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我的警察生涯

养菊

第一部：三环岗

徐辛庄
一九八二年夏，由于严重偏科，我的高考失败了。九月份，我参加了补习班，从内心而言我早厌倦了这种学习生活，只不过是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罢了。一个学期过去了，学习上没有任何长进。父母瞧我实在不是这块料了，正好我们中央党校正在筹建一个知青打字社，便问我愿不愿意去？于是在八二年冬季，我终于开始了我的工作生活，在知青打字社干上了油印工。
知青打字社创建之初仅七个人，除我之外全是女的，全部为中央党校的职工子女。创业之初是非常的齐心，也挺艰苦。最早的印刷设备是电影中地下党印传单的那种手推式油印设备，由于掌握不好技术，每天回家时我经常沾一身油墨。
原计划头三个月不会有赢利，但买卖出奇的好，一个多月时已有了可观的收入。于是在我们的要求下，开始了计件工资。
竞争机制的引入，导致了许多当初想不到的矛盾。干的好的每月收入上百元，干的差的三十元基本工资都拿不到。随着时间推移，矛盾愈演愈烈。六个女人成了八派，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闹。到八三年夏天时，我对这个单位已完全绝望，只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一天，父亲对我说，市里正在招警察，招工的人已看上我了，问我去不去？我几乎连想都未想，马上答应了。心中充满了对破案、枪战的憧憬。后来我参加了一个见面会，才知道招的是交通警，心里有些失望，但也没想太多。
很长时间过去了，一直没通知我参加体检。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时，父亲回家气愤的讲，听街道的人说，原来招交通警这事出了问题。负责此事的人的一个亲戚去年被青龙桥街道给否了，所以今年青龙桥街道报名的人一个都未通知体检。父亲越讲越激动，当时在家就给市公安局打了个电话说你们招民警有严重的不正之风，公安局问他是哪儿？父亲说：“我是中央党校”就挂了电话。当时我的心已凉了，感觉怎么什么事都不顺。几天后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去公安医院体检。到那儿后一看全是青龙桥街道的人，一共七名，负责人解释说是漏通知了。
然后是考试，大约在十月底时接到了通知，我被录取了。不知什么原因青龙桥街道只录取了我一人，就这样十八岁的我当上了交通警，开始了为期二十年的从警生涯。
八三年十一月十日我离开了家，和三百名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从市里来到了通县徐辛庄的一个军营内，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训练队生活。
训练队三个中队，三十个班。我在二中队十六班，我们班基本上都是海淀区招的人。
我们住在六十多人一间大屋，一律上下铺，屋中间升了三个炉子。
独立生活的兴奋很快被枯燥无聊的生活给淹没了。每天六点二十吹哨起床，六点半整队跑步出操，七点回来洗脸刷牙、吃饭。八点上课，一直上到十二点，中间只休息一次。下午讨论，以班为单位，每个人都要发言，转变思想：从现在起，你不再是老百姓，而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了，你对待一切事物都要用警察的观点去认识。这种教育方式的确效果很好，在一个很短时间内，我们的意识就被训化成了人民警察。晚上自由活动，但那里条件太差，每晚九点半才能来电，十点半又熄灯。干的最多的是点蜡烛玩牌或在黑暗中唱歌，经常唱着唱着就有个别小资情调严重的兄弟便哭了起来。
训练队的伙食很差，每天就是炒白菜、熬白菜，而且极少看见肉。谁能在菜中发现一块巨肥的肉片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事，一定要先展示，通报大家，然后你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吃下去，否则将成为抢劫对象。食堂的临时工个人卫生也十分恐怖，其中有一个我们给他起外号叫“小粪叉”专门负责发主食，尤其是发馒头时，五个手指象粪叉一样叉住白馒头递给你，你有时能在馒头上看出‘粪叉’留下的黑印。民以食为天，为了解决吃的问题，我们群策群力想了许多办法。有条件的从家中带些自制咸菜，但狼多肉少，二天内就被洗劫一空了。后来，我们发现距军营几百米外的徐辛庄内有一个食品店，于是那里成了训练队学员最爱去的地方，凡是糕点类食品都不放过，最后连点心渣都被买光了。食品店注意到了这一商机，调进了一大批各类点心，但这时正好我们的训练生活已结束。不知道这批点心到哪一年才能卖完，我在心里有时甚至有些同情那个食品店。
发警服是最令人兴奋的，我们一到训练队先发的是老式的藏蓝迪卡警服，俗称“警兰”，长桶大皮靴，北洋军阀式的帽子{但一直未发过帽徽}。穿上警服后，自我感觉真是个警察了，回家路上看到骑车带人的都要严肃的一指，大吼一声“下来”才觉得心理平衡些。去商店存自行车，看车老头儿、老太太一看“警兰”连存车费都不要，又让我感到了当警察的好处。
训练队的生活是枯燥单调的，军营内甚至连厕所都是只有男厕，因为整个军营除食堂外几乎没有女的。每二周回家时汽车一开进建国门，准有几个坏小子扒在窗口大叫“又看见北京姑娘了！”引起全车人的起哄大笑。
训练队的学习比较简单，都很容易应付。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背交通法规，只给三天时间必须全文背下来（其实主要背下处罚的规定即可），这事让我费了不少劲。穿着皮大衣，坐在马扎上，我面对着院墙，真的背了三天。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居然从总则到最终解释权归北京市公安局，把六十条几百款的交通规则全背了下来。
训练队班长是从各队抽的民警，我们班长是杜祖庆，是直属队来的。他开过开道摩托，经常跟我们讲加勤开道的威风，让我们羡慕不已。老杜（其实那时他也就二十八。九岁）对我很好，觉得我聪明、实在。当时风行写入团、入党申请书，是评上五好学员的重要条件，我对此事十分反感，觉得这是形势主义，坚决不写。老杜找我谈过，我十分顽固，依然没写。（但最后评五好学员时，老杜还是为我做了一些工作，使我当选了五好学员。）
训练队后期，伙食好了一些，也能偶尔看看电视了。由于时间的缘故，大家熟识了，给枯燥的生活增色不少。
进入八四年元月，北京的警察换装了。德式大盖帽马裤呢制服大衣，在那个年代是十分扎眼威风的。当我们领到新制服后别提那种兴奋了，心想怎么那么顺，建国三十多年了，头一次警察换这样档次的警服就让我们赶上了，牛！
很快就是结业、分配，受老杜影响，我心中最想望的是直属队。宣布分配名单时，个子在1.80米以上的同学不少都分到了直属队。我在心中暗恨父母，为什么没把我也养成这样的个子。除去直属队外分在哪个队对我都一样，我理所当然的分回了海淀交通大队。三个月朝夕相触，一旦要分开了，大家都有些依依不舍。感情脆弱点的都抱头痛哭，我的鼻子也直犯酸。确实，那次一别，有很多人我这二十年了再未见过，而且听说有几位已然去世。
徐辛庄，二十年来我再没去过那儿，但是在梦中我曾不止一次回去了，那里是我生命中一个标志性的地方。

