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发表于
2003-9-28 23:44:00
|
显示全部楼层
|
对新诗发展从没考虑过，因为不会读诗写诗，而况现在新诗越来越难懂。
现在诗坛流行东方西方、学院派别，五花八门，可惜大多是诗人们关起门来唱歌给自己听，观众也是演员，很多流派在还没有被公众了解时已烟消云散了。昙花一现还可以留下短暂的美丽，可它们留给诗坛的却是读不懂的垃圾。
维吉的成功很值得思考。他拒绝戒律，对技巧漫不经心，也不费心去考虑与艺术有关的东西，然而正是这些曾被指责为潦草马虎的东西获得了巨大成功，以至在他死后，他的招牌常常以“著名维吉的正宗作品”的形式出现于编辑们的广告语里。这是因为照片有如棒球棍猛击膝盖一般直接，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你对它们的理解。
新诗应该从维吉那里学习些什么呢？
学它的直接，学它的在和人民大众理解之间的无任何碍障。
现代诗歌理论，大都是形式方面的探讨，研究表现方法的突破、写作技巧的变化。这里面天地太小，于是诗人们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有的留下一些有益成果，有的却把诗歌最本质特点丢掉了。邯郸学步，不伦不类，朦朦胧胧，似似非非，越来越往象牙塔尖钻，越来越拗口难解。自以为新潮、新派、高雅、高贵，遇见批评不屑一顾，遇见不同风格斥一声直白、粗俗，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了诗坛热闹，诗歌寂寞，写诗的人多，读诗的人少，诗人更少。论坛上现在流行一句格言：读不懂的东西就加精。大多是指诗歌而言，读诗的怕被误为浅薄，写诗的人见精字而自喜，再写下去连自己也不懂了。
新诗要生存、发展，就必须面向生活，面向人民大众，写出他们的喜怒哀乐、呼声要求，粗俗的可以精致，直白的可以委婉，只要你说出了他们心里话，他们就会把你当作自家人，就会出钱买你的书，抽空读你的书。闲暇时也可以把酒玩花、吟风赏月，但那只是调味品、是味精，而不要当作主食。杜甫一生写了许多诗，但奠定诗圣地位的，恐怕还是《三吏》、《三别》。
当然，新诗还是需要技巧的，还要讲究表现手法，这种学习和研究，要在尊重诗歌这个文学形式本质特点的基础上，要在尊重汉民族语言规律与特点的基础上，向中国古典文化学习，向西方现代诗歌理论和技巧学习，古今今用，洋为中用，用最恰当的方式表现出欲反映的内容。但是写时切不要被这规律束缚，不要模仿，不要有流派痕迹，大胆写来，如实抒出。没准，由于你对艺术史或诗歌史所知甚少，不去考虑与它有关的东西，这如棒球棍猛击膝盖般直接的东西，会是诗歌中的珍品，再被后人研究和奉为正宗呢。
如果写诗只是为了自己欣赏、自我陶醉，只是为了玩弄高深、抖擞学问，诗人，你大可以把诗写得难些、难些、再难些，意识流上再朦胧，管他世上几人懂。
只是，诗人，你这样能走多远？
|
|
维吉 1952年 纽约
往腿上抹金粉准备上场的脱衣舞女对门边那个怒气冲冲的男子无动于衷。斑驳的墙壁和杂乱的物件与前台并没什么共同之处。维吉从不让他的人物从环境中分离出来以简化画面，也从不害怕闪光灯在人物身后留下阴影。他的意思是：“我（摄影师）在，我抓拍。”完全美国式的直率。
20世纪40年代纽约的夜幕中，出没着一位肥胖的摄影师。他穿在身上的服装是昂贵的订制品，但看上去却如同地摊货。他的头发散乱、眼光迷糊——这些都并不妨碍他以比警车还快的速度赶到犯罪现场，拍出世界上最好的凶杀照片。
他的一生都在纪录大都市的夜晚，这是一个与白天截然不同的世界，在黑暗中，一切都以更无耻、更荒唐、丑恶、更肆无忌惮的方式展现出来。而这一切又都暴露在这位摄影师的闪光灯中。这位摄影师便是著名的维吉。
维吉的大部分照片有如棒球棍猛击膝盖一般直接。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你对它们的理解，它们甚至不需要标题。与大多数摄影师不同，维吉拒绝戒律，也没有发展出一套理论。他对技巧是如此漫不经心，以至他的早期杰作曾被指责为潦草马虎。
艺术也未给维吉造成任何麻烦。由于他不懂绘画和雕塑。对艺术史或摄影史所知甚少，他从不费心去考虑与艺术有关的东西。他从他的被摄对象中看不出什么象征意味。他使用相机并非为了去歌颂他所拍摄的人们，他只是为了谋生，一种狭窄但不乏闲适的生活。他所希望的是自由自在地去当维吉：一点名声，一点钱（不用很多），和一些女人。他获得了这一切，并且他还赢得了艺术家的头衔。在他死后，他的招牌常常以“著名维吉的正宗作品”的形式出现于编辑们的广告语里。
当他还很年轻时，维吉便散发出一种中年的气息。他那不安分的黑眼睛略微有点迷糊，长长的卷发缺乏梳理，手里拿着相机，嘴里还叼着抽了半截的雪茄。在冬天，他看起来似平与他皱皱巴巴的衣服融为了一体，而他所有的口袋里都塞满了胶卷、镜头以及各种小仪器。
到30岁时，维吉变得很胖，体形松松垮垮。后来等自己有了钱，他在伦敦找到一个著名裁缝做衣服，并坚持所有部分都做大两英寸。他不喜欢被衣料紧紧贴住的感觉。几小时后，维加穿着有如纽约街头手推车贩卖的衣服高兴地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