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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血喊冤
第一次参加风云游戏，规则还未摸清，仅参加了第一轮的投票。今中午上线忽有朋友通知偶，偶快要被票杀出局了，大惊失色！在朋友的指引下查阅了有关帖子，初步知道偶被票杀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今逐一剖明，望诸君明察，勿上杀手之当。第一条票我的理由，据说是因为偶在第一轮的投票中，满不在乎，随手杀掉一人，回帖语气过于冷静，不象个生手。试问诸君难道第一次玩杀人游戏都紧张激动万分，回帖言不搭意，或兴奋得睡不着觉，灌水似的不断跟帖翻帖？偶都三十出头的人了，玩个游戏也不至于象小学生春游前夜那样激动吧。何况偶虽是第一次玩风云游戏，网上舞文弄墨也有数载了，朋友介绍偶来玩儿这游戏，也因知我对剖析文风素有所好。第一轮投票，杀帖未出，偶当然只能凭对ＩＤ的印象随手杀他一个了。以此条理由票偶，偶太冤了！但据说票我最主要的理由，还是因为有篇文章和偶试杀帖文风相近所致。偶慌忙又去细看了此帖，不楚拍案而起，大呼冤枉，偶要更大声地对大伙儿呼一声：朋友们，你们上当了！！！
原来的所谓的文风相近，竟然是偶的试杀帖中有几个之乎者也，而杀帖中也有几个之乎者也。同志们，想一想啊，倘偶是杀手，偶会这么傻吗？偶不会说不会写白话文吗？偶非得卖弄这几个之乎者也来引火烧身吗？当初发这个试杀帖是朋友建议我的，说这篇游戏文章不会让人看出你的文风，对你日后在这儿玩下去有好处，偶就这么急不可奈连篇累牍地要炫耀自己会几个“之乎者也”？这分明是杀手看了偶的试杀帖故意误导大家。今将杀帖和试杀帖的“之乎者也”部分各列一部分在此，以文风分析、文字分析、知识分析等铁证如山的事实，证明此篇杀帖决非出自偶之手。进而证明偶决非杀手，因为据说在此游戏中杀手都是一伙的，且互相认识，不会互相引人来误杀。
（杀手帖）
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称山歌。言田夫野庶矢口寄兴之所为，缙绅学士家不道也。唯诗坛不列，缙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愈浅，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
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山歌不与诗歌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亦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
（偶的试杀帖）
蚁、象相戏林中，一小蚁攀上象颈。地上数蚁群相鼓噪：“掐死他，掐死他！”象怒，挥长鼻震落，追踏之。蚁慌不择路，一头扎进当道一小穴。乃将后腿高扬于穴外，象不察，隆隆去也。蚁出，环顾百兽：“众卿可知俺扬腿于穴外深意否？”百兽瞠目无对。蚁昂然曰：“哼哼，俺要绊他个象吃屎！”
严格说这两篇都是比较粗糙的文言，但对文言稍有所谙的同志都能感觉出来，决非一路。从文风讲，前者所校颦的是唐宋八大家韩愈一派的古文，好高屋架瓴，大言炎炎（偶最不喜欢这派的古文）；而偶的试杀帖所校颦的是明七子后的浅文言。大家读读可以感觉出来，偶的虽也用之乎者也，但基本明白如话，不象杀帖语多空洞含混。从文字讲，偶觉得杀帖对古文比偶更外行，用字粗率，文理不通之处甚多，比如滥用虚字，未得古文之法。仅举一句：“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称山歌。”这句偶来写，决不会这么短一句用“而”、“遂不得”，“于是”这么多不必要的虚词来转折。仅“濮间天籁，遂远诗坛，别称山歌”十二字即可。如此滥用虚字在杀帖中很多，诸君自去看，再观我的试杀帖，虽然为保持笑语的味道，有些地方直用了白话原文，可说是文白掺杂。但真用文言处，可有如许多虚字？从知识角度讲，杀帖为标山歌，从论诗始，恰好偶也学诗有年，一些常识性的东东也略了解。在偶看来，原文论诗部分常识性错误很多。如把楚骚唐律并列作为脱离民间的诗体，别于《诗经》。而对中国诗的源头乃诗、骚并列，同开风气的常识都不明了。诗、骚都主要本于民间歌谣，诗在骚前，骚在诗前，迄今学界尚无定论，更有学证出诗中有骚，骚中有诗。从后世继承看，诗、骚乃现实与浪漫之二大源头。诗至齐梁后，讲究音律，逐惭远离民间是有的。但汉唐各代都有专采民间歌谣的乐府，再由士大夫进行加工。山歌脱离中国诗统，主要并非其民间性质。今之所谓“山歌”，大都指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传下来的民谣。历代或因语文障碍，或因地理障碍，故采之传之甚少。偶之观点与杀帖大不一样，别的可以假装，倘偶要论诗，必难以与偶知识相背的文章来做假，真那样，偶就是巨奸，非新手了。
