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转《通向地狱的道路——人生足迹白皮书》（连载）

毛继东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29)

（五）在歌乐山江姐殉难处拷问自己的灵魂

离开乌市返回兰州的时候，已超过七天，超过与小杨的约定的时间，我们到兰州没有下车在宝鸡转车直奔重庆（在成都也未下车）。去重庆目标有两个，一是参观红岩村——即周恩来领导的我党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二是观看“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罪行展览”。重庆是座山城，夜晚华灯竞开后，分不清那是天上的的繁星，那是山上的灯火，仔细辩认，才能请有的灯光在上方，而天边的星光却在下方，真是天地人间星光难分。从山下到山腰，要经过一道很长的索道。在红岩村，我们参观了毛主席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到重庆谈判的图片，看到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为抗议蒋介石制造的皖南惨案而发表的诗：“江南一案，千古奇冤。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那一天的《新华日报》在周恩来诗的下方是一片空版。中国共产党用这种无言无声的抗议来表示自己的愤怒和蔑视。鲁迅说：“无言无疑是最大的蔑视”。

在渣滓洞白公馆，我的灵魂受到一次炼狱般的熬炼。渣滓洞是蒋介石的鹰犬严刑拷打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刑讯室。在这个魔窟中有几十种惨无人道的刑法和几十种刑具，当年拷打时使用的刑具、铁链、皮鞭、老虎凳、木杠、铁条、铁路、枷板、竹签……依然照原样陈列在刑讯室，上面的血迹斑斑向人们昭示着国民党们的鹰犬滔天罪行。用泥塑演示的各种刑讯更是令人惨不忍睹，吊灯、压老虎凳、灌辣椒水、烟头烫、枷手指、烙胸、钉竹签……凡是肉生的心灵到此处无不颤栗。泥塑专题表现了江姐过堂时被钉竹签时情形，看到这一幕，我和我带领的三个女兵都浑身颤抖不已。小崔身体较弱，又非常激动，身体颤栗得要倒下，我忙扶住她，三个女孩都已泣不成声。我看过罗广斌、杨益言写的长篇小说《红岩》和于蓝、赵丹主演的《在烈火中永生》，不止一次为革命光烈们受到的酷刑而落泪。而那一天观看渣滓洞 时我没有落泪，只觉得浑身一阵阵热血激荡在血管里冲撞，两手攥得咯咯响，恨不得上去踢倒泥塑的特务模型。（实际上，特务模型的胳膊、大腿已被踢折哒拉着挂在那里。）小崔低泣着说：“江姐当时是怎样挺过去的呀……”（《红岩》中写到江姐就是在这个地方，被特务们扒光了衣服，遭受到非人的凌辱！江姐是美丽端庄气质高雅的女子，竟然遭到这种摧残肉体和灵魂的野兽般暴虐，她当时的心灵要经过怎样惨烈火的飞升而达到视敌人如无物呀？特务们以为用这种灭绝人性的凌辱和酷刑就可以摧毁江姐的意志而求饶投降，但失败的只能是这些狼心狗肺的野兽，他们根本不懂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在这个魔窟刑室的炼狱中，江姐在烈焰中升华为一只无比高洁的火凤凰，成为人类女性中最伟大楷模。江姐出身虽贫寒，但在当时那个年代，江姐如不参加革命，仅凭她的美貌才华气质，做一个贵夫人绰绰有余。但江姐视荣华富贵如粪土，视个人功名利禄为草芥，而毅然投身革命视死如归，为的是什么？仍然为的是“主义真”

啊！好一个“主义真”！你召唤着多少代，多少辈英烈为你而捐躯沙场，笑傲凶顽啊！在当今进代，“只要主义真”更加光辉熠烨，激励着反修反复辟反潮流革命战士冲锋呐喊，无所顾忌。当年的千万红卫兵们经过被贬诬的灵魂炼狱，象从老君炉中跳出来的孙大圣炼就了火眼金睛，已经奋起千钧棒，意欲澄清万里埃了。

在渣滓洞刑讯室逗留时，我忽然又想起小时候油滑子给我看过的那张《十八地狱图》。革命先烈们受到的酷刑比《地狱图》中还要残酷，但意境却迥然不同。《地狱图》是一种罪孽报应的儆诫，而渣滓洞这个人间地狱却是英烈们的神殿，是圣洁灵魂的宝莲。在这里，人杰与野兽，英雄与魔鬼，圣洁与龌龊，善美与丑恶，神威与鄙琐，正义与邪恶，形成了多么鲜明多么强烈的对比！人类中两种极端对立的灵魂在这个斗室里对阵拼杀，结果是一方腾跃升华飞入圣殿，另一方却是腐臭泥烂堕入真正的地狱。所有到这里来观看的人，只要他（她）的心灵中还有一点点善恶羞耻感，他（她）的灵魂就不可避免要燃烧净化升华，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地方，这是《地狱图》所永远不到 的。

我们还观看了白公馆这个囚禁革命志士的“活棺材”。在叶挺将军的囚室前，透过铁棚栏能看到叶挺将军用白粉在囚室室墙壁上写的“苦窟室”三个大字，仍然以强烈的傲视和讽刺向人们揭露敌人的暴恶。叶挺将军是威振中外的名将，是新四军军长。由于新四军的党的领导人项英的右倾，中了蒋介石的奸计，造成皖南事变中我军牺牲惨重。叶挺被俘后囚在这里，一代名将身陷囹圈，受尽虐待欺辱。叶挺将军在狱中曾自称“苦窟室居士”，以示自己的愤怒。我望着“苦窟室”三个白粉字，想起《三国演义》中慨叹关云长流落曹营时的一幅诗联：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但又有“金鳞岂非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在国共重庆谈判中，叶挺将军得以出狱，他出狱后立即申请重新入党，要为国为民族造就勋业。可惜在飞赴延安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出笼未腾先折翅，常使后人叹悲声。我不由地自言自语：“要是飞机晚一天起飞该多好啊，那么十大无帅中必有叶挺。”（有的材料说，飞机失事是蒋介石特务的阴谋破坏。）在黄显生将军的秘书及其儿子小萝卜头被杀害的地方，在杨虎城将军被杀害后掩埋的花池旁，我们都长时间肃立默哀。全国解放后，那个残害杨将军的凶手张×难逃法网被抓捕正法，总算慰籍了英灵。

在遗物展览室，我们看到地下刊物《挺进报》编辑陈然那首浩气凛然惊天地泣鬼神的旷世诗篇――
《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前对着带血的刺刀。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子敞开着，
一个声音叫着：
“爬出来呀，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我企望地下的烈火喷出，
将我和这活棺材一起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
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蒋象王朝！

默读这首燃烧灵魂的诗篇，我不禁又想起在南京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看到的夏明翰那首光照千古的绝诗：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
自有后来人。

（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将这些用灵魂谱就的诗章与那些为了出狱而在敌人报纸上刊登的《反共启示》相比较，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自己相信那些在《反共启示》上签字画押的行为是“白皮红心”的诡辩。一个共产党员最可宝贵的是节气，是那根骨头，这是不可逾越的人鬼界线。一个在敌人的报纸上公开诬蔑自己的党、公开亵渎自己灵魂的人，如何面对这些铮铮的铁骨，如何为自己猥琐的灵魂辩护？（所以，我认为我改名翰锋确实有革命的意义，我要不时问自己：你配用夏明翰用过的名字吗？在我那部五十万字的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最后结语处，我再次郑重地写了夏明翰的这首诗用以明示自己的绝决之心。）

我还看到车耀先的诗：

国破山河在，
群情尽望春。
英雄夸统一，‘
后笑是谁人？

这首诗中的“英雄夸统一”是讽刺蒋介石自夸统一了天下。“后笑是谁人？”这句诗胆中的豪情壮义将鼓午我的一生。列宁说过：“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美”。我们要学习列宁那种为真理不怕暂时孤立的大无畏精神，有信心争得最后一笑。
（后来在一九七0年春“打反”运动中，我因反对陈伯达的“反动表态”而被打成“反革命”，当时年少气盛血气方刚，曾毅然绝然想到天安门广场自焚抗议陈伯达邪恶势力而以死警世。但因已受到控制身不由已不能成行，我那时又想到车耀先的这首诗，便挥诗一首《向天曲》：

大刀难排心头恨，
巨笔未解胸中愁。
横眉立目问苍天，
此寰后笑是谁人？

（后来，在一九九七年五月草拟《共革声明》时，我为此诗自谱成曲，因为那时又一次问到：此寰后笑是谁人？）

随后，我一个人迳直登上歌乐山腰，凭吊江姐牺牲殉难处。在一片刚裁的小青松中间竖立看一个木牌，上面写着：江姐牲殉难处。这里并没有江姐的遗骨，也不知掩埋在何处。我在小木牌前长时间肃立静默，严肃地拷问自己的灵魂：
“假如你也被敌人抓住了，也受到江姐那样的严刑拷打，你能保证不叛变吗？”
我紧握右拳在心中宣誓：
“江姐，我以一个共产党员——您的一个后来人的名义向您保证：决不叛变！”

（小青松呀，当年我请你们为我的宣誓做证：现在，当你们已长成参天的大树时，我仍请你们做证，我决不会背叛自己的誓言。在被捕后在看守所监室二000年五月六日那天写五十六周岁日祭文——《敢对使命说不负，敢对誓言说无悔》时，我又一次回忆了在歌乐山上的誓言。押进看守所最初几天，曾有好心人劝我识时务低头认个罪，争取早点出去免得受罪（他们预测刑期不会低于十年）。我毅然答到：“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三年牢狱之中，我没有半点畏缩示弱。我将秉执在歌山上的誓言，生为真理而战斗，死为真理而殉身。）

在返回住处的汽车上，我和三位女兵的心情仍然是很凝重，几个人都默默不语，继续思考着今天受到的教育……

随后，我又去重庆大学参观大字报，重庆地区当时已是派性分裂严重，有武斗发生。重庆大学“八一五”红卫兵是全国闻名的“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口号是“打倒李井泉”、“打倒任白戈”（他们写成“打倒任白鬼”）。历史有鉴：天下未乱蜀前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李白的《蜀道难》中说：“所守或非亲，变成狼与豺。”重庆地区当时是全国战备大三线。毛主席曾说：全国即使都被敌人占领了，只要还有四川，就还有希望。（大意）可见四川的战略地位是多么重要，在防修反修反复辟的斗争，四川地区的重要性也是可想而知的。
我来到嘉陵江大桥上观看嘉陵江与长江交汇的壮观奇景。滔滔不绝经世不息的长江与黄河同为祖国母亲河水系，而嘉陵江大桥的雄伟恢宏远非兰州城北那座铁索桥可比了。站在大桥中间，我忽然产生一种灵感，在游历了祖国的大河高山之后，我发现一个秘密，如果没有大河长江的烘托，高山峻岭就显得孤寂无助，这是否是高低阴阳刚柔相济相辅相成呢？高山峻岭象父亲的脊梁，大江长江象母亲的柔肠，而平原细土则是它们爱情的结晶。到这个地方览景，自然会想起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赠给柳亚子的诗词《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妖，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二十一年前，毛主席在此为中国命运而与蒋介石进行国共两党斗争的时候，是否预见到在二十年后在自己的党内会出现一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呢？

奔跑的火光

新春快乐！

日出印象

谢谢继东。新春快乐。谢谢光临听雨。我们永远是朋友。

毛继东

祝版主和同志们新春快乐!

