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狗崽子杂记

钟瑜 · 发表于 2003-6-27 10:18:00

22 寂寞生涯安葬了母亲没有几天，我就搬出了和母亲共同居住了八九年的北兵马司，通过换房住进鼓楼后街一个大杂院的小屋中。阿敏在我搬好家后匆匆赶回了西安。她按时给我寄钱，维持我在京的生活。自从她参加工作后，近十年的时间，她始终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之一。现在，我的一切都要依靠她了。我不知道自己这种终日无所事事的日子还要熬多久。几个关心我的同学来到我的新家，给我带来安慰。印象最深的是张国宝，一个家庭出身据说是资本家的狗崽子（其实他家只开了个小杂货铺，做点小生意而已），他诚心诚意地劝告我：你不要想不开，应该开朗一些，积极一些。看来，他觉得我在班上太沉默了，会上从不发言，也不向任何人坦露心迹，很多时候显得十分落后，十分忧郁。我感谢他的好心，但我无法把他的劝告转化为我的行动。我本来就是个性格内向的人，讷于言辞，不善交际，加上长期的政治歧视造成的自卑和孤芳自赏铸就的自尊，使我不愿在任何公开场合引人注意。作为一个备受歧视的狗崽子，我实在难以整天用自责自辱的方式去表示所谓的积极向上，去争取一个“表现尚可”的考评。有时我也想，假如父亲没有出事，我会是个什么样子。记得系红领巾的时代，我在班上还是很活跃的，那时我是副班长，中队组织委员兼旗手，三好学生，成绩第一名的长期保持者。就在父亲出事前，班主任已公开宣布下学期由我担任班长。但班长梦没有实现，我就转学了。有人说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其实命运也塑造一个人的性格，如果父亲没有出事，我想我或者不至于如此的孤僻和冷漠。但“如果”是不存在的，世事就是这样的复杂。使人料想不到的是，劝我开朗一些的张国宝，自己却承受不了精神上的种种压力，于八十年代卧轨自杀了。听到他的死讯，我感到说不出的震惊：这个善良而又漂亮的小伙子，竟是用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文化大革命已开展了近两年，该批的批了，该斗的斗了，该夺的权夺了，学校里打得七死八活的各派健儿也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现在，进校的第一件大事，是向伟大统帅和副统帅表忠心，一遍又一遍地读红宝书，唱语录歌，一次又一次地敬祝我们的统帅万寿无疆，我们的副统帅永远健康，其他，似乎再也翻不出新鲜花样。尽管谁也不说，但不少人已开始感到厌倦，感到无聊。寂寞中，我忽然对音乐产生兴趣。幸亏书店里还有《怎样识简谱》的书出售，我买了一本，花了一个星期，基本上把简谱啃下来了。从此，各种各样的歌曲集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吃惊地发现，１２３４５６７这七个简单的音符，竟能巧妙地构筑无数悦耳动听的音乐殿堂，宣泄你想抒发的任何情感。那时候，书店里只有语录歌和样板戏，于是我向同学借来旧的歌本，抄了不少我认为好听的歌曲。院子里有个初中生，是个音乐天才，二胡拉得特别好，我们很快成为朋友。受他的影响，我也买了一把二胡，学着拉起来，吱吱嘎嘎，在院子里制造了不少噪音。在二胡曲中，我最喜欢的是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那略带悲怆的情调，如泣如诉的旋律，把人带到凄冷的月光下，让人满怀抑郁，无限感慨，不尽凄凉身世感，无穷寂寞古今情，全都悄然而来，涌上心头……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年轻人应有的情怀，然而在没有电影，没有书籍，没有任何文化娱乐的日子里，正是这些忧伤的歌曲，填补了我精神上的空虚，使受伤的心灵得到暂时的麻醉。 