养菊

西上坡
在海淀交通大队办公室里，宣布了具体分配方案，我和朱京春被分到了海淀中队一分队。我内心有些失望，我一心渴望着站在一个大路口双层岗台，觉得那才是交警的风采。而在我印象中海淀中队似乎没有这样的岗位，唯一优点是离家近些。
坐着三轮摩托向一分队进发，摩托车在海淀镇北口向南转弯，又进了一个小胡同并且上了一个挺高的大坡，最后停在了一个大杂院门口。送我们的人说到了，这就是一分队西上坡驻地。
这是一个老式的四合院，房屋很旧，还是糊顶棚窗户纸的那种。取暖设备是每屋一个煤球炉，不但屋子旧、很脏，院里的地也是坑坑洼洼，连砖头都没有铺。院内还有老百姓的住户，厕所是男女公用，进门要先喊一声：“有人吗？”
班长贾春生给我们介绍了一分队的情况：一分队有两个驻地，西上坡一个班，另一个班在友谊宾馆角楼。西上坡班有十几名民警，多数是老同志年轻人少。他希望我们的到来能够充实班中力量，并为班里带来年轻人的生气。贾春生是一个很斯文、白白净净的人，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因为那时的交警大多面色黝黑，个子不高，言语粗俗，贾春生是个例外。
过了很久我才弄明白，这个院原来是房东高家独有的。高家是世代中医，据说在城里还有几处院子，是个大户人家。西上坡是一个很正规的四合院，虽然一进一出但有东西两处耳房并有独立小院。文革时被国家占用了，高家只剩下北房三间和西耳房自己居住，其余房子全成了交通队的。
第二天，班长贾春生带着我和朱京春骑车巡视了我班的管界。我这才知道我们班的管界很大，甚至远到了学院路，并且有一处三环岗（既海淀路与三环路相交处）是非常大气的，有两层岗台的岗。贾春生说把我们俩全分在三环岗，他说这是一处全是年轻民警上的岗，争取创一个局级标兵岗。我内心十分高兴，觉得是实现了一个心愿。
西上坡班里的老民警较多，主力是六十年代北京卫戍区集体专业的一批外地战士，文化不高，还有一部分素质很低，我很快就领教了他们的厉害。
头一次正岗回来，我躺在床上休息。新大衣固然好看，但分量太重。三个小时正班下来，双肩被压的酸痛，腰也不得劲。一个老民警进屋问我：“安子，怎么样，累吧？”我想都没想顺口答到：“是挺累的！”结果第二天，班长贾春生就单独找我谈话，批评我新同志不应叫苦叫累。人家朱京春就比我强，没叫一声苦，我这才明白了阶级斗争有多复杂。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贾春生又多次批评了我，原因有早起太晚没能扫院子；跟师傅刘彬虎在下岗后去别人家吃饭而且喝了酒（天知道，师傅让去我哪敢不去呀！）；不爱生火（我从小没干过这活，一点也不懂）等等。
我的优点是最不愿让别人说第二次，很快以上缺点就成了我的优点，贾春生也对我越来越满意。
班里每天夜里要留四个民警值班备勤，除了两个家在外地的老民警外就是我和贾春生最多。他也愿意让我和他值班，用当时的话说，那是重点培养我。
西上坡班在队里名声不高，因为这里老民警太多。俗话说：“车船店脚衙，特务老警察，无罪都该杀”，应在西上坡老警察身上绝对符合。
我班就有那么一个人，特爱占便宜。因为买菜买水果占便宜，他挨过多次处分，还因为拦公共汽车坐被公安部通报过。黄庄岗后面有一个商店，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在里面当小组长。他和我说过几次，“你们班**最不地道，整天到我们这儿占便宜。有一次我们看天热，送他两瓶冰镇汽水喝。喝完后，他居然还找我们退瓶要四毛钱。”
后来，这批民警中有一个被双开除（开除党籍、公职），三个被限期转出，由以上数字可见一斑。
老民警中和我最好的是唐振民，我们叫他老唐。老唐文化不高，是河北唐县人，人很仗义。他爱和我们这些年轻人打成一片，逗起来没大没小。老唐最爱讲黄色故事，而且总在吃饭时讲，并把我们编成故事的一部分，我们经常是听着听着在最后一分钟才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于是追打老唐一通。
老唐工作起来十分敬业，我们创三环标兵岗时有一段人手不够，曾让老唐顶过一段。四十多岁的人，个子不高却十分卖力，不让年轻人。
老唐最大优点是人很正，从不给我们年轻人使坏，整天嘻嘻哈哈和我们没大没小。
老唐好喝酒，床底下全是二锅头酒瓶。他一喝酒，总是给我们讲一些故事。他常讲自己的父亲是一个老革命，有免死牌。由于酒喝得太多，结果四十多岁喝出了动脉硬化等许多毛病。
老唐脾气不太好，特别是跟头儿经常较真儿，也得罪了不少人。我调走后，他受到了排挤，最终调回了老家唐县。我和他最后一面是在1987年，我常常想起他，也不知道老唐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刚到班里没多久就赶上了三月份文明礼貌月，交通管理局开展全市安全月对自行车整顿，要求骑自行车必须带执照，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否则以以高限处罚。（其实那时高限也不过二元，一般为五角罚款）
贾春生找我和朱京春谈话，说：“上级提倡献公休，老同志一般表态献一个月公休，你们怎么样？”我们当然不能落后，也献了一个月四天公休。那时确实不太懂人情世故，和我一期的张国增就因为献公休到十一轰动了全大队，并且入了党。而我虽然献了一个月公休，心里还不十分情愿。
仅献公休是不够的，还有罚款数。虽然那时罚款并没有定额，那时社会风传警察罚款有指标、有提成，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贾春生说：“老同志都把三个月份罚款数报到了1000元一个月，你们怎么样？”我一听头都大了，我一个月工资全算上才60元左右，要罚这么多？而且当时民警只有6元以下的当场处罚权，自行车违章一般只能罚五角。1000元得罚多少人呀？但年轻人不能比老人差了，于是一口答应了，罚款不低于1000元。
由这个契机开始，罚款数成了个人较劲，显示工作量的一个指标。在84年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每月罚款都在1000元以上，直到1985年这阵风才算下去。
为了完成罚款，出了很多的故事。
我们班老杨，罚款数一直全班第一。他文化不高（写检查还得我代笔），执法水平低，招来了社会的不满。一次在学院路执法，由于态度恶劣，被学院路街道管市容的黑上了。他处理违章时无意中吐了一口痰，市容非罚他五元钱。他不交，最后被市容的人弄回了街道办事处，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值勤民警从岗位上被带走，而且被罚了钱，建国以来我们队就没有过，也激起了全队的气愤。
由于双方各执一词，最后以老杨交了五角钱罚款了事，但学院路街道与交通队结下了很深的梁子。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班每天上学院路八门岗的民警，中心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处罚学院路街道的人与车。学院路街道距八门岗不过五十米，凡从街道出来的逆行自行车，手续、铃闸不全自行车均被处罚。后来经常出现一纠正违章，人家第一句就是：“师傅，我不是学院路街道的。”八门岗旁有一个冷饮店，是街道三产办的。从那时起，送货的车挨罚无数次。后来送货一律停在50米外，用人工搬运。冷饮店的头儿多次试图与岗上民警拉关系，均遭到了严辞拒绝。
那时的我几乎和现在的出租车司机一样，一睁眼就欠队里40元罚款，每天完不成就得加班。为了完成任务，我那时晚上经常主动夜查加班，骑自行车满大街找那些摩托车非司机。这样查获一起有时能罚个五元、十元，最多可罚十五元，好凑一下罚款数。现在回忆起大冬天夜里，冒着四五级西北风骑自行车往返几十公里，历时三、四小时罚了几十元，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由于单项罚款额低，每天只有处罚30人次左右才能完成任务。为了完成任务，每次上岗是我真是严格执法，不放过一起违章。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纠正一个军队车违章，小战士很老实，说没钱。车上坐的军官训了一通小战士后全走了，我说你要是没钱先把驾驶证扣了，回头再处理。小战士不愿扣本，磨了好长时间。我那时心硬如铁，绝不让一个违章不交罚款离开。最后小战士捧了一把硬币来交钱，我问他哪来的钱，小战士说把电子手表卖给卖冰棍老太太了，换了五块钱。我终于心中不忍了，让小战士走了，没有处罚他。也就是从此事起，我开始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怀疑，我们这么罚，对吗？
建国三十五周年大庆是我到交通队赶上的第一次重大活动，上面对此事高度重视，层层动员，安排方案。
八四年十月一日是我从警以来最累的一天，从早晨六点到岗一直站到下午一点多才下岗。早起不敢喝水，因为中间没人换，连厕所都不能去。站到中午时我眼睛都花了，看什么都一片模糊。我至今还记得有一个母亲抱着小女孩从我身边过，小女孩要递给我一个香蕉吃，让我十分感动。香蕉是不能吃的，但多少安慰了我那孤寂的心情，使我坚持了下去。
下午休息了一会儿，晚上六点中关村放焰火，我又到黄庄路口维持秩序。这一站就到了夜里十二点才结束，这一天我站了十三个多小时。回队后，腰就像折了一样痛，但这时的我已然学会了不抱怨。十一保卫，我被评为了一等奖，奖金人民币50元，让当时的我又高兴了一阵子。毕竟是小一个月的工资呢！
辛勤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欣赏，八五年春天，一分队班子进行了调整。贾春生被任命为分队长，李京成升任西上坡班班长，我也被任命为付班长。那时我还不满19周岁，成为了海淀中队最年轻的付班长。
其实，付班长这个“官”实在痛苦。那时，班长只带班查勤，基本不上正岗。而付班长则必须上正常班，且每天排班这个得罪人不落好的活也由付班长干。每天班中有一个机动指标，而每个民警都想上这个机动。机动不用盯正岗，可以在一段路上来回转，相对轻松些。为了照顾班中的老同志，‘机动’基本都轮流安排给了这些老民警们。每晚排班我总是把自己排到最累的三环岗，几乎就没有上过‘机动’。虽然从理论上讲班长不在，付班长就应该机动查岗。但我没有过，我个人也不愿意为这种小事得罪老民警。
贾春生在一次晚上值班时有事找李京成和我都不在，生气了。事后找我们俩谈话，规定班长和付班长晚上必须有一人值班。这个事苦了我，李京成当时30岁了，有老婆孩子，于是我几乎独揽了夜里值班的工作。每天一到下班，李京成就会嬉皮笑脸的找我说：“安子，没事吧？没事你盯着，我回家了。”我能说什么？只能说没事。最长一次我曾连值了二十一天班，尽管骑车20分钟即能到家，我却回不去。最后连贾春生都看不下去了，骂李京成：“就他妈你有家，别人都没家！”这才让我休了二天。
为了排解值班无聊的生活，我只好找些书来解闷。工资低买不起书，我便去西大街一个书铺里租，四角钱一天。那一段，我把金庸、梁羽生、琼瑶的书给翻了一遍。
那时电影市场上没什么好片子，中国电影资料馆经常搞一些外国电影回顾展。我表哥是社科院文学所的能帮我买到票，我非常喜欢这些电影，确实大多是一些经典之作。我先看了英国回顾展，但到法国电影回顾展是出问题了。由于法国电影回顾展改在二七剧场演而且都是晚上，结果看完电影基本上都十点半以后了，在骑车回西上坡基本都十一点左右。尽管我都倒了班，没耽误工作，但贾春生还是不高兴了，说了我一顿。其意思是这种电影内容首先不见得好，其次老这么晚回来别人还得为你开院门，年轻同志影响多不好！我很生气，当场把剩下的几张票全撕了，表示不去看了。事后李京成也觉得贾春生太过分了，对我说：“别撕票呀，你去你的，别理小贾，他就那么个人！”我面上表现的一付无所谓的样子，其实心中很委屈。且不说看不成电影了，那几张票的价格也足够我一个月伙食费呢！
我的工作成绩引起了许多部门重视，角楼班曾提出用三个民警换我过去当付班长。但李京成坚决不放，有我在，他太省心了。我就这样被压在西上坡一年多，直到八五年，中队决定成立角楼青年班，我才被强行调走。