毛继东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30)

（六）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标定人生
我们下一个目标计划是遵义会议的八角楼，但小崔在车上又得了病，恰好她的姨在贵阳市，我们只好放弃在遵义下车而直奔贵阳。乌鲁木齐是冰天雪地，而贵阳此时仍绿色茵茵温暖如春。第二天，小崔抱病到车站送我们上火车，我从车窗伸出手与她握别，她久久地握我的手不放，满目深情地说：“小王，记住我，不要忘了我……”从见面相识，她就叫我小王，虽然她比我还小三岁。列车徐徐启动，她小跑步追着列车频频摆手。举手长劳劳，相别何依依。列车快出站时，我从车窗探出身子向她大幅度摆手，我看到她突然双手捂在上脸转过身去……

我们是实实在在以朝圣者心愫拜访毛主席故乡的。我带着仅剩下的两个女兵小周小张走进毛主席故居大院，在正屋门前，我们深深鞠了一躬。在毛主席诞生的那张大床前，我的两眼模糊了，这就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劳动人民结束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成为国家的主人，也才有了我家的幸福生活。从这个被称为龙脉的秀丽山峰到我那贫穷的家乡，就是由毛主席领导的革命红线联结起来的。今天，我——一个被拯救出来的苦孩子，来到幸福源泉之地感谢他老人家来了。但我已不仅仅是一个感恩者，我已是您的一名战士了。我要在红司令诞生的地方再次标人生志向：“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死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生生死死永远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周是工人家庭出身，小张是贫农家庭出身，她们也都有我一样的激情。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都是与这张普通的木床息息相联的，如果不是管理人员设置的红线阻隔，我们真想抚摸一下这张伟大的祖母床。

随后，我们参观了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生平展览，特别是在杨开慧烈士画像前长时间驻足凝视，向她致以无限的崇敬。她被敌人抓住后，受尽苦刑，敌人引诱她，说只要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就放了她。但她痛斥敌人，大义凛然最后被敌人钉死在木桩上。她对毛主席的忠贞，对革命的忠贞，对自己信仰的忠贞，永远是我们后代学习的榜样楷模。小周小张手牵手吟诵毛主席的《蝶恋花》：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忠午。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展品中有一帧极珍贵的照片，是杨开慧与爱子岸英、岸龙、岸青的合影。从这张照片上我追寻着岸英大哥哥孩提时代的神韵。在红卫兵年代，我们许多红卫兵都有一个极真挚的共同心愿，甘愿做毛主席的儿女，接替岸英大哥哥的位置，做岸英哥哥那样的革命接班人，慰籍毛主席痛失爱子的伤怀。如果说我们那时就是一个虔诚幼稚的小朝圣者，我不想辩解。我只是说，我们那时的感情确确实实是圣洁的，我们将一颗年轻的心献给了韶山，又从那钟山秀峰之灵气中汲取了无限力量。

从株州至长沙我们乘坐小客轮，客轮在湘江上行驶，那秀美的水乡泽国景致吸引着我们，真可说秀色可餐。那时湘 江还没有污染问题碧色见底，江底的鹅卵石都看得清清楚楚，一条条鱼儿在江底游翔，听到客轮发动机的“笃笃“声惊散而去。客轮上几个红卫兵一齐朗诵毛主席那首气势磅礴的词，“膺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意自由。”更大声朗诵：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我们原计划还要去井岗山，但中央下达结束冬季大串联通知。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取消原计划，结束大串联。

（七） 大串联的辩护词

在八、九十年代全面否定文革的时代，很有人鄙视当年红卫兵的大串联，发出贵族式的贬责。说你们坐不花钱的车，吃不花钱的饭，住不花钱的旅馆，到处游山玩水，影响变通，影响生产，到处制造混乱，劳民伤财，是历史大荒唐。这需要一篇很长的辩护词，我只想用自己亲身的经历说明（只是平心静地说明，而用不着高声厉色去证明），当年大串联的革命大方向完全正确，功绩是青垂历史的。

文革初期，象我那样想陷于保守落后状态的，在师生中占大多数。思想处于严重的奴隶主义状态，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甚了了，对文革的目标、意义、政策都不清楚。在大串联中尤其在北京串联期间，使我们大开眼界，迅速明白文革的斗争目标是刘邓司令部，明确了斗争大方向。就是说，大串联使我们明白了“谁是敌人”，“敌人在哪里”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打破了奴隶主义精神枷锁，积极投入了运动。如果没有大串联，大多数师生就会在奴隶主义精神束缚下龟缩爬行，无法承受阶级斗争风浪的考验冲击。使广大师生冲破精神枷锁，大大提高了觉悟投入运动，明白了防修反修反复辟的历史使命——这是大串联首功。
（有人说，文革本身就是错误的，根本不存在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都是毛主席错误估计阶级斗争形势，制造出来的。关于文革必然爆发的原因，我在本章开头部分已作论述。道不同，不相谋：理不通，无以辩。如果立足点不同，根本思想方法不同，双方是无法沟通的。所以，关于孔丘秦始皇、武则天的争论，关于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文化大革命，至今没有统一认识。）

在大串联中，我们确实游山玩水了，但不是专为游山玩水，更不要象八、九十年代有些人到名山古刹拜佛求签，而是为了到革命圣地接受教育，陶治情操。同时也为了冲破文革初期沉闷的空气，打破压制群众运动的资反路线。否则，文革必然夭折于初启的阶段。推动文革掀起全国高潮，这是大串联第二大功。

当年进行大串联的师生及一些工农青年，不下上千万人，这是整整的一代人。经过文革中的陶炼，经过文革否定后的灵魂炼狱，他们之中现在不乏马列毛主义战士。他们是革命的精英，国家的脊梁，国际共运的希望，帝修反的掘墓人。三十年前栽树，三十年后开花结果。革命红卫兵们决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不会忘记自己的誓言。锻造一代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士，这是大串联的第三大功。
有此三大功，足以彪炳史册矣。

就我们大串联的花费，我一点也不感到负疚。红军长征是为了创业，我们大串联是为了守业。为了守业造就战士，也是需要投入成本的。我们在每个串联点都有所收获启发，尤其是在革命圣地和烈士们牺牲的地点，受到灵魂震撼更大，成为终生力量的源泉，这是用火车票款计算不出来的。而在八、九十年代，用公款吃喝，游山玩水，耗费之巨令我们红卫兵自叹不如。许多大员比我们当年要敢闯得多，“大串联”到不仅饱览名山大川，名刹古寺，焚香求签，跪拜祷告，将大把大把的钱捐给香油钱，而他们的思想又有何陶冶呢？更有过甚者，他们”大串联“到世界各地，周游列国。据统计资料显示，在九十年代初期，全国每年用于公款吃喝、旅游、送礼等的资金要有800多亿元，这是当年红卫兵大串联时国家的费用的多少倍？与红卫兵相比谁是雄膺，谁是鸦雀，还不是天地昭昭吗？（在写这部白皮书时，我产生一个想法，出看守所后我将向全国当年的红卫兵倡议，尽自己的财力偿还当年大串联时欠国家的票款饭费住宿费，捐献给希望工程、扶贫工程和残疾人事业，以回报祖国。）

致于影响交通，影响生产，确实有一些，但并没有严重到破坏生产的地步，并不象有的人否定文革时耸人听闻说的那样严重可怕。我们也不会使串联到那种地步，因为我们大串联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革命。到六六年底中央一道命令停止串联，基本上就刹住了。“毛主席的号令，就是我们的行动号角。”他一声号令全国大串联，我们就奔向各方；他又一声号令停止串联，全国就刹住了。请问后来还有何人能有这种气魄大开大阖？放得开，又收得住？看看知青大返城吧，那声场面是多么火爆？从政治上算帐，从培养接班人的长远利益着，当年大串联是完全值得的。

