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狗 崽 子 杂 记

钟瑜

4 初到山区 县城到浔溪公社有一条公路，六十多里，因翻山越岭，旅客稀少，所以不通公共汽车，只有拖拉机和货车偶尔来回跑一跑。我们要去浔溪公社报到了，听说有一条小路，进山只有四十多里，我们决定还是走小路进去。用一根扁担，担着两个人的简单行李，我们开始了行程。随着上山下山的频繁跋涉，我觉得担子越挑越重。正当我们气喘嘘嘘，在半山上休息的时候，看见身后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人挑着箩筐，箩筐里放着文具。我估计他们也是教书的，就与他们攀谈起来。果然他们正是去浔溪的小学教师，看见我挑不动了，那个挑担的中年人很爽快地把我的箱子和铺盖卷放在了他的箩筐上，说帮我一把。这真让我有说不出的感激。中年人姓王，四十来岁，方盘大脸，手脚粗壮，名字却取得很秀气，叫兰声，看得出是个非常强壮而又十分厚道的人。以后，我和他成了同事。 浔溪是个典型的山区，这里四面青山，竹树成林，溪水潺潺，满目青翠，是个避暑的好去处。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面临任教地点的分配问题。幸亏水娇认识公社管文教的胡主任，那是她下放插队时结识的一位包队干部，算是有点老交情，胡主任照顾了我们的关系，将我们分在了同一所学校——公社所在地的浔溪中小学。 学校不大，小学只有三至五年级三个班，中学是初一至初三三个班。每班二三十个学生。由于中学生来自全公社各个大队，远的离学校有十多二十里山路，所以他们大都在学校寄宿。两年后，小学从中学迁出，搬到相隔半里路远的坪上村，我和水娇也就分在了不同的学校，我留在了中学，她去了小学。 山区的教学条件十分简陋，这里除了几间破旧的教室、宿舍和一间厨房，再也没有其他设施。上课是黑板加粉笔，唯一的教学器材是有一架五音不全的风琴和一张勉强可用的乒乓球桌。生活条件更为艰苦。这里山高水冷，蔬菜生长缓慢，社员们自己吃的菜都很紧张，所以没有集市，买不到新鲜蔬菜。学生都是自己背来大米，由学校食堂为他们蒸饭，吃自己从家中带来的干菜。教师吃的菜则由一名后勤人员进城采购，新鲜菜和咸菜小小心心搭配着吃，偶尔还会接不上气。山里没有自来水，但学校有一口井，井旁竖着一根高高的桔槔，用水很方便。晚上没有电灯，大家都是点煤油灯。但教学工作基本上还是按部就班地在开展。只是劳动频繁，三天两头儿地要拉学生上山去砍柴或到农场去参加田间管理。 因为交通不便，学校两星期放一次假，一次休息两天。这时候，学校里就变得特别冷清，只有几个长期驻守的教师形影相吊。没有电影电视，没有娱乐场所，没有书籍可看，也没有任何地方可去，于是，扑克牌就成了我们消磨时间的最好伴侣。晚上，我们常常点上两盏煤油灯，玩到半夜。在我的一生中，玩扑克牌最疯狂的时期就是我在浔溪工作的那几年。 5 猪头校长 槽头老师 和农民相比，我们感到教师的地位很高尚。吃商品粮，拿国家工资，不用一年四季栉风沐雨而不得温饱，哪一个农民不羡慕呢？然而成为一名教师之后，我们就渐渐感到教师的地位其实是十分的卑微。离学校不远就是公社，再往前走有一家县食品公司开的猪肉营销点，每月卖一次猪肉。凡是吃商品粮的人，每人每月有半斤猪肉供应。到了卖肉的日子，肉铺门口就挤满了人。在缺少食品营养不良的山沟里，能买到一点猪肉实在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而每次卖肉，我们都天不亮就爬起来，早早去排队。肉铺这时还关着门，杀猪的正在剔骨分肉。在正式卖肉之前，里面已经把最好的部分做了分割，猪腿、猪肝、猪肚、猪排之类，都按公社干部人数一一分好。等到打开窗口营业的时候，卖肉的用一种鄙夷的眼光从我们面前扫过，推开我们伸过去的手，从我们身后接过商店或医院干部的供应本，先卖给他们。这时候你绝对不能生气。这里没有先来后到，也没有非卖给你不可的说法。卖肉的只此一家，肉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上，他高兴怎么卖就怎么卖，高兴卖给谁就卖给谁。假如你没有买到肉，他可以把手一甩，丢过来一句：“肉不够，下次再来!”吵翻了，他会呛你一句：“你他妈的有本事，你给公社打报告，要求再杀一头猪嘛，没谁拦着你!”你知道这是绝不可能的，所以你最好还是老老实实闭上你的嘴，用最虔诚的态度，去等待他的恩赐。 在学校里，唯有我们那位拖家带口住在学校的校长有点面子，除了定量供应的猪肉之外，经常能买到一个完整的猪头。而我们这些普通教师，买定量供应的猪肉，则经常被搭上不少卖不出去的囊膪，这里俗称槽头肉。因而我们常常自嘲，说在我们这所浔溪的最高学府里，有着的不过是“猪头校长，槽头老师”。 6 比售货员还矮一截 在现实生活中，医生比教师地位高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不管是谁，都难免要找医生看病，特别是吃公家饭的人，因实行公费医疗，还可从医生那里开到各种各样不要钱的药，全家人的看病开支都解决了。教师有什么呢？不过有几张白纸、一堆粉笔头。至于知识，早已成了惹是生非的万恶之源。况且，全国只有有限的几所大专院校招生，而且不用考试，全由基层推荐，领导审批——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把教师放在眼里!即使同售货员比，教师也矮三分。那时候，供销社里的日用品和副食品几乎都要凭票证供应，还常常缺货，结识了售货员，不但买东西方便，有时还能免去票证多买一点。因此，有一个到处流传的真实故事，说一位公社领导对某位教师的工作很满意，拍拍他的肩膀，用勉励的语气对他说：“好好干吧，将来提拔你当售货员。”这确实是当时社会人们不同地位的真实写照，而绝不是毫无根据的嘲讽之词。 在浔溪的日子里，我的痔疮越来越严重了，以致不能站立，最后不得不到县医院做了一次环切手术。术后身体极端虚弱，很快感染上了肝炎。医生给我开了因病供应白糖一斤的证明。那时在供销社里，除了过年每人供应二两白糖，其他时候一般人是没有白糖供应的。我兴冲冲地拿着医生开的证明跑到供销社，售货员却冷冷地告诉我：“没货!”我问她什么时候能有，她不耐烦地说：“不知道。”我向她解释我是因为生病才需要白糖，希望她能照顾，她两眼一翻：“有病也没办法!”以后，听说有公社干部曾到供销社买了白糖，我又到供销社去过几次，却始终得到的都是“没货”的回答。 7 无处不在的特权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浔溪这样偏僻的山沟里，我们也看到了共产党官员的特权。过年过节了，公社会让食品站专门杀一两头猪，满足干部们的年节需要；会让供销社为每个干部分好年节供应的各种副食品和日用品。在大队、生产队，公社干部可以买到最便宜而且质量最好的香菇、冬笋、木材、竹器。那时候很多东西的价钱都是实行双轨制的，有权者买东西价低质优，普通老百姓能买到东西就是恩典，至于价高质劣，那绝不是你有资格去挑剔的。 公社新调来一位姓徐的秘书，曾到我家来作客，他很客气地对我说：“我跟水娇是下放时的老熟人，你们叫我老徐就行了。”我提醒他：“在外头可不能这样叫吧？”他想了想，笑眯眯地点点头：“在外头，还是叫我徐秘书吧；叫老徐，人家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那可不好办事呀!”的确，只要是公社的干部，走到哪儿都吃香，这身份是绝对要摆明的；如果因为我乱叫一声“老徐”，有人把他误认作是我的同事——一个在中学供职的百无一用的教书匠，那岂不要吃大亏？ 记得在北京五中读书时，政治老师告诉我们，苏联已经兑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苏联的官员已成为一个特权阶层，他们背叛了马列主义，正在不断侵吞着广大劳动人民的血汗。其实，特权阶层绝不是苏联的专利，在中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也一样的无处不在。任何人有了一点权力，都会利用它名正言顺地为自己捞取好处。中国的官员们在攫取利益、享受取乐等方面，比老大哥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待续）

