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转《通向地狱的道路——人生足迹白皮书》（连载）

毛继东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18)
（四） 红卫兵发生大分裂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不久，几乎仅仅只有三个月，很快就发生了大分裂——分成造反派和保皇派。保皇派的主要成员恰恰是文革初期最早起来造反的干部子弟，他们最初以当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主张“血统论”，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只准备去革别人的命。但运动很快发展到冲击各地各单位党委、行政领导机关，他们的父母多是首当其冲。这些最早起来造反的红卫兵又急忙转而保他们自己的老子，不许别人造他们老子的反，于是被称为保皇派——这是借用清末孙中山革命派批判康有为、梁启超为保皇派的历史典故。（前面提到的那位姓宋的红卫兵创始人之一，其父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东北局领导，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便被冲击打倒，很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使她精神崩溃而出逃。）这些保守的红卫兵多受党委、领导的支持。是革（造反），还是保（保护），对党委推行资反路线是批判还是辩解，就形成两大派。这是运动深入的表现。是大革命的通常现象，本身在不值得大惊小怪。

我院红卫兵也分成两大派，一些党员、先进学员、干部子女的红卫兵成了保守派，因为这些人文革前与党委、领导比较接近。就我在文革前的地位，我应是当然的保皇派，也有的拉我去在参加保皇组织。但是我当时明确认识到院党委在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毛主席、党中央不一致，我不能再继续当错误路线的帮手，应该向革命造反派学习，与他们站在一起。我婉言拒绝了保守红卫兵人员的邀请。我们教学班全体学员一齐加入了我院的革命造反组织——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我们都热爱部队生活，所以对外仍称炮兵工程学院。在这次站队中，我的执著性格起了关键作用。因为运动初期我站错了队，而执著的性格促使我去探究落伍的原因，而没有沉陷于过去与领导的感情。当我明白自己犯了错误后，便痛快地承记错误，又由于从心里热爱毛主席、共产党，追求革命，所以毅然投向当时高举革命大旗的一方。这也是我执意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性格的结果。正是这样一种抉择，使我在以后的文革中走着一条曲折的道路。这与机遇也有关，假如没有六六年五四青年节文艺汇演节目之事，学院第一张大字报便不会触及我。运动初期我会平淡度过，到红卫兵兴起时，我肯定会加入保守红卫兵，而保守红卫兵后来被砸烂时便会陷入极度消沉，成为逍遥派，文革中的人生彩色也就平淡无奇了。

当时 北京大专院校、中学的红卫兵就分成三派，三个司令部，一司、二司、三司。三司是当时全国公认的响当当的革命造反对派，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主要学生领袖人物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清华大学蒯大富、地质学院的朱成召（后来改为王大宾。）而最早成立红卫兵的一司，成了保皇派，后来被三司砸烂。（所谓砸烂，就是革命造反派宣布取缔保皇派，抄保皇派司令部东西。在我院，我们兵团也砸垮了保皇派组织。

南京曾是国民党中央、中华民国首都所在地，有许多国民党、民国及孙中山先生遗迹。如民国总统府、中山路、中山门、逸仙桥，中央商场、中山陵等等。当时市中心新街口转盘内有一尊孙中山先生铜像，铜像脚下有一个国民党党徽——“青天白日一地红”图案。当时我院红卫兵与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等大专院校红卫兵向省委要求将中山先生铜像移走，砸掉国民党党徽。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南京市形成两种观点，一种是不赞同移像砸徽，一种是主张移像砸徽。我们革命造反兵团赞成移像砸徽，我们的理由很充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江苏省省会中心，怎么可以允许放着一块国民党的党徽呢？”毫无疑问，这个理由是极合理正当的。省委最后决定将中山先生铜像迁至中山陵前，然后砸掉国民党党徽。当时还有一种极端的观点，主张将中山先生铜像，甚至中山陵也都砸掉，他们说孙中山是国民党领袖，铜像、陵寝不应保存。这种观点理所当然地被否决了。于是，南京市内与中山先生有关的历史遗迹及命名均保存原样未受破坏。只是中央商场改为人民商场，但文革被否定后又恢复叫中央商场了。

当时，红卫兵有一个重大行动是砸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主要目标是大街上具有封资修色彩的街道名称、商店招牌。砸四旧是从北京首先兴起的，那些十六、七岁、十八、九岁的中学生红卫兵们，身着绿军装，腰扎皮带，高挽袖子，臂带红袖章，手持一柄小铁榔头，在大街小巷挨排检查，凡是他们认为属于封资修范围的招牌，不问三七二十一青红皂白，“一锤定音”，砸烂为止没商量，而商店职工反而拍手支持。其中各种老字号招牌是主攻目标，都被勒令立即改成革命化名字，如“红旗”、“东风 ”、“向阳”、“为民”等。改革开放后又都改回老字号招牌，并且说老字号值钱。南京夫子庙当时被砸得最惨。改革后说孔丘是中华民族万代宗师，又将夫子庙修茸一新。
“我们要不要去砸四旧？”我们教学班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最后认为“四旧”是封资修意识形态，应该破除。但等我们也挽起袖子走上街头时人家早已统统砸完了。我曾到一个寺庙去看砸烂的“四旧”，大堆佛像、佛画、经书、画符被付之一炬，大堆桃木做的佛像也被点着，但不起火苗，只是冒着黑烟，散发出很难闻的味道。——砸“四旧”我们连个尾巴也没赶上。

三十多年后再回味当时砸“四旧”的场面，着实令人觉得幼稚。但任何革命初始阶段，有许多革命行动都带有幼稚性，实际上是过去社会生活中没有见过的事物。主要是应肯定它们对旧事物的冲击力，才能冲开旧事物死死压住的沉闷空气，使人们精神振奋起来，投入革命高潮。不过，红卫兵的行动中确实有过火行为，后来发展到打砸抢抄抓，出现对被批判者殴打体罚“坐喷气式”等极端行为，甚至出现“红色恐怖万岁”口号。就打人体罚一事，我从文革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就有一条不准虐待俘虏，何况这是文化大革命，殴打体罚并不能解决灵魂问题，反而暴露出进行批判的人素质低下。包括刘小奇在内，虽然到现在我仍认为他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但我当时就不赞成那样批斗他。就是杀人犯，最多是依法处决他们，也不应该对他进行人身污辱，人格亵渎。何况刘小奇总还是为国家做过一些事的，他这个国家主席是人代会选举的，这样丑化他，岂不是说全国人大代表当时选他都瞎了眼了吗？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19)
（五）破解小资产阶级性
许多人将文革中偏激的情绪和行为归咎于文革本身，甚至归罚于毛主席，说这都是毛泽东的极左所致此，实乃大谬也，仍然是不懂中国根本国情之所致。此点我们在前面分析大跃进中向浮夸风，文革初期保守情绪时已经谈及了，这里有必要再次展开。（以后还会多次论及）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人们创造历史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然要受到以往历史遗留下来的现实客观环境的制约。那么，历史给现实中国留下了什么遗产呢？——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相应的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这是中国最基本、最根本的国情，这才是真正中国特色。（有人将中国国情用一个“穷”字全面概之，而回避这个阶级性的根本国情，为推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蒲鲁东东主义，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冒马克思主义，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冒充科学社会主义）。于是，只要能富，就不问路线、方向、道路、最终结果。富裕就是一切，姓“资”姓“社”是无所谓的。——我们过早地将这个问题提到前面来了。

这个小资产阶级的主要阶级特性就是动摇性——在狂热与消沉之间来回不停地摇摆，有时甚至极速变化（如由文革中的“割尾巴”狂热，到改革初期热烈拥护“分田单干”）。这个阶级确切说是一个大社会阶层，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他们的这一种阶级特性必然给中国的一切社会变革运动打上它的印记。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忽左忽右、忽冷忽热、大起大落、忽而前冲过火又忽而急速倒退，所有这些林林总总，打开其迷津的钥匙就是这一把——汪洋大海的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和奇奇怪怪的事情的奥秘，都必须用这一把钥匙才能得以认识和理解。对文革悲剧和理解，中国的民主革命（约三十年），集体化运动（包括公社化）十五年，文革（十年），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前后共有四分之三世纪——这恐怕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时间最长的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运动了。实际连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革命（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主要内容）也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那么前后就有一个世纪了。如果不从小资产阶级特性对各个历史时期社会变革的影响来认识社会变革的曲折复杂性，就会陷入迷连。一个世纪中，当然有许多其他阶级彩色的运动交织于其中，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始终如影随形影响着各次运动。我这个根本观点，在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已作了阐述。（至于我本人，至今仍不敢否认自己还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尾巴，我连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格都不敢“奢望”。
作为政治内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疑是无产阶级的内容，因为它解决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有史以来最彻底的革命。它是为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而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最后一个阵地
——思想文化阵地。正如《十六条》中所说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但是，作为运动的主要参加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主力军）的百分之七、八十却是小资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运动的革命内容与运动的主要力量阶级性之间有不一致，便是文革中一切不如意情况的根本原因（我们在前面谈过这一矛盾）。革命内容要求小资产阶级群众承担与他们力难胜任的革命任务，而小资产阶级则按自己的面貌扭曲了运动的内容和形式，由此产生了文革的所有悲喜剧，这就是文革全过程跌宕起伏的全部奥秘真谛。试想，这场文化大革命如果仅仅在工人阶级内部开展，绝不会有这么多曲折反复。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广大，它包围着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而且党员多数也来自小资产阶级，所以党内路线斗争总有两个方面的片面认识。一是将党内路线斗争仅仅看作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真实这种斗争是党内本身成分——党内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过去总是将小资产阶级特性划分为革命性与动摇性，这是错误的。其实小资产阶级的特性就是动摇性，
即动摇性涵盖狂热与消沉性，革命性与保守性，它是在这两方面来回动摇，而不是在动摇性之外对应着革命性，动摇性也就是脆弱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被单列出来，导致一种误解，好象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是很完美的，与无产阶级革命性相等或相似，这更是错误的。小资产阶级本身是小私有者，有着强烈的私有观念，它的革命性有很大的局限性。如党的七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正确指出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无产阶级革命性在本质上是严格不同的。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消灭剥削，消灭一切私有制，包括消灭小私制；而小资产阶级只求解放自己，甚至只为了保持自己眼前的利益，甚至为小利而忍受剥削，甚至拉着历史倒退——只要对自己有好处就行，因此它们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见《共产党宣言》）小资产阶级甚至为将自己提高到资产阶级地位而去剥削别人，比如在改革开放中许多个体户最初自力更生，后来雇用帮工，进一步发展成大量雇工的私营业主资本家。所以，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特征是狂热性，而缺乏坚定性、持久性，它狂热起来甚至比无产阶级好象还革命得多，激烈得多。（比如土改初期的“热血斗争”——将地主家庭人员扫地出门，又如文革中的“打倒一切”内战不休。）

