后初中开学前，我在家和小朋友们搞当兵玩游戏。当时已是高级联村社（我村所在合作社有七个村），除了秋收农忙外，我们小学生已很少干农活了。我和堂弟师仁联络了村东部的一拨小孩，村西的一个姓任的小同学也联合了一拨小朋友。我们人多，他们人少。这两拨队伍在暗中较量，为争地盘争人马，有时发生磨擦矛盾，有几次差点干戈相见。师仁和我同岁，都属猴，他比我小几个月，他从小稳重多谋，善结人缘，能团结人。我们俩一计议，要团结那一拨小同学，不然要出事。我们与姓任的小兵头一谈判，他们也很赞成合并，于是两拨人马合成一支队伍。我想给自己的队伍起个响亮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呢？我认为我们是红军的后代，就叫“红色少年军”——头尾相合正是“红——军”。我与师仁一说，他说：“正得（满好），就叫红色少年军。”我们一共有五，六十人，按营级建制，分设三个连。我自任营教导员，师仁任参谋长，姓任的同学任营长，胜利任文书。为什么要当教导员？因为从小人书、电影、小说中看到指导员、教导员、政委代表党，我们也是“红军”，也是党队伍呀。成立“红色少年军”那天晚上，我带领整齐的队伍来到村公所院里，我跑步进了办公室，村长王之善和几个大人正在说话，我立正敬礼向村长报告：“报告，我们成立了‘红色少年军’，您看行吗？”大人们先是一怔，接着就大笑起来。村长的两个儿子也在我们的军队里，他早就知道我们这支队伍了。他笑吟吟地说：“‘红色少年军’？挺好。好好玩，别淘气。”“是！”我又敬了个礼便跑出办公室，尾里又是一片笑声。——我们这就算是共产党的队伍了。（我当时还不懂村长与党支部书记的区别，恰好王之善是一身二任。）

我们分三个连分住在三家集体住宿，挤在大炕上。早晨，天刚刚朦朦亮，我就吹哨起床，到学校操场出操练兵。我们扛的枪都是自己做的，有木枪、有用高梁杆秫秸杆绑的枪，有木刀，有的干脆就扛一根木棍。我们腰间用布头、麻绳扎着，人人头上戴一顶用柳条编的伪装帽——总得有个军队样子呀。我腰间插一支自己做的木头手枪，可神气咧。我向部队训话：“村长说要我们好好玩，不许淘气。我们谁也不许淘气祸害老百姓。现在，我们唱《三大纪律八项立意》。‘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预备——唱！”我们排着整齐的队列，一面大步走，一面高歌，个个都挺胸腆肚，可威风咧。操场上陆续来了许多大人，我的二伯父坚起大拇指赞许说：“好，一派尚武精神！”麻二爷也来凑热闹，他扛着一把掏灰耙，排在我们队伍最后面，一面唱歌，一面要鬼脸，逗得人们捂着肚子哈哈大笑。我们练步伐，又练投弹射击，练搜索前进，大家沿着墙跟猫着腰搜索前进，满像回事呢。练完兵，我们回到驻营地，给“房东”扫院子，抬水，学习老八路的作风。

初中开学后不久，就放了大秋假，那时大跃进已如火如荼。村里的青壮年劳力都上了深翻土地的前线，村里秋收人手不够，我们红色少年军便成了一支生力军。村长命令我们帮助大人们收秋，我们帮助掰玉米，抱玉米秸，挖白薯，收荞麦，很受村长表扬。我们觉得自己的武器太寒酸，想有几支“国家造”的正规武器。于是全军出动，到处捡废铁废布，挖树根（卖去烧木炭），翻遍本村垃圾堆，又去外村捡，很快就有了十几元钱。我带领几个连长到县城杨村镇商场买了两支能射橡皮子弹的玩具枪，我们总算有了“国家造”高级武器了。那一年一直到深秋才开学。我们大孩子们去上学，而且我上初中在学校住宿，不常回家。剩下的队伍便象脱了紧箍咒的孙猴子瞎胡闹起来。他们不是练兵做好事，而是淘气发坏，半夜三更去捅老百姓的鸡笼，闹得村里半夜鸡叫，吵得全村不得安宁，于是怨声四起。原来有组织的积极力量现在变成了有组织的破坏力量。我和师仁、小任一商量，决定解散“军队”。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召集了全军，收缴了武器，宣布解散——“离根凌”了。我就这样解散了自己成立的第一支“军队”。

这一段暂短的有组织的军事游戏生活，对我一生都有很深的启发意义。它显示了我的组织能力，战略意识，团结对立面的策略思想。我从中体会出组织就是力量，组织起来才有力量，而且必须有正确的领导才是积极的力量，否则就会变成有组织的破坏力量。这些孩提时代的初步萌发的组织思想，在后来的文革中得以充分发挥运用，在组建“共革”时更是大显神通——虽然仅仅一人。从“红色少年军”到文革中组建“抽宝剑挺进纵队”、“革命到底串联会”，到组建“共革”，我都是自己拉队伍干。不过，前几次都是人马浩荡，最后一次组建“共革”却是光杆司令一个人——为了不牵连他人一起入牢受难。
种子，它就蕴含着一切。

毛继东

自传《通向地狱的道路_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三章5）

十二 小学时代花絮拾遗
（一）悼念斯大林逝世
从我刚懂事时起，苏联就以伟大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扎根。“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建国初期中国人民的信念。人们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因为有苏联老大哥的榜样在前面引路，有斯大林元帅支持我们。建国后不久，中苏人民友好协会成立，宋庆龄是中方会长。我爸爸和大哥都是会员，每人发一枚精致的圆形会章。我们村放映幻灯片宣传，那时是极简陋的玻璃匣子式的旧幻灯机，影片换片时用吃饭的筷子捅。光源是用手电筒或放一盏灯。幻灯片中有斯大林元帅的威武镜头，令人崇敬。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的一天（记忆中是三月七日早晨），冯老师将全校师生集中到院内小操场上，非常沉痛地宣告：“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斯大林元帅不幸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逝世。现在，我们全校师生默哀三分钟，悼念斯大林元帅……”全校师生都深深低下了头，有的师生发出低泣声。那一天，所有的教室里的气氛都是低沉的、凝重的，仿佛有什么指望的东西悄悄地消失了一样。

（二）党史宣传画
大概是五一年“七、一“建党三十周年之后，爸爸带回一张大幅宣传画，是分帧的连环画，有现在两张对开的报纸那么大，爸爸说是中国共产党简史。爸爸将宣传画贴在墙上，我们识字后一幅一幅反复念每张画下面的注解。现在还记得有“五四运动”、“苏联十月革命”、“二一年建党”、“北伐军攻打汀泗桥”、“四、一二大屠杀”、“八一南昌起义”、“九一八事变”、“红军强渡大渡河”、“延安宝塔山”、“一二九运动”、“百万雄师过大江”、最后一幅是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我从宣传画上第一次简要地了解到党史，了解到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了解到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领导作用，崇敬心情油然而升。这是我对毛主席的崇拜第一次注入理性理解成分意识，在此之前，我的幼稚心灵中确实把毛主席当成是旧书旧戏中的真龙天子，当成救苦救难的天降之神，因为旧书旧戏中都有“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而大们也都经常呼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想：“‘万岁’不就是皇上嘛？”这张党史宣传画使我清晰地懂得毛主席与过去的“皇上”不一样，但朦胧的幼稚质朴的精神崇拜、感恩戴德的崇拜仍占主要成分。“毛主席太伟大了！”——我发自内心地这样赞颂。

（三）刘青山、张子善之案
爸爸常常带回一种《时事手册》杂志，是三十二开本那么大，有六十页左右，每期都是当时的时事新闻，都是宣传画环连画形式，每页上有三幅画。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篇是志愿军新组建的高射炮部队在入朝后的途中，正好遇到敌机轰炸，我高射炮部队英勇还击，当即击落一架美帝飞机，画面上是一架敌机拖着冒烟的长尾巴栽落，最后一幅是初战告捷的志愿军战士在炮车上欢唱胜利歌曲。第二套故事是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大案，最后一幅画是刘、张二人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刘、张二人都低着头。这套连环画对我震动很大，第一次知道共产党的大干部办坏事也要吃枪子的。这使我又想起油滑子的《十八地狱图》，干坏事是要受惩罚的。在此这前，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是不会犯错误的，个个都是好人，没有疵儿（缺陷）的。此案之后便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我村西部有一道高压输电线，是从东北小丰满水电站输向北京的。电线杆、电塔巍然矗立，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建的项目。大人们说：现在三根电杆的距离之间本应是五根，叫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却了两根，这个说法至今不知真假，恐怕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吧。

（四）“中国的贝利亚”——高岗、饶漱石
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联就发生了“贝利亚”事件，紧接着中国出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这两件事当时在中国老百姓中都产生很大震动，我们小学生听大人们说：“贝利亚反对斯大林，高岗饶漱石反对毛主席，高岗饶漱石就是中国的贝利亚。”反对斯大林，反对毛主席，那还不是坏人吗？——这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准则。由于“饶漱石”这个人的姓名字很特殊，又很咬嘴，所以我印象很深。这是继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之后的又一件大事，再后就是胡风集团案了。
斯大林逝世后，中国老百姓都知道斯大林的继承人当时是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当时有张马林科夫的伟人像，是军装照，我记得肩章上是四颗星，大人们说是“四个豆”大将军街。但不久，这两个人就悄悄不见了，出来一颗新星——赫鲁晓夫。
在那个年代，不管是在世界上，还是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大事，都会在老百姓，直至小学生中间产生波澜，好象每件大事都与自己有关系。

（直到撰写本白皮书第一稿时，我们一直认为高饶集团是“反党集团”。但到修改第二稿时，我对该集团的定性有了新的认识。当时高岗抓住刘少奇在四六年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讲话、四九年“天津讲话”，五一年对山西省合作化要求的错误批评等问题，对刘少奇提出严厉批评，就路线角度说，高岗的批评是有理有据的。毛主席作出决定，要刘少奇在中央会议上作自我批评。刘少奇在中央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并宣布放弃错误思想。毛主席当时希望在刘少奇做了自我批评后，高岗能从团结出发不出现分裂。但高岗、饶漱石高傲自大，想取代刘少奇，并采取违反党纪的手段搞阴谋活动，这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在受到批评后，高岗以自杀对抗党的批评，使性质发生严重变化，据说高岗自杀时的遗言是“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但高岗并没有反对党、并没有反对毛主席的图谋，定他们是“反党集团”是不妥当的，定性不准，过于严重。客观地说，高岗是最早看出刘少奇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提出严厉批评的人之一，文革中对刘少奇的批评实际是沿用高岗的批评。如果高岗不是谋取个人权位，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方式批评刘少奇，并要求撤掉刘少奇职务，对提早制止刘少奇路线是大有益处的。应定高、饶集团为党内个人主义阴谋宗派集团，但应取消“反党集团”的帽子。当时这种定性受苏联党内斗争定性影响很大。在列宁时期，从来使用“反党集团”的定性。从斯大林开始滥用“反党集团”的错误定性，搞了扩大化。其实，包括托洛茨基在内都不是反党集团。这造成恶劣的惯例，党内一有分歧，就定为”人民敌人“、“反党集团”，采用专政方式处理。后来赫鲁晓夫也沿用此法处治贝利亚，这影响到中国将高岗定为”中国贝利亚“。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没有使用”反党集团“的定性，即使是对张国焘也只定为分裂主义。但建国后，定高、饶为”反党集团”，开了先例。其实，包括林彪集团都不是“反党集团”。林彪集团应定为反革命集团，刘邓集团应定为修正主义集团，彭德怀集团应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四人帮”应定为左倾机会主义集团。“反党集团”必须在主观上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根本纲领，反对共产党的革命领导，要求取消或打倒共产党。不具备这种主观故意构件，便不应定为“反党集团”。就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来说，并无上述反党的主观故意表现，他们认为毛主席是封建专制而他们却代表马列主义，并无反对共产党的言词。但他们谋害毛主席，发动政变是犯罪行为，是反革命集团，应受到严惩。应该将“反革命”与“反党”区分开来。可以说，自马克思时起，就没有出现一个主观上就是反党的反党集团，包括巴枯宁都只能定为宗派阴谋集团。
——以上各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讨论。

