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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城分局看守所见闻录
——1996年的30天
李 恒 久
这不是小说，也不是什么文学作品，它只是我一段生活经历的真实记录。如此而已。
第一章：“收审”
由于右脚后跟肌肉被撕裂，妻整整休息两个星期，今天是她第一天上班。象往常一样，我们骑车在和平门开着玩笑分手。
从去年初开始筹划的《香港的历史与发展》大型摄影图片展览到四月底已进入紧张的实施阶段（展览定在1996年7月1日离香港回归还差一年时，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式展出）。这是我和周里华（电影演员周里京之兄，1987年曾被我介绍到《桥》杂志社工作）、崔波（原北京民族文化宫保卫处干部，后来“下海”）承包“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展览演出部后干的最大项目，这个项目也是我一手策划、组织与实施的。幸运的是，文化部和国务院港澳办已把它定为今年迎接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的六大活动之一。
今天是五月二十号，离展览开幕还有四十天，整理图片、设计展览会刊的版式、联系印厂、接待客人等大量工作都压在我身上，我真感到力不从心了。
和路路分手后，我先到马路对面的“中国图片社”和门市部经理张悦谈拷片之事（把香港风光的幻灯片拷成副片以便按不同规格放大成参展照片）。
九点钟，我又按约定时间到位于南礼士路路口的兴达扩印部把制作图片小样的预付款交给会计小罗。在回中国革命博物馆组委会办公室的路上，腰上的ＢＰ机一遍一遍响起来，低头看看，呼我的电话是65131570，这是革博展览办公室主任王玉雪在呼我。这时，我已经骑车到了六部口，我实在懒得下车回电话（那时还不时兴手机），反正一会儿就到办公室了。
我匆匆赶到革命博物馆，看门的小赵从老远就跑过来拉着我神秘而紧张地说：“恒久，西城分局刑警队好几个人在里边等你呢，你犯什么事儿没有”？“找我干什么，我能有什么事儿”。我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你还是想想，若有事儿的话，千万别往上撞”，小赵好心好意地提醒我。我感激地向他点点头说：“好，让我想想”。
我燃着一只香烟，坐在面向天安门广场的展厅门外的石阶上，冷静地回忆着这几年是否做了什么出格儿的事。十五分钟的思索使我得出肯定的结论：老子没作过犯法的事儿，怕什么。于是，我径直走入办公室。
设在展馆门厅的偌大的办公室里，四个穿便衣的陌生人正坐在沙发上恭候我。组委会的打字员小贾和会计小庞神情紧张地在办公卓旁低头写着什么，看我进来，连头都没抬。屋里的气气氛很紧张。
“我是李恒久，是你们找我吗”?“找的就是你，把你的工作交接一下，跟我们走”。一个身体结实的小个子不客气地对我说。“你们是哪儿的，我跟你走得着吗，你算老几！”我不吃这套，不客气地把他顶了回去。另一个比较文静的小伙子说：“我们是西城分局刑警队的，请你到分局去一趟。”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在我眼前晃了一下。这是一张公安局的“传唤通知单”。事已如此，我没什么可说的了，能说什么呢，他们是执行公务罢了。
正在这时，崔波推门进来。我把取照片的收据和兴达的发票交给他。王玉雪也进来了，他刚接到张永年（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展览组委会主任）的电话，让我把手边的工作交接给崔波。交接什么呢，此时，我什么也想不起来。
小个子问我交接完工作没有，我点点头。
我拿着我的公文包走出了办公室，四个便衣紧紧夹在我的两边，幸好大厅里人并不多，只有小赵躲得远远地看着我。
一辆带警灯的“切诺基”停在革命博物馆院子里，我被推上车。
也许是因为中国革命博物馆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特殊地理位置，警车没有拉响那刺耳的警笛就默默地驰离了革命博物馆。
坐在车后，我看着熟悉的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中南海南门和西单路口从眼前一一闪过，一种不祥的预感渐渐扣紧我的心。我知道，这是去西城分局。
“西城分局是阎王店，进得去、出不来”，北京有“前磕儿”的“玩儿闹”没有不怵西城分局的。在北京市公安局所辖的九个分局里，西城分局处理人之严厉当数第一。这些都是不久前和一些朋友聊天时听他们说的。那时，我是多么轻松地听着他们品评啊。
而今，当我正呕心励血为《香港的历史与发展》大型图片展览倾其全力的时候；当我的事业正走向稳定、趋向成功的时候，却不知何故被押在警车里驰向号称“鬼门关”的西城分局。这难道是老天爷又在跟我开玩笑吗？我真的堕入了五里雾中。
未完待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8 15:01:1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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