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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上海和香港两个城市本身历史经验的相似而呈现出的貌离神合，一样的殖民地气质，一样西式教化下的世故，以及战火洗礼下的孤岛情绪，来自香港的关锦鹏反而比内地许多导演更得上海之三味。《红玫瑰与白玫瑰》、《阮玲玉》，甚至《胭脂扣》虽托言香港实则也是与上海暗渡陈仓的镜像。上海始终是关锦鹏胸口的一粒朱砂痣，或是前世记忆里的白月光。藉《长恨歌》，他对日益消逝的上海特有质感作了又一次的伤感缅怀。
一个人的生命总是比一座城市要短暂，一个叫王琦瑶的女子在这里繁华过，寂寞过，最后湮灭成灰。在这出海上花传奇中，她最直接也最清醒地触摸到了其苍凉的底色，仍然选择了对它从生到死的坚守。电影以这个人物起兴，意欲擎一柄倚天长剑劈开情天恨海，让人站在九霄云头看尽浮花浪蕊。咖啡、服饰、舞会……影片的派头掼到十足。这种执迷的复古实际上传达着上海风情在时间末无法挽留的预言。《长恨歌》也是关锦鹏的怀乡之作。但这乡愁因其香港视角最终使得一座城市失去了身份，重新设置表达老时光的情感和生活方式的象征性道具，并不能唤起与这些道具相连的老时光的感受。关锦鹏的《长恨歌》，移植进任何一个其他城市都是成立的。而小说中的老上海风尚，不光折射着对于繁华与腐败并辉的怀旧，还有她因时代冲刷迷惑于自己身份的种种困厄，弄堂、霞飞路、法国梧桐、百乐门舞厅……这些符号的深意象征着某种神秘，它不能被历史或革命的官方大叙事所阐释。电影充其量只能使我们想象过去时代里那种浸透颓废气息的魔力，却无法完全捕捉住它。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女人，“聪明、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摸鱼，但从不过火”。她们有的是世俗智慧又不乏都市趣味，我们一旦踏入了她们的传奇，随即会没入上海小市民的拥挤世界。王安忆显然也沿袭了这个定义，她把张爱那些私人和公共空间都很狭小的女性们解放出来，置于千秋家国的大背景中。时代留给王琦瑶们的生存缝隙已经很狭窄，而能在这样的缝隙间闪躲腾挪，才是她们的伟大之处。甚至在那些普通到琐碎的生计里遭遇粗糙打磨，她们仍然会“美人如花隔云端”。
关锦鹏的性取向决定了他女性角度的思维方式，他对女性赞美、欣赏甚至待以悲悯情怀，具体到王琦瑶身上，是摄影镜头异乎寻常的关注，大屏幕变成了活动相框，他牢牢地钉住她的脸，故事不见了，情节消失了，悲情藏匿了。他要她美下去，在时代之上红尘之上。也许是为了弥补王琦瑶屡屡被男人辜负的悲惨遭际，导演贴心地给了她一个暖和的大背景让她继续海上遗梦。张叔平的品位在人物服装和布景陈设上一笔挥过，政治层面的动荡也淡化了。如是，王琦瑶见证上海的时代变迁，就成了以不变应万变的隔着玻璃看。这是关锦鹏理解下的女人和上海：精致，美艳，从容淡定，能隐忍也更有风范。从这个基调，王琦瑶四段情史，几乎是可以单列开来的四场独幕剧，以哀怨感伤进行着微弱的逻辑关联，快进式的求证演算，不过是为了一个解：上海和王琦瑶的沧桑之美，遗憾之美。
王琦瑶的选角先是属意张曼玉，《阮玲玉》的成功合作无疑奠定了《长恨歌》的市场保证。几番波折最终花落郑家，以浪漫轻喜剧起家的郑秀文被认为和王琦瑶的海派优雅有着不小的距离，她的脸型太阔，中人之貌也实难霸占老少四个男人的终身审美。怀旧意味着永远得不到的东西，在唤起的过程中，过去必然被理想化。要演绎这样的离世感，郑秀文的气质显然太过结实讨喜，这不是外型的骨感能抹过去的。先是导演自己，再是郑秀文，香港对上海进行投射，再一次发生了尴尬的推板。香港终究是太热闹太喧嚣太夸张了，它缺乏上海的“涵养”和文化感性。因此导演虽然一直力图把女主角保鲜在生活的侵蚀之外，但郑秀文的香港气质仍然让王琦瑶和市井烟火抱了个满怀。