（四）正义小战士
自小我就爱管闲事抱打不平，因此也常常给自己惹来许多麻烦。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四年级有个大个子学生，他连续几年蹲班留级，个比我高一尺，同学们叫他“傻大个“，他爱耍横欺负小同学。有一次，他和一个小同玩搧纸三角。按规矩，玩搧纸三角时，必须将袖子卷起来不准带风，但傻大个却把袖子拉不来搧风，一连赢了小同学十几个纸三角。小同学说他犯规，要他退还三角，傻大个说啥也不退还，气得小同学直哭。我在一旁看不过眼去了，上前仗义执言，批评傻大个蛮不讲理。他却说我管闲事，一把把我推出去好远，差点摔倒。我气坏了，向他冲过去。我当时个很矮，傻大个蛮不在乎地双腿叉开来了个骑马蹲裆式，双手抱在胸前不屑一掷地说：“来，看你能撞倒我吗？”我向他冲过去时心里明镜似地清楚撞不倒他，但快冲到他跟前时，我突然趴下身子，向他裆下钻过去然后用后背猛往上一掀，“叭”，把傻大个顶了个大马趴。旁边的同学们都鼓掌支持我，嘲弄傻大个。他见惹了众怒，悻悻地要走，我抓住他的胳膊，从他手里夺回纸三角还给了小同学。——嫉恶如仇路见不平就要踩一脚，这种性格恐怕是我最终走向地狱之门的一根主要牵引索。
直到五十多岁了，还是爱管闲事。有一次我回家乡时到梅厂镇赶农贸市场集，到鱼市去买鱼。有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在买鱼，看样子是买了十元钱的鱼。卖鱼的小贩称好鱼后，乘那个妇女低头掏钱时从称盘里把一条有半斤重的鲫鱼悄悄拿出去了。我在一旁看见了，等那个妇女装好鱼要走，我告诉她鱼不够份量，少一条。那个妇女到市场公平称去称，回来找卖鱼的小贩算账，卖鱼的赶紧给补了一条鱼。鱼市上的人们对我们作为褒贬不一，回家后我对妹夫讲了这件事。妹夫说：“你是吃饱了撑的，没讨顿打就不错了，卖鱼的都串着手呢。”——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有时自谑为“佐罗大侠”。
我总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要是没有几个爱管闲事的，那恐怕是坏人就太得意了。

（五）带着小贼偷自家的菜瓜
五四年夏天，我家种了一亩地的菜瓜，有一天，我们几个淘气包玩耍时，议论起村里今年有哪几家种了瓜。有个淘气鬼提议偷瓜吃，大家一致赞成。我说：“好，先去偷我家的。”我领着一帮小贼悄悄来到我家瓜地附近的棉花地里，我叫他们趴在棉花地里等着，我爬进自家的瓜地，那天是妈妈看守瓜园，没有发现我。我摘下菜瓜往棉花地里扔，最后又用衣服兜着七、八个菜瓜也爬进棉花地，大家跑到远处去吃瓜，一面吃还一面嘎笑。吃完后又商议去偷树海家的甜瓜。树海家在村南有块二分大的园子，种着甜瓜，周围有篱笆。我们扒开篱笆钻进园子，不料刚摘了几个甜瓜，就听见篱笆外面有人呐喊：“猴崽仔们，找死哪！”原来是树海妈妈在瓜园外发现了我们。我们象炸了窝的小鸡，蹿过篱笆四处奔逃。树海妈妈拿着一根秫秸棍子在后面追我，可是她是小脚，怎么也追不上我。她干脆不追了，迳直到我家瓜园找我爸爸告状。我回家后，爸爸问明了原委，说：“偷咱们家的瓜没事，以后吃瓜就领着他们来要。可是不许偷别人家的瓜。”爸爸摘了一篮子菜瓜要我送到树海家去赔不是，我腻歪了半天，才羞怯地提着瓜篮子沿街墙跟蹭。正好该着倒楣，又碰上了麻二大爷，他就取笑地说：‘小得顺偷瓜喽——”臊得我无地自容，真恨不得钻进老鼠洞里去，就提着篮子一溜急跑跑进树海家。可是树海妈妈说啥也不要赔得瓜，又提回我家，对我爸爸说：“小猴们淘气，赔什么瓜呀。”两位大人哈哈一笑了事。

（七） 第一次做买卖当商人
我向爸爸要钱买铅笔、纸张，爸爸却摘了半篮菜瓜叫我自己去卖，说卖了钱归我去买文具用品，爸爸还教我怎样吆喝。我打心眼里不愿意去卖瓜，可是爸爸说不卖瓜不给钱。我只好提着瓜篮子来到十字街口，坐在我当年说快板时的那块石碌碡上，把瓜篮子往眼前一放，头一低，不言不语地干闷着，人们象看耍猴的一样围了一群。麻二大爷又来凑热闹，问我：“小得顺，你这是干嘛哪？”我说：“卖瓜。”“噢，谁这样卖瓜呀？”他就大声喊起来：“快来看呀，小得顺卖给瓜喽——”引逗得人们哈哈大笑。有个叔伯大婶说：“别拿孩子涮了。小得顺，你爸爸叫你卖多少钱？”我说：“我爸爸说卖多少钱都行。”“给你十个鸡蛋，卖不卖？”“卖”。大婶用衣服兜着瓜回家，又兜来十个鸡蛋，放在我的瓜篮子里，叮咛说：“慢点走，别揍了鸡蛋。”我象被特赦的犯人，提起篮子就往家跑，后面又是一片笑声。爸爸妈妈也笑得前仰后合，爸爸说：“行，头一回卖瓜，没蹲了货，不赖。”他给了我两毛钱叫我去买文具用品。这就是我第一次进行市场交易做买卖时的尴尬滑稽像。我这个人笃定一生不能成为一个精明商人，直到八、九十年代四十多岁了搞业务交易还是经常上当受骗。

（八）第一次看国产电影《智取华山》
我看到的第一部国产影片是《智取华山》。那天，听说离我村八里远的张大庄演电影，我和几个小同学结伴摸黑深一脚浅一脚去张大庄。可是谁也没带钱，人家不让进院。电影是在小学校里演，周围有墙，墙外有秫秸，我们就从秫秸上爬到墙头上骑着墙头看，高兴得不得了。影片的内容也很引人入胜，片中说自古华山一条路，正面山路被敌人占据封锁。农民青年史长林带领我军侦察兵从华山后小道上山崖，他用长竹杆套在山崖的树上一点一点往上攀登，那艰难危险的情形至今仍清晰在眼前。还有侦察兵从老虎嘴崖下爬过时有个战士差点掉下去。有一座木桥是朽桥，史长林用竹杆一碰“哗啦”就散了，我们也都捏了一把汗。还有个蒋匪军官喝醉了酒下山坡被我军战士一把抓住时吓得熊样至今仍记忆犹新。第二天，我向没看电影的小同学们讲电影，他们都后悔没有去看电影。

（九）亲眼目睹变天帐
那是五五年初春时节，我和一个小同学在他家玩耍，他家是地主成分。我们在他家一堵倒了一半的土墙边玩，猛然间我看到墙缝里有一卷纸，便掏出来，看到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上面写着×××分咱家村东×亩地，×××分咱家几间房，我以为这是一本买卖帐本。真在看着，那个小同学的奶奶恰好走过来，看到我手中拿着的本子，现出极慌张的神色，忙哄我说：“这是他爷爷的买卖帐本，你看了没用，给我吧。”我就给了她，她接过去就赶紧走了。后来看了电影《暴风骤雨》，影片中的老地主记变天帐的情节，我才猛然想起，我从旧房框中掏出来也是变天帐。

（十）一颗流星使我小小年纪问到死
五四年阴历七月初七那天夜晚，妈妈和我、弟弟、妹妹在院里紫花槐树下乘凉，紫花槐花散发出一种特异的清香味。妈妈给我们讲牛郎织女天河配的故事。牛郎一个人在人间很苦，天上有个织女下凡与他配成夫妻，生了一儿一女。但王母娘娘不许织女下凡，把织女抓回天上。牛郎用挑子挑着儿女追赶，王母娘娘拢下头下的银簪在他们中间一划，就划出一道滔滔银河，把牛郎织女隔在银河两岸，每年七月初七那天才叫他们一家人在桥上见一次面。那一天，燕子喜鹊都去给他们搭桥，让他们在桥上相会，那一天不是阴天就是下雨，那是织女哭的泪水。听妈妈这一说，我仔细一想，那天确实没看到一只小燕和喜鹊，而且下了小雨。我躺在凉席上仰视天空星斗，灿烂的银河由南向北纵贯苍穹，我按妈妈指的位置找到了织女星和牛郎星，牛郎星左右各有一颗小星，妈妈说那就是牛郎织女的一双儿女。
忽然间，一颗明亮的流星划破天空直泻而下，划出一道金黄的光线。妈妈带着点忧伤地说：“天上掉星，地上死人，又有人死了。”我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忙新奇地问妈妈是怎么回事，妈妈说：“人都是天上下来的，每个人都有一颗星星，星星一掉这个人就死了。”我的心猛然一紧，又问：“干嘛人要死呢？”妈妈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活一百岁也得死。”我又问：“死是啥样子？”“死就是断气了，两眼一闭，两腿一蹬，什么也不知道了。”一种无名的恐惧感骤然袭上我的心头，又问：“人能不死吗？”妈妈说：“凡是有魂的活物都要死，只有死物不死，石头没有魂就不死。”“魂是怎么回事？”“魂就是天上带来的气，死了还要飞到天上去。”妈妈说得我更迷朦了，也更怵了，想到我自己早晚也要有一天两腿一蹬什么也不知道了，多可怕呀！但我又不甘心地追问：“人总归要死，哪活着干什么呀？”妈妈不在意地说出一句话，却差点吓昏了我。妈妈说：“人活着就是受罪。”（这与几十年后的什么功的说法不是很想象吗？妈妈要是活到现在说不定是个练功大法弟子呢。）妈妈又去和弟弟妹妹唠嗑了，我可是中了邪了。自己嘟嘟囔囔，还不停地唉声叹气。“人要是永远不死该多好啊！”我不停地自言自语，妈妈说：“这孩子今个闹病了。”
我真的病了，而且一直苦恼了很长时间。直到向苏老师还《青年英雄的故事》书时，才从迷窖里爬出来。还书时，苏老师问：“这本书好不好？”我说：“好。”“怎么个好法？”我将思绪理了半天，最后重复毛主席赞扬刘胡兰的话：“他们都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苏老师高兴地拍我的肩说：“好，好，看进去了。”我这时又想起那个苦恼着我的“死”，就问苏老师。她说：“人都是要死的，不能光看活的岁数大小，要看死得值不值的，刘胡兰才十六岁呀。”
“要看死得值不值的。”——这句圣典般的话，把我从苦恼中解脱出来。后来长大后学习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才真正明白了生死观。
谁能想到，一颗流星，竟然会把小小年纪的我引到参禅悟性上去呢？

（十一）又有几件险事
这几年中，我又遇到几个险事，每次都吓死人。
我家是土坏房，每年都要泥一次房顶防雨，在泥里加进一些麦壳花秸泥在房顶上。有一年，我从梯子上悄悄爬到房顶上，想看看大人们怎样泥房。爸爸见我上了房顶便训我，说危险，叫我赶紧下去。我本来有恐高症，两腿站在斜坡房顶上直打哆嗦，爸爸又一训，更慌了，两脚正好踩在一块硬泥片上，“滋溜”一下子从房顶上滑下去了，满屋顶上的大人们都惊呆了。房顶有一丈多高，掉下来闹不好要出事。可是在往下滑时我屁股贴在房顶上，缓冲了下滑力量，正好房下有一大堆麦秸，我滑下去时“扑通”埋进麦秸里，毫毛未伤，钻出来闹了一脑袋麦秸。房上有人说：“这小子命大，真险须！”我向房顶上吐吐舌头，赶紧跑了。