马恩列斯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主要代表之一是蒲鲁东主义）历来给予严厉批判否定，从来没有赞许过，并指出小资阶级参加革命，只有为了明天——变成无产阶级（转化为无产阶级），只有从这一点才能肯定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见《共少党宣言》）因此，马恩列斯又都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团结、改造小资产阶级这个同盟军，但绝不能迁就小资产阶级思想。他们多次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特性就是动摇性，而很少提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毛主席对这个问题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早在文革开始后不久，他就高瞻远瞩地告诫：“必须善于将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问题。”在运动中又多次批判小资产阶级派性，在给红卫兵的信中叮嘱他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文革后期更严肃地提出，“列宁为什么说‘小生产每日每时在大批地、自发地、经常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实际地说，在文革中，毛主席用在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方面干扰的精力（包括克服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比用于与刘邓司令部斗争还要多许多。就政权转移标志革命胜负来说，六七年一月夺权风暴后，到六七年四月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时，已公开批判刘邓路线，文革已取得基本胜利，已经“基本上打倒了右派”（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中预计的文革目标）。但其后进行文革收尾时，却被小资产阶级派性干扰久久不得结束，最后又酿出林彪、“四人帮”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因为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同盟军，无产阶级不能抛弃这个同盟军而去单独地革命，必须也只有带领他们按无产阶级革命轨道前进。但这谈何容易，所以就出现了革命中的曲折性、复杂性、艰苦性和政策性。许多参加了文革的人现在抱怨文革中的混战旷日持久，归罪于毛主席，这些人为什么不扪心问一问自己，你在文革中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无产阶级革命性，还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呢？在那场革命中，你贡献了多少推动力，还是添加了多少干扰呢？文革是无产阶级大革命，你又是以什么面目投身其中呢？

在中国现代史中，以小资产阶级为主力或主要成分的社会运动，都存在大起大落忽左忽右的现象和曲折过程。如五四运动、延安时期的文艺界、土改运动、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文革十年、知青上山下乡、四五运动、改革开放、八九年学潮等等。再如党内路线斗争频繁主要原因也是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过多。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工人运动吧。如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二七大罢、省港大罢工、五卅运动、上海三次工人起义、困难时期大庆油田建设、困难时期两千万工人下放回乡，运动的进退步伐是那么整齐有序，有的运动严重失败但没有产生张皇失措。就拿困难时期两千万工人下放回乡来说吧，中央一个文件，大批工人便为国分忧，争相报名携家带小要求回乡。国家当时只发给很小的安家费用，而且文革后没有任何补偿，文革被否定后也没有再返城。我们村就有一对党员夫妇带着好几个孩子回乡种地。这项下放工作进展之顺利，连邓小平都称赞，（见《邓选二卷》）而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轰轰烈烈，文革被否定大返城，有的甚至痛哭流涕控诉文化大革命。再如三峡移民，全国接纳，给予多种优厚照顾（这种照顾当然是应该的）。这就是产业工人与农民和小知识分子的本质区别。
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分析文革全过程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也容易得出正确结论了。不是成天在说“中国特色”吗？但在真的“中国特色”上到底下过多少功夫呢？离开“中国特色”这个阶级性本质，而用一个“穷”字笼而统之，就会陷入尾巴主义。是明了这种“中国特色”而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引导小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如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青年运动的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全作化问题》、文革初给红卫兵的信等），还是迁就诱导鼓励小资产阶级自发倾向向资本主义方向倒退，比如手印请愿书——这就是中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毛继东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20)

（六） 进京调查，结果令我大吃一惊

“八一八”毛主席按见红卫兵后，全国兴起学生进京串联高潮。最初中央要求只许派少量红卫兵代表进京串联学习经验，但很难控制，各地都有大批学生涌向北京。每个学生都要求进京，理由很充足也很硬气：“我们要见毛主席”。
大串联的兴起最初是因为各地受压的师生进京告状。北大七人大字报广播后，全国各地院校师生都效仿北大炮轰当地院校领导，紧接着受到工作组和领导的压制打击。许多师生（主要是学生）不服压制，便上北京向中央上访告状，请求毛主席、党中央给撑腰长气。这些师生到北大等院校去看大字报（同时也贴大字报），了解动态、交流情况。师生们都希望见到毛主席，于是在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了五十万师生，林彪在讲话中肯定了大串联是革命行动。北京学生又到处地煽风点火，这样一来，全国大串联兴起高潮，成为推动运动的一种形式。我们学院也有很多学生进京串联。

我联合了我们革命造反兵团的一些红卫兵成立了“红卫兵抽宝剑挺进纵队”，成了司令。这是借用毛主席的诗词“安得倚天抽宝剑，将汝裁为三截”，表示要彻底斩修正主义的决心。当时我们学院许多师生对于转为地方建制很不满意，怀疑是罗瑞卿为了消弱林彪（当时称林总或林副主席）的力量而捣的鬼，要求派人进京调查，要求重返军队建制。我参加了体制改建调查小组，调查组共八个人，来自全院各部系推荐的代表，其中只有两名学员，其余都是教员。当时，学生是运动主力，于是我就成了调查小组的带队负责人，大家仍叫我“王大力”。院办公室主任在文革前就认识我，为进京调查，他给我开了两封介绍信，一封是院党委的，一封是学院的。介绍信的内容是：“中央军委、国防部、国防科委、炮兵司令部：兹有我院王士吉等八名同志赴京调查我院体制改建事宜，请予接洽为盼”。当时我院尚未办学生证，也没有办红卫兵证，这两封信便成了我的身份证明，为我们在京调查提供了许多方便。我们调查组里有位姓刘的女教员，当时已身怀六甲，已近临产，但她为进见毛主席，不顾危险，迫切要求参加调查组，她成我们全组的特护对象。八月二十七日，我们出发进京，到下关车站领票（当时红卫兵大串联实行免费乘车）。进京的师生人山人海，我几乎是趴在他们的头上拥到了售票窗口。我将介绍信从窗口塞进去，女售票员新奇地左看右看介绍信，说：“这么大的单位呀！”她给了我八张上海——北京22次特快车票。车箱里已挤满了各地学生，以高中、初中学生为多，还有小学生。
北京车站接待站将我们安排到崇文小学，到这个学校的外地学生多是中小学生。到京后第四天，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调查组赶到天安门广场时，大会已开始了。我们只好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翘着脚眺望天安门城楼，因离得太远，没有看到毛主席。忽然，广场中间人声鼎沸，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第二天，我们从报上看到，原来是毛主席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蓬轿车到广场上红卫兵中间来了，当时离我们只有五六十米远，我们为没有看到毛主席而非常遗憾。

我们进行了紧张的调查工作，但调查的结果却使我们大吃一惊。原来几所军事院校体制改建并不是罗瑞卿捣的鬼，而是林彪同意的。几所军事院样由军种编制改为国防科委管辖，是为了便于对军事科研院校集中管理，有利于备战，这是正确的，是经过中央军委研究的。我们赶忙写了份调查报告寄回院办公室，调查任务就算完了。
这次调查结果对我的触动很大，使我认识到进行路线斗争不能凭主观想象，更不能从个人得失出发，必须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客观分析，必须从革命利益出发，必须以社会主义道路方向为基准。打铁必须自身硬，没有金钢钻是揽不了瓷器活的。进行路线斗争必须有真功夫、硬功夫。假如当时我们不进行调查，而是架起炮来就轰，硬往罗瑞卿身上拉，将会是什么结局呢？当时调查组是有的教员建议用大字报“炮轰”国防部，他设计的大字报题目是——《质问国防部》。内容是质问国防部为什么将几所军事院校改为地方编制，是什么阴谋，是谁搞的鬼？这张大字报如果真的贴到国防部大院（当时的国防部长是林彪），后果将不堪设想，说不定调查组全体人员都要戴上“反革命帽子”押回南京。这几所军事院校改制本身是正确的，不论由谁提出的建议都不是阴谋。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人立言，必须全面分析。这件事给我的教育是，进行路线斗争，不仅要无畏，更要无私，必须出以公心，不以个人得失论历史，不以个人好恶评人物。后来，在七0年“打反”运动中，我总结为：真理在胸旗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
刘教员的身子越来越重，我们赶紧给她爱人打长途电话，要他来京接刘教员回院。她回院生了一个小女儿，起名叫“晶晶”。到我六八年底大学毕业时去向刘教员告别时，小晶晶长得又聪明又水灵，已经能伊伊呀呀唱语录歌了。

毛继东

（七）我让出了进中南海的机会
国庆节已临近，上级派来军宣队到学校进行军训，准备参加国庆节检阅。军队指导员指定我为队长，大约有三百多名中小学生，有的只有小学四年级，还有几十名云南民族学院的学生。我把嗓子都喊哑了训练他们，指导员很满意。九月三十日上午，指导员对我说：“毛主席邀请一批红卫兵进中南海作客。咱们学校只给了一个名额，原来我安排你做代表进中南海，可是云南民族学院同学提出他们想去。票只有一张，我和你商量，你看怎么办好？”我连犹豫一下都没有，立即说：“他们是少数民族，应该照顾他们，让他们去吧。再说，我一走就没人带队参加明天的检阅了，队伍要是乱了怎么办？”指导员激动地直拍我的肩膀说：“小王，有风格，不愧是共产党员，大义申明。”其实，我心里何偿不愿意到中南海做毛主席的客人呀。这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机会，就这样失之交臂了。当时我如果执意要求，指导员是会同意让我去的。在吃中午饭时，我向我院调查组的教员们一说，他们都说太可惜了，一生中唯一一次机会怎么可以让出去呢？国庆节后，那位民族学院的男同学观礼后向我们讲述他们进中南海做客的动人情景。九月三十日下午，他们进入中南海大院，晚上就住在中南海，周总理代表 毛主席来看望红卫兵，还给红卫兵掖被角。国庆节上午，他们 登上观礼台看到了毛主席。他一面讲，一面激动得流下热泪，我真羡慕极了。