键盘上的蜗牛

一个源自西方的谎言，居然在东方持续流传近一个世纪，且仍没有消退的迹象。 怪哉！

钟瑜

8 行路难 除了吃菜困难，在浔溪最艰难的是出门。每当寒暑假，学校的食堂就停伙，师生纷纷回家。水娇是抚州人，我们总是利用寒暑假到抚州去。从浔溪到抚州，先要赶到县城才有公共汽车，而想去县城，却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去之前，先要到处打听有没有货车或拖拉机进城，如果有，你也千万别跟司机打招呼，司机绝不会给你好脸色。你只能赶在开车之前，爬上装满货物的车厢。驾驶室里也有座位，但那绝不是你能问津的，那是公社干部、大队书记或供销社主任、医院院长及其亲朋好友的专座。能有货车车厢让你爬上去，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面子。很多时候，司机看见人多，一脸怒气，会毫不客气地把你拉拽下来，甚至根本不准你靠近车辆，你也只能徒唤奈何。 记得那是我们来浔溪两三年后的一个夏天，也是放暑假的日子，我和水娇一起回抚州。在供销社门前的公路上，停着一辆浔溪大队的拖拉机，装了货准备进城。看到驾驶室里一个人都没有，水娇和另一个也准备进城的女伴夏老师，很高兴地一齐坐进了驾驶室的后排座位。浔溪大队的老师坐浔溪大队的拖拉机，应该没有问题吧，何况年轻的司机还是这所学校毕业的。但正因为坐的是两个预先没有料到的人，拖拉机迟迟没有开，最后大队书记满脸不高兴地走到车前，喝斥两个人一定要把位子让出来，车子这才开了。 还有一年冬天，放寒假，我们准备回抚州，却始终搭不到车，耽误了行程；谁知天突然下起大雪，车辆无法通行，我们只好放弃搭车的努力，决定步行出山。出发前我们在鞋子上缠好草绳，手上拄一根棍子，以免山路打滑。天蒙蒙亮，就登程了。一路踩着深雪，担着年货，在小径上艰难地跋涉，慢如蜗牛，但还可以支持。遇到上山，路滑无比，则常常要四肢爬行才能前进。下山时更是小心翼翼，跌跌撞撞，常常摔得一身泥浆。过了一道岭，又是一道岭，路好象永远没有尽头。身上感到的只是饥饿和疲累，还有风雪茫茫中山林里的冷寂和阴沉。从小路进城虽说只有四十多里，我们却一直走到暮色苍茫。到县城时，最后一趟去抚州的公共汽车也已开走了，只好再花一笔住店费，明天再走。 快开学了，从抚州返回浔溪，也一样是旅程艰难。到达县城就要疯了似的到处寻找有没有去浔溪的车子，然后像水蛭一样紧紧地把它盯住，以便有机会爬上车厢。有时我们也在通往浔溪的必经路口拦车，这时如果遇到的是浔溪大队的拖拉机，一般会停下来搭你上去，但如果是公社的汽车或其他大队的拖拉机，多半理都不理，反而加快速度横冲直撞地从你面前闯过，你只能顶着冬日的寒风或夏天的烈日摇头叹气，在无比懊丧之中重新打叠精神，担上你的行李，老老实实去山路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9 什么人调进山区 因为是山区，浔溪调人进来十分困难。特别是中学校长，他必须具有共产党员身份这一必备条件。当时在浔溪的教师队伍中，一个党员都没有，在知识分子属于臭老九的日子里，教师入党比登天都难。我来的那一年，不知是从哪个机关找来一位党员干部，调来浔溪担任了中学的校长兼公社教育办公室主任。他四十多岁，工农出身，家口众多。为了省钱，香烟之外，常常还抽旱烟。他有一杆长长的烟袋锅，开会的时候，总是很有滋味地把烟袋锅敲得砰砰响。讲起话来，一副居高临下的嘴脸，态度生硬，常常瞪圆了眼睛对人进行训斥；而且脾气执拗，不容易听进别人的意见，因而和学校的教师闹得很僵。他对教学从不过问，全力以赴抓的就是劳动，经常组织学生砍柴卖给公社几个机关单位的食堂，有时还一车一车地卖到山外，弄得生产队很有意见，毕竟这里的山林还是属于生产队的。由于同教师的关系始终不能融洽，三年后，他调走了。接任的是一位新培养的党员干部，来自相邻公社，大概说好了在浔溪锻炼一两年。他十分精明，人缘很好，谁有什么困难，他马上许愿以后为你解决。因为兼着公社教育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他大多时间是在各个大队转悠，经常喝得一身酒气，顺便也买了不少上好的木材和香菇。用木材和香菇联络县里的头头，是浔溪干部的优势。很快，他就调出了山沟，留下的是一大堆没有实现的美好承诺。再接着调进来的，是原城关中学的校长，因为跟着造反派炮轰县革命委员会，结果被充军到里山来了。他不是南城人，在山沟里干了一段时间后，看看没有什么出路，就打报告调回原籍一走了之了。继任的校长，则是一位刚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既是党员，又是浔溪人，总算是大旱逢甘霖，为山区解决了用人的困难。 调到山区来的教师，大多在县里都没有很过硬的关系。浔溪中学一位姓邓的女教师，在山区一直干到了退休。她原来在县城教书，1957年因提意见被打成右派，便长期流放到山沟里来了。在学校里，她沉默寡言，对任何事情不加评论，一门心思照顾着自己的儿子。儿子十七八岁了，但对她感情并不好，据说还对她满怀怨恨，大概是怪母亲毁了自己的前途。我至今还记得那位女教师两眼中的凄凉和忧郁。 与我同时调进浔溪中学的，还有一位工农兵大学生，父亲是生产队干部，很为自己的儿子读了大学而自豪。他多次向我们夸耀自己的儿子字写得如何漂亮，脑瓜子如何聪明，在当地是如何的出类拔萃。可惜这个儿子不争气，在上大学时就因为恋爱问题弄得精神错乱。治好后，来到学校教书不足一年又犯了病，目光呆滞，喃喃自语，后来一次比一次严重，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成了个废人。 以后调进浔溪中学的，大多毕业于师范学校，且多是外地人，记得一个是南昌知青，一个是上海知青。几年以后，他们通过各自的努力，一个调进了县城的省属厂矿企业学校，一个调回上海改了行。还有一个师范毕业生姓徐，记得是临川县人，调进浔溪中学后在当地结了婚，几年后因病早夭，丢下了自己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尚待抚养的幼儿。 （待续）