我村学校南面有两个大水坑，南坑角有一个脱坯时挖的井坑，五五年夏季，有一天，我和小朋友们游泳，我们在浅处玩，离开那个井坑很远，因为井坑子有五、六尺深危险。这时有个叫傻来福的小伙子也来游泳。他邀我与他比赛，看谁在井坑里水下蹲得时间长。我说行，我们都憋了一口气，蹲到水面下。我心里数着数，想数到一百下就钻出水面，防止时间太长出事。下料，我数到八十下时，来福突然压到我身上，他双手死捺住我的肩膀不放，他的脑袋却可以露出水面唤气。我在水面下可就惨了，不管我怎么挣扎，他也不撒手，心一慌连呛了两口水，呛得我鼻子直窜水。再闹下去真要有生命危险，但来福仍死死捺住我不撒手。就在在性命交关的时候，在岸上有位堂哥大声嚷来福，他才松了手，他的压力一消，我急忙冲出水面换气，已呛得我昏头昏脑了。我几乎是从来福手中夺回了一条命。

五五年深秋，我在南甸地里用镰刀割野柴，晒干后可以烧饭用。不料我一扔镰刀，刀尖倒过来将我右手面划了一道一寸多长的深伤口，伤口象小孩的嘴张开着。我赶紧跑回家，妈妈领我到村里医生家上刀伤药。医生吃惊地说：“你这个口子好危险啊！拉得可真是地方，再深一点就割断食指的筋了，这个指头就残了，没法攥笔了；要是再偏一点，就又割着大血管了，流血过多止不住，说不定要出什么事呢。”至今这道伤疤仍清楚地趴在右手面上。有时我凝视这条伤疤，活动食指，伤疤象是庆幸地说：“你躲过一场大灾呢！”

最可怕的是五六年春天的一场险情。村里有个青年常将一支短管猎枪放在老师厨房的墙角，枪里装满火药和铁沙子。有一天，有个淘气的男生把猎枪举平，要我看看枪管里是否有铁沙。我象附了鬼魂一样不知祸福深浅地就低下头去看枪口。忽然，“砰地“一声巨响，他把枪扣响了！只见一道火光从我眼前窜过去，一大片铁沙子全打进对面的土墙里，满屋子臭烟气呛得我们俩人直咳嗽，耳朵震得嗡嗡响。我们两个人全吓呆了，都张着嘴合不拢。如果我再早零点一秒钟低下头去，或是他再晚零点一秒钟扣响枪机，我的整个脸就正好对准枪口，我的整个脸就会被铁沙子打成烂筛子底，甚至一命鸣呼！
我祈愿自己后半生，也祈愿人们一生中都不要有这么多的惊险之灾。

小学时代小结:
我的小学时代，象一朵娇嫩的花蕾沐浴在新中国的和煦春风中舒展地绽开。猛然回首看那一段时光，真有点“遥看草色近却无”，仿佛没有多少诱人之处。但仔细俯下一看，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是那么纯洁质朴，恰恰塑造了我们幼小的童贞心灵，就象向调色板的每个盒中放入的都是纯正的颜料，为绘画将来的人生画面准备了充实的基础。
(第三章续完)

一步三个脚印

这类文章绝不可泛泛的读。等有时间再细看吧。

毛继东

第 四 章 初中时代的艰辛（破解拟初恋）

题记
许多人将少男少女之间的亲密交往误解为初恋，其实这只是拟初恋——一种与初恋相似的友情，是少男少女之间感情上占有欲的一种夸张表现。
——引自本白皮书本章

一 参加成立人民公社大会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纠正了八大会议中关于“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与需要之间的矛盾”的修正主义的观点，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国外主要矛盾，无产阶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并且确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全国人民意气风发，迅速掀起大跃进建设高潮，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不久又掀起成立人民公社的高潮。五八年四月十四日，毛主席到我县县城杨村镇西不远的豆张庄村视察麦苗。这个村西不远的落垡镇就是当年义和团大战八国联军的战场。文革中豆张庄改名“四.一四”村，文革被否定后又改回去了。
八月一日，中学开学。九月十五日，我们全校师生敲锣打鼓参加梅厂乡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大会在梅厂小学校西侧大操场上举行，由县公安局一位刘付局长主持，他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长篇讲话，而且没有讲稿，却极有感染力。他讲话的内容记不全了，但他讲话时的兴奋语调和情绪仍清晰可忆。我清楚记得他讲人民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他还讲到“公社”一词的来源与巴黎公社有关。在那个大会上，全体与会者（我自然也在内）真是群情激昂，仿佛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曙光。
在随后的二十多年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作为三面红旗被颂扬，但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却被作为极左路线的典型代表而被彻底否定。人民公社被废除，土地被一分到底，连高级社、初级社、互助组也一齐陪绑砍掉了，又恢复到土改时期的状况，即入社前爸爸和妈妈进行那场大辩论时的社会状况。这一次，“***道路”又占了上风，打败了“爸爸的道路”，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始出发点。当时社会上流传“辛辛苦苦三十秋，一夜回到解放初”，“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入社前”。但是，在中共党内及社会各阶层，关于“三面红旗”、姓“资”姓“社”的争论一直没中断过，本人就是参加者之一。请再看一遍我的短篇小说《新时代的狂人》、《大雁声声》以及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公社最大的优点是“公”，它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内在质的不断提高，坚持社会劳动组织社会化的不断提高，坚持分配中共产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尽管它在建立初期有些方面操之过急，确实有左的干扰（如共产风的一平二调），但它的历史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经过几次核算级别的调整，到文革后期的“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分配制度是合乎现实经济生产力状况的、有效的。如果社会主义不加强公有制，反而废除公有制，恢复、鼓励、发展个体所有制、私有制（或名义上坚持公有制，而实际上是个体私有制），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分田单干的最大弊病是“分”散了人心，三十年社会主义道路（1949-1979）年等于白走，而现在的个体，私有制经济实力比三大改造前还要强许多，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人数比三大改造前还要多许多。两极分化比三大改造前更为严重得多。——这些是我不赞废除人民公社（所谓的改革）的根本原因。我确信，人民公社早晚有一天还会重返中国。——我又想起爸爸与***那场大辩论，爸爸曾说服了妈妈，还会再一次说服妈妈，“爸爸的道路”还会再次胜利，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三大改造已经成为客观历史任务并必然再次取得胜利。

二、大跃进风景线
（一）大跃进的拥护者
大跃进初期的情形，用“如火如荼”四个字来描述是最贴切的。到处是激动人心的口号，到处是红旗飘扬，到处是誓师大会，到处是欢跃的场面，所有的人都投入到大跃进中来了。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毛泽东诗）大跃进从它一出现时开始，就有两股思潮风向。其中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高指标，共产风”的干扰尤为严重。在我们教室的墙上挂着许多印刷的宣传品，除总路线的口号外，记的还有“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乘长风，破万里浪”等，这些口号是正式印刷的标准口号，还是比较科学的，但是在人们口头上和大会上，就越来越离谱了。什么“三年超英，五年赶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十五年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么，共产主义的标志是什么呢？——“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吃饭不要钱”。
当年，我只有十四岁，初中一年级。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跃进，我当时根本谈不上什么理性认识，完全是自然而然在卷入潮流的，完全是从感情意识上拥护的。因为从记事时起就逐渐形成一种意识，共产党、毛主席号召的事绝没有错，都是为老百姓办好事，“共产党它一民为民族”、“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啊嘿哟”、“他是人民大救星”，历史是这样走过来的，人民是这样唱的，也是这样教育后代的，我也是这样接受，也是这样坚信的。所以，大跃进伊始，我便是个自然的拥护者。

（二）差点成了大跃进的“破坏分子”
开学后，我们有时参加公社的生产劳动。有一天，我们到一个村子帮助拔胡萝卜地里的草和间苗。胡萝卜籽播种时是漫撒，草苗俱生，要拔草间苗，不然草要欺负苗，而且苗太多拥挤太密互相压盖。我们班分了一块地，大家认真干活，各小组之间还开展竞赛。我的性情活泼爱开玩笑，一面干活一面与周围同学开玩笑说：“快干、快干，越快越好，拔苗留草。”同学们“哗地”一声都笑了。当时，我没有在意，同学们也没在意，都只当做玩笑话而已。但是不知是谁向带队老师汇报了，回校后，在全校讲评大会上，一个姓周的老师（他教我们物理课）疾言厉色地说：“有人在干活时说‘拔苗留草’，这不是玩笑，而是反动言论，小心成了大跃进的‘破坏分子’！”周围同学都将目光注射到我的身上，看得我浑身发躁。我当时心里一惊，但心里又嘟囔：“不就是开玩笑嘛，我又没有坏心。”会后，班主任陈老师找我谈话，他语调缓和地告诫我：“不要乱开玩笑，防止无意中犯大错误，反右时有人就因为说话没把门吃过大亏，你说你没坏心，谁能钻进去看呀？到时候就讲不清了。”陈老师是一番好意，但对我并没有起到儆诫作用，我并未因此而改变心直口快、心里一想嘴就说出来的性格（毛病），因为我总认为“自己心里没有鬼，不怕半夜鬼叫门”，“心里没有病，不怕冷年（粘）糕”。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踏近“反革命”的边缘，实际上在以后四十年生活中，我确实因为这种嘴无遮拦、心直口快、没心没肺的性格而吃过许多亏。然而即使年近花甲，即使进了看守所，也没有什么改变。就是这次被控犯罪治罪，究其原因也有这方面原因。因嫉修如仇，恨之入骨，便挥笔挞成，言辞激烈不讲情面，也不讲策略，心中所想直书于笔下，结果被指控为“大肆攻击”、“诋毁”。我极尽自我辩护之力，一审二万多字自我辩护词和最后陈述，二审二万多字的“上诉书”，反复用事实申诉自己动机良好，没有犯罪主观故意。但公检法人员视若无睹，判决书、终裁书均判定“被告自提无犯罪主观故意，理据不足，不能成立”。“你说你没有坏心，谁能钻进去看呀？”——果然应了陈老师的告诫。又比如，市检察院受理市国安局起诉意见书以后，在发律师委托通知书时，检察员讯问我：“安全局的材料都是你自己提供的，你为什么把材料都保存着呢？”我不假思索地说：“我留着将来发表呢。”他又问：“你出去后还干吗？”我仍不假思索地说：“当然要干了。”我这种态度对于量刑是极不利的，我当时丝毫没有从这方面考虑，只是直舒胸臆，心中怎样想就怎么说。回监室向在押人员一学，老号们（即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在押人员）说我太直太实。据他们分析，检察院人员的第一句话中可能含有对我的惋惜。如果我不保留材料，由于这些材料都是以化名寄出的，而且如果我又没有供述（当时市国安局手里并没有我寄给中央的材料，并且后来中央党校出证说已将毛继东化名寄给他们的多批材料“集中销毁”了），那么从证据学上说就不好定案，无法确认毛继东就是王士吉。是我自己供出了自己——老号们这样说。老号们还说，检察员的第二句话，很可能含有启发你说“出去不干了”，以便落个“态度好、有悔改之意”，这样量刑时会轻些。你却来了个“当然还要干了”，至少给自己多加两年刑。我却说：“我干的是正义事业，为什么要讲假话？我完全无罪，为什么要争取‘有悔改之意’？所以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怕什么？”老号们佩服我耿直，却又笑着说：“你是个傻冒呀？”（注：此段话最初写于2000年9月2日，当时还未下一审判决，市国安局人员无意之中给我透了点信息说他们在起诉意见书中建议最多判我一年半。但一审判决下来却是判刑三年，老号们的话真应验了。但我并不因为自己讲真话而后悔，因为我不能自己欺骗自己。——注于二00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性格造就命运，悲剧的性格必然是悲剧的命运。

