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转《通向地狱的道路——人生足迹白皮书》（连载）

毛继东

自转《通向地狱的道路——人生足迹白皮书》（连载）

月光论坛各位版主和网友们：

你们好？

我在《醉墨书香》文学论坛发表了拙作自转《通向地狱的道路——人生足迹白皮书》，得到贵坛《生于六十年代》版主淡淡的凝视的关爱，经她推荐欣闻贵坛，前来拜访。简单浏览了贵坛版面和一些文章，感到清新醇朴，温馨怡人，网友之间也很融洽，宛如是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在笔谈。我是在政治论坛上驰骋挥洒的写手，曾因政治斗争涉及大人物而被判为煽动罪，坐牢三年（1999年8月——2002年8月）。我在人间地狱——看守所的铁笼中写下这部自转，回忆自己的人生历程，就叫做记实文学吧，实际上是我自己的记史文字。在《醉墨书香》、《左岸文化》、《毛泽东论坛》、《主人公论坛》、《实践共产主义》等网上发表后，得到网友们的关注。现在移转到贵坛，希望能得到版主和网友们的指教。如果网友对我的案件有兴趣，请访问《毛泽东论坛》、《主人公论坛》、《实践共产主义》等网。现将在《醉墨书香》上的信一并转贴，其中我担任主编的毛泽东网已经被封。拙文中不乏细微感情枝叶，但坚硬的铁石之声综贯全篇，对一些网友的心绪恐有沉郁压抑。如果我的文字搅扰了贵坛的清醇气氛，这里提前向朋友们深致歉意。

感谢淡淡的凝视版主的指引，使我又觅寻到一片净化心灵的园地，又结识了诸多的文友。

新网友

M.L.M.毛继东（王士吉）致礼

2006。1。6。

致朋友书

醉墨书香网坛各位版主和网友们：
你们好？
我不惴贸味地首先向朋友们致歉，我带给贵坛的是一股悲凉的风，它不会使朋友们心旷神怡，恐怕还会引起不少朋友厌烦，甚或以为闯进来一个精神病患者。如果拙文给您带来了不愉快，请您宽容一个中年人的固执。我只是想让朋友们知道中年人中尚游荡着如我之类的人物，他们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也是文学笔触不应忘记的角落。我是一个被投入地狱重返人间的冤魂怨鬼，也许我的悲鸣还有一点发人深思的东西，如若是，我也就不为自己冒闯醉墨书香文学殿堂而诚惶诚恐了。

我在毛泽东网（www.mzd.com.cn)担任主编，欢迎朋友们访问指导，也有劳朋友们阅看我的案件奇闻。
M.L.M.毛继东（王士吉）致礼
2005.2.19.


作者M.L.M.毛继东（王士吉）按语：

这是本人的自传体文字《向上帝倾诉——一个煽动犯的大白皮书》的第二部子白皮书。本部子白皮书展示我从出生时起至被国家安全局请上警车时为止的五十五年的人生历程。要研究当代中国史，不可不研究我们这一代人，因为我们与共和国是同龄人。而我的人生经历，可谓是同代人中的一个典型，至少是一个层面的典型，一种思维模式的典型。所以，我走过的人生脚印能标示出同代人砺炼的一行轨迹。全面细致地描述我们这一代人从儿时至今时人生历程的作品，至今尚未见到，我愿做一次试尝。行文采取加叙加议的方式，文中所有观点任凭自由评论。（本部白皮书约六十五万字）



向上帝倾诉
（一个煽动犯的大白皮书）
——灵魂炼狱五部曲

题记
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
——毛泽东《愚公移山》

第一部
面对地狱的审判
——共革案资料白皮书

第二部
通向地狱的道路
——人生足迹白皮书

第三部
来自地狱的报告
——铁窗熬炼白皮书

第四部
围绕地狱的舞蹈
——大申诉白皮书

第五部
冲击地狱的呐喊
——大决战白皮书


总 序 言

省高院一纸终审裁定书终于使一起被判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当代中国共革案——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共革）案审结终止尘埃落定，被判为罪犯的被告人王士吉（M . L .M..毛继东）已被法庭钉在法律耻辱柱的十字架上。
作为二级终审制的审判程序，本案已告予段落，案件已审结，案卷也已封卷。但法律、道义和历史的案卷却永远是敞开的，本案必将在法律面前、道义天平上和历史长河中经受长久时间的熬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宣布判决，一律公开进行。”根据此项法条，一切已审结公开宣判的刑事案件均已无任何秘密可言。一切个案都是社会的，因此本案也是社会的。而且由于本案的特殊性质，它必将成为中共党史和中国司法史上一个典型案例，必将在社会大法庭上接受人民大法官反复多次的审判再审判。而且被告本人对一审判决二审终裁均不服，已写出向中共中央、中央纪检委、全国人大常委、及最高司法机关的申诉书，本案已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和社会监督程序。
本被告在给中央的申诉书中言及，具有我这种思想模式的人，至少在我的同代人中不是个别的，我不过是他们中的一个典型而已。本被告还在申诉书中毛遂自荐甘愿做一名不领工资的义务反面教员，并建议将作为罪证的近百万字材料以反面教材形式公布于世。现在本被告践约兑现自己的诺言，如实公布本案及自己思想模式形成的原始资料，供世人剖析。
本部大白皮书共分五部子白皮书，统称为《灵魂炼狱五部曲》，如实展示本人自儿时至老年一生中求索人生真谛的经历。我将自己灵魂炼狱的悲剧故事彻底打碎，展现在世人面前。我相信，各式各样思想模式的人们都能从我的人生轨迹碎片中品偿出一些滋味，得出各自的评定，这也就是本人自我公布材料的目的。但第一部子白皮书因为材料全被抄，暂时不能飨世。第三部已经开头，而第五部子白皮书只是一种设想，是预估本案平反纠正后的战斗。那只是一种预约，因为完全可能直至我弥留之际本案也未能平反纠正，我只好带着呐喊去冲击真正的地狱，然后才能去见马恩列斯毛。如果命运真的作出那种结局，我仍然会含笑面对死神，因为我确信有人会续写出这第五部白皮书。
马克思曾引述过他人之话：在科学入口处，同在地狱入口处一样，不能有任何犹豫。列宁也曾引述过别人之话：本来是想走进这个门，却走进了另一个门。我本来曾立志踏入研究自然科学的殿堂，但命运之神却将我推进了政治地狱之门。对此，我认命，无任何遗憾，无任何悔意。

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世间有千万双眼睛，愿天地人间光明公正永驻。
我剖开自己的胸膛，坦露着自己的一切，向着社会大法庭，向着人民大法官恳求：请审查您的儿子吧……

笼中囚：
王士吉( M .L .M .毛继东）
二00二年一月一日子夜一时
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一看守所230监室


致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信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0）石刑初字第49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王士吉（M .L .M .毛继东）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本被告对判决不服，已向贵院呈递上诉状。
进入看守所后，在向市国安局、市检察院、市中法申诉辩护中，我多次申明自己恪守“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的原则。在作无罪申诉辩护的同时，本着对党负责，也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开始进行反思。《反思录之一——对我的政治世界观形成经历的回顾》（约六千字）已呈递市国安局、市检察院、市中法及省高院。为了更深入细致地探讨我的人生道路，也为了帮助上级人民法院更全面了解我的思想经历，准确判定案情的性质，特作此《人生足迹白皮书》，作为《反思录》的详细展开。本部白皮书是我的人生实录，当然不是全录，主要记述对我的政治世界观形成有影响的事情，如实记述我当时的思想经历及观点认识，忠于历史原貌，无讳无饰。此申诉是上诉书的补充，仍是从无罪角度申诉。望各级领导同志赐教。

此致
敬礼
申诉人：
王士吉
2001．6．6


通 向 地 狱 的 道 路
——人生足迹白皮书


题记
善良的愿望会把人引入地狱。
——引自列宁《战争与革命》

佛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神话送我到人间（破解命运观）
第二章 童年时代的苦甜（破解阶级观）
第三章 小学时代的欢乐（破解教育观）
第四章 初中时代的艰辛（破解拟初恋）
第五章 高中时代的跌岩（破解爱情观）
第六章 大学时代的辉煌（破解英雄观）
第七章 文革时代的砺练（破解政治观）
第八章 迷向时代的彷徨（破解灵魂观）
第九章 改道时代的苦索（破解群众观）
第十章 破秘之后的呐碱（破解生死观）
第十一章 思维模式的解析（破解知行观）
第十二章 命运与性格平话（破解性格观）
后 记

前 言

鬼神的地狱——阴曹地府并不存在，但人间地狱——惩戒罪愆的监狱、班房、看守所，却是实在的。进过一次监狱班房，实际上就等于死过一次。所以人们将坐班房称为蹲大狱，将释放出狱称为获得新生重返人间。列宁说过：“没有进过监狱的人，不是完整的人。”没有进过监狱班房的人，是很难体味得出列宁这句话的函蕴的。黑格尔又说过，同样一句话由成年人口中说出，要比从儿童口中说出会含有更多的真理成分。这就是经验——经过检验的生活——的意义。我既然已经死过一次了，就应该充分发挥它的价值，给世人提供一付“靶子”，一付“鉴镜”。许多人问我：“你这种思维模式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其实，在我的《最后陈述词》、《反思录》及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中，已作了概要的解答。但不细不透，无枝无叶。要透彻地回答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是细述人生，详察脚印。于是便有此部《人生足迹白皮书》作为绪篇注解，也就可以一目了然，一览无疑了。
要研究当代中国史，不可不研究我们这一代人，因为我们与共和国是同龄人。而我的人生经历，可谓是同代人中的一个典型，至少是一个层面的典型，一种思维模式的典型。所以，我走过的人生脚印能标示出同代人砺炼的一行轨迹。正如一滴水可以映出大海，一片绿叶可以现出森林，而一行人生足迹则可以映出一个时代的侧面。全面细致地描述我们这一代人从儿时至今时人生历程的作品，至今尚未见到，我愿做一次试尝。
戈尔巴乔夫有“新思维”，邓小平有“新的思想、观点”（《邓选三卷》292页），与他们的新思维、新思想相比，我的思想见地，有人会谓之为一种陈旧思维模式——上一世纪（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后半叶人类思想库中最僵化的陈渣疴滓，给某些人以恍如隔世之感，形同出土文物。肯定有人会惊讶万分地说：“真想不到现在还有人会这样思想。”然而这毕竟是社会存在，而且已经诉诸于刑事公诉程序，成为司法实践事实，记入历史。许多人会反复研究这个案例，需要我提供材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的这部白皮书可能会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


且将思绪摇过来，
请君听我昨日歌。

笼中囚：王士吉（M .L .M .毛继东）
2001．6．6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一看守所112监室


第 一 章
神话送我到人间
（破解命运观）

题记
命运==环境+机遇+性格
——引自本白皮书

一九四四年农历甲申猴年闰四月，前四月初三（公历四月二十五日），天刚朦朦亮，我的爷爷显然再也摁捺不住兴奋了，用手拨拉醒我的奶奶，用催促的声调说：“他奶奶，你快点起来，去东屋看看，看看老三家里生了没有？”我奶奶气嘟嘟地说：“你个老东西吃饱了撑的管那么多闲事，管他们生没生呢。”我爷爷颇有点神秘兮兮地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就像年画上的太白金星，手里拿着一个甩子（佛尘），领着一个小小子。小小子穿着一身红，红袄红裤，戴着红尖帽。也不知他们怎么就进了咱们院子，一直往东厢房走去。到了东屋门口，白胡子老头对小小子说：‘这就是你的家，你进去吧。’小小子拽着屁股打嘟噜说啥也不进屋。--东屋的门是关着的。白胡子老头不耐烦了，说：‘小猴，天都快亮了，鸡叫前我还得赶回去呢。我还得给你留个记号，在你的右耳朵上掐下一块来，将来你回到天上还得对上记号呢。’白胡子老头说着话，在小小子的右耳朵上掐下去一块，又提拎起小小子往门口方向一扔，小小子就不见了，白胡子老头一晃也不见了。--你说这个梦新鲜不新鲜？你过去看看，看看东屋生了没有？是不是个小子？右耳朵上是不是真的少了一块？”我奶奶气不打一处来地数落起来：“你个老东西说聊斋哪，这不是狐仙吗？我才不去呢。”我爷爷也动气了，用脚丫子踹我奶奶。爷爷是个烈性子，在家里是说一不二的。奶奶没法，只好嘟嘟囔囔地起来，又嘟嘟囔囔嗑嗑绊绊地向东厢房走来，我奶奶是小脚，走道是嗑嗑绊绊的。
我爷爷当家时，有五间北房，是砖瓦的，爷爷奶奶住东间，二伯母住西间，还有东西厢房各三间，是土坯房，我父母当时住东厢房。奶奶进了东屋就问我爸爸：“生了吗？”爸爸说：“生了，是个小子。”奶奶一听又得了一个孙子，便来了精神，紧拽着屁股上了炕，对躺在炕上的我妈妈说：“把孩子抱给我，看看他右耳朵上是不是少了一块？”我妈妈把正睡着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我--——抱给奶奶。奶奶就用手摸我的右耳朵，惊奇万分地说：“咦，真新鲜，真的少了一块呢。”我妈妈好生新奇地问：“您怎么知道这孩子右耳朵少了一块呢？”奶奶就把爷爷夜里做的梦又学了一遍，我爸爸妈妈听了哈哈大笑。爸爸兴高采烈地说：“这可是个吉祥梦，这小子属猴，是个孙猴子，太白金星送他下凡，天兵天降啊。”我妈妈听了奶奶说的梦，也像中了魔一样在我身上找记号，终于发现我的右脚心上有颗黑痦子（据民间俗说，这种痦子预示脚野，将来长大了到处奔走，一生不得安生。奇怪得很，到了五十岁，不知怎得这颗芝麻粒大的黑痦子竟悄悄地淡浅了）。
我爷爷见证实了自己做的梦，更是兴奋异常。他会算卦，鼓捣鼓捣算了一个上午，不知怎么就算出了我是个将军命，逢人便神彩飞扬地说：“我这个孙子可不得了，将来要当将军。他是孙猴转世，脚野，要跑遍天下，打抱不平。他还是个福将，有太白金星保佑，甭管遇到多大灾难，都能逢凶化吉，有惊无险。”
--——说到有惊无险，还真有一件事呢。那时我还小不记事，是我大哥后来讲给我的。大约是四七年初春的一天，我们一家人在东屋里正呆着，忽然听到房顶上“咕咚”一声响，好象有什么东西砸在房顶上往下滚，我爸爸忙出去看，大哥也拉着我出去看。只见一个带翅膀的黑铁蛋子在我家门口地上滚动，爸爸拿起一个荆条筐把铁蛋子给扣住了。过了一会儿，几个国民党兵进院里找东西，说刚才有一颗迫击炮弹打错了方向，掉到村里来了。我爸爸搬开荆条筐给他们看，他们一看，脸儿都吓白了。一个当官的说：“这是炮弹，你还用筐扣！幸好是臭弹没响，要是响喽，你们全家都得炸死！”我爸爸吓得直划拉后脑勺。---—你说这还不够险吗？

从小几次听父母跟我讲这个关于我出生时的聊斋式的神话故事，每次讲说时父母都不无得意的神色。我家的大哥、堂哥也都知道这个故事。而我从小就胆大，不迷信，不信神鬼，对自己本身的这个神话故事从来不以为然，至于“太白金星”、“孙猴下界”，更是只当做一个梦而已。但是，对爷爷的梦境与事实的巧合（我右耳廓上少一块儿），却也有一种神秘不解感。--——怎么就这么巧呢？这可不是事后编的呀。爷爷总共有十几个孙子孙女，为什么只有我有这种奇事呢？而且以后的人生砺练也恰恰应了梦境。我从小好动没个时闲象个猴子，妈妈常常叫我“孙猴”或“你个活猴”。我从小好较真理儿，争强好胜，如疾恶如仇，自恃正义抱打不平，富有豪爽侠义精神。我于六四年八月入伍南京炮兵工程学院，战友中确有人当了将军、市长、副部长（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地方，离开了军队）。而且确实一生奔波，跑遍四方，不甘人后，争当主角，也因此总是磨难缠身，厄运逆境的时况远远多于顺达幸运之机。
更有意思的是，由于自己有这么一个故事，我对自己的后代也很关注他们的耳朵，女儿丽萍（立平）降生后，我特意摸摸她的耳朵--——怪哉，女儿的左耳朵上也少了一块。儿子立军出世后，我一摸他的耳朵---更奇也，他的两只耳朵各少了一块。这难道也是遗传？我因此常得意地向爱人炫耀：“我们爷仨都是天兵天将，下界来降妖捉怪的。”爱人便总是撅起嘴，不大以为然地说：“早晚有一天，你会住进不要钱的‘高级宾馆’的’。”她的意思是说，你总是这样吃饱了撑的爱管闲事，东斗西斗，东反西反，早晚有一天会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班房。我则回之曰：“躲进小屋磨利剑，管完东西南北修。”不料，爱人的担忧果真应验了。在多次被打成名义“反革命”（即打而未成真的）之后，真的在双五之年（五十五岁）被国家安全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即旧刑法的“反革命煽动宣传罪”）关进了准监狱----看守所。
在看守所监室夜阑人静的时候，我历数人生的屡屡坎坷，咀嚼人生的艰辛苦涩，自然又想起了自己的这个神话故事，不情愿地（因为我从来不相信迷信）默问：“难道在冥冥之中真的存在着什么命运之神吗？”