养菊

三环岗
八十年代北京市的交通管理是十分原始落后的，主要是以岗代线的管理手段。即以一些主要交叉路口固定岗位作为点，辐射一些主要街道的管理。由于管理手段落后，大量警力固定在一些主要路口岗位上，所谓道路交通基本出于失控。当时刚建好的学院路由于没有固定岗位，交通秩序十分混乱而被我们内部戏称为“解放区”。
那时，每个大队都在创立标兵岗，标兵岗要求是路口有一定规模、岗组成员无纠违属实投诉、无岗位责任事故、无严重交通堵塞、上岗期间除纠违时必须上岗台指挥、指挥手势统一、精神等等。三环岗位于北三环路与海淀路相交处，路口面积2500多平方米。高峰小时机动车流量大于3000辆，高峰自行车小时流量在18000辆左右，完全具备了标兵岗的硬件条件。我那时认为交通警就应该站这样的岗，路口中心双层岗台一站，视野开阔、威风八面，看着四面车流在自己挥手之间流畅地通过路口。三环岗让我满意，因为它让我找到了心中交通警的感觉。
当时海淀队的标兵岗是白石桥岗，隶属于我们一分队友谊宾馆角楼班。我们两个岗一直较着劲，谁也不服谁。八四年夏天，白石桥岗正在大队会上介绍标兵岗经验时，出了严重的岗位责任事故。当天上午，在白石桥路口发生了死亡交通事故，而岗上当时两名民警居然谁也没看见，说不清楚。硬伤击倒了白石桥岗！从那时起，海淀队八四年标兵岗的希望就全落到了三环岗的身上。
为了创立这个标兵岗，海淀中队付指导员陈金柱、一分队分队长贾春生下了很大功夫，开始几乎每一次专岗岗组会他们都来参加。为了确保这个岗，贾春生把西上坡班的年轻民警组成了专岗专组，不让老民警上这个岗。要求上三环岗必须上岗台指挥，以指挥疏导为主纠正违章为辅。每周一次专岗会，统一标准的指挥手势，一旦发现哪个民警表现不行，坚决从专岗上撤下来，以确保三环岗红旗不倒。
记得有一次开专岗会，会上谈到不准向违章人发态度，要以理服人。岗组成员黄树斌爱钻“牛角尖”，会上与陈金柱“搬杠”：“如果违章人一个大背跨把你扔在地上怎么办？”陈金柱说：“那也不能还手，犯态度，你爬起来跟他讲理。”黄树斌说：“你刚起来，他又一个大背跨把你扔地上了呢？”陈金柱坚持道：“那你再爬起来。”黄又说：“那他又一个大背跨……”陈金柱急了：“你哪这么多大背跨呀！”大家全乐了。
八四年一年的努力，我已是三环岗的主要负责人了。为了这个岗创标兵岗，我也付出了自己全部努力，除了站岗时兢兢业业不出一点纰漏，有关岗组的材料都是我亲自写的。三分干，七分说，我的语文功底在这里得到了施展，得到了上级的好评。我还利用自己当时有限的专业知识总结了三环岗的岗位规程，疏导指挥最优方案，岗位主要事故危险点及控制办法。特别是首个提出根据三环岗实际情况，指挥疏导应以左转带直行的观点（以往教程上要求路口指挥应当以直行带左转）。辛勤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八四年底，三环岗被评为集体三等功、交通管理局标兵岗，是海淀大队唯一的标兵岗，那时我别提心里多得意了。
在三环岗我还曾遇到两件在我记忆中留下很深印象的事，第一件是八四年夏天，我在三环岗值勤时遇到了当时北京市的市长陈希同。那一段由于德清路、学院路、万泉河路施工，结果所有去往京北地区甚至去八达岭的游览车全都必须经海淀路向北，在中关村路口向颐和园和八达岭两方向分流。由于中关村路口太小，流量严重超饱和，导致堵车从中关村一直到魏公村。当时最惊人的记录是332路公共汽车从动物园到颐和园走了二小时四十分钟，平均时速约4公里，还不如人走的快。有一天，倒休完我到班里上班，看到黑板上写着：根据陈市长指示，三环岗自今日起改为手搬灯指挥，民警可以坐岗。我便问贾春生是不是谁开玩笑，小贾说是真的，昨天陈市长过三环岗被堵了，下来跟岗上说的。我说：“根本不是三环岗堵，关键是中关村岗，三环岗改手搬灯也没用。”小贾说：“你看着办吧！”我也没多想，上岗或仍让信号机设置在自动控制上，我仍然在岗台上指挥。
大约十点多钟，由南面路口一辆黑色奔驰280轿车在自行车道右侧超车冲进了路口。我十分生气便示意该车停车，奔驰车一下停到了岗楼边上，我瞧来头不对忙下了岗台走了过去。这时从车上下来一个个头不高的中年人，我不认识他便是北京市市长陈希同，但心里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大官”，便上前给他敬了个礼。他问我：“为什么不改手搬灯，昨天不是跟你们讲了吗？”旁边一个秘书模样的人连忙向我介绍：“这是陈市长。”我立刻明白了，这是昨天来过的陈希同市长。我便向他解释道：“陈市长，这个岗改手搬等不管用，关键是中关村路口必须改。那儿要不堵了，这也就没事了。这路口太大、车又多，如果手搬灯，没人指挥，一会儿路口就堵死了。”陈希同点了点头，又问我岗楼是否有电话，我说有，便领他上了岗楼。他给市公安局局长高克打了个电话，说：“友谊宾馆路口堵车问题你们想办法解决一下。”下岗楼时他问我叫什么？我告诉了他。他笑着说：“你和你们老局长重名呀！”陈希同上车走了没多久，局里来了个姜付局长，大中队的领导也全到岗上来了。问我陈市长有什么指示？我就把我的想法以陈市长指示的口吻讲了出来，姜付局长当即拍板按陈市长指示办。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关村和三环岗都上了双人岗，一个在岗楼手控红绿灯，一个在岗台指挥。堵车现象大为好转，民警的工作强度也减轻了。
第二件事是拍电影，大约是八五年夏天的事。一天晚上，贾春生跟我说：“明天是你三环岗正岗吧？队里通知要给你们岗拍电影，精神点，把制服洗洗。”我很奇怪，拍三环岗电影？怎么拍？拍什么？但贾春生也说不清楚。第二天我上岗时，中队长带着一辆面包车来到了岗上，跟我说：“电影厂要在你们岗上拍个镜头。”我一看，导演是谢添我在电视里见过。摄制组准备了个演员，但换上我的制服一看，头发太长，不象样。谢添导演看了看我说：“就让他演吧！”谢导给我讲了讲戏，原来他们拍的是电影《小铃铛续集》要拍一个男主角小男孩走迷路了，找到警察叔叔，警察叔叔领着小男孩找家的镜头。其实就是牵着小男孩走几步路问几句话：“小朋友，找谁呀？你家住哪儿呀？”我自信这么简单的事还不容易，不料一演起来谢添导演却总是不满意。再三给我讲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姿势，一直走了七八遍，用了将近一小时才算OK。由此小事使我对老一代艺术家真是从心里钦佩。后来我在电视上看过这部电影，我的镜头不过十秒钟，而且说话还是配的音。但我心中也很自豪，毕竟也是一件人生中未曾尝试的事。
“极限”
极限运动—是现代人们茶余饭后追求的一种刺激，据说可以对人生有一种新的领悟。而对我而言，极限是一种人生无法承受之痛。八四年夏至八五年夏，我的心理和生理真正体验了极限。
三环岗的人员在八四年初曾有八个人，但在下半年只剩下了四个人。和我一起分到西上坡班的朱京春辞职了，他跟我讲实在觉得没前途，而且太累了。为了保标兵岗，又调走了几个表现一般的人。虽然把和我一期的张国增从清河调了过来，但专岗只剩下了四个人。到了八五年，人手的不足困扰着三环岗。为了调动积极性，虽然我已经是付班长了，但一直当着三环岗付岗长。岗长先后让关利军和我师傅刘彬虎担任，主要是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因为三环岗的活确实太累了。三环岗一天至少要三个人才能排开正班，四个人一点不富余，倒休都不方便。但八五年春天出了许多事，使得三环岗雪上加霜。
四月二十三日晚，贾春生开着三轮挎子带我和关利军去夜查。我们在西三环外语学院门口停车设点，小关说：“安子你去对面，我在这边，贾队长在摩托车上等着处理。”那时夜查主要是拦摩托车，查驾驶证。我刚到对面车道上拦了一辆，就听到一声巨响。我回头一看，关利军倒在了马路对面地上，边上还倒着一辆摩托车。我大吃一惊，马上跑了过去。小关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小贾正让那个开摩托车的把本拿出来，那人不停的说：“师傅！我没看见他。我有本！我有本。”但一直不拿出来，我急了大吼一声：“把本拿出来，少废话！”他把实习驾驶证递给了我，我按照片大致对了一下模样没错便和贾春生把小关抱上了挎子，我用大衣捂住小关的头，他已满脸是血，毫无动静。我让那个开摩托车的保护现场，我们便驱车赶到了附近的四六六部队医院。经检查，小关无生命危险，轻微脑震荡，但嘴伤得较重，里外一共缝了四十八针。这起事故原因很明显，是开摩托车的人拒绝检查企图冲关而导至的。那一段几乎所有的摩托车不管有无驾照均拒绝停车接受检查，因为民间流传一个说法：警察不准追逃跑车，交管局有规定。
关利军的被撞引起了交通队里的共鸣，大家对此事都十分关注，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警察的安全该如何保证？我心中也十分气愤，因为是亲历的事，所以感触更深。我当时就想，这事如果处理不好，我就不干了，不能太把警察不当人了。
结果是令人寒心的，撞小关的那个人不但没有拘留，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关利军尚未出院，摩托车已还给了他。结果那人本不要了，说什么也不赔钱了，小关出院后是经过法院才要回的赔偿。
交管局第二天便下了通告：今后一般不再组织夜查，对于违章车不得随意拦截，更严禁追违章。听到这样的通告，我当时几乎气炸了肺。
现在想起这件事我还气不打一处来，从心中感到悲哀，这是什么样的管理理念和水平呀？
小关一是受了伤，二是对处理不满意，心情不好，很长时间没上班。三环岗就剩下了我、刘彬虎、张国增三个人，如果想休息就得让别的岗的人顶班了。为了保三环岗标兵称号，我们就尽量不休息，偶尔休息让贾春生顶一下。因为我们班的几个老民警实在拿不出手，从形象到水平连贾春生这关都过不去。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接二连三，张国增父亲去世，休了半个月办后事（因为他母亲是精神病，兄弟姐妹又多，困难一大堆）。刘彬虎与女朋友打架，堵气砸窗户，胳膊扎伤缝了针又休了十来天。三环岗就练我一人呢。最困难是让老唐还顶了一段，老唐还算争气，没给三环岗惹麻烦。
为了支援三环岗，中队决定把三分队周杰调到西上坡班，充实三环岗。我很高兴，因为在训练队我和周杰、张国增都是一个班的，关系一直不错。周杰来后不高兴，说临时帮帮忙还成，要把他留在一分队他就不干了，我这才知道一分队名声有多臭。报到当天就安排他上三环岗，我带他到岗上，简单讲了几句注意事项就忙别的去了。不料中午时听说，下岗后周杰哭着找中队头儿去了，说上不了三环岗，站双层岗台头晕，死活要求调回去。头儿答应了，中队后来也没再往三环岗派人。
这个春天把我累惨了，天天三环岗，在岗台上无数的转体、挥臂指挥，心理和生理都到了极限。这时队里组织献血，我立刻报了名，除了我觉得献血本来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外，最关键的是献血可以有一周休息，我如愿的用200cc鲜血换取了一周的休息。
这年夏天我们中学的同学搞了一次聚会，在与同学聊天时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孤独。上中学时我在班中虽然不是学习有多好，但也是班中的风云人物。今天一看，大家经过三年的努力，多数已是大学生了，最次也在上中专。学校生活使他们意气风发，聊天中我插话都已不易，所有人中只有我在从事着这样一种纯体力的工作。几个要好的同学再三为我惋惜，建议我应重新参加高考、改变命运。因为当时我的学习还有一定基础，高考总分比我低50分的同学今年都考上了大学，而且现在高考录取比例比我们那年提高了一倍多，继续干交通警察太没前途了。我当时表面上没说什么，但心里确实有所触动。
这一段我想了许多，关利军的被撞前后对我触动很大，让我思考了许多。和我一起分到西上坡班的朱京春辞职后考了个汽车驾照，现在在街道联社开车，收入比当警察还高，而且工作轻松得多。最关键的是我内心仍然对大学生活有着一种渴望，觉得这样拼体力的工作实在是浪费生命。我最放不下的是三环岗，毕竟这里有我的心血，真不忍心就这样放弃了。
犹豫了一段时间，我终于下决心辞职，目的只有一个——考大学，重新安排生活，我向中队交了辞职信。在当时，辞职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班曾有一个大崔想去意大利探视妻子（那时规定民警因私出国必须辞职），结果辞了一年多才批下来。我也做了长期准备，只要不耽误明年高考就行。为了不让三环岗受损，我向领导表示，一天不批下来，我会在岗上认真工作一天，决不给三环岗抹黑。
中队的头儿都为我惋惜，分别多次找我谈话。特别是陈金柱与我多次谈心，再三劝我，多次同我讲想上学是好事，在公安内部也可以上学，上警院，不一定非要辞职。可能从内心深处还是舍不得三环岗，我虽然一直不吐口留下来，但工作一点没放松。中队也对我十分信任，副班长职务也一直让我这样一个提出辞职的人担任着。
八五年秋天，海淀中队做出了一个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决定。在一分队友谊宾馆角楼班成立青年班，把一分队所有表现不错的年轻民警全调过去。三环岗也转给了青年班，我也正式调进青年班继续任副班长。由于青年班主要是由八二年、八三年两批社招的民警组成。最大的当时也不过22岁，气氛活跃，朝气蓬勃，让我心情舒畅了许多。不久，又有新招的五名民警分到了青年班，工作强度也大大减轻了。在陈金柱等中队领导的再三劝说下，又给了我一个承诺，如中队有考警院指标，就优先考虑我。我终于收回了辞职信，重新踏踏实实地投入了工作。
八五年年底，三环岗由于成绩突出，被市公安局授予“新长征突击队”，我和张国增被评为市公安局“新长征突击手”。在这一年，三环岗确立了它代表海淀区唯一交通管理局标兵岗的位置。我还代表三环岗二次参加交通管理局座谈会，与全市主要标兵岗成员和程毅局长等领导一起座谈工作。