还有的人更是口出恶言，说你们红卫兵在大串联中尽是谈情说爱搞对象。其中有一部电影叫《枫》的，就是这种诬蔑的演泽品。说的是四川省某中学，一对男女红卫兵在大串联及文革中谈恋爱，后来分成两派武斗，男红卫兵射杀了女红卫兵，后来这个男红卫兵也被判处死刑。我从《大众电影》看了这部电影的文学剧本，非常气愤，在八一年写了一篇评论文字——《不要让墓碑压住历史的沉思》，寄给《大众文学》，石沉大海。我有权要求说这种恶语的人提供那怕是大略估计的数字，说一下大串联中谈恋爱的红卫兵比例。就我个人来说，我与小玉、小芬以及四个女兵的关系，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在近一个月的串联中，我和四个女兵有时合盖一条被子，酣睡时，大男孩大女孩身子依偎，腿肘相触时而有之，但我们谁也没当回事。与每个女孩分手时，她们都含情脉脉，但小周、小杨、小张分手后再无联系。只有小崔一直保持联系到六九年，互相间青鸟频探，鸿书屡传，但都只谈文革中的情况，当然也回忆串联时的情谊和趣事。至六九初，小崔在信中明确提出希望将关系提高一步，“愿做终生比翼鸟”。我立即回信，言明我们要恪守当年大串联在延安中学时的诺言，我们为革命大串联不应该夹杂其他成分。如果以大串随着为契机红线而谈恋爱，那将是对毛主席的不忠，是对我们红卫兵精神的亵渎。几天之后，小崔的飞鸿即至，满篇的羞愧自责，宣布收上一封信中的话。其后，我们仍保持了很长时间的联系，但不言及爱情之事。毋庸讳言，也毋庸遮饰，在大串联中确有一些男女红卫兵产生了爱情，我敢说为数不多。我并不指责他们，因为我自己作出的诺言并不要求别人履践；此外，只要爱情是真挚的心灵火花，它就是正当合理的。否则，《柳堡的故事》何以受到人们的喜爱？
大串联，我将终生感谢你。

文革时代第一波小结：
文革一开始，我便呛了水，灵魂被粉碎，羽毛被拔光，精神陷入被动落后状态，迟迟不得解脱。文革前学了那么多理论知识，但需要真正上战场时，却剑不能出鞘，枪拉不开栓，说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需要一个艰苦的磨合过程。所幸在北京和全国大串联中，受到深刻教育，终于艰难地步出沼泽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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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继东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二波1－20）

第七章 文革时代的砺练

第二波 在风浪中游泳
（67年初——68年底）

题记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
——毛泽东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二波1－20）

第一节 一月风暴起狂澜

（一）大夺权
一九六七年，是在疾风暴雪中闯入中国的。新年伊始，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中发出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我判断在六七年运动将有大动作，但我没有分析出大动作的具体内容，便密切注视运动的动态。经过大串联，我的精神状态大为改观，企望以积极的姿态投入运动，争唱“主角”。所谓“唱主角”的意向有二，一是要为革命作贡献，不能“泡运动”，无所作为；二是要获得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进入自由王国状态——不论成功或失败，都要作自己命运的主人，不能再盲目地跟在命运的后面跑。但是，直到六七年初，在这两方面我都没有成绩，一无贡献，二无自由，是一个小写的又矮又小的“人”，因此内心中有一种极欲展示自己的渴望。

果然，一月四日、五日，便发生了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支持。人民日报在祝贺的社论中传达了毛主席的评赞：“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事，对整个华东，对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紧接着，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一举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大权，史称“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联名发出贺电表示支持和赞扬。毛主席发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全国各地学习上海，展开全国夺权斗争，用“风暴”来形容当时的运动形势，实在是最恰当不过了。

一月二十六日，江苏省、南京市也夺了权，我们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团是南京市造反派中一支主力（当时叫作“响当当硬梆梆的铁杆造反派”），自然是夺权的主要力量之一。不过，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红卫兵战士，并未直接参加夺权活动，而是在夺权后的早晨才从兵团头头的报喜中知道的。当天，我们兵团也夺了学院大权。对于这场夺权斗争，我当时是完全拥护的，至今不改初衷。

（议评：夺权是文革的题中之义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号召，是毛泽东主义的集中代表，是对马列主义的突破性发展，是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条件下的新《共产党宣言》和巴黎公社原则。

《共产党宣言》在最初发表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依据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将这一原理发展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将这一原则更明确地表示为“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即摧毁官僚军事国家机器。这是马列主义基本点的核心内容。

但是，马列主义的这个根本原则在很长时间内被仅仅局限于无产阶级进行夺取政权的时候，而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这一原理还适不适用，还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也就是说没有解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不存在重新夺回失去政权的问题。列宁提出了防止复辟，还有失去政权的可能，而且指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斯大林在实践上进行了这种斗争，但是混淆了两类矛盾的性质，扩大了打击面，没有解决问题。过去认为主要危险是来自于外部敌人的颠覆，对内只提打倒反党集团。

同样对“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个普遍规律的认识，也有同样的局限性。所以产生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就是硬道理”的错误认识。这是一切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思想的根本认识基础。

毛主席跟据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经验的教训，在《正处》中提出“阶级斗争还存在”，后来，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在“四清”运动中又提出向混进领导班子的地富分子和变质分子夺权的问题。（当时有一部评剧《夺权》，后来改编为电影，是很有名的。）这是根据天津市郊区小站夺权斗争经验总结出来的。但当时这种夺权是在工作队领导下自上而下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撤换或改组大队领导班子。在四清中毛主席认为农村基层有1/3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二十三条》提出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是对马列主义突破性发展。文革初期，毛主席将北大七人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巴黎公社原则的基继承和发展。文革中，这种夺权斗争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用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方式向党内走资派进行全面夺权。从实践上解决了《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是无产阶级以大民主的方式重新夺回被党内走资派篡夺去的那部分权力。打碎、摧毁隐形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独立王国”，即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指出“‘彻底发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不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提‘部分改善’，可以。”他将这一原则具体化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突破性的发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作了突破性的发展，从而将马列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主义阶段，这就是北京人民公社原则——第二巴黎公社原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原则。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文化大革命为引题，由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发展到政治大革命（夺权斗争），是完全合乎阶级斗争普遍规律的，是革命的题中之义，是顺理成章的，无可指责的。

文革到现在受到指责最多的方面有四，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三是“破坏生产”，四是“夺权斗争”，其中“夺权斗争”是“罪中之最”。而正是在这个夺权问题上，彻底划清了马列毛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思想的界线。这又是归根结底一句话，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到底是必然的社会阶级斗争的结果，还是人为制造的错案。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详细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至今仍然赞同九大《政治报告》的解释。但我认为报告没有从政治经济学方面闸述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原因，即没有指出干部的特权待遇中存在着合法剥削从而导致干部队伍发生阶级性蜕变这个根本原因，而这也正是文革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缺少这一方面的阐述，致使容易产生根本不存在党内走资派的认识，认为“走资派”是凭空制造出来的，文革是主观主义的极左产物。所以我在本章第一波开篇部分首先从干部等级特权待遇制度的合法剥削性质上提出干部队伍的阶级性蜕变状况，提出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及其产生的政治经济学上的根本原因，提出了文革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性。既然文革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夺权斗争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才能高屋建瓴如登泰山二而小鲁看清文革的一切问题，使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犯有走资派错误的大批干部心服，使他们认识到“斗私批修”、“灭资兴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马克思确实是伟大的天才，他从一场完全失败了的大革命——巴黎公社运动的经验教训中，不仅总结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对国家的任务的主要教训”，即“摧毁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列宁《国家与革命》），而且由此提示了在未来的无产阶级国家中防止官吏（公职人员）由人民公仆变成人民老爷的根本措施，也就是防止丢失政权的根本措施。如果从苏联斯大林时期起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全面认真实行巴黎公社原则的根本措施，就不会产生干部队伍的阶级性蜕变，不会滋生众多的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分子。阶级斗争就是比较缓和，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就会处于绝对优势，可以用比较缓和从容的方式处理阶级斗争问题，就不会产生文革一类激烈的革命形式的大革命，自然就不存在必须夺权的问题了。在那种巴黎公社原则政策的社会环境下，主要任务是监督干部不变色，如那样，重新夺回失去政权的问题就不会提上日程了。由这个问题，再回过头来看彭德怀等人对三面红旗的态度，确实是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了。正如毛主席说的，难道我们的缺点错误比巴黎公社还严重吗？（大意）在对待失败了的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的高低水平确实如天壤之别。以此为镜就可以分清对待文化大革命态度上的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了。

文革中导致夺权斗争的直接具体原因，是由于走资派进行阻碍、干扰、破坏文革运动引起的。至一九六六年底，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被揭露批判，刘邓司令部也已被揭露。但是，刘邓路线在各地的代理人及那些受其影响的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最初用“抓生产”来压革命，被识破后，又转而用“促革命”来破坏生产，鼓动外出造反，搞进京告状给补助等经济主义，上海甚至出现停水停电事情。六六年十一月中，上海工人造反派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担任总司令。他们认识到走资派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市委、市政府所以能阻碍、干扰、破坏运动，就是因他们们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必须夺取他们手中的权力，将文革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于是，王洪文明确提出“我们要夺权”的口号。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明确表示不批准“工总司”，王洪文带一批工人造反派乘火车进京状告市委、市政府，火车被扣留在上海西的安亭车站。王洪文领头卧轨拦车，造成京沪线停运30个小时的严重事件，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中央派张春桥、姚文元前往上海解决问题。张春桥未向中央请示，先斩后奏签字同意了王洪文的“五项要求”，后来毛主席批准了张春桥的签字。王洪文由些崭露头角，名声大振，成为新星。紧接着发生解放日报拒绝刊登工总司文件的事件。于是，在报社外部造反派支持下，解放日报、文汇报进行了夺权，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支持。随后工总司又联合其他造反派组织夺了市委、市政府大权，使大批市委市政府干部“靠边站”。

那些被夺权靠边站的干部，大多数并不是走资派，但他们由于自己的地位、思想状况执行着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手中的权力干扰阻碍运动，使手中权力发生性质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夺取他们手中的夺力，就不能排除他们对运动的阻挠干扰，文革就有夭折的危险。所以，夺权斗争是由刘邓路线逼出来的，而不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阴谋野心，更不是毛主席判断错误。王洪文在一月风暴中是有功绩的，致于他手握大权后不久就发生腐化变质，正是由于文革没有废除干部的等级待遇制度和脱离群众监督这些严重缺陷造成的。当然王洪文本身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达到真正的无产阶级化，这是他腐化变质的主观上原因。又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极左的腐蚀，堕入其小宗派，成为昙花一朵。