23 告别京城春季开学后，毕业生的安置渐渐变成突出问题，据说，京城里仅初、高中毕业生就积压了30万。最高指示发出来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学校里开始有计划地安排上山下乡。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上山下乡，首都一些厂矿企业也需要人，只是指标不多。去厂矿企业不但可以获得一个牢固的铁饭碗，而且一下子就可以变成领导阶级，身价百倍，因此成为所有人心目中的最佳选择。但这种机会无疑只有红五类（工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贫农、下中农）子弟才有资格去竞争，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子弟唯一的出路，是不折不扣执行最高指示，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思想改造。班上有几个同学分到了首都钢铁公司，狗崽子们除了心里暗暗羡慕，就是赶紧为自己上山下乡准备行装；那时大家已经知道，北京下放青年去的地方，大多是黑龙江、内蒙古，都是苦寒之地。但政策的执行也有宽松的一面：你或者接受学校给你的安排，或者自己联系去处，或者返回原籍，总之，只要你离开京城就行。于是，我选择了后者，决定返回老家南昌。正好邻班的一位同学父母在南昌工作，也决定回南昌，于是结伴同行。匆匆办好一切手续，处理了小屋中几样简单的家具，1968年夏，我离开了北京，离开了那个曾消磨了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也曾给我留下无数创伤和噩梦的城市。（待续）

壶冰玉 · 发表于 2003-6-27 21:20:00

好长哟。。

且偷书香缀罗裳 · 发表于 2003-6-27 21:36:00

我会坚持看完，今天老师还讲到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意义。就是因为有个这次危机，才有后来应运而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否极泰来吧。

钟瑜 · 发表于 2003-6-28 09:33:00

第二章苦海横舟 1 一切都变了我1947年出生在南京，1948年因父亲前往北京谋生，被送往南昌姨婆婆家中抚养。解放后，父亲被留用，调天津《进步日报》社任记者，我也被从南昌接到天津。以后父亲调北京《大公报》社，我就在北京开始读小学，1958年父亲被捕后，我又返回南昌，读了一年小学五年级。现在，十年后，我像一只归巢的鸟儿，带着心灵的创伤，再次从北京回到南昌。眼前的一切都变了。祖母已经去世，曾经抚养过我的姨婆婆也已去世；两个叔叔八九年前就因政治问题分别下放去了赣东和赣南的农场、林场；二姐阿敬已经结婚，每月工资18元，贫无立锥之地；舅舅在单位曾受批斗，至今自身难保；只有大姨沈祥麟一个人，住在姨婆婆遗留下来的板屋中，使我有了一个存身的地方。大姨也一样穷困潦倒。她原是小学公办教师，60年代初，响应政府号召，转为民校教师，曾任民校校长。没有几年，民校解散，从此无业在家。好在姨婆婆留下一幢旧板屋，每月有四五元钱的房租收入，加上原有的一点积蓄，尚可糊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私人住房充公，从此没有了收入来源，仅靠亲友们一点有限的接济，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水平。表姐在北京受到揪斗，大姨是表姐的母亲，尽管也被街道居委会冷眼相看，但却没有受到迫害。听大姨说，五十年代，她在北京女儿处居住，参加过选举。