钟瑜

10 一个普通教师的命运 在浔溪公社的教师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王兰声。浔溪中小学还没有分开的时候，他是学校的总务。他忠厚勤恳，做事踏实，总是一声不响地干这干那。学校的总务工作是件苦差事，个个星期都要进城去买菜，坐不到车，他就翻山越岭徒步把几十斤菜担回来，却从不表功。谁要有点什么事，他都乐于帮忙。在学校里他也上几节课，但总是忙里忙外忙得团团转，学校里一两百号师生的吃喝拉撒用，从采购物品到联系工作，没有一样事情不找他。如果开全公社教师大会，他更是忙得一塌胡涂，买米买肉买菜，商借瓢盆碗盏，编排人员座席，摆放桌椅板凳，收取伙食费、粮票，开出会议报销单据，样样事情他都有份，经常忙得坐下来吃餐饭的时间都没有。但在教师中，他也是挨骂最多的一个人。我们那位工农出身的校长，常常像老子训儿子一样数落着他的不是，怪他没有计划，做事忙乱，小手小脚，不善安排，丢三落四，缺乏头脑，甚至脸红脖子粗地向他怒吼。而他从没有一句顶撞，总是点着头，至多小声地解释一两句，如果遇到一顿怒骂，就再也不做声了。 说王兰声做事小手小脚，实际是讲他买东西总是挑最便宜的，数量上又算得很死，决不会有富裕。这恐怕和王兰声自己的贫困生活有关。他每月工资40几元，却有着5个儿女，经济上总是很拮据，所以一贯节俭，从不乱花一分钱。他抽烟，但除了过年过节待客，身上从来拿不出香烟，总是敲着一杆旱烟袋。伙食上更是俭省，在食堂里买了碗荤菜，总要吃上好几天，更多的时候是一大碗饭，两根咸菜，就是一餐。在浔溪的教师当中，人们流传着王兰声自奉俭约的笑话，说他“一个咸鸭蛋，下得三餐饭”，其实这是很令人心酸的事情。由于营养不良，他脸色蜡黄，加上工作繁杂劳碌，有些事常常记不住也就在所难免了。浔溪中小学分家的时候，由于校长对他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把他调到离浔溪十里路远的大队小学教书去了。 王兰声的家安在浔溪大队的坪上村，现在尽管任教的地点离家远了，他却很满意。我曾问他在下面教书是否还好，他憨厚地笑着说：“下面当然好，没有那么累呀。”但是，他调走之后，老师们却一直怀念着他，因为新来的总务尽管精明，却不及他勤快的十分之一。 大概也就是一年有余吧，随着新校长的到来，王兰声又被调进浔溪中学，仍然干他的总务工作。 他还是那么勤快，但身体慢慢显出虚弱。这个高大健壮、朴实憨厚的中年汉子，只剩下一副宽大的骨架，颧骨突出，眼眶深陷，脸色黄中带黑，目光混浊暗淡，嘴唇常常透着青紫。他渐渐地挑不起沉重的担子了，反应也很迟钝，办点事常常显得很吃力，跑浔溪卫生院看病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没有多久，他就从浔溪中学再度调出，调到近旁一所大队小学去教书。 那时候，他其实已经有了心脏病。一年多后的一天，突然听到他的死讯。那天他是进城看病的，因为舍不得花钱住店，看完病就急忙往家赶。回来时坐公共汽车到徐家公社圳上大队下车，这时已是傍晚时分，但离浔溪还有三十里山路。他沿着山路慢慢往回走，正好遇到他教书的那个大队的拖拉机从身后开来，把他捎上了。拖拉机沿着上山的公路艰难爬行，路面坑坑洼洼，车厢剧烈抖动，仿佛要把人的五脏六腑一齐颠出来。一个健康的人坐在这样的车上都会感觉难受无比，何况一个严重的心脏病患者。王兰声很快支持不住了，昏倒在车厢里。车上其他人见了一片声地惊叫起来，司机吓得赶快停了车。这时候谁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司机怕他死在车厢上，招呼几个人七手八脚把他从车上抬下来，放在了马路边上，车子又继续上路了。回到大队以后，司机把王兰声的情况通知了他的家人，等到家属摸黑找到躺在马路边上的王兰声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人早已停止了呼吸，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咽气的。 学校的老师都参加了王兰声的葬礼。我还清楚地记得几年前，我刚调进浔溪走在半山上碰到他时的情景。他是我来浔溪遇到的第一位教师，当时他是那样真诚地迎接了我，无私地担起了我挑不动的行李。而现在，我们却戴着黑箍，正把他送往山上的墓穴。一切都像一场梦。仅在几年前，他还强壮得像一头牛，没有谁比他更能吃苦耐劳，然而，贫困和卑贱的生活，却使这个原本结结实实的汉子很快地倒下了。他不过也就五十岁挨边。妻子又矮又瘦，没有工作；一个大女儿已经出嫁，其他四个孩子尚在读书，最小的还不到十岁。靠一点微薄的抚恤金，真不知他一家人怎样生活下去。 11 父亲的心意 我和水娇于1973年春举行了婚礼。那时我们还算师范学校的实习生，要到夏天才能转正；当时我每月工资不到20元，仅够自己的吃用。为摆几桌应景的酒席，我必须筹措100元，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个天文数字；从小到大，我手中的人民币从来没有上过三位数。我不知应该如何是好。远在黑龙江的父亲得知我准备结婚的消息，千里迢迢给我寄了40元来，这对我是一笔巨大的赠款，而且是雪中送炭。父亲十年的刑期虽然早已届满，但仍看押在嫩江农场，不过每月能有二三十元的所谓工资而已。他这些钱不知道是攒了多久攒起来的，却一下子寄给了我。父亲在信中说，我只有这点能力，略表心意而已。我知道这确实是他倾其所有了，内心中是感激伴和着酸楚。 1975年，中央发布了对国民党在押县团级以上军政人员全部特赦的命令，并对已就业的同类人员也同样宽大处理。父亲按资格算是副部长级，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的期限已满且已过了两年，但并未恢复公民权，仍然被看作是反革命。农场党组织根据中央命令宣布父亲等十几个人为特赦人员，并于1976年3月召开落实政策大会，“宣布摘掉朱沛人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还颁发了一个摘帽证明，时间从1975年12月算起。按中央规定，应发给特赦人员安家费100元，工作另行安排。父亲很高兴，给我们几个子女都写了信，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希望能在江西南昌安排个工作。谁知从年初等到年底，农场领导曾许诺要重新安置的消息却始终没有下文。父亲1976年12月19号给阿敏的信中提到重新安置之事，说：“久矣没有人提起，我也早不作此想，只是盼望能回家探一次亲。”但不知何故，他的探亲申请一直没有批下来。1977年3月，他曾找农场领导询问有关探亲及工作安排的结果，仍无答复。为此，他心情郁闷，一直处在焦虑和不安之中。 （待续）