养菊

夜查
八五年秋天，我调入了友谊宾馆角楼班，担任青年班副班长。角楼条件比西上坡强多了，虽然不过是老式筒子楼，但至少冬天不用生火了。回忆起去年冬天，我因为不会生煤球炉子，曾经一星期不生火，就那么凑合睡，连绒衣都不敢脱的日子简直恍如隔世。另外三环岗就在角楼楼下，上岗也方便了许多，不必再为天气发愁了。
十几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民警组建的青年班，与传统意义上的班有着很大区别，工作、生活的气氛可以说是活力四射。
青年班中唯一的老人是副分队长王玉华，他和陈金柱，贾春生都是七一年招的初中生，他负责青年班的工作。班长张经、副班长王琪都是八二年的民警，我虽为副班长，主要工作就是三环岗。因为那时三环岗已成为海淀大队的希望，是一个品牌，我的任务就是如何保住这个品牌。王琪主要负责白石桥岗，它沦为了三环岗替补，遗憾的是直到我离开中队他们也没得到替补的机会。
为了体现青年班的朝气，也为了给大家谋点儿‘福利’，我们班里头头商议后决定：青年班每人每周至少只能回家一晚，其余主动加班备勤，并上报了队里。其实当时我们内部这样掌握，只要你二十四点前回班里全算值班。这样每个人每天可以增加四毛钱夜餐费，一个月就是10元多点，毕竟那时工资不过才区区40多元。另外，不管家只住楼房还是平房，每年十六元的煤火费，我们都是全部上报。领导也没较过真，均如数下发了，这些小动作对于鼓舞士气起了不小的作用。
八十年代的夜生活是枯燥的，连象样的电视剧都没有。在角楼值班的日子，打扑克是最主要的娱乐。那时班中最长的黄金组合是我和张国增对许亚平、杨凤明，他们俩是白石桥岗的，结果与工作是一样的，我们胜多负少。每当夜里十二点多，角楼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窗户被打开，夜空中回荡着：“我是宾馆班玩牌最臭的人，我叫许亚平、杨凤明”的喊声。
后来我们找到了另外一种排遣寂寞的方式——夜查。
八十年代中叶，北京市是摩托车的天下，摩托车是先富起来的标志。由于考试体制问题，那时有摩托车本的人很少，而买得起摩托车的人很多。北京的夜里汽车很少，夜生活又枯燥，于是到马路上练摩托车、兜风便成了一种时尚。开始，交管方面曾下力气组织过多次专项夜查整顿。但自从关利军被撞后，这项工作几乎停顿。一时间，夜里摩托车成灾，那时几乎每十辆夜里在大街上行驶的摩托车就有八辆是没驾驶证的。当民警夜查拦截时，几乎100%的摩托车不管是否有本，一律拦截不停，抗拒检查。
夜查的动力一是身为警察对抗拒执法行为的痛恨，二是值班生活太枯燥，三是扣车之后我们也能动动摩托车，因为那时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毕竟3000元左右的摩托车相当于我们四年工资总和）
那时由于体制问题，交通警里有摩托车本的人很少，必须是表现好的人才给报摩托车本，许多干了二十多年的老交警都没有摩托车本。
我那时也才给报了个学习本，尚不能单独驾驶。开始是由于扣的车多，民警中有驾驶证的人少，于是王玉华就同意没本的民警开着轻骑之类的一起回去。口子一开，到后期已然失控，最后发展到什么车都敢开了。
八五年的夏天一直到八六年，青年班夜查出了名，几乎全部是自组织的。每晚十点左右出发夜里二、三点钟回来，扣了无数的摩托车。
我的摩托车技术就是那会儿练出来的，师傅是刘彬虎。刘是八零年招的民警，由于表现时好时坏，一直未给他报摩托车本，但他的摩托车技术是一般有驾照的人都比不了的。我是在他的熏陶下开始动车的，开始也觉得不妥，后来一想身为警察扣了车不能开走，在违章人面前也丢份儿，再说，我们当警察交规早背过了，早该发驾驶证了，于是便开始摸起车来，成为了青年班手艺较高的非司机。
现在想起来，我很佩服副分队长王玉华的胆子，带着我们这么一群半大小子、生瓜蛋子，整夜的折腾。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所幸还真没出什么大事。
那时最通俗的夜查方式是晚上十点以后，四个人下楼到三环岗，一会儿就能扣两辆摩托车。然后四人便开这两辆摩托车出发了，回来是便成了一人一辆。
那时的老百姓并不知道夜查经常是非司机抓非司机，虽然也有对此心存疑问的，但几乎没有人敢往这方面想。由于青年班的年轻人心齐，这件事保了很长时间的密，队里只知道夜查，具体情况并不知情。到后期有些风声传到了队里，但青年班也是一面旗帜，所以并没有对此事真正调查过，只是旁敲侧击的说过几句。
夜查还吸引了附近一些社会活跃分子参与，那时老和我们一起夜查的有刘卫东、杨波、张立新三人。刘卫东是早富起来的人，自己玩摩托车。先是本田400，后来发展到本田750，他的车是走私车，无牌照。但我们特别需要他那辆大功率摩托车震慑或追击那些企图逃跑的摩托车，所一拍即合。杨波是角楼班的邻居，他的特点是有汽车和摩托车本，特别善于开破车，什么后三轮、翻斗车，甚至拖拉机，所以深得我们喜欢。张立新比我们小，是角楼一楼知青商店临时工，他极喜欢交通警的工作，特别是不辞辛苦，什么苦活累活让他去干，决无怨言。后来他也考上了警察，现在中关村交通中队工作。
夜查过程中曾发生几件事，在我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我们夜查到北三环北太平庄口（已属西城区界，但我们那时夜查经常越界）。我们正在路口拦车检查，忽然从东面开来一辆依发150摩托车，车上俩人一看我们，原地调头逆行就跑。我立刻跳上刘卫东开的本田400上，刘卫东一加油便追了上去。正当我们从左侧超他们车时，他们突然左转，结果撞上了我们的车，一下摔了出去。我当时吓得不轻，这事可大了。我下车后问开车的那人要驾驶证，他居然有驾照。我心中觉得很奇怪，那他们为什么要跑呢？俩人似乎也并为摔了车着急，而且在一起耳语了几句后，坐车了人神色慌张的走了。我正在发愁，不知怎么办时。一个老人把我叫到了旁边，跟我小声说：“你们立功了，那人车后边口袋里是钛钢铜，一种国防贵金属，是边上一个国防科研部门的（即今天上市公司有研硅谷），他们肯定是偷的。”听了这话我心中一下踏实了，当我们问他几十斤钛钢铜的来历时，他不答，开始强调我们撞了他的车。刘彬虎说：“车？你这车都是赃物。”后来我们把他连摩托车一起送到了大钟寺派出所，并向中队上报：我们夜查中查获了一个盗窃国防物资的团伙，并得到了中队的通报表扬。
在另一次夜查中，张经开着一辆三轮挎子带着我在苏州街上追一辆逃跑的两轮摩托车。在一胡同口，两轮突然右转进了胡同，张经一边刹车一边右转，由于车速太快，转弯太猛，惯性使张经如同足球守门员扑球一般从我面前飞了出去。三轮摩托立了起来，我坐在斗里连忙用身子一正，摩托车回了位，巧的是居然还在空档上，没有灭车。（张经后来跟我吹了很久，说哥们飞出去的一瞬间还不忘把档换成了空档。）张经也未受什么伤，爬起来开车又追了下去。那个胡同是死胡同，那人见事不好，把摩托车扔在地上，躲进了胡同尽头的一个公共厕所内。我们也懒得去找他，便扶起车就往回走，走没多远，那人又从厕所里追出来，一再认错，求我们饶了他。
那时夜查每扣一辆型号较新的摩托车，大家都要轮流开一圈试试。很快，当时几乎所有品牌的两轮摩托车几乎被我们都骑过了。当时只有一种我们称之为“高赛”的本田125越野型摩托车没扣过，成了我们共同的情结。直到一次在明光村一带夜查时终于逮住了一个开“高赛”的非司机，高兴的我一把将他拉下来说：“明天到友谊宾馆角楼班取车。”立刻开上车走了。那天夜里，我们轮流开着“高赛”在西北三环上来回驰骋。直到把所有的油全跑光了，把“高赛”推了回去，我们仍觉得还没过够瘾。“高赛”确实名不虚传，以100公里左右时速转弯一点都不发飘。
在青年班带动下，海淀队的夜查风愈演愈烈。挂甲屯队曾创下一次夜查扣摩托车37辆的记录，后来还出现了追非司机把人追进河里的故事。
在夜查中我们还曾多次扣过北京电影制片和东方歌舞团的明星们。她们也经常夜里出来练车，在电影电视中无限风光的她们见到我们也态度奇好，不住的说好话。让我们的心理得到了一种平衡，但我们从未因她们是名人而放过她们。
现在想起这些事，我觉得最对不起的是角楼的居民们。由于我们的存在，使得他（她）们夜里睡不好觉，经常是夜里三、四点了我们打狼一般地开着摩托车回来了，还成心把油门得巨大，惟恐人家听不见。在这里我向那些因我们的行为而受过委屈的人们真心的道一声歉！别记恨我们，那时我们太年轻了。

“会说英语的交通警”
当时光进入公元一九八六年，我的生活有了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年初，北京电视台对三环岗进行了报道。一时间，我也小有名气，不仅是同学，好友纷纷来电话祝贺。甚至连我去驻地旁普兰德洗染店取报纸，店里的人都认出了我：“那天上电视的是你吧？小伙子，真不错！”
没多久，议论很久的调工资正式公布了，收入比以前增加了三分之一（其实不过是从40.5涨到74元）我心里也非常高兴，毕竟这是十几年来交通队第一次调资。
三月初的一天，陈金柱找我，说今年中队报考警院的名单上有我。陈金柱说：“我答应你的事可办到了，考不考的上就是你的事了。”我多问了一句：“是大专吗？要是中专我不考。”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心中很高兴。按说回来后应马上投入复习，但不知为什么，我总也看不下书去。
三月中旬，我被派往友谊宾馆为“二会”驻地驻勤。这种工作对于过惯了站岗苦日子的我简直是一种享受。每天吃住都在友谊宾馆内，和人大政协代表一个待遇。代表开会出发时排个车队，出发时间用电台通知一下岗上，剩下的时间几乎就是休息。代表晚上看电影、演出，我们还全跟着去，真让我有些乐不思蜀了。
当年住在友谊宾馆的代表全是政协的，还有好几位全国政协的主席。我经常能看到陈再道、沈醉等。这些我在书上知道的人，现在可以在友谊宾馆院内近距离接触了。
当然，我工作中所接触的主要是司机和工作人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是刚驻勤后一天的傍晚，我和一群工作人员吃完饭正在院里闲聊，这时一个老司机从我们边上走过说回家。我们便问他为什么不住在这？那老司机气哼哼地讲了自己的苦衷。原来他是给一个原付作义部队的起义将军开车的，此人脾气怪癖，廉洁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他说他是代表，应该驻会，司机则不应驻会。奔驰车是公家为工作所配，因此开会能用，但司机不能开回家。老将军给了老司机5元人民币，让司机打张月票每天坐公共汽车往返友谊宾馆和家之间。据说该专车除了公事使用，其它私事一律不准用，包括老将军的家人也从未沾边光。老司机说同一批接的奔驰车，别人都跑了三、五万公里了，只有他的车才跑了一万多公里。我们当时都挺同情这位老司机，但我心中也对这位将军甚是佩服，早听说付作义将军治军甚严，果然名不虚传。
好景不长，三月底队里通知我撤出驻勤，换人顶替，让我和张经等5人一起去市公安局开团代会。
在市局开了四天团代会，中午吃盒饭时，我真怀念友谊宾馆的代表餐。
眼看着距5月10日的考试没多少日子了，我还几乎没有复习什么。正不知该如何是好时，中队通知：从四月十九日起，让我放假回家复习，考试后再上班。
这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二十一天，对于我来讲太珍贵了。我制定了一个快速突击复习计划：语文基础好，不用复习；数学基础差，放弃复习；二十一天，七天一门主攻历史、政治、地理三门功课。
当警察二年多了，我还是第一次“五一”休息了。我想不管它是否能考上，先过个快乐的“五一”节吧。于是“五一”那天，我特意约了几个要好的同学到公园玩了一天。
八六年是第一次全国统一成人高考。考试时我拿到考卷一看，比我参加的八二年普通高考容易多了。考完后，我觉得如果按别人讲的250分录取线，我应问题不大。
考完试一上班，队里来了通知：张经调清河分队当分队长。按常理推，我应当顺理成章的任班长。这时我执勤时却出了一件事，扣了一辆车队的吉普车丢了。那天正好是我三环岗晚班，拦住了一辆违章的军队212吉普纠正违章，结果该车司机未带驾驶证，我便暂扣了此车，让其回去取本，结果一直到我下岗时也未回来。我一时疏忽下岗后就回了班里，也忘了这车的事。第二天一看，这车不见了，军队的司机拿本也回来了。虽然车很快找到了（估计是哪个坏小子半夜开走了过了过车瘾），但这是一个严重的工作失误，为此我还写了检查，扣了奖金。
正是这事的发生太不是时候了，影响了宾馆青年班的班子调整，于是便不设班长，我和王琪一个管勤务，一个抓学习。王玉华跟我谈了几次，让我别有什么思想负担，其实我根本没往心里去，我一心想着是上警院的事呢！
新年伊始，我就一直在考虑，怎样能让三环岗再上一个新台阶呢？我想，必须得搞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来。想了很久，不知从何下手。这时，局里组织了一次专岗业务培训，有事故处外事办的人讲如何纠正黑牌车违章，参加的全是市里各标兵岗代表。外事办讲的业务课让我受益非浅，同时我想到平时上岗是经常遇到外国人违章，苦于语言不通，不方便纠正，便萌发了一个想法：组织专岗人员学习简单的纠违英语，不是一个突破口吗？向上级汇报后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很快，我便组织了相应的材料，并录制了磁带，发给每一名专岗成员组织学习。由于底子差，实际上大多数人几乎都没掌握什么。
我那时算专岗中掌握最多的，其实水平不过是《大腕》中葛优的英语水平，只能用一些单词来表达意思。一连成句子，没人能听的懂。
我记忆中英语纠违的是有这么几次：
一次是我站岗时发现从三环路上开过来一辆轻骑，上面有一男一女两个人，我立刻跳下岗台拦住了他们，一开口全是日语，我才明白这两人是日本人，我便试图用英语来沟通，我问他们：“do you english？”他们很高兴点头说：“yes！”我问：“drive prove。”坐在车后的女子拿出了一个轻骑驾照。怎样才能告诉他们轻骑只能一个人开呢？想了想，我一字一顿的说：“one cycle，one man。one cycle，two man，no！”那俩人明白了，男子下了车，讲了一堆英语，我大概从其中一两个单词中明白他问我该怎么走？我说：“by bus!”他大笑：“by bus!”他向那女子要了些钱，临走时与我握手一再：“thank you！”并给了我一张名片。我不记得他的名子了，只记得他是中日友好协会的。
还有一次，一个外国人开着一辆大摩托从我的岗上过，口中居然刁着一只香烟，我拦住了他.检查完驾驶证后，我说：“no smoking！”他连比划带用英语解释，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没有点着烟，只是刁在嘴上。我严肃地表示，决对不能开车吸烟，否则将“fine。”然后又向他敬了个礼，说：“thank you。”他很高兴，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最有戏剧性的一次是我执勤是发现一辆白色黑牌奔驰车停在了路口导向车道上，开车的女子跑到路边正向路人问什么，我拦下了她，虽然此人看样子象中国人，我决定还是用英语纠违，也试试我的口语：“请出示驾使证。”我用英语讲了几遍，不知什么原因，她表示不懂。也讲了许多英语，我也不懂。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她突然用纯正的汉语问我：“怎么了？”我大喜：“原来你懂中国话呀？！”……
有一次，两个黑人青年骑车带人通过三环岗，我上去拦车纠正他们。两人不下车，我用中国话说什么他们都摇头，我用有限的英语试图与他们交流，他们仍摇头，并且极不耐烦的骑车要走。我十分生气，站到了他们的自行车前不让他们走。他们居然要骑车撞我，围观群众不干了，一拥而上要打这两个黑人。我一手抓住他们的车把不让其动弹，一面拦着群众别动手。这时一个青年挺身而出，说自己是人民大学的学生可为我翻译。他的英语水平的确很高，两个黑人青年也不敢装听不懂了，只是狡辩说刚来中国，不懂交规。我说：“不懂交规可以不骑车，只要骑车上路就必须懂交规遵守交规，违反交规就要接受处罚。”他们又说没钱，我说没钱回去取，把自行车暂扣。两人无奈只好认罚，其中一人跑步去了友谊宾馆找人借了两元钱交了罚款。临走时，其中一人对我用流利的汉语说：“完了吧？没事我们走了。”我心中骂道儿媳妇大肚子———装孙子，嘴上也没客气：“你们要再违章，我还罚你们。” 两个黑人青年大约有点心虚，灰溜溜地推车走了。围观群众皆排手称快，认为我为中国警察争了光。
那一段，我曾纠正了许多的外国人违章。特别是一到周六傍晚，总有一些黑人青年骑车带人穿行路口，去友谊宾馆跳舞，我对他们都进行了严厉的处罚教育。这些黑人青年大多是语言学院的留学生，明明知道中国话，却装作不懂，企图逃脱处罚。当然，这时我那所谓的英语更不成了，多亏三环岗距人民大学和理工大学较近，这里总是冲出一些大学生帮我翻译，使我能顺利执法。
八六年，英语纠违成了三环岗的亮点，年底报导三环岗事迹时，《北京青年报》专门登过一篇《会说英语的交通警》里面对我用英语纠违的事进行了专门报导。当然，内容是拔高了的，只有我心里明白，自己的英语是什么水平。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并未见过我，因为我是坐在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图书馆阅览室内看到的这篇报道。
八六年九月，我以海淀大队第一名的成绩（总分344.5）考上了北京人民警察学院交通管理专业八六级，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从八六年底开始，三环岗达到了辉煌的顶峰。当时交通管理局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被连续三年评上标兵岗的，局里将组织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报道。
八七年以后的三环岗成员得到了许多荣誉：北京市二十名最佳交通民警、五一劳动奖章、个人二等功等等。许多人为我惋惜，因为如果我晚二年上学，这些荣誉本应都是我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我对于当年上警院的选择从未后悔。
(第一部完.)