对上海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应该象对巴黎公社起义一样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充分肯定。从现在已公开的各种资料看，直至安亭事件前，毛主席、党中央连续召开两次前后长达两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做各地干部的思想转弯子工作，而绝大多数班干部对运动仍是不理解，跟不上，有抵触情绪。许多干部在会上通了，但离京回各地后又不通了，仍然用各种办法阻挠干扰运动。可以说，这些干部在当时是占着茅坑不拉屎，成为运动的障碍物。文革至此，陷入胶着状态难于进展，但当时又没有什么更有效办法推动运动。中央又不能下令撤换或暂时调离几百万干部，因为他们有一个群众基础和这些干部靠边站谁来掌权运作政权机构的问题。就在这时，上海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派提出要夺权，并发生了安亭事件。张春桥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末向中央请示便先斩后斩后奏签字同意王洪文的五项要求。王洪文的五项要求是指向市委、市政府大权的。张春桥签字同意是冒很大政治风险的。这是来自下层群众的主动创造，毛主席准确地抓住了这个动向，批准了张春桥的签字，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这样在张、姚的指导下，首先从报界进行突破，又得毛主席的支持。又发展到在军队的支持下全面夺权，并建立了有老干部参加的“三结合”新的政权机构。从而打破了运动的胶着僵持状态，突飞猛进。开始时新机构起名叫“上海人民公社”——这就与巴黎公社接轨了。与北京大学七人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接轨了。实质上，上海夺权斗争，就是工人阶级反对刘邓路线控制下的已经改变了性质的国家权力机构进行的大起义，并用新创立的权力机构代替旧的机构——这是完全意义上的巴黎公社原则。“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实质上是符合实际的，但因为有个国家体制和外国承认的问题，毛主席不同意使用“上海人民人社”的名称，最后确定使用“革命委员会”。至此，毛主席实际地全面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转为实践的问题，毛泽东主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所以，否定毛泽东主义、否定了文革的人，都极力抓住夺权问题大做文章。

有部否定一月风暴的小说《疯狂的节日》中说一月夺权是王洪文的野心，张春桥的投机，说一月风暴是疯狂的节日。（因为列宁说过夺权是无产阶级的伟大节日，一月风暴后文汇报发表过这样的评论。）这种否定文革的评论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它不懂得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由否定历史事件而否定历史人物，或由否定历史人物而否定历史事件，不能作出公正的评价。既如前面我们谈到林彪粉碎后，对《五一八讲话》就有这种因人废言的情形。巴黎公社的主要领导者是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但他们许多措施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宗派之见、门户之见而是给予充分地肯定。相反，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上刊登了蒲鲁东主义者主张工人购买住房的文章时，恩格斯给予严厉批判（见《论住宅问题》）。

毛主席在这场夺权斗争中充分显示出善于抓住新事物，及时把握根本方向，驾驭形势的伟大战略家、策略家的气魄。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善于抓着整个运动发展链条中当前起决定作用的那一环。对刘邓路线的斗争，抓住文化界的问题为突破口，从历史剧《海瑞罢官》揪出“三字村”，打响文革与论战；逼出《二月提纲》，制定《五·一六通知》，揪出“四家店”；发表北京大学大字报点火，改组北京市委，打掉独立王国；抓住派工作组问题，揭露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刘邓司令部处于被动地位；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贴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进行公开摊牌，摘掉刘少奇接班人的牌子；支持红卫兵运动及大串联，冲开沉闷局面；斗争深化到中层，形成对峙，这时抓住上海安亭事件，支持夺权口号，使形势势如破竹一泻千里向全国迅速发展。从酝酿、发动、点火、攻击、到夺权，步步深入，直接发动（北京大字报）与尊重群众首创（红卫兵、大串联、夺权、革命委员会三结合），因势利导，应付裕如，主动权始终掌握于手中，真如艺术般的境界。假如果不发生后来的林彪事件，文革将以绝妙的艺术品载入历史史册。可惜林彪这个家伙从空中将这个艺术品摔碎了，真是一滴墨毁了一幅画，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千古罪人属林彪！）

毛继东

第七章第二波2

（二）大分裂
在大夺权开始后，我还比较清醒估计到，由于夺权的深刻性、群众性、派别性、急遽性、激烈性，这场夺权斗争中也会像历史的大革命一样，会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甚至破坏行为，必然会出现对夺权不同观点的分歧，不可避免会出现分裂现象——因为各种不同的阶级、派别、阶层在这场斗争中利益得失是不一样的，必然出现左、中、右分化。我告诫自己要有准备，保持清醒头脑，防止陷入极右或极左的倾向。我与骥江、小卜、小蔡等好友交换看法，大家都有这种看法。当时我们定了基本政策——保持中间偏左的状态，既不落后，也不冒进，因为我们都是刚从保守落后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普通红卫兵战士（当时将这种红卫兵叫“小兵拉子”，比喻作用不大的意思），没有左右运动的能力和权力，虽然主观上想积极投入运动，但如果不想投机，就只有在运动中逐步获得自由，潇洒不得。果然大夺权后不多久，上海就发生了分裂、发生了工部司与红革会的大分裂，全国各地夺权后也都发生了分裂。南京地区分裂成“1·26夺权好得很”和“1·26夺权好个屁”两大派，称为“好派”和“屁”（又称“P派”），而且很快就发生了武斗。这是我自文革开始以来第一次运用所学的知识比较准确地预估运动趋势。我为此而欣喜，有一种开始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欣慰，不过终究不是弄潮儿，只是跟着运动走，而且就我本心来说，并不希望出现我言中了的大分裂。

各地大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夺权中的联合问题。比如南京地区，有十几个较大的群众组织（主要有南京大学“八·二七红红色造反大队” 、“南京工学院东方红”、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我院的革命造反兵团等）自恃是响当当的老造反派，在夺权中没有联合他们认为比较保守的一些群众组织，将这些组织排斥在夺权之外。这些被排斥在外的组织不服气，于是产生对立。当天那些没有参加1·26夺权的组织又联合起来，在军队的支持下夺了1·26夺权中没来及夺权的一些部门的大权，这就是“1·27”夺权，他们成了“1·27夺权好得很”派，我们这一派又成了“1·27好个屁”派，所以南京当时有两个好派两个屁派。所谓夺权，就是造反派在军队的支持下，将省市委、省市政府的印章夺走（收缴），也就是将成百个橡皮疙瘩印章收集起来拿走，使省市委、省市政府失去指挥调动的权力，靠边站，然后由新成立的三结合权力机构行使对文革的领导权，对工农生产的指挥权。所谓“三结合”就是由军队代表、老革命干部代表、革命造反派代表组成的机力机构，有的地方夺权时还没有老干部站出来，先夺了权，再解放老干部结合进来。
可见，这种夺权斗争形式确实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创举，确实充分体现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特征。一、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和支持下，实际上主要是通过中央文革来实施；二、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在夺权中直接行动的不是军队，而是群众组织，但部队首长亲自坐阵或到现场，动用军队车辆，军队进入戒备状态，夺权后由军队对新机构保卫、站岗；三、直接夺权行动由文革中的新生事物——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实行，表现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力量基础；四、有革命老干部参加，说明不是对老干部全部彻底打倒；五、中央及中央部门不得夺权，领导人员调整由中央决定。这就体现出夺权斗争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改善，而不是彻底改善，摧毁的只是隐形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党内资产阶级独立王国。所以，从形式上看很乱，但从大局上看是有领导的、稳定的，就革命和生产两方面都没有出现真空断裂情形，权力转化是很顺利的。这一方面反映出马列主义确实在中央占据领导地位，再一方面也反映出广大中高层干部虽然已经有一只脚踏入了党内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队伍，但他们主观愿望上还是愿意革命的，一旦党中央、毛主席支持夺权，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服从夺权组织的命令的，全国没有一处原权力机构公开严重抗夺权的。就夺权本身过程来说，并未造成多大损失，损失出自夺权后的派性大混战。文革被否定后，有成千累万的文章指斥夺权斗争，说明他们弄错了事实，将夺权后的派性混战造成损失归罪于夺权斗争。另外，如果将大革命中的缺点、不足、错误都累计起来，而不看它的主流方向，那么可以打倒一切大革命。历史上的一切大革命的脚印都是急促促的、歪歪斜斜的，每个脚印都没有艺术美，绝没有摩特女郎脚步窈窕婀娜，但它们都是深深有力的。夺权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大决战激烈表现，是使用常规斗争方式不能解决问题情况下的斗争方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夺权斗争中，毛泽东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接踵而来的大分裂大混战使文革陷入大曲折困境。

这里有一个奇特的问题需要讨论，即群众组织和军队有权夺取党权的问题吗？作为阶级斗争、政权斗争，群众组织和军队进行夺权（重新夺回被篡夺的权力）是天经地议的。但是，群众组织和军队无权夺取党权。无产阶级政党内组织机构的更迭变化只应按党的民主集中制来进行，不存在党内夺权斗争问题。党内派别斗争如不能解决分歧，最终可以分裂为两个党。分裂后如发生政权之争，也是通过夺取的政权摧毁对方党组织，也不是夺取对方党权。但是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群众组织在军队的支持下一举夺取党权的奇特的历史现象，按说这是不合理的。这是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直接执掌国家政权，直接管理国家事务而造成的。从苏联开始，实际是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党大于国，党大于法。这就形成夺取政权必须同时夺取党权的奇特的不合理现象。但是，根据党的性质，国家的性质，党不是专政机构，不是政权组织，党对国家的领导是政治领导领导和思想领导，而不应是直接掌握政权，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实际上党中央的权力比最高权力机关还要大，这既不符合党与国家的真实关系，也不符合法理。而且出现如果党的路线错了，国家政策也跟着错；如果党变质了，国家政权也跟着变质。（如苏联就是如此）。国家行使权力，是由人民选举的人民代表组成的权力机关来实现的。但人民代表实际上是由党组织事先议定、指定的，连国家各级权力机构官员也是由党组织事先议定、指定的。这就是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党对国家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是通过自己的正确路线和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来实现的，而不是直接的组织领导。如果共产的路线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真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那么人民选举的人民代表中必然多数是共产党员。这样在制定国家大政方针时，党员必然按党的路线提出议案，这样就自然实现了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而这样，才真正体现了民为国本的性质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而这样，党内斗争与国家事务就分割开来了，党内斗争与政权斗争也分割开来了，在政府机构发生变动时不致于同时引起党内组织变化。
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但夺权后都要由人民来管理国家，党不能越庖代俎。《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爱尔福特纲领批判》著作中都没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直接掌管国家政权的提示。为什么没有这种提示，我认为就是在马、恩看来，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掌握政权是不言而喻的。封建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要直接掌管国家政权，是为了谋取私利。所以，一切剥削阶级执政党都是腐败党。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也直接管理国家，在制定有关利益的政策时也很难超脱既得利益的局限而陷入腐败。事实上，所有无产阶级执政党都没有避免了这处情况。党陷入既得利益的樊笼之中，也就不能清醒地观察和监督政府机关内部的不良倾向。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也没有提出共产党要直接管理国家的问题。但是，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中提出“布尔什维克政权”、“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概念，并且论断：“一般政党，特别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绝掌握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是一块道地的废料。”这就将“取得政权”与“掌握政权”联为一体，在选举苏维埃人民代表时，列宁等党的领导人都选举为人民委员，党、政二位一体，于是开了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的先例。这是一次历史的必然巧合，但却是对党、政关系的错误理解，最终导致悲剧。所以，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应该直接管理国家政权和事务。