什么是命运？命运到底是什么？
千百年来，千千万万的人们无休无止地追索这个问题。当一切艰辛磨难难以排解，或一切福祉欣幸不能理解时，人们就总是将它们归结为命运，“这就是命呀！”在看守所里，命运更是在押人员常议论的重要话题。
命运呀，你的真谛到底在何方？怎样才能破解你的奥秘呢？
有人说，命运是上天的安排。生死有命，贫富在天，命中只有九升，就会有一斗--——这当然是神秘的唯心主义天命论，其典型代表是孔丘。
又有人说：“命运就是环境”。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命运。如南北朝时代的范缜所言，人们之间本来并无贫富贵贱之分，如同一棵树上的花瓣，同时随风飘落，有的落到白玉床上，有的落入粪坑，于是境遇结果截然不同。--——这是机械唯物论。人们确实是环境的产物，确实不能超出现实环境去追求广大的目标，这就是“天定胜人”。但人又能在积极适应环境的同时，主动地改造环境，创造更适合生存的环境，这就是“人定胜天”。完全听命于环境的摆布是被动论。
又有人说：“命运就是机遇”。一切都巧了，一切都是巧遇，一切都是缘份。这个巧字缘字隐寓着人们太多的无奈。--——这是诡辩论。一切事物都是有条件的，有因果关系的，没有条件的巧缘是不存在的。必然存在于偶然之中，偶然之中也包含着必然。不过这种必偶关系往往并非一目了然的，因此也就有了盲目性的神秘感。
还有人说：“命运就是选择”。在人生三岔路口上，你选择了哪条路口，你也就选择了哪样的命运。--——这种说法中含有较多的合理性，往往一念之差，终生之误。
于是，我就将这些含有不同程度合理性的解秘处方综合为一个公式：

命运=环境+机遇+选择

但紧接着而来的便出现了一个“为什么”？（人类发展之路就是一串长长的永无尽头的“为什么”？）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和机遇的情况下，以致于在相同的立场和世界观的情况下，人们会有不同的选择呢？为什么这个人这样选择而别的人不这样选择呢？为什么这个人这样选择而不那样选择呢？我冥思苦想多年，终于发现在这里面起“搬道岔”关键作用的因素是人的性格。有什么样的性格，就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所以，命运的公式还可以改写成：

命运=环境+机遇+性格
（注：因为知识面狭窄，直到这部《足迹》白皮书初稿脱稿半年后，我才从一个在押的大学生的口中知道，原来萨特早就说过“性格就是命运”。）

但什么是性格？性格又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又是“为什么”）人们会有千差万别的性格？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更没有两个相同的性格。我曾归结为：性格是人生的结晶，它是以往人生道路的凝结，又是现实人生道路的基础，又是将来人生道路的预示。但这种诠释仍然没有回答“为什么”，只是告诉了“是什么”。它固然涵盖了人的社会属性和实践性，但是同样的阶级，同样的成长道路，甚至同样的经历，却为什么不能形成性格同一化呢？就是马克思与恩格斯那样和谐如一人，却也有着相去甚远的性格呢？那么，每个人的独特的性格又是来自何处呢？——--“天生的”。有人极干脆地如此断言。林彪就说：“我的脑袋特别灵，爹妈给的。”但是龙生九子，九子九性。即使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的性格也往往迥然不同，即如我自己的兄弟姐妹来说，就是各不相同，相去差别很大，许多亲戚朋友说：“你们兄弟姐妹简直就不像是一个娘生的。”更奇异的是，绝大多数人一生中尽管遇到各种祸福坎顺，而从小的性格都基本上不变或变化不大。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难道要归结于现代人种学说的基因说吗？
此外，性格与世界观（阶级立场）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世界观（政治立场）对人们进行选择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多数情况下具有决定作用。但世界观和阶级立场都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无影无形的东西。谁人见过世界观是什么样子？谁人见过阶级立场是什么样子？活动在人们面前的都是活生生的性格各异鲜明的人物，正是这些极不相同的社会实际活动，才反映出各个人物的立场和世界观。抽象寓含在具体之中。而具体则是庞杂纷繁的，为什么人们具体的性格会如此多样化呢？
现实理论界有一种极新颖的见解，认为宇宙中确有“上帝”，这个上帝就是比地球人智商高千百倍的外星人，认为人有独立存在的灵魂。认为地球人并不是从猿进化而来的，而是外星人与非洲黑猿交配而产生的，人是外星人——--“上帝”的试验品。认为人的生命是由两种形态组成，由肉体形态的生命和灵魂形态的生命共同组成的。灵魂是在人出生前几分钟才由“上帝”注入母胎的，就是所谓的吹了一口“仙气”。而每个胎儿注入的灵魂信息各不相同，因而人出生后便有各不相同的行为方式--——性格。“上帝”创造人类的试验目的，是要借人的肉体为截体使外星人的灵魂升华到更高的层次。人类始终直至今日今时都处于“上帝”外星人的监控之下。在这种见地中，外星人与地球人之间的关系，就象地球人与野猪的关系（这种见地很像后来的**功的说教）。这种见地如真能确立，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达尔文主义，什么摩尔根遗传学，都要被这一口“仙气”轻轻地就可以吹掉了。这种见解连创立者本人都认为是极可怕的，因为它提出一个极可怕的问题：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人类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这种见解还远远没有得到科学的证明，但又据说灵魂得到了某些方面的证实，甚至能测出灵魂的质量，这种见解具有极强烈的挑战性。
这又回到了唯物与唯心，有神与无神这个争论了几千年的古老话题上来了。——--人到底是怎么来的？人到底为什么活着？一切问题仿佛又回到了它的原处。难怪有人说，人生就是一串串的圆圈，几十年，几百年一个轮回，转了一大圈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初始点。但辩证法说，圆圈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式地上升的，因而辩证法是积极的、革命的。尽管对人类的起源提出了这样严重的疑问，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具体历史发展的解释仍是可信服的。（人们是以经过科学验证了的理论为指导，而不能为一种猜测而放弃生活。）我所追索的只是具体社会生活中的实际疑难问题，至于那些缥缈的猜测是我无力也无兴趣探索的。
几十年中，我无数次地探究命运这个问题，探究它的奥秘，有时得出较为明晰的解答，甚至仿佛豁然开朗，但又常常陷入迷惘，过一段时间又明晰了，但过一段时间又糊涂了。可以说，这几十年的人生思索，就是在迷惘--清晰--新的迷惘--新的明晰--更新的迷惘--更新的清晰……之间来回摇动着，至今未“功德圆满”，有个使自己满意的破解。但是这只人生“探索号”航船什么时候才能摇到彼岸的“外婆家”呢？这只使用多次的探索号“旧船”能否在远古与今世，现实与彼岸之间永远来回摆渡呢？
孔子说他“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我已过双五之年，几年花甲，却仍然不懂天命，反而常常陷入困沌，对许多论调听着不顺耳，照此下去，恐怕即使到了古稀之年，也难修行到孔圣人那种从心所欲的潇洒飘逸的风度了。郑板桥说“难得糊涂”，我觉得还是“难得明白”，因为不明白，才不得不糊涂，我主张积极人生，而不赞成游戏人生，更鄙视糊涂人生。人生总共几十年，怎么可以游戏玩耍、糊糊涂涂呢？一种童贞的执拗与一种童稚的浪漫---即童贞的执着与童稚的执着，极精巧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体，如影随形地追逐着我的人生。正是这种永远不老的童贞和童稚的性格铺就了我的人生道路，描绘出我的人生轨迹，浸透于我的每个脚印之中，壮心不已，童心不灭，这可能就是我的人生道路之诠解。在监室里，许多在押人员说我是“老小孩”、“老顽童”，这使我很欣慰。

我无力解答“人类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古老的新问题，也无意探究自己的神话故事与人生实际之间是否真的存在冥冥幽秘的关系，也来不及细致描述我的童贞童稚的性格到底是怎样形成成的，只知道它在人生砺炼中越发鲜明，越发坚固。
本白皮书要探究的主要课题是：
这种性格是怎样将我一生一步引向地狱的。

路漫漫兮其修远，
吾将上下而求索。

（待续）

毛继东

第二章
童年时代的苦甜
（破解阶级观）

题记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引自毛泽东《实践论》

一　慈禧太后的竹杆决定了我的命运大势

据爸爸说，在我爷爷的爷爷（即我的老老太爷--太曾祖父）王思德的年代，我家是很殷坏摹５笔弊搴沤小傲?咸谩保?罄捶治??ВㄖΓ?-东六合堂、北六合堂、南六合堂，我爷爷这支是南六合堂。老老太爷和他的弟弟在京城开有一家珠宝玉器铺，专做皇宫和朝臣的珠宝玉器买卖。每天早朝前，朝官们要提前到东西朝房聚齐歇息候朝。这时，我的两位老老太爷就在朝官们之间走动，向朝官们兜售珠宝玉器古玩。为了能进皇宫，两位老老太爷也被赏赐穿朝服，但没有官职（爸爸说其实是花钱捐的）。因此，在家乡有“大大人”、“二大人”的绰号。老老太爷与慈禧的贴身太监李莲英很熟稔，并与李莲英手下一个管珠宝玉器的太监结拜金兰成为盟兄弟。有一次，李莲英传旨，命这个太监准备好一只大朝珠，说第二天太后老佛爷梳头时要用，这个太监让我老老太爷（“大大人”）提前准备好朝珠候旨，第二天早朝时送进宫来，老老太爷满口应承。但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第二天早晨老老太爷把这件事给忘了，忘了进宫送珠之事。李莲英梳头前向那个太监要朝珠，那个太监赶紧到朝房找我的老老太爷。但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急得这个太监满头掉大汗珠子，我的老老太爷始终没有进宫。老佛爷龙颜大怒，下旨用灌铅的竹杆将那个太监活活打死。这个可怜的太监临死前呼天抢地嚎啕：“王思德啊王思德，你可坑苦了我啦！”等到老老太爷忽然想起朝珠之事，急忙坐马车赶进宫时，那个太监早已一命呜呼了！老老太爷仰天长号：“我做了缺德事啦，天要报应的！”从此，朝臣们也不也再买我老老太爷的珠宝玉器古玩了，主要财路断失了，老老太爷对店里的生意也不再关心，尽意挥霍，家业的败象渐渐现露出来了。
常言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据说，当时老老太爷的店里有两件玉器是稀世珍宝，价值连城。一件是汉白玉的白菜上有只翡翠绿蝈蝈，白帮绿叶绿蝈蝈，玲珑剔透，更奇的是，白菜和蝈蝈的颜色能随天气的阴晴而变色，阴雨前白菜叶上竟能凝出水珠来。另一件也是翡翠的切开的半个小西瓜，绿皮黑籽红瓤，浆汁欲滴，秀色可餐。有一天，老老太爷出去打麻将，店里只有看店老头一个人守店（他也是我村同家族人）。这时来了一位客人，点明要看那两件稀世玉器，说要为德国朋友买玉器。那两件玉器装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外面用丝绸布包着，放在墙上的灯窑里藏着，看店老头从灯窑里取出宝盒打开给客人观看。（按店规，只有一个人守店时，不准将这两件玉器拿出来给客人看。）客人对玉器赞口不绝，用手把玩一阵后询问了价钱，说回去商量一下再来买，又让看店老头当面将两件玉器包好放入宝盒就告辞了。看店老头将宝盒包好又放回灯窑，一个人揣着手坐着闲呆着。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心血来潮，急忙从灯窑里取出宝盒，打开一看：“天啊！”宝盒里已空人如也！当时就吓得目瞪口呆。看店老头急忙赶紧跑到老老太爷打麻将的地方报急：“大大人，坏了大事了，我把玉器丢了！”老老太爷闻听，用拳头猛砸了一下大腿，大吼一声：“嗨！”却一言不发，仍旧继续打牌，看店老头直勾勾地瞪着大眼等候发落，但老老太爷依然一言不发地打牌。不知什么时候，看店老头转身走了。等到老老太爷觉得有点不对劲，赶回店时，那个看店老头已悬梁上吊赴黄泉了。老老太爷又仰天长叹：“我又做了一件损事！”他发狠地说：“天报应！这个店该败了，什么也不给儿孙们留了。”此后，老老太爷给看店老头双棺吹打大发丧，从京城抬回家乡--——当时是直棣省武清县。从此，老老太爷越发挥霍无度，家业很快就败落了。到我老太爷（曾祖父）时，我家一支--——南六合堂便只剩下几十亩地。而到了我爷爷的年代，一家十来口人更只剩下二十几亩地。前后不过三十年，便从大地主一落千丈跌至为中农的境况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假如不是老老太爷误了进宫送珠之事，假如不是老佛爷大怒下旨打死那个太监，又假如不是那个窃贼行窃，到我爸爸的年代，我家一定是富甲一方的大豪绅，土改时一定会被打倒而划为地主成分。我爸爸就会成为被专政对象，而我也就成了地主子弟，我的整个人生命运也就会是另一种写法了。想不到老佛爷的竹杆竟然决定了我的终生命运大势，这就是社会环境对命运起主要决定作用的意义。阶级地位是一个人命运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每个人的命运都打着深深的阶级烙印。就整个社会来说，阶级命运是每个具体人的命运的根本走向，也就是说，命运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阶级性。尤其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久的年代，阶级出身几乎完全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终生命运。
这种注重阶级出身的阶级成分政策，在那个年代有着极为必然的历史合理性。几千年来，贫苦的劳动阶级饱受剥削压迫，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在初期是不可能施什么“仁政”的。几千年积聚起来的仇恨必然要爆发为怒火，倾泻到当时代承继祖业的剥削分子身上，而且不可避免地波及他们的家庭和子孙。当时代（如我国解放初期）剥削阶级家庭的人们要为祖辈历代剥削阶级的罪愆还债，承担惩罚，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报应现象。这种阶级报应固然有其现实的不合性成分，一人做事一人当，为什么要求父债子还，爷债孙还，累九九族呢？但其中的历史合理性还是远远多于其现实不合理性。任何时代都必然有一部分人成为历史斗争的牺牲者，哪个庙里都有屈死鬼。致于厄运到底恰好降临到谁的头上，那要由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历史积累未决定。法国大革命初期，革命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就曾对封建特权贵族阶级进行血腥的阶级报复，断头台上鲜血淋漓。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描写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历史上每次农民起义中也都有这种情况，严厉地打击地主豪绅。因之农民起义失败后，又有地主阶级的更凶残的反攻倒算，农民流了更多的血。无产阶级掌权初期的阶级报应，还因为刚刚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不甘失败而进行复辟活动，甚至进行反革命阶级报复，无产阶级不得不进行反击镇压。我国土政时期就出现过此类事情，反动地主残害贫农团和干部，因之导致镇压反革命运动。那么在一段时期内强调阶级出身问题，也就是无可非议的了。比如文化水平问题，如果不强调阶级出身，那么当时最容易进入政权机构的必然是原来掌握文化知识比较多的剥削阶级出身的人们，而不会是大老粗。这些剥削阶级出身的文化人，必然不会自觉地，甚至不愿执行无产阶级政策，政权会在很短时间内改变性质。所以，在建国初期在教育战线招收学生时强调家庭出身，大力培养工农出身的子女，是必不可少的政策。这样，许多剥削家庭出身的学生，便失去了深造的机会，成为时代的牺牲者。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它不像奴隶阶级、农民阶级那样有狭隘的局限性，更不像新兴地主阶级、新兴资产阶级那样有过分的报复性。所以，在土改初期，我党及时纠正了过分的阶级报复现象，比如对当时东北地区、华北地区个别地方的“热血斗争”----将地主家庭赶尽杀绝扫地出门的倾向。后来又强调全面贯彻党的阶级政策----重视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诚然，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有偏重过分强调出身的问题，因而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前途受到影响。也因此，一些剥削阶级出身的人们对党的阶级政策耿耿于怀。他们过分看重了个人的损失，没有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的遭遇，过分指摘贯彻阶级政策中的失误偏差方面，甚至彻底否定党的阶级政策。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兴起一股声讨党的阶级政策之风，罪状是极“左”。我是坚决反对这股翻历史大案之风的。这股翻案风实际是为某些剥削阶级出身的人被推入历史泥坑创造条件，终有一天会受到惩罚的。
就我本人观察，最积极拥护八十年代初倒退复辟路线的人，多数是原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文革中被当做走资派受过冲击的人及其子女，这不能不令人忧虑和深思，阶级烙印问题再次被提到社会生活上来。但是话要来回说，有人会说：“事情没有轮到你的头上，站着说话不腰疼。假如你真的也成为‘地主崽仔’，在自己背负历史阶级报应后果时，是否也还能这样通达大度呢？”----我不敢这样保证，因为我不是圣人，也不是宗教徒。我记的小时候，有一次我随大哥去外村一个井去挑水，外村的人问我是谁家的孩子，我说我爸爸叫王植槐，外村的人摇头作不知状。我忽然灵机一动，说我的老老太爷是“大大人”（因为我听爸爸讲过老太爷丢失宝贝的事），于是外村人就惊羡地说：“豁，大大人，二大人，那可是出了名的。”我当时以此为荣耀得很。在那个年龄段上，我还根本不懂得什么贫富阶级之分。既至到上学知道贫富两家人后，才对过去的荣耀感惭然不已。----我这样哪像个圣人呀？我对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总有一种同情的恻隐之心，我青少年时代的朋友中就有一些地富子女，而且至今仍是好朋友。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祖上也是大地主，如果不是老老太爷荒唐人生，我的命运会与他们一样；另一方面是参加革命后学习了马列毛理论和党的阶级政策，认为对他们应有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团结他们共同进步。
正确处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子女问题，是一项极重要的政策。因为它是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还是制造对立面的大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固。过去各个历史时期中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应该仔细研究。包括文革初期歧视“黑五类”及改革初期摘帽“一风吹”两种倾向，也包括怎样正确处理现时代新生资产阶级----暴发户和官僚贵族家庭的子女问题。在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中，我探讨了这个问题，在本白皮书中，我还将多次涉及这个问题。
往后家庭内部剧变，对我的人生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　穷人的孩子泪水泡大