养菊

第二部：黄埔二期

初到警院
北京市人民警察学院是在警察学校的基础上扩建的，八四年正式成立并招收了首届大专班学员。当时的学员以公安局内部付科现职人员为主，作为北京市公安局唯一的“高等”学府，主要目的是为公安局培养在职干部。警院的学生带工资、算工龄，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学员每天早起六点二十起床出操，晚上十点半熄灯，全部住校管理，原则上一周只能回家一次。由于每天下午晚上均无课，自己时间非常充裕，加之还有寒暑假使我们从一线来的警察轻松的几乎找不找北，把警院称之为“青年疗养院”。
交通管理专业八五年招生达到分数线的仅十四人，不够开班，因此与我们八六年招的28人一起合并为八六级，共计42人。八六级招的学生年龄大多在二十五岁以下，是当时各大队的“第三梯队”。来到警院个个意气风发，颇有“激扬文学，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院领导和老师也对我们寄予了厚望，一再鼓励我们是交管局的“黄埔二期”，前途不可限量。
交通系的宿舍在二楼，我在220室。那时每间宿舍六个人，我们220室其他五个弟兄是：陈枢、室内官称大老陈，他是海淀大队八五年考上的，宣传科民警（海淀大队考上警院的唯一科室人员）。他也是我们宿舍的老大，唯一结了婚的人。李光是平谷县交通队事故科民警，是我们宿舍的老二，人很纯朴，说话有时还带点口音。贾金辉是住我上铺的兄弟，他是丰台大队的，和崇文大队来的刘春利是一届的，八二年招的交通警。春利出身较苦但心灵手巧，会做饭，简单的裁缝活，熨烫衣服，带到宿舍的各种工具也较多，我们官称他为“刘记杂货铺”。我们宿舍的人都受过他的益。陈和新是东城大队王府井岗的，和我一样是徐辛庄训练队出来的。开标兵岗座谈会是我见过他，属大智若愚型，话不多，人很宁静，眼睛转的很快，宿舍官称“小老陈”。
俗话说：“酒越喝越厚，钱越耍越薄”，八六级是让酒文化发挥到极至的一代。
十一前，入学不到一个月，各宿舍搞庆祝会餐。220室准备了二瓶白酒，半个小时已有一瓶半下去了。我天生酒精过敏，也努力冲了上去。大小老陈酒量也很一般，小老陈脾气宁，坚决不喝，成为收拾残局的主要劳动力。我与大老陈全倒了，吐了，一塌糊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喝酒吐了，那滋味简直痛不欲生。李光、贾金辉、刘春利意犹未尽，一看我们倒了，便拿着剩下的半瓶酒到别的宿舍闹去了，只剩下小老陈给我们打扫战场。
自这次起，八六级酒文化开始风行。最盛时几乎每周都要有一、二次大喝，临邛酒成了警院八六级指定用酒。一般模式是以宿舍为单位，每人在食堂打一个菜，再出两元凑钱买酒和花生米，肠之类，便操练起来。
我记忆中最疯狂的一次是一个周三晚上，警院规定周三晚上已婚学员可以回家看孩子（恐怕主要是看孩子他妈），班中剩下了十几个人。那天正好是我们宿舍刘春利的生日，于是一群好事之徒又找到了一个喝酒的正当理由。220宿舍聚集了十三个同学，我们220室有我、刘春利、贾金辉、李光在。218宿舍的三位酒仙来助兴兼挑战，还有其它几个宿舍的人。那天酒喝的吓人，忘了是谁提议的，喝酒论组。八钱大杯三个一组，中间不得吃菜，十一个人喝了六、七瓶临邛酒（我和张经二人不喝白酒，单独喝了两瓶红葡萄酒）。结果218室来的三个同学全吐了，不成了。而220室的李光、刘春利、贾金辉居然什么事没有，220室酒名大振。我记得218室的何澄到后期知道自己不成了，不肯论组喝了，喝完一杯剩下两杯说什么也不喝了。大家怎么说也不成，我也上去起哄。何澄冲我说：“你喝红酒的没有发言权，要不你把这大杯喝了，我就喝那俩小杯。”我当时也不知怎么那么大胆，拿起一两二的大杯一口气就干了。何澄没辙了，只好把把两个八钱杯酒喝了，然后就倒了，被扶回了宿舍。后来我去看他，他还总结呢：“我就知道今天得有人喝多，可没想到是我呀！”那天正好下雪，我们把酒喝完的酒瓶全扔到了宿舍楼北侧的自行车棚顶上。第二天同学们一回来，看到棚顶上雪中一堆酒瓶子，都来打听。不少人还十分庆幸自己未参加，否则肯定回被放倒。
车管所来的焦建联是班中最胖的人，大约有250斤左右，睡觉时鼾声震天。头一晚住宿，同屋赵联升不堪其苦，一直睡不着，半夜潜逃到别的宿舍才算睡了半宿（那时各宿舍一律不锁门）。后来给焦建联安排了一个单间，那半夜我们醒来时仍然能听到他的鼾声。焦建联极善“侃大山”，入学时，适逢刚放映了《黄土地》，他对此片十分不感冒，“侃大山”中对此进行了极端的攻击。我十分喜欢《黄土地》，为此与焦建联建成了口舌大战。一连三天，一吃完晚饭我便到隔壁宿舍找焦建联辩论，一辩就辩到熄灯。结果谁也没说服谁，反倒都在班中落了个“大侃”的绰号。
一个学期过去后，各人原形毕露，根据每个人的表现，我开始重命名运动，给同学重新起外号。于是八六级交通系出现了“四大侃”、“四大哄”、“四大蔫坏”、“张家四忙一杠头”、“交通系四大奇案”，几乎涵盖了全体同学，根据各宿舍情况，我又对宿舍命了名，对门人员名子与动物十分接近，命名为“自然保护区”有地龙季鸟等。东隔壁人孔武有力，被称之为“山寨”，有江洋大盗和采花大盗二类。斜对门人云山雾罩，尊称为“仙人洞”。刘洞主率梦想仙，孙半仙，翟双仙等在没盘踞。西隔壁是唯一三个人的宿舍，他们一到别人宿舍总觉得什么椅子、脸盆之类东西象他们宿舍的，且不时便拿回自己宿舍。因此别命名为“贼巢”，三人依姓氏分别称为张大蹭，王大捞，董大改捞。
交通系四大奇案中两大奇案发生在220室，其中“决水案”最为典型。那是冬天时，室内较为干燥。我上铺的贾金辉嫌热，睡前便把暖气跑风打开了一点，放点水，想借点湿气。结果熄灯后全睡了，都忘了此事。早起才发现，宿舍已沦为湖泊。我们的皮鞋均在水中泡着，奇怪的是只有小老陈的皮鞋放在了桌上。一问才知道这家伙半夜上厕所，发现了地上有水。居然他谁也没说，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只是将自己的鞋放置在桌上。这引起了大家的公愤，但他自有道理：你们开的水，凭什么不关，凭什么让别人那么负责。
酒文化的盛行使八六级兄弟的友谊十分醇厚，至今我仍然非常怀念那些快乐的日子。……

