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熬糖稀
母亲熬糖稀用麦芽做引子。也有人用山芋做引子,熬出来糖稀味道没有麦芽糖正,微有一种苦辛味,不过偶尔一吃,换换口味也不错。
熬糖稀是件繁琐的事,不仅繁琐,而且道道工序讲究一个火候,算得上是一件技术活。
母亲早早就准备好了麦子,跟发豆芽一样,发了一个礼拜。这时的麦芽的长度要控制在米粒长短---长了,就发过火了;短了,还欠一点。母亲把发好的麦芽晒干,磨碎,收好备用。说是磨碎,其实只要磨破麦芽外面的那层皮,不能磨得粉碎。
焖糖饭用的主料还是糯米。蒸这种糯米比做冻米用的糯米更要讲究一点。
其实隔了这么些年的烟云再去回忆这些旧事,我的记忆已是很模糊了,很多细节在脑子里混沌地盘旋着,被当初的我忽略掉了。不敢确认。于是拿起电话,打给母亲。母亲说,她把糯米洗干净了,锅里烧开水,把糯米放进开水里淘一道,盛起来,放进蒸笼蒸。淘过一道糯米的米汤也要盛起来,做糖饭时有用处。
母亲在腾腾的热气里围着灶台转来转去,过去的日子俨然在眼前重生了。这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们每个人跟过去都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有人忘记了过去,那是他没有真实地存在过,或者说,他丢失了自己。
母亲干活时不喜欢说话,我在一旁站着,也不问她。我的目光追随着她,看她把蒸好的糯米放在一边,半冷不热的时候,就要下麦芽了。她有些微胖,蹲下身子的时候会有些吃力,她总是蹲一只脚,半跪一只脚,把重量集中在跪下的那只脚上。她依次地放入麦芽、石膏粉,再兑冷开水,米汤,慢慢地搅拌。她粗大的双手插进糯米里,那些米粒夹着麦子,白的白,黄的黄,乱纷纷地从彼此身体上迸出来,站起来,又从母亲的手缝里陷落,溜走。
拌均的糖饭,要放在锅里再焖八、九个小时,才能盛起来过渣。过渣的方法同做豆腐一样,也是用布包袱把糖饭装起来,包袱的四个角分别系在木十字架的末端,让里面糖饭的汤水慢慢地浸出来,沥干为止。
熬糖稀才是逼近年关,直达快乐的重头戏,就象是生孩子,经过漫长的妊娠期,总算等到分娩时分,这一份盼望落到了实处,结果转眼可待。
熬糖稀都是在晚上。吃了晚饭,母亲吩咐我们从茅屋的柴堆里拣粗壮的木柴抽出来,搬到灶头,挨字挨地码好了,把灶头挤得水泄不通。她生了满满一盆炭火,让我和哥哥围在火盆边烤火,吃零食,看书。
母亲把糖饭汤倒进灶上的大锅里,灶下架旺了火,开始熬。这是一年中她最舍得烧柴禾的日子。我们家没有柴山,烧的柴全是拿钱买的。我看她毫不犹豫地将那些粗大的木柴扔进灶膛,火光投影在她脸上,一闪一闪,映得她红光満面。母亲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灶膛,定了神。她那时的皮肤还光滑,额头上只有一些细微的皱纹。她微微含着笑,很多东西在笑容下闪烁其词,我看不清是什么,但我觉得幸福,踏实。
灶膛里的柴火势迅猛,一会儿功夫一根粗柴就燃烧完毕,灶膛里红晃晃一膛炭火,象一只只诡秘眼睛,一眨一眨,传递着火的语言:燃烧的痛和快乐。这些炭火如果不及时清理掉,就要黑了膛。母亲用铁锹一锹一锹地铲出来,放进灶边专门装炭的坛子里,盖上盖,密封,留着日后用。还有一些多余的,她便铲到火盆里,火盆里炭火越堆越高,我笑得合不拢嘴。我是最怕冷的,哥哥常笑话我,别人烘火是烘手烘脚,我是烘屁股,烘身子。
糖饭汤从最初平着锅面开始层层跌落,慢慢下陷,每跌一层便在锅沿留下一道圈,象树的年轮,表示曾经的过去。汤面泛着泡沫,渐渐地,汤由白至红,汁越来越浓,泡沫也越聚越多,在沸腾的水面随着沸点在四周轻轻地游离,如同生活在城市周围的边缘人,体味着来自中心的鼓动与信息,随着大节奏摇摆,却自有体系。
母亲说:可以尝尝了。这时的汤有了甜味,我和哥哥捞起汤面的泡沫,据说这种泡沫可以治咳嗽。糖稀还没有熬好,糖沫我们已吃了不少了。越接近午夜,糖稀熬得越快。父亲怕我们撑不住,嘱咐我们去睡,我们哪里肯依?
总算等到熬得差不多了,满满一锅汤,最后熬得只剩一浅锅糖稀。琥珀色的,半透明,有气无力地在锅里鼓着小泡,经历了这一夜漫长的煎熬,它象是筋疲力尽,再也打不起精神来沸腾了。
母亲熬的糖稀味正汁浓,比市场上卖的要好很多。我和哥哥各盛了一小碗糖稀,美美地吃完了,心满意足地睡觉去了。只留下火盆里的炭火,在冬夜里睁大了眼睛,面对黑暗,静静地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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