后来回到南昌，南昌根据她丈夫的问题要给她戴帽子，幸亏她保留了北京市发给她的户口证和选民证，户口证上注明她与被镇压的丈夫已离婚，选民证说明首都曾给予她公民权，她据此力争，终于没套上政治枷锁。我这才知道中央的权威。其实我自己也沾了首都的光，尽管我是个潦倒不堪的普通学生，但因为是从北京来的，很快成了小巷中的新闻人物，整天有一大帮孩子——大多是中学生，围在身边，问长问短，陪着我逛街、游泳，我成了小巷中名符其实的孩子王。 2 何处安身离开北京时，我开的是转学证明，经南昌市教育局介绍，我很快将学籍关系转入南昌二中。那时候，各校都在对毕业生进行分配；我的去向，二中的教导主任说一周以后会有安排，并问我有什么要求。我知道，个人的选择是不存在的，一切要服从组织分配，更何况你还是个狗崽子，我摇摇头，无语而出。其实，我的个人档案当时并没有过来，我是不是狗崽子，二中并不知道。一周后，我在学校走廊找到教导主任，他告诉我，你被分在萍乡煤矿，分配单已经填好。听完他的话，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惊讶：学校居然分我去当工人，当领导阶级！这在北京，就是家庭出身再好，也不可能人人享有如此殊荣。接着是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惊喜：我马上有工资拿了，我从今可以不再靠别人养活，甚至还可以帮助别人了！但这兴奋仅仅只持续了几分钟，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教导主任问我：“你是什么时候转学过来的？”我说：“7月12号。”他站住了，告诉我：“市里有规定，7月1号以后转来的学生，一律参加下一次分配；你回去吧，过段时间再来。”我顿时像遭到雷击一般，目瞪口呆，痴痴地站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来。一连几天，我都沉浸在懊丧之中。命运真是太会捉弄人，偏偏要把你非常期望而又不敢企及的东西，放在你的眼前，你似乎马上可以得到，却又擦肩而过，它勾起你的欲望，却让你陷入失望。怪不得佛家说，要操练到“心如古井水，不复起波澜”，非有高深道行不可。普通的凡夫俗子，自然要被无数的烦恼围困。还有一件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大姨生活来源已断。她在北京的女儿自从受揪斗后，已经很久没有音讯，更不要说寄钱来了。我和阿敬找到舅舅，共同商量怎样解决大姨的生活问题。舅舅也苍老了许多，脊背佝偻着，宽边眼镜下，是一张瘦削的脸，和一双愁苦的眼睛。他在单位上遭受批斗，尽管已经出了牛棚，但还没有恢复人的身份；工资被减，一家六七口人，也在贫困线上挣扎。商量的结果，是无论如何大家都要挤点钱，按时给大姨一点接济。第二批分配人员的去向，一律上山下乡。我因为是临时转学过来的，既可以跟学校的学生一起走，也可以跟街道的知青一起走。巷子里关心我的街坊邻居们都为我参谋，分析去什么地方好，最后一致认为，街道知青下放地点是南城县，那里离南昌近，而且富裕，还是跟街道走吧。于是我在街道居委会报了名。填写表格的时候，有父亲的所在单位一栏，我如实填写了黑龙江省嫩江农场。居委会一位四十几岁的中年妇女看了以后，问我：你老子是劳改犯吧？我惶恐地点点头。她很得意地向桌旁另一位妇女说：“这些人，我一看就摸底；不是劳改犯，怎么会在农场？”接着，好几双审视的眼睛一齐向我集中，仿佛我是个被人当场指认的小偷，我低着头，逃也似地躲开了那一片目光的利剑。（待续）

钟瑜 · 发表于 2003-6-29 09:09:00

