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济南”
凡是九十年代在北京市交管局从警的民警，恐怕都不会忘记“学济南”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九十年代中期，总书记为济南交警的事迹题了词“严格执法、热情服务”。很快公安部就发了正式文件，要求全国交警开展 “学济南”运动。
事实上，济南交警所创立的是一套非常机械的指挥方式，要求一线执勤民警全部上岗台指挥，姿势和指挥手势统一划一，甚至连站边岗的民警站姿都始终必须以立正的形式完成，交接岗民警必须以齐步走方式按指定线路完成交接岗……其中心意图是让交警成为一道城市风景。
这种近乎原始落后的管理模式，早已不能适应现代化交通的需要。八十年代我们在创标兵岗时曾用过类似方式，但那是十年前的事儿了。令人悲哀的是谁都知道这是一种严重的行而上学，却没人去反对。
交管局对此项活动高度重视，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学济南办公室”，简称“学济办”（民警在底下调侃：“学完妓男就该学妓女了”）。
各队为了配合“学济南”的形势，分批对全体民警进行了短期封闭式培训。海淀大队在山后找了一个兵营，从军队请了教官，全队民警分几批到此培训。主要训练稍息、立正、齐步走的队列动作，还有公安部领发的新指挥手势。
我们科室民警成了此次运动最大受害者，一线民警去培训可以不站岗了，有我们科室民警包岗替班。人家培训完了，我们又去培训，一项也不能落下。
最痛苦的还不是这些，我们宣传科还有一项“歌功颂德”的任务。每一个管片民警必须在自己片里组织至少一次座谈会，参加人员官越大越好，名气越大越好。座谈会就一个主题，对“学济南”进行称赞。看着请来的领导、名人违心地夸着“学济南”的那种难受劲，我就象吃了苍蝇屎一样难受。
为了“学济南”，全体民警的劳动强度大大加强了，而且是在从事一项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低级重度劳动。特别是一线民警每天主要的工作不是纠正违章、疏导交通，而是稍息立正木偶般转圈。局里和各队都成立了“学济南查勤组”，每天拉网式地检查一线民警，一旦发现问题马上严厉处罚。处罚手段也上升为“连坐制”，哪个科室或队里民警被查出问题，扣该科队的分，全体人员都吃“挂落”。为了避免处罚，各队甚至采用一些手段拉拢局里的查勤组和“学济办”。查勤最严厉的一段，民警对上岗都有一种恐惧，不知自己那点不注意就会被逮住，影响全队。我们科里有一位就因为加班时习惯性的背了一次手，被全队通报批评，扣一个月奖金。最后连曾是交管局一面红旗以舞蹈般指挥手势著称，被媒体誉为“马路上的小泽征尔”的那位民警也因为手势动作不规范，不符合济南交警标准而遭到了非议和批评。
北京电视台为配合“学济南”举办了一场现场直播，由交管局局长等领导现场就“学济南”工作回答问题。为了防止出现问题，现场了观众大多是穿了便装的民警（我们科还去了两位）。
我看着转播实在气不过，便不断拨打现场电话。居然让我给拨通了，我便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问局长一个问题：“学济南以来，交通民警加班增加了许多，请问局长，这是不是违反劳动法？”电视台还真问了这个问题，我正暗自得意，看你怎么回答。不料局长非常自然的笑着说：“哪是我们让民警加班呀！他们是主动加班，积极性可高了，我们拦都拦不住呀！”座下几个小头儿也马上随声附和，连连称是，我当场气个半死。民警早已苦不堪言，只不过上面压下来的，只能执行而已，哪里来的主动，睁眼说瞎话！
随着“学济南”工作热火朝天地开展，宣传科站岗任务也越来越重，已不再是早晚加个班了，偶尔搞个夜查。最后发展到长期包岗，周六、日都不撤的状况。那一段每周科里每人至少站一天岗，而且有了纠正违章的指标，每月每人不得低于六十起，完不成就扣奖金。
宣传科夜间值班也大为增加，每周几乎每人要值二次班。记得有一次是冬天，我正和几个值班民警‘侃大山’，局里突然发了个紧急通知：有两名持枪劫犯驾车逃跑，让各队立即设卡检查堵截。我们一听全炸了，持枪抢劫犯，让我们赤手空拳去堵截，这也太不把民警的生命当回事了吧。