钟瑜

12 多事之秋 1976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个多事之秋。先是周恩来总理逝世，这位深得人心的中央二号人物之死使无数人沉浸在悲痛之中，然而各种悼念活动却遭到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压制。在北京，人们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祭献花圈，张贴诗词，表达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和对“四人帮”的强烈愤恨。终于在4月5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爆乱，遭到残酷镇压，继而邓小平被认定是这次反革命爆乱的黑后台，遭到毛泽东罢免，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很快在全国开展起来。 在我们这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小山沟里，这场政治风暴也掀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各单位组织大家学习文件，张贴标语，人人表态，作义愤填膺状，公社还在中学那个破烂不堪的厅堂里召开各机关单位参加的批邓大会。因为校长到教育局开会去了，我作为教导主任代表学校作了批判发言。公社秘书向我要发言稿，我很遗憾地摇摇头，告诉他我没有写。像这样的发言，每个人能说的都是报纸上的话，文件中的话，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听也听熟了，哪还需要写成文稿呢？我像所有发言者一样，在大会上作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怒吼，完成了需要我完成的政治表演。 北京在追查天安门事件的逃亡者，连浔溪这样的山沟里也变得空气肃然，县人武部的官员们乘着吉普车来到公社，组织民兵对各类可疑分子进行盘查。在这个山沟里，有一些外省来打工的农民，他们收松油，剧木板，做竹器，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三个外省到浔溪来尚未找到活干的农民撞在了枪口上，被当成可疑分子，押到了公社大楼前。为首的官员对他们厉声讯问，其中两个年轻的吓得不敢作声，只有那个四十左右的汉子大胆地分辩了几句，说明自己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但由此却惹怒了人武部的头头。一声吆喝，三个人立刻被用综绳捆了起来，丢上卡车。那个中年汉子的两臂被反绑在身后死命地勒向脖颈，痛得大声哀叫。汽车沿着崎岖的山路开往县城去了，留下来的是一片恐怖的气氛。在一个无法无天无理可讲的时代，谁也不知道等待这三个普通农民的是什么样的命运。 半年不到，毛泽东逝世了。一个多月后，便传出毛泽东一手扶植起来的“四人帮”被捕的消息，紧接着，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这一次，又和春天批邓那阵一样，各单位组织大家学习文件，张贴标语，人人表态，作义愤填膺状。处在消息闭塞的深山沟里的老百姓，并不知道远在北京的大红墙内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也就自然没有北京、上海居民那种大吃螃蟹(三公一母)大喝酒的痛快场景。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只能听到报纸上的话，广播中的话，文件里的话，其他懵然无知。对于上面这些话，每个人都必须表示竭诚拥护，毫无二心。于是，每一个当权者都可以向老百姓利用红头文件的形式传达他的绝对真理，无论谁在台上有什么举措都可以形成万众拥护的动人场面。1969年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是“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1972年后批林批孔批周公，也是万众奋起，口诛笔伐；1976年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样举国声讨，雷厉风行。现在揭批“四人帮”，人人又都成为遭受过“四人帮”迫害，同“四人帮”进行了斗争的英雄。四川艺人们的变脸术，远不如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变脸术来得迅速高明。 13 匿名信送来的噩耗 1977年2月，我的第一个孩子云儿降生了，从抚州带着刚刚满月的云儿艰难地返回浔溪后，我产生了调出山沟的强烈愿望。我给教育局写了请调报告，满怀希望地等待着答复，但结果落了空。 也就是这一年的4月底，我接到阿敏来信，说父亲已于4月11日因病去世，她和阿和同到黑龙江，料理了父亲的后事，并说考虑到你的孩子刚刚降生，就没有通知你去。我拿着信，目瞪口呆。父亲即将获释，马上就可以和我们见面了，却如何这样的不幸，早早地撒手人寰。10年前，母亲是在父亲的刑期即将届满的时候，满怀着希望含恨而去的；不料10年后，父亲又是在马上可以和家人团聚的时候，满怀着希望含恨而去。我不知这命运之神为何会如此的残酷！ 父亲病危期间，农场领导一直未通知我们家属，还是那里的一个难友看不过，于3月下旬给阿敏发了一封告急匿名信。由于天寒地冻，交通不便，这封信在路上走了20多天，阿敏在4月16日才接到。信封上，地址是父亲所在单位，但不是父亲的笔迹，收信人写的是阿敏的小名，而不是父亲平时写信时的称呼。阿敏在惊异和忐忑中急忙把信拆开，看到这样几行字：“你父亲朱沛人因患脑中风，卧床不起，如你能来最好，此次不见，恐怕今生难见……”这些天，阿敏一直在盼着父亲回家探亲的消息，父亲曾来信和阿敏相约春天在北京见面，一同回南昌老家看望亲人，谁知他如今竟一病不起，危在旦夕，这使阿敏惊呆了，当即决定马上去东北，如果父亲还能行动，准备接他到北京去治疗。临行前，阿敏给远在江西龙南的大弟阿和打了个电报，约他同行。 4月20号，阿敏赶到嫩江农场总场，再转乘一辆拉砖的拖拉机赶往父亲工作地分场。拖拉机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让阿敏下车，说向左拐一直走就到了。沿路不少人在修路，见她提着行李，风尘仆仆，四处张望，便有一人问她找谁。她提及来看父亲朱沛人，那人很热情地把她带到分场办公室。在这里，她听到了父亲的噩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她，朱沛人已于9天前去世。阿敏瘫坐在椅子上，终于挣扎出几句话：“我父亲病重时，你们为什么不给家属发个通知，或打个电报？我们本可以早点来，见上最后一面啊!”几个工作人员互相看看，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通知不是发了吗？啊，发了呀!”另一个忙说：“是，是，发了，发了!”阿敏相信了他们的话，但回到西安后她到处查询，才知道嫩江农场官方信件一封也没有来过。 办公室保卫人员告诉阿敏，大弟阿和已先她一天到达，还带着个孩子，一路劳累，再加上不适应东北的寒冷，小孩有些不舒服，正在另一间房里休息。她忙赶过去看他们，原来阿和带着4岁的儿子越山一起来的，由于没想到东北阳春三月仍冰封雪冻，衣服穿少了，手脚冻得冰凉，阿敏赶快把身上的棉猴脱下来，给越山裹上。 保卫人员接着带他们到父亲住处去拿遗物。这是一个大通间，大约有七八十个平方米，一溜土炕，炕上还有几位熬不住严寒的老者躺在被子里，见他们进来，纷纷仰头观望。父亲的遗物就在一进门的地上堆放着：一个脸盆里，放着一摞毛选；一个手提袋，空的；旁边一双高筒雨鞋；还有一块手表。 保卫人员告诉他们，父亲在农场表现挺好，和大家相处也不错。他知识渊博，常给大家讲些古今中外的典故；另外还揭发了国民党内部的许多腐败丑闻。还说父亲病重期间，场里曾单独安排他在办公室旁边的房间养病，并抽调了两名工人照顾他。 这里的难友则说，父亲的身体早就垮了，走路腿一拖一拖的，右手大拇指僵硬，拿点东西都不得力。其实这正是脑中风的前奏。父亲患病期间，曾有不少朋友去看他，谈心、送药，那时他已不能讲话，当朋友问及是否叫孩子们来看看时，父亲默默地摇了摇头，他是生怕连累自己的子女。至于匿名信的事，谁也不敢谈及，在当时那种严酷的政治气候下，人们只能用无言的行动表达自己的爱憎。阿敏一直怀疑，那位在急难中勇于给她写信的无名英雄，尽管不能公开站出来和她相见，却很可能就在自己身边。阿敏只能在心里默默地为这个好心人祝福，祝他能交好运。 当晚阿敏被安排在农场职工李清荣家住。李清荣原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名学生，因右派言论发配到东北来的。他妻子同他的结合，与电影《牧马人》中的情节酷似。妻子是个四川妹，家庭贫困，与伙伴们一起来东北打工，经人介绍，嫁给了李清荣。婚后才知嫁的是个右派。晚上和阿敏睡在一起聊天时，这个女人愁肠百叠，说自己受歧视不说，连孩子上学都成问题。阿敏问她，丈夫对你好吗？她说很好。阿敏劝她说，只要他对你好，就要好好过日子；现在“四人帮”已经垮台了，今后的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阿敏的话很快得到应验，1978年，李清荣平反了，妻子、女儿都回了北京。 第二天，分场安排阿敏、阿和去父亲的墓地。场里一辆去嫩江拉东西的卡车，绕道载他们前往。这里是一片荒郊野地，父亲的新坟并不显目，坟头呈长方形，坟前没有石碑，只插了一块木扳，写着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据说，这种坟都是临时安置，很快就会平掉。他们在坟前鞠了躬，并告诉父亲，您的孙子越山也来看您了。随后从坟上装了些土，他们要把这些载着父亲亡灵的一抔黄土带回江西和西安，以了父亲心心念念希望回乡探亲一次的可怜遗愿。 在农场期间，甚至在父亲坟前，他们都没有哭，所有的眼泪都被强抑住了。父亲虽然已被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但谁都知道那只是走个形式而已，他实际上仍然被当作“反革命”看待，没有丝毫的公民权利。自己是“反革命”的家属，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和“革命专政”的黑色高压还没有解除的时候，任是谁，都只能把感情压在心底，只能做一个没有任何表情的泥塑木偶。 回去的路上，经过基建队，这里是父亲劳动过的地方，汽车司机停车休息了一下。车下走过一个人来，他就是父亲的同室难友，曾任文汇报编辑的谢蔚明先生，大家彼此寒喧了几句，但谁都不便多言。 车开了，阿敏、阿和怀着难以形容的悲愤之情，离开了埋葬父亲的地方。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永远地留在了北国那片冰雪笼罩的土地上！ （待续）