我爸爸有弟兄四人，他行三。大伯父、四叔英年早逝。我爸爸只读过三年书，年轻时在本家北院三爷的西安布店当学徒。后来因家里地没人种，他回家种地。除自家的十几亩地外，还租了别人几亩地，他一个人操持二十亩地，是很辛苦的。我妈妈除了做全家人的饭，还要帮爸爸种地。那时候由爷爷当家，收了粮食全由爷爷掌管，爸爸一年到头也落不下几个钱。最艰难的时候，爸爸在夏天只有一条单裤。需要洗裤子时，中午脱下来躺在炕上盖上被子，我妈妈赶紧洗了晾上，响午干了再穿上。要是挂了口子，只好到晚上才能缝。我二伯父有文化，在西安布店当记帐员，收入较高。我的先二娘去世后，二伯父又续了一房，这位新二娘的娘家是大地主，爷爷奶奶嫌贫爱富，亲生的两个儿子摆不平。我爸爸的牌气随我爷爷也很暴烈，但有气从不敢向自己的父母撒，全撒向我妈妈。妈妈成了受气包，爸爸说打就打，我的亲姥姥家很穷，孩子多，姥爷早逝，亲姥姥将我妈妈过继给她堂嫂，我的继姥姥家是中等人家，没儿没女，妈妈从小受宠爱，不想到了婆婆家却受气。
在那个年代家家都是多生，而且越穷越生，穷生穷生嘛。妈妈一共生了十来个孩子，但多数早夭，只乘下三子一女。我与现在的大哥之间相差十一岁，中间死了五个孩子。我的大姐、二姐据说长得都挺好看，大姐被爸爸用板凳打成罗锅。大姐十二岁，二姐九岁那一年，小姐妹双双出疹子，本来已经好了，有一天我妈妈在院里洗麦子，晾干后去磨面。病刚好的大姐二姐在房檐下玩耍，不料被房檐下刮下来的风吹着了，又犯了病，前后三天，小姐俩一起死了，妈妈心疼地哭成了泪人。我大哥小时候也很聪明，上学时常常考前几名，但后来因家里不和常常吵架，被爸爸打成了闷人，成天少言寡语。妈妈因经常受气，多次想死。我大哥吓得成天两眼不错珠地盯住妈妈，形影不离。有几次，妈妈要扎井，大哥死死抱住妈妈的腿，揪着裤角哭着喊着不撒手，才哭软了妈妈离开井台。妈妈想过好多种死法，想用剪子，用绳子。吓得哥哥把剪子绳子都藏起来，妈妈做活找不到剪刀，爸爸干活又找不到绳子。有一次，妈妈下了狠心寻死，回娘家时偷偷买子大烟土（鸦片），准备回婆家后吞大烟土毒死。不想临行前，姥姥打点包裹时发现了大烟土。妈妈瞒不住了，娘俩抱头痛哭。姥姥劝妈妈忍着：“闺女，这就是命呀！熬吧，多年的大道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孩子慢慢长大了，就有指望了。”在那个年代，多数穷人家的媳妇都是这种命运，终年以泪洗面。妈妈好多次对我说：“我哭的泪水能有一大缸，我受得罪死后都能写祭文。”每次听妈妈流着泪哭诉她年轻时的辛酸事时，我都禁不住陪着妈妈涕泣。我从小立下誓愿，长大后一定好好孝顺妈妈，让她享福。可惜，直到八0年她去世时，我也没有兑现许下的心愿孝敬她老人家。
一九四七年阴历四月初六，三弟出生。弟弟刚出生九天那天，奶奶就因她的帽子找不见了，硬说是我妈妈偷了她帽子，而与我妈妈生气吵架，撺掇我爷爷将我们全家赶出家门。爸爸一气之下提出与爷爷分家，在那个年代，这是大不孝的忤逆行径。请来了亲戚朋友做中人分家。分给我家几亩地，房子一间没给，粮食只给了二斗高梁一斗小米。没房住怎么办？爸爸去求东院五爷，借住他家的辗房和牲口棚。爸爸借来一辆小驴车，扶妈妈上了车，妈妈用小被包着刚出生十二天的小弟弟，大哥拉着我的手，一家人五口几乎是光着身子被赶出了爷爷家。那年代妇女得产后风死的很多，俗称月子病，妇女在月子里是不能受风的。实际上是二娘把我奶奶的帽子藏起来了，故意在背后挑唆奶奶找茬吵架赶走我们一家。
妈妈又气又吓断了奶水，三弟从月科里出来就喝棒面粥（玉米面粥）长大的，后来又吃棒子饽饽。追忆我最初的人生，至今能回想起来的最早的一件事，就是嚼饽饽喂三弟。我清晰地记得，十来个月的三弟身子很弱扶着炕桌边站着，张着小嘴等我喂他。我嚼好饽饽，吐在手上，又放进三弟嘴里。有时干脆对嘴象燕子喂食一样嘴对嘴地喂他。我稍懂事后，妈妈对我说：“分了家，日子虽说还苦，可是不受人家气了，你爸爸又租了十亩地，日子总算将就凑合将就了。”

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我爸爸那时的家族已发生了内部阶级分化。妈妈对我说：“我和你爸爸两口子纯粹就是给他们（指爷爷和奶奶和二娘家）扛长活的，干得最累，吃得最赖，一年到头也得不到几个子儿（钱）。我和你爸爸收的粮食供全家吃用，你二大爷（二伯父）挣的钱却存起来，不给咱们一文一分。一家人却分两样饭，分两个灶，他们吃好的，咱们吃次的，做完了他们的饭才做咱们的饭，米面菜都由你奶奶把住。你二娘一年到头横草不捏竖草不拿，还成天挑事欺负我，不就仗着他家是大地主吗？”正是妈妈的泪水，给我上了最初的阶级教育课，人们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此话确实不假。就是在这种拉家常叙往事的唠嗑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父母的阶级意识、思想感情、善恶取向悄然地也自然而然地灌输到了子女的心灵中去了。----这就是所谓的阶级烙印，阶级影响。谁能超脱逃逸这种烙印的影响呢？你总不能生下来脱离父母进入真空呀，家庭出身的影响作用是强烈的。有些人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这只能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条件。所以，劳动阶级出身在的父母要自觉地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自己的子女，剥削阶级出身的父母要自觉地抑制自己原来接受的剥削阶级思想影响，警惕剥削阶级意识通过自己去感染后代。----我现在这些说道，在当今时代，一定会有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认为是极左的僵化的老教条，臭大粪。但我却坚持不渝，绝不放弃。有些人不是特别反感阶级斗争，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 吗？那就应该从绝对减少无产阶级敌人的人数数量工作上作起，一方面杜绝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滋生，另一方面做好剥削阶级出身子女（也包括当代新生的新官僚贵族阶级暴发户----大资产阶级的子女）的转化工作，不将他们引上，也不将他们逼上反对无产阶级的道路。不将他们引上邪路的主要责任在其父母，不将他们逼反则在于全面正确贯彻党的阶级政策。敌人的具体人数数量抑制到尽量少的程度，其进行反动的阶级斗争的力量就会大大减弱，不容易形成大气势。这样，无产阶级在压制阶级敌人时就可以使用比较从容的方式，阶级斗争的形势就比较缓和，不致于总是保持紧张状态。----在本部白皮书中，我还将多次议论这个问题，必须从反修防修反复辟、巩固政权，最终解放人类的高度和胸怀来解释和处理这个问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7 22:43:23编辑过]

毛继东

三　两种军队给予我两种感受

（一）蒋匪军残害我爸爸

我能追忆起来的第二件最早的事情，是爸爸遭受蒋匪军酷刑摧残之事。一九四八年春，爸爸做广货生意（即针线类的小买卖）。有一天，他骑自行车去杨村镇（解放后成为县城）去卖货。因为他干练利索，又戴近视眼戴眼镜（那个年代戴眼镜的很少），被国民党军队巡逻队怀疑是解放军的探子（侦察员），他们把我爸爸抓去审问，（当时我的家乡还是国民党统治区）蒋军审讯的军官司突然喊了一声“立正”！我爸爸年轻时学过武术，听到“立正”的喊声，便很自然地将两只脚后跟并在一起。那个蒋军军官得意万分地说：“你不是八路的探子，怎么懂得立正？”无论我爸爸怎么解释也不中用，他们把我爸爸吊起来，用粗麻绳蘸凉水抽打，打得皮开肉绽。又扎老虎凳，用大板子打屁股，又将四肢拴住吊起来，他们说这是“旱鸭子凫水”，又用子弹头磨肋骨，用手榴弹磨脚踝子骨，用烟头烫身子……一连气折磨了好几天，爸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他们决定把我爸爸装进麻袋扔到大运河里淹死。当时已是平津战役前夕，我军已从外围紧缩包围圈，蒋军惶惶不可终日，经常换防。就在他们要淹死我爸爸那天夜里，突然换防，扔下我爸爸不管了。天亮后，好心的房东大娘解开麻袋口绳子，救出我爸爸，说：“快回家烧平安纸吧，多险须呀，差点就没命啦！”我爸爸对房东大娘千恩万谢，然后推着自行车回家，实际上他是靠在自行车把上，一瘸一拐地往家捱，半道上碰到一辆大车求人家送回家，一进院把我妈妈吓了个半死。爸爸浑身上下伤痕累累，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爸爸趴在炕上，屁股两边各有一块碗口大的紫血包，两边肋骨通红通红，后背上布满一条条血道子，爸爸说是用枪探子（枪条）抽的。妈妈哭得泣不成声，用碗盛着药水往爸爸身上抹药水，爸爸疼得直叫。当时，我并不知道爸爸为什么受了这么大的罪，后来稍大了才知道原委。半年后爸爸才康复，那时把国民党军队叫“国军”，我却恨死了“国军”。

（二）蒋匪覆灭前作孽

四八年冬天奇冷，我没有棉鞋穿，两脚得了冻疮，两脚步趾跟烂成了坑，化出了脓水，至今还留有疤痕印。白天疼痛难忍，夜里暖和过来又奇痒难捱，弟弟的两只小手面也冻成了小馒头。
当时，平津战役已开始。蒋匪军首先驻进我村，我家西间厢房住了一班国民党兵。他们把全村街道及村外都挖了战壕，把各家各户的门板都摘去铺战壕用，我家的门框上有根粗铁链连在门上，我亲眼看见一个国民党兵用老虎钳子（卡丝钳子）拧了半天没有拧开铁链，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他们挨家挨户从老百姓的鸡笼里抓鸡，竟然将我亲手养的一只刚下蛋的小母鸡也抓走了。他们吆五喝六地吓唬我妈妈，我妈妈一个劲求，才留下两只母鸡。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满脸胡子的国民党兵左手伸进鸡笼子抓鸡，右手拿着一把两面有锯齿的平板锯，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杀鸡怎么用平板锯？常言说：“杀鸡不用宰牛刀。”难道他们是用平板锯锯断鸡脖子？那鸡得多难受？那年，我家收了许多白菜，院西侧有一个白菜窖，他们吃菜就自己下窖去拿，比拿自家的还气势，好象老百姓欠他们似的。我看见他们的火头军把白菜帮子一层一层往下擗扔到地上，只吃菜心，我妈妈心疼地捡起好菜帮拿回家做菜吃。我还记得他们有一挺有高支架的重机枪架在院子里，这种机枪能转圈，子弹又粗又长，因为蒋军害过我爸爸，我打心眼里狠他们，看他们哪也不顺眼，我把一截高梁秫桔杆悄悄塞进他们机枪的机眼里，大哥看见了，吓得赶紧把我拉走了。
国民党兵的班长常找我爸爸说悄悄话，这个班长是个细高挑个儿，长得挺白，坐在我家炕头沿上和我爸爸一起抽旱烟袋。现在回忆是东北口音，原来他是想开小差逃跑，向我爸爸打听道路，他用一支粗杆带螺帽的黑杆钢笔向我爸爸换了两个荆条篮子和一条扁担。国民党兵开拔的那天夜里，这个班长挑着篮子装着行礼偷偷开小差了，到天亮国民党兵集合时才发一班长已开小差了，整个地炸了营，满院子乱糟糟的，一个当官的叫骂着用鞭子抽打士兵。
他们撤走后，我才敢出去玩。村里村外到处是战壕，有的战壕用玉米秫桔铺着，我一蹦没跳过去掉进战壕里，爬了半天才爬出来。在一家碾房的拐角我捡到三粒铜壳的三八大盖枪的子弹拿回家，爸爸说这可不是好玩的，闹不好会炸的。他用牙咬着子弹头，硬是拧不下来弹头，把壳里的黑粒火药倒在一块砖头上，然后把划着的火柴（当时叫洋火）往火药堆上一扔，“呼地”一声着起一个大火球，我先吓了一跳，继而又高兴地拍巴掌跳起来，连叫“好玩好玩”。蒋军走后，村里各家各户找自家的门板，人们都骂他们是“瘟神”、“遭殃军”。

（三）“八路叔叔”教我唱《东方红》

蒋军撤走后不久，另一支军队进了村，这就是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老百姓还是习惯地叫他们八路军、老八路。他们高唱着军歌走进村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他们一进村，就给乡亲们一个好感，军容整齐，军纪严明。当天他们就发动群众一起填平了蒋军留下的战壕，有一班解放军住进我家西间--就是原来蒋军住的那一间。一进院放下背包就清扫院子，把我家的水缸挑满水。他们说话和蔼可亲，对我妈妈总是大嫂长大嫂短的，叫我和弟弟是“小鬼”，争着抱弟弟亲热地逗笑。班长是个刚二十出头岁的小伙子，中等个，胖乎乎的，却老成稳重，说话慢声细语，有些腼腆像个大姑娘.他们将从战场上缴获来的美国饼干送给我和弟弟,这种饼干盒是用厚硬的牛皮纸做的，立长方形状，外面有一层绿色装璜纸。最使我终生没齿难忘的，是他们治好了我和弟弟的冻疮。班长把也是缴获来的冻疮膏亲自抹在我的冻脚上，刚抹上的时候，有一股凉丝丝的感觉。冻疮膏的盒是扁圆形的，有现在圆印油盒那么大，也是硬牛皮纸做的，冻疮膏是硬油脂状，发暗黄色，班长说叫凡士林。抹上几天就开始见效了，弟弟的冻手也治好了。妈妈对班长千恩万谢直作揖，班长却笑嘻嘻地说：“这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送来的，军民一家人嘛，不用谢（卸）了，套着拉吧。”这后半句中的“卸”字是“谢”字的谐音，是刚从我们当地学的一句客气玩笑话。班长将这盒冻疮膏送给了妈妈，一直用了好几年。他们的炊事员买我家的白菜有大杆称抬着称，爸爸不要钱，炊事员硬是把钱塞到爸爸的口袋里。他们吃菜特别爱惜，连菜帮也很少扔，刷锅水中捞出的剩饭菜也送到我家鸡食槽喂鸡，和国民党相比，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晚上没事的时候，八路叔叔们就到我家坐在炕上和我爸爸拉闲磕，还教我和弟弟唱歌，我学会的第一支歌就是《东方红》、还有《军歌》、《军队和老百姓》、《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民党一团糟》、《国民党特务多如毛》等等。《军歌》中的“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起初我以为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我说：“你们就像天上的太阳。”叔叔说：“不对，不是像太阳，而是向太阳，脸向着太阳，心向着太阳。太阳就是毛主席，太阳就是共产党。”我和弟弟坐在窗台上，翻来复去唱这些歌，我唱得好，叔叔们总是奖给我饼干。弟弟小口齿不清，总是把“军民一家人”唱成“军民一家亲”，我怎么教他也改不过来，气得我敲他的脑袋。叔叔笑喝喝地说：“一家人，一家亲，一个样。”我最喜欢唱的是《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名字，这个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影响了整个国际共运的历史，改变了整个中国面貌和中国人民生活，也决定了我一生道路的伟大名字，就是从这支歌中第一次听到的。可以说，《东方红》是我的生命摇篮曲。
这支部队出发上前线的那天早晨，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欢送。妈妈把煮好的鸡蛋送给班长，班长说啥也不要。我悄悄将两个鸡蛋放进他的口袋里。我拉着班长的手舍不得让他走。班长用两只手掌心爱抚地揉我的脸蛋，赞许地说：“小鬼真精，什么歌一教就会。”临走时，他用两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脸蛋，走出去好远还回过身向我摇手。时至今日，他掌心中的温暖仍然融留在我的心田。（五十二年之后，当我在看守所监室的黎明晨曦中值班写到此处时，仍然禁不住热泪涌眶稣然而下。----记于二000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四时半。）
不久，我村南面天津卫方向就打起大仗，叮叮咣咣响了一夜，窗户上的毛头纸有时被震得“咕咚咕咚地”响。村里人们都趴到炕沿的地上，其实我们村附近并没有战事。我还记的，有时看到遥远的南方天空一阵阵炮声中的一片片红光。爸爸趴在地上说：“打大仗了，国民党完蛋了。”我们村有个叫王之泽的，是乡村医生，与我爸爸关系不错。他在天津做过事，部队出发时请他当向导。他领着部队到了前线，首长对他说：“前面就是火线了，你留在这危险，回去吧。谢谢老乡。”首长还送给他三块大洋，王之泽因此成了我们村的功臣。（二十年后文革运动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人想整王之泽的历史问题。我爸爸仗义直言：“王之泽在解放天津时给部队领队有功，不能整他。”王之泽因此躲过一难。----这是后话。）长大后我才知道，这就是平津战役中的天津攻坚战，歼灭了国民党陈长捷军队十三万人。

（四）“长大我也要当解放军！”