公社成立后不久，就建立了集体食堂，因为人们都集中统一行动干活，常常在外面地里吃饭，主要劳动力都上了大跃进“前线”大会战，各家再做饭就显得浪费时间和粮食。于是，集体食堂便应运而生了。我们村分几个大食堂，我们队的食堂用我们小学校西厢房教室。吃饭时可以一家人一块吃，也可以混着吃，菜由炊事中员给舀，干粮由自己拿，吃多少拿多少。吃饭时敲钟，全队人集合到食堂排队领饭。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大家真有一种过大日子的情绪。对于我人小学生来说，是非常喜欢这种就餐方式的，因为它与集体上课形式很相似，有一种自然的向心凝聚力。这种集体食堂的方式，对于农民来说，是亙古未有过的。几千年来都是一家一户地分开吃饭，现在从土地、干活、分配、就餐都统一起来，自然就会产生一种集体主义感。果真长期坚持下去，其意义确实不可估量。我认为集体食堂的最大优点是节约性，节省做饭人力，节省煤火，节省时间，节省粮食。时至今日，我从心底里是拥护集体食堂的。虽然后来因经济困难时期集体食堂解散了，但我仍留恋它。当时还实行到处吃饭不花钱，凡是外出的干部、农民、学生，到吃饭时候，赶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吃饭，我们学生每个人发几张就餐券，我就曾在梅厂镇一大队食堂吃过饭。那一天中午，我来不及返校吃午饭了，正好赶上这个食堂开饭，我走进去交了一张餐券，就吃了个饱，那天我吃的是米饭烩豆腐。在大跃进年代，我的头脑中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意识——我是社会的人了，不再单单是爸爸***儿子了，小家庭观念大为冲淡。这种意识一径出现，便以它自身的力量控制了我的心灵，而且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参军入伍后更认为自己是完全社会化了。军人的命都是国家人民的，还争什么个人的东西呢？“我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我的一切都属于人民的。”——这是我社会观的主流，虽然不排除个人主义成分，而且人生旅途中也有曲折反复（我说过我不是圣人），但这个主流方向是明显的。我认为这与我的贫苦出身有关，与我的性格有关，也与集体食堂的启发大跃进热潮有关。集体食堂一共吃了三年，我自小喜群合群，不喜孤独，不耐寂寞，对集体主义仿佛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当时，到处的墙上都写着一条标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有人说这个口号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但我至今不知道这个口号的具体确切出处。）我断定，在历史条件（路线）发生变化的今后另一种时代，集体食堂还会重返农村。不夸张地说，不经过集体食堂这一环节（包括农村，也包括城市），就不会有高度的社会主义，就不会进入共产主义。生活方式最终要决定于生产方式，集体的生产方式最终会是导致集体的生活方式。已成为历史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集体食堂，在当时确实有许多试验实验的成分，但它们内容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在历史条件更充分的时候（在五八年已基本具备），一定还会再次现显。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而凡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它就终究会具备转化为现实性的力量和趋势，这是任何力量也阻不住的。（在困难时期，我的小农意识又有恢复，出现一次反复。）

五八年真是风调雨顺，天降吉祥，什么都是大丰收，连野地里的马齿菜也是大丰收，长得棵又大又粗，有锅盖那么大。妈妈说她一辈子头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马齿菜。马齿菜又叫长命菜，它不怕太阳晒，着还有个故事呢，叫二郎担山赶太阳。妈妈说，在很古很古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只有白天，没有黑夜，烤的人们受不了。大帝派二朗爷去灭掉太阳，二朗爷把太阳都压在大山下面，一连灭了九个太阳，只剩下一个太阳了。这最后一个太阳吓得从东往西就跑，二朗爷挑着两座大山在后面就追。太阳在跑的时候看到一棵马齿菜，一伏身藏到马齿菜叶子下面，二朗爷挑着两座大山赶过来，急急忙忙大步跨过去了，也没有发现太阳藏在马齿菜下面。二朗爷追了好远，也没有追到太阳，就把两座大山放下，就是现在的太行山和吕梁山，又把扁担往太行山的山尖上一插。现在太行山的山尖上还有一个大坑，那就是二朗爷插扁担的地方。马齿菜救了太阳，太阳为了报答它的救命之恩，对马齿菜说：“以后不管多么干旱，我也不晒死你。”所以马齿菜又叫晒不死菜。五八年的马齿菜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在八十年带初我在反思文革时，我有一篇短篇小说《长命菜》，是讽刺文革中风派人物的。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大跃进中有一种难以思议的事情——人们开始浪费粮食。吃不了的窝头、馒头、米饭乱扔乱倒。我曾捡到一块大半张的烙饼拿回家给妈妈看，妈妈生气地说：“多可惜了的，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忘了旧社会吃不上饭挨饿的时候了。”这和共产主义精神相去是多么远啊？后来的紧接着的自然灾害，是不是一种“天谴”呢？据说“丑陋的中国人”有这么一种劣根性——享不了福，一享福就发*，就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胡糟起来。当时，还办过无人售货商店试点，店内不设售货员，没人监督，商品明码标价，由购物者自己选商品自己算帐，自己付款自己找钱，开始时很好，真使人激动不已。但是没多久就完蛋了，商店里的东西一扫而光，而钱盒却空空如也分文没有，只好撤销完事。多少年中，我对这种现象百思不解，苦苦纠缠着我的心灵，至今也没有一个令自己的哪怕是痛苦的解释。好多人说：“人本来就是自私的动物。”这种解释无法使我诚服。为什么高喊着共产主义口号却干着这种龌龊的行为呢？有一种解释多少使我的心理能平衡一些：“人们的觉悟还没有那么高，他们不能不现露他们尚未进化掉的尾巴。”而在当代改革的今天的现实要探究的问题是，社会政策，党的路线是促进这种尾巴尽快消失呢？还是刺激反祖使尾巴越变越长越粗呢？

毛继东

（四）“放卫星”与“假太空”
大跃进中有个响亮的口号：“放卫星”，就是不断地创造新纪录突破旧记录，这是借用苏联五七年发射人造卫星的奇迹。大炼钢铁，“保钢元帅升帐”，是当时最红火的风景线。我的家乡附近没有铁矿源，大炼钢铁主要是治炼收集上来的废铁。当时确实有行政命令作风，因为吃了食堂，就叫各家只留下一只锅烧水，多余的锅全部砸烂去炼钢。大队有个负责人拿着一只铁称砣，到各家往铁锅里“咣铛”一扔，一个大窟窿，拔下来拉走了事。我们中学生曾到公社炼铁厂观看炼钢铁，炼出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不象有些地方用树木炭炼铁那样质量差。有人说大炼钢铁炼出的钢铁质量都不合格，是言过其实，不符合历史事实。
历史地分析起来，用群众运动方式搞生产建设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弊端，关键是要选准行业项目和掌握火候。比如大搞水利建设，挖河挖渠，积肥、深翻土地等就可以收到效果。但如事事样样都搞运动就不一定有效。尤其是不可过分夸大主观能动作用，没了把门。——这是大跃进中的严重教训。
大跃进中有一种歪风给大跃进抹了黑，这就是“假大空”的浮夸风，主要表现在报产量指标的“打擂台放卫星”的会场上。那时，不时有令人目瞪口呆的“放卫星”，在誓师大会表态打擂——报产量时最明显，顺嘴胡说亩产量，真是说大话不怕闪了舌头。有一次，在我村召开一次誓师大会，有周围几个村的人们参加，各村村长、队长竟相登台亮相报白薯亩产产量。第一个村报亩产一万斤（这已是比过去往年亩产的多一倍了），第二个村报亩产两万斤，第三个村报三万斤，第一个村又报五万斤，第二个村又报十万斤，第三个村报二十万斤……最后报到亩产一百万斤，再往后是全场哈哈大笑。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一次誓师“放卫星”大会。作为一个初中生，我多少还有点数学计算能力，我粗算了一下，如果亩产白薯一百万斤，将这些白薯挖出来摆在一亩地大的地上，一点空隙不留，要有一丈多高，那么在地下时白薯要有多少丈深呢？我当时将这个计算结果告诉正在打擂的我们队的队长，队长听了后舌头伸出长长的，愤愤地说：“真是瞎胡闹！”第三轮放卫星时，这个队长就没有上擂台。后来我在反思大跃进时，将这个情节写进短篇小说《夜逃》。在以后的年代里，我对“假大空”都嗤之以鼻，深恶痛绝，包括文革中“最最最”和改革中的虚假现象。
我认为，“假大空”、“浮夸风”、“报喜不报忧”，“唱喜歌”的现象，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丑陋的劣根性。世界上其他民族很少有这种情形，至少没有我的民族这到严重。一有适当的气候，这种劣根性的尾巴就挺起来逞能。诸如大跃进中的“放卫星”，文革中的“红海洋”、“最最最”，当代改革中的虚假统计数字，商品的假冒伪劣可以创世界吉尼斯记录——真正的放了“卫星”。这种社会风气要从民族本身挖掘根源，在许多情况下领导者也拗不过自己的民族。不过，如果领导者在其主观上就推崇“不管白猫黑猫”的实用主义，就会使“假大空”更上一层楼了。仅仅九十年代初南巡讲话后房地产大开发中的浪费，比整个大跃进中的浪费不知要多多少倍。但民族的劣根性终究是最大的祸根，这个劣根性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即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极端性的一面。在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已做了详细阐述。中国是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这个广大的社会阶层的优点和缺点，对中国的任何一场社会变改都必然要打上它的印记。我在论文集中说，中国革命成也小资产阶级，毁亦小资产阶级。——这正是中国的真正的特殊国情，真正的中国特色。中国变革中的许多不如意情形（包括我不赞成的当代的改革开放中的许多弊端在内）都能从此处得到解释。所不同的是，正确路线引导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向正确方向发展，而错误路线则诱导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向恶劣方向发展。中共党内两条路线在政策上的主要分歧点就在这里，这也是国际共运中的普遍性问题，即到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追随薄鲁东主义。

（五）大跃进中的逃兵
在前面提到的短篇小说《夜逃》中的情节确有其事。放大秋假时，我们学生都回村随大人们上了深翻土地前线和种麦子。深翻土地，就是用铁锨将土地挨排翻一遍，相当于拖拉机翻地。因当时拖拉机不足，便使用人力，人海战术。土地深翻后，确实有利庄稼生长，人们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场，常常挑灯夜战，确实有疲劳战术现象，常常有人在深翻土地时拄着铁锨就站着睡着了。我们学生们的任务是割野草，往翻地时的沟里放进去沤肥。我们和大人们同战斗同休息，更容易悃乏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逃跑。不断有小学生在夜间溜走。开始，村长疾言厉色地批评逃跑行为，我也为小朋友们的临阵脱逃而深感难堪羞愧。但学生们还是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我和几个小学生了。有天吃晚饭时村长悄声对我说：“这太累，你们太小，也回家去吧。”我们像得了村长的特赦令，踏着深秋的月光跑回家里。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常回顾这件事情，总觉得咬噬着自己的心灵。我一直拷打自己的灵魂，那些逃跑的小朋友的行为与前面提到的浪费、“假大空”等龌龊行为是否属于一类呢？我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狠命地挖掘，终于欣喜地探索出这种表观是一种自发抵制疲劳战术的行为，不是劣根性问题。如果这种逃跑行为发生在大人们身上，是绝不应该的，因为他们有自制力，有能力判断不良倾向，进行明确地抵制。而小孩子们是另一种情况，他们纯真的心灵有一种稚嫩的判断能力，却往往很准确，对不合理的社会事物往往给予自发的抵制。当然，小孩子们本身不懂得自己行为的意义。（当然，小孩子们更有盲目模仿不良事物的缺点。）群众中也有这种自发抵制不合理事物的情形，但是这种自发抵制与自发的劣根性（它往往是对先进事物的抵制）往往不易区别，这就需要领导者的高水平鉴别能力了。

我对三面红旗的总评价是：
总路线完全正确，无可指摘，红旗一面。人民公社所有制等级经几次调整定位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也是红旗一面；大跃进中确实有一些不科学的成分，同时有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和左的干扰（如“瞎指挥”“高指标”、“共产风”），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应予肯定，成绩是主要的，尤其是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因此，大跃进是有缺点的红旗——但终究是红旗。有人说三面红旗是极左，是毛泽东头脑发热膨胀，好大喜功，脱离客观实际，我是不赞成的。在论文集中已作详细阐述，在此我仅指出中央领导人中最先强调防左的正是毛主席。早在大跃进尚未形成气候时，五八年四月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就向全党吹水，压缩空气，说“在地面之上天空之下有股风，但不要公开去挡”，告诫“冷热结合”（大意）。在大炼钢铁中，福建省报年产三千万吨钢，毛主席批评该省委书记说：福建没有铁矿，你炼三千万吨钢，你吃呀？毛主席对粮食亩产的“放卫星”始终怀疑，五八年十月，在湖北省孝感车站，毛主席接见两名农民代表，弄清了亩产数中的虚假情况，难过地落泪说：“我对不起人民。”
我是三面红旗的坚定拥护者。