（八）参加国庆节大检阅
国庆节那天，早晨六点多钟我们就起床了。吃完早餐后就从崇文小学出发，每个人发两个面包做午餐。我们绕了很远很远的路才进入接受检阅的队伍，到天安门前时已是下午两、三点了。我带领队伍沿金水桥前马路由东向西走，大家都挥动着语录本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一面走，一面叮咛小学生们：“紧点走，不要跑，一跑就乱了。”嚷得我脑门直出汗，指导员在后面押队，也忙得不亦乐乎，检阅后他对我说：”真亏了你没有去中南海，要不然前面没有人领队不知道要乱成啥样呢？”到天安门城楼正中时，我们向天安门城楼上张望，但没见到毛主席，可能是毛主席休息去了。只见周总理将身子伏在栏杆，用右手挥动着，象是要我们快点行进。我们从人民大会堂西侧绕过，又进入广场，被安排到国旗杆西侧，准备观看焰火。

十月的北京，秋高气爽，凉风习习，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在广场上国旗杆围栏西侧席地而坐，看到解放军战士挎着冲锋枪威武地站在国旗杆旁边。焰火开始了，在八方探照灯光辉映下，一簇簇五颜六色，奇光异彩的焰花腾空而起，炮声隆隆，整个夜空五彩缤纷，目不遐接。这时，我想起小学进代读的一篇课文，是国庆节观看礼花焰火内容，“壮观“这个词就是从那篇文章中学到的。当时我想，将来有一天我如果能参加国庆节检阅观看焰火该多好呀。十年后的今天，我真的亲临其境，而且受到毛主席的检阅，心潮不禁涌动。忽然，我们队伍西侧几十米处人声鼎沸，响起“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我们不由地站起来眺望，维持秩序的解放军同志大声叫我们坐下。我猜想可能是毛主席走下天安门城楼到广场上来了。果然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了毛主席与林彪到广场上席地而坐，与红卫兵们一起观看焰火。这一次，我又差一点看到毛主席。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22)
（九）在京大串联中升华
——明确地知道了司令部斗争的意义
国庆节后，中小学生们们都陆续离开了，我们调查组人员也返院了。我决定仍留在北京串联开阔眼界提高对运动的认识
我来到炮兵司令部接待站，被安排到总参谋部第三招待所住宿，那时我院已有一部分学员红卫兵住在这里。大串联期间，我们红卫兵住宿吃饭也不收费。有一天，我们的老院长孔从周在炮兵司令部接待室接待我们炮工的红卫兵。孔院长当时任炮兵司令部副司令员（原是中将军衔），他原在国民党军队，是地下党员，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接见我们时已年逾花甲，头已脱顶。他和蔼可亲，笑喝喝地对我们说：“你们是毛主席的客人，我是你们老院长，热烈欢迎你们来炮司帮助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我在学院工作期间，如果有什么错误缺点，欢迎同志们批评。”我听老教员讲过老院长与毛主席结儿女亲家的故事。当时，孔院长的儿子孔令华与毛主席的女儿李敏谈恋爱，老院长有些犹豫。后来有一天，老院长忽然接到毛主席打来的电话，毛主席在电话中说：“老孔啊，孩子们的事就叫他们自己做主吧，我们老人就不用管了。”老院长高兴地同意了这门亲事。后来在九十年代，看到李银桥写的一部书，书中讲述他给毛主席当待卫长的事。书中有一幅照片，是孔令华与李敏结婚那天，毛主席、孔院长、李银桥等人与孔令华李敏两位新人的合影。

我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看望好友曹克启，他是北京大专院校红三司红卫兵。他告诫我在运动中不要盲目乱冲，防止走过头。他讲了北京红卫兵批斗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时，陈毅告诫红卫兵们，整人整得过火会整到自己的头上，要防止今日功臣，明日祸首。克启给我看了他们学院印的批斗大会的传单。传单上说，红卫兵认为陈老总的话是大黑话，向毛主席告状。毛主席却幽默地说：“不是黑话，是白话。”克启还进了一件趣事，红卫兵批判陈老总时，陈老总拿出语录本，要大家翻到语录本第二百七十一页，红卫兵们都愣了。因为语录本上只有二百七十页，哪有第二百七十一页呀？陈老总却说：“毛主席语录：陈毅是个好同志。”红卫兵们更楞了，批斗会进行不下去了，有的红卫兵说陈毅造谣，编造毛主席语录，去找周总理澄清。周总理说：“毛主席说过陈毅是好同志。”于是，北外红三司开始保陈老总。这份传单对我的警示很大，对“宁左勿右”有了严肃的警惕性，特别是陈老总说的要警惕“今日功臣明日祸首”的告诫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克启是很敬佩陈老总的。克启于一九七二年被分配到我驻墨西哥大使馆工作当秘书，有个星期日，馆内同志外出游玩，克启手中有个资料需要整理，便一上人留在办公室内工作。不料他突然患胰腺炎，等同志们回来时，他已病逝在桌子旁。因好长时间没有来信，我觉得奇怪。七五年我到北京办事时去外交部询问他的爱人小佟。她哭着说：“我们新婚蜜月刚过，他便出国了，不想一去不复返，死在国外，留下一个小儿女，不管我们了。”我只有陪着小佟流泪。克启带领我一起到北大、清华、师大、林学院、北航、北化工、无线电学院等院校去看望老同学，大家畅谈高中毕业分别两年多来的经历，听到他们关于两个司令部斗争的许多传闻。有一天晚上我和克启去清华，那天清华开批判李雪峰的大会。大操场上人山人海不下上万人，我们站在操场边离舞台很远，只看见高个子的李雪峰站在台上。我们听了半个小时就离开了清华，但那种运动的声势至今历历在目。

克启给我搞到一份林彪的《五一八讲话》，这篇讲话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用如饥似渴象磁石吸引铁屑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我一口气看完这篇讲话，当时是完全拥护林彪的讲话，而且认为很有水平，尤其是林彪赞颂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话，非常欣赏佩服。毫不掩饰地说，林彪这篇讲话，使我对毛主席的崇拜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而且奇特地是导致我从理性方向的崇拜。也正是这一点（即带理性的崇拜），在仅仅几个月之后，使我对毛主席的崇拜由朴素的感恩思想升华到自觉的使命感。
（在林彪暴死后多年，在毛主席的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公布后，许多人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贬抑得狗屎不如的多年之后，我这样坦率地回溯当年初读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时的激越心态并且对这篇讲话不无欣赏之意，肯定会有些人惊异不解，但我这里没有任何矫情。我至今仍然敢断言：林彪这篇讲话的主要政治倾向是革命的，旨意是好的，在当时的效果也是积极的。——否则，毛主席就不会最终同意向全党下发。当然，林彪这篇讲话在理论上确实存在有严重问题，否则，毛主席也不会迟疑了很久才违心地同意下发。林彪《五一八讲话》是一篇奇文——政治上强烈的革命倾向与理论上严重的错误倾向奇特地揉合到一起。林彪讲话的主要观点是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和失去政权发生复辟的危险性，而且这种政权得失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党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上。——这正是毛泽东主义的核心内容，这也正是这篇讲话的马克思主义方面，这使我确实认识到阶级斗争确实是惊心动魄的。但是林彪对无产阶级掌权后又可能失去政权这种阶级斗争的解释却是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按马克思主义的历来解释，阶级斗争产生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科关系的变革，引起各阶级利益的得失不同。但林彪将历史上各次封建王朝初建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再分配的宫廷政变（烛影斧声千古之谜），与无产阶级掌权后的复辟和以复辟的阶级斗争混为一谈，这就抹杀了阶级斗争的阶级性，而只罗列了历史现象。所以，毛主席说：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过去还没有过。这就是后来批林时说的“政变经”。但林彪在讲话中强调“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针对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将篡权复辟的进攻方向集中到毛主席身上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路线上，林彪针锋相对提出“必须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这无疑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但它在理论上（哲学上）又是荒谬的（“大树特树”的提法）。（当时还没有用“绝对权威”的提法，“绝对权威”是一年后解放军战士刘英俊提出来的。）所以毛主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会有会那么大的作用。但是毛主席又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毛主席的这句话的主要方面是肯定林彪的“本意”的，而绝非象后来许多歪曲的那样说毛主席是彻底否定林彪“本意”的。毛主席这里所说的“鬼”是指当时的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即党内右派。打“鬼”是没错的，钟馗也确实是打鬼的，但将无产阶级领袖化为“钟馗”，在哲学路线上就偏差了。但是，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击垮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所以林彪讲话的积极作用是主要方面——提高全党全军全车人民的警觉性和斗争性。毛主席历来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退让的，但是考虑到当时政治斗争的主要问题主要倾向权衡利弊，鉴于当时全党的情绪，毛主席只好违心地，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违心同意别人意见。但在这些原则理论问题上又必须划清界线，而在当时情况下又不能公开批驳林彪讲话（既不能象一年以后公开批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更不能象七0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批评林彪的“论天才”那样，所以毛主席只能用给自己的夫人写信的方式作出“备忘录”，并且有意识地让周思来、王任重看到抄件。——毛主席的用心是何等良苦啊，堪称是一次匠心独运的杰作。有人说，林彪这篇讲话中的“政变经”是后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政变纲领的思想基础，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有人说林彪在讲这篇讲话时就已经是狼子野心要篡党夺权了，这种说法我实在难予苟同。说林彪早有野心，这话是对的。但林彪到底是什么时候将篡党夺权提上日程的，至今是个谜。但说是在发表《五一八讲话》时，实在是太勉强。
我还敢断言：在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的当时，中国的七亿人口中，从上至下，除了毛主席一人外，没有别的人看出了林彪这篇讲话中存在的问题。当时的两个司令部中，不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左派们，也不论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们”，谁也没有看出问题。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的信中说中央催着要下发这篇讲话。这里所说向中央，不仅有中央文革的左派们，也包括毛主席外巡时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邓等人。还有那些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不论是红的，还是黑的，真的还是假的，左派的还是右派的，都在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上（阶级斗争产生的原因和历史发展动力），都在思想体系根本问题上懵了头了。就连那位敢于与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唱对台戏的“大权威”杨献珍也失了眼力。