天津战役后，又有部队进驻我村，而且住了很长时间。这次没有部队住进我家，但也常有部队人员来我买卖针线物品。军队和老百姓真的亲如鱼水一般水乳交融，部队闷大米饭，常常邀请老乡亲们去吃，我就去吃过一次呢，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吃大米饭。
有一天，有个大首长模样的的干部来我家买线，他拿着钱与军装的颜色比较看是否合适。他带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小警卫员，小警卫员聪明干练，背着一支带皮套的驳壳枪。他和我又说又笑，还送给我一个玻璃球。我抚摸着他的枪穗子细皮条，望着他英俊的脸庞，他的眼睛里闪动着英武的神气，我心里羡慕极了。忽然间，在我幼小的心底悠然萌发出一生的心愿：“长大我也要当解放军！”从此，我的心愫就与解放军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十五年后，我真的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人的一生中，有一些奇妙的场合会启发出能影响后来一生的心愿理想，多少年后回想起这些场合，仍然其暖融融，其情切切。人生是最美好的，而这些奇妙的场合更美好。人生啊，多一些这样的场合该多好啊！
我还记得第一次看电影时的情形，当时天气还很冷，部队在村东漫野地里放演电影，让老乡们坐在中间，部队坐在两边。大哥领我去看电影，我坐在大哥的腿上。电影叫什么名字，至今也不知道。我只清楚地记得一个镜头，是一个人的面部特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长着山羊胡子，坚强地扬着下巴，戴着一顶有檐的帽子，面部表情极为生动。----长大以后才知道此人就是列宁。现在可以肯定那一定是部苏联的影片了。片中内容有打仗的情节，大哥怕我害怕，将我的帽檐拉下来捂眼，我又推上去看打仗。
什么叫阶级？什么叫党？什么叫革命？我是从这两支性质截然相反，给我的感受也截然相反的军队身上得到最初感觉的。我就是跟着这个感觉，走上了人生大道。

四 共和国成立之夜我在她的怀抱中安然酣睡

永远铭记在心扉的是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当时，我并不懂得什么叫建国，只听大人们说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全村的驻军和老百姓都集合到小学校的大操场上，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扭秧歌。人们跳啊、扭啊、唱啊、笑啊，人人都象喝醉了一样。人们不断地欢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部队有个文书扭得最好，名叫蔡继革（音）。他脸上化了妆，腰带上扎着一条红绸子，两端系在两手的小拇指上，扭起来活象一只彩凤凰，人们为他鼓掌喝彩。（后来他复员回到我们村，娶了我的一位远房叔伯姐姐为妻。他们结婚那天采用新式婚礼仪式，新娘披着白纱，新郎牵着新娘的手向乡亲们鞠躬行礼，很风光，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这可以说是我们村五十年代的《柳堡的故事》。----这也是后话。）
那一天，最撒欢的自然还要属我们小男孩们，简直是闹翻了天。我们在大人们的腿缝里到处钻，又蹦又跳，又叫又笑。我记得当时操场上有几棵大柳树，上面爬满了大人小孩。还有一个高梁秆秫秸垛，我大哥站在秫秸垛上，我骑在大哥的肩膀上看大人们扭秧歌。那天晚上部队又是演节目，又是演电影。我坐在最前排，可是白天尽情地撒欢玩得太乏了，坐在大哥的腿上，看到中场就睡着了。----共和国成立之夜，我就这样在她的怀抱中安然地酣睡了。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祖国新生了，人民解放了，我也步入了自己的人生。
我们这一代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恰好赶上旧中国的一个尾端，在共和国孕育的时候，我们就在胎中吸吮她的脐血，紧接着又吸吮她年轻共和国母亲的乳汁长大。我们的命运与共和国母亲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这一代人，对共和国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情愫。“祖国啊，我的母亲！”----这句诗一般的心声之歌，从我们共和国同龄人的心中咏出，内中蕴含的情愫，比其它年龄段的人们是更为深邃的。

毛继东

通向地狱的道路——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二章)


五 土改中的欢欣


（一） 又分房子又分地----我家翻身了


五一年初春，我村开始土改。那时我已七周岁了，我看到大人们用五尺杆在地里东量西量，量一块就按上几个木橛子。那些日子里，爸爸***脸上挂满了从未有过的欢欣笑容。妈妈说：“土改了，斗地主了，穷人翻身了。咱家划了贫农，东院五爷划为地主，这四间房分给咱们了，永远不用还五爷了。”爸爸每天回来，都带回一些胜利果实，前天扛回一架耠子，昨天扛回一把铁锹，今天又抱回一包衣服，往炕上一放，对妈妈说：“分的。”爸爸还说：“咱们分了五亩地。以前欠的租子也全抹了，再也没有人来催租子了。”


说到催租，那情形至今历历在目，犹如昨日。四七年春分家以后，我家租了外村一家地主的十亩地。每天秋收后，就有一个穿长袍戴礼帽的帐房先生带着人来收租子。这个帐房先生有四十来岁，瘦高挑个，象个教书先生有股书卷气。我记得土改的前一年（可能是五0年），我家专门种了一种东北的黑豆（我们家乡叫做“海豆”）。这种黑豆比当地的黄豆粒大许多，榨油或做豆腐都出数，可以多顶租子。那年秋后收租时，那个帐房先生又带着伙计来了。妈妈当着他们的面，用簸箕簸豆子，簸出里面的瘪豆粒，将好豆子放进一个大园笸箩里。收租的伙什们用一个他们带来的四方形木斗装豆子，这种斗口小肚大。装满斗之后，账房先生特意用一把木板尺沿斗檐刮下，把冒出尖的豆子刮掉以示公平，不占我家的便宜。（其时，这是做做样子。妈妈说：“他们这种斗大，口小肚大，刮去尖上的也还多装了呢。他们是大斗进小斗出，净占便宜，将来下地狱要蹲进斗里受罪呢。”）一连装了好几口袋，帐房先生拿出一把铜算盘，“劈哩啪啦”打起来，又快又灵，算盘珠乒乓作响非常清脆好听。算完后，指着算盘珠对爸爸说；“还欠……”爸爸点点头，帐房先生记在帐上，然后右手抓着算盘，轻轻一抖，“哗啪”一声响，上下两排铜算盘珠就整整齐齐排列到算盘框两边。他这一手绝活很使我眼羡不已，后来我上学后学珠算，也学他这一手，但练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练会。收租的走了以后，妈妈收拾剩下的瘪豆子，我问妈妈：“干嘛咱们总是给他们豆子？”妈妈说：“地是人家的，人家是主儿。”原来，“地----主”，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这么个意思，这就是我上的第一堂政治经济学课。


五一年初，土改前些日子快过阴历年的时候----腊月的最后几天，这个帐房先生突然又成了我家不速之客，又来催租了，往年这个时候也要来一次。爸爸象往年提前好几天到一个远房亲戚家躲债去了----就象后来演的《白毛女》中的杨白劳躲债一样。这个帐房先生住在我村一家地主家，一大早就来我家。我妈妈捂好洗脸水，低声下气地侍候他。一天三顿是烙白面饼炒鸡蛋、葱花热面汤熬鱼。----这在当时是穷人家待客的上等饭了。妈妈悄悄撕了半块烙饼夹上鸡蛋，，塞到我手里，叫我领着弟弟出去玩，不要搅扰客人。帐房先生坐在凳子上，阴沉着脸一天也不说一句话，光是不停地抽旱烟。旱烟也是我爸爸提前给他买好的，还特意给他买了一杆新烟袋。他抽烟时也很有个特色，先把烟气从咀里轻轻吁出来，又从鼻孔全部吸进去。在肚子里憋半天，再从咀里喷出来，吹成细长细长的烟柱，有两三尺远，还带着一串串园圈，园圈婀袅飘动不断变形，非常好看，仿佛是耍杂技似的，技艺高超得令人叫绝，他自己对自己的绝技也不无得意的神色。一连几天照此不误，他这次来，好象仅仅是应付差事，没有带人，也没有带帐本，也没有带他那看家本领的铜算盘，好象压根儿就没想能催回债去。一直到腊月二十九下响天擦黑前，他象终于完成了一项大任，如释重负地重重地哼出一口气，站起身，拿起礼帽，用右手中指轻巧地弹了两下帽檐，戴在头上，那神态极为潇洒优雅，又拍了拍长袍的下摆，----其实礼帽和长袍上并没有尘土，一句话也不说高抬腿迈过门坎走了。妈妈陪着笑脸将他送出院外，回屋后又手作揖长长吁了一口气，说：“老天爷，总算打发走了。”在旧社会，有个旧常例，债主家催债的人不能在债肚子家（债务人）过年，不论能否还债，到腊月二十九天黑以前，催债人必须离开债肚子家。那意思说，无论如何得让人家在家过年呀，不能让人家在外面当野鬼呀。---这也算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种“仁德”，一种“文化”吧。掌灯后，爸爸才悄无声息地猫着腰进了门，轻声问妈妈“走了吗？”妈妈“嗯”了一声。爸爸这才直起腰来长了胆似地说：“躲过去了，他们甭想再来催债了。”原来当时很快就要土改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催债了。


这个帐房先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看了歌剧《白毛女》。觉得他不像剧中的狗腿子穆仁智那么坏。我问妈妈：“他怎么和穆仁智不一样呀？”妈妈却说：“哼，不叫的狗咬人更狠，蔫嘟萝卜辣死人，穆仁智不是在戏台上吗？”长大后，我搞起文艺创作，自己也编戏写小说，才知道这叫“典型性”，叫“这一个”。再琢磨妈妈说过的话，备觉那么有意思，越嚼越有味。妈妈已去世多年了，但是我往往在无意间回想起妈妈说过的许多话，觉得颇有哲理性。我常想，妈妈这些哲理是从哪能里学来的呢？她并不识字，只知道“王”字是“三横一竖”。她大名叫王云周，我上学后才教会她写自己的名字，又教她写“毛主席”三个字，她一生中就只认识这六个字，但生活赋予她的知识是丰富的。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到：“世界上最大的是海洋，比海洋大的是天空，比天空大的是胸怀。”而最广阔、最深邃的胸怀是母亲的胸怀。



（二）目睹穷人分浮财


土改时期，有一天下午，忽然有大群乡亲从我家门外经过向东院五爷家涌去，我心奇地跑出看。原来是村贫农团领着群众去分五爷家的浮财（五爷家被划为地主）。我随着人流进了东院，五爷家是全砖瓦四合院，院中间天井有一个大荷花缸。院中间地上已堆满了从屋里搬出来的物品：衣服、被褥、桌椅、板凳、农具、家俱、座钟……有个贫农团委员喊了一声：“大家拿吧，按刚才念的单子拿自己的东西。”他话音一落，人们就一涌而上，寻找分给自己的东西，因为是本家，我爸爸没有去分五爷家的浮财。贫民团委员临走时来我家，将一把扬场用的木铣交给我爸爸，说：“这是分给你的。”但是晚上，爸爸又悄悄把木铣送回东院，回来说还有一些当家子的穷乡亲也把分的东西送回去了。----这就是封建家族观念意识在作崇。封建家族意识是千百年中形成的，有很强的历史惰性力量，农民小生产者是不易超脱它的束缚的。


我还在另一家姓诸葛的地主家看分浮财。这家是大地主，有个矮小的地主婆坐在院内地上，蓬头散发，满脸泥土，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大声百气地号啕：“这是我们祖上几辈儿积攥下起来的家业，你们拿走是作孽呀……”有个贫农团委员走过来踢了他一脚，喝斥她：“别装洋蒜耍二百五，知道世道变了吗？滚！”那个地主婆乖乖地爬起来，嘟嘟囔囔地走了。后来我上中学时语文课中有一篇《分马》，是节选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后来又看了全篇小说，对书中描写土改时分浮财情节很易理解，如临其境。


我们村叫北王平村，王姓是大户，占全村七成人口。听长辈们说，我们王家祖宗叫王朝奉，祖籍山东，在明朝末年闹饥荒，他与两个把兄弟一起去东北关外谋生----俗话说下关东。走到我们村这个地方，认为有风水，就安下来。我村西部有一片几十亩地的王家坟，不下几百座坟，老祖坟有两丈高，蔚为壮观。本家族有王家公所，专司本家族事务。我在王公所祖庙里曾看到一幅长长的王氏家谱挂在墙上，上面就有我老老太爷的名字。王公所还有成顷的公地，收入用来办本家族的公事。每年农历清明节那天是王氏家族庙会。那一天，全村王姓人家都聚到一起给祖宗烧香磕头续家谱，然后一起吃会餐。解放初期还办过几年庙会，我都随大人吃会餐，到合作化后才停止了这种活动。村里的其他姓氏家族----老任家，诸葛家也都有他们自己的家族组织。这种续家谱活动，是抹杀阶级界线的封建思想，是维持封建统治，弱化阶级斗争意识的一种有力精神工具。文革时期曾被彻底扫荡，但八、九十年代许多地方又恢复了续家谱，办族会活动，不知道为什么样的亡灵扬幡招魂？



（3） 迎接一家之主----毛主席


土改时期有一天中午，爸爸擎着一张毛主席画像回来了。一进屋就大声说：“都快出来，迎接毛主席！”妈妈、大哥、我和弟弟闻声都很快从里屋走出来。爸爸展开画像，一家人虔诚在望着毛主席，望着这位把我们一家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大恩人。妈妈欢喜地直抹眼泪，说：“看，毛主席的痦子多福泰。”爸爸将毛主席画像贴在里屋东墙的正中----一进屋就能抬头看见毛主席。画像贴好后，我们一家人，连刚刚学步的小妹，在爸爸的带领下，向毛主席画像恭恭敬敬地三鞠躬。爸爸说：“毛主席就是咱们一家之主。”过去，我家是从不敬神的，连“一家之主”灶王爷（财神爷）都不贴，爸爸说：“财神爷不保佑穷人。”妈妈说：“咱们家连毛主席一共七口人。”以后，全家人下地干活，有人问：“你们一家子都出来了，谁看家呀？”妈妈就笑着说：“毛主席给我们看家呢，他是咱们穷人的家里人。”这张画像一直贴了很多年。不管有什么人怎样企图贬诬毛主席，在中國老白姓心目中，中华上下五年毛泽东是第一人。



（四） 党的恩情永不忘


是共产党将我一家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这是明镜的历史铁帐，我们全家人从来没有忘记过土改的恩德。不然的话，我家兄弟三个，再加上小妹，那几亩地是很难养活的。又没有房子，又没有牲口，又没有文化，最后都要沦为当佃户扛长活的，这是不言而喻的明理。爸爸唱着自己编的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國，没有土改就没有新生活。”这是我们全家人对历史的认定。整个社会的环境，重大的社会政策，决定了亿万人的命运大势。所以，我从小就将新中国视为命根子，没有任何须臾动摇过。所以，在五十年后，当我被无端指控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时，我的整个心灵的魂魄都颤栗了，这是我的心理绝对无法承受的。我王土吉（毛继东）可能犯任何一种错误，但绝不会干出反党反國反社的坏事。砸烂我的骨头碾成碎未，也找不出一粒骨头渣儿上会有反党反国反社的污点！



六 登上舞台歌唱新中国


土改后不久，村里便开始了文艺宣传活动，爸爸参加了宣传队，也把我拉进去了。我的任务是说快板，爸爸给我拿来一付竹板，还有一个一尺多长的有锯齿的竹板拉子。右手打竹板，左手用拉子敲击竹板或用锯齿拉竹板，发出有节奏的音响，作为演唱的伴奏乐器。我说的快板词是《说说贫农王老三》，現在还记得开头两名：“王老三，守孤单，睡觉枕着半头砖。”内容是说，贫农王老三在旧社会很苦，孤零一人，土改时分了房子分了地又娶了媳妇，过上好日子。最后两句词是“感谢救星共产党，感谢恩人毛泽东。”当时我还很小，刚满七岁，不识字，爸爸、哥哥教我背词，有几十句长，我背得滚瓜烂熟，不打一个嘣儿，不卡一个壳。第一次演出是在村十字街口，我站在墙角的半截石碌碡上，没有化妆打脸子，叫做“白演”。村长王之善给我报节目，爸爸站在旁边给我助威。我就打起竹板演唱起来，一点也没劫场，博得一片掌声。村长高兴得直夸我：“这小子将来准有出息。”他从村里小卖铺买了一包果仁（花生米）奖给我。我高兴地抱着奖品回家，爸爸更是一脸得意神色。想不到从此我就与文艺宣传结下了不解之缘，文艺活动成为我一生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我还宣传过讲卫生、预防疾病的快板，词中有预防鼠疫、伤寒、回归热等内容，还到外村宣传过。


我还和小伙伴刘景祥、王光弼说相声。第一次上台说相声是五二年初的大年三十晚上。那一天，我们村演大戏，正戏开场前的帽戏是我和刘景祥说相声。我们俩人都扎着两个冲天小辫，抹得满脸油彩，往台上一站，活象两只小花老虎，台下一片笑声。我往下一看，“我的妈呀！”一片人海，千百双大眼小眼盯着我俩。这回心里发了慌，这一慌不要紧，把原来背熟的词忘了个精光。我们俩人两双小眼对瞪着，直立立地干戳着，台下更加哄笑起来，有人凑热闹喊：“噢，忘词喽----”楞了一会儿，我们干脆即兴编起来，两个混小子东拉西扯，居然园了场，台下报以掌声。村长乐得什么似的地直拍我的屁股，说：“这臭小子还能编词呢。”长大后，真的编起节目来，直至写小说、编电影剧本，连被指控的罪名也是煽动罪----“反革命宣传罪”。几十年中，每到一个新单位、新环境，我都是用文艺或宣传活动开头炮打开局面的。它使我受益非浅，也终因它罹难于身，真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呀。