毛继东

（六） 大跃进中的“共产风”等五风到底是谁刮起来的？
是刘邓刮起来的，这是有案可稽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确实是毛泽东提倡的。由于合作化的顺利进行，在1957 年秋冬在农村兴起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这是大跃进的先声。57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各国工人党会议，从苏联了解到苏联用十五年时间在钢产量上追上英国。毛泽东分析中国用十五年在钢产量上也可以追上英国。而且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确实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是跃进式的，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毛泽东认为中国也可以跃进式的发展，于是我党制定了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同时提出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总路线本身的内容，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发生在制定具体的发展速度上，尤其是钢产量上定的过高。历史的说，当时毛泽东的头脑也确实有些过热，想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农业农田水利建设上这种方式是有效的，当年大跃进时建设的水利设施到现在还在为社会造福。但在工业上确实不能完全用群众运动方式。毛泽东后来很快发现“高指标”的问题，进行纠正。他在1958年3-4月的程度会议上就说要压缩空气，不要太热，要冷热结合。所以在大跃进高潮前，毛泽东就已提出防左了。但按八大会议的决定，毛泽东退居二线，有刘邓周等人在第一线。毛泽东还提出在下一届人大上不再当国家主席。大跃进开始后，刘少奇在第一线指挥。不久，中东发生伊拉克人民革命，美英出兵侵略黎巴嫩，干涉中东人民革命。蒋介石也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在58年的7、8、9三个月，毛泽东将主要精力用在研究国际阶级斗争问题上，他后来说这三个月去“干革命”去了。于是在8月23日万炮齐轰金门，迫使美帝急忙从中东分兵东移，缓解了对中东人民的压力。但就在这三个月中，刘邓等人高“瞎指挥”，大刮“共产风”、“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在各地视察时的讲话都登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有兴趣的人可以查看。刘少奇从1957年的“反冒进”的右倾一反常态又变成了左倾。毛泽东从9月开始纠左。连续召开中央会议，压缩指标，研究人民公社的所有制性质，到1959 年上半年，将“五风”基本上刹住了。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从来没有推卸责任自己的责任。他在1958 年10月在湖北省孝感地区接见农民代表时，听到“浮夸风”是“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毛主席”，毛泽东流下泪说：“我对比起人民！”（见《永不落的红太阳》一书）但是，就在毛泽东纠左取得效果的时候，苏修赫鲁晓夫开始压中国，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打横炮，搞右倾机会主义。其实，彭德怀真正不满的是刘邓等人，并不是主要针对毛泽东。毛泽东最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并没有认为很严重，在59年7月31日大会上批评了彭德怀以后，对秘书说收拾东西回北京。但刘邓周等常委认为彭德怀问题严重，要求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批彭德怀。毛泽东考虑了多数常委的意见，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不料连续出现三年自然灾害。刘邓又刮起“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单干风”、“倒退风”，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活着不揭，死了揭”，为彭德怀翻案，将大跃进的失误全推到毛泽东的身上。随后就出现了邓拓主持的北京市委的《前线》杂志创刊，刊登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和吴晗的《海瑞罢官》，大呼“将我罢官理不公！”--这就是历史。

五、中尉金玉坤辅导我学习毛主席著作
六0年春天，我县驻军某部炮兵部队来我校军训。初二、初三两个年级四个班各组成一个炮兵班。每班由六人组成，炮长一个（兼班长），炮手五名。我们初二、一班的炮兵班由我担任炮长。军事教练员是一位中尉排长金玉坤，金排长不高，但很清秀、文静、平易近人，当时只有二十五岁。我们培训的火炮是苏式七六点二加农炮，即炮口内经为七十六点二毫米，是加长炮管，有炮口制退器，射程三十多公里。金排长说，这是一门功臣炮，是斯大林援助的，参加过抗美授朝，轰击过美帝侵略者，这使我们对火炮备加喜受，更增加了军训的兴趣。在四个班长中，我岁数最小，个子也最矮，但声音洪亮，动作利索，六次火炮知识考试我都是一百分，是全体军训人员中唯一一个六百分者，深受金排长喜欢。给我当一炮手（副班长）的是我们初二、一班的班长刘金祥，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俩配合默契，每次讲评我们班都是第一名。我对火炮非常喜欢，它架在操场上，放学后我常到火炮旁边摸这摸那。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军事生活。想不到四年后，我真的成了炮兵工程学院的学员，而且下连队当兵成了卡秋莎火箭炮的炮手。
金排长平时很爱与我谈心，关心我的成长。他教导我要*近团组织，因为我很快就要到退出少先队的年龄了。他启发我写入团申请书，还告诉我申请书的格式和内容。在他的启发下，我写了入团申请书，成为班里入团培养对象。

五四青年节那天，金排长与我在大炮旁进行了一次长谈。他送给我两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纪念五四运动》和《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当时还是竖排本，白色封面印着红字。他逐字逐句给我讲解毛主席著作，用粗红蓝铅笔在毛主席的一段话的每个字右侧都画了一个小圆圈，像是要将这段语录的每个字都铭刻在我的心扉上。这段语录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中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从相结合。”他特意在“愿意”和“实行”四个字旁边画了双圈。他说：“不仅仅是心里愿意，更重要是要认真实行，也就是说要在实际行动上投入到工农民众中去，经过艰苦的磨练和工农群众结成血肉一体，就像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那样。”接着，他就讲了毛岸英的故事。毛岸英曾在苏联参加过卫国战争，参加过莫斯科保卫战，被授予中尉军衔。回延安后，毛主席见岸英已长大成人，非常高兴。但又说，你还没有毕业，要到工人农民中去锻炼，与他们结合，什么时候工人农民说你毕业了，你才毕业了呢。毛岸英就按毛主席的教导到农村去锻炼。我听得都入神了，居然还将金排长就想象成为是毛岸英了。他又讲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讲到这时情绪非常激动地说：“我们都要学习毛岸英，做一个毛主席的儿子。”这使我再一次想起小时候听爸爸讲毛岸英牺牲的事情时树立的人生意愿——长大要学毛岸英，要当毛主席的儿子，原来所有的青年都有这个心愿呀！（我回家后，将毛主席这段至理名言抄写在大哥送我的志愿军慰问纪念日记本上。同时写上的还有马克思的一段语录：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道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上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还有毛主席的另一段语录：“知识的问题是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绝对地需要的倒是诚实和谦逊的态度。”这是我第一次抄录导师的语录。）当年我在大炮旁疑惑地问金排长：“我不是知识分子，我才是中学生呀？”他说：“你已是小知识分子了，将来上了大学，就是知识分子了。虽然出身农民家庭，但也有脱离群众的可能，要随时告诫自己。这是我第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那情形至今仍然壁画一样竖立在我的眼前。回家后我反复学习这两本毛主席的著作，能从头到尾背下来。下一个星期日军训后，我背给金排长听。他听了很满意，但又说：“光会背还不够，关键是‘实行’，要把毛主席讲的精神变成自己的行动，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毛主席不是说，你今天与工农结合了，你是革命的；但如果你明天不去和工农结合了，你就是不革命的了；如果你反过来压迫工农，你就是反革命了。要一辈子活到老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就是从他的口中第一次听到的。
金排长又深情地对我说：“小王，军训就要结束了，明天我就要回部队，撤了。能认识你，很高兴，你是个热血青年，将来会有造就的。”我听他说要撤走了，两眼潮乎乎的，他是继金龙之后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位兄长式好朋友，我真舍不得他走。随后我们从操场步上公路散步，他询问我平时看些什么课外书，又说：“要多看些名著。对陶冶你的情操性情会大有好处的。不要乱看书，一个人的精力很有限，不能随便浪费，尤其是青年时期记忆力强，寸金难买寸光阳。你应该看两部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第一部小说是苏联青年英雄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是以他亲身历为素材的自传体小说，第二部是写意大利革命家的坚强斗争精神的。这两部书对我的教育很大，特别是书中的保尔，我将他做为自己一生的榜样。‘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他深深地沉浸在自我审视之中，我也被他的情绪感染了。
第二天，我们全体炮兵战士欢送金排长。当汽车拖着我们心爱的大炮徐徐地启动后，金排长与我们一一握别。他最后一个和我握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眼里凝聚着无限的期望目光。他字字千钧地说：
“再见了，未来的保尔•柯察金。”
我浑身热血激荡，但只是不停地摇动他的手，说不出话。
金排长走后，我从老师那里借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没有借到《牛虻》。我的心即刻就被保尔占据了，他成了我崇拜的偶像。我发现我自己身上的性格有许多地方与保尔相似，但精神世界却相差悬殊。我觉得保尔（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等群众英雄中最高大的一个代表。于是，我确定了人生目标的方向——走近保尔•柯察金。

毛继东

六 得黑旗自罚三天不吃饭
我上初二时的班主任姓王，他很精干，争强好姓，他指定我担任班学习委员。当时我们班在学习、体育、文娱、劳动各方面在全校都名列前茅。他拉得一手娴熟的小提琴，一曲《云雀》，扯出的音响欢快跳跃，真宛如有一只小云雀在琴弦上弹跳。他这种样样争先，不为人后的向上进取精神，对我的影响很大。“只要有我在，就要唱主角。”--——这是他的格言，也成了我的座右铭。

当时在教室南墙上有一张全班学生各科平时成绩一览表，五分是红旗，四分是黄旗，三分是兰旗，二分是黑旗。我的七门主课（数、理、化、语文、政治、历史、地理）是红旗一片，可以说是红旗招展，令全班同学羡慕，只是体育没有一面红旗，那时我个儿很矮，还是坐在最前排，调皮的女同学就叫我“小日本”。（到现在快六十的人了，有的女同学见面还叫我“小日本”。）当时营养又不良，体力不够，做俯卧撑、单杠、双杠，我只能得三分的蓝旗，能得四分黄旗的是体操、跳高。有一次，几个学校联考竞赛，我的数学才得了六十九分，那次联考以七十分为及格，我得了一生中唯一的一个二分。墙上成绩表上孤零零的一面黑旗显得格外刺眼。成绩如此之糟是我对考试题中的“概念”一词当时不懂。这道题目是：说出下列概念。可气的是，我当时对“概念”的概念不懂，问监考老师不予回答解释。急得我抓耳挠腮，影响了情绪，将几道大题也做错了，结果断翎而归，名落黑榜。我盯着墙上成绩表中的黑旗浑身发颤，将铅笔戳在桌子上，手心都戳破了。“学习委员得黑旗，简直丢死人了！”我无地自容，于是我决定自我责罚--——三天不许吃饭！我瞒住家里、老师、同学，硬是三天没吃饭，只喝白开水。那时正是困难时期，本来身体就弱，第三天下午饿得神智恍惚了，好友刘金祥关心地问我是不是得病了，我掩饰说身体不舒服。下学后，我回到家，叫妈妈赶紧给我熬玉米面粥。我从一本小说中看到绝食后复食，必须先吃软食，不能吃硬食，不然会伤胃。这是我第一次“绝食斗争”，四十年后，我在看守所为抗议市中级法院严重超审限，气愤地要搞绝食，看守所的领导和干事劝说后才没有进行。

七 坎坷曲折入团路
六0年六月一日国际儿童节那天，我被宣布正式退出少先队，红领巾最后一天佩在肩上。那一天，我代表退队队员讲话，我念着自己写的发言稿，现在还清楚地说得开头几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第一个国际儿童节之际，我们退队了。但是红领巾将永远包融着我们的红心，激励着我们去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我还提到向台湾和亚非拉儿童问候，我们不会忘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儿童在受苦受难。退队那一天，我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正式结束了少年时代进入了青年时代——我已是青年了。
当时，我已是内定的入团积极分子，而且已填写了入团志愿书。但是不料风云突变，初三开学后班主任换届，由一位李老师接任王老师，他撤了我的学习委员。原来的王老师傲气凌人（王老师的名字中就有个“敖”字），难免影响老师之间的关系，紧接着，我的两个入团介绍人都被农机场选去当了工人，我成了断线风筝，在公布入团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我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又没有老师和兄长式的朋友给予帮助提携。我曾去部队找金排长，但因不知番号没有找到。苏老师，您在何方？金排长，您在何方？金龙哥，您在何方？我的情绪一蹶不振，直到初中毕业，而且一直影响到高中一年级。当时，我将一肚子闷气全部转移到学习上，初三第一学期的评语有“学习优异”几个字。现在回头看来，这是不是就是金排长所说的小知识分子的脆弱性呢？我认为应该这样认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挫折，打击无疑是严重的，虽然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也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青年英雄的故事》，但终究人生阅历太少，终究是第一次受挫，又突如其来地猝不及防，又无援无助，暴露出精神素质之稚嫩的弱点。