时间伧促，偶的喊冤词到此为止，望诸君劈发折毫，细思明辨，勿错杀一个好人，也勿放过一个坏人。５５～
附录：
今有偶曾经谈诗的一篇文章，副录与此作为佐证，诸君先去为我平完反，再来看看，偶的诗观是一贯的，并非为洗刷自己而故意颠倒黑白：
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可能“诗”是最难的，不对一个国家的语言熟谙到母语的程度，并通过大量的阅读，对其诗歌语言有相当的敏感，很难窥见一个国家诗歌艺术的殿堂，中国最有资格做这项工作的钱钟书业已作古，他的〈管锥编〉，甚至早年的〈谈艺录〉知识密度都太高，我们这样普通读者很难顺畅的阅读，更别说理解。但丁从声调音韵学着眼，很早就下结论说诗歌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弗洛斯脱说：“诗就是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摩尔根斯特恩认为诗歌翻译“只分坏的和次坏两种”。所谓“次坏”就是说如果翻译家本身有较高的诗学修养，也许译诗尚不失为好“诗”，但作为原诗的传达，只可能是坏的。我完全信仰这些诗人的结论。唐诗宋词译为同文的白话尚不可能，谈何翻译？所以对不通外语的我这样的人来说，享受别国诗歌的美妙终生无望已是可以断言的了。想起中学时翻过几页译诗，大言不惭地跟别人吹《神曲》吹《浮士德》，简直可笑。不过一些关于诗的常识性的知识，还是可以从有关介绍文章中略知一二的。
比如说不论哪国的诗歌传统，无论体裁和表现手法如何，主要都是情感的载体，其长并不在说理或故事的精彩。这个结论可能大致不缪，因为在这方面诗歌没有必要去和别的文学体裁争胜。中国诗论本来就排斥以议论与述事为目的的诗，如严羽《沧浪诗话》认为论诗如论禅，禅道在妙悟，诗道也在妙悟，反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但严羽并非主张不博学，相反他认为必须博学格物，才能做到厚积薄发，在托情达意上游刃有余。西方许多反对诗的学者，也正是强调诗的“不理性”（“感性”可说是诗的天然属性）。比较有代表的如柏拉图，他是无论悲剧和喜剧都反对的，认为一切诗歌宣扬的都是劣等情绪，是和人类智慧中最高贵的理性相背的，并大力鞭挞了荷马。其实所有人的天性中感性和理性都是存在的，抑扬的不同而已，据说柏拉图年青时也曾致力于艺圃，因为敌不过无敌的荷马才愤而弄哲学（呵呵，这条可能有些“花边”了，我是从鲁迅的文章中道听途说而来的）。
其次诗歌的音乐传统可能各国都是类似的。诗通常起于民歌（我国《诗三百》“国风”过半），而后为智识阶层逐步研究改进，在体裁上走向规律化，是东西方诗歌都有的演进过程。有人认为诗的“格律”是中国特有的桎梏，是完全错误的。中国诗的古风（诗、骚、汉乐府、魏晋歌行等）是比较自由的，齐梁开始的近体诗，包括后面的词、曲，对“格律”的讲究都是对诗的音乐特征研究和归纳的成果，并逐步成为文言诗的“主流”。但不讲“格律”的古风历代有承，并未废绝。李、杜、白等都有大量优秀的古风作品传世。西方诗歌传统大致相类，“格律体”由最初的“自由体”发展而来并成为诗歌正统。清人刘锡鸿在《英轺日记》里留下几句“西洋诗话”，传为笑炳：“有以英语为诗者，句法长短不一，叶以音韵；男女从事于此，往往汇稿成帙，号称‘诗人’。”现下有人赞西诗之自由，观点虽不同，其误解还是一样。西诗句法的“长短不一”，并非任意为之所致，乃因其语音单位是以“音节”为单位，并不以字母或单词为单位，不象中国字是“单音节”，一字一音。西诗在以“音节”为单位的基础上，是很讲究音律规律的。如希腊以长音和短音构成音步，英、法以重音和轻音构成音步。并以长短音或轻重音的组合间隔规律形成了多种体现音乐节奏的诗歌律法，如轻重律、重轻律等。这和中文诗的平仄规律可以类比，只是中国因为文字的语音特点，讲究的是四声平仄。当然，西文漫长的诗歌传统中“格律”的讲究绝不止这些，也形成了很多种的诗体（要详细了解可参看王力介绍西诗格律演变的书，我翻了两页因其引诗全用外语，实在没能力读下去）。完全自由体的诗是直到十八世纪中后期（中国的清朝），才由美国诗人惠特曼提倡并逐渐形成了些气候。但迄今为止，仍有许多的西文诗人讲究格律，并在继续研究和完善诗歌的音律。中国的白话诗兴起于五四，受西诗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但五四诗歌的解放本来就是反对文言诗格律束缚的，如果学习西诗的格律传统无异于才出虎口又落狼窝。故总体上直接响应了惠特曼“自由派”的号召。甚至有学者说中国新诗在诗体上的“自由度”一开始就几乎走在了惠特曼等的前面。只有少数对西文诗有过较深的研究和浸淫的学院派诗人，如冯至、卞之琳等在创作中秉承了一些西方格律诗的音律讲究。中国新诗评论界一般把学习西文格律的新诗称为“欧化诗”，把自由体的新诗称为“白话诗”，中国的新诗基本上是以白话诗为主流。到顾城他们时甚至说要让文字象虫子一般乱爬，在东方和西文都算是很激进的主张了。关于诗的格律,钱钟书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撇开诗的音乐传统和诗歌发展的具体历史时期，说格律约束了中国诗的表现力是毫无道理的。