3 6857部队秋凉的时候，我随同街道知青下放到南城县株良公社。这里离南昌三百多里，山青水秀。我们这批下放人员叫“五七大军”，由航运局下放干部带队，组成人员是街道知青和工读学校学生，好几百人，我们则戏称自己是6857部队的。大概二十个知青编成一个排，分住在不同的地方。我住的地方叫云市村，是个有好几百户人家的大村落，共有四五个生产队。村边有一个大祠堂，空出了好几间房子，我们二十个男女知青和几个负责带队的下放干部就被安置在这里。这是个美丽的村庄，宋代这里曾有过发达的磁业。村中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曾是南城县至南丰县必经的“官道”。上百年前，这个村子还是个很大的集市，周围几百里的农民都会定时来赶集。石板路两旁有不少砖木结构的大厅堂，曾是铺面，虽然旧了，却能想见当年的红火景象。村子四围散布着不少池塘和菜地，虽是秋天，菜畦里也是绿油油的，勃发着旺盛的生机。摇曳着稻穗的晚稻田围绕四周，晚稻已经成熟，一片金黄；再远一点，是起伏不断的青山，像一道绿色的围屏，遮断了视线。我们吃过派饭，在村子里穿行，对所有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吃了几餐派饭之后，我们便自己开伙。第一年，下放学生每人每月有12元的生活费，还有定量的粮油供应。我们到粮店买米买油，到集市买菜买盐，买锅碗瓢盆、劳动工具。生产大队为我们打了一个很大的灶，准备了一些柴火，女同学就开始学习怎样烧火蒸饭，男同学更多的时候是在生产队划给我们的菜地翻土种菜。两天以后，大队干部告诉我们，应该自己去砍些柴了。砍柴的地方很远，有七八里路，有老乡带我们去。大家都想去看看，于是第二天吃了早饭，便每人拿一把柴刀，一根绳子，一齐出发。沿着机耕路向里山迤逦而行，走了近一个钟头，两边看到的都只是一些不太高的丘陵，上面全是新栽的小松树。几个女同学已经在喊累了，老乡忙说，不远不远，就快到，就快到。又走了半个小时，才看见高一点的青山，大家折进去，来到山脚。于是几个人分成一组，沿着被砍柴人踩出来的崎岖小路分头上山。山上满是茅草和各种各样的树木，高的、矮的、带刺的，爬藤的，有乔木也有灌木。我们已经被告知，松树和杉树不准砍，只可以砍其它各种杂树。但真正上了山，才发现自己很难找到用武之地。一把小小的柴刀，粗的砍不动，带刺的不敢砍，爬藤的不合用，细一点的杂木却很难找到。好不容易找到一棵，砍断之后，去掉枝叶，还要带在身边，再去找第二个目标。在没有路的山林草丛中登高爬低，很快就累得气喘吁吁。折腾了两个钟头，我总算砍到五六根杂木棍，用综绳捆在一起，沉甸甸的；其他人也砍好了，几个人招呼着，下了山。到底是男同学成绩大一些，每个人肩上都有一捆；看那些女同学，有的手上只拄了一根木棍，有的是一手拿一根细枝，有的是两人扛着一小捆，还有人空着手。大家一边喊着累，一边慢慢往回走；力气大的几个男同学，很快就走到前面去了。我是第一次用肩膀扛东西，放在左肩感到疼痛，放在右肩也感到疼痛，移到中间更不舒服，小小一捆柴火，把腰都砸弯了。没有多久，就感到心跳加剧，两腿发软，大汗淋漓。回去的路是这样长，每走一步，都好像二万五千里长征。汗水打湿了眼睛，连眼睛都是痛的。忽然，一辆大队的拖拉机，轰隆隆从背后开过来，车上是空的，司机是个热情的小伙子，看到我们五六个男女同学还在路上挣扎，招呼我们乘车回去，我们喜出望外，赶紧把柴火丢到拖拉机上，自己也翻上拖斗。半路上，走在前面的几个同学见我们在乘拖拉机，忙叫司机停一下，四五个人把自己的柴火丢在路边，全上了车。我提醒他们把柴火搬上车，他们笑说，不要了，不要了；于是一阵嘻嘻哈哈，车子又开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砍柴，清点二十个人的战利品，还没有两个老乡砍的多。但打这以后，女同学再没有上过山。二十个人在一起生活没有多久，我们又几个人一组被分到各个生产队。分到生产队的目的，是让我们参加生产队劳动，赚生产队的工分，以便年底在生产队里能分到一份口粮，得到一点工钱，为明年生活自理作准备。我分在一队，据说是云市村最富裕的队，一个强劳动力每天记10分，可派到六七角。我在生产队每天记6分，是“五七大军”硬性规定的，如果由社员来评，可能两三个工分都未必肯给。