三 大难降临

至五九年上半年，经党中央、毛主席连续几次纠左、“压缩空气”，大跃进初期那种风风火火的不科学成分已受到扼止。五九年上半年，虽然干旱，但麦子长势还是比较好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抗旱。一个星期天上午，在我村学校操场上召开周围几个村的管理区抗旱动员大会，管理区司令（当时使用军事化组织形式）高声大嗓地挥着胳膊讲话。但一面开会，一面天就阴起来了，越阴越重，管区司令讲着话，突然一声炸雷，大雨便瓢泼般地倾泻下来，就像天河突然被捅漏了似的，没等司令下令散会，人们就捂着脑袋跑光了。雨越下越大，而且一连下了三天三夜，整个地区都下涝泡汤了，那场大雨下得把人们的心都揪到嗓子眼--——大难来临了！
老天爷是小孩脸，说变就变。五八年是风调雨顺，一转眼五九年却是先旱后涝，而且全国大面积涝灾，而且连续三年受灾，夏雨连续不断，到大秋时下洼地里还是汪洋一片，我随大人们到腿肚深的水中去砍高梁。毛主席在五八年曾说，粮食这个东西很怪，多的时候很多，吃不了，少的时候又很少。（大意）五八年粮食大丰收，吃不了乱扔，而五九年秋后却开始饿肚了。所以毛主席说在粮食问题上不可说大话。
天灾人祸往往接踵而至。五九年三月十九日，西藏上层农奴主反动分子发动叛乱，达剌喇嘛叛逃印度。此后，印方在中印边界不断制造事端，最终导致我方进行反击战。而苏修赫鲁晓夫却偏袒印度反动派，公开发表声明指责中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要中国放弃对西藏的主权，致使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导致国际共运大论战和社会主义陈营大分裂。
就在天灾实降不久，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前夕，五九年七月，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突然背信弃义，撕毁援助中国计划，投石入井趁火打劫，紧接着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横打一炮，扭转了会议方向。五九年底，苏修彻底撕毁一切援助计划协议，撤走专家并逼债，天灾人祸一齐降临到中共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头上。

对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集团的斗争，我至今给予肯定。此点在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中有评论。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平反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彭德怀参与高饶集团和与苏修勾结里通外国的问题。
对彭德怀本人，我在小时候是很崇敬的，因为他保卫延安有功（我看过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又是志愿军总司令。在五八年秋收时，我们一些小学生比当官玩，有人说自己是列宁，有人说自己是朱德，有人说自己是林彪，我则说：“我是彭德怀，国防部长。”不料，五九年八月底，八届八中全会后一纸公报，他被打倒了。不用说，我当时是完全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的。我们的政治课学习了《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当然，当时主要是从文件精神上拥护的，并没有很深的理解，与当年的批判胡风集团，反右斗争，批判高饶集团时一样。从此，彭德怀从中国政治午台上消失了。（六二年反对彭德怀右倾翻案时，在学生中没有传达。）直到文革初期批判《海瑞罢官》时，才又提到他。
直到九九年八月中入看守所前，我对彭德怀集团之案的性质一直没有变，认为是反党集团。但在看守所监室思考自己的案子时，我又想到胡风案和彭德怀及庐山会议斗争，我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从另一角度进行了探索。
我在探索中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以党内公开派别出现，坚持已见不认为自己错误，党中央、毛主席将会如何处理？
在国际共运初期的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没有使用“反党分子”、“反党集团”的定性，而是使用不同观点的代表人命名的方式，如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杜林思想体系等，党内的最高处分是开除出党，如对巴枯宁。当时还不存在用政权方式处置党内矛盾的可能，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流派中的一个派别。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是工人运动中存在多个工人党及党内存在不同派别的。
恩格斯逝世后，他亲手创建的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蜕变为黄色国际——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机会主义国际。列宁、李卜克内西等人都以革命派别进行独立斗争。李卜克内西甚至组建党内秘密革命派别——斯巴达克派，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中央，最后组建了工人阶级新党----德国共产党。列宁后来领导国际革命派，抛弃第二国际，组建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在俄国工人党内，直至俄共十大上，都允许党内存在公开派别。在列宁领导俄共时期，党内民主比较充分，允许党内公开派别存在。在党代会、中共全会或重大问题会议上，曾有正副报告付诸讨论、表决，而且列宁有时还处于少数地位。后来，由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多次从机会主义方面挑起争论，干扰正确路线，在俄共十大上列宁提出不许进行党内派别活动的动议，并通过决议。从此，这项规定便成为共产党的一条不可逾越的组织纪律的雷池。后来各国共产党都沿循这条纪律，历史地看来，这条纪律规定，有利有弊，而且弊大于利。其弊端是容易培植官僚主义（如期大林作风），也容易被野心家利用（如赫鲁晓夫），更容易形成奴隶主义思想束缚（如刘少奇的“修养”论、“驯服工具”论），其最大弊端是容易室息党内民主，将党内持不同理论路线见解者，甚至将坚持真理的少数派错误地认定为反党分子。如果在斯大林时期，也能允许党内分开派别存在，则不会出现用专政方法处置党内斗争的扩大化错误，也不会出现民族压制问题。正是这条戒律下赫鲁晓夫以阿谀奉承的假面欺骗了斯大林，以合法身份篡夺了领导权。而且正是上述三个问题，最终导致苏共崩溃，苏联解体。所以，如何正确对待党内民主问题，如何正确对待党内持不同理论路线见解者，如何正确对待党内派别斗争，已成为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课题。因此，我在给党的十五大及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中严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列宁时代也没有使用“反党分子”的定性，从斯大林开始使用“反党分子”、“人民公敌”的定性。我党在建国前的民主革命时期，对党内派别斗争也没有使用“反党分子”的定性（包括张国春那样严重的错误），但建国后每次路线斗争都使用“反党分子”的定性，是否都准确？尤其是在可能或已经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压制到党内民主的情况下，“不允许进行党内派别活动”的戒律的弊病则更为明显了。
就彭德怀问题，如果不存在高饶问题，不存在与苏修勾结问题，仅就党内争论而言，我认为应该允许彭德怀等人畅所欲言，而且言者无罪。我认为，即使他们在会议期间互相串联发表共同见解，即使他们的见解完全错误，即使他们认为毛主席的路线错误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损失而要求毛主席引咎辞职，也是党员的权利。虽然大跃进中的错误、失误，不足已被克服或正在克服，但彭德怀等人如果从总结经验教训角度出发，重新提出大跃进缺点问题，也无可非议，也是党员的权利，这正如延安整风处理总结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一样。如果彭德怀等人坚持己见，要求进行党内争论、表决，也许会使党内民主能充分发扬，有利于纠正和克服以后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方法，防止错误倾向形成潮水般的潮流，避免大的损失。
现在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在庐山会议上真的进行了充分争论，并且彭德怀的意见得到多数中央委员的赞同，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是否会出现毛主席辞职并表决要求毛主席辞职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条件下，毛主席的威望是很高的，全党和人民都坚信毛主席是一心为人民的。即使毛主席在工作中有了错误，甚至真的在路线指导上有错误，只要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全党和人民群众便会谅解，会同意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克服、纠正错误（六二年初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就做了自我批评）。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人能代替毛主席来领导党，不会出现中央或全党要求毛主席辞职的情况。退一万步说，如果真的因领导错误而被要求辞职，也是正常的，如历史上陈独秀、王明等情况。这与被推行错误路线的中央解除职务或被阴谋家篡权是不一样的。在井岗山根据地时期，毛主席有一次向毛泽覃发脾气拄棍子，毛泽覃顶撞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不是天空地必须由某个人才能领导。毛主席所以被确定为党的导师，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他提出的路线正确；如果毛主席的路线不正确或工作中有严重错误而被要求辞职，是理所应当的，正常的。就是说，只有推行正确路线，才能担当党的领路人的重任。而路线是否正确是允许争论的，而且允许反复争论的。所以，彭德怀如果以派别形式公开提出路线之争是无可非议。
但是，彭德怀在会议伊始时气势汹汹，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而受到五位常委严厉批评后，却立即承认错误，作检查，并接受处分。既然在会前进行了长时间调查，准备了充足的炮弹，声言要学习海瑞“为人民鼓与呼”，“这套军装不准备穿了”，那就应该像海瑞那样冒死据理相争。但是奇怪得很，却是一触及溃缴械投降，不堪一击。我不揣冒昧地质疑，为什么这样脆而不坚？在彭德怀去世后的八十年代，有一篇公开发表的《彭德怀自述》。这篇自述中说：“我党中央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并积极支援国际上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威信受到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损失。想到这里，我动摇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头。”“第二天，即二十四日上午，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检讨。”“我决心从严检讨自己”。“但是，在会议发展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好，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彭德怀这种“从全局利益来检讨”的说法，我有信服的一面，但与“鼓与呼”的声言相对比，仍不能使我完全信服。——既然知道自己的信会引起重大的反响，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说句公平的话，单就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中所提出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虽然态度尖锐激烈，但总的情况说，大跃进中这些缺点、不足是确实存在的，大跃进确实不是一朵艳丽丰满的花朵。正因为如此，在受以批评后也应该像海瑞那样刚直不屈坚持到底，但却是一触即溃，痛作检讨，这就更使人怀疑他“鼓与呼”的动机了。
其实，毛主席击溃彭德怀路线的武器并没有什么奇异的，他抓住了彭德怀路线的致命弱点--——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当时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编辑了一套《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对待群众运动》的语录集，毛主席称之为“机关枪和迫击炮”，在全会上散发，从而揭露了彭德怀等人在对待群众运动上的机会主义态度，剥掉了彭德怀“为民请命”的虚假面目。这里提出一个原则问题，进行党内路线斗争必须出以公心。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能理直气壮，只要出以公心，即使观点错了，也能心胸坦荡，不致于底气不足一触即溃。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彭德怀集团予以平反，实际上是肯定了党内可以进行公开的派别斗争。但却未敢公开阐明这一点。在十一大、十二大党章中又重复“不许进行派别活动”的老例。
在六十年代初期国际共运大论战中，许多国家内的工人党发生分裂，出现马列主义反修革命派。在总结赫鲁晓夫篡权的历史教训后，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月的中央会议上，明确指出：“如果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各个省要顶住。”、“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引自《左倾二十年》一书）。我认为这是毛主席针对可能出现的修正主义中央向全党发出的预备攻击令。在九大、十大党章中删去了以往党章关于“不许进行派别运动”的规定，并号召反潮流，要有五不怕精神。至此，公开地进行党内派别斗争也成为现实课题。而且九大、十大党章中并没有限制反潮流斗争中必须使用公开斗争方式。因为有李卜克内西及六十年代初各国左派（如苏共斯大林小组）的秘密组织方式，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情况下，左派进行秘密斗争也是合理的正当的。刘少奇在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说：“党内要允许公开的反对派。”不论刘少奇此语的真实用意如何，此项动议本身是正确的。
国际共运中，自六十年初至今，公开以明确的派别形式进行党内路线斗争，已有范例。而在苏共以秘密派别方式或反对修正主义中央的左派，则受到了严酷的压制打击迫害。从彭德怀集团的错误中，我提出了党内派别斗争问题，因为现在斗争的舞台背景已经完全变化了，出现了修正主义中央问题。
我提出的第二个探索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包括刘邓领导人鼓动的“共产风”）的干扰，大跃进初期就不会有那么严重“浮夸风”；如果没有天灾，大跃进初期的失误也必然容易克服，大跃进会以健康状态进行；如果没有苏修乘机施压破坏，大跃进的缺点也会比较顺利纠正。由于这几个方面不利因素同时合力而攻，大跃进便陷入困境，出现暂时经济困难时期，而且为文革准备了基因，文革就是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恩格斯说过一种平行四边形合力现象，各种社会力量都参与了事件，结果整个运动的方向是个合力，与原来任何一个力量的方向都不一样。大跃进就是这样被拉偏了。