养菊

形象工程
在警院内部交通系和消防系（后来合并为一个交消系）是形象最差的，因为这两个警种人员素质一直不高。在警院组织的各种活动中，除了队列和内务比赛外，其它一律成绩很差。别的系一提我们，就说他们只会叠被子和站岗。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我们八六级学员想尽了一切办法。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八六级肩负改变交通系形象的任务，一定要竭尽全力重塑交通系形象。
首先是新年晚会，为了搞好晚会，我们全班上下齐动员，诗歌、小品、独唱等准备一系列节目。焦建联在晚会上居然拿起小提琴拉了一段“北风吹”，让全班大跌眼镜，又大喜过望。
我们班的两个女生也使尽了全身解数，几乎把大专各系的女生全请到了八六级晚会现场。甚至教室都坐不下了，楼道里全是人。遗憾的是晚会最后的舞会太不成功，虽然来了大批的“警花”，但我们八六级的人太害羞了，居然没人请人家跳舞。只有那么两三个会跳的轮流请警花跳，其他人要么做壁上观，要么宁愿两男的扯着自己跳也不敢出手。后来听外语系的同学讲，女孩子最怕在舞会上没人请，英语称之为“flower wall.”即“花墙”。后来再搞晚会就没那么多人来了，这个问题直到毕业也没什么改进，八六级在交际舞上是彻底失败了。
警院搞的第一次全校性的比赛是辩论赛。当时正值电视上辩论赛风起云涌之际，警院也决定赶一下时髦，组织首届警院大专辩论赛。听到这个消息，八六级交通系同学摩拳擦掌，决心要那下这个冠军，为交通系打一个翻身仗。
人选是明摆着的，“四大侃”悉数上阵，焦建联为主辩，我、何澄、纪烈铭为副辩。后来在八七级强烈呼吁下，纪烈铭主动退出，让给了八七级一个副辩的位置。
为了准备这场比赛，全班人员齐心协力出谋划策，帮助参赛人员准备材料。比赛时全系人员包括八七级人员全部到现场助威，我方每一次发言都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首战我们击败了政侦系，进入了第二轮我们遇到了夺冠呼声最高的刑侦系。团小组长洪保宽去抽签，手气不错，论题是“罚教是降低交通事故的最有效手段”，我们抽的是反方。根据这个题目，我们认为，反方几乎可以确认将取得最后胜利，况且我们对于这个题又太本行了。不料，刑侦系提出，这题对于交通系太偏向了，要求重新抽签。洪保宽以一副高姿态同意了刑侦系的要求，结果刑侦系如愿抽走了反方，我们成了正方靶子。没时间埋怨洪保宽，我们全身心的投入了准备之中。平心而论，这个题作为正方太难了，连准备是我们自己都觉得是强词夺理，为了准备这场关键之战，我们甚至动用了交管局的各种关系搜集相关材料。
据有关情报，刑侦系自称必胜，并有了关键的重磅炸弹。我们反复猜测，也未想出枪会从何处打来。自以为天衣无缝的我们，只盼着决战的开始。毕竟只要过了这一关，我们将进入决赛，另一组的对手要比这组弱的多。只要拿下刑侦，冠军不成问题。
辩论一开始，刑侦系果然丢下了“重磅炸弹”，打了我们一个冷不防。刑侦系主辩上来就把交通事故的概念语明确了一下，空难、海难均算其中。这是正确的，但这恰是我们一直忽视的，我方一直只按道路交通事故来准备的。当时我们四人全傻了，不知该如何应对了。我脑子算快的，几分钟之内想出了一个歪论即：道路交通事故占了交通事故的绝大多数，罚款是降低道路交通事故的最有效手段，也就是降低交通事故的最有效手段（事后根据我们学过的逻辑学证明我这一论点也是不对的，这个论题按逻辑学论点正方根本胜不了）。我试图向其他几位辩友解释，但没人能反应过来。我只好单枪匹马地与刑侦系辩论起来。自由辩论时间我方几乎只有我一人与刑侦系辩论，其他三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结果是我成了当场最佳辩论，我们队却失败了，毕竟这是一场团体比赛。
后来，刑侦系夺取了首届警院辩论赛的冠军，而我们交通系因为有二次抽签的事被授予了“精神文明奖”。
没过多久，警院有举办了第二届歌咏比赛。这次歌咏比赛交通系又下了血本，同学刘燚专门请了一个小型的专业乐队为我们合唱伴奏，并请了专业人员对我们进行点拨。由于缺少领唱人员，我班想出了设一男一女两人共同领唱的歪招，以弥补天资的差距。
一次，我们正在班中排练，隔壁传来了预审系女声领唱的歌声。我们当场几乎全泄了气，那水平绝对与专业有一拼。我们只好安慰自己，只要尽力了，失败也是可以理解的。
正式比赛时，乐队与我们的默契的配合几乎达到了天衣无缝，我们取得了最佳的效果，每一个合唱队员都用尽了自己一生中最强的音。
最有力的竞争对手预审系却输在乐队上，他们请来的是军乐队。主要是几个吹号的，没有配合，没有高低一个节奏的配乐，把那完美的女声领唱居然压的几乎听不出声了。
我们终于嬴了，取得了警院第一名。
那天晚上是八六交通系欢乐的夜晚，很多人都醉了！
后来，以交通系为主成立了警院合唱队，在市公安局金盾艺术节上获得三等奖，并参加了在中国歌剧院进行的慰问公安干部的汇报演出。
胜利接二连三的来了。
警院组织桥牌赛，我班焦建联、纪烈铭、孟祥怀、谷京组队取得了冠军。之后又代表警院参加市公安局联赛，取得了第六名。
我们班还与刑侦系进行了两届围棋擂台赛。
当时正值中日围棋擂台赛，随着第一届我班胜了刑侦系后，八六级掀起了围棋热。在十名会下围棋同学指导下，班中一下出现了二十多名学棋者，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的围棋水平是公认的提高最快的，我班下围棋水平最高的是罗铸，我学棋时他让我九个子我也赢不了他。一学期过去放寒假前，罗铸只能让我二子了，我仍赢不了他。寒假中我买了不少书，自己在家打谱，并天天找一个中学同学下棋，自觉水平大进。开学后，罗铸再与我下已不再让子了，让子我胜他，不让子我还胜不了他。
第二届与刑侦系围棋擂台赛，双方议定为了鼓励新手，双方各上一名刚学棋不足一年的新手当先锋，班中指定了我。第一盘对方也是个新手，我们下得很快，都出了不少低级错误，但我还是中盘取胜。第二盘对方是上届的先锋，下了好几年棋了，班中高手对我说：“别输太惨就行。”我不服，这盘棋下了二个多小时，我还记得其中关键一步我考虑了十多分钟。当我落子后，听见了班中高手们都长出了一口气，我又中盘取胜了。班中同学大喜过望，我也甚是得意。虽然第三盘由于大意我输了，但最终我班又取得了擂台赛胜利，两次围棋擂台赛的胜利，多少出了口辩论赛失败的恶气。
由于上述表现，的确改变了警院各系对交通系的看法，大家公认，八六级交通系确实与众不同，“藏龙卧虎”不可轻视。

养菊

学海无涯（一）

交通系的课程设置是很奇怪的，这与当时仓促办院，警院师资水平又低有着很大的关系。那时警院高级职称只有两个副教授，其中一个还是教军体的，大量是科长、处长级教员。我们以文科录取，但入学后开始两个学期的基础课却几乎全是理工科的。《线性代数》、《普通物理学》、《高等数学》、《概率论》等，让我们吃尽了苦头，其中最难学的是《线性代数》、《概率论》。后来据我认识的一个人讲，他们计算机学院本科学生学这二门课都费劲。我才明白不是我们太苯，而是这些课太难了。《概率论》开始讲时，老师说很简单，摸球、分房、掷色子就是概率的精髓。但真学起来，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加课、补课都无济于事。最后这门课连考试都没搞，以四次作业算考察成绩，糊弄过关了。
警院当时有一批大学毕业生的年轻老师，是警院老师的亮点。我印象较深的老师有这样几位。首先是教写作的恒老师，在家行二，我们私下叫他恒二。写作本来是我的长项，每次作文我的文章总是范文。恒二非常喜欢我，对这门课我也兴趣较高。但半学期后恒二家中有事，请了长假，换了一个年纪较长的孔老师。孔老师一来，完整一个“刀笔小吏”形象，写作课主题变成了应用文，我也没了兴趣。最后考试我才得了八十来分，是从上中学以来从未有过的差成绩。
《公安学概论》是一门极没意思的课，每次都是上大课，教这门课的李老师是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也很漫不经心。每次上大课我总是坐在后边看小说，连笔记都未记过。课教完了李老师说不考试了，每人写一篇3000字左右小论文。出了几十个题目，同时说只要和公安警察史有关的内容不拘题目均可。我来了精神，在图书馆翻了三天书，写了一篇《京城夜禁制度的沿革》的小论文交了上去。
一天，我们正在上大课，李老师在课间来到我班到处打听我。个别幸灾乐祸的同学叫我过去，并说：“你整天看小说，老师找你来了。”李老师见到我十分激动，说：“你的论文我看了，写得很好，我已经给了优秀的成绩。你下课到教研室来找我，我要和你谈谈。”同学们都气坏了，说：“这东西一天课没听，一个字笔记不记，居然得了个优，天理何在？”下午我去找了李老师，他对我大加赞赏，并鼓励我利用寒假把这篇小论文改成大论文，他可以帮我推荐发表。他还向我推荐了几个大型图书馆，以便我查找资料。我表示感谢后回了班，再没想此事。因为我只是想蒙个好成绩，真没多想，也实在没这种欲望。在这里我真心说一声“对不起李老师，您太抬举我了，我辜负了您的苦心”。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徐老师，徐老师据说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快三十了，不是什么原因一直没结婚，也从未独立讲过课，主要是判作业。在我们上线性代数时，系里终于决定让徐老师单独授课了。那天一上课，徐老师一句话废话没有，转身在黑板上板书起来，一边写一边讲。全班同学诚惶诚恐的猛抄，生怕漏了一字。写满一黑板，擦了又写，直到把黑板写满了三遍后，徐老师回头看了正在大抄特抄的我们一眼，十分惊讶地说：“你们不用抄，这些书上都有。”全班当时就炸了。一下课，班中主要干部及一些好事之人一齐气冲冲地去找交通系领导反映徐老师去了。第二天徐老师又回去判作业了，直到我毕业也没见过她再上课。
在当时起绰号成风之时，老师也未能幸免，由我牵头给老师起了许多绰号。管生活的李老师因慈眉善目、言语和蔼被尊为“李奶奶”。教物理的范老师讲话云山雾罩，自己还经常把自己绕进去，命名为“范晕头”。教概率论的裴老师讲课时目光总在我班两名女生身上聚焦，其他40名男生只能享受余光，被我们戏称为“裴大色”。系里副主任何老师，是北航调来的，业务好、讲话干脆利落、声音洪亮，配合当时电视广告，我们称他为“何大壮”。系主任蒋老师，高大威猛，活脱一个“蒋门神”。围绕“蒋门神”还发生了几件有意思的事，一次给我们系训话时，他在台上慷慨陈词，忽然提到了文明，他很认真地说：“文明是很重要的，我给大家讲一下文明的定义。”于是开始翻笔记本，翻了几分钟没找到，只好让其他老师先讲，我们在底下偷笑---蒋主任的文明丢了。要散会了，蒋老师大叫一声，“都别走，文明我找到了，听我给大家念一念……”全班轰然大笑。一次，蒋老师和车管所的一些人去日本参观，购买汽车检测设备，回来后非要给全系讲一下日本的一些见闻。看到我们都坐好了，蒋老师开讲了，“我们是*年*月*日从北京机场乘坐波音747飞机飞到日本成田机场的，这波音747飞机全世界一共有五百多架，日本就有一百多架，波音747……”结果仅波音747飞机就讲了十几分钟，让我们哭笑不得。
在警院学习二年半，上26门课，我只有一门是补考的，那就是《法学基础理论》。那时按成教局规定，基础课要有一门课程参加全市统考。我们那学期正好是《法学基础理论》，这门课概念多，而且十分绕嘴。为了应付这次统考，同学们都下了很大功夫，每天下午晚上无课时间几乎都在背《法理》的概念。我也投入了全部精力，只想顺利通过考试，暑假好出去玩玩。一天晚上正在阅览室复习时，我突然腹疼难忍，连忙去了院内的小卫生所，一个所谓的医生听我说了症状后肯定地说：“你这是肠痉挛，吃几片颠茄就没事了。”拿着药我回了宿舍，吃完药便上了床，忍着疼想睡觉。但疼得我直流汗，怎地也睡不着。凌晨2点多，我实在忍不住了，便叫老陈。陈枢一看我不成了，就把隔壁洪保宽叫起来，他是车管所的考官与警院车队的人很熟，洪去车队借了辆上海轿车和老陈一起带我到北医三院看急诊。在急诊科等了半天，护士才领来一位睡眼惺忪的大夫来，他简单看了看，说：“是肠痉挛，没事，打一针吧！”打完针后，我觉得天旋地转，一阵恶心后跑到水房大吐起来。洪保宽和陈枢连忙去问大夫，大夫说是正常的，让回家休息去吧。在家躺了一天，快傍晚时，我肚子里已改为跳疼，父母见状又把我送到了中央党校校医院。大夫一查便说：“这是急性阑尾炎，得马上开刀，送309医院吧！”晚上八点我进了309外科手术室，不知为什么，手术时我不断抽筋，大夫威胁我这样会影响手术。我说我也不想动，但无法自制。大夫给我打了一针安定，让我睡着了。经二个小时手术，切完了阑尾，309的大夫说差点就穿孔了，我在心里大骂庸医害人。进病房后，我醒了，让父母回家了。到夜里二点多，我又想上厕所，但尿壶已满，其他病友我又不认识。为了不惊动别人，我便忍着疼痛，一手举着输液瓶，自己去厕所方便。很多年以后，我才听说输液要是不小心进了空气，是会出人命的，我才明白这次上厕所是多么的危险。在309医院住了八天院，我出院了，但警院也放假了。这样第二学期一开学，我和几位《法理》考试不及格的同学一齐参加补考。那时，警院流传着交通系一同学为了躲避《法理》考试，居然住院切了阑尾，我听说后气的半死。
警院最让我开心的是有寒暑假，当了三年多警察，从未有这么长的带薪假期，利用假期出去到全国各地转转是我的梦想。我利用寒假去了一次哈尔滨、沈阳，看了看正宗的冰灯、体验了滑雪。八八年暑假，我还和我哥一起骑车一千多公里去了趟河南西华县，探访了我们家当年下放居住过的地方，这是我人生中很特别的一段经历。
我在河南西华县五七干校度过的我的童年，对那里的记忆是美好的。尽管当时父母是受迫害，生活条件非常差，但我对那里的童年记忆是彩色的。高高的白杨树，开满了木须花的木须地和小时候整天在里面泡水玩的坑塘。回京十几年了，那里现在什么样了？回去看看成了我的一个情结。
八八年暑假，值勤、驾驶课路考结束后，还有大约二十天的假期。兄提议我们俩骑车去河南西华县五七干校旧址一游，我一拍即合，于是开始准备。那时，正好我表哥给兄联系了一批300本书，如能卖了收益不少，可弥补一下出行的费用。兄是书店的售货员，看过样书后认为问题不大。果然如此，仅四天时间，我们就销完了300本书，利润超过了150元，几乎是我当时一个半月的工资。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星期日，天还下着小雨，我俩决定到北京大学试试运气。在北大一个食堂门口立了个摊，半天也没人问。我一看不行就大声吆喝开了：“来、来、看一看，花钱不多，长见识不少，教你如何观察人，一看表情、便知心理……”效果显著，二小时就卖出了四十多本书，居然还有人找我们问能不能帮他们卖书。
八月七日，我俩正式出发，凌晨四点骑车出了门，当天下午四点到达了保定。下车时我几乎摔在地上，腿疼得我站都站不住。躺在旅馆床上，我直琢磨，这样明天怎么骑呀？事实上第二天骑上车，倒没那么疼了，只是上下车费劲。
每天天不亮就出发，一上车就中午见，每天骑车都在10小时以上。简单机械的动作，经常从骄阳下骑入暴雨中，又骑进艳阳天，那真是对毅力和决心的一种考验。我们俩甚至连话后很少说，只为了节省体力。
以平均一天130公里左右速度，骑到第六天时我们到达郑州。这时体力已然过了极限，腿也不疼了。只是招上了当时流行的红眼病，眼睛跟兔子似的。
8月13日晚，我们在距西华县还有几十公里的三家店投宿。这是我有记忆以来住过的最差的店，两个人一夜三元，倒是很便宜。屋里没有灯，窗户打不开，床上油渍麻花，根本睡不着。蚊子还在不断偷袭你，凌晨不到四点，我们就落荒而逃了。
我们找到了曾居住过的几处地方，劳大、二站、基地，但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了，颇为失望。我们来到基地我们曾住过的房子时，里面出来一个妇女，我们告诉她我们们曾住过这，想进去看看。她非常警惕地说：“现在分给我们住了。”生怕我们向她索要房子，让我们哭笑不得。
我没有找到当时记忆中开满了木须花的木须地和小时候整天在里面泡水玩的坑塘，当地人生活条件比七十年代改变不大，只是多了一些小铺和卖水果的摊。
我们怀着惆怅和失落离开了西华县，在郑州住了三天，去少林寺和开封等地游玩了一番后乘火车回到了北京。
一生中我估计已不会再有骑车旅游的机会了，毕竟这是人生中的唯一。