和我分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男同学小发，两个女同学小兰和小芳，他们三人都是工读学校的初中生。生产队为我们安排了住房，原来的房主是个四类分子——一个六七十岁的小老头，被赶到住房大门旁的一间小屋中，房门整天关着，很少见人；正厅几间房就被我们下放学生和一个县城下放干部住了。秋庄稼的收割很快，不少劳动力已开始调往水库工地。我们这些下放学生基本安顿好之后，也全部上了水库工地。工地距我们砍柴的那座山还要往里走七八里路，到处搭着工棚，一片热火朝天景象。我们和本队社员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每天的任务是挑土，把山上的土石挖下来担到大坝上去。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的责任是检查和督促。就是在这个工地上，我第一次听到广播喇叭里竟传出粗俗不堪的喝斥和叫骂，感到很吃惊。看看周围，并没有人觉得奇怪，这才知道大家早就听惯了。担土的任务并不重，能干多少干多少；我们是这样，社员基本上也是这样。只是时间很长，天亮干到天黑，除了社员们彼此开些低档玩笑，再没有其他娱乐。比较累点的可能是工地上的四类分子，他们的任务是砍柴，砍完柴之后，还有开沟、扛石、修路、搭桥、卸货之类，总之，凡是重点的活，基本由他们包了。年关快到的时候，所有的劳动力都从工地撤了下来，准备过年。我决定和小发搭伴一起回南昌。先乘短程车三十多里赶到县城，再在县城转车。我们两个都是穷光蛋，身上仅有的几元钱还是离开南昌时节省下来的，都不想把这几元钱作为路费花掉，于是，我们坐在马路边的饭店，向每一个过路吃饭的货车司机要求搭乘。在遭到几位司机的拒绝之后，遇上南昌汽车运输公司的一辆汽车返昌，小发的姐姐正好在该公司工作，听了这层关系，好心的司机同意顺路捎我们回去。——第二年，下放学生要求搭车的越来越多，这样的好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待续）

钟瑜 · 发表于 2003-6-30 08:54:00

4 大有作为大姨像迎接贵宾似的迎接我的到来，每天变着花样为我搞一点好吃的小菜；接着，在二姐和舅舅那儿，吃了几餐丰盛的年饭。但年一过，我就赶回了南城。我怕过那种贵客般的生活，从乡下回到南昌，我拿不出一分钱，我每天吃的都是别人的劳动果实，尽管是自己的亲戚，但我心中还是感到不安。小发也和我有着同样的心境，他吃住都在姐姐家里，用的是姐姐、姐夫的钱，而乡下毕竟有自己的一口饭吃，所以和我一起早早赶回了云市村。我们两人可能是来得最早的，听说有人在南昌呆了两三个月，在“五七大军”的领导一再催促下才来。还有一位姓宋的街道知青，回去以后就没有再来，他和居委会关系很熟，下来时没有转户口。他说，没想到乡下这么穷，不是活命的地方；于是脚板揩油溜回去了。几个老乡很热情，给我们送来青菜，请我们去吃饭，用自己酿的水酒招待我们。这些朴实的农民都把我们当做客人，认为我们不过是下乡体验体验生活的，他们不相信下放学生会扎根农村干一辈子，坚信我们早晚要走。我们开始在生产队里参加农田劳动了，锄地、担粪、除草、浇肥、插秧、耘田，割禾、打稻，一年下来这些活计基本上都干遍了，只有使唤耕牛耙田犁田和浸种育秧之类的活儿，一般是那些经验丰富的庄稼好手才有资格去做。生产队出工，没有固定的时间，每天早上吃完饭以后，大家带上劳动工具到队部门口集中，陆陆续续人来齐了，队长就作个大致安排，几个人去旱地，几个人去水田，于是队长、副队长分头带队出发。十多二十个人，排成长长的一溜，头戴斗笠，下雨就肩披蓑衣或塑料布，说说笑笑奔赴劳动地点。没有具体的劳动指标，也没有严格的质量要求，大家都是好手，下了田各自埋头就干。当然我们这些下放学生除外，热心的老农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这里干活说不上紧张，也说不上疲踏，每个人每天的工分都是固定的，干多干少没区别，熬够了时间就有工分拿。