我认为，就彭、黄、张、周等人本心而言，他们并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们是认为他们那一套与赫鲁晓夫路线是正确的，而毛主席的路线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极左路线。因正因为他们有这种思想，所以他们对定为“反党分子”、“反党集团”而不服，闹翻案。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必须有主观上的恶劣动机，必须从根本上反对党的纲领，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方向道路。这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只有阶级异己分子或叛党分了才可能是。包括托洛茨基、布哈林、王明、林彪、“四人帮”等都不能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定性，应该根据他们的具体错误而定性，如果触犯了刑律，则应按刑律处治。比如林彪集团谋害毛主席，发动武装政变，应定为反革命罪。历史的教训是，必须将党内路线斗争、派别斗争与刑事犯罪严格区别开来，特别是必须将党内持不同理论路线见解者（不论他们的见解正确与否）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严格区别开来，以防止扩大化和错误定性。真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只是极个别的，比如五七年的个别党员右派分子，八六年、八九年自由化分子中的方厉之，刘宾雁、王若望、严家其等人，他们公开主张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实行“全盘西化”。所以，不能轻易使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来定性。特别是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的情况下，更必须将反潮流革命派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煽动分子谨慎地严格区别开来，防止已经篡权的修正主义中央以合法形式打击迫害党内反潮流革命派。
我在看守所监室再次探索彭德怀集团事件，认为他们犯有严重路线错误，是派别集团，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且当时与苏修的斗争尚未公开化，不应定为“里通外国”。将他们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一次严重教训。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集团彻底平反，对其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也一风吹，成了正确践线代表，则是走向另一极端，是右倾凡案势力借机否定三面红旗，否定毛泽东革命路线，这是我至今不赞同的。其实，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真正有气的并不是毛主席，而是大肆鼓吹“浮夸风”、“共产风”的刘邓等人。但彭德怀否定三面红旗，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毛主席是坚持原则绝不退让的，所以形式上是与毛主席发生了正面碰撞。--——这在彭德怀和毛主席两方面都是悲剧。（毛主席最初并没有将彭德怀的信当做很严重的问题，在1959年7月31日大会上批评了彭德怀后，对秘书说收拾东西回京，但刘、周等常委认为彭德怀问题严重，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这才举行八届八中全会批彭。）
关于困难时期产生的原因，在中共高层曾有一场争论，毛主席认为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我认为毛主席的分析是正确的。而且我认为在三分人祸中，毛主席的失误确实是一个方面，但不是主要方面，主要方面是党内外“浮夸风”，苏修破坏和彭德怀干扰。将产生困难的主要责任归结于毛主席失误上是不客观的。
我认为，应该对彭德怀集团事件进行重新、全面、正确的评价。既不应当定为反党集团，也不应“一风吹”。
在彭德怀问题上，有一点我要再次为毛主席辩护，即像五七年反右中“引蛇出洞”一样的“号召学习海瑞又整海瑞”的问题。大跃进开始后，毛主席针对“浮夸风”、“假大空”现象，号召学习海瑞精神，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反对讲假话，而且在中央会议上点名要彭德怀看一看明史《海瑞传》。彭德怀也自命为海瑞，“我为人民鼓与呼”。但受到毛主贡严厉批评。有人说：毛泽江言而无信，耍权术引彭老总上当，号召学习海瑞，海瑞真的出来了又整人家。我不赞同这种说法。我赞同毛主席的说法，海瑞在历史上是左派，但庐山会议的彭德怀这个海瑞是右派，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共产党人，特别是对高级领导干部，要从路线上分析他们的言论行动，不能仅凭性格论人。要看他的观点到底代表什么路线、潮流，到底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确有许多正确方面，但他对群众运动的态度确实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里且不谈高、饶问题及与苏修关系问题）许多人评论彭德怀仅从脾气角度，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评论人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在事关路线，事关大局时，性格是次要的，不起决定作用。毛主席是号召做左派海瑞，而不是做右派海瑞。性格最终要为立场和世界观所左右。对刚直不阿的炮筒子脾气（性格）要进行阶级分析、路线分析。在历史上，直脾气、炮筒子脾气的人确实多是悲剧。我自己的性格与彭德怀就有些相似，所以我对彭德怀的遭遇有同情；我不赞成的是彭德怀不能将刚直贯彻到底，遇到严厉批评便不能坚持了，成了半截子“炮筒子”。

毛继东

四、在困难时期熬炼
（一）一天只有二大两口粮
三年困难时期准确的开始时间是五九年秋后。全国大面积夏粮、秋粮受灾减产，粮食紧张一下子突出出来了。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而且天公不做美，连续三年欠收，最困难的是六O年，六一年。到六二年开始好转了。
集体公共食堂终于坚持不住全部解散了，实行定量供应。六O年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天只有二大两口粮，即一百克。建国初期使用十六两制，叫小两制，大跃进后改为一斤十两制，每大两为五十克，称为大两制。我当时正念初二，十六周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当时全家吃野菜团，但妈妈在我的菜团是多加了一些面粉。“要保住我们的大秀才！”--——这是当时全家的口号。每天早晨饭后去上学，妈妈给我两个菜团当中午饭，但一出家门在路上就吃完了，提前中午开餐。到中午吃饭时，只好干饿着。同学们在教室吃午饭，我就拿着书到外面无人之处看书解饿。像我一样提前吃掉中午饭的同学还有不少，在课堂上常常可以听到学生们肚子里饥肠嚕噜之声。一放学，我就急忙往家走去赶吃晚饭。到六一年初，初三时，我饿得面黄肌瘦，背都成了马蜂腰，至今仍有后遗症。
当年，为了充饥，人们吃过许多粮食代用品，有玉米轴粉，白薯秧粉，粗淀粉，干得大便都难解。野菜成了充要充饥物，我家吃过许多野菜，有榆钱、榆树叶、有苣卖菜，老哥筋、黄花菜、羊犄角、马齿菜、燕苗根……妈妈每天要到地里挖回两大篮野菜，星期日我也和妈妈一起下地挖野菜。当年春天吃的主要野菜是苣卖菜，这种野菜在我的家乡到处都有，过去是喂猪的野菜，它味很苦，要用开水煮几个滚用凉水洗几遍，去掉苦味才能吃。后来发现燕苗根是最好的野菜，因为这富含淀粉，又白又干净又甜。但不是到处都有，我们一家曾到十几里外去挖燕苗根。有几次正好赶上有拖拉机翻地，我们一家人一天就能捡两大口袋，称为“大丰收”。
当时，还有比我家更困难的家庭，有的只好吃咸菜就凉水，因此不少人得了浮种病。如果身体弱再有病，特别是老年人，弄不好真会死人。但我们村及周围村，纯粹因饥饿而死的并没有。有人说在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人，我敢断定是夸大其词。还有的人讲故事，说一个人饿死了，村里几个人抬着去埋，半路上又死掉一个，大家去扶，又倒了一个，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故事是造谣。
生活确实是很苦的，也有唉声叹息，但没有老百姓抱怨共产党、毛主席。我亲耳听到许多乡亲说：“不怪毛主席，千错万错，毛主席是为了咱老百性。他现在不是和咱们一块受苦，一块勒紧裤腰带还债吗？”当时盛传毛主席不吃红烧肉了，过年也不吃饺子，和老百姓一起过苦日子。就我本人耳朵，没有听到任何一个贫下中农咒骂共产党、毛主席的。而且那时社会治安情况也很良好，很少听说出现偷窃事情。三年困难时期，我村没有发生一起犯罪事件，没有一家安防盗门，没有人担心半夜睡觉会丢掉脑袋。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拾遗也交给公家--——这都是千真万确的。那时，广播中唱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反修斗争开始后，又唱“山连山，海连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中国人饿着肚子却扛着反修大旗。现今有人说，党时是穷得没得愉，所以没有窃贼。旧社会更穷，为什么遍地里是贼？
但是，九五年我回家乡过春节，到一个当过多年村支书的亲威家作客，喝酒之中他问我：“困难时期吃糠咽菜，老百姓喊共产党万岁，现在吃大鱼大肉，为什么有的老百姓骂共产党，甚至有人说‘共产党不如国民党’，我听着都拉心啊！这是为什么呀？”那一天，我们都喝了许多白酒，说着说着他就放声大哭起来。我对他的问话不予回答，其实我心里明镜似地清楚这是为什么。后来他又说：“文革初期，群众对干部有气，冲击干部，让干部‘坐飞机’蹶着。现在如果再来一次运动，可就不是坐‘飞机’了，恐怕要坐‘飞船’了。有的群众说，把现在的干部排成队挨个打倒，肯定有冤枉的，但接一个打倒一个，又肯定会有漏网的。”我顺着他的话音说：“您不是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了吗？”

（二）穿上全套新棉衣
从出生到六0年底，我没有一次同时换一身新衣服，不论是夏装还是冬装。总是隔两年甚至三年才换一件，而且常常是爸、妈、哥哥的旧衣服改一改，对一对又给我穿。六0年入冬后，我仍然穿两条单裤，穿单鞋，没戴棉帽。有一天，班主任老师问我做一套棉衣要用多少尺布和棉花，我说不清楚，老师叫我回家后问母亲，说国家要补助一批比较困难的学生，这次有我。我回问妈妈，妈妈说一身棉衣里外新要两丈六尺布。第二天，我告诉了老师。当天下午，老师给了我三丈布票和二十元钱，告诉我做一身棉衣，买一双棉鞋，一顶棉帽。我将布票、棉花票和钱交给妈妈。（当时实行凭票供应）妈妈颠住小脚到梅厂供销社买了布、棉花、棉鞋、棉帽和新袜子，连夜给我做棉衣。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从头到脚一水新衣。我穿好一身新衣，戴上新棉帽，穿上新袜新鞋，扎上围脖，站在妈妈面前，妈妈热泪盈眶地说：“国家比你妈妈还疼你呢！”我也满眼含泪说不出话，我能说什么呢？心里只有一句话：“将来报答国家”。

八 与世界革命同呼吸
在那个年代，人人都关心政治时事，听广播看报纸谈论政治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国内国际每件大事都是老百姓的话题。吃得不饱，穿得不暖，却关注天下，心系亚非拉。在初中时代，我是班里的读报员，每个班有一份报纸，每天我都将报纸浏览一遍，然后选出重点时事新闻给同学们念，有时还借题发挥，发表自己的评论，这对培养政治敏感性很有意义。我们这一代人与革命、政治是息息相关的。

苏伊士运河事件与炮击金门
五八年夏天，埃及政府纳赛尔总统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所有权，伊拉克爆发人民革命推翻封建王朝，英、法帝国主义出兵干涉，侵略黎巴嫩，美帝在背后支持英法，第七舰队驶入地中海，聚然间将世界空气燃烧出火药味，真有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之势。当时苏、中、社会产义阵营及全世界弱小国家均支持中东人民，我们中学生也参加了游行示威。当时中国大跃进已经开始，毛主席提出“全民皆兵”，每次游行都有民兵持枪武装游行。
紧接着蒋介石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毛主席下令炮击金门岛（实际上是国防部长彭德怀直接下达命令，当时有一篇非常出名的《国防部长令》，是毛主席亲笔撰写的。）美帝国主义慌了手脚，以为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美帝第六舰队航空母舰急急忙忙驶入台湾海峡，分散了帝国主义对中东地区的压力，使局势缓和。毛主席又发表了与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说“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那时，每一件事情都牵动着中国人民的心。四十年后，我在看守所监室内看到一本杂志上有一篇回忆这段历史的文章。当年美帝及英法在中东大动干戈，我国游行示威声援中东人民，但鞭长莫及。于是，毛主席就利用蒋介石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之机，下令炮击金门。果然美帝国主义慌了手脚，急忙调航母东移，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毛主席得意说，看来美帝国主义也是可以调动的嘛。想不到五八年夏声援中东人民之后六年，我入伍后下连当兵，就到了福建金门前线守防，持枪站岗。