有鉴于此，我在《共革党纲》中放言说，历史证明我党最早一批党员中，只有毛泽东、李大钊等少数人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外，其余绝大多人的思想境界始终没有超出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境界。处理共革案的公检法机关人员中有人说我这是诋毁贬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那就让历史来出庭作证吧。五五年讨论实行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干部等级薪金制、军衔制、干部特殊待遇制时，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只有毛主席一人持不赞同意见；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后，也只有毛主席一人看出问题；七0年夏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最初宣扬“称天才”语录时，二百多位中央委员中一片拥护声，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提出异议。（要知道，这时已是毛主席将六六年七月八日的信向一些人通了气之台，已是六七年底毛主席公开批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之后，已是毛主席斥责“忠字化”、“红海洋”之后，已是九大时毛主席从政治报告中圈去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之后了。当时，（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林陈的宣讲员吴、叶、李、邱攻击的康生、张春桥等左派们已吓破了胆。陈、吴、叶、李、邱大闹了三天半，大有炸平庐之势。只有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之后，才扭转了风向；后来在猖狂否定诋毁毛主席的浊浪中，只有黄克诚大义凛然出来发表一篇文章（我认为这是自文革后至今的唯一一篇马列主义的文章）；致于后来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主义，大搞蒲鲁东主义时，竟然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精髓是“实事求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赞扬雇工剥削，废除人民公社搞分田单干等等，也是拥护的极多反对的极少。但终究“有人敢于举旗分庭杭礼了（比如有人公开批评 “真理标准讨论”是“砍旗”以及几篇著名的《万言书》，更有人敢于公开指陈所谓“伟大理论”是蒲鲁东主义，是狗尾续貂）。所以，千急万急、千重万重，普及马列毛主义乃是当今当务之急。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唯此为急，唯此为重，唯此为先。离开这件大事，这个大局，去讲什么“发展是硬 道理”、“实事求是”、“真理检验标准”、“讲政治”，都是“言不及义”、“言不及政”（言不及社会主义、言不及无产阶级政治）的空泛之论。

我这样评论我党的马列主义实际水平，绝非有意贬低我党，而是实事求是的，同时是为了揭穿那些以风论史的伪史学家们的假面。许多人现在在斥骂林彪时，极力讳饰自己看到《五一八》讲话当时的精神状态，不敢正视自己当时灵魂的真境。有的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我当时就觉得林彪的讲话不对味。更有人说，我早就看出林彪是奸臣。我何尝不希望当时我党我国有这样众多的高人，但历史至今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方面佐证。许多人，许多老干部是马列主义信仰者，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二者是不能等同的，他们头脑中只有部分马列主义，只有一小部分甚至没有毛泽东主义，所以遇到新问题或新形式时往往不能识别真假正谬了。我认为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当时的境界，然后分析自己是怎样一步步提高的。

现在就来谈谈林彪这篇讲话对我本人产生的奇特效果吧。概括地说，我从这篇讲话中吸收的主要是正面的影响，所谓正面影响是指两个方面，一是林彪讲话本身中的正面意义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对林彪讲话中负面的东西从正面理解上。林彪在讲话中对于毛主席并不是泛泛歌颂赞美，而是从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讲的，而且重点是在讲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对发展马列主义的贡献上。这些都是正面因素的内容，而且是讲话的主流。这对于一个立志要为解放全人类而战斗的一个年轻的预备共产党员的我来说，不可避免会形成崇拜感但绝不会象宗教信徒对圣经的那种崇拜，这两种精神升华的路径和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林彪讲话中的不良倾向对后来的“忠字化”、“最最最”、“红海洋”形式主义弊端确实产生诱导作用，我本人在这方面当时也是中了毒的（比如在六七年底我写的总结《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中就有许多这方面的形式主义表现）。但当时正面意义还是远远压倒弊端的，从林彪讲话中吸收的有益营养远远多于负面影响，而且从正面理解的思想方式抵消了许多（不是全部）负面影响。——这其实是当时许多人甚或是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方式，这种情形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八七五年的《哥达纲领》中掺杂许多拉萨尔主义的谬论，马克思生气地给予全面批判。但当时许多党员和社会人士都从正面理解了这个很糟糕的纲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决定暂时不公布自己对这个纲领的批判。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当时全党都把它当作打鬼的钟馗神符，当作斗争的武器，大大冲消了其唯心主义史观的负面影响。这篇讲话与后来七0年庐山会议的“称天才“语录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不要看”称天才“语录全是马列的话，但它是用唯心史观串连起来的，将马列主义完全歪曲成荒谬的东西了。洪秀全秘密发动民众时组织了“拜上帝会”，也是用他山之右攻此地之玉的办法，用”上帝“来对抗孔孟之道。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要正视人们在精神陶炼的初期，从正面灌输时，虽然带有某些负面影响的精神养料的有益作用。正如雷锋、焦裕录也读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并不能改变他们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道路，因为雷锋、焦裕录从正面将孔孟之道的说教予以改造（虽然是歪曲的畸形的改造——与孔孟之道本意完全不一样了）而并没有陷入孔孟之道。这就是成千成万读过《论修养》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并没有成为孔孟信徒的一个重要原因。——整个社会环境是革命的向上的，就能引导人们的精神向上攀升。革命的抗毒解毒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它甚至能将魔鬼改造成圣徒，将谬论曲解成真理。（反之，当革命被否定后的八九十年代，庸俗的市侩利已主义充斥了人们精神领地后，马列主义都被歪曲成谋取私利的招牌，如物质利益原则被改造成”物质剌激“政策，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被歪曲成鼓励发展小生产个体私营的政策。）在六六年初那个进代，在资产阶级司令部极力贬低学生著运动，妄图架空毛主席的情况下，林彪的讲话确实具有扫除阴霾的冲击作用。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因人废言，不能因为林彪后来叛变了，就否定他的一切言论。说句实在话，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的理解，林彪确实大大超过与他同代的许多领导人，比如他一九六五年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负》一书就使许多领导人相形见拙。他至少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没有用“实事求是”四个大了冒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他至少主张学习老三篇、老五篇，坚持宣扬白求恩的国际主义，而不是主张中国绝不能当第三世界的头。所以，周恩来在《五一六通知》后，在《五一八讲话》的学习会上振聋发聩地说：”林彪同志是我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第一人。“林彪在这一点上是当之无愧的。林彪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恶魔，而且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庸才，而且他野心膨胀走上魔鬼之路要比某些人要晚得多。
总之，林彪这篇讲话给我的最大教益，是使我将对毛主席的崇拜建筑在对毛泽东思想真理性理解的基石上。这很奇特，但完全是事实。一直到林彪爆炸后的一九七二年五月公布毛主席的信时，我才对林彪讲话中存在的问题有了深刻理解。

毛继东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2３)

（十）惊颤中深思两个司令部斗争问题
我在北京各院校看到许多大字报，其中在北京航空学院看到的一张大字报终生难忘。这张大字报是用绿色纸写的，题目是《十个为什么？》。大字报中提出的“为什么”一个比一个令我震惊，主要内容至今记忆犹新。大字报中质疑：《五一六通知》中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谁？八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暗指的“黑司令”谁？八届十一中全会后，XXX（大字报中没有点名）在中央的排位为什么往后移了？国庆节时在天安门城楼上，XXX为什么靠边站？《桃园经验》与前《十条》及《二十三条》的口经为什么不一致？“三家村”、“四家店”的总后台是谁？一九六一年的京西“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的主谋是谁？毛主席为什么说“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那么谁在中央搞修正主义？……谁都明白大字报中的“XXX”指的是刘小奇。尤其使我瞠目惊魂的是这张大字报中年了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五、六月间在反修大论战中讨论第九评文章关于接班人条件时说的话：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各个省要顶住。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后来在九十年代中期，我从公开发行的《左倾二十年》一书中证实了这段话。）毛主席的话，从来是有的放矢的，这样严肃地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和“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的问题，可以想见斗争的极端严重性了。

我久久地站在这张大字报前凝思，两个司令部斗争的观念清晰地显现出来。这张大字报对我一生的影响，怎样评估都不为过，用振聋发聩提醐灌顶都不足以充分描述我当时心灵的升华。在京串联期间，我的思想境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为开展，清楚地知道了这次运动的目标是刘邓司令部，而且明白了为什么说他们是修正主义路线。在以前学毛著、学九评时形成的反修防修观念与现实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以前的学习主要是被动地接受灌输，而现在则有了强烈的行动意识，明确地知道自己过去自愿承担的使命现在需要以实际行动来实现完成了——战场就在眼前，必须投入战斗！在战场上，枪声就是命令，枪声的方向就是战场。现在战场和目标都已明确了，是不是战士，就看敢不敢战斗了。我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有了极大的飞跃，终于从保守落后的被动状态中超脱出来了，为此我兴奋不已。我深深感谢革命大串联给我的革命教育机会，几十年后仍觉得还保持着当时那种奇异的飞跃感。自从我认定刘邓司令部是个客观存在集团的时候起我对它的嫉恶如仇的态度就从未减弱过，尽管这个集团中一些人由于陷进的程度较浅而得以解放，但我至今认为刘邓司令部是确实存在的。某大师自己否认自己的司令部存在，不过是欲盖弥彰此地无银而已。（我在前面提过的六一年十一月的京西“畅观楼事件”的历史事实是任何人用任何办法也无法抹杀的，后来又有六十一人在敌人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之事更是白纸黑字在那里的。）现在仔细地分析起来，当时（六六年十月间的飞跃仍然是偏于号令式的，完全建立在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是正确的信念上。当时的思维逻辑链是这们的：“三家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的这个认识不是盲目得来的，而是根据报刊上揭露的事实《燕山夜话》、《三家樯札记》的文章进行分析的结果。）所以批判“三家村“是正确的；而“四家店”是包庇”三家村“的（《二月提纲》），所以批判“四家店”也是正确的（后来林彪爆炸后，毛主席为晚瑞卿平了反，说是偏听了林彪的话。）；而刘邓派工作组镇压群众革命运动，就是与毛主席路线对立，所以批判刘邓也是正确的。逻辑思维链是完整的系统的有说服力的，于是我自己说服了自己。于是，由过去盲目崇拜一切领导人的奴隶主义，转化到要与党中央、毛主席保持一致的轨道上，有了两条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斗争的观念。这就是我当年思想砺炼的一阶段。（对于刘邓路线进行深入的探究，我是在稍后的一九六七年四月报刊上发表了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时开始的。）

有人会说，你这种升华并没有彻底摆脱奴隶主义，如果毛主席错了怎么办？我的回答是：在那个阶段上（当时我只有二十二岁），我的头脑中根本没有毛主席会犯错误的意识；二，我由不懂、不知、不识两条路线斗争、两司令部斗争，到明确具有这些观念，无论从什么角度说都是种精神飞跃；三，从盲目崇拜一切领导人，到不再迷信“权威”，这更是一种精神升华；四，我的立场、使命感、性格所掌握的哲学知识，保证我会按看唯物辩证法轨道继续提升，逐渐提高到对毛主席的指示决策真理性崇拜的阶梯——达到坚持真理，扬弃错误的程度。我后来的人生历程证明了这一点，到八九十年代，我不仅对毛主席作过的批示和决策在进行分析思考后决定拥护或扬弃，而且提出了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和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中央的问题。