大概干了个把钟头，就有人提出抽袋烟吧，于是大家在田埂上分头坐下，一人一个烟袋锅，打着纸媒儿，慢条斯理地抽起来，一边说些炕头新闻。一上午，总要抽两次烟，日头正中的时候，有人说不早了，不早了，于是大家打道回府。只有七月份，农村最忙，早稻熟了要抓紧时间收下来，接茬又要栽晚稻。据说八月一号以后栽的禾苗收成不好，于是“不栽八一禾”就成了各个生产队普遍遵从的指令。为了抢进度，这时大家起早贪黑，男女老少齐上阵，清早、上午、下午、晚上连轴转，虽说队里杀了一头猪卖给大家作营养补充，但不少人还是熬红了眼睛，累掉一圈肉。记得那时我写了一首诗，记下了晚上参加清秧（把秧苗从水田清理出来扎成小把以备大田栽种）劳动后的情景：满空星宿野萤飞，理罢青秧戴月归。艰辛本是寻常事，海阔天空要有为！ ——那时我对“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毫不怀疑，很自然地就把这句话用上了。后来我才知道，我自己太幼稚，下放学生在农村连自己的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住，要说“作为”，除了冠冕堂皇地分走农民老大哥的一部分劳动果实，其他实在有限；报刊上确实宣传了一些扎根农村的知青典型，但他们除了自己得到一官半职，可有哪一个改变了当地农村的落后面貌，又有哪一个帮助贫苦农民富裕了起来？ 5 我的乌托邦实验我们二十个下放学生分散到各个生产队后，每个生产队的下放学生是一个伙食团。队里给下放本队的学生都安排了住房、厨房和菜地，这使得大家忙了起来：要到五里路外的粮站和集市去买米买油买菜，要到十多里远的山上去砍柴，要到分给自己的菜地去种菜浇水施肥，每天三餐要自己担水弄饭烧菜，还要按时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挣维持明年生计的工分。生活上的事尽管男生和女生有大致的分工，但分散开来后吃小锅小灶的新鲜感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每天单调而又乏味的忙碌和挥之不去的身心疲倦。对这种现状我很不满意，我觉得还是二十个人在一起生活更好，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写了出来。首先，我分析了分散开伙的不利因素，接着谈二十个人合伙的好处，一是节约了人力，二是节约了物力，三是提高了劳动效率，四是改善了大家的生活。我把这篇文章拿给大家传阅，得到工读班学生的一致支持，只有街道下放的知青表示反对，好在他们只是少数。支持者纷纷签名后，我把它交给了我们“五七大军”的带队干部。刚好带队干部也有相同的想法，于是重新打灶架锅，我们十五六个表示赞同的下放学生重又过上了合伙的日子。在这批下放学生当中，除了老王，我是年龄最大的一个。老王是比我高一届的高中毕业生，在工读学校当代课老师，这次是随他的学生一齐下放的。这批学生都只有十六七岁，我们两个二十一二，自然是他们的老大哥。这次重新合伙，尽管少了几个人，我们仍算一个排，一位小青年被任命为排长，我被任命为班长。其实排以下并没有分班，我之所以当了个班长，是因为我是这次合伙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合伙后很多事情还需要我的支持。至于当排长的，家庭出身是工人，非其莫属；而我不过是个狗崽子，当班长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贯彻了“有出身论，不唯出身论，重在政治表现”的阶级路线。尽管我的任命很荒唐，但我还是能充分理解下放干部的良苦用心。但是，我的乌托邦理想没过几个月就被粉碎。纸上罗列的一大堆好处，合伙后并没有一一变成现实。