我们三人一组设了个拦截卡，不知别人怎么干的，反正我们这个卡没有正经拦什么车。别人不心疼我们，我们自己在意点吧，这要拦住持枪犯的车，无非就是多牺牲三位警察。
“学济南”也成了当时群众的笑柄，每当我一下片，凡是认识我的人一谈此事，都以怜悯的目光看着我。那一段我很少下单位，没事就到安委会一待，哪儿也不去。
好在不久，交管局来了新局长，“压事故”和“学济南”很快无疾而终，工作才逐渐走上正轨。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公安部连续发了几个文件，驾驶员报考、年审，机动车验车等手续逐步简化。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与此对应的是宣传科的权力大大削减了。新局长来了以后，对工作考核更严了，许多工作都是量化考核。失去了权力的光环，本来工作开展难度就增加了，量化管理又让你不能偷懒。民警工作压力越来越大，连我这样宣传科业务骨干都不习惯。
组织问题是困扰我的一个老问题，这时更加明显。
我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从小就厌恶加入各种组织，上中学时几任班主任都为入团的事没少做我思想工作，但我却从未写过入团申请书。
八四年底，班长贾春生非逼着我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因为贾一直对我不错，我实在不好拒绝，就这样我入了团并代表交管局参加了八六年的市公安局团代会。
八六年初，我在宾馆青年班时，付分队长王玉华让我写入党申请书。我不写，他骂我：“你傻×呀！我什么时候害过你，听你哥的，没错，快写！不写我他妈打你。”我这人还就吃这一套，这样我写了人生中唯一的一份入党申请书。
几天后，党小组长老冀找我谈话。说我表现没的说，但有的同志提出你前一段提出过辞职，应该再考验你半年。你别有思想负担，好好干……我没来得及经住考验，半年后我上了警院。
在警院，班里同学在两年的学习过程中几乎都入了党，我成为最顽固的“民主人士”。党小组领导多次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写申请书，我说在队里写了。他们说队里不算，他们没见着，让我重写。我说这么严肃的事哪能老写呀，多不严肃呀！你们去队里查一下吧。弄的人家不知说什么好。
回队之后，领导多次关心我的组织问题，甚至还让街道安委会的主任劝劝我。一次，某领导和我谈话时急得说出了这样的话：“你知道迷彩服吧？穿上以后保护自己，打击敌人。还让我说什么，你好好想想吧！”我依旧我行我素。
在公安机关不是党员永远不会有升职，这是首要条件，这注定了我只能在现有位置上干到退休。
别人“进步”了，你还停在那儿，心态会出问题。特别是看着一些没有能力水平全靠溜须拍马的人纷纷“进步”，甚至即将成为自己的领导。我开始思变了，既然不能前进，不如转向吧。
这时恰好交管局劳服公司正在招兵买马，我在局政治部的同学推荐了我。劳服公司很满意，要调我去劳服。海淀大队不愿让我走，一再挽留我。领导说只要你说不愿意去，我们就不放你。我也不好意思说愿意走，于是我便和政治部同学演了一出苦肉计。政治部总归是上级机关，大队最后也只好放人。
为了给我送行，由区安委会出资，大队做东特意在听鹂馆摆了两桌酒席。大队长、政委、区安委会办公室主任、宣传科的几位科长悉数到齐，让我受宠若惊。在我的记忆里，宣传科调走那么多同事包括几位付科长退休也没有这样的待遇。那天，我醉了。
我心里明白，走的如此隆重辉煌也就注定了无法回头。就这样，我永远告别了工作十四年的海淀交通大队。
九七年底，我到局劳服公司报到。我实现了人生的转向，进入了经济领域，俗称下了“公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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