（议评：
执政党制度使文革在实行“三结合”时开始踏上失败之路。
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国家工作人员（官吏）必须由人民直接选举并可以随时撤换罢免，而不应由任何政党或其他组织指定。但是在文革前，国家官吏，甚至人民代表都是由党组织指定的，所谓选举不过只是个形式，特别是在撤换干部时，是党组织直接撤换。这是严重违背巴黎公社原则的，是执政党制度的必然结果。正是执政党制度和干部等级特权待遇制度导致干部队伍的官僚腐败和阶级性蜕变，滋生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从而导致文革的斗争。文革开始时，毛主席赞扬北大七人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就是说文革是必须继承和发扬巴黎公社原则。大夺权无疑是完全符合巴黎公社原则的，那么顺理成章，在大夺权之后，就应该立即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实行人民直接选举革命委员会的人员，就是说大破大立都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但是，实际上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都是由党组织指定的。首先，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都是由党中央直接指定的，军队代表是由中央指定，老干部代表也是由中央指定，群众代表也是在中央谈判时指定的，人民当家做主并没有真正实现。随之，省级以下的革委会又是由上级革委会（或军管会）层层指定的。北京人民公社运动在它胜利高峰（夺权斗争）时突然折回头去，在建立新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时又沿袭旧的指定制度，出现严重的复旧现象。文革在它的最高峰时受到官僚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抗（最典型的是“二月逆流”），在疯狂反抗被击退后，他们又立即躲到执政党制度的“虎皮”之下，等候时机进行软抵抗。他们心里说：“反正是指定制度，到时候就得启用我们老家伙，到那时就又要由我们说了算了。”他们的目的果然实现了。比如，江苏省三派代表团进京谈判时，中央指定还在被批斗的原省委副书记彭冲参加，然后就被指定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文革在理论上取得伟大胜利，在实践上也取得伟大胜利，但只是形式上的胜利，未取得实质上的胜利。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实质上又回到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未彻底改造并未真正心服的老官僚们的手里，甚至落到未受到怎么冲击的林彪集团的手里，以及新官僚“四人帮”的手里，并未被人民群众真正掌握。这仍然是执政党代替一切包办一切，并不是由群众充分民主直接选举的，历史又走了一个大循环，人民并没有真正行使有效的监督权。所以，群众代表进入革委会后不久许多人就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官僚化了。文革在“破”上取得了伟大胜利，但在“立”上却又复旧了。许多人都认为文革是“在四人帮”被捕后失败的，其实不然，文革实际上在组建新的政权机构时就已经踏上失败的道路了。这就是说，在违反巴黎公社原则的执政党制度的大框架下，就是再激烈的革命最终也要重返革命爆发前的原地，因为执政党制度是必然造就官僚的制度。巴黎公社的根本原则就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用它来为自己服务，必须彻底打碎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并用自己的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但在夺权后，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新的权力机构过程中，执政党指定制度却使它重新陷入旧的官僚机构臼窠。所以，三结合的权利机构的建立过程是违背文革原则的初衷的，这就埋伏了文革必败的根源。在文革中，原来的党内官僚资产阶级除了失去一个司令部头子——刘少奇之外，并没有受到根本的摧毁，甚至反而更强大了。不仅原来的老官僚们对文革恨之入骨，而且还形成了林彪和“四人帮”新的官僚集团，所以很多人不能真正看透“四人帮”的实质。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力量非常强大，而导致他们力量非常强大的根本原因就是执政党制度。——时至现在，还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揭示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在在文革后期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毛主席卓绝地完成了时代课题－－资产阶级在哪里的问题，可惜的是林彪事件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未能来得及进一步深刻揭示党内资产阶级滋生的根本原因。但他发动的文革的彻底革命性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为我们开辟了揭示这个根本原因的认识道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开锁的钥匙，甚至已经将钥匙插进锁眼了。他关于党对国家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不能以党代政，55年不赞同等级薪金制度、军衔制度，批修中指出必须实行巴黎公社原则，不能对高级干部实行高薪制度等等论述，使我们认识到有效遏制官僚资产阶级滋生和根治腐败的重要措施就是取消执政党制度和认真实行巴黎公社原则。）

毛继东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二波3）

（三）大混战
六七年二月中旬一天中午，我们兵团的广播喇叭突然呼叫：“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全体战士，立即到中央马路集合，有紧急任务！”我们教学班的兵团战士们闻讯跑到学院中央马路，二三十辆大卡车已在等候。我们不问三七二十一爬上汽车，上车后互相关干什么去，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汽车开动后，从前面汽车传过话来，南京医学院的“好派” 战友——南医“6·26”红卫兵被“屁派”围攻，我们去援助他们。毛主席在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对赤脚医生、医疗改革有个重要指示，所以南京医学院的革命造反派便起名叫“6·26”红卫兵。他们的派旗是雪白丝绸上印着红色大字，在成百面红色旗帜海洋中，他们的旗帜最特别最显眼，现得特别俏丽，就像一只白羽红顶的丹顶鹤。我院是军事院校，汽车多，行动方便。所以当时本派的组织被围攻，有困难，就向我们呼救去解围。南京医学院在汉中门附近，在他们那片，好派较少，他们力量比较孤单，对立面常围攻他们。我院车队赶到时，南医已被围得水泄不通。我们兵团的汽车鸣着喇叭呼啸着往里面冲。大街上人山人海，两派组织在大街上有几十个喇叭互相攻击，吵得昏天黑地。支持1·26夺权的就喊“1·26夺权好的很，打倒南京新老保”，对立面就喊“1·26夺权好个屁，是个大阴谋！”我们兵团的旗帜插在第一辆汽车上，大街上相同观点的群众立即让开路，拍掌欢呼：“向炮工革命造反兵团学习致敬！”而对立面群众则阻拦，但架不住我们兵团车队的冲劲。我们兵团车队冲进南医大院，兵团头头走进南医6，26红卫兵占据的大楼。对立面组织占了另一座大楼，楼顶上的大喇叭呼叫：“1·26夺权好个屁！”不一会儿我们兵团的头头从大楼里走出来，下达命令：“砸了屁派大喇叭！”一声令下，几十个兵团小伙子从楼房的雨水排放管爬上楼顶，三下五除二就把对产面的十几个大喇叭拆下来就往楼下扔。我们系奉命去抢扔下来的大喇叭。不一会几，就有人抱来一个大喇叭往车上递，我在车上接过来，大喇叭已摔得变形了。紧接着我院兵团向对立面大楼发起冲击，冲进对立面大楼上的指挥部，砸得一踢胡涂，将他们的宣传工具，传单纸从窗口往下扔，传单纸雪花一样飞满天。对产面支持者的大喇叭发出抗议：“抗议炮工的野蛮行为！”我们兵团汽车上的大喇叭反叽：“抗议个屁！抗议个屁！”这种不文明的语言，在当时都披上了革命造反精神的袈裟，其实与文革精神格格不入。我在汽车上与站在我们汽车旁边的对立面学生辩论，有个女学生急红着脸质问我：“为什么1·26夺权时把我们排斥在外？我们也是老造反派。”在辩论中我发现对立面并非反对夺权本身，只是对排斥他们不服。我提出建议：“如果扩大联合，你们也参加新成立的革命生产指挥机构，行不行？”那个女学生说：“那当然可以，但在机构名额分配比例上必须是一比一。”我思索着这个女学生的话，认为存在着大联合的契机。
——这就是我在文革中参加的一次派性大辩论。

那天南医大围攻，差点酿成大武斗，大流血。双方都不断地调集人马，我们这一派的南京体育学院的小伙子们甚至扛着标枪来了。运动系的男学生们穿着又笨又重的练功大皮鞋，准备参加战斗（实际上是武斗）时冲锋陷阵。他们个个人高马大，膀大腰园，用大头鞋用力踏在马路上咚咚作响，雄赳赳气昂昂威武地劲头不可一世。现在回忆起来真觉得好笑，仿佛就象小孩子们打群架。但那时却都是非常认真的样子，许多本派群众为他们拍掌喝彩。当时的形势紧张得不得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两派几十个头头中只要有一个下令开战，就会酿成大流血。我和小蔡在汽车上担心得不得了，我们班的学员都是反对武斗的。我和小蔡俩人悄声嘀咕：“要是真打起来可怎么办？我们能下手吗？”我俩达成一个临时协议，兵团冲锋的时候我们不往前冲；要是对立面打我们，我们俩就宁可抱头干挨打不还手。——“这可不叫‘中间偏左’，而是‘中间偏右’啦？”小蔡难堪地苦笑着说。我也无奈地说：“无论如何咱们的拳头不能打人呀！”谢天谢地，终究没有打起来。原来是南京军区领导闻讯后赶来调停，这才避免了一场大流血。双方人马撤离时，各自大喇叭都仍不示弱地攻击对方，好像暗示：“今天的事还没完。”不过，我和我的战友们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所以，以后再有武斗征兆的大集合，我们就假装不知道尽量躲避过去。（不过，南京市的流血大武斗始终不多。主要原因，一是军区领导的调解，二是我们这一派人多占压倒优势，主要大单位多在我们这一派，这样主要是打嘴仗。如果两派势力差不多势均力敌，就容易出现在武斗。）