先是去菜地干活有人偷懒，后是砍柴有人装病，十多个人的生活琐事，谁都可以敷衍谁都可以不干；只有去生产队出工实打实，赚来的工分是自己的，不用安排大家都会去。苦乐不同，劳逸不均，谁也没有权力支配谁，到处都有空子可钻，很快彼此之间意见纷纷，矛盾百出。在一个没有权威，没有制度，没有责任，没有奖惩的松散集体中，大家都是靠自觉和良心办事，而一旦个人利益战胜了自觉，道德良心遭到鄙视，这个集体也就土崩瓦解了。在过了几个月我们曾经憧憬的共产主义生活之后，我们又散伙回到各自生产队的小伙房，重新过起四五个人在一起的小农生活。毕竟小团体只有几个人，男女分工，明明白白，患难与共更容易。（待续）

钟瑜 · 发表于 2003-7-1 09:23:00

6 农村的革命农民的生活是艰苦的。吃的粮、菜、鱼、肉，都靠自己去种，去养，而土地、鱼塘等生产资料都是集体所有，大家混在一起，按照上面的指示干，干好干坏干多干少反正吃的是大锅饭，谁也没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能混个温饱就不错。劳动工具，虽然有拖拉机，但那主要是跑运输用的，而且一个大队还未必有一辆，农民手中用的无非是锄头、镰刀，同几百年前没有多大区别。十多年后，看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才知道当中国农民挥舞着原始工具跟着社队干部高喊“解放全人类”口号的时候，日本农民已经开着拖拉机和汽车在从事现代化生产了。村里谈不上搞“文化大革命”，凡事还是以种田为主。没有谁看报纸，也没有谁听广播（尽管不少厅堂里都安了广播匣子）；有什么重要精神，多是在晚上传达。各个生产队晚上都要记工分，大队干部就利用这个机会，传达上级指示，落实各项任务。但“文化大革命”的用语，在大队干部嘴里还是不少。谈到上级指示，有谁贯彻不积极，那是阶级斗争；谈到农活，有谁干得不认真，那是破坏生产；谈到有人在山上的荒地偷种南瓜，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谈到有人没有完成生猪交购任务，那是破坏革命。大队干部对各个生产队的四类分子都是很清楚的，谈到关键处，常常点出这些人的名字，厉声询问他们是否老老实实，有没有破坏行为，于是刚才还叽叽喳喳的队部，一时空气肃然，大家的眼睛都盯到几个一开会就缩在墙角边低着头不吭气的人身上。农民毕竟是朴实的，听得进的主要是自己的吃饭问题，知道如果荒了田就没有饭吃。就是大队干部传达精神，吼过一阵之后，也都把话落实到生产上来。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总要反复交代。公社干部也经常下乡，检查生产情况。记得是春天插秧的季节，一天中午，我听到从离我住处不远的大队部传来一位中年妇女的哭声，还夹杂着一个男人的厉声喝骂。后来才知道，男的是公社干部，下来检查春插的。当时各队统一栽种的是矮杆密植水稻品种，不少人不习惯，插的秧苗密度不够。这位公社干部看了以后，不由怒火中烧，从水田里揪起一个正在插秧的十五六岁的小男孩，结结实实教训了他几巴掌，结果不知是鼻血还是牙血，给这个瘦骨嶙峋的孩子挂了满脸花。母亲见了心痛，跑来找公社干部论理，却忘了自己是地主婆，自己的儿子不过是个狗崽子，被公社干部怒斥为有意破坏生产，赏了她几记耳光，并决定当晚召开大会，对这一对地主夫妇及其狗崽子进行批斗。我发现，农村的四类分子就像一群老鼠。他们不敢抬头看人，不敢大声说话，见了谁都毕恭毕敬，低眉顺眼；从早到晚，他们整天缩头缩脑，心惊胆战，溜边躲后，大气不出，过的是一种不敢见人而又时时被人作践的日子。 7 五七大军中的阶级斗争没有多久，“五七大军”内部也出现阶级斗争新动向。在下放干部当中，先是传播一年后也要停发工资，到生产队吃粮挣工分的消息，有些下放干部是妻儿老小一起下来的，因而引起极度恐惶，人心浮动；接着出现各种牢骚和怪话，说下放如同劳改之类。在下放学生当中，则有长期不出工的，偷偷返城不归的，四处游荡不见踪影的，成群结伙打架斗殴的。