从诗歌的发展史来看，中国和西方很不相同。西文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发展为抒情诗。而中国没有史诗（竟管《史记》被称为无韵之《离骚》），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之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钱钟书因此说，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逐渐衰落。从文言诗发展史来看的确如此，唐诗宋词元曲后，明清再无新的创制，虽然诗派林立，诗话词话风涌，特别是清代号称诗词中兴，实际上已进入理论总结阶段，创作整体成就远不能追唐宋，文言诗已走入了末路。
从体裁看，中国诗尚短不尚长，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无声胜有声”。王国维论诗之体制说：“以五言古及五、七言绝句为最尊，七古次之，五、七律又次之，五言排律为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均不相适，殆与骈体文等耳。词中小令如五言古及绝句，长调如五、七律，若长调之《沁园春》等阕，则近于五排矣。”认为诗一长就沦为骈体文一类，不见诗之特长了。这和西方诗人爱伦．坡等认为“诗越短越好，‘长诗’这个名称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的主张是一致的。钱钟书说，比了西方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轻鸢剪掠。并且指出外国“短诗”贵乎“尖刻斩截”，和中国古诗的从“易尽”望“无穷”的讲究蕴藉悠长是不尽相同的。西洋评论家也普遍认为中国古诗的特点是“含蓄”。如屈力韦林《意外收获》中说：“中国古诗抒情，从不明说，全凭暗示，不激动，不狂热，很少词藻，形容词和比喻，歌德、海涅、哈代等的小诗偶有中国诗的风味。”麦卡锡《中国的理想》说中国古诗“空灵”、“轻淡”、“简约隽永”，符合韦尔兰《诗法》中宣称的最好的诗歌应是不着彩色，只分深浅的“灰黯的诗歌”的标准。这些评论家并不通中文，他们能从译诗中对中国古诗得出这么一点儿印象已经很难得（很大程度可能还是从中国书法和中国画中感悟出的）。相对于中国人自己的诗话词话，这些评论都显得太粗浅也片面，最多只是个别诗派的艺术主张。但也从总体上反映出中西诗风格的不同。钱钟书说：“比之西诗，中国古诗总体上显得情感不够奔放，说话不唠叨，力气不狠，颜色不浓。中国诗里“浪漫的”比之西诗仍是“古典”的；中国诗里“痛快”的比之西诗仍不失含蓄；我们认为词彩够鲜艳的，他们看来还觉素淡；我们认为“直恁响喉咙”了，他们还嫌低言软语。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中国最豪放的狂歌比了西诗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西方诗人狂起来则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同样，束缚在中国旧诗传统里的读者看来，西洋诗里空灵的终嫌着痕迹、费力气，淡远的终嫌有烟火气，荤腥味，简洁的终嫌不够惜墨如金。中西诗歌审美传统的不同，使相互的观望只能是看个大概，见林不见树。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这么说并非夸口中国的诗歌成就有多高，而是因为中国诗歌传统的“民间化”和“人格化”。诗并非作为一种专门的艺术由有天才的诗人去专攻，而是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化素养从小溶入国人的文化人格。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上至皇帝，下至穷酸措大，不论大忠大奸，在朝在野，甚至僧侣道人，逸民隐士，只要认识几个字，几乎没有不会吟几句诗的。吟诗几乎伴随大部分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生。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职业的诗人，当然，在这个崇尚诗的国度，人民会给予诗歌有造诣的文化人很高的声誉。中国古代蒙学中，声律训练，诗的基本技能训练等启蒙知识比重之大，可能世界没有哪一国堪比。当然，这和唐以后科举取士有律诗一项有关。但科举取士要考做诗，这本身就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是一个有渊远的诗歌传统的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