毛继东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2４)

（十 一）圣洁的纪律使我折断自己的丘比特之箭
我离京去天津串联，首先到天津大学找到小白，他是天大“八一三”红卫兵，也是造反派，但只是普通的小兵。因为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毛主席到天大视察，所以他们的组织就起名为“八一三”红卫兵。然后，我去天津工学院看望小玉，我高中的同学有好几位在这所学院。两年不见，小玉仍是一付男孩子样，但怎么也掩抑不住妙龄少女的靓丽倩影了。她紧紧抓住我的双手频频摇动，久久不舍放开，激荡的感情流电流般地冲击过来。。双眸闪动着亲切欢欣的光彩，融融着无限的思恋情义，看得出她有满腹衷情要倾诉。她那激越徘红的两腮，微微抖动的双唇，急促呼吸起伏的胸脯，使我清晰地觉察到她极欲突破友情的层次，直接道出那句心底的话来。但是……她终于没有说出口来，因为她知道我们军事学院的纪律，知道我已是预备党员，在这种事情上当时我没有决定权和主动权，她不会置我于难于处理的尴尬境界。而在我这方面，当时在去天津之前我又自定了一条圣洁的中心纪律：现在是毛主席让我们进行革命大串联的时期，大串联的目的是为了革命，我决不能在大串联中谈恋爱，如果谈恋爱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我知道一旦久别重逢必有这一时刻，所以事先打了精神预防针。我的心潮也是激荡难捺，如果没有事先的自警，真难说不会冲越组织纪律的雷池。我强抑着感情的激波，下意识地紧紧握捏了几下她的双手，用这个无声的动作传递过去许多重多层次的深情挚意，她回报给我的也是同样的下意识的紧紧握捏，表明她完全体会出我的心境。心有情犀一点通，无言更胜有言声。我们无言地对视了许久之后，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缓缓不舍地松开了我的双手。

半个月后，在北京我们又再次相遇，她们学校的学生在北京展览馆前集合乘汽车返校，我赶去送她上车。在夜幕的草坪我们紧紧挨坐在一起，长谈了一个多小时，她的感情烈火再次燃烧。但是，尽管眼波、红腮、嘴唇、急促的呼吸气流准确地传递了信息，我们仍旧没有伸出指头捅破那层蒲蒲的窗户纸。她上车前，我们紧紧握手，两个人的双手都在抖动，我清楚地看到她的两眼里噙着泪花。上车后，她坐在座位上用手帕擦拭眼睛，那一定是她借上车背过脸时偷偷地流泪了。她在车内频频摆手，汽车闭门“咣当”一声响，震惊得我心房直颤。——爱情的大门，也就这样终于被我们紧闭上了，两颗青春躁动激烈冲越极极欲撞击的爱恋之心，终究被我们自己永远隔置在薄薄的窗户纸两旁了。这一次分手，决定她终生不能成为的爱人，我也终生不能成为她的爱人。因为有小玉这样一次感情闸盒差点冲开的危机，我在文革时期间都没有敢去见小芬。一切就这样过去了，留下的只有永远不绝的友情，那枚指向爱情心靶的丘比特之箭终于被我们自己折断了。 （再次见到小玉，已是二十六年之后的一九九二年冬天。那时，我正在天津老家。有一天，她忽然风风火火地带着一个二十岁的儿子，在一个高中男同学们陪伴下来到我家看望我。我忙将凤来也请来，我门一起到我村的津平酒家吃午饭，席间她的双眸仍闪动着无限的爱恋深情。）

在天工时，小玉又找来几个老同学，有男同学，有女同学，其中有高三时的付班长小凤，还有低一年级的几个女同学。两年不见，这些女同学都出落成风姿绰约的大姑娘了，但仍不掩文革中的巾帼英豪之气。小玉当时在天工“八二五”红卫兵组织，是全国有名的响铛铛的激烈造反派，而小凤在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属于比较保守的一派。小玉说小凤她们是“老保”（即拼命保院党委的红卫兵），是“思想兵”（即思想落后的红卫兵）。但同学之间仍很友好，小凤说：小玉仍是男孩子调皮鬼，文革开始后双方大辩论时，小玉爬上楼顶将小凤这一派的广播喇叭给砸了，说完大家哈哈大笑。

我的家乡就在天津近郊，我回家乡考察农村的文革形势。在我小时候演唱快板的村十字街口贴了许多大字报，从中我了解到村干部确实存在官僚主义和“四不清”问题。当时正在批判原四清工作队长，他曾说群众是“鸡头鱼刺萝卜根”，引起群众的不满。
（天工“八、二五”红卫兵后来出了一个很出名的学生领袖，多次与陈伯达辩论，曾有一封《致陈伯达的公开信》。陈伯达在接见天津谈判代表时自谦是“小小老百姓”。后来听说这个学生领袖在六八年批极左时被定为“坏头头”。）

（十一）由奴隶主义者变成不轻信权威者
自从北京大串联后，我的奴隶主义精神加锁冲破了，敬畏权威的思想基本上已破除（当然远非彻底破除，仍然存在一定范围的盲目崇拜）。当时，陶铸有句名言：“除了毛主席以外，谁都可以怀疑。”此言一出，全国大哗，立即受到严厉批评，批评者认为陶铸言中之意是连林彪也可以怀疑。——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于是陶铸又赶忙补充说：“除了毛主席、村副主席外，谁都可以怀疑。”但还是很快被定为“怀疑一切”论。陶铸的这句话在当时很有影响，因为这句话中含有连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也可以怀疑之意。于是他很快即被打倒，说他鼓动“怀疑一切”是“反革命两面派”、“最大的保皇派”，成为“刘、邓、陶”三人物。（见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其实，当时许多红卫兵在思想上确实就是“怀疑一切”。突然间揭露出原来人人都知道是毛主席接班人的刘小奇都搞阴谋反以毛主席，人们普遍有一种上当受骗被捉弄的感这种灵魂被玷污而产生的强烈逆反心理，不是当事人是难于体会的。所以，还怎么能再相信一切呢？极左是对极右的惩罚。所以，在群众中，尤其是在过去天真的青年学生中，奴隶主义确实受到严重冲击，“怀疑一切”聚然间成为思想主要倾向。由原来盲目相信一切领导人，又跳到另一个极端“怀疑一切”，这也是后来“打倒一切”的思想根源。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一种倾向又转化为另一路倾向。所以，当时确实有一些红卫兵极端者真的除毛主席、林彪之外，对其他的中央领导人都持怀疑态度。在六六年底至六七年初，北京出现一个“五一六”兵团，予头指向周恩来。如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红卫兵”头头朱成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挂出大标语，予头指向周恩来。还有人公开怀疑陈伯达，甚至有人怀疑林彪。他们主张怀疑一切是通向真理的道路，却忘记真理走过头就变成廖论。

我当时的思想认识是“不轻信权威者，但也不轻疑权威者”。但是我当时的“不轻信权威者”与这种“怀疑一切”有本质不同。我的思想是，怀疑必须有根据，不能无根据地怀疑。在没有根据之前。既不轻信，也不轻疑，也不轻信，既不轻疑，也不轻信，既不是“怀疑一切”也不是轻信一切。而是“分析一切”，在分析以后再作出自己的判断。当时，在群众和学生中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从认为过去相信一切是上当受骗转到“不再相信一切”，而变成消沉低落谨小慎微，有些人甚至成为脱离运动的逍遥派。另一种倾向是由过去“相信一切”跳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蔑视一切权威”的极端无政府主义。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有这种倾向的主要是造反派头头们和另一部分高干子弟。而我走的精神历程与这两种情况都不同，当时成的思想方式有两种互相联系又在相制衡的因素。一方面奴隶主义已被大大破除，不再轻信一切，不再迷信权威，有点王安石的“大人不足畏”，但又还不是“说大人则藐之”，有点象用探雷器搜索着前进的意味，要前进却又所谨慎。这种精神状态是由我的性格与所掌握的哲学知识共同促成的。哲学知识警示我，物极必反，但又不能走极端；但我的童贞执著的性格促使我去思考探究问题，而且一旦钻进去就一定还要钻出道理来，决不中途废止；而童稚浪漫的性格又使我不希望一切都是坏的，所以又容易受到新的假象的蒙蔽，常常停留在某个台阶上。比如我对当时中央文革人员就很崇拜，尤其是对林彪直到他爆炸前都没有怀疑过。我这种阶层次式的升华，每提高一个台阶都很艰苦，但每升一级又很扎实，比起那种大起大落忽升忽降的精神过程要好。正是由于有这种分析一切不断求索的思想方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后使我打破对陈伯达的崇拜，开始怀疑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权威性。

我和我的战友们将我们这种精神状态戏称为“中间偏左”、“中向靠前”的战略思想。——不搞极左，也不搞极右，又不在中间搞调合，而是偏左一些，有时相当靠左一些；不落后，不超前，又不居中，而是中间靠前一些，有时相当靠前一些。这颇有点中庸主义的味道，但绝非是中庸之道，因为我们要革命要前进不赞成中游逍遥，不赞成“致中则止”。这种精神状态很不易把握，常常受到来自左右两个方向的责备，左边说我们右，而右边又说我们左。有我们这种精神状态的人，在当时（六六年底六七年初）远不占多数，但也不是很少数。那些思想单纯，追求真理，愿意思索而又有一定哲学知识基础的人，特别在大学生这一层次中不少人是这个状态，而且越到运动后期这样的人越多。（就是我到后来九十年代末期搞共革活动时，总体上仍是这种“中间偏左”。我提出的原则方针是“惩腐毙修，治病救党”重建中国共产党。这个方针受到左右夹攻，许多人（人数很不少）说我极左，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么多，你却反修，真是吃饮了撑的；但也有人说我太右，共产党已经烂了，你还重建，太天真了。——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纲领，坚持自己的道路。历史证明，很多情况下，“中间偏左”、“中间靠前”的路线恰恰是正确的路线。但是这种相当靠前在现实上往往形成超越现时半步，超越现时人们思相半步，而形成悲剧，这在以后的经历中多次出现。）