我和景祥的帽戏演完后，正戏开场了。那天的正戏是歌剧《白毛女》，剧情正好与土改镇反相吻合。当时，我村人才济济，吹拉弹唱样样有人，刚获得解放的劳动人民充分显示出过去被压抑的艺术才华。伴演女主角的演员叫诸葛瑞云，是个俊美如仙女的姑娘，嗓音园润脆亮，一曲《北风吹》赢得台下台上掌声如潮。给她伴奏拉二胡的是她的亲弟弟，二胡拉得如诉如泣丝丝入扣。喜儿的父亲杨白劳的伴演者就是演喜儿的亲父。亲父女演亲父女，感情自然融洽非常投入。饰演地主少爷黄士仁的是位付村长，他长得白净，性情恬静，却把地主恶少纨绔子弟的好吃懒做虚伪淫邪的恶性表现得惟妙惟肖。伴演地主狗腿子穆仁智的是村小学校的韩老师，他又兼导演，他右脚有点跛，干脆就将穆仁智演成个瘸子。他把地主走狗仗势欺人奸诈狠毒的奴性兽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真恨得人咬牙切齿。他的台词“讨租讨租，要帐要帐”还没念完，台下就一片“缺德鬼”的斥骂声。我们村有个叫王洪瑞的，为人幽默滑稽，爱开玩笑，他脸上有麻子，大家就叫他“麻二大爷”。他把穆仁智的出台词改成滑稽词：“讨租讨租，尿炕尿炕”。我们小孩们都学他麻二大爷拉一根棍子装瘸子演穆智仁，表现出我们幼小心灵对地主恶霸的憎恨。《白毛女》中的穆仁智是艺术夸张型的，而现实生活中的真正的穆仁智--——比如到我家催租的帐房先生并非都是狼牙巨齿。


我爸爸在剧中演赵大叔。演戏那一天，我妈妈抱着小妹士祥站在戏台脚边看戏，娘俩指着台上的赵大叔直笑。戏台是用各家的门板搭的，后来有一次演戏时，有块门板突然脱落，把演员摔进台窘窿里去了，引起一片笑声。第二场剧中赵大叔讲完“`话说当年红軍”的故事后，剧情是吃过年饺子。当时真的从午台上场门端上两大盘冒着热气的饺子。赵大叔刚刚说完“大家吃过年饺子吧”，台上的剧中人还没有动筷子，台脚边突然响起一声稚喊：“爸爸，我吃饺子！”台上台下的人们都一愣，寻声一看，原来是我的小妹在向午台边高声呐喊，于是台上台下又一片笑声。妹妹扬着小手向台上喊爸爸，村长抓着契机随合地即兴引导，走到午台边抱过我的小妹，直接放到剧中人赵大叔身边。妹妹就和爸爸及剧中人一起吃起过年饺子，台上台下又是一片会意的笑声。此时，台上、台下、剧情、场情，已融为一体，是人演戏，还是戏演人，已分不清了。在一片欢笑声中剧中人吃完了过年饺子，艺术效果非常好。我妹妹上戏台吃饺子，成了一段趣闻，这可以说是五十年代初的台上台下的“互相参与”。（八九十年代的午台上，兴起演员----尤其是名歌星走下台直接进入观众席中间，观众也跳上午台与演员调情，称之为“互相参与”。但在我观之，许多是矫揉造作，既不符合剧情，也不符合场情。）


吃完饺子后，剧情急转直下，跌入悲怆怨愤之中。杨白劳因欠债被逼卖掉喜儿悲愤地唱卤水自尽身亡。喜儿一声痛号：“刹时间天昏地也暗，爹爹、爹爹你死得惨……”撕人心肝，裂人肺腑，台上、台下立即隧入一片唏嘘抽泣之中，戏几乎演不下去了。台上台下不时爆发出“打倒黄世仁！打倒穆仁智！打倒恶霸地主！”的吼声。常说：舞台是小社会，社会是大舞台，真是不假。革命文艺的战斗性，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表现。贴近生活，才能具有真实感，才能有艺术效果，才能做到寓教育于艺术之中。据说在老解放区上演《白毛女》时，陈强饰演黄士仁，台下一名解放军战士气恨难忍，当场给了台上的黄士仁一枪，差点要了陈强的命。革命文艺这种生活真实性的品质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我以后的所有的文艺创作中都紧紧联系生活，宣传无产阶级政治，不赞成纯艺术论。一九六八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石家庄市化工三厂，六九年春节期间，我当厂文艺宣传队队长。当时看到一本《一块银元》忆苦材料，为配合批到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我模仿《白毛女》编了一个话剧《一块银元》（又名《年关》），在六九年春节期间演出多场，也收到很好的效果，当时也是台上台下一片悲泣声。----这也是后话了。

漫卷诗书

欢迎新朋友来到听雨。自传看起来比较长，容后慢慢细读。

毛继东

通向地狱的道路——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二章4)

七 小孩子也参加了大运动
五零年底掀起抗美援朝运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麻二大爷王洪瑞又把 “美帝國主义它罪恶滔天”该成“美帝國主义它屁眼朝天”，我们小孩们也随着他唱。美帝國主义成了过街老鼠，直至今日，我对美帝國主义依旧恨之入骨，绝不相信它可以修练成什么“中国的战略伙伴”。后来号召支持抗美援朝搞捐献买飞机、大炮，家家户户都捐献，有的捐钱，有的捐物。我大哥是团员、民兵，回家动员捐献，还说小孩自愿参加。我真想捐献，可是我有什么可捐的呢？我检阅了自己的财产，只有两件东西，一付小铜钗，一尊小铜佛。这尊小铜佛有四寸高，半斤重，是一座观世音菩萨，是爸爸收废品买回来送给我的，我当成了玩具宝贝物件。我想买掉小铜佛捐献，但又舍不得。晚上睡觉放在被窝里，进行了好几天思想斗争，最后下决心卖掉它----因为我也要支援抗美援朝呀。我悄悄卖掉了小铜佛，收废品的给了我两千块钱（当时使用旧币，合现币两角钱。）我全部交给了大哥，请他交给村公所去捐献。在那年代，两千元对于一个农村孩子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哥哥回来说：“捐献薄上写上你的名字了。”当然写的是我的乳名，那时我还没上学没有大名。我非常高兴，总算对抗美援朝做了点贡献了。

五二年春，又开始“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村里又游行喊口号，爸爸给我一面小三角旗。游行时，大人喊什么，我们小孩们也跟着喊什么，至于口号内容不甚了了。游行回来后，我问爸爸：“什么叫官僚呀？”爸爸说：“官僚就是干部脱离老百姓，光说不干，光打雷不下雨。”我又不解地问：“什么叫干部呀？”爸爸说：“就是吃公家饭管公家事的人，像咱村村长王之善就是干部。”我还是追问：“那么怎么就叫官僚呀？”爸爸被问住了，过了一会儿，他自作聪明地说：“官僚嘛，就是当官的咀上长炮療了。光说不干，说得嘴上长療炮了。----嘿嘿，我这可是自己瞎掰呀（即随便说说而己）。”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为自己的创造而得意。我对爸爸的“瞎掰”一点也不懂，只是跟着傻笑。心里想咀上长療炮，那样子多难看呀。可是长大后自己当了干部，再一琢磨爸爸的“瞎掰”，还真有点道理呢。官僚主义，不就是从光话不干上开始的吗？所以，当官的们，要警惕呀，千万不要“咀上长療炮”呀！

我们这一代人从很小就介入了社会运动，就象胎儿与母体之间的脐带一样紧密。说实在的，我当时对运动本身并没有多少理解，但我在不觉之中已成为社会的人了，这对于儿童，对于社会，都是极有益的，我对此终生不悔。我们这一代人较之前一代人和当代人都成熟得早，也自立得早，这应该归功于传统的社会教育。前一代人是没有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而当代人则是丢失了受教育的机会----是社会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是“运动代”，这当然是从贬义角度说的。 “儿童时期，天真无邪，白纸一张，干吗那么早就灌输这些东西呀？”----有人这样说。我对此论掷以怫然。儿童也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且正因为是白纸一张，什么先染上就什么先入为主，以后再改变是不容易的。八、九十年代不搞“运动”了，也不搞“阶级斗争了”了，更不讲姓“资”姓“社”了，但是儿童们的头脑就是空白的吗？动画片中，老鼠成了聪明的英雄，大白狼、大灰狼成了豪杰，而猫却成了坏蛋。敌人固然没有了，却充满了崇洋迷外的思想。不过，在五、六十年代是执政者的主动教育，而现在是社会渗透（某种路线指导下的潜移默化）。上了大学，还得父母送到学校宿舍。当代中国人的儿童期惊人地成倍延长，但愿成年期和寿命也能按比例增长。可惜自然辩证法并不对被溺爱者讲优惠照顾。通过当代中日两國儿童活动自立能力的对比后，有人问：“如果将来再有一次中日战争，中國人还能打败日本吗？”这话不无挑拨性、挑衅性，但也绝不是空穴来风。毁灭下一代的最好的办法是千方百计使他们永远是小孩。不参与这种社会活动，就必然参与另一种社会活动，你能让儿童超脱于外吗？育人必须从儿童期开始，因为世界最终是属于他们的。当然，对儿童的教育，要适应儿童期的心理特点，要生动活泼，寓教于自然，不应是生硬灌输，一些政治运动的介入更应形象化，这方面过去的一些教训确实也应总结。
总之一句话，不要把孩子排斥于社会之外。



八 《地狱图》的启示

在七、八岁时，我曾目睹一张可怕的《十八地狱图》。那时，我村有一个外号叫“油滑子”的人，他是我北院三爷家的后代。他年轻时吃喝抽白面，败光了他自己的那份家产，破落得飘零一人，没人管他。按辈份，他是我的叔伯大爷。他就住在后来分给穷人的门洞里，蓬头垢面，长长的头发，长长的胡子，长长的指甲，每个指甲盖里都窝着黑泥，肮脏得令人害怕。他常常给我们小孩们讲一些鬼神孤仙的故事。有一天，他忽然在门洞外拽住我的手拉进门洞里，神神道道地说：“我告诉你，我还是你的大爷呢。我看你精豆似的，将来有成色（有出息）。我给你看个东西，可不要告诉别人。”说着，他从肮脏的裤腰子里掏出一卷画打开给我看。这张画有现在的四开报纸那么大，上面印着花花绿绿的画，还有字，但那时我还不认识字。画上的人都赤条条光着身子，有的抱住火柱子，有的蹲在斗里，有的吊在称钩子上，有的钻在磨眼里，有的钻在烟囱里，有的被小鬼用刀割舌头，有个女人骑在木马上，还有两个小鬼用锯锯一个女人……整个画面阴森恐怖，看得我毛骨悚然，后脑勺直冒凉气。这位油滑子大爷却耐心烦地挨个指着给我讲解：“这是《十八地狱图》，这上面的人都是活着时干损事，死了到阴间地狱受罪的。看，这个蹲在斗里的，是大斗进小斗出坑人的……”这个图我明白，我想起妈妈说的话，说：“我妈妈说帐房先生就是大斗进小斗出……”油滑子大爷闻听，两只惺松混浊的眼睛悠然一亮，闪出光芒，啧啧不断地夸奖我：“啧啧啧，我说你精豆嘛，一点就灵，别的孩子屁也不懂。”他指着画继续说教：“这个割舌头的是因为爱说瞎话，这个挂在称钩子上的是卖东西缺斤少两，这个抱火柱子的是不孝心父母，这个钻烟囱的是小贼，这个骑马的女人是偷汉子的娘们儿。喂，你看这个，这个娘们儿嫁了两个汉子，小鬼把她锯成两半分给两个汉子。----你以后可千万不要娶寡妇呀！这都是报应！----这张画就送给你了，好好收着。”他将画卷巴卷巴就往我手里塞，我的手象被烧着了一样急忙往后缩，藏到身后，说：“我怕，不要，不要。”我转身就往门洞外跑，他跟在后面，不放心似叮咛地喊：“小子，记住，千万别娶寡妇！”那一夜，我做了许多恶梦，惊出一身冷汗。这幅画，我到现在一闭上眼，就清晰可见。

这位油滑子大爷是个有文化的人，看得出他是一付好心劝善积德。但是这位油滑子老师教给我的是什么知识？报应吗？现时现报是不存在的。那么死后报应呢？谁人见过？我现在的认识是只相信阶级报应，不承认个人报应。但是为人做事，也要讲道德，讲革命人道主义，也是应该的。《十八地狱图》无疑是荒诞不经的迷信，但谬误的终极翻过个来，是不是就是真理呢？所谓物极必反，两极中和，无极生太极，正的无穷大与负的无穷大相等。马克思说过，最初的宗教与共产主义的出发点是相通的。区别是，共产党将解放全类为己任---彻底的普度众生，而宗教的劝善积德只是为了个人的名节。如果从儆诫人的角度看，《十八地狱图》也多少有些可取之处。那些为非作歹，贪婪成性，腐败透顶的人如果看看《十八地狱图》，想一想自己如果不悬崖勒马，惩罚是会很严厉的，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可以使他们惊出一身冷汗，有所顾忌的。唯心主义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但它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生活常青之树上的。（列宁语）我现在真有点后悔当时没有将那张《十八地狱图》接过来保存好，那样真可以使人们大开眼界。

毛继东

九 童趣种种

妈妈的童谣
在儿时，妈妈常常唱几首童谣。妈妈哄着弟弟妹妹睡觉时常念一首摇篮曲：“狼来了，虎来了，和尚来背着鼓来了……”我好奇地问妈妈：“什么叫和尚呀？”妈妈说：“和尚就是寺庙里不管爹娘的出家人，他们都是秃子。”我又问：“哪他们背着个鼓干什么？”妈妈想了半天也没有个说法，就只好笑产着说：“他吃饱了撑的。”还有“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接闺女，叫女婿，小外甥别生气，收拾收拾你也去。”“说胡话，倒胡话，青马下个白牛犊。大黑夜，出太阳，来个小贼偷牛犊。瞎子看见哑巴喊，聋子听见瘫子追。”“东西道，南北走，忽听见街上人咬狗，有心拿狗砍砖头，又怕砖头咬着手。”还有“大肚蝈蝈刘四海，吃起饭来捡大碗，棒子饽饽吃两百，饺子汤喝两缸，巴巴橛子拉两筐……”妈妈有时用手指来回点着她自己的大脚趾和我的大脚趾或弟弟妹妹的大脚趾，数着说：“点、点、点，点牛眼，牛眼花买菜瓜，菜瓜苦买盐卤，盐卤咸加点盐……”妈妈说起这些童谣时往往眯着眼睛，津津乐道，滋滋有味，有时自己乐得前仰后合，我却听得莫名其妙，不得要领。这些低极趣味的儿歌童谣，能有多少精神营养呢？在那贫穷的年代，儿童的精神食粮也是贫乏的，而且都是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与我后来听到的优美的摇篮曲：“风儿轻，星儿明，树梢挂月牙……”的意境情趣相去甚远。与印尼的《宝贝》（“宝贝，你爸爸正在过着动荡的生活，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更是天地之差了。
教育人，要从儿时抓起；教育儿童，要从儿歌抓起。

大花猫的另一面

我家有只大花猫，黑、黄、灰三色混合的狸花猫，两只眼睛贼亮，特能拿（捉）耗子（老鼠），我管它叫“花花”。它白天在热炕头呼噜呼噜睡大觉，到夜里东蹿西跳捉老鼠。妈妈说，大花猫打呼噜还有个笑话呢。说是在早年间，兴过一阵不要老人，说人老了没用，过了六十不死就活埋。有个朝官是孝子，将自己的老爸爸偷偷藏在地窖里，天天去送饭给老爸爸吃。忽然有一天上朝时，跑出来一个大怪物，有驴那么大，但嘴尖尖的，尾巴长长的细细的，在皇宫里东奔西跑，吓得皇帝、文武大臣、后宫太监人人害怕，可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皇上下旨让包公查处制伏，包公也没咒念，就悬赏说谁能说出这个怪物是什么，有什么招能降伏，就赏黄金一百两。皇榜贴出后好多天也没人敢揭，愁得包公直嘬牙花子。那个朝官在给老父亲送饭时讲了朝中怪物之事，老父亲一听说：“那是大老鼠，老鼠成精了，你告诉包公得用猫才能制住它。”那个朝官就告诉包公说这是老鼠，得有猫制住它。可是那年头人间没有猫，只有王母娘娘有猫。包公就向王母娘娘去借猫，说好制伏了老鼠后把猫还给王母娘娘。包公看花猫只有一尺多长，怕不顶用，降不住大老鼠。王母娘娘说：“一物降一物，四两猫能拿千斤鼠。”第二天上朝时，包公就把花猫藏在袄袖里。那只大怪物果然又蹦出来了，包公放出袖子里的花猫，花猫“喵地”一声长叫，那只大老鼠就吓得堆鼓了（瘫倒了）。包公一看花猫这么顶用，就自食其言，不把花猫还给王母娘娘，留在人间捉老鼠了。花猫气得睡觉时打呼噜就是埋怨包公不守信用，那呼噜是说“包公说话不算数，包公说话不算数”。皇上要赏赐那个朝官，问他：“你怎么知道那是老鼠？”朝官赶紧跪下说：“我有欺君之罪，皇上免死，我才敢讲真话。”皇上说：“恕你无罪。”那个朝官就讲了自己在地窖里藏着老父亲的事。皇上一听，老人还是有用的，就下了一道圣旨，从此不再杀老人了。象这种民间故事，妈妈能有一大车。现在科学查明，原来猫的眼睛需要一种叫黄曲素的物质，但猫本身不能产生，而老鼠身上正好有这种物质，于是它们就成了生死冤家对头，与包公借猫降老鼠根本挨不着边。我家大花猫每捉到一只老鼠，用牙叼着跑回屋“呜呜呜地”叫着报功，然后才叼出去美餐。我非常喜欢它，每天睡觉时把花猫放在被窝里，它也会自己拱开被角钻进被窝。常常为搂花猫与弟弟争得不可开交。我家那时很穷，我与弟弟合盖一条棉被，只好将花猫放在两人中间共有。每天我玩耍后回家，花花就跑过来用脸蹭我的裤角，咪咪地叫，一付温顺亲昵的憨态，我便抱起它用脸蹭它的脸，它成了我的好朋友。