也正因为诗歌的普及, 中国古人将诗这一“体裁”作往来应酬(西方所谓社交诗)或歌功颂德等形式化的用途也较普遍，但这并不能代表中国古诗的特色，历来的诗论也将这类诗排除在“正统”之外。如《人间词话》认为“诗有题则诗亡，词有题则词亡”，反对 “美刺投赠咏史怀古”之作，也就是反对诗歌的实用化和功利化。我个人以为这未免有些说得绝对，“美刺投赠咏史怀古”之作如是出自真性情，有感而发，也未始不能成佳作。认为中国古诗轻视感情（包括爱情）是毫无道理的。“诗言志”的“志”是一个很大很本质的概念，并非今天现代汉语里的“志向”甚至只限于功名利禄的所谓“志向”的意思。《汉书．艺文志》阐释“诗言志”是：“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志”是表达“哀”、“乐”的基本情感的。关于“言志”与“载道”，周作人也说得很彻底：“言他人之志也是载道，载自己之道也是言志”。“言志”和“载道”阐说下去是很深的，关系到“诗”与“礼”，“情感”与“理性”这些基本概念的本质联系。儒家理论的出发点之一，“礼”“发乎性情”，并非和性情是相背的，当然，“礼”从孔子开始就走上了形式主义终成人性的束缚则是另外一回事。诗传达情感的特性和理性也并不是相背的，这一点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士多德比柏拉图的见解就高得多，所以把诗作为一个重要内容纳入他的哲学研究体系。儒家强调理性，故说“诗者恃也”，强调情感的约束、引导。《诗经》能入儒家“六经”和孔子的删削和牵强附会是分不开的。柏拉图则夸大诗的“不理性”，是从另一面去人为拉大情感和理性的距离。中国古诗人是十分注重人性中喜怒哀乐的基本情感在诗中的寄托的。无论是家国之变、个人仕途命运，爱情、友情、自然审美等，都可作为寄情的素材。说到底人的情感也无非喜怒哀乐，区别者大小强烈不同而已。如王国维所言：境界有大小，但并不以大小定高下。看谁表达得好，“不隔”而已。优秀的古诗词是无不附有作者的真性情的。中国的古诗词大都直接取材于平常的自然与人生（当然也有一些充满瑰丽绮想的浪漫作品），这和西方许多诗歌用想象幻化或人为故意的扭曲自然人生来表达情感的方式不尽相同，加上中国古诗的尚简约，重含蓄，这就使中国古诗在材料的割舍与文字的布设锤炼上讲究到了非常玄妙的地步。同是一个柳树被写出了多少不同的幽微感受！唐诗宋词要翻成白话，情节可能大都简陋得可笑。无非是在江边送走了一个人，或坐在那里望着一座山发了一阵呆等等，可经过诗人匠心独运的表达，却能深深打动读者的内心。
《论语》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实际上中外的诗大都以“怨”为主，所谓“欢乐之辞难好，愁苦之辞易工”。西方也是悲剧的影响远大于喜剧。（黑格尔是个重要的例外，认为喜剧价值比悲剧高）。司马迁《史记．序》历数古来大著，以《诗三百》收梢，总结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尼采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认为都是“痛苦使然”。“物不得其平而鸣”，“长歌当哭”，也许“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在人生和现实的碰撞中本来苦多乐少吧，何况诗人之敏感，倒并非独中国的诗人特别郁闷之故。相反，我倒觉得，由于中国古诗含蓄节制的特点（更深的原因应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加上中国文人“诗”生活的日常化，相比于西方的许多诗人，中国古代诗人的生活应是比较常态、人间化的（诗歌不过作为他们随时排遣现实生活中喜怒哀乐的寻常的文化手段），因写诗而郁闷至疯狂的绝少，根本不能和西方诗人比。当然，这不能说是中国诗的优点，或者是缺点也未可知。
因为对西方诗歌的近于全盲，对于其艺术成就的长或短，俺不敢妄置一词，也无力引证。钱钟书说：“中国诗跟西方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别，从内容上讲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钱在巨著〈管椎编〉中引用了大量中外诗进行了文化类比，可惜俺这样的文化程度尚读不通。也许只有精通了几门的外语，读了大量中外诗歌之后，才能领悟到古今中外诗心的一脉相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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