后来，军区领导建议两派大集合，但是两派在参加新机构的代表名额上双方都不让步，吵得一蹋糊涂。周总理几次接见江苏省、南京市两派代表。（后来，南京地区又分出第三派——促进大联合派，叫做‘促联派。’）当时，我们这一派人多，约占群众的百分之七十——八十。如果按一比一分配群众组织代表名额，我们这一派头头觉得吃亏了，提出按八比二或七比三分配名额，我方占七成或八成。但对方不干，非要五成不可。双方各不让步，一直吵到来年六八年三月成立省市革委时才解决，中间还出了“反军黑风”，我方头头犯了错误，这才放下架子让步。
在名额分配问题上，我与兵团那位头头也有一次争论，上一次因与争论革保问题，他讥剌我是“康老右”，气得我外出大串联。我认为应该将自己对大联合的想法告诉他，帮助他把握正确的政策。这是我对运动能做贡献的唯一办法，围攻南医回来后，我又到兵团总部找那位头头谈话，我认为一比一配名额的方案可以接受，可以让步。我认为谁掌握权都得为人民服务，都是为革命掌权，关键是执行什么路线、政策。当年在延安时期政权机构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名额只占三分之一。如果因名额问题僵持不下，运动会出现久拖不决的局面。我当时提出一个口号：“为革命掌权，不为派性掌权。”谁料头头又把我臭训了一顿，说：“你王士吉从运动开始就是老右，真是本性难移。”头头还说：“列宁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怎么可以将权力让给别人呢？我们就是要大权独揽。”旁边的人讥讽我是“好派中的屁派”。头头更嘲弄说：“你永远只能当右派，永远也成不了左派。”周围是一片讪笑声。这个头头使用的腔调是模仿电影《海鹰》中美军将军，影片中一个美军将嘲笑他的一个中校部下说“你只能当中校，永远也成不了一个政治家”。气得我也用列宁的话反唇相讥：“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样高”。我警告头头：“左派如果走向极端就会变成极‘左’去掉括号就是极右派。”结果不欢而散。头头还不无讥讽地说：“你王士吉站着说话不腰疼，反正五比五，还是七比三，也都没有你王士吉的份，光在那儿送人情。”这话倒是不假，我只不过是个“小兵拉子”（普通一兵），就是名额百分之百都给了我们这一派，也轮不到分配给我个“委员”干干。其实，我并没有直接掌权的欲望，但当时我有一个设想，如果头头赞成我的意见，我准备给他当个参谋，以这种方式介入决策范围，影响运动，发挥自己的作用，但又被头头拒之千里之外，只好望权兴叹了。

半年多后，在反军乱军风潮中这个头头犯了大错误。到六八年夏天军宣队和工宣队进入学院后，我被安排进行调查反军问题。这个头头被当作“坏头头”隔离审查，我到他被关押的屋子找他了解情况，他颇有感慨地说：“你说过功臣变祸首，昨日臣功今日祸首，极‘左’去掉括号就是极右，看来很有道理呀。”那时他的精神很颓丧，已没有往日的任何威风了。这个头头是个教员，运动初期因批评院党委受到过压制打击，是我院最早的造反派。在运动初期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是有功的。不料后来真的走向极端，由功臣变成祸首。我毕业几年后，有一次在北京出差（七五年中），偶遇我院几位教员，向他们打听这位教员头头的结局。他们说，已经“解放”了。但后来又听说，文革被否定后清理三种人时，他又被当作坏头头清理了。我对他的历史结局很惋惜，不管怎么说，在运动初期，像我那样保守落后的人终究飞得比人家低许多。据我的观察，当年造反派头头中确实有些人变成坏头头，犯有大错误，应该清理。但将全部头头都定为“三种人”进行清理，我认为这是对文革的反攻倒算，右倾翻案，他们成了否定文革的殉葬者。

（四）议评：派性分裂探源
文革期间派性分裂是个顽症，持续很久，其根本原因何在？我认为原因有四：
一、最初是走资派和旧领导人为保自己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群众，同时操纵一部分保守群众，制造了群众中对立情绪，产生分裂，这是分裂产生的基因；
二、继而是造反派内部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表现，争名次、争核心、争名额、争夺权利。这是派性分裂的主要原因。
三、后来是军队支一派压一派，加剧了分裂。文革初期军队是倾向于支持比较保守的一派，老造反派与军队领导人产生分歧意见，甚至冲击军队。军队支左后就开始压一派支一派，导致分裂加深。
四、中央文革人员（包括林彪）的极左路线及错误表态也是分裂加剧的重要原因。
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影响。
文革中派性分裂是阶级斗争规律的表现。而不是文革本身造成的，是文革中的阶级斗争现象，将它说成是文革本身的缺点是不对的。正如土改运动中的过火斗争情况是农民小资产阶级阶级报应行为，而不是土改运动本身的缺点。——此点我们在后要还要详细论述。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毛泽东语）在大革命中，参与进来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派别都必然要表现自己的本身面目，对运动产生不同影响，结果使运动呈现出多种复杂变化的局面和过程，造成曲折反复，甚至拉偏了革命的原来方面，造成损失。这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平行四边形合力的规律。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也不依毛主席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个分裂混战过程是必然无法逾越的，因为利益得失不一致，尤其有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毛主席的伟大之处，是他始终能驾驭运动的形势，因势利导，经过一年半时间（67年初至68年8月），终于实现了普遍建立革委会全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省外）。
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中、之后，在法国的1848年大革命之中、之后，在俄国第一次大革命（1905年）之中、之后，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1926-1927年）之中、之后，都曾出现普遍的大分裂现象。尤其是中国古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在革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大分裂、大论战、百家争鸣、五霸七雄，前后争斗达几百年。革命的内容越深刻，革命中的分裂也就越严重。因有分裂混乱而否定文革本身，尤其是将林彪及中央文革人员的极左路线导致的分裂归罪于文革本身，是一叶瞕目不识泰山，将病菌当作人体本身，甚至是别有用心。（林彪及中央文革在文革中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方面，并不是全部都是极左。）

毛继东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二波4）

第二节 二月逆流大反扑

（一）左派整风夭折
自六六年底开始，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对派性进行批评，明确指出革命造反派中派性属于小资产阶级派性，中央文革也多次要求左派整风。六七年初夺权后又出现新的分裂混乱，于是中央文革决定左派进行整风。其实造反派的狂劲与中央文革某些人的狂劲不无关系，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自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撤销工作组及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资反路线，尤其是毛主席公开支持红卫兵以后，直至夺权的六个月中（六六年八月——六七年一月底），原来受压的革命造反派，可以说是好风凭借力直上青云，节节得势，出尽风头，直到夺权后大权在握，已经发展到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气势。在大革命狂潮中，他们的作法难免有些缺点、错误，这本来并不值得过分非议。问题是有些头头已经狂到老虎屁股摸不得，老了天下第一的地步，即如我自已亲身的感触便是如此，几次向头头提建议，均遭贬斥。头头们的头脑已膨胀到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的程度，几乎是遇剌即跳，尤其是在团结对立面联合掌权问题上，大权独霸，小权也独霸，充分显露出小资产阶级的极度权欲和心胸狭窄。说句难听话，完全是农民起义军领袖得势后的派头。周总理在接见江苏省、南京市两派代表时，我们这一派有个头头说“夺权容易，掌权难呀！”周总理说“夺权也不容易，你们不是夺权后到现在还没有统一吗？”（大意）所以，左派整风是应该的，势在必行。

我们兵团开始整风后，兵团头头（就是与我争论的那个头头）做了总结和自我批评，欢迎批评。兵团战士讨论了头头的报告，认为头头的自我批评有诚意，但还不够深刻，尤其是对我院对立面——八一兵团的团结问题上应该以大局为重，扩大联合消除分歧。但是在下一阶段帮助头头整风中，却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否定造反派革命精神的倾向，将造反派说得一踢胡涂一无是处。提出这些批评的主要是过去与头头有分歧的教员。我们教学班的兵团战士对这种否定革命造反派的倾向不赞成。就我本人说，对头头们的极左不满意，认为批评得重一些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也不赞成否定他们。我这种态度，当时在兵团中占多数，大家都希望整风能有成效。不料，兵团中的铁杆造反派们贴出大字报进行反击，提出“只许左派整风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攻击那些提意见尖锐的人是“八一兵团的代理人”，一下子使兵团内部矛盾激化，出现大字报混战，又有一些战士一气之下退出兵团去参加了“八一兵团”。整风就此夭折，根本没有达到原定整风的目的。
也就在此时，中央发生了“二月逆流”事件。

（二）“二月逆流”滚滚。
所谓“二月逆流”事件，我们听到的中央文件传达说，在六七年二月间的两次中央领导人例行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对文革以来，特别是夺权以后大批老干部被打倒靠边站不满，批评中央文革小组人员，双方进行了激烈争论。有人甚至说自己有三个不应该，不应该活到六十，不应该参加革命，不应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有人对打倒刘邓不满，说“一臣不保二主”，说话时手指戳到桌子上戳伤了手指，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大闹怀仁堂事件”，提这些意见的都是老帅和副总理。后来，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说他们是要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是右倾翻案风。毛主席甚至说出“重上井岗山”的话。在周总理的开导下，中央连续召开七次政治生活会进行批评。各位老帅、老总都作了检查，这才过关。当时称为“二月逆流”。
这次事件，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在政治报告上，都明确定为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逆流。在林彪爆炸后，毛主席对这次事件有新的评论。认为老帅、老总们是对林彪有气，撤销了对“二月逆流”的定性。文革被否定后，更称为是对抗文革极左的“二月抗争”了。