但是有一天，我无意之中空然发现了它的极端残忍的另一面。那天，我在院里紫花槐树下玩耍，忽然看见花花叼着一只小老鼠轻悄悄地跑过来。它将小老鼠放在鸡笼旁边，它趴在一旁督逼着看。小老鼠只有饺子那么大，很害怕，浑身哆哆嗦嗦地不停。突然，小老鼠爬起来就跑，花花却不着急，等小老鼠跑出去有三四尺远了，它才矫健地猛然往前一蹿扑过去，两只前爪将小老鼠逮个正着，又得意地叼回放到原处，它又趴在一旁看。小老鼠又跑，它又捉，又放，又捉，如此捉放多次，小老鼠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看到大花猫这种残忍的游戏，我幼小的心灵都震颤了，再也看不下去了，大吼一声：“花花！”花花一惊，居然叼起小老鼠蹿到放杂物的稍间，我终于没有救成小老鼠。这使我平时对花花的好感大大折扣。吃饭时，我向爸爸妈妈数落花花。妈妈说：“猫都是这样，可缺德了，非得玩腻了才吃。”爸爸说：“这就叫弱肉强食啊，富人财主对穷人不也是这样吗？慢慢折腾死你。”对爸爸的话，我似乎懂一点点，但又不全明白，只是含着饭“噢噢噢地”点头。

后来，我在人生的旅途中，看到有些人也象花花一样，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凌小欺弱，于是我就说：“这也是一只大花猫呀”。由此，我对人性的两重性也有了更深的认识窥视，后来写成一个中篇小说《绿色的蓖麻叶》。

能致死的关爱
穷人家是不能没有鸡的，全靠鸡当家呢。我家的油盐酱醋火柴，都要靠鸡蛋来换，所以有“鸡蛋是半个家当”的说法。每年春天，妈妈都要买批小鸡或自家孵一批鸡雏。我最喜欢看小鸡出壳时的情形。小鸡雏快出壳时，它先在壳里用嘴尖叩出一个小孔，然后将蛋壳张裂，一个黄绒绒的小家伙便赫然出现，两只小翅膀欢快地煽动，报导来到世间。妈妈叫我和弟弟看着小鸡，不要叫花花叼走。有一天，妈妈收鸡时点数，发现少了一只，问我，我说不知道，妈妈又问弟弟，弟弟从屁股底下掏出一只小鸡来，说：“花花来了，我把小鸡藏起来，给你。”天啊，他把小鸡放在屁股下面压死了！----这也是一种爱护，能致死的关爱。

花花总是像小贼一样在远处“猫”着，两眼盯住小鸡雏。妈妈气得捉住它，抱到小鸡旁，一面打它的头，一面训它：“再吃小鸡就打死你！”花花吓得缩起脖子呜呜叫，像求饶一样，一连打了几次。花花竟然学好了，不再吃小鸡了，而且与小鸡相安无事，小鸡飞到它的身上啄吃它身上的东西，它就乖乖地趴着不动。----真不知道它这又是什么天性。四八年那一年春，妈妈特意挑出一只小母鸡叫我自己喂养，说将来下了蛋归我。我把绒团般的小鸡放在手心里喂它小米。妈妈说：“小孩手心热，小鸡受不了，要放在地上喂。”我天天盼着它长大，快点下蛋，它长大后是一只漂亮的芦花鸡，但快下蛋时，就叫住在我家的国民党兵抓去宰了，这是我平生的一件恨事。

小狗带走的哀思

刘景祥家有一只玲珑的小狮子狗，浑身长长的棕色毛，两只小眼都深深地埋在长毛下面，走起路来四条小腿不停地紧捯，脖子上面挂着一串小铜铃铛叮铛作响，人见人爱。刘景祥向我炫耀，说是从外国弄来的。我们两家关系很好，他说有了小狗送给我一只。五一年春天，小狮子狗生了一窝小狗崽，一离奶，景祥就送给我一只。我如获至宝，像供神仙一样呵护它，像当年喂弟弟一样嚼了饽饽喂它。小狗伸出小红舌头舔我手心，痒痒得我直笑。它当时还没有长出长毛，样子不太好看。我提前向几个小朋友许愿，将来有了小狗每人送他们一只。于是，小朋友们天天来我家看小狗，盼望它快点长大。可是有一天我玩完回来，妈妈忧伤地产：“小狗死了。”我一听，“哇”地一声就哭了，跑进屋一看，小狗躺在炕中间席上，已经没气了。它平伸着四条小腿，无力地伸着，一副委屈的样子。原来它的爸爸不是狮子狗，不容易养活。我在院外的地里给小狗挖了一个小坑来安葬它，但没有埋土。我在炕底上铺上软草，用花布包上它的身子，露着头，在坑上面盖了一块纸板，我好每天来看它。那些盼星星盼月亮等着要小狗的小伙伴们听说小狗死了，也都很伤情。大家都来悼念它，有个小朋友还插了几根草莛当坟香。我们一连看了几天，坑里有味了，爸爸不顾我们抗议硬是用铁锨铲土把坑填平了。但我仍然连续好多天到小狗坟前来看它，寄托我的无限哀思。
亲爱的小狗啊，请带走我们的哀思吧……

回访的小灰鸽

爸爸看我因失去小狗太忧伤，又给我抱来一只小灰鸽。我爱不释手，在炕角被盒子边空处养它，它最爱吃玉米渣，它一面叼啄我手心里的玉米渣，一面“咕咕咕”地叫，好象感谢我似的。到夏天，它就长大了，在屋里东飞西飞，闹得满屋子尘土飞扬。爸爸说它长大了，得放飞它了。我舍不得放飞它，经过好几天激烈的思想苦恼，才下决心放飞它。放飞前我饱饱喂了它一顿玉米渣，恋恋不舍地抚摸它的羽毛。我把它抱到院中间，在脸上亲昵地蹭它的小脑袋。我还在它的右腿脖上系了一块红布条给它取吉利，祝它平安无事。我双手往空中一场，它乘势腾空而飞了起来，在院上方飞翔了好几圈就飞向远方了，带着我的无限情义飞走了。它飞走后，我天天盼它回来看看，但它没有回来。第二年春天，有一天中午时分，弟弟突然喊：“鸽子，鸽子----”我闻声跑出屋去看，有五只鸽子在我家院上方转圈飞翔，我细一看，果然有一只灰鸽子的右腿上系着红布条。----啊，它终于回家来了！我高兴地什么似地扬着手欢呼：“我的鸽子回家来喽----”灰鸽象是听到了我的欢呼声，特意地压低了身子抖动着翅膀，用眼睛盯着我，“咕咕咕”直叫，象是向我问候致意。它们尽情地在院上方转了好多圈，最后才全飞走了。妈妈说，这是它带着孩子们回家来看看了，兴许明年还会回来呢。但是，第二年，第三年……灰鸽子再也没有飞回来探望，莫非它被……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在儿童时期，让他们自己动手饲养一些小动物，对陶冶他们的性情是很有好处的。

小榆树精神

我家房后有几棵榆树，每年春天都结满榆钱，我爬上榆树撸榆钱，妈妈拌上白面或玉米面蒸了吃。有一次，我到屋后玩耍，看到东院北墙的砖缝里长出一棵榆树苗小幼芽，两只子叶象一双小孩的手求助似地张开着。我很新奇，在这个地方也能长出小树来？于是，我常常去观察它，它居然慢慢地长开来，长出分枝，长出叶子，到第二年沿墙皮长了有两尺多高，后来被房主人拔掉了。

还有一次，我在屋后，看到一块土坯那么大的石头底边下钻出一棵小树苗来。我新奇地搬开石头，好家伙，石头下面有一片小榆树苗呢，有几十棵之多。----不知榆钱是怎么跑到石头底下去的，抑或是石头后来压到上面去的。那棵钻出来的小树苗，在石头下面是弯弯曲曲的细长杆，因见不到阳光，石头下的树苗都是黄白色的。想当初，那棵小树苗一定费了许多时日才沿着石头底面曲曲折折钻出来的。另一些小树苗也都以它为榜样，弯着身子往外钻，那意思是说，总有一天我们也会钻出来的。当时，我想，如果钻出来的小树逐渐长大，一定能掀翻石头的。它们这种面对恶劣环境不低头，倔犟地与压力抗争的生命活力，深深打动了我幼小的心灵，我对它们这种顽强精神肃然起敬。它们那种羸弱但很倔犟抗争的样子，至今在眼前依稀可见。我从它们的身上悟出一种榆树精神。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我遇到厄运逆境而有所懈怠时，不止一次用它们的精神激励我：“难道你还不如那些小榆树吗？”
----小榆树精神，将永远激励我去战斗。

十 童年的情节

我的短暂的童年时代，正好跨过两个时代，两个世界，两种社会，前苦后甜。它的历史界面非常清晰，具有一种极特殊的典型社会意义。是我们这一代人得天独厚的精神营养源泉。这种社会地位，使我们极易接受党的传统政治教育的熏陶。我们就像偶遇寒冬末尾，但继而饱尝春天和煦阳光照耀的小树苗一样自然地茁壮成长起来。童年时代虽然很暂短，但它浇铸了我阶级感情的底座，奠定了我人生大厦的基石。童年时代是永远值得回忆的，不论它是任何一种滋味的童年，不管它是若的还是甜的，也不管它是艰涩的还是幸运的，它都永远值得回忆的。因为它是人生的唯一的种子，正是从这棵幼小的胚芽中生发出以后人生的一切。

童年啊，
童年的风，童年的雨
童年的云霞，童年的虹霓，
什么时候我还能再次抚摸你？

我远远地离开了你，
但也更近地贴向了你，
因为我将扶着拐杖，
重返你那稚嫩的园地。

我将永远执着你的童贞，
也将永远固守你的童稚，
在你的另一端，
我将和你再次融为一体。

亲爱的童年啊，
让我再一次细细地咀嚼你……

毛继东

通向地狱的道路——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三章1)
第 三 章 小学时代的欢乐
（破解教育观）

题记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为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毛泽东

一 背着书包上学堂
八岁了，该上学啦！一九五二年初秋，我报名上学了，比起离开母体呱呱坠地那一天，这一天更有意义。
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村小学校的北房是砖瓦房，左右两边各有一间大教室，中间是老师的教研室兼寝室。西厢房是一间砖瓦房教室，东厢房是土坯房厨房。南面是一堵墙，有门垛却没有门。教员室门前左侧有一棵茶碗口粗的松树，据说右侧对称也栽有一棵松树没有话。墙外是大操场，操场南沿有一架高高的木杆旗杆，上面飘扬着五星红旗。操场南面是两个有几十亩大的水坑，老人们说是村里多年盖房脱坯挖成的坑。在那个年代，我们村的学校在周围几个村中是最好的。
还不到入学年龄的时候，我曾多次爬到学校教室外面的窗台上看人家上课。看到学生们一排排挺直腰，手放在背后，大声朗读，稀罕极了，常常一趴就是一堂课。有一次，正趴在窗台上津津有味地看上课，老师突然从教室里敲了一下玻璃，吓得我“扑通”一声从窗台上摔下来，闹了个大屁蹲，赶紧爬起来揉着屁股逃之夭夭。多数的时候趴在窗台上好好听上课，可有时候就发坏，把脸使劲贴在玻璃上压扁了鼻子，向屋里要鬼脸，吐舌头，瞪眼睛，常常逗得教室里哄堂大笑。有时我正发坏，老师突然从教室里出来抓住我，就摁在窗台下罚站。----所以，我还没有上学，就已挨罚了。我常常问爸爸，什么时候我能报名上学，爸爸比划着说长这么高就行了。可是我小时候长得慢，比同岁的男孩要矮许多。我乳名叫“得顺”，人们就叫我“小得顺”，以示我个子小不正常。那些年，我经常为自己不长个而伤心透顶，做梦都常常梦见自己突然长成大个子。我小时候最特殊的地方是两只眼大而突出，比一般孩子的眼睛要鼓出来许多，所有精神心都集中在两只大眼上，谁见过一面就不会忘记。上学后，有的老师不知道我的名字，就说：“找那个大眼珠子的学生。”
终于盼到报名上学了，全家人都将此事当做喜庆之事。爸爸给我买来一个兰布挎兜书包，买来铅笔盒----不是铁皮的，而是三盒板的，里面有铅笔，橡皮，小刀----修脚式的小刀。爸爸还买来大张白纸裁开，妈妈用线钉成作业本。这些东西在今天的时代要显得极为俭劣了，但在那个年代却是宝贝。哥哥教我怎样销铅笔，刮铅。临报名的前一天晚上，我抱着书包很晚才躺下，兴奋得难以入睡等着天亮。半夜就醒了，老早巴早穿上衣服。妈妈说：“还早着呢，鸡还没打鸣呢。”我又穿着衣服躺下，刚躺下又问妈妈：“鸡怎么还不打鸣呀，是不是忘了？”妈妈笑着说：“心急嫌鸡懒，公鸡脑袋里有童人给它提醒，不会忘的，到时候就叫了。”这样起来躺下折腾了好几次，眯懵中突然听见鸡叫了，我激凌一下子，喊：“鸡打鸣了！”爬起来跳下坑，连鞋也不穿就往外跑。爸爸、妈妈、哥哥一齐大笑。妈妈说：“小猴，离上学还早着呢，现在老师还没起床，还在被窝里闷得蜜呢（睡酣觉）。”我大无可奈何地长嘘一声：“怎么这一宿这么长呀？”终于吃早饭了，妈妈特意给我煮了两个鸡蛋，我三口两口吞下鸡蛋，蛋黄噎得我直打嗝，连口粥也没喝，背着书包就往学校跑。
报名报名，第一件事当然是报名。事先，爸爸已给我起好了名字。我大哥乳名叫“得仲”，大名叫王士仲。我的乳名叫“得顺”，按大排行应叫王士顺。但村里已有人叫这个名字了，爸爸左思右想最后给我起名叫了士集。他的意思是希望我将来长大了把天下的本事集于一身。--——这就叫望子成龙啊。报名前几天，爸爸用木棍在地上画这个“集”字，我也记住了。可是在报名时，老师居然听不明白这个“集”字，我在桌子上划，可划了半天也没划清楚，急得老师直问：“到底是那个Ji字呀？”我忽然想起爸爸在腊月二十三祭灶那天，说过灶王爷是“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于是灵机一动大声说：“回宫降吉祥！”老师高兴地拍桌子，也大声说：“着啊，‘回宫降吉祥’，就这个‘吉’字吧。”于是，我说叫“王士吉”了。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吉”字与那个“集”字有什么区别，也不知道这个“吉”怎么写法，一看老师在报名簿上写的“吉”字不是爸爸写的那个“集”字，还一个劲纠正老师，嚷“不对，不对。”老师不耐烦了，挥挥手说：“去吧，去吧，就这个‘吉’字了，这个‘吉’字好，回宫降吉祥嘛。”回家后我向爸爸一学，爸爸也说我自己起得这个名字好。但到文革初期破“四旧”时，兴起名字革命化之风。我认为这个“吉”字充满了封建迷信味道，便破旧立新，改名为“王翰锋”--——即学习夏明翰和雷锋的意思，再后来又化名为“毛继东”。可谓一生三易已名。（最初，长辈们给晚辈起名字，仅仅是一种良好的祈愿而已，这种我名字与后来人生实际根本没有什么影响。但等长大后自易其名，则往往有一种明志示愿之意了。）（我出狱后要申请正式改名为毛继东。）
报名后是发书，一本算术，一本国语--——当时还没有改为“语文”。我忙不迭地打开国语书，第一页是张彩页--——五星红旗，兰天为背景，高高的旗杆上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此页上没有字。第二页才是正文，第一课也有一幅画，一个小学男生背着一个书包，扎着红领巾。（回家后，哥哥告诉我课文是三个字--“一个人”。当时“个”字还是繁体字。）我象擎着天书一样把书抱回家，趴在炕沿上把国语书从头翻到最后一课，记得好象总共是三十二课。我请大哥教我，头一晚就学了五课，一个星期就提前把全书学完了。可是到课堂上就不老实了，老师在黑板上刚写出一个字来，我就臭能地（自傲）向同桌悄声炫耀：“我早就会了。”于是上课时常常思想流号，左瞧右看，玩铅笔，扣指甲，向别人耍鬼脸，常常被老师发现而挨罚站。可是老师一向，我连以后的课文都会，又夸我，于是处罚的办法是比别人多做一遍作业。
小时候，我是个淘气鬼。最初因为个矮坐在最前排，因为淘气经常影响后排学生听课，老师就生气地把我调到最后一排。当时老师较少，开的是复式班，我们一年级与四年级用一个教室。我调到最后一桌，和一个四年级的男生一桌，这可好，老师看不见我了，我更得玩了。老师没法，又往前调我，跟女生一桌，让女生监督我。这一招把我给治住了，我如果淘气，女生向老师报告，我就要挨罚；如果她不告发，老师就罚女生。有几次，她没有告发我，老师罚她站了一堂课，她委屈地哭了。她这一哭比我自己挨罚还难受。为了不牵连女同学，我的淘气劲收敛了许多，但也时常旧病复发。

二、 两类教师两种教育
最初教我们的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老师，他们使用的是旧式教育方法。第一任老师的岁数并不大，有三十多岁，上课穿长袍。他教课时不讲课文，却专讲故事说书，故事很长，每天一段，而且我根本听不懂。我只记得有一堂课上他又说书，讲到一个情节，好象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要吃什么药片自杀。他在空无一字的大黑板的正中间用粉笔画了一个图钉帽那么大的小圆圈，说药片就这么大，真令人莫名其妙（当时四年级学生说成是莫明其胡涂）。从他身上我几乎没有学到任何知识，第二学期开学后，他没有再来执教，后来听说他并没有知识，是混饭吃的。
第二个老师是个上年纪的老学究，有四十多岁，他是个驼背。他管学生特别狠，上课时有一根藤杆子当教鞭，有三尺多长，径常用它来打学生，从后面突然袭击学生，打得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他把我从凳子上突然提拎起来，揪着我的耳朵拽到黑板前面，藤杆子一顿雨点般暴打，打得我加东南西北都不清楚了，小便都失禁了。还有一次他处罚五个淘气的男生，让五个学生并站在黑板前，每个学生头上顶着一个碗，碗里装着满满的水，他不许水溢出来，谁溢出来就打谁。这五个男生中就有我，这可苦了我们了，直立立站了一堂课，象演杂技一样一动不敢动。有个男生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把碗掸在地上摔碎了，遭到藤杆子一顿狠打。一到他教课时，看到他手中的藤杆子，学生们就发怵。他还叫班长拿看一个笤帚瘩疙在教室内巡逻，谁违规就打谁。这个老先生还有一个绝活--——用粉笔头当子弹弹射学生。他将粉笔捏在右手里，用指头掰下一个小头，看到哪个学生不好好听课，他也不声张， 一扬右手，“嘣儿”，一颗白色子弹就射了出去，准射到那个学生的脑瓜门上，弹无虚发百发百中。我是淘气鬼之一，不知吃了他多少颗子弹的袭击。男生中弹后疼得吡牙咧嘴，女生中弹后便以哭报之，越哭他越弹。老先生却管这叫“吃黑枣”，我们学生下学后常自我奚落说：“今天我又吃了好几个‘黑枣’”。