歪才满腹

看了你的杂记，时时有一种冲动，写写我的文革经历。我觉得，这类文字，经历过的人读的时候带来的是自己的类似回忆和共鸣；没有经历过的人，看的是别人的故事。对于长期的饥饿、人格的侮辱、人群的等级、丝毫无法掌握的前途命运、对权势者（如大队书记、赤脚医生、售货员、杀猪匠）的顺从、求知的困难、痛苦的忍耐程度、极端环境下的人性表现、。。。。等等，现在毫无体验的的人如何发挥想象力，也难以体会。这种从记忆深处挖掘出来的文字，已经不是为了分享写作的体验，而是纪录。纪录本身已经是它的意义所在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7-12 19:31:41编辑过]

钟瑜

14 大学梦的破灭 父亲去世后没有多久，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而且特许年龄不小的“老三届”知青参加高考。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因“文化大革命”已经中断十年，现在，大学之门忽然间敞开，使无数青年的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抱着才出生几个月的云儿，我和水娇却犯起了踌躇，水娇带着孩子，自然不可能去上大学，那么我呢，是去报名，还是放弃？我参加工作还不到五年，按政策，去读书就要停发工资，那么，只剩下妻子一人每月30几元的工资收入，能维持得了生活吗？再者，云儿还是呱呱在抱的婴儿，一刻也离不得人，妻子又要忙工作，又要照应孩子，顾得过来吗？水娇是个十分通达、深明大义的人，她毅然跟我说，去吧，机会难得，有什么困难，我能克服。我感激地望着她，最终把自己的名字报上去了。我知道自己的实力，只要按成绩录取，我相信自己考上大学不会有问题。但我还是借来了一大堆高中的数学书籍，老老实实地啃了起来，毕竟我已经把高中数学丢荒了十年。 负责高考报名工作的是公社教育办公室主任，也就是我们这所中学的校长。几天后，他从县里开会回来，匆匆把我叫去，说：“县里把你的名字拿掉了，因为你不符合条件。”我深感惊讶，说：“这怎么可能？我是北京五中66届高中毕业生，难道还会假？”他解释说：“文件里讲的是下放知青可以报考，你现在已经不是下放知青，而是参加了工作的人民教师，所以没有资格。”原来如此!这层道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哑口无言了，心里一下子变得空空落落，几天来心中曾经萌发的一点梦想，一点希望，刹时间被冲荡得干干净净。 几年以后我才知道，其他县市同我一样参加了工作的知青都获得了报考大学的资格，包括我在抚州师范的同学邹镇等人，就是那时考上大学的。而在南城县，教育局为了怕我这样分在山沟里的教师考走，竟别出心裁地解释了中央文件的有关精神，无情地剥夺了我们报考的权利，使不少人一生中难得一遇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擦肩而过，成为终生的遗憾。怪不得俗语说：“县官不如现管。”在中国，哪一个普通老百姓没有领教过“现管”的厉害？又有几个人没有吃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苦头？ 15 石沉海底的希望 父亲去世后不到一年，重新复出的邓小平开始加快了全国性的拨乱反正工作。父亲在黑龙江省劳改农场的难友谢蔚明等人，于1978年终于获释。同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也逐步得到开展，但仍然阻力很大。谢蔚明曾写信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平反申诉，得到的答复是判刑正确，应予维持。谢蔚明不服，接着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却迟迟没有下文。 困在深山沟里，除了报纸上的官样文章，外界有关政策性的消息我们一无所知，为父亲的冤案平反，更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那年夏天，我的第二个孩子济儿出生了。开学的时候，抱着一岁半的云儿和不足百日的济儿，从抚州返回浔溪，我们几乎是欲哭无泪。带着两个这样小的孩子，还有行李，再去陡步翻山越岭，无论是我还是妻子，都支持不住。我安排水娇在饭店里带着两个孩子歇息，然后顶着烈日，发疯似的在县城各条街道狂奔，寻找着进山的车辆。我要向每一个可能遇到的司机求告，告诉他我的妻子刚刚生了孩子，孩子还是这样小，给我们一点方便；学校马上就要开学，我们必须赶回去上课，给我们一点照顾。我现在开始明白了，我自己是多么无能，多么软弱，我们活得是多么可怜，多么窝囊。 我又给教育局打了请调报告，诉说了我们外地人在里山工作的艰辛，希望能考虑我们的实际困难，给予妥善的解决。我提出了一条建议，希望实行山区工作轮流制，使每一个在山区工作的人都能有个盼头，不至于因为老想着调动而影响工作；对愿意扎根山区工作的人，多为他们办点实事，多给他们一点照顾。 但我的请调报告仍然是石沉大海，没有消息。 16 父亲的简历 为全国五十五万所谓右派分子的平反工作，反反复复，阻力重重。到1979年初，中央终于决定对所有的右派予以平反。谢蔚明即时返回他在上海的原单位《文汇报》社，要求复查本人的右派问题。经报社派人到北京赴公安部和市法院查找档案，同年10月，报社为他贴出了错划右派改正的大红喜报，接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派人来到报社，郑重宣布法院的新裁定：撤消原判，宣告无罪。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同一个法院，对同一人同一案，竟做出了如此天壤之别的不同裁决，态度转变之快，令人难以想象。 