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66年,冬天好像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一个大雪过后的早晨,我们一家八口人,被三辆马车从县城送回了乡下爸爸的老家,爸爸由于工作忙,没有和我们同行。我们和妈妈一起坐在装满行李和锅碗瓢盆的马车上,一路上无心观赏银装素裹的旷野美景,一个个缩着单薄的身子,努力抵御着刺骨的寒风,仿佛是一群被遗弃的孩子,低着头想着各自的心事。我心里突然滋生出一丝怨恨:妈妈真傻,为什么反对 文化大革命啊,害得孩子们都跟着受罪!并不时抬起头用抱怨的眼神看着妈妈,想从她脸上看出一丝反文革的悔恨。可妈妈的脸上却依然充满了自信和刚毅,昂着头久久地凝视着远方。
从县城到老家需要3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冻的瑟瑟发抖,嘴唇都变成了青紫色。妈妈无声地找出两条棉被,一条把怀里抱着的小妹妹裹的严严实实,另一条裹在我们六姐妹身上,我们紧紧挤在一起,肩靠肩、背靠背,互相取暖。妈妈没有缩在被子里,穿着单薄的棉衣,象泥塑般的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就这样,我们回到农村,在爷爷留下的两间西厢房里安了家,当时我最大的姐姐13岁,最小的妹妹仅有2个月。
那时妈妈的身体很不好,1.65的个子,体重只有90斤,更没有奶水养育年幼的妹妹,那个年月没有也买不起牛奶、奶粉等替代品。亲戚朋友建议把妹妹送人,妈妈谢绝了别人的好意,并且找到一个养羊的人家,每天妈妈去给人家打一捆草,送一瓢糠,来换得一瓶羊奶,这样才使我的妹妹活了下来。
回到农村后,遇到的第一件难题就是冬天到井里去挑水。北方的冬天,井沿上结满了冰,很滑也很危险,那是男人干的活,我的家里一般情况下由我的伯父代劳,当伯父没时间了,妈妈只得自己去挑。井口是方形的,两脚插在井口的一角,用扁担钩子钩住水桶猛一晃,才能打满水,然后顺着扁担用两手往上拔。妈妈每次都使出吃奶的劲,但最多只能打半桶,看到扁担压在她瘦弱的肩上,左摇右晃,有一种随时被压垮的感觉,但妈妈毅然挺了过来。妈妈凭借的不是自身的力气,而是一种毅力,一种对生活、对儿女们的责任和爱心。
那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到处停学、罢课,上学无用,造反有理,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我的大姐、二姐、三姐正上初中,曾经产生过辍学的念头,甚至有媒人上门给姐姐们提亲,妈妈坚持让她们上学,并把他们送到了县城,同时反复督促我和弟妹们抓好学习。妈妈无论多累,也不忘每天检查我们的作业,给我们辅导功课,使得我们在偏僻的农村生活了10年,也没有荒废学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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