于是，阶级斗争的弦就开始在“五七大军”内部绷紧了；而我们这群下放学生当中，有几个人恰恰撞在了枪口上。那是夏日的一个上午，邻近两个队的四五个男同学，包括老王，没有去出工，相约去五里路外的集市理发。中午，这些同学全都跑到我和小发的住地来，嘻嘻哈哈向我们展示自己的英姿：青一色的和尚头。接着他们七嘴八舌诉说一齐剃光头的经过：先是其中一人说天气热，干脆剃个光头才舒服，进而就有人说，你不过是嘴上说说，未必真肯剃秃瓢；提议者不服气，发誓赌咒，同行者都说，你敢剃，我也敢剃；最后大家较劲儿：谁不剃谁是龟孙子！于是云市村的石板路上，就出现了身着城市学生装的一溜和尚头，并引来不少人异样的目光和小声的议论。几个男同学顶着除尽青丝后的光辉灿烂，在世俗的惊诧中雄赳赳了好几天，不久就都泄了气。原来，“五七大军”的领导知道了这件事，把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老王找去了。先是盘查经过，继而追问动机，最后定性为对下放政策不满，用剃光头的形式攻击下放是劳动改造，因为只有劳改犯才个个剃光头；而老王曾是这几个人的老师，无疑起了教唆作用，实属坏分子。毕竟是下放知青，而且家庭出身也没什么问题，老王并没有因此挂牌子遭批斗，只挨了一顿训斥而已。具体处理这件事情的是和我们一起从南昌下放的干部，他们对下放学生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同情和怜悯，不想把事情闹大。事后我暗自庆幸那天我没有跟老王同去，当时如知道他们去集市，我想我一定会乐于前往，而且一定也会剃个光头回来，那么追究起来，倒霉的可能就不是老王，而是我这个货真价实的狗崽子了。狗崽子教唆大家搞破坏，后果会如何呢？我闭上眼睛，不敢再往下想。不久，从泷油村传来下放学生与大队民兵连长打架的消息。泷油村离云市村只有两里路，是个比云市更大的村子，也住了我们“五七大军”的下放学生和下放干部。下放学生当中的小骆几个人，跟大队民兵连长同住一个厅堂。不知什么小事，小骆和民兵连长吵了嘴，民兵连长大怒，动起手来。小骆身高体壮，民兵连长不是对手，结果吃了点亏。下放干部从中调解，小骆不肯道歉。在农村威风八面的民兵连长感到很丢面子，第二天，带了几个持枪的民兵，把小骆五花大绑，步行押往公社。公社没有受理，说下放学生归“五七大军”管。“五七大军”办公室设在县城，于是又绳捆索绑步行押往县城。但县里并没有袒护这位蛮横惯了的民兵连长，反而批评了他的粗暴做法。据说经过这件事后，这位民兵连长尽管对社员依旧蛮横，但对下放学生的态度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以后同小骆还成了朋友。小骆尽管身高力大，但不是个强横霸道的人。他生性耿直，是非分明，通情达理，很得人缘。一年后，部队招兵，小骆通过了民兵连长组织的政审和公社体检，成为下放学生当中通过参军最早离开农村的一个。临别的时候，他照了张身穿军装的标准相，眉宇中透着股英气。也是在来到农村的第一年，我还看到下放学生罚跪的一幕。那天因事到泷油村去，听到住有下放学生的一个厅堂里传来阵阵喝骂声。我吃惊地赶过去，见民兵连长率着一帮人站在厅堂上一张大方桌旁，指天画地，口沫横飞，似乎在揭发什么。四五个地富反坏低着头，站在天井当中，其中居然还有下放学生小肖。突然间，民兵连长猛一拍桌子，大声地喝令小肖跪下，周围八九个民兵也跟着一片怒喝。立刻就有人冲上去，对着小肖的膝关节狠狠地踹了一脚，小肖跪下去了，接着抡圆了的巴掌在小肖头上背上狠砸下来，打倒的口号声响成一片。我看不下去，匆匆离开了现场。事后找人询问，有人含糊地告诉我，小肖的父亲在单位被揪斗，小肖得知后跑回南昌，据说为父亲翻案，被造反派押回来，交给当地严管。我这才知道，“五七大军”中又多了一个狗崽子。（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