我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认识有个反复过程。在林彪爆炸前，我与中央的口径自然一致，拥护中央的决定。认为这次事件是反革命逆流，而不管是由谁挑大梁。林彪爆炸后，毛主席为“二月逆流”平反。我当时拥护毛主席不得不做出的让步而且我认为这个让步有严重消极性，会使右倾翻案风抬头，文革从此进入保卫战。一九七二年春，果然掀起一般批极左风潮。说林彪路线是极左，当然是正确的，但这种批极左目的是为了否字文革。后来毛主席提出林彪是形左实右，不要批极左了，这才刹住批极左翻案风。我在一九七二年九月写的一篇《青年思想工作浅谈》的结尾处表示了对未来形势的担忧。我写到：“今后的斗争将集中表现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人与文革中上来的人之间。如果出现恩格、斯大林逝世情况，可能会出现右倾翻案情况。”这里所说的“恩格斯、斯大林逝世的情况”，是暗示毛主席百年后，可能会出现右派翻天。恩格斯逝世后，出现第二国际变修；斯大林逝世后，出现赫鲁晓夫篡权。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在七二年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我在七十年代初对这种翻案风是不赞成的。在九十年代进行共革活动时，我又一次审查对“二月逆流”事件的认识，写进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的《毛泽东的悲剧是什么？》一篇。

（三）议评：我对为“二月逆流”平反持有异议
在论文集的《毛泽东的悲剧是什么？》一篇中，我认为不论是事件发生的当时，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决议及九大会议上认定是“二月逆流”时，还是林彪爆炸后平反时，还是否定文革后再平反时，对事件本身的真实情况的认定都是一致的，并无不同之处，即在事件的客观真实上并无分歧，只是对事件性质的定性上发生了变化。那么，作为历史事件的再评论者的人们，对有各种不同评价的历史事件进行再评价时，就不应以各种当事人物（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认识及各种会议的决议及其变化为依据，而只应以历史事件本身的客观真实资料为依据，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分析判断，得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即不搞任何人的“凡是”。

我认为，作为党内一次路线斗争历史事件，这次事件中这些老干部所代表的政治方向，确实是代表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党内社会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攻，代表着资本主义势力，代表着刘邓资本主义路线是对《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反动，确确实实是反历史的逆流。事件本身的性质不能因事件中的某个或某些参加者政治身份的变化而变化。商鞅变法不因商鞅被车裂而改变历史意义，戊戌变法也不因康梁后来成为保皇党而否认变法的进步性质。不能因人定史，只能以史定史。
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对资产阶级特权和封建特权的干部等级特殊待遇制度所造成的历史恶果进行清算，这就必然要触及多年享受这些特殊待遇的干部的既得利益（包括坐了多年的官位），就要触动整个干部队伍的大网，牵一发而动全身，牵此处而动彼处。尤其是动了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必然要惊撼多年享受资本主义路线好处的人们。这些人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中的成员，但他们的既得利益和思想体系基础与刘邓是一样的，都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人们。所以，当无产阶级冲垮了刘邓司令部进而夺取他们在各地把持的权力时，那些既得利益者们便觉得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于是就向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了。老实说，那些当年热衷于实行背离巴黎原则的特权待遇制度、从而将整个干部队伍引上向资产阶级蜕变道路的老干部们（即第一批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他们像李自成进京后带头蜕变一样，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是有严重过错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罪的，他们只应诚恳地接受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批判，根本没有在党和人民面前说三道四的权利！不能因为他们在民主革命中有巨大功劳而减轻他们在过社会主义关时的严重过错的责任。可惜，文革中自始至终没有从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根源上挖透刘邓路线，没有指明高级干部们的阶级成分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性质，没有使他们明了自己现实的阶级地位。因此，那些还正在走资本主道路的老干部们始终不觉察自己身上的尘埃污垢，没有任何自责心理，没有自知之明，反而在受到批评时备觉委屈。
我现在仍认为，在林彪爆炸前认定这次事件为“二月逆流”是完全正确的，但因为是党内公开的争论，不应定为“反革命逆流”，而只应在定为右倾翻案逆流。林彪爆炸后，毛主席处于极不利地位，不得不让步，为“二月逆流”平反一风吹。但这次平反让步并不是积极的，而完全是消极的让步，是弊端严重的失败让步。为什么说这次一风吹的让步是纯消极的呢？因为在平反时没有坚持指出老干部当时的倾向是右倾翻案性质，反倒给人以他们是反林英雄的错误印象。正是这次消极让步，埋伏下文革必败、右倾翻案势力必然反攻胜利的祸根。正是这次消极让步后，毛主席处于处处被动地位，而右倾翻案势力步步紧逼，最后由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独揽党政大权用整顿搞翻案。“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一系列整顿措施……这些整顿措施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见《邓选三卷》第81页）直到一九七五年底，毛主席才能重新发动“批邓反右”斗争，但已不足以扭转局势。到七六年清明节前夕“四人帮”又处置错误，造成更大被动，被极右势力利用，酿成“四五”事件。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后，仅仅两年（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右倾翻案复辟势力便终于得逞，入主中央。

（四）议评：文革失败的悲剧之因——毛主席的消极让步
毛主席一生中对原则问题历来是严肃的，绝不拿原则做交易，即使让步，也是积极的，自己要掌握主动权。他一生中被迫做出消极让步的只有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五五年讨论实行干部等级薪金制、军衔制、干部特殊待遇制和工人八级工资制的时候，再有就是这次为“二月逆流”平反。而两次消极让步都为倾覆他的事业埋下了祸根。在五五年中央讨论等级待遇制时，只有毛主席一人持反对意见，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赞同。毛主席处于孤立无援地位，又有民主集中制制约，只好让步。不过，这次让步不是纯消极的，他终究明确定表示不赞同意见，并且不当大元帅，不拿一级工资，而且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严肃指出“这次让步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让步，一让一大步，让出个等级森严，八级工资制”。又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大跃进中审定发表张春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婉转地批评了等级工资制。正是这种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精神的干部等级薪金制、军衔制、特殊待遇制度，使党政军干部队伍发生阶级性蜕变，滋生出党内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而且尾大不掉，坐成虎势，形成大大小小“独立王国”，最后不得不以文化大革命这种激烈的斗争方式与党内资产阶级决战。如果五五年当时毛主席向全党公开明示这种特权待遇制度的危害性，甚至愤然辞职，（当时确实有人公开要求毛主席“退休休息”），使自己处于党内公开的反对派地位进行斗争，就有可能纠正这种特权待遇制度，那么党内资产阶级就不容易形成，文革也就不会产生了；即使不能纠正这种特权待遇制度，全党也会明了它的危害，有了警觉，一旦进行斗争，也会从根本上挖到资本主义路线的根源，使斗争易于取得胜利，不易出现翻案复辟。所以，我认为，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的让步是消极的，没有掌握主动权，让出个党内资产阶级。（以上观点也请看我的论文集中的副篇《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五五年让步让出个党内资产阶级，而对“二月逆流”平反一风吹的纯消极让步，则是在文革中与党内资产阶级大决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发生突发事件的不利情况下的城下退让，被右倾翻案势力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最终导致无产阶级被打败，文革被否定，毛泽东主义被否定，这是毛主席一生中最大的悲剧。
我对毛主席这两次消极让步持否定态度，但我理解毛主席的苦衷，我崇拜毛主席，但我已成长到并不盲目地认为他所做的一切决策、论断都是绝对正确的，即我并不搞对毛主席的“凡是”。对于毛主席工作中的失误，比如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速度设计不当，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那都是工作中的失误，并且经过中央研究批准的。致于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并没有错误。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能担任接班人的也只有林彪，而且毛主席对林彪并非完全满意，如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的批评。但五五年让步和为“二月逆流”平反却是个人决定的。五五年让步，完全是由个人决定，无人可商量。而为“二月逆流”平反，也是自担责任。林彪的的背叛，使革命路线在党内由原来处于相对较大优势聚然间变成相到严重劣势。为保卫文革成果，不得不为“二月逆流”平反，想以此团结安抚老干部。（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并不错，老干部们发火并不是仅仅反对林彪和中央文革，实质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革本身。）但为“二月逆流”彻底平反一风吹，这种纯消极让步事与愿违，使毛主席承担了不应该承担的巨大政治责任，使右倾翻案势力以受委屈面目“哀而动人”，争得同情，积蓄反攻力量。在平反时，毛主席没有坚持强调老干部当时的态度是错误的（邓小平至少在给中央的信中保证“永不翻案”，在恢复邓小平工作时，中央文件明确指出“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毛主席语）。）所以，毛主席为“二月逆流”平反是偏离文革精神的，（文革是清算五五年中央政策的历史错误的），为了保卫文革而牺牲了文革。所以毛主席的这次纯消极的让步是放弃原则的，是一次严重的失误。虽然七三年党的十大坚持肯定文革，但根基已被挖松，大势已去，决议是人通过的，也可以由人来否决的。当那些人不再为“投鼠忌器”而忧惧时，什么决议在他们眼里都是没有约束力的——因为他们是反林英雄呀！如果林彪爆炸后，毛主席不为“二月逆流”平反，既坚持批林彪，又坚持反极右，那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呢？是不是会出现右派翻天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有七零年九届二中全会斗争，毛主席实际上已经批评了林彪，这就将林彪、陈伯达与文革切割开来了，正像六七年打倒王关戚一样。如果林彪爆炸后，毛主席仍旗帜鲜明肯定文革，坚持对“二月逆流”的定性，抢先占据与论制高点，右倾翻案势力是难于有很大作为的。为“二月逆流”平反后，七二年春，刮起一股批极左风潮。毛主席出来制止，说林彪是形左实右，不要批左了。（大意）这股风形式上煞住了，其实那些老右们心里并不服。如果对“二月逆流”不予平反，右倾翻案势力就不敢刮风了。退一步说，即使不平反而出现翻案风，在毛主席健在的情况下也是不难反击的，七五年底不是又发动“批邓反右”吗？再退一大步说，如果不为“二月逆流”平反，即使毛主席逝世后右派翻天，因为没有平反给他们赐予反林英雄的桂冠，他们的底气也不会那么足。而为“二月逆流”平反，掩盖了右倾翻案势力的面目，反而缴了无产阶级进行反击的武器。林彪爆炸后，毛主席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严重损害，在大病中思考战略退却，决定为“二月逆流”平反，但文革却因此而不保，这恐怕是毛主席所始料不及的。