仅仅一个多月的北京大串联之行，我就由那么严重的奴隶主义精神状态迅速飞跃升化到“不迷信权威”、“不轻信权威”的程度，可以想见当时运动的激烈程度。那个时期是打碎“权威”的时代，每天都有成打的“权威”、“领导人”的桂冠被打落在地而无人一瞥，这落地的每一个桂冠都比大队长、支部书记的帽子要高许多倍。那时连刘小奇、王光美都在中面海和清华大学被批斗，还有什么“权威”可言？但那时许多人在原来的“权威惧”被打破后走向两个极端，如我前面甩说的。据说，虞诚的宗教徒经过朝圣觐谒后，灵魂就涅槃升华了，苦恼就解脱了。是否如此灵验，我不敢妄评，但果真如此也只是一种唯心主义内心体省。但就我当年在京大串联时的亲身体会，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确实可以极短的时间内跳跃性地突破过去的枷锁樊篱的禁锢而升华。现在分析我当时的思想升华，不是那种唯心主义灵感式的突变，而是有深厚基础的。我出身贫苦，对党和毛主席热爱挚深，多年的传统政治教育，学毛著、学哲学、学雷锋，部队生活，曲折的经历，为我的升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经过在京串联期间耳闻目睹到大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信息后，便迅速突破了禁锢。这就是雷锋所说，林彪重复的“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如果没有以前反修防修的教育，没有阶级斗争知识的准备，没有辩证分析方法的基础，——尽管这些都是基于概念式的灌输，如果不是带着克服落后保守精神状态的企望进京串联，就不可能有这种短期内飞跃升华的效果。这就是同样都在大串联，为什么收效却不一样的原因。有的人将当年自己进京去见毛主席说成是“现代迷信”，认为是“上了大当受了大骗”。其实这是自己暴露自己将大串联当成觐见朝圣，但又缺乏虔诚的心基，所以收效平平，怎么能昧着良心抱怨毛主席，抱怨大串联呢？只有良心被狗掏吃了的人，才会有这种鄙污龌龊的心理。这是否也是那些丑陋的中国人的一种国民劣根性呢？毛主席在文革初期批评派工作组是将群众当成“阿斗”，是国民党的“训政”，号召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为什么你自己甘当“阿斗”、“愚民”呢？
——丑陋的中国人啊，你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灵魂？

毛继东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25)

（十三） 终于见到了毛主席
虽然在京八三一、十一两次参加毛主席接见，但都没有见到毛主席。我对此不甘心，认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历史任务没有完成。于是十月中旬我离津再次进京。不久听到传达，毛主席于十月十八日将乘车绕城检阅红卫兵。那天下午，我坐在日坛公园附近马路西侧，等候毛主席检阅。（负责维持秩序的解放军战士命令大家必须坐着，接见时不得站起来跳跃。）
公元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十三分，在燕形摩托车队飞驰过后，毛主席乘坐的敞蓬轿车便风驰电掣般地急驶过来。毛主席站在轿车上，没有戴军帽，离我们只有二、三十米远。轿车驶到我们面前时，毛主席将脸转向西侧正对着我们，高扬着手挥动。我看得非常清楚，他老人家神情严肃庄重，仿佛是在向我们下达命令：“红卫兵少将们，革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你们不要辜负历史使命啊！”当时，我和周围的红卫兵都违反纪律欢呼跳路起来，摇动手中的语录本，使尽平生力气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每个红卫兵的眼里都闪着泪花，许多红卫兵已淌下泪水。我低头赶紧看手表，牢记下这人生最最幸福的时刻。当即翻开语录本，在扉页上记下这一时刻，写下誓言：”为完成反修防修的伟大历史使命，粉身碎骨，万岁不辞！“（非常遗憾，这本语录本后来在串联时遗失了，这是我平生一件最大的憾事。）在那一时刻，我的年轻的心灵中是否有某种宗教圣徒崇拜的精神成分，我至今也说不透它（那时我只有二十二岁半。）但那神圣的誓言确确实实在彼时彼刻使我的灵魂升华了，仿佛瞬间净化了，注入了一种无法想象的精神巨能，只觉得自己骤然间浑身充满了活力和火力。象大地之子安泰，象金猴子孙悟空，象战神海格力斯那样，霎那间壮大起来，成了一个真正大写的”人“了。这一时刻的誓言，标志着我已将反修反复辟斗争自觉地当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自命为一名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圣斗士，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大里程碑。自从踏上这条圣战之路，我从来回过头，更没有后悔过。

六八年底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石家庄市化工三厂工作，我从市图书馆借到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书中有一节描写安德列做为龙骑兵接受亚历山大大帝检阅时的场面和激动的心情。年轻的安德列兴奋得难以自抑，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崇拜感骤然而升，立志为皇帝终生效劳。安德列后来为国效劳勇敢作战，在与拿破仑大战中身负重伤。他平躺在尸横满野血迹斑斑的战场上，仰视苍穹深处的星辰，追索人生的真谛。对比着安德列，我分析自己当年接受毛主席检阅时的心境状态，发现那种崇拜感情在表现形式非常相似，也是那样激动，那样专注，那样陶醉，那样圣洁，那样增强了使命感。我又比较了自己与安德列精神实质上有何差异。我不否认自己当时确实是将毛主席当做完美的圣人崇拜，而且感恩思想占主要成分。但我是基于将毛主席作为人民的代表、革命的化身，基于对毛泽东思想真理性的信仰和崇拜，不是象安德列那样的偶像崇拜，更不是象岳飞那样愚忠。我们——我们这一代人，对毛主席的崇拜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深厚的人民性、深邃真理性、坚实的历史性，这就保证了我们的崇拜精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永盛不衰，以致于在历史地反思毛主席遗留给我们的巨大的政治遗产和理论遗产中发现一些需要扬弃的方面之后，我们对毛主席的崇拜敬仰反而更强烈了。我们毫不疑惑地断言：中华上下五千年，毛泽东是第一人。

一步三个脚印

看了一点。楼主：你的帖子坚定了我的一个看法：一个对政治有追求的的人，名利位势对于他来说什么都不是。小资的虚荣心就更是狗屁不如。你执著地发着你的帖；你执著地追求你的世界。偶只有望尘。世上多为醉生梦死之辈，一步这个混蛋首当其冲。

毛继东

亲爱的一步三个脚印网友:

您好?

您的信使我很感动，正如您说的现在追求精神执著的人确实不多。但我认为您并不是醉生梦死之人，因为你已经清澈地看透了世事，而且很谦虚，只是压抑着无奈的愤怒，在寻找喷发的突破口。就我个人的经历，这个突破口一定会在某个时机出现的，因为您不甘心命运的夹持，您就是命运的主人。非常愿意和您结为挚友，共同探讨人生，更愿意为您的奋飞助一臂之力。如果能用我已经老硬的肩膀作为您的阶梯，那将是我的幸福和欣望。希望您阅看全部拙作，我想我对命运的拗劲会给您一些鼓舞的。

朋友，鼓起人生的翅膀，命运就会随我们一起飞翔！

顺致您和家人春节快乐！

我的电子邮箱：maojidong126@126.com

您的朋友

毛继东（王士吉）

2006。1。27。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7 19:24:38编辑过]

毛继东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26)

第四节 周游全国大串联

（一） 革保之争逼我外出大串联
在京津大串联中，使我对《十六条》中的文革目标、政策有了清晰的理解，尤其是对红卫兵内部革保之争有了独立看法，我认为应该实行“中间偏左”的政策，以革命造反派为基吸收保守派组织，避免继续分裂，保证运动健康发展。我带着准备积极投入战斗的“唱主角”的高昂情绪回到学院，但学院里革保之争正在白热化。当时我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几十个组织已联合成一个组织，起名叫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因为大家都很留恋部队，所以对外仍自称炮兵工程学院。我们兵团当时主张“彻底砸烂保皇派”，“保皇派不投降，就叫它灭亡！”我认为这个政策过激，持有异议。因为我自己在文革前的经历和文革初的保守落后状态，我对保守的红卫兵的心情比较理解，对他们有同情感，相信他们也是愿意革命的，只是在革命的一个阶段上暂时落生了。我主动向头头们提出自己的看法，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不想我与兵团的一个主要头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我认为应该有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按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中的教导，团结犯过错误的保守派人员，吸收他们参加我们兵团，不要硬要他们写检查，要实行“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早晚”，“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政策。结果头头说我是“康派机会主义分子”、“保皇派奸细”，要将我驱逐出兵团。几名老造反（最早起来造反的学员）甚至对我动了拳脚。我气得用陈毅在被批判时告诫红卫兵的话警告头头：“小心功臣变祸首！”于是我被撵出兵团办公室。

所谓“康派机会主义”，是当时北京有个大学“我记得好象是地质学院有个姓康的学生在一次辩论中提出主张，认为革命造反派与保守派都有优缺点，双方应互相多看对方的优点联合起来。这种观点被认为是折衷主义、机会主义。因为他姓康，与清未保皇派康有为同宗同祖，于是被称为“康有为”、“康老右”、“康老保”、“康派”、“康老机”……当时，在造反派内部有一场反“康老保”斗争，由此造成造反派内部又一次大分裂。比如，我院从我们兵团中就分出去一派人员组成“八一战斗兵团”，我们教学班有两名学员参加了“八一战斗兵团”，由于兵团头头的专横，我们兵团战士贴出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我是“康老右”。这时分出去八一兵团的人员劝我脱离兵团加入他们的组织。我对我们兵团头头的专横确实很有气，但思索再三，我认为拉出另立炉灶不是正确的政策，是扩大分裂的作法，应该在革命造反兵团内部进行斗争，纠正错误政策，所以婉言谢绝了八一兵团的策反劝说。但我们班的学员当时都出去串联了，原来的“抽宝剑挺进纵队”人员也各奔东西，我一个人独掌难鸣，对革保之争又很厌烦，便决定定再次外出串联，了解全国形态眼界。原计划要去革命圣地延安、韶山、井岗山、遵义，并顺路去重庆看渣滓洞白公馆罪行展览。