西藏反动农奴主叛乱与中印边境反击战
五九年三月十九日，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反动农奴主发动叛乱，震惊全国。我记得第二天，我们全校师生集合，齐校长以凝重的声调宣读文件。“叛乱”这个词就是这次第一次听到的，当时心中一振。不久，我军入藏平叛，很快平息了叛乱，达赖喇喇逃往印度。西藏从此开始民主改革，跨越了几个历史阶段。
不久印度反动政府在中印边界不断制造事端，侵犯我国边境，他们利用英国殖民者制造的麦克玛洪线历史问题，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后来，我军进行中印边境反击战，击溃了印度反动军队。我在给同学们念报时，对印度方面不断侵犯我国边境时总是义愤填膺，有时激愤地直敲桌子。（中共公开大论战后，从我党的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问题的由来与发展》中才知道当年苏修赫鲁晓夫公开发表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公开指责我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行为，甚至要中国让出西藏地区，说什么西藏是不毛之地，让出又有何妨？从而使中苏矛盾公开化，发展致公开大论战，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大分裂。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可以说是全世界帝修反都倾巢出动沆瀣一气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毛主席大气磅礴义冲云天挥毫赋诗说：“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芬苍蝇未足奇。”“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磋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还发了赵朴初的几首散曲讽刺帝修反，最后一首中说：“哭罢东尼哭西尼，如今轮到哭自己。”这里的“哭自己”就是指“尼基培·赫鲁晓夫”，东尼是指印度尼赫鲁，西尼是指美国被刺总统肯尼迪。这几首散曲发表时我已读高中，仍是班里读报员，我曾以幽默诙谐的口气给同学们朗诵赵朴初的散曲。——这都是后话矣。我只是说，我们学生的政治气息脉搏在当年是与时代息息相关的。）

戴维营和平会谈与反对美帝国侵略古巴
五九年九月，赫鲁晓夫飞赴美国，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总统度假别墅地戴维营举行苏美之间裁军和谈——史称戴维营会谈。赫鲁晓夫大谈和平主义论调，鼓吹“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美苏联合就能保障世界和平。”这可以说是四十年前那个时代的“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秩序”的论调，（或者说现在的和平主义是那个时代的和平主义的重复）。当时中苏矛盾还没有公开化，还在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我在念报纸时还是以拥护赫鲁晓夫的情绪念他的言论。（那时我只有十五岁）那一年，赫鲁晓夫还来我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对他的欢迎接待很热烈、很隆重。当年，有一张水彩画——《毛泽东同志与赫鲁晓夫同志在一起》，画面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坐在一张大桌子前谈笑，毛主席手里拿着一支香烟，桌面上还有一个烟灰缸，画面上是一片团结友好气氛。后来反修斗争中才知道，赫此次来华是向我党兜售“戴维营精神”，压我党就范，并且支持彭德怀，但遭到我党严厉拒绝。据说国庆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赫与毛主席争论，赫辩不过毛主席，便油滑地说，不要急于争论嘛，有的是时间，可以争论一万年嘛。毛主席当即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所以便有后来的词《满江红》：“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又有后来的《鸟儿问答》：“不见前年秋月朗，定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天地翻覆。”还传言，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将林彪介绍给赫鲁晓夫，赫也争不过林彪，竟耍无赖地说：“你是元帅，我是中将，当然争不过你。”（赫的军衔是中将）赫回国后不久，便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所有援华的合同、协议，撤走所有援华专家，并逼债，给中国遇到的困难雪上加霜。
赫鲁晓夫的和平主义迷梦高调还没唱完，在六一年春，就发生了美国雇拥军入侵古巴事件。全世界又是一片顶沸，抗议美帝，支持古巴。当时中国举行了史无前例的2.1亿人次武装大游行示威，抗议美帝侵犯古巴。在古巴的吉龙滩，古巴总统卡斯特罗亲临前线阵地指挥古巴军民击溃了美帝雇佣军，卡期特罗成了全世人民英雄。那时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全中国大人小孩人人会唱。在一次声援古巴人民的群众大会上，周总理也拍着掌和群众一起唱这支歌。当时我读报纸时，领着同学们举臂高呼：“要古巴，不要美国佬！”从那时起，美国开始制裁古巴，至今四十多年，但古巴人民从未屈服。历史反复证明，不要怕帝国主义的制裁，敌人的制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的骨头不硬。我们中学生当然也参加了游行示威，这一次使我更加仇恨美帝，不管有什么人怎样美化美帝，我都不会相信它会改变反动本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伙伴”。
四十年后，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以美帝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轰击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这是侵略战争行径，我国人民怒不可遏，重新喊出“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美帝、北约这种侵略战争行径，像当年肯尼迪派遣雇佣军侵犯古巴粉碎了赫鲁晓夫（后来中国人都叫他赫秃）的和平主义迷梦一样，也轰垮了当代梦中人的“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和平主义迷梦，为此我写了一份传单——《北约导弹轰垮了邓、江迷梦》中做了表述，批评修正主义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
历史总是可悲地重复，历史人物总是可笑地重演。

杜勒斯的预言与《十八地狱图》
一个极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一份《参考消息》报。当时，《参考消息》报属于内部材料，规定一定级别的干部才能阅读。这份《参考消息》上恰巧刊登了当时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的一段言论。我记的他的语意思是，老虎在它饥饿时是可怕的，当它吃饱后就不可怕了。共产党也是老虎，当他是国际主义者时是革命的，可怕的，这时候不要去惹他；但当他们将目光转向关心自己民族利益的时候，就不再是革命者了，不可怕了。苏联已经开始了这种可喜的变化，我们应该促进它向这个方向发展。我当是虽然是个初中生，但政治分辨能力已初步具备，看了杜勒斯这段话，我的身上像爬满了毛毛虫那样非常不得劲。当时，我拿着报纸想：“这不是说苏联已开始变坏了吗？”在当时还未进行中苏公开论战的历史背景下，我是不能接受杜勒斯的“妖言”的，但是杜勒斯话语中的幽灵在我心头怎么也抹不掉。不知怎得，把这种幽灵突然与油滑子的《十八地狱图》联系到一起了，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忧惧感。我当时良好的祈愿是：“苏联可千万不要象杜勒斯说的那样啊！”想不到历史到底还是应验了人家杜勒斯的预言。在四十年后的看守所监室时，这份《参考消息》和《十八地狱图》常常不时在我眼前闪现。多少年来，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变色，共产党为什么会变质？——像条毒虫一样咬噬着我的心灵。幸运的是我终于钻通了这个问题，挖到期它的根源，于是成就了我的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这自然又是后语。

“你将来是个煽动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是世界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报纸上每过一段日子就有一条消息报导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宣布独立，真是应接不暇，使我这个读报员总是兴奋不已。同学们从我的情绪中都可以预感：“今天准有重要新闻。”当时，南朝鲜李承晚，南越吴庭艳，日本首相岸信岸等相继下台，每次读完报纸后教室内都响起一片掌声。当时，有一首很豪迈的歌中唱到：“万里云天风雷走，地动山摇歌声吼，斗争的烈火燃不尽，燃遍了亚洲非州拉丁美洲。团结起来战斗、战斗，斗争的烈火中争取解放和自由。”
有时，我进行国际时事评论发表自己的见解，很有鼓动感染性。有一次，班主任王老师说：“你将来是个煽动家。”王老师当然是从正面意义使用“煽动家”这个词的，而且他当时不无嘉许之意。但不成想四十年后我真的被公检法机关指控判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分子”，即“反革命煽动分子”，读报最终读出个“反革命”来。

九 反修防修观念植入心田
“修正主义” 这个词，我最早听到时是五八年初。五七年底，六十四国共产党《莫斯科宣言》发表后，开始公开批判南斯拉夫铁托修正主义。但当时我并不懂“修正主义”是什么，只知道铁托反对苏联追随美帝，到六十年代初反修大论战时才明白了细里。从此至今，我对南修铁托的观点没有改变过。文革后，中南关系恢复，铁托在七七年曾访中国，当时是华国锋接待他，给予极高规格的接待礼遇，我当时掷以怫然。文革刚结束不久时，在批判“四人帮”时曾公布毛主席在世时对铁托的一些说法，说“铁托真铁”，还说我们过去对一些情况不了解。但八十年代初对“修正主义”“一风吹”，铁托成了英雄，我对此持异议。当时曾有一段时间大放南斯拉夫的二战影片，如《瓦尔特保已萨拉热窝》、《桥》等。我认为中南恢复国家关系，并不能因此就抹杀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分歧，我至今未看到毛主席说铁托没有搞过修正主义。我认为，七十年后期，毛主席是从反对美苏两个霸权主义大国斗争角度出发，团结南斯拉夫，因为那时铁托是第三世界中不接盟的创立人之一，反对美苏称霸世界。但意识形态上的原则问题，毛主席是决不会让步的。六十年代初期，我党反修《九评》中有第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我认为，过去批判南修背叛马列主义，投靠美帝，是修正主义的证据，至今没有一项能否定。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崩溃始罪于南修铁托，这是历史的铁案。“修正主义带头羊”的罪名，铁托是永远洗不掉的。七九年铁托逝世，我有一首诗给他盖棺定罪。八十年代南斯拉夫分裂，内战频频。九九年春北约轰炸南联盟，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惩罚。——这些观点，我在九九年五月的《反邓反修反复辟列传单续一》——《北约导弹轰垮了邓、江迷梦》中做了表述。
我的性格决定，凡是我已有定论的认识，在没有充足确实的证据证明该认识是错误之前，我决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到九十年代后，这种性格更加坚固。不管是什么人，如果不能说服我，我也决不会轻易改变观点。骑墙派，随风派，随波逐流，随大流，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追逐所谓的“与时俱进”，“时代潮流”（时髦风行的潮流），翻来覆去改变自己的观点，都是我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决不是我王土吉——毛继东所尊奉的风范。所以许多人说我是“不识时务者”、“撞南墙壁也不回头”、“僵化古董”、“冬烘老人”。性格就是人，没有个性就没这个人。我宁愿为自己的性格而坐牢杀头，也绝不做没有自己独立见解的行尸走肉。我在市国安局提讯时严正声明：我王土吉--毛继东，是毛泽东主义顽固派死硬分子。但我并不固执毛译东的一切论断，在这方面我不是“凡是派”。当然，对毛主席的论断，哪些必须坚持，哪些应该放弃，我仍然有自我见解，不会俯就于任何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吾爱吾师, 是因为吾师手中有真理；吾爱吾师, 吾只爱吾师手中的真理；吾对吾师的崇拜,是在真理性理解基础上的崇拜。我们必须在正确理解毛泽东主义的基础上正确地崇拜毛泽东。
我对一切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就是活生生的我——王土吉（毛继东）。毫无疑义，我的认识是否正确，当然要经受历史实践的检验。我绝不敢说我的认识一定就是正确的；我只是说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我用自己的脊梁骨直立地站着，绝不做脊梁弯曲的驼背人。

六0年四月二十一日，是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的长篇纪念文章，公开举出反对现在修正主义的旗号。当年下半年的初三政治课便将此篇文章作为我们的初三教材，是厚厚的一本书，大约有二十万字。当时正是困难时期的最困难阶段，书的印刷质量很差，纸张发黑发脆。书中阐明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特别强调列宁主义是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中产生的及现实反对修正主义的意义。书中明批南斯拉夫轶托修正主义，实际么是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指名地批到了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谬论（“三和”就是“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两全”就是“全民国家”、“全民党”）。
因为是政治课教材，又是考高中必要内容，那年代是“政治第一”，所以我对于这本书中的内容烂熟于心，对于什么是“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特征”，有了较深刻的概念性认识，而且对修正主义自然产生了反感，因为它会导致社会主义政权丧失。“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句经典式的论断当时震撼了我的魂魄。书中明确认为南斯拉夫已不是社会主义了。当我知道我所热爱的社会主义有可能被修正主义引向复辟时，我青春的心灵和政治神经便激烈地紧张地绷起来了，从此对修正主义嫉恨如仇。那时，正是我们政治观形成的初期，反修防修反复辟的观念便先入为主地植入我心田。虽然仅仅是概念性的认识，但这篇文章终究将我引上了反修反复辟的使命大道上来。当时，《列宁主义万岁》使我从概念上了解了什么是修正主义，又使我从感情上产生了对修正主义的憎恨，从此至今没有改变过自己的信念。
《列宁主义万岁》是我的使命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