我们学生都很恨这个老学究，背地里叫他“死锣锅”。淘气的小子们就想法治他，他们把野地里的蒺藜狗子和枣树上的斑毛虫偷偷放进他的被窝里扎他蜇他。第二天，他就挨个找男生审问，问是谁干的，但我们谁也不泄密。最后他选了五个“嫌疑犯”，这里面自然少不了我。他用一把戒尺打我们，这的戒尺是一寸多宽一尺多长的竹板。他用戒尺打我们的手心，每只手打十下，戒尺顶端有个洞眼，每打一下手心，洞眼就嘬一下手心肉，疼得我们呲呀乱叫。不知到是哪位祖师爷发明的这种治摆后代学子的损招。有一治，就有一报，治得越狠，报复也就越厉害。有人将屎屙在他厨房的锅里，气得他头上直冒烟。淘气包光弼想的招最损。这个老师因为是驼背，解大便不方便。当时厕所里有只铁锅做便池，他在铁锅前安了个木橛子，他在铁锅前大便后，双手用力抓住木橛子才能站起身子。光弼将木橛子搞松动了，但表面上没有松动的迹象。我们几个坏小子躲在远处等着看笑话。过了好半天，锣锅老师终于来解手了。他解完大便，仍然像往常那样双手使劲扒住木橛子往起站身。但这回可糟了，木橛子被子他拔了出来，他身子往后一个倒马趴仰在铁锅里。我们几个坏小子在远处开怀大笑，这回可解气了。可是这场恶作剧太过分了，老师找到家长告状，不用说我们每个人都挨了场苦揍。我向爸爸争辩，爸爸却说：“棍棒出孝子，严师出高徒，老师打你们是为了你们好。”在爸爸及以前的历代人眼中，使用的只是这种棍棒式教育，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五三年夏天，我们家乡闹大水灾，大水直淹到学校操场边沿。水坑里的水有一、两丈深，向南直到天津是一片汪洋。从操场坑边就可以坐船直达天津市。我记的当时村里有只船停在坑边，有人敲锣喊：“去天津卫的跟船走喽----”因为水大，老师不允许学生到水坑去玩水。为此，老师在每个学生的腿肚上用红墨水画上道道，每天下学前检查墨水记号。我们淘气包不管这一套，照样跑到水坑边浅处玩，回来也用红墨水描上记号，以为这样可以蒙哄老师。哪知道老师自有高明之处，放学时，老师用指甲在腿肚子的皮肤上轻轻一划，便知是不是玩水去了。凡下水的，划出的道印发白鲜明，一看便知，于是就被罚站。有一次，我被罚晒太阳，大中午日头毒，晒得我脑瓜门上直冒油。

----对调皮学生怎么教育、管理，可不可以打？至今仍有争论。说实在的，有的学生确实淘气得气人（包括我小的时候），老师真拿他们没办法，有时情急之下就出手了。但从效果上看，打从来不能解决问题，有时反而使矛盾激化，甚至导致悲剧。尤其是在目前教育已脱纲，信仰、信念被大大冲淡的风气下，讨论打与不打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师生关系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教育方针基础上，建立在正确的教与学的目的上，如果建立在市场经济关系上，讨论打与不打根本没有意义，是治标不治本的空论。
有意思的是，据我观察，多数淘气的学生长大后都有一些造就，而唯唯诺诺老实如绵羊的，绝大多数一生平平淡淡。甘蔗没有两头甜，上帝是个公平的老人。他给你一个优点，就又同时给你一个缺点限制它的作用；他给你个缺点，又给你一个机会补偿。因为你淘，思想就比较活跃，不易墨守成规，创造性就比较强。但我自己在教育儿子时，因为他淘气，恨铁不成钢，期望值过高，成了“坚决打”派，结果以失败告终。现在检讨自己，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确实不可取。
还有一件事----逃学。我也逃过学，把书包往门外的荒草棵里一藏就跑去玩了。等到放学前取出书包，没事人似地堂而皇之地回家吃饭。我逃学的原因有二，一是功课全会了，学着没劲；二是成天坐板凳太呆板，还不如跑去玩呢。学习差的学生逃学是因为对自己没信心破罐破摔。对于逃学，老师的历来对策是罚，罚站，罚多做作业。家长的政策是一骂二打三断顿----不给饭吃。怎样对待逃学问题，自古至今没有个好办法。在教育市场化条件下，逃学成了自然现象，甚至干脆辍学，成为学校的一大难题。

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老学究们逐渐被淘汰了，陆续来了几位新中国培养出来的青年老师，他们的精神风貌与老学究们是迥然不同的。在这些新老师中，最受我们学生喜欢和爱戴的是女老师苏兰菁。当时她只有十八、九岁，白静温存，端庄文雅，脸上总是笑殷殷的，对学生非常有耐心烦，从来没有向学生发过态度，更没有动手打过一次学生。慈爱温馨的微笑是她吸引孩子们童心的至宝，多么淘气的调皮鬼到了她的面前都自然地变得乘乘的。对于学习差智力笨的学生，她把着手一笔一划地教写字。她嗓音特别好听，踏看风琴教我们唱少先队歌。中国妇女柔韧胜刚强的气质再加上新中国积极进取向上精神在她的身上形成那么一种完美和谐的夺人心魄的力量，在她身上凝聚着年轻母亲和大姐姐的两重美德。在我一生所接触的女性之中，苏老师是最令我折服和钦佩的，她在我的心目中的地位超过了妈妈。
一九五四年六日一日儿童节那天，我入队了。我的红领巾是妈妈亲手做的，妈妈找出一块红布，比着我借来的红领巾左量右量都不够长，最后只好接了一个角。这是我唯一的一条红领巾，一直戴到退队。入队那一天，风和日丽，阳光灿烂。我穿着从一位小朋友王胜利借来的嘬袖白衬衣，心中漾溢着无限的欢欣。在操场上，全校学生排着整齐的队形，我们即将入队的新队员站在最前排。在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他老人家慈祥地望着我们。队旗在微风中轻轻飘动，象是在呼唤我们。我们唱起苏老师教我们的队歌，当时还是管华写的那首歌：“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着我们，我们象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那天，主持入队仪式的正是苏老师。她佩戴着红领巾，满脸孩子一样的欢悦笑容，向我们讲解红领巾的意义：“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它是革命的象征，我们佩戴看它，永远激励我们跟着伟大领袖毛方席前进……”她将红领巾给我们新入队的队员挨个佩在肩上。是啊，红领巾，你就象一条红线从此将我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你就是旗帜，你就是使命，将永远召唤着我战斗奋进。听，辅导员带领我们宣誓，我们举起右手小拳头庄严宣誓：“时刻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从那一时刻起，我就将共产主义确定为人生目标、信念，越来越坚定，从未动摇疑惑过。离开宣誓的那一时刻的时间越远，那一时刻宣誓的声音在耳边反而越加响亮，随着人生道路的延长，童贞的性格使我的信念越加坚固。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举拳宣誓，是我人生道路上树起的第一面导向红旗，我终生决不会背弃它。在这方面。我甘愿永远做一名纯真的少先队员。
有人说，小孩子的誓言不必认真对待。这只能说是他不尊重别人，也不尊重自己的历史，不尊重少年时代宣誓的贞操。是以后生活中的懈怠冲淡了这些人的少时的庄重，怎能反而嘲弄自己的历史，亵渎自己的灵魂呢？重新审视一下那时的心灵吧，“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列宁语）不过，在将“永不翻案”的庄严保证象开腚纸一样随便背弃的时代，有些人的誓言确实已不值得认真对待了。

还有一件事是我终生铭记的，那就是苏老师帮助我克服了逃学的毛病，并将我领上了人生正道。有一次，我一连逃学三天。由于我功课好，又装得巧妙，父母一直没有发现我有这个毛病。那天下午我玩够了，很晚才回家，我从草棵中找出藏着的书包，拍拍上面的土，又象往常一样哼哼唧唧地唱着小调摇摆着小脑袋进了家门。一进门，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只见妈妈阴沉着脸不理我，好象发现了我的什么秘密似的。我撩开里屋门帘，“我的天啊！”苏老师早已正襟危坐在屋里了。我知道今天大事不妙，放下书包，大气不敢吭地站在屋中间低着头，心里直敲小鼓。想不到，苏老师并没有生气的样子，反倒和颜悦色地问我：“这三天玩得高兴吗？”我嗫嗫嚅嚅地说：“不高兴。”“好孩子不讲谎话，不高兴能玩三天吗？玩什么去了？”“掏家雀（麻雀）。”我从口代里掏出一只刚出窝的小麻雀，它有个大屎包肚子，还没有长毛，红红的肉皮，精细的脖子连着一个孤零零的小脑袋。“啊，丑死了。”苏老师抿着嘴直笑，又怜悯地说：“它这么小，你们就把它掏出来了，它妈妈回来要伤心的。要是你丢了，妈妈还不着急吗？明天把它送回去，以后不要再掏了，行吗？”“行。”在苏老师面前，我是被彻底缴械了。“好啦，拿出书来补课。”课文我早就会了，补课是小菜一叠，不一会儿就补完了。我暗暗以为，补完课就完事大吉了，没想到，往下我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
苏老师收起课本，又探询似地问我：“你平时在家还看什么书吗？”我说？“看，好多呢。”我炫耀地拉开爸爸的书桌抽屉，搬出三大本厚书：《三侠剑》、《小五义》、《四大美人》。平时，我在家就看这些书，看完还向小朋友们讲说，什么胜英的大环金丝宝刀啊，白眉毛徐良啊，翻江鼠蒋平啊。《四大美人》对我们小孩没什么好讲的，我只告诉小朋友四大美人是西施、王昭君、貂婵、杨贵妃。书中有许多字我不认识，我就向爸爸，或瞎猜，“貂婵”当时我就猜念成“召单”，爸爸笑着纠正过来。----原来苏老师已知道我看过老书了。苏老师把这三本书往旁边一推，说：“我早知道你看大本子书了，这些书不好。“我立即反驳：“怎么不好，都是英雄好汉，本事可大咧，能飞檐走壁蹿房越脊呢。”苏老师也不和我辩，只是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她又显出不无喜爱地神情说：“我知道你精，课本吃不饱，爱看闲书。我给你带来了一本书，你看了以后讲给小同学你听，有不认识的字问我。”她从她的小书包里取出一本厚厚的书，书名是《青年英雄的故事》，是二指厚。我有点迟疑地说：“这么厚……”“厚？你不敢看吗？”苏老师这一激将，我立即来了精神，挺起胸脯说：“敢看。”苏老师爱抚地抚摸我的头，说：“这是本好书，你一看就懂，比那些老书好，对你会有好处的。----啊，我该走了。”她看了看手表，叮咛妈妈说：“不要吓唬他，他以后再也不会逃学了。”真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逃过学。
我忽然想起那天是周未星期六，是苏老师回家的日子。苏老师那时刚结婚不久，她的爱人也是老师，在梅厂镇完小教书，我记的好象是姓袁。平时苏老师住在我村一家，到周未去镇上与爱人团聚。给我补完课以后，天已快黑了，又阴着天，到镇上要有三里路远，路两旁的庄稼有一人多高，苏老师一个人走路多害怕呀？我想起一个主意，飞跑出去，找来两个小朋友，一起去送苏老师回家，怕下雨还带了一把伞。苏老师说啥也不让我们送，但我们执意要送，最后我们胜利了。刚走到一半路，雨就淅淅沥沥下起来了。师生四人只有一把伞，苏老师叫我们打着伞回家，我们不依。她把我们三个小学生聚到伞下面，她在雨中给我们打伞，不一会儿，她的衣服就湿了。我们真后悔极了，怎么不多拿一把伞呢？我们又拉老师的伞下，最后师生四人合打着一把伞，我们偎依着她，真像小鸡雏偎在母亲翅膀下一样。终于，袁老师踏着雨来接苏老师了。袁老师拿着两把伞，又让给我们一把，还说：“谢谢小朋友，快回家吧，小心泥滑别摔着。”他挽着苏老师亲热地走了，我们一直目送他们的身影消失在雨中。我又想起苏老师给我的故事书，便撒丫子往家跑，泥泞粘我的鞋，我干脆脱下鞋提拎着冒雨往家跑，到家后好歹洗把脸就趴在炕沿上看书。

这本书里写的是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邱少云、罗盛教和王孝和这几位英雄的事迹。前几位英雄以前听说过，而王孝和这位英雄还是第一次听说。他是上海的一名地下党员，从书中的照片看，他是个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他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受尽苦刑，但坚贞不屈，敌人最后杀害了他。书中照片有他临刑前大义凛然的雄姿。两个戴钢盔的宪警架着他，他身穿白衬衣，留着分头，神态激愤，象是在大声训斥敌人。书中还有插画，有董存瑞手托炸药包站在桥头堡下面，有黄继光飞身扑向敌人碉堡，有罗盛教跳入冰水中救朝鲜儿童，有邱少云紧紧趴在地上不动身上着着火，有刘胡兰在敌人铡刀前昂首挺胸，这些画面至今仍历历在目。这些英雄形象像磁石一样一下子就吸住了我的幼小心灵，我昼夜不停地看，连吃饭时也一面吃一面看书，几天就看完了。----那时我刚刚十岁。不知有多少次，为他们的英雄行为和精神感动得淌下热泪。尤其是看到刘胡兰牺牲时哭得泣不成声。我把刘胡兰的故事讲给妈妈听，妈妈也哭了，说：“这么小的岁数，就被害了，他们（指国民党匪徒）真造孽呀！”我惊喜万分地发现自己找到了学习的楷模，这些英雄成了我人生道路处的第一批导引者，一直到今日今时。这此英雄与那些侠客相比，有一种极强烈的感染力，对那些老书中的英雄好汉总觉得象看戏，而这些英雄人物却象就站在面前，伸手即可以触摸到，是那么亲切。
我一生中也永远不会忘记苏老师给我的慈爱恩惠。这在苏老师看来，当时完全是出于人民教师的职业责任感，恐怕她现在都已不记的向我送书的事了。但正是她那慈爱温暖的手将我托上人生道路的第一道台阶。敬爱的老师啊，我怎样才能报答您的慈惠啊？
后来，我们男学生们自己定了一规矩，轮流在周六送苏老师回家，直到她调离我村时。她调走时怕学生们伤情，是悄悄走的。等到星期一早晨我们才知道心爱的老师调走了，整个教室的学生们都哭了。
在人生道路上，最有直接影响作用的人，继父母之后的有三位：一是老师；二是入团入党介绍人；三是直接领导人（顶头上司）。有许多人对后两种人，尤其是提拔过自己的顶头上司终生铭记感恩戴德，视若再生父母。其实，最初将你扶上阶梯甚至直接作为第一层垫阶石的，恰恰是老师的双手和肩膀。老师永远是默默无闻的，当桃李花朵的鲜艳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当桃李的果实甘甜争得人们的赞赏时，而孕育这些辉煌的母本却静静地无声无语。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草结籽为来春，人养儿为防老，而老师却从不图回报。老师的胸怀就是母亲的胸怀，而且比母亲的胸怀更加宽厚无私，有谁的胸怀能超过老师呢？