在我这个封闭的小山沟里，对右派平反之事也有了一点动静。县里为我们学校那位曾被打成右派的邓老师进行了平反，但一切都只是悄悄地进行，没有大红喜报，也没有任何人对这位蒙冤二十多年的女教师表示歉意或抚慰，各级领导普遍要求的是这些被改正的右派要感谢党的温暖，感谢组织上对他们的关怀，要一切向前看。邓老师原来是在县城教书，平反后她没有要求调回县城，因为再有几个月她就要退休了，她不想退休前再回到那个曾使她无限伤心的原单位去。 我想到了父亲的右派问题，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打成右派的，是否也应在平反之列？右派平反有些什么具体政策？这一切我都急于想知道。正在这时，我接到了阿敏来信，才知道她已为父亲的冤案提起申诉。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对父亲的一生都不了解。阿敏为给父亲平反，对父亲解放前后的有关情况作了一番调查，我因此也对父亲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父亲朱沛人原名朱钟骐，生于1915年元月，祖籍浙江绍兴。祖父精于翰墨，以游幕为业，也曾一度经商，因长期在南昌谋生，遂在南昌定居下来。后双目失明，瘫痪在床，家道也日趋中落。父亲是家中长子，自小擅长写作。求学时，常向报刊投稿，用所得稿酬贴补家用。高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遂报考了收费低廉的南京中央政治大学，以优异成绩录取。开始他学的是财经系，当时家里希望他能继承祖父的事业，至少在县政府找个工作，但看到官场黑暗，社会腐败，他写信给家里，表示不愿再像祖父一样在官场沉浮。尽管家里不同意，他守志不变，还是改学了新闻系。 当时中央政治大学校长是蒋介石，新闻系主任是马星野。马星野在该校办了个《中外月刊》。父亲进了新闻系后，成绩出众，深得马星野赏识，很快成了《中外月刊》实际工作的主持人之一。在该刊上他发表了不少文章，并开始用“沛人”这个笔名。1937年，父亲毕业，时抗战烽火四起，一时找不到工作，经熟人介绍，在江苏常熟税务局干了一段时间。不久，经人推荐，到江西宁都办报，称《导报》。不到一年，又经人介绍，到浙江方岩主办一个地方期刊，以后又到浙江京华担任《正报》总编。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星野已是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他招募了一批得意门生协助办报，其中李荆荪任总编辑，父亲和陆铿担任副总编辑，这帮年轻人都只有三十岁左右，风华正茂，充满理想，为报社增添了生机，报纸一时销路大增。1947年7月29日，陆铿在《中央日报》上揭露了孔祥熙、宋子文利用政治权力通过扬子公司、孚中公司非法套取国家外汇的贪污行径，在国民党高层引起轩然大波。陆铿的报道当时曾得到李荆荪和父亲的支持。为此陆受到审查，父亲也遭到训斥。1948年，随着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节节败北，揭发孔宋贪污案的旧账又被国民党一些人士重新翻出，作为挽救危局的思想警惕。父亲愤于国民党的腐败沉沦，于这一年的6月11日，与陆铿联名在南京《中央日报》报头旁刊出大号广告，宣布脱离《中央日报》，同时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递交报告自愿脱离国民党，在舆论界一时引起极大轰动。此后，父亲转赴北平，任《世界日报》总编辑，同时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 1949年，平津战役爆发，北平被围，《世界日报》社社长成舍我举家迁往国外，父亲也接到蒋经国的电报，说已买好机票，要他前往香港。父亲鉴于南京的教训，对国民党完全丧失信心，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毅然决定留下来，跟共产党走。 北平很快解放，这时的父亲成了无业游民，且颇受歧视，去招工处，不予登记，想进干部训练班，也被拒绝。一日，正在大街彳亍，一位身着军装的年轻人忽然向他打招呼，原来是他教过的学生，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读过书的，现在军管会负责干部训练班工作。得知父亲的困境后，他介绍父亲作为编外人员进了干部训练班，要求是不能和其他人一样吃公家的伙食，结业后也不得随军南下，但这下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的名份。以后报社被接管，父亲不久即被安排赴天津担任《进步日报》记者。 1951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父亲被天津市公安局判为历史反革命，管制二年半。1954年，天津《进步日报》并入上海《大公报》，并迁往北京办公，父亲亦转赴北京，任《大公报》编辑兼记者，主管商业报道。这期间，他曾用“洪都”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通讯报道和翻译文章。1957年，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父亲先后写了三篇短文，在报上发表。不久，党内整风变成了党外反右。运动开始时，父亲并未划入右派名单。到了反右后期，报社因为上面定下来的右派指标尚未完成，于是把父亲和另一个姓谭的记者补划了进去。父亲在劫难逃，终被打成右派，联系历史问题，1958年锒铛入狱，最后瘐死于黑龙江省劳改农场。 （待续）