十一月底，我一个人背上军用背包，开始外出串联。我到下关车站，从车窗钻进西行列车。为什么是从车窗钻进列车呢？因为列车从上海发车时就已是人员满满的了，到了南京，没有人下车的只有上车的。车门不打开，也打不开，车门内也挤满了学生。站台上的学生们只好从车窗往里钻，而且要从车内红卫兵的头上滚过去才能站在车箱里。不过，那时只要往里钻，车箱里的人就往里拉。（但到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火车客运力量不够，旅客也从车窗往里钻，却是里面往外推，不让往里钻了。）我钻进车箱一看，我的天啊！满车箱人头攒动，一个挨一个。一节车箱定员是118人，但现在一节车箱里至少有二三百人，两排座位中间原定员十人，现在至少二十人。座椅下面，行李架上，座椅背上，全是红卫兵，连厕所里也站着几个人，我就事先在厕所李站着，一直到了郑州才到了车箱中间。如果有人需要使用厕所，厕所里的人就挤出来，用完厕所后再进去。吃饭倒是不用担心，沿途各站，站台上都 有服务员从车窗口往里递铝饭盒，有米饭、或馒头、或面包，一路没有挨饿。虽然很挤，但大家的情绪都很高兴，也很融洽，背语录，唱红卫兵革命造反歌，忠字歌，语录歌，彼伏此起，一浪接一浪。大家在一起畅谈交流各地文革的情况，有时也发生争论，不知什么原因，在学生中间对北京学生有好感，而对上海学生普遍不“感冒”（不感兴趣），他们“阿拉阿拉”地很使人反感，在辩论中常常是上海学生陷入孤立。

（二） 我成了“娘子军”党代表

在西安站下车，在车站广场排队等候乘火车去铜川，再转乘汽车去延安，当时火车还未通到延安。当时，我穿一身整齐的绿军装，扎皮带，但军帽上没有红五角星，在领口上没有红领章以示与正式军人有区别，一身英武神气。这时有四个女中学生来到我身边，听说我去延安串联，就说：“我们也去延安，一道走吧。”她们说她们是北京幼儿师范学校的三年级学生（相当于高中三年级学生），当时学校改名为“代代红学校”，毕业后当幼儿园阿姨或小学教师。她们四个人都没有穿军装，都是便装，都是十八、九岁姑娘，个个英姿飒爽，充满青春朝气。那个年代，女孩们是不打扮不化妆的，但终究是女孩，四个人往我身边一围，立时阵阵香气扑鼻。她们要我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那时兴自我介绍以取得互相信任。我以军人流利的声调向她们报告：“本人——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战士王士吉，现改名王翰锋，贫家出身，中共预备党员。”她们听了直拍掌，随后也逐个自报家门，小崔、小周、小张、小杨，最小的小周说她叫周要武。她们个个开通，见面就熟，没有一点拘谨。小崔将我的军帽摘过去戴在头上，立即平添了许多巾帼之俊。小周要去皮带扎上，让我帮助她整衣服。小杨俏皮嘴甜不客气命令：“你是党员，你就是我们领队党代表，我们四个‘娘子军’女兵就归你领导了，你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一个也不许丢了。”我突然间成了”洪常青“，真是笑煞人。但是责任感和英雄主义精神使我欣然接受了她们的任命，笑着说：”好，保证丢不了一个。“我本来孩子气就很浓，与这几个活泼女孩自然投合。在那个年代男女学生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单纯，见面都没有丝毫戒心。

我们乘坐西安——铜川的火车，进站后才发现车箱内早已满员超载，没法上车，只好又从车窗往里钻。她们四个女兵凭自己力气谁也爬不上车窗，我犹豫了一下，只好将她们一个接一个抱起来往车箱里推，最后塞进我的背包，她们又一起拉我，把我拉进车箱里。我忙得闹了一头汗，一面擦汗，一面为刚才抱她们上车致歉，没成想她们却都笑了。小崔说：“这算什么？革命不能那样文质彬彬啦 ，我们还得感谢你呢。我们都不在乎，你害什么羞？你要是害羞，就是有私心杂念。”她调皮地伸出手指刮了一下我的鼻梁，几个女孩又爽朗地笑了。我深深叹服她们的开通大方，从此开始一个来月的串联中，每次钻车窗我都抱她们往窗里推。

从铜川去延安是坐大轿车，座位是一人一个，因为路远，还要走盘山道。司机是位老师付，他坐好后回头对我们说：“红卫兵小将们，开车了，唱支歌。”我坐在他身后，他让我起头。我起头，大家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得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唱得好，再来一支，”司机师付很高兴，锁：“唱几支歌，不打盹。”
我们又唱起《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这也是当时最流行的革命歌曲。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
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曲尽韵不尽，余音仍绕梁。这两支时代歌曲的精髓已融入我们这一代红卫兵人的脑海深处，融入我们的血液之中。“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是威严的战斗号角。三十年后，我在《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友严正声明》中明确宣布：“我们与修正主义为敌！”）

车队行驶经过黄陵县时，我们看到黄帝陵碑。我凝视碑石上的苍劲刻字，心中遐想，这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祖脉啊 ！这块沉重厚实的碑石上凝聚着多少优秀的文化精粹，又沉积着多少文化糟粕呢？现在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要清除这些文化糟粕吗？在汽车上我们还看到一只秀俏伶俐的小松鼠在山涯上轻捷地蹦跳，几乎伸手可捉。它居然园睁着两只小眼睛沉静恬然地注视这个庞然大物的车队。我新奇地与它对视，我心想，这小东西一定是这里的老住户了，对汽车已习以为常了。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一27)

（三）在革命圣地陶情

黄土高原突兀在我们的眼前，黄灿灿，光秃秃，几十辆大轿车首尾相衔鱼贯而行，卷起黄龙般的烟尘土浪。望着这瘠贫的黄土大地，不禁感慨万千，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这就是黄帝安寝的地方，这就是毛主席领导革命的圣地，这就是《东方红》诞生的地方！当我不满五岁学唱这支歌曲的时候，说什么也没有想到十七年后我会亲身觐见诞生这支颂歌的圣地。而今，我来了。延安，我们来拜访您了！

车队驶入延安城，已是华灯初上的时候了。我们被安排在延安中学住宿，接待人员赠送给我们每人一枚延安纪念章，我至今还保存着。延安人民象当年欢迎红军那样欢迎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热情而亲切。招待我们的晚饭是白米饭——延安这个地方不产稻米，我想这一定是国家调拨的大米用来接待红卫兵的。我和我的娘子军女兵们吃了饭就去浏览华灯下的延安市容，然后来至宝塔山下延水桥上远眺宝塔。在繁星闪烁下，宝塔显得那么巍峨俊伟。它曾是延安革命根据地的象徽，吸引着千千万万的革命青年和志士。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窑一洞，都凝聚着当年毛主席领导下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将士们的深情厚意，向我们这些革命后代昭示着革命的丰功伟绩和昭示着未来。初次到延安置身于此景此情之中的人们，都会自然地被它的雄伟和历史蕴涵所感染和融化。

由于一时间涌来的红卫兵太多，接待工作很紧张，晚间被子不够用。十一月下旬，延安地区已见霜冻。各地红卫兵不分男女住在几个教室里，在铺地的草垫上睡觉。我将自己的军被让给四个女孩，自己躺在一旁盖上军大衣睡着了。但半夜醒来时却发现四个女孩与我对脚睡在一起，合盖一条被子，小崔紧挨着我。我不好意思忙爬起来，但小崔拉住我说：“你的大衣不厚，如果凉着了你，谁给我们领队？你看——”她用手向教室内环指了一圈，“大家不是都男女不分吗？”我环视了一下，果然男男女女的红卫兵们东倒西歪地混在一起睡着，都睡得很香，有的女孩就枕在男孩的腿上，我只好入乡随俗了。除了儿时与母亲合盖过一条被子外，我从未这样亲近地接触女性，而且都是情窦已绽的年化，即使是与小芬、小玉，也没有这样亲近过。但是这四个女孩的纯真、无邪、随合、落落大方，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觉得自己的顾虑在她们面前显得很卑琐不屑。我心里说：“就把她们当作自己的小妹妹士祥吧。”于是我们之间非常随合自然。孔丘老先生极力教化的“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在文革时代的男女红卫兵中是被彻底荡涤了。

第二天，我们开始有计划地参观，先去延安革命纪念馆。这里有毛主席许多手稿真迹，如《论持久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兵民是胜利之本”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跟随毛主席转战延安的那匹坐骑的遗体。那是一匹不太大的深青色驴子，它死后保存了整张毛皮，里面装上充填物缝制后作为纪念物。它那四条骄健的腿，仍然显示出当年不拒疲倦奔走的雄风。这是一匹功臣坐骑，当年毛主席骑在它的身上思考整个西北、整个中国的战局，指挥我军与敌人斗智斗勇，保卫延安，打得胡宗南晕头转向，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在枣园毛主席故居窑洞前的小树旁，我手捧语录本照了一张像。当时这棵小树只有擀面杖那么粗，整整三十四年之后——二000年十一月，我在看守所监室里从电视上看到去延安旅游的人们来到毛主席故居参观，那棵小树已长得很高很粗了，这使我又回忆起当年“朝圣”时的情形。在毛主席窑洞卧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照片镜框，照片是江青抱着小女儿李讷，毛主席逗笑小女儿，其乐融融。我们又到七大会场参观，当年的会场布置仍照原样保存。木凳是用树干从中锯开的长半园木板钉成的，我抚摸着这种粗糙的木凳，不胜感叹，就是在这样简陋的会场举行了我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会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横幅上写“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七大是我党历史上极重要的一次大会，明确确定将毛泽东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