毛继东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二波5）


（五）破解“打倒一切”不是文革缺点和罪过
“二月逆流”事件中，“打倒一切”被举为进攻的旗帜，认为“打倒一切”是文化大革命的罪过。毛主席在评价文化大革命功过“三七”开时也说“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文革的缺点。我体会，毛主席并不是认为真的存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而是说有这种现象、表现而已。但是毛主席终究说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文革缺点、错误，这种并不情愿的说法后来被右倾翻案势力作为攻击文革的口实，时至今日也没有廓清这个问题。我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些看法与毛主席的论断不一致，在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已做表述。我认为，文革本身确有自己的缺点，但并不是文革中的一切不良现象或过火行为都是文革本身的缺点。必须将这两个方面——文革本身的缺点与文革运动中的不良现象、过火行为——严格区别开来，不应将后一方面的问题也当成文革本身的缺点。我认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既不是文革的罪过，也不是文革的缺点，而是如同前面所说的“分裂混战”现象一样是文革运动中的阶级斗争规律的表现，并非是文革本身的问题。
文革中的“打倒一切”现象，主要是对干部官僚主义腐败的惩罚和对干部待遇制度后果的历史报应，其次是极右、极左的干扰。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文革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无产阶级掌权以后实行了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干部等级薪金制，特殊待遇制。这种特权待遇制度中含有严重的剥削成分，使干部队伍，尤其是中高级干部发生阶级性蜕变，很快滋生出特权阶层、官僚主义者、走资派、新生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越来越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严重，但平时没有发泄的机会，到文革初期许多干部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于是一旦冲破资反路线后，大多数干部便受到冲击，群众激愤地喊“打倒”，这就是所谓的“打倒一切”。其实是暂的靠边站，到运动中后期绝大部分干部都解放了。文革中以“走资派”罪名最终打倒而没有解放的可以说一个也没有，彻底打倒的都是历史有问题的人，连邓小平也没有开除党籍，在承认错误，保证“永不翻案后”后，也重新出来工作了。我认为，刘少奇如果不是因为有历史问题，也不会彻底打倒的。
在文革前，虽然干部队伍整体上发生了阶级性蜕变，但终究是毛泽东路线占居领导地位，多数干部经过批评教育可以抛弃修正主义路线，所以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社教运动《十条》，《二十三条》及文革《十六条》中都明确肯定了这一点，明确讲走资派只是一小撮。文革本身的目的是教育挽救大多数干部，“决不是打倒一切”。所以，要怪，要责备的应该是那些积极主张实行特权待遇的中央领导人和干部们自已本身，是对们的惩罚和报应。这是阶级斗争规律的必然现象，享受了剥削利益的人，必然要遭受历史的惩罚和报应，而这并不是文革本身的过错。如果干部们都象焦裕禄、陈永贵、王进喜那样密切联系群人众，受他们领导的群众怎么可能会运动一来就揪斗他们呢？群众心中都有杆枰，他们不会那么没良心地对持好干部的。至于后来陶铸的“怀疑一切”，林彪、“四人帮”的极左，确实是煸动“打倒一切”，但只是加剧了事态严重性，并非“打倒一切”的根本原因。苍蝇不叮没缝鸡蛋，如果大多数干部不存在严重官僚主义，极右，极左再煽动，也不会出现那么严重的冲击。
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夏巡视大江南北时说；“许多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其实，毛主席这里已将干部普遍受冲击（即所谓的“打倒一切”）的主要原因讲清了。既讲了近因，也讲了远因，既讲了作风问题，也讲了政治经济学原因。特别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这已触及了根本原因。从这段分析中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并不认为干部受冲击（“打倒一切”）是文革本身的缺点。
遗憾的是，文革中没有从特权待遇制度角度指明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滋生的政治经济学上的根本原因，使广大干部明白自己已一脚叉进资产阶级泥坑了，已发生了阶级性蜕变。如那样，干部们就会幡然惊觉，就会自觉地承认自己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就不会与群众对立，不会对文革有抵触情绪了，也就不会发生冲击一大片的现象了。
我认为这才是文革本身的最大缺点——只对这个等级特权待遇制度产生的恶果作战，而没有对产生这个恶果的原因本身作战。
纵观毛主席领导下的三十年社会主义时期，会发现一个极矛盾的社会生活现象。一方面，毛主席极力强调防止腐败，用不断的政治运动遏制腐败；另一方面，却未触动导致干部腐败的根本原因——干部的特权待遇制度，以及更深刻的原因——执政党制度。结果是腐败分子不断产生，不断受到政治运动遏制，而又不能彻底遏制腐败。于是，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政治运动也越来越激烈。一方面是静态的，腐败分子在不断地消消地产生着。另一方面是动态的，政治运动在不断地激烈地进行。这几乎是两条平行进展的社会生活路线，而物质的因素终于战胜了政治因素，生产关系（分配制度）最终决定了上层建筑，党内资产阶级终于战胜了无产阶级，导致文革失败。在强大的党内走资派队伍面前，毛主席孤军奋战；在严格的民主集中制下，毛泽东反对这种腐败待遇制却无力纠正它。一个马克思主义领袖是无力战胜自己领导的庞大的小资产阶级党员队伍中的资本主义自发性的。——这就是毛泽东的真正的悲剧。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在文革胜利阶段没的提出彻底遏制腐败的巴黎公社原则的根本措施，这更是不应该出现的悲剧。
令人忧虑提，当今中国实行的高薪等级特权公务员制度中的剥削成分更为严重得多了，这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历史后果呢？它将最终酿成一场比文化大革命还要更为剧烈的社会在革命。君若不信，请拭目以待之。

（六）再探“二月逆流”与党内民主
兼驳“投鼠忌器”说
我在被关进看守所后写这部白皮书时，对胡风案、五七年反右、彭德怀案及“二月逆流”问题，又进行了思索，有些新的认识。现在从党内民主和党内斗争角度分析“二月逆流”问题。
就“二月逆流”的表现形式看，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发表意见，这应该是允许的。即使在路线倾向上是错误的反历史的逆流，但也不应定为“反革命逆流”，因此当时说是“反革命逆流”是不妥的。我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这些老帅、老总们当时坚持自己的观点意见，不承认错误，甚至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进行表决，也是他们应有的权利。果真如此，将使党内民主和党内斗争别开生面。首开先河，有利于增强党的生机。这一点，我在前面探讨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问题时也提到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碰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就都由原来的气势汹汹变成偃旗息鼓败下阵来，纷纷承认错误作检查，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了，这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几乎是完全一样。周总理还做这些老帅老总的思想工作，要他们做检查。后来“四人帮”粉碎后，有的人用“投鼠忌器”来为自己的软弱辩解，其实这种辩解本身也是软弱的，我当时听了就嗤之以鼻。所谓“忌器”就是怕，怕什么呢？按这些人说的意思，因为林彪是毛主席确定的接班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所以怕与林彪、江青斗争损害毛主席的威望。——多么圣洁的动机呀！但是，如果毛主席手中没有真理，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毛主席的威望不就是因为他手中有真理吗？如果毛主席不是立党为公，能有威望吗？如果他真的有帝王的霸气，不是更应该抵制和批评吗？其实，最早批评极左的，正是毛主席。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中央催着要发，认为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毛主席压了好长时间才违心同意发下去。同时给江青写了一封信，留做备忘录，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实际上已批评了林彪的“论天才”。七一年夏天南巡时更明确指出庐山会议上林彪的事情并没有完，林彪是有责任的。至于批评“四人帮”更是公开的严厉的，“四人帮”、“上海帮”就是毛主席确定的。毛主席已经向“鼠辈”们投石了，你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说到底，是不敢坚信自己的手里有真理，不敢“为真理而斗争”，所以，一碰到毛主席高屋建瓴义正辞严的批评，便败下阵来，气势汹汹便烟消去散，急忙承认错误作检查。但内心中并不服气，而是攒足了劲等毛主席去世后再算帐。于是，八、九十年代万千篇翻案文章、回忆录，所谓历史记实资料连篇累牍地抛了出来，为“二月逆流”评功摆好，一副英雄气势。有的文章以赞扬的笔调披露，当年有的老干部急于发作，但更老的干部用手势比划“向上”（暗指毛主席还活着），又“向下”（暗示不要着急，等着吧）。——天晓得这是在褒扬英雄，还是在揭露韬光养晦的机谋权术？我们要问，假如毛主席真有封建帝王的霸道作风，你们就只有等他逝世后才敢炸剌吗？那么，在毛主席在世时，明明知道他有封建帝王作风而畏葸退缩不敢斗争，这算什么共产党员呢？还悲天悯人大发恻隐之心说怕损害毛主席的威望，这更是滑稽得不得了。在毛主席在世时帮助他纠正错误，不是比等他去世后再批评更为有益得多吗？如果毛主席天年延久，再多活五年、十年、二十年，你们就一直干忍着吗？就让封建主义一直延续吗？说透了，不就是怕也像彭德怀那样被罢官罢了。再说得更深一点，不就是你们断定自己能比毛主席晚去世几年吗？晚去世的人的最大优势，就是他可以评说已经去世的人。

但在六七年二、三月间，因反击“二月逆流”却使文革步入了一次大曲折。当时，许多造反派的头头整风中过不了关，处于被动地位。恰在此时，中央出了“二月逆流”事件。“二月逆流”攻击的直接目标是中央文革左派，很像基层整风中否定造反派的思潮。于是上下一致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造反派停止了整风，贴出许多大标语：“右派正在翻天，左泊必须战斗！”造反派的缺点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更狂傲了。如果没有“二月逆流”干扰，造反派整风坚持到底，许多极左头头会被撤换，大联合会更快实现。全国形势会更快稳定，不致于混战一直延续到六八年夏天，终使大批学生领袖成为历史罪人。而且还因为反击“二月逆流”刮起反军黑风，使运动更加曲折，使大批造反派头头也成为祸首。仅就这一点，“二月逆流”的罪责就无可赦免了。
反右出左，反左出右，这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一种倾向急速转化为另一种倾向的情况，在文革中多次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