养菊

学海无涯（二）

警院的课程进入第二学年时，专业课占了主流。射击、驾驶、摄影、计算机、事故处理、交通工程、道路规划设计、系统分析等一系列专业课使大家学习的积极性也高了起来，毕竟这些课与自己的工作更接近一些。
射击课是第一门让同学兴奋不已的专业课，大家虽然当了几年警察毕竟几乎都未摸过枪。射击课不但可以随便玩枪，而且是人手一支新型的六四式小手枪，大家都兴奋坏了。练了三天瞄准，又都烦了简单的重复动作，大家都盼着赶紧去实弹打靶。终于盼来了这一天，老师宣布第二天实弹打靶，七发子弹三十环为及格。晚上熄灯后，宿舍里哥几个议论：标准太低了，七发子弹三十环平均只要每枪着靶就成了，也太瞧不起咱们了。
第一次实弹打靶结果惨极了，我们宿舍六个人我的成绩最好，29环还未及格，其他弟兄最多才着两枪。最可怜的是班中有的兄弟七枪一枪都未着靶，成绩为零。我们这时才明白为什么让我们练那么长时间瞄准。教官讲了：六四枪小，瞄准基线短，25米靶，枪口偏一毫米，到靶子那就要偏1米之多。在我们打完之后，教官们给我们表演了一下，随手开枪个个七枪六十几环，让我佩服不已。
三次实弹射击后，虽然都及格了，但成绩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多少让我们明白了，天外有天，收敛了一些狂妄之气。
事故处理是交通系专业课最重要的一门课，分成三大部分：事故处理理论、现场勘察、法医鉴定。授课老师均是交管局事故处资深人士担任，我们学得也都很认真。课程持续两个学期，之后还有一周实习。我们都回到各大队事故科亲身参与了一下事故处理工作。为了能赶上一个死亡事故处理，我们主动要求参加夜里值班。一次后半夜出事故现场，画现场图时，天冷的钢笔都写不出水来。在现场一呆二个多小时，冻得透心凉。回来后，还得对当事人作询问笔录，一宿没睡。
实习第四天，我们遇上了一起死亡事故。那天下午在五棵松一带，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太被撞死了。我们赶到了301医院，参与了尸体检验。我们憋着气把老太太从急诊室抬到停尸间，准备验尸。看着这个肮脏发臭的尸体，我们几个都不知该从何下手。事故科老朱看我们都傻眼了，便说：“我来吧！”他拿出小剪子蹲在尸体前三下五除二便将尸体衣服全绞开了，他便从头开始，一边摸一边报死者创伤部位，一直摸到脚为止。这件事让我真正体会了事故民警工作的不易。出了太平间我一边吸着烟一边心里想，毕业后可别把我分在事故科，这活太难受了。
当时由于条件有限，警院只在刑侦和交通两系开设了汽车驾驶课。当我们上驾驶课时，别的系的同学简直嫉妒死我们了。毕竟在那个年代，能有汽车驾照是一件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我们班有十名同学已经有了汽车驾照，自然成了教练。剩下三十二名同学分成四个组，八人一辆车开始练了起来。那时下午没课，中午就开始把车开到警院后面熊猫环岛那练钻杆（那时熊猫环岛刚修好，未通车）。我的车感和悟性属于较高的，虽然以前从未动过车，但师傅一讲便能明白，结果第一次试钻杆就进了库，让师傅李子和大惊不已。听说我以前从未摸过车，他更吃惊，于是拿我和其它车组吹了半天牛。因为有了这点资本我便成了驾驶课最轻松的学生，每天只是下午四点多天不太热了我从从图书馆出来，翻墙到练车处钻二次杆，基本全能进去，然后就又翻墙回学校看书去了。不象其他同学，从中午十二点一直要练到晚上八点以后才回去。
考完杆后正赶上期末考试，上路练车和路考就只好安排在了暑假。那时管的松，暑假练车就成了郊游，怀柔、房山、通县到处乱转。后来一讲学车都得孝敬师傅，那时我们车只有师傅李子和是车管所考官，路子最野，我们几个徒弟只能吃师傅。李子和从未与我们计较过，拉着我们到处找一些认识单位蒙吃蒙喝，甚至有时还蒙加油（因为练车经费有限，又想多结余点，给几位教练发点补助）。玩归玩，吃归吃，李子和对我们要求是很严的。他总说：“你们学的再差也能考下本来，谁叫咱们干这行呢！但技术差，吃亏的还是自己。因为你将来真开车出事就麻烦了，蒙谁也不能蒙自己呀！”记得一次雨后，我们练车行至中关村，李子和突然拍了一下我的大腿，我急忙减速问他怎么了。他说：“你没看见路上有水坑，旁边有人，你那么快不得溅人家一身水呀！换你乐意吗？”现在我开车行至水坑总本能地减速，想起李子和在我大腿上拍的这一掌来。
由于舍不得修车，等我们考完本，这四辆教练车已元气大伤，其中有两辆都是推回警院车队去的。后来车队给警院领导打了报告，历数了车的损坏程度，结果把我们辛辛苦苦节约下的几千元都给没收修车了，几位当教练的同学也没拿着什么象样的补助。
警院最后一学期基本上没有什么正经的课了，主要是写毕业论文。我那时已经习惯了警院的生活，甚至舍不得离开它。听说警院有可能从我们班中挑几名学生留校，我不愿去找什么关系，于是想利用毕业论文为自己捞点资本。
论文题目下来后，没什么吸引人的，我便选了一个关于混行交通的题开始准备了。由于下的功夫多，别人还未动笔，我已经用三天时间写完了一万多字的初稿。但自己怎么看怎么没意思，没什么独创性。给指导老师范老师看了看，也觉得没什么新意。我便去找系主任何主任谈了谈我的想法，我提出想再写一篇，交两篇论文，取成绩好的一篇算成绩。何主任说不成，只能交一篇。并建议我可以考虑写一个关于亚运会内容的，八四级一同学就因为写亚运会开幕式交通组织现在协调到局亚运会筹委会去了。我想了几天，突发奇想，决定写一篇《香山地区红叶季节停车交通组织》。我与何主任谈了我的想法，他挺赞赏，并答应做我的论文指导老师。
我用了二周时间写这篇论文。第一周专心调查，我带着一盒60米皮尺，在香山周围骑车转了三天，把香山附近所有停车场大小、尺寸，道路宽度均做了测量。其中有一次在玉泉山丈量道路宽度时还引起了警卫战士的注意，拦住我盘问。我拿出了警院学生证解释后，警卫战士才放我走。接下来三天我又去了公交四、六公司等十几个与香山有关的单位，调查流量数。资料齐备后，我用了一周时间写出了一万多字的初稿并附上了十几张图。在论文中我运用了学过的知识对香山红叶季节停车组织问题进行了量化分析，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自行车密集存放面积计算公式。并对香山红叶季节停车交通组织提出了近期、中期、远期三个解决方案。
凭心而论，我的论文对香山红叶季节停车交通的分析是科学的。我的近期香山红叶季节交通解决方案就是把当时一个果园跑马场改为停车场，而二年后香山为红叶季节停车交通改造的第一个停车场就是果园跑马场。直到现在二十年过去了，香山地区道路改造完成后，相关道路的宽度等数据与我远期解决方案中设计的道路宽度数据仍十分相近。
何主任看过之后很兴奋，对我大加赞赏，并提出用他的系统分析方法把方案归纳为一个最优方案。我那时很自负，没有同意。何主任也未坚持，还是给了我一个优秀成绩。并列为班中毕业论文十一篇优秀论文之首，并说适当时候向局里和大队推荐此论文。
论文为我赢得了不少荣誉，甚至警院别的系都知道交通系一同学一下写了两篇论文，其中一篇还是优秀论文。但对我毕业分配没起什么作用，我班有三名同学留了校，因为是做学生工作的，不考虑学习成绩，主要考虑是党员和稳重。我没能留校，毕业后回了海淀交通大队。
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到海淀交通大队宣传科报到，开始了新的工作。