歪才满腹

7月13才贴到这段，7月11就写完了。要看全篇还得到国学，您一顺手不就贴过来了吗？常来古风清韵吧。

钟瑜

17 父亲在劳改农场 关于父亲在黑龙江劳改农场的情况，通过他的难友，我们也了解了一些。 父亲是1965年从北京通县转押黑龙江的。在北大荒，他们那些犯人种粮、种菜、打草、伐树、托坯、烧窑、挑砖瓦、喂牲口，什么活儿都干。夏锄和秋收期间，劳动最为紧张，往往天不亮就起床，披星戴月出工，走到地头天才亮；遇到有突击性任务，常常干到晚上八九点钟。父亲是个典型的文化人，干体力活儿总是很笨拙，手脚不利落，每一次都完不成劳动定额，在无数次的训斥和惩罚都不起作用之后，于是就改派他做些辅助性劳动，如给地里干活儿的人送开水。虽说这是轻劳动，但从早到晚担着开水在地头上走一天，也就累得筋疲力尽了。有时也分他干些别的活儿，如把割下来的小麦捆捡起来归成大堆儿，这也得弯腰弓背手脚不停。所谓轻活儿，实际干起来哪样也不轻。农场种了大量蔬菜，犯人们吃的通常是白水煮菜汤，偶然能吃到一餐炒菜，油水多一点，大家就感到很满足了。只有农忙季节能见到肉，伙食得到一点改善。晚上，这些人都睡在大宿舍里，一溜儿通铺，睡觉时规定头朝外，以便查夜。每间宿舍都安排几十个人就寝，每人占有的铺位不过70公分左右，人挨人，人挤人，走进宿舍，到处是一股恶浊的空气和说不清楚的怪味儿。 “文化大革命”前，农场干部还讲点人道，冬天只要气温超过零下二十度，就不再安排犯人出工，而改为政治学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原有干部靠边站，造反派上台，室外气温达到零下四十度以上，那些革命左派们仍强令犯人们打草、砍树。父亲在劳改农场苦熬着，盼着刑满就业，以为刑满就可以获得“新生”。 1968年，他终于熬到了刑期届满，被分配在嫩江农场九分场工作，谁知除了每月能拿到32.5元的工资，具有可以到食堂买饭菜，可以到合作社买东西这样一些自由，其他仍然和在押犯差不多。因此，农场把在押犯人称为大劳改，就业人员称为二劳改。也许是出于对知识分子的仇视和恐惧，在那些工农出身的管教干部眼里，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犯让人格外看不顺眼，甚至被视作洪水猛兽，加以折磨虐待，手段有时十分残忍。父亲在九分场有个姓王的难友，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的，也同父亲一样先划为右派，后判刑十年，刑满后在农场就业。1971年他被获准探亲，9月份回来后带了几份《参考消息》在农场传阅，结果遭到批斗，被活活打死，当时对家属却说他是畏罪自杀。还有一位难友是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生，刑满后分配在打石山就业，他因尚有老母在京，曾多次请假要求回家探望，未获批准。后来他不告而别，走到中途即被抓回，被管教干部用木棍活活打死。据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施暴的凶手也仅仅是判了七年徒刑而已。 劳改农场的就业人员调动频繁，父亲曾先后调到场部直属队、老虎沟等单位工作。1975年，又调到嫩江县城职工医院，给托儿所烧炕。那段时间是他比较自由的日子。他白天挑水烧炕，天黑后，孩子们被家长领回家了，两间房子的两铺炕就剩下他一个人，不再有什么事。他买了个半导体，此时就可以无拘无束地听听广播。有一天，一个在农场劳动的工人因工受伤，被送到职工医院住院治疗，管教人员派谢蔚明陪护。谢蔚明同父亲是报界的老朋友，也是个“二劳改”，借此机会他每天晚上都到托儿所来住，同父亲抵足而眠，听广播，谈往事，天南海北，无所不及。以前他们也曾同住一间宿舍，但睡的是在押犯的大铺，人多嘴杂，不敢接近，这一次两个老友可以畅所欲言了，因而常常谈到深夜。谈到“文化大革命”，父亲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要说我们现在是在蹲监狱，整个中国现在就是一座大监狱。谈到自己的未来，父亲并不乐观，他作好了在农场终其一生的思想准备；但也透露了一点自己的心愿，那就是攒点钱，希望能请假出去看看自己的孩子们。 1976年，落实中央政策，他被摘掉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使他对生活重又充满了希望。他盼着中央的各项政策能够继续得到落实，自己能重新得到工作安置，但整整一年，他什么都没有盼到，连朝思暮想的探亲都未获批准。最后，他的孱弱的身体支持不住了，在曙光即将升起的时候竟饮恨而去。 18 右派言论之一：《为啥“哼哼哈哈”》 父亲在报上发表的三篇短文，笔名均用洪都，受批判时被讥为“洪都杰作”，大加挞伐，成了把他打成右派的罪证。好在文字都不长，兹抄录于下。 第一篇文章发表在1957年5月15日《新华月报》第三版，题目是《为啥“哼哼哈哈”》： “这几年来，我渐渐地滋长了一种“怕官”的情绪，而且越来越严重。 “先从八年多以前谈起。北平解放以后，我所在的单位被接管了，来了一位军管会的代表，这位同志很能联系群众，常常和那个单位的旧人员（包括我在内）谈天，什么都谈，毫无架子，而且对我个人（当然不只我个人）的工作安排尽了很大的努力。单是这一点，使旧社会出身的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新鲜气氛，心里暗暗钦佩，共产党确实不错！ “前年，我又碰到了这位同志，他那时已经负了更大的责任了。我跑过去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他淡然地点了点头。我以为他已经不认识我了，赶忙自报姓名。他说：“我知道，你好吗？”接着“哼哼哈哈”，敷衍几句，便掉头他顾了。我只好尴尬地溜开。这种“哼哼哈哈”的首长气派，这几年我是领教过很多的，早就不以为怪。事后我懊悔的是千万不该去打这个招呼，破坏了我心目中存在很久的一个平易近人、关心人的共产党员形象。 “这几年，由于工作的关系，不免和某些领导干部有所接触。在接触中，往往很难使人有愉快亲切之感。我常常碰到这样的回答：“我很忙，你能不能找别人谈谈这个问题？”“唔，你和×秘书联系吧！”公事尚且如此，私事就免开尊口，至于连私事都没有，只是谈谈心，那就更不必自找麻烦了。 “从此，我给自己定下一个戒律，不论本单位或外单位，只要是官，我尽可能避免接触。 “这条戒律实行以后，确实少了许多闲气。虽然也不免有点副作用，那就是在某些场合被批批评为“不主动积极接近领导”，作为是“落后分子”的证据之一。 “八年以前，作为一个对共产党毫无认识的旧知识分子，还敢于和一个“管”我来的共产党员接近，有时甚至谈到深夜。然而，参加革命工作几年之后，却变成了见官必怕。这是我落后呢？还是那些“官”落后？整风运动中，你我都应该检查检查吧？” ——这篇文章发了一点“牢骚”，即一个知识分子因在某些领导干部面前遭到冷遇和漠视而产生的一点“牢骚”，由此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身上的官气，动机也只是希望改善党群关系，恢复共产党干部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的好传统。说两句这样的话竟也被定罪，这就怪不得自从我上中学开始注意报纸以后，报上所看到的都是到处莺歌燕舞，伟大光荣正确了。从那以后的二十年来，对于一切倒行逆施，大多数中国人都已习惯了可悲的沉默，哪怕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老百姓达几千万之众，也没有哪家报纸敢透露一点消息，敢说一个“不”字。一次惨痛的教训，使整个民族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待续）