毛继东

三、大哥参加了志愿军
一九五三年春季，我县征兵招募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那个年代，志愿军是中国人民最敬爱的人，更是我们小学生最崇敬的人。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曾享誉中外。我们小学生也曾在作文中给最可爱的人写信，我还记的我在作文中说：
最亲爱的志愿军叔叔们：
你们好？
我卖掉小铜佛支援抗美援朝，卖了两千块钱，你们收到了吗？到年底，我还要送给你们一件礼物，我保证语文和算术都考一百分。
那一年，我大哥二十岁，他很想参军。在村里的报名大会上，大哥拉着我的手去报名。全村青年都踊跃地报名，我大哥却憋红了脸腼腆地不敢开口，急得我一个劲摇他的胳膊催促他。我爸爸在旁边看着也直着急，腾地站起来大声说：“我替儿子王士仲报名！”全场爆发出一片掌声，我爸爸替子报名参军成为当时的美谈。体检后，我村有四名青年参加了志愿军，其中有我大哥。
妈妈听说爸爸替大哥报名参军，开始时心情有些不通快。大哥从小与妈妈相依为命，最能体贴妈妈，现在屋里屋外是***好帮手，妈妈怎么舍得呢？再说，上战场枪子是不长眼的，万一……说实心话，爸爸心里也舍不得，大哥当时已是个大小伙子，地里庄稼活是一把好手，他一参军，地里的活就又全落在爸爸一个人身上了。但爸爸比妈妈开通，他劝妈妈：“毛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都上前线支持抗美援朝，牺牲在朝鲜战场。就咱们的儿子是儿子，难道毛主席就不心疼他的儿子吗？”妈妈听说毛主席的儿子牺牲了，痛惜地说：“毛主席该多心疼呀！”听了爸爸讲的话，我心里“咯噔”一下子，从此我就认为自己长大后应该接替大哥哥毛岸英的位置，抚慰毛主席痛失爱子的悲伤。所以五十年后，在组建共革时，我毅然化名为毛继东，其立意之中就包含着这个心愿----我愿做毛主席的儿子。
临入伍前几天，大哥对家里依依不舍，妈妈常常偷偷流泪。爸爸开导妈妈：“孩子走的是正道，应该高兴啊。”妈妈说：“你赶情没怀他，儿是娘的身上肉。”我却对大哥充满了钦羡之情，他简直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了。我心里又想起自己的夙愿：“长大我也要当解放军！”心里盼望看自己快点长大，想不到十年后我也参了军。大哥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我怎样照看弟弟妹妹，帮妈妈干活，别淘气，我一个劲地点头应允。入伍那天，全村人敲锣打鼓欢送，四名入伍青年都戴着大红花，我家门框上贴上了大红对联。妈妈拉着大哥的手叮咛他到部队上后要马上给家来信。
不料，大哥他们一走，一年多音信沓无，四家都一样没个信纸片，把四家人急得象丢了魂一样，互相你问我，我问他。妈妈天天晚上思念大哥而暗泣，自己直嘟囔：“是不是没好了……”妈妈担心大哥在战场上牺牲了。爸爸虽然也很着急，但还能挺住，他劝妈妈：“不会的；如果牺牲了，国家会告诉的。”我夜里常常祈祷，大哥不要牺牲，快快来信吧。一年多以后，突然来了一个邮差，每家都送来十几封信，是从部队来的。----原来，不知道信在什么地方给压住了。“真耽误死人哪！”妈妈拍着一大达子信生气地说。那时，我已是家里的大秀才了，爸爸叫我念信。我至今还记得每个信封都是印好的，立式信封，中间有个立长方形红框，左下方印着部队番号，也是红字：零二一八部队。我大哥并没有去朝鲜，因为当时已开始停战谈判，他们在秦皇岛训练待命。大哥在高射机枪连，他是连队驭马兵，负责连队炊事房拉东西。他一到部队就给家来信，以后每封信都问为什么不回信？是不是妈妈病了？我当晚就给大哥写信，告诉他以前的信全给压住了，家里没收到。又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妈妈没有得病，我入队了，弟弟也上学了，咱家入了合作社了。还告诉他咱村演评剧《刘巧儿》，爸爸演刘巧儿的爸爸刘洋贵，演评剧《小女婿》时爸爸男伴女妆演媒婆陈快腿。妈妈说千万别写她想大哥常哭，我咀里应着，笔下却写上了“妈妈想你常常夜里直哭”。
这次，没过半个月回信就到了。信中还有大哥的军装照----穿着棉军装的英武照片。妈妈看着大哥的照片高兴地又哭了。爸爸拿着照片到处去给人们看，回来后将照片贴在毛主席画像下面。我还有大喜事呢，哥哥给我邮来一大捆连环画小人书，有十几本，都是志愿军英雄故事，有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杨根思、易才学、孙占元……我抱着小人书高兴地在屋当间直转。其中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在苏老师《青年英雄的故事》中已看过故事情节，现在又看到连环画更有形象感更亲切了。我在每本小人书的封面上都恭恭正正写上自己的名字，表示这是我的宝贝。我拿着这些小人书向小朋友们炫耀，“看，我大哥给我卖来的，”同学们都报以羡慕的目光。后来，大哥又陆续寄来许多小人书，有《董存瑞》，《刘胡兰》，《赵一曼》，《狼牙山五壮士》《红军强渡大渡河》，还有《卓娅与舒拉》，《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等等，都成了我的宝具爱不释手。我从苏老师送的书和这些小人书中汲取了最初的英雄主义精神。当然在那个年龄段上，我还不能清晰地区分这些人民英雄与那些侠客剑客们的本质区别，我就常常以《小五义》中的小侠艾虎自称。那时，我把各种精神、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英雄主义搅合到一起，全都兼收并蓄地吸收进来了。
大哥参军后，我家成了军属。大哥原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他参军一走，家里生活有些困难。我和弟弟开始享受助学金，两个人一个季度四元钱，一直到高小毕业。

四 我家入了合作社
五三年底，我的家乡开展农业合作社运动，爸爸是第一批报名入社的积极分子。最早入社的，大多数是贫农和土改时的积极分子。在入社前，村里开了好几次宣传动员大会，爸爸常常很晚才回来，每天都有新精神带回来向全家宣传，妈妈说爸爸这是现趸现卖。在宣传初期，妈妈并不愿意入社，她的见解是：“自己的地自己种，多自在。想种什么种什么，收多收小都是自己的，看得见摸得着，心里有根底。天有地有不如自己有，挖到篮子里才是菜呢。合到一块，得听人家的，十八个猴十八条心，谁听谁的？刚分了地有了奔头，干嘛要合伙？上几百辈子不都是一家一户单干吗？”（***这一大篇道理，听起来也是头头是道的，这和三十年后的八十年代初期那个“手印分地书”不是如出一辙吗？妈妈呀，您哪里知道，您这篇听来头头是道的家常理，竟成了三十年后的倒退复辟的宣言书呢？）
爸爸每天晚上返来复去做***思想工作，俩人躺在被窝里常常辩论到深夜。有时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他们有时半夜吵起来，爸爸动气地用烟袋锅直敲炕沿，又把我吵醒了。爸爸的口头语是说妈妈是“老娘儿们头发长见识短，是属老鼠的鼠目寸光，只看到眼前芝麻粒大的地方鼻子尖的地方”。有一天晚上，爸爸用带着点哽咽的沙音说：“咱们家就这几亩地，一架耠子，连条驴腿都不称。年年种地，我和士仲当牲口架耠子，你扶耠子，还得请别人帮着捋种（撒种），连得顺（就是我）都得拉簸子在后面盖垅土。拾掇棉花时，得把得祥（我的小妹）放在地头拴在凳子上，怕她乱跑出事。轧场时，我一个人前面拉，你在后用棍子支着碌碡框推。现在士仲当兵去了，剩下我一个人拉耠子，到什么年月我才不当牲口呀？咱家孩子多，虽然日子现在好些了，但还是紧巴巴的。再过几年孩子们都大了，一分地又都是每人二三亩，弄不好又得卖地去给人家扛长活。我一想到年根底下逼租躲债就心里哆嗦，杨白劳的滋味不好受啊！再说，我又是种棉劳动模范，咱家又是军属，能不带头吗？”妈妈终于被说服了，但她心里服，嘴头上还是硬的不服软地说：“反正咱家是你当家说了算，我的胳膊再粗也扭不过你的大腿，你就去报名吧。”
爸爸说的人当牲口拉耠子的情形，当时在我们村贫困户中有不少家是这样。爸爸和妈妈辩论时，我有时插缝抢舌说：“年年干活，我都要请假干活耽误功课。”妈妈一听我的话头不站在她那边，便用胳膊搡我，说：“去去去，哪有你多嘴的地方，不是你逃学不上课啦？”这一炮就把我给打哑了，但是我的心里总觉得爸爸的话在理。（这就叫大道理管住了小道理，路线决定一切，爸爸的道路战胜了***道路。后来，我长大后学习毛主席的《论合作社问题》一书，再回思爸爸和妈妈当年的争论，更深刻地体会出毛主席指引的道路方向是正确的。）
我问爸爸：“为什么要搞合作化呀？”爸爸说：“村长说毛主席说的要防止两极分化，村长说，把地拢到一块，再把人拢到一块，慢慢就把人心拢齐了，好往共产主义走啊。”我一听合作化是奔向共产主义，立即双手拥护，因为少先队的誓词就是“时刻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于是，我们全家都成了合作化的拥护派。当年，许多合作化积极分子的家庭都曾有过这样一场大辩论。但是三十年后，人民公社被废除了，合作社不见了，单干又时兴了，“***道路”二返头堂又复辟了，但我仍然认为爸爸当年选择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时到今日，我依然初衷不改，依然是合作化的坚决拥护者，是分田单干的坚决反对者。我确信，“爸爸的道路”终究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请看我八十年代初期的短篇小说《新时代的狂人》和《大雁声声》，那里有我的微言曲笔之意。
我爸爸所说的他是种棉劳动模范，是指植棉能手。土改后，我家在村边比较好的地上年年种棉花，那时国家号召多种棉花。爸爸是个好钻研的人，他买来许多种棉经验的书籍。我上学认识字后翻看，都是苏联种棉经验的书，书中人名最后一个字都是“夫”字，上面还有插图。有一幅插图是一棵棉株，书上说这株棉棵上有四十二个棉桃。我家的棉花管理得好，结得棉桃又大又多。有一次我数了一棵棉株上有四十八个棉桃，比苏联书上的棉桃还多，有一支上就有八个棉桃。每年我都随家里大人整理棉花，所以我也懂得掐尖，打杈，掰毛嘴等技术。还知道开花时节睛天最好，如果阴天下雨，那一年的棉桃就容易化掉（掉落下来），产量就低。我家每年都卖给国家许多优等白绒绒的棉花，爸爸因此被评为全县种棉劳动模范。他从县里开会回，胸前戴着一枚奖章，还拿着奖状,爸爸把奖状贴在毛主席画像下方。奖状到最后八个字是“特发此状以资鼓励”，我那时望文生义，对小朋友们解释“以资鼓励”是我爸爸得了奖金（资金）了，小朋友们都佩服我爸爸。其实我解释得驴唇不对马嘴，“以资鼓励”中的“资”字根本不是“金钱”的意思。----这是后来学问多了才纠正过来了。这种望文生义乱解释的事还多看呢，象前面说过的将“貂婵”念成“召单”，又比如“大模大样”，我就解释为“馍馍做得样子特别大”，真可谓风马牛不相及，相差十万八千里。

五 胡风案件今昔评
五五年春夏之际，发生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当时，我的童友胜利的姐姐订有一份《中国青年》杂志，我从这本杂志上看到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材料，前后一共有三批，但看不懂刊物上的内容。我一直记的该集团有两个出名的人物，一个是舒芜，一个是缘原。学校里也宣讲这方面的材料，我清楚地记得老师念材料时的第一句话：“胡风，原名张光人，又名谷非。”因为这是第一次听说一个人的名字还有个“原名”和“又名”，而且现名与又名不一样，当时很新鲜，印象很深刻。我们小学生模仿老师的腔调说：“胡风，原名张光人，又名谷非……”不过那时只是听老师宣讲说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所以当然就是反革命。“反革命”这个词，最初是在土改后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听到的，不过那一次的坏蛋都是地主恶霸，而这次却是“会写字的人”，所以很惊讶。镇反时我只有七岁，胡风时我只有十一岁小学三年级，但那时已在大人、老师的带领下关心国家大事了。

（一九八0年九月，中央发出七十六号文件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彻底平反一风吹。文件中说：“‘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当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起错案。其责任在中央。这件错案应予纠正，恢复名誉。”
在八0年宣布平反的当时，我对这种彻底平反“一风吹”就是不完全赞同的，一直到我被抓进看守所前坚持认为胡风等人就是反革命分子。在进看守所后写这部白皮书初稿时，我又清理了自己对胡风案的认识。出看守所后，我又细阅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是进看守所前从马路边旧书摊上买到一本书，书是一九五五年六月人民日报编辑部编辑的，很正规。）现将我现在的系统看法表达如下：
（一）胡风等人的文艺路线、方针、是与共产党的路线对立的，创作思想是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对共产党对革命文艺队伍的领导是阳奉阴违搞两面派的，内心是反对的。就这一点，五五年的批判与八0年的平反在认定上是一致的，我也赞同；
（二）关于胡风等人的政治面目。
五五年的材料说：
胡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加入过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他在北京，当时段祺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把他吓昏了头脑，坚决要求党允许他退出了团。后在江西‘剿共’军中做过反共的政治工作，又去日本混了一个时候，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回国以后，他在上海混进了左翼文化团体，从内部进行种种分裂活动。在政治和重庆时期，他与国民党的许多特务头子有联系。”
阿垅，“原是国民党军官，抗日初期混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读了几个月，不上前线，却到胡宗南的‘战干四团’做少校军官去了。这里发表的一封信是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从重庆山洞陆军大学写的，他已从胡宗南那里转到这里受训，毕业后任战术教官。”
缘原，“一九四四年五月‘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去‘工作’。……一九四八年初他由另一个胡风骨干分子曾卓介绍为共产党党员，打入地下组织。后来突然潜逃。武汉解放时又突然回到武汉，与曾卓一起自称是‘共产党’，接收‘大刚报’，一九五0年再度钻进党来。”
**“地主反革命分子。当一九四六年解放军一度撤出他的本乡江苏省巫县时，他私设公堂拷打农民，实行倒算，逼死农民多人。”
遂登泰，“国民党特务，已判刑”。
（可见胡风等人的立场是何等反动！---王士吉注）
材料说，“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或是托洛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司，或是共产党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八0年的平反决定中没有提供详实材料否定五五年材料中关于胡风等人政治历史问题，却称胡风等人为“同志”。我现在认为五五年中央认定胡风等人是‘反革命派别“、”反革命集团“是正确的，不赞同八0年平反文件中称他们为”同志“的决定。由这样一群有反动历史经历，有共同反动立场，有共同错误（反动）思想，有共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行动的圈子，已不仅仅是个文艺队伍中的宗派，而是个确实的反动集团了，怎么可能会是”同志“呢？我坚持认为毛主席从阶级斗争角度认定胡风等人是反革命集团是正确的，并没有混淆两类矛盾。

（三）关于刑事判罪问题
从政治上说，胡风等人确实是反动集团、反革命派别、反革命集团，但从刑法上说，他们并不是反革命犯罪分子。
五五年的材料中说，胡风集团“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就胡风等人的反动立场来说，他们确实是拥护蒋介石国民党，反对新中国的，希望新中国“垮台”“完蛋”的。但不论从他们公开发表的文章、言论还是在他们的私下通信中，都没有明确地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证据。他们不是从国民党反动机关带着任务钻进来的，也不再受国民党反动机关指使、指派和控制。也就是说，从犯罪客体和客观表现方面来说，他们的言论、行为不具备反革命罪的构件特征，即没有反革命罪的罪状和罪过。所以，他们不是刑事范围的反革命犯罪分子。
准确地说，胡风集团是一群有反动（错误）思想、暗地有反动言论却没有公开犯罪活动的反动分子。他们的公开的行为（活动）是文艺工作中的问题，还未超出宗派性质的范围。在这一点上，我不赞同五五年将他们认定为反革命犯罪分子。尤其是对逮捕后十年才正式判刑，刑满后又加判胡风为无期徒刑，我认为这是完全违反法制的。我认为，在一九五五年，党中央，毛主席没有严格区分政治上的反动与刑事上的反革命犯罪的界限，将思想深处反动但言论仅仅错误这种情况错误地认定为反革命犯罪行为， 也就是说没有分清罪错界线，实际上治的是“思想罪”，确切地说治的是“反革命思想罪”，“而思想罪”是不存在的。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划清思想斗争、路线斗争、政治斗争、宗派斗争、阶级斗争与刑事犯罪的界线，这是直至现时，直至我的共革案的一个通病，这是很值得深思的。这里面有个严肃的问题，即胡风被当作罪证的是他上书中央的那一封信——《三十万言书》。胡风是正式向党中央呈递自己的建议和认识，这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不论内容多么错误，甚至反动，都不能将他认定为反革命行为，只应批评和批判，不能定为反革命罪犯判刑，这涉及到公民言论自由和民主法制的问题。
而一九八0年的“一风吹”彻底平反，奉送“同志”高帽，是为了否定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进行右倾翻案服务的。
我认为，在五五年对胡风集团应该进行严肃的政治批判，组织上做严肃的处理，但不应该给予刑事处罚。

我大胆地想象，如果在五五年胡风集团没有暴露，那么到五七年整风时，他们很可能是跳出来猖狂进攻的极右派分子。他们在未揭露前，已经是“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了。
胡风集团一案给我们仍留有许多的深思和应该探究的问题。（我在一审辩护词、二审上诉状及出狱后的申诉中，使用胡风平反一事为自己申解，是从刑法学上使用的，并未涉及胡风等人本身的政治性质问题。我的共革案与胡风案在政治上是严格不同的。我从内心深刻热爱毛主席、共产党、社会主义；我反对的是我认为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中央；我进行的是党内和国际共运内部的反潮流革命派别斗争，是革命的、正义的；我的批评均有理有据，没有任何造谣，诽谤和歪曲事实的地方。如果胡风等人都不是反革命，予以平反，我王士吉就更没有罪，更应该予以平反了。）
（我现在对胡风案的认识与毛主席当年的结论有一些相左之处，这说明我对毛主席的崇拜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真理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崇拜。对毛主席的论断，我也要经过思考分析，坚持真理部分（这当然是根本的），扬弃不妥当的部分（这当然是少量的）。决不是象有人认为的那样；“你王士吉（毛继东）认为毛泽东论断一切都正确，都是真理。“我对毛主席是崇拜的，但并不搞”凡是“，我并不认为毛主席的一切论断都是绝对正确的。当然，我认为那一个论断需要扬弃的认识并比一定就是正确的。
在胡风案向题上，党内及党外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一种倾向向另一种倾向急剧转变的情况，以及党内、党外矛盾互相影响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直至当今，对胡风案的评价仍处在一种错误倾向之中，成为复辟翻案风的一个工具，成为攻击毛主席的一枚炮弹。）
（胡风在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联时期，他和鲁迅比较接近，与周杨等人有矛盾。建国后，周杨等人掌握文艺大权，胡风受到压制。在一九五四年中，周杨等人在《红楼梦》评论问题上犯了压制青年作者的错误，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批评。胡风认为有报复的机会了，就用向党中央写信的方式借批评周杨等人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攻击党的文艺政策，提出错误的文艺路线，可谓是利令智昏，遭到反击。但是在批评胡风的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性质上又做出错误判断。）

墙上的兽皮

很长，晚上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