我们又凭吊了延安烈士陵园，向“四、八”烈士碑致敬，我在碑前也照了张像。我们还去了王家坪，这是当年毛主席讲演《矛盾论》、《实践论》的地方。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参观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会场。最后，我们来到了宝塔山，当时已是初冬，没有庄稼，但山坡上还有野草。从山腰往下望去，仿佛当年三五九旅大生产热火朝天的场面欢笑声依稀仍在缭绕。我们从半山腰梯田向坡下跳跃，梯田坡有的很高，小崔、小周有些胆怯，我就一手拉着一个一齐往下跳，大家又跳又笑，又说又唱。我们唱起郭兰英的成名曲《歌唱南泥湾》：“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在延安参观期间，我听到一个关于大生产起因的故事。一九四二年夏季有天下暴雨，雷电击倒延安小礼堂外的一棵大树，大树倒下又砸在小礼堂屋顶上，压倒礼堂里一棵柱了。当时礼堂里正在开延安地区干部会议，柱子倒下时砸死了开会的延川县县长。此事引起轰动，忽然传来一个报告，反映有人说：“老天爷不长眼，怎么不劈死毛泽东呢？”边区工作人员认为这是反革命言论，要进行追查严办。毛主席知道后阻止了追查，对工作人员们说：“为什么打雷劈倒树，群众却说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呢？一定是我们的工作中有不足，引起群众有满意。”于是毛主席安排人员进行了调查，原来是中央机关迁到延安后人员增多，对边区征粮负担大，一些群众产生不满情绪有怨言。毛主席从中总结了教训，当年边区便减少了征粮数额，又号召中央机关和驻军开展大生产运动，受到群众的拥护，唱出颂歌《东方红》。我从这个故事中受到多方面的启发，深深叹服毛主席的宽厚博大的胸襟，能从刺耳的怨言中反省出党的工作中可能存在不足之处，不去追究发怨言的群众，而是调查研究找到工作不足的地方进行改正，得到人民拥护。从中我体会出，我们党的宋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要通过具体的政策来实现，不仅要求代表革命的方向，还要考虑到人民的现实利益和觉悟程度，右了不行，左了也不行，必须把人民的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恰当地结合起来。所以《东方红》里唱到“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假如当时真的去追查那个发怨言的群众进行了严办，后果会怎样呢？那就会堵塞了人民的言路，人民群众有意见也不敢进了，结果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这个故事从不同的角度，还可以启发出许多有益的教育。大生产运动还带动了中央机关的生产热潮，形成“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从南泥湾到北大荒，到大庆到大寨，延安精神代代相传。毛主席在他八十岁生日那天在中南海居室举行了一次小型庆祝会，他邀请了陈永贵做客。席间，毛主席说：“我们不能连魔鬼的钱都用，我们有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意）但是在当代，有些人已没有这根脊梁骨了，将四个现代化寄托在资本家大佬的钱袋上。——上面这小段议论是大串联后三十多年在看守所监室里的随想。

我们在延安紧紧张张参观了五天，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这个革命圣地。临行前，我在街上买了两块手帕，印上了“延安号角”、“延水桥宝塔山”图案。“延安号角”图案是一个八路军小战士号手在吹号，象是在报导黎明，也象是在召集队伍，又象是在激励我们后一代接过号角，继承革命传统发扬光大。这两块手帕我至今保存着，它们是我当年到延巡参观学习的永久纪念。

毛继东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一28)

（一） 列车西行到天山脚下

回到西安站，我们连车站也没有出便商量下上步串联的目标。我们根本没有想去游览大、小雁塔，更没有想去华清池体味飘逸着唐明皇杨贵妃柔情密意的秋霜冬雪。我们想直奔重庆去看“中美合作所渣滓子洞白公馆”罪行展览。但是在车站里等了好久也没有去重庆方面的客车，后来进来一列去乌鲁木齐的客车。六五年中，我们学院放映过一部记录片《军垦战歌》，是描写新疆建设兵团军垦战士英雄业绩的。我很想去石河子去参观家垦兵团，还想去凭吊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的陵墓。我与四个女兵一商量，她们一对敌同意去乌鲁木齐。小杨说：”你是党代表，你去哪儿，我们就跟你去哪儿”，我们就跟你去哪儿。”“上车！”我一声令下，大家又从车窗钻进车箱。但是小杨在车上得了病，发烧很厉害，把我们急得不得了。恰好她的姑姑在兰州工作，我们就决定在兰州下车送小杨去她姑家养病。一出兰州站，迎面而来是对面皋兰山上的皑皑的白雪。我悠然想起唐人王之涣的妙诗《凉州词 ·塞上》——“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怒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不觉一阵寒气袭身。小崔她们去送小杨到她姑姑家，我直接去兰州大学看大字报，然后到城北雁滩公园黄河畔去看黄河水流。黄河从兰州市北侧流过，在雁滩公园附近流过。在雁滩公园附近河中心有一小洲，有座简便的铁索桥通向小洲，我从桥南踏桥来到河心小洲上。黄河在兰州以西的上游水是很清彻的，不是名符其实的黄色之河。过兰州后向北拐弯，过银川河套再转弯进山西，曲曲折折至潼关转向东方。绕了一个足有三千里长的“几”字弯，环绕黄土高原流淌，这才变成了真正的黄河，象是母亲用一只黄肤色胳膊将孕育华夏文化的摇篮柔情地揽在怀中，又象是在向代代儿孙提问：你们这一代准备对历史作出几多贡献？又象是仰望苍天挑战：你还能肆虐任性几时？在小学五年级第一次上地理课时，看到中国地图上这个大“几”总觉得它很神奇，好象蕴寓着许多的含义，今天总算一览母亲河的尊容了。

第二天，我们与小杨告别，继续向鸟市进发。小杨深情地对我说：“党代表，回来接我，不要忘了我。”我们约定，如果一个星期左右返回来，就在兰州下车接她，如果一周不见我们回来，她就可以直接回北京了。

从兰州到乌市我们坐的是一列慢车，大站小站站站停，整整行走了四天三夜，真把人急得够呛。车上有的学生倡议到前面武威大站下车转乘特快，大家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我和三个女兵提出看法，我们说，我们现在免费乘车大串联，已经给国家造成不小的负担，能坐慢车已经不错了，应该把特快让给有急事的群众乘坐。我们不能为国家作贡献，总应该多少减少点负担吧？我们的看法得到大多数学生赞同，到武威没有一个人下去换车。其实，当时特快列车上也是人满为患，挤得不得了。不过，我认为我们的看法总是一种良好的心愿吧。

兰新线横贯河西走廊，途经古丝绸之路的武威、张掖、酒泉、嘉裕关、玉门关……到了嘉裕关，我又想起王维的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就是阳关吧？老子所说的出关，是不是也是这里呢？人们常说的“阳关大道”是不是也与嘉裕关有关呢？车至玉门关，再次吟诵王之焕的诗“春风不度玉门关”，确实感到寒意嗖嗖了。未出关前已是戈壁大沙漠的余脉，一望无际的沙滩黄漠，朔风一起，卷起黄沙飞袭车箱，噼噼啪啪作响，象是在戏弄在荒漠奔驰的孤独的长龙。出关后看到远近点点蒙古包，真使人悠然有一种身处异族他乡的感触，在两千多年的民族融合中，我们祖国的疆土不断扩大，形成多民族国家。嘉裕关是古长城西首，在秦汉时期是汉胡分界线，但现在已是中国西部的内部省了。摊开中国地图册一看，嘉裕关离首都北京已是很远了，但西距新疆国界阿拉山口仍然还很远（我是从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知道西国门阿拉山口的）。小学时听地理老师讲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疆土辽阔，老师将两只胳膊张开得大大地比划，但我总不知道到底有多么大，有多么辽阔，现在坐着车这么一跑，老天爷呀，原来是这么辽阔呀！真真的从心底里为祖国而自豪。如果不是沙俄硬是割去我大片领土，我们的祖国还要大许多呢！

乌鲁木齐已是冰天雪地，大街上的冰层有半尺厚，到乌市的第一件新鲜事是发现那里早已使用公斤制，粮票上是以克为单位。再就是维族同胞吃的一种奇特的叫馕的食品，样子很象一只扣过来无檐扁帽子，实际上就是发面的烙饼，但放上芝麻和细盐粉吃起来很香。再有是这里的牛羊肉特便宜，一角钱买一个羊肚。最令人感到温暖的是维族同胞对内地来的红卫兵非常友善和气，不管是北京的、上海的、广州的，他们都是笑嘻嘻地说：“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客人，欢迎欢迎。”红卫兵买东西格外照顾多给。他们的普通话说得相当标准流利，说真的比上海、广州的学生讲得还好，这使我很新奇。

我们住在新疆医学院，第二天便有专车接红卫兵去八一农场石河子农场参观。我们来到已经收获之后的棉田，那里竖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视察棉田处”。我们到八一毛纺厂东间参观制毛呢工序，织机上的天兰色毛呢非常漂亮。纺织女工说，这种兰呢是给海军做军服的。我们还参观了八一养猪场。真可谓肥猪满圈，每只猪都有三百多斤，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在养牛场，有头大公牛有一千多斤重，我们给它照了一张像。当年农垦兵团进军新疆时，历尽千辛万苦，《军垦战歌》纪录片中做了生动的介绍。我很喜欢片中马玉涛唱的主题歌：“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我们从农场返回鸟市的路上在汽车里唱起这支歌。

我还去鸟市政府大院看大字报，当时鸟市出了一起刘莎夫妇自杀的事件震动全国，这件事成为轰击自治区党委的重磅炮弹。（至于事件的真实情况，我至今还未明晓）。新疆一趟不虚此行，使我知道连新疆这样偏远的地方运动也发动起来了。

我们又专程去凭吊毛泽民同志的陵墓。新疆军阀盛世才曾一度与我党合作，毛主席的大弟弟毛泽民在鸟市负责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工作。后来，盛世才受到蒋介石的拉拢收买，背信弃义，将八路军办事处我方人员全部杀害，毛泽民、陈谭秋等同志都不幸罹难。在毛泽民同志的陵墓前，我久久地俯首沉思。毛主席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包括自己的爱妻、爱子和两个爱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为革命牺牲亲人最多的，就要属毛主席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当年建党初期，毛主席回家乡，说服了两位弟弟，将两个弟弟带上革命道路，但两个弟弟都惨死在敌手。毛泽民同志是我党、我军中央苏区的理财能手，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我想，如毛泽民不投身革命而去做商贾之人，肯定会成为腰缠万贯富豪的，他的妻儿可以随他享尽荣华富贵，他不会受这种断头之苦。他们到底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只要主义真”吗？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多少热血儿女，不就是高唱着《国际歌》中的“要为真理而斗争”而慷慨就义吗？——今天，为了保卫他们用头颅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不毁于一旦，我们红卫兵战士必须高举反修反复辟的大旗，坚决守住中国这块社会主义阵地，绝不能丢失，绝不能让苏联变修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从西安至乌鲁木齐有四五千里之遥，就是为了向毛泽民老人家们致哀明志，这个目的总算达到了。（我深知自己身上还有很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脆弱缺点，所以特别选择著名的烈士陵墓之地激励砥砺自己，我要把自己的灵魂逼到不允许有半点叛变念头的地步――这是我大串联的主要目的，不然往返万里岂不是白白糟蹋国家的钱吗？因为我已看透，在今后反修反复辟的人生旅程上，拷问灵魂的时候会经常出现的。董必武老前辈曾说过：“人是逼出来的。”一个人要敢于经常把自己逼到没有半点退步的地步。）
那一天，大雪纷花，在茫茫雪花中，在深深的肃穆中，我与几个同路的老师在烈士陵园的顶峰――天池照了一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