钟瑜

19 右派言论之二：《政治与业务》 第二篇文章发表在1957年5月24日《大公报》第二版，题目是《政治与业务》： “前两年，在报上看到这样的事实：一个长期被认为是落后的工人，忽然发现他是长期生产任务完成得最好的工人；一个长期被认为落后，青年团闭门不纳的青年，忽然发现他作出了重要的发明创造。这是多么令人深思的事啊！可是，我们的领导者、思想工作者、新闻记者，只是把这些事当作了个别的、偶发的“奇迹”欣赏一番，并不能一叶知秋，从中发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怎样正确认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这些年来，对于政治有这么一种看法：不积极参加会议或召开各种会议，不每会必发言，发言不慷慨激昂，不时时向首长汇报这，汇报那，不积极举手拥护首长任何号召，常常说些首长不很赏心悦目的话等等，这样的人便被封为“政治落后”。政治是什么？似乎就是开会、发言、举手、汇报、说好话。这样的“政治进步”分子，在业务上是不是有一手，是不是勤勤恳恳在做工作，那似乎不在考虑之列。好像政治是社会基础，业务（有必要说明一下，我这里所谓业务，是包括生产、技术、科学德行在内的）只是上层建筑，要求业务上适应政治，不是政治适应业务。 “由此进一步发展，某些人偶然从业务上做出的成绩被发现了，立刻就把他们从研究室里、车床旁边、田陇间、柜台里拉了出来，放到会议桌上、政治讲台上。这些人也不得不出来，不出来，便是“脱离政治”。久而久之成为理所当然，这些在业务上有成绩的人，如果不被放到会议桌上来，他自己也会感到有所不足，这些现象也曾受到批评，为何批评不掉？乃是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政治高”，“冠盖满京华，真人（真正做工作，做学问的人）独憔悴”。歪风一至于此，岂不可叹，可惧！ “我在报上常常看见许多我所敬爱的人——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学者的名字，十分八九不是报导他们工作和研究的成绩，而是报导他们开了什么会，发了什么言，当了什么官。我们往往私下叹惜，这些人的成绩得来不易，我们国家和人民是需要他们开会，作政治性的发言，还是需要他们在工作上、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他们少参加一些会议，少发一些言，对国家实在没有什么损失，但倘使因而使他们在业务上受到了损失，历史将永远咒骂我们这一代人的愚蠢无知。 “我当然不是笼统地反对在业务上有成就的人从事任何政治活动，而且认为作为一个公民，人人都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不要把政治活动政治头衔作为一种奖励，作为一种荣誉，而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有些在别的方面有成绩的人，就应该让他们少（不是完全不）参加一些政治活动，不要把他们和职业政治家等同起来，使他们变成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同时我们社会上又有些人很少有或完全没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他们希望有这种机会，这也是完全正当的。应当采取各种办法使人人都能参加政治活动。民主生活发扬起来，普及起来以后，政治就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特殊的、神秘的事。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就会丰富起来，健全起来，我们的一切事业也都可以发展起来、健全起来。 “卓越的职业政治活动家受到人民的尊敬，卓越的工人、农民、作家、艺术家、教师、学者等等，也同样受到人民的尊敬。行行出状元，状元不一定都要带个政治头衔。” ——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一切都要和政治挂钩，一切都要纳入政治体系之中，只有这样，一个人的价值和地位才会被承认。这种流风发展到后来，就使得对人的价值评判标准不在工作本身，而在行政方面，不是取决于他的工作成绩优劣，而是取决于他对领导的顺应程度如何，结果导致逢迎谄媚、吹牛拍马之风盛行不衰。同时，官本位的思想也在整个社会到处泛滥，当了官才有身份，才有地位，才有随之而来的一切好处，结果中国人只要有机会有条件，都要考虑官衔问题，以致争官、抢官、买官、卖官，花样翻新，愈演愈烈，即使是和尚也要分出科级和处级，这已经不是黑色幽默，而是确确实实的中国特色了。另一方面，一些在工作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员，纷纷被拉入官场，很多人因此成为官场中的庸庸者，而自己的学业专长却撂了荒，使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这又不能不使人痛惜扼腕。在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当这一切都还只是一种苗头的时候，就被父亲敏锐地洞察到了，并把它坦陈出来，应该说，这篇短文是射向当时社会弊端的嚆矢，不幸的是，它也成为套在父亲脖子上的一条枷锁，使父亲蒙冤受难近二十年。 20 右派言论之三：《党性和宗派性》 第三篇文章发表在1957年5月25日《大公报》第三版，题目是《党性和宗派性》： “有人谈到，在百家争鸣中，党员的意见最少，公开发表意见的就更少。有的党员说，现在主要是听党外意见，整党内的风，所以党员暂时不易发表意见。这说似有道理，其实却不尽然。过去，只要触及党组织或党员领导同志的批评时，群众是不大听得到党员的意见的。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民革的王昆仑说，在人大常委会上讨论国家大事时，常常只有民主人士发言，许多党员却不发言，可见，党员在群众中发言是有分寸的，盖不仅以现在为然。 “有人说，这是党员的党性表现。我不是党员，也不准备去查党章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我只想从一个爱护党的群众的角度，谈谈对党员党性的认识。 “我的理解是，党性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就是坚持无产阶级的利益，坚持人民大众的利益。共产党员除了这个以外，应该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叫做党性的。人民群众所要求于共产党员的党性也就是这个。 “共产党是正确的，但未必每一个党组织、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每一个党员以及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正确的，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当一个党组织或一个党员有了错误或偏差时，也就是说这个组织或这个同志的某些作风或措施不符合于无产阶级利益和人民利益时，党员应该对这个组织或个人展开批评，大概也是没有争论的。问题在当群众向这个犯了错误的组织或个人进行批评时，党员是维护这个组织或个人呢？还是站在群众一起支持群众的正确意见，和群众一道和错误作斗争？照我这样的党外群众看来，一个党员如果采取后一种态度，那才真正有党性。我想党是允许而且支持党员这样做的。 “也许有人说，党员这么做，给人以一个党内不一致的印象，影响不好；党员尽可以在党内进行批评，不必和党外群众一道向党组织和同志进行批评。我的想法有点不一样，共产党员应该和群众密切联系，而且领导群众为党的事业而斗争。群众错误的时候，固然要教育群众；群众正确的时候，就应该支持群众。群众看到党员这样做，就会更拥护党，热爱党。影响不是不好，而是很好。党内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的意见应该不一致，群众从来没有因为这种不一致，而削弱对党的信任，相反的，群众看到党内对错误意见也保持一致时，会感到极大的气愤。 “如果采取前一种态度，即是虽然这个党组织或个别党员同志有了错误或缺点，因为自己是党员，就不得不维护这个组织或个人，我看，就不能叫做党性，只能叫做宗派性。因为，这时候对这个党来说，是非界限没有了，或者模糊了，在群众心目中，就会看成是宗派性。最近，《大公报》揭发的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央美术工艺学院的党组织的问题，就说明有人要求党员有这种宗派性。 “党员宗派性当然不只表现为对是非的态度方面，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如看不起党外人士，自居特殊等，最近报纸上揭发了很多。从揭发出来的群众对党员的意见看来，倒不是这些党员党性很强，而是因为他们党性很弱，甚至没有党性，只有宗派性。宗派性之危害，盖可想见。” ——这篇文章受理想主义支配的色彩无疑是太浓了，古今中外任何国家的哪一个团体、哪一个政党没有自己的利益所在呢，内外有别，概无不然。共产党组织铁的纪律尤其不允许出格，这里只有控制松紧的不同。党内民主气氛强一些，有点无伤大雅的小意见也可以让你跳出来，跟群众一起说长道短；党内大搞个人崇拜，那么对错误做法有意见，即使在党内，你也只能一个人在私下里嘀咕，如不识相，彭德怀、张志新的结局就是榜样。但处在五十年代建国之初，一个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的党外知识分子，怎么会想到党内事务会有如此复杂，父亲的文章表达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也就不足为怪了。可悲的是，父亲对党充满热切期望的批评竟被看成是对党的恶毒攻击，于是他和其他五十五万余人一起被划为了右派分子。他没有想到，在对付知识分子这件事上，全国各级党组织倒是上下一致地表现了很强的党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