不可否认这仍是郑秀文近年来最成功的表演。少女王琦瑶选美的形象素净娟秀，在一片玫瑰和牡丹的俗艳中成功突围，攫夺了李主任的眼神，她知道这是她命中的男人，旋即虚荣作祟主动挑衅，但矜持而不失身段。男人因为心生爱慕而心不在焉，女人因为胜券在握不免恃宠而骄，看不完的室内风情，道不尽的风流态度，机警的台词一句句递过去，全然是大上海的暧昧情挑。母女争执一场，郑秀文满头染发膏，听得女儿打自己那点养命钱的主意，不由勃然大怒，偏生女儿的话语里又满是对母亲不名誉历史的鄙夷。怎不心冷？但终究心疼自己身上掉下的肉，还是拿了钱给她，又撂上几句有分量的劝告，既有看尽世事苍凉的老辣，又有现身说法的感喟。这两幕表演在我看来可信度颇高，胜于王琦瑶听闻李主任死讯后的以头戗地痛不欲生。把它们单抽出来，是一组前后呼应的蒙太奇。中年王琦瑶对少女王琦瑶是否定的，又是观照的。其间跨越的是再残忍不过的命运的播弄。她这点智慧终于还是无用了，接下来，导演又让她天真了，不谙世事了。最终，回光返照的青春要了她的命。
与导演对女性的无限同情和赞美针锋相对的，是他对男性同样鲜明的失望和批判。正如关锦鹏自己坦承的，男性让他抱愧的几率很少。王琦瑶的四个男人次第出场，成色一个不如一个，导演毫不愧疚地让他们或自私、或懦弱、或无能、或贪婪地负尽了美人恩。这些男人的性格标签注定了王琦瑶会在爱情责任田里颗粒无收。关锦鹏向来善于在繁复的情色中讲述纯粹的爱情，《长恨歌》风月则风月矣，爱情却不免最弱一环。影片中王琦瑶辗转于一个又一个男人的身体，每一段爱情，电影却都拿不出强有力的佐证教我们心口皆服。
同《阮玲玉》一样，同样是一女多男的感情戏，同样是一个上海女人的一生，或绚丽或平淡，或喧嚣或寂寞。前者层次丰富，后者中四个男人戏份平均，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王琦瑶也都波澜不惊地表现出一视同仁。李主任是她诸般情事中最可信赖的一程，胡军的李主任放眼望去：却怎么赫然那个京城大少陈捍东！吴彦祖生就好皮囊，胆小懦弱的康明逊让他一定憋屈不小。老克是王琦瑶的致命情人，却和真正的克腊作风一点边也不沾。真正长恨的，不是王琦瑶，却是恋慕她四十载的程先生，他同时也是唯一一个穿插始终的人物，多少点破了片段式叙事的呆板。他见证王琦瑶经历各色的男人，见证她急管繁弦复骊歌萧瑟直至横尸床第。他和她无缘，起初是他含蓄怯懦，后来就陷于了惯性的沉默，然而又牵连着脱不得身。女人有这样的青衫之交未必是幸事，最初你或许会感动于他的痴情，然而几十年如一日守下来，到最后你连自己能独占一个人这么长久的感情空间的虚荣也一丝无存。每个男人的性格特征都被设定得非常脸谱化，看上去都和海派男人有几分形似，却没一个能够真正传神出海派男人的保守、佻达、市井，品位优雅，还带点男性沙文主义的倾向。
也许，上海的难描难画，决定了任何一个人取景框里的倾城之恋都只能是对它某个侧面的戏仿而难窥全豹。关锦鹏和郑秀文的组合，传达的是香港大众传媒对于上海情结掩饰不住的相思。两个城市刹那碰撞产生的激情确证了它们的相互吸引，还确证了这出双城记的价值——怀旧已经超越戏仿或者摹仿而成为了历史寓言。关锦鹏的上海只关乎前世而非今生，他亦惋叹今日上海已非他梦里桃源。当中国一个世纪的现代性的追求将近尾声时，不远处地平线晃荡的幽灵是面目雷同的上海或是任何一个姓名的城市。在这个意义上，上海能够成全《长恨歌》，却无法成全关锦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14 14:56:1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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