养菊

第三部：片警岁月

一朝权在手
到海淀大队报到，接待我们的是陈金柱，这时他已升至海淀交通大队的副政委。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表示大队党委很重视我们，已决定全部留在大队机关，不再回基层。这让我们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我如愿地分到了宣传科。
八十年代末期的宣传科，所从事的工作更多的是对社会单位的车务监理，权力很大。宣传科是以街道和乡镇为基本构成元素，划片管理。一个民警一片，在自己负责的一片中，所有单位人员驾驶员报考、实习转正、机动车上牌、验车等手续都须找管片民警签字，没有民警签字几乎什么也办不了。宣传科是当时交通队里最有权，最能发挥能力，也最实惠的科。
我到宣传科开始没固定工作，只是让我负责全区乡里的安全员，我可以任意跟四名管乡里的民警其中一名出去，到处转转。另外就是每月有一次例会，主持参加一下。其实大多时间我都是办一些科里的杂务，取送文件、开车拉领导看病等等。
没多久就赶上了春节，这个春节让我眼界大开。原来当时每逢节日，宣传科便承担起“采购”任务。大队机关共有五个科：交通，事故、宣传对外。所以一到过节，宣传科便负责为大队领导、政秘科及本科“采购”过节物品（交通、事故科各有自己路子，行政科本身管采购也不用考虑）。那个春节，科里“采购”了各种各样的年货。大到旅行箱，小到瓜子、笔记本，鸡鸭鱼肉海鲜应有尽有，科里所有外勤管片几乎都有任务。或花很少的钱，或白来的，让我父母都感到不可思议。在警院上学“素”了二年了，我更觉得宣传科实惠，自己来对了。
那时的宣传警地位非常高，特别是管片的民警一下到自己所管地区简直就是“土皇上”，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我曾跟跑管山后三乡的李子下了一次片，他开队里配发的幸福250带我来到片里，随便进了一个大单位车队。他把摩托车放下，向车队长要了一辆上海牌小汽车开上拉着我便出去乱转。下午他又开着一辆借来的侧三轮摩托车，拉我转了几个单位。我当时也没想太多，只觉得他侧三轮开的不太好。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敢情他只有两轮摩托车驾驶证，汽车驾驶证只是个学习证。真吓人，幸好未出事故，否则连我都脱不了干系。
到了科里很长时间后我才知道，由于条件有限，那时科里很多民警并没有汽车驾照，甚至连付科长老王50多岁了也没有“汽车本”。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亚运会，才以突击集中学车的方式基本上解决了驾驶证问题。那时的宣传警下片很多都是安排“片里”专车接送的，特别是管“军队”的几个老民警，连上下班回家军车都管接送，整个一个专车。
那时的宣传科条件很差，一组十几个人共用一个办公室，每天办公室里拥满了各式各样来找宣传民警办手续的各色人等。特别是上班、下班前后，因为宣传民警主要任务是下片，每天早晨到队里打个卯，中午回科里吃饭（所谓的廉政措施，不准在片里吃中饭），下午下班时再回队报个到。凡报到时间，来找民警的人很多。有时还会有些名人来找民警点头哈腰，满脸堆笑的求一签字，好办相关手续。每当看到这些情况，的确让警察心中的虚荣心的到了很大的满足。
没多长时间，我们科女内勤小王生孩子休假了。我被临时派到窗口当内勤，负责办理各种车务手续及发放各式表格，这是一个权力非常大的地方。说白了，只要我胆大敢办，很多手续不通过管片民警也全能办。小王由于为人严厉，很多民警私事都不敢找她办。一看换了我，各科民警均欢欣鼓舞，说宣传科终于成了“解放区”。我因为是临时观念，知道我也就能干三五个月，所以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只要不违反大原则，熟人找来，特别是民警找来的，我一般都给办。毕竟我是从基层上来的，我知道下面兄弟实在不容易。许多民警纷纷把一些关系不错的大单位介绍给我，让我给他们一些方便，也给了我不少小恩小惠，让我尝到了一朝权在手的感觉。在我当内勤的几个月中，许多我的中学同学等旧识朋友几乎都来找过我，咨询事或要一些司机报考表之类的东西。那玩意当年是十分紧俏的，而我这里是大大的。甚至只要我想，都可以把盖好交通队章的表直接发出去，毕竟我的手中掌管着海淀交通大队车务手续的全部公章。
正当我春风得意之时，动乱开始了，整个世界骚动了。四月份后，我们大队几乎停止了一切对外办公，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
4月22日是胡耀邦同志的葬礼，我大队民警全体出动，为葬礼车队加勤。
那天长安街成了人的海洋。十点左右，上级说仪式结束，车队出发了，我们便上了长安街维持秩序。与七六年周总理的十里长街相送比，那天长安街上人数也差不多。但很多人并没有那么悲痛，而是一种看热闹的表情，且非常不守秩序，把宽阔的长安街挤的只剩一条机动车道了。
我的任务就是和另一个民警开着一辆车在军博一带来回往后推围观群众，请大家靠边站。我开着车，那个民警喊着，我也帮他喊：“请大家往后站，请遵守秩序……”从东头推的西头，回头一看，白推了，又全回来了。于是调头，又回到东头重新开始。就这样在一公里左右路段上我们也不知推了多少遍，从上午10点一直推到下午三点左右。五个小时没喝一口水，没休息一下，等灵车过去后，我们才发觉自己的嗓子全哑了，又渴又饿……
从当警察那天起，我就对勤务工作特别重视。除了上级领导的要求外，我总以为这项工作是关系国家形象的，我们不能给国家抹黑。我参加过许多大小勤务活动，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莫过于戈尔巴乔夫“动乱”时期的那次勤务了。
五月的北京已经乱到一定程度了，上级在布置戈尔巴乔夫勤务时，第一次使用了备用路线，而且是二条备用勤务路线。一般国外元首来京访问都是从机场路走三环转长安街到大会堂举行欢迎仪式，但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已不在警方控制中，所以特设了备用路线。其中一条是走东三环、南三环、西三环自航天桥向东到甘家口进钓雨台东门（正门）。我们大队机关全体100多民警全部放在甘家口路口备勤。布置任务时，说先是警车开道，然后是二辆日野大客车里面坐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警（这也是从未有过的待遇），日野过后1000米左右是护卫摩托车队和元首车。
当天我们一直在车里备勤，听着电台里报车队位置。听着听着我就觉得不对了，怎么丰台大队的编号在呼叫，看来真走备用线南、西三环过来了。一会儿领导大叫我们出勤，我们这一百多人跑上了路口，才发现甘家口路口北面拥来了一支庞大的游行队伍。我们拉成了人墙，强制让游行队伍向路口东侧转，力图保证留出总统车队从西向南右转通过路口的空档。游行队伍不干，双方激烈交涉。这时，日野车已风驰电掣般从路口驶过，我们回头已能看到摩托车护卫队驶了过来。游行队伍仍在向前挤，我们拼命阻拦。路口一片混乱，形势十分紧急。正在不知措中我一回头，发现摩托护卫队已停在钓鱼台国宾馆东北小门口，赶情元首车队已从东北小门进了钓鱼台宾馆，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也就在此时，从旁边一小区里整齐地又跑出足足几百名公安干警。原来市局在这里还放了个大预备队，只是出来的太晚了。游行队伍一看我们有了这么大的支援力量也妥协了，按我们的求向东去了，路口很快恢复了秩序。我估计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后一个从东北小门进钓鱼台宾馆的外国元首。
几天后，戈尔巴乔夫要到长城当好汉。我们的勤务路线又是三条，主线德清路，备线学院路和温泉山后路万泉河路、西三环。我们在学院路蓟门桥备勤，等了半天也没消息。后来来信儿了，说车队走的是山后温泉，让我们马上到万泉河路十九中学口加勤，十五分钟内赶到。那时三环路已无法走车，到处全是游行队伍。我们开车走自行车道，甚至便道，终于在十五分钟时赶到了十九中学路口。我刚下车就看到勤务路线上晃晃悠悠地开过来一辆拉满游行人员的大面包车，上面贴满标语，在勤务车道上慢慢走着，我立刻上前以非常严厉的态度和坚决的靠边停车手势示意该车靠边停车。司机可能是被我震住了，下意识的将车靠了边。车内的游行群众大为不满，正向我大嚷大叫时，戈尔巴乔夫的车队已飞驰而过。我心说好玄呀！一块石头落了地。

养菊

验 收

七月份以后，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这时科里有两名同志考上了警院。由于我一直表现不错，领导对我非常关照，特意把农一片，暨四季青乡和玉渊潭乡交给了我。当了四个多月内勤，我终于下片了。我就象一匹圈了许久终于脱僵的野马似的，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
当时海淀区共有11个乡，四季青乡和玉渊潭乡地处山前，经济较为发达。驾驶员数与机动车数和大街道规模不相上下，属于农口管片中组最富裕地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原来应安排在七月初的百分验收工作拖至八月份进行。因此，我一上任就赶上了百分验收的半年验收阶段。
百分验收是海淀大队宣传科的发明，即把单位安全工作分成若干部分，细化之后，以100分为满分对单位交通安全工作每半年进行一次全面考核验收。60分为及格线，不及格单位要受到处罚，90分以上为先进单位，安委会将给予表彰，当然以精神奖励为主。（这项发明后来被全市推广，现在的宣传工作仍然延续这项手段）
四季青乡安全办公室主任是王子忠。王子忠是老师出身，素质较高、文笔好，抓工作认真、一丝不苟，让我十分省心。每次我向他传达科里布置的工作时，他随手就将我传达的精神写成了当月工作计划，我看过之后，几乎不用修改便可打印下发。由于四季青乡工作基础好，我一上任便把主要精力放在玉渊潭乡上。
玉渊潭乡俗称“潭社”，是当时区里最发达的农村地区。由于占地拆迁，当时玉渊潭乡只剩下2000多亩地。我记得上半年验收时还有恩济庄大队，到年度验收时此建制已取消，该大队已被全体转户拆迁了。
玉渊潭乡安办主任是老刘，外号“刘傻子”，是个从事交通安全工作数十年的老“车管”。也许是在这行侵淫太久了，对于交通队的指示非常不在乎，工作积极性不高。该办公室是各乡中最有规模的，一共十个人，而且全部唯老刘的话是从。老刘不发话，你什么工作也开展不动。
我初来乍到，非常想利用验收来了解单位的基本情况，因此我天天跟着各验收组下单位验收。玉渊潭乡单位少，一共参加验收单位四十多个，我走了十几个单位。不知是玉渊潭乡单位基础差还是因为我去的单位恰好问题多，验收人员当着我的面又不好照顾。结果此次验收居然一下验收了十一个不及格单位，占到单位总数的近三分之一（一般规律是不及格单位和先进单位均不超过单位总数的10%）。老刘安排在一个星期日开验收工作衡平总结会，头天晚上我想了半夜，我知道这个数字让老刘难堪了。为什么选在周日开会，肯定是有所考虑的。为了更好的工作，我决定先发制人。开会首先听各验收组汇报，老刘始终板着脸。汇报结束时，我便先提出咱乡不及格单位是不是太多了？不成提起几个来。老刘一听我这样讲，面上立刻现出笑容说：“是，我也琢磨是太多了，按安子的意见，咱们提几个吧！”我没太在意提哪几个单位，肯定是与乡安办关系不错的，我心中暗自高兴，因为我的推断是正确的。
那次验收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四季青乡曙光大队，该大队主管领导副主任姓刘，车管干部姓张，全是女同志。车管干部是管计划生育的，上半年刚兼上车管干部，是那种水平不高但责任心很强的女子。验收开始由主管领导汇报工作时，我见到她一会儿抠鼻洞，一会儿搓脚丫很不以为然。
曙光大队由于上半年下属鸡笼场厂长发生一起责任交通事故被扣了许多分，最后不及格，只得了49分。可能是觉得太委屈，女车管一听成绩便不停的抹眼泪，什么话也不说，紧咬着嘴唇，现场气氛十分尴尬。验收组长一看这种情况让我讲两句。我一看这种情况，便主要肯定了车管干部的责任心，由于是新手接车管工作，又有事故硬伤，成绩不理想是可以理解的。只要能以这种工作态度开展工作，加强业务学习，相信半年后你们肯定会上一个台阶。我希望在年终验收时，你们的成绩是49倒过来94分，我相信你们是能够做到的。
我的一席话让气氛松弛下来，女车管脸上有了笑容，我讲过之后就忘了。
下半年验收时，我没来这。总结会时，验收组向我汇报时说：“曙光大队说没完成您交给的任务。”我挺奇怪，便问：“什么任务？”“人家说你让人家下半年得94分，可是验收只得了93分，人家说没完成安主任交给的任务。”没想到我即兴的发挥，人家还当了真，听到这些我心中也挺感动。
玉渊潭乡有一个炉渣厂，有三十辆大货车。由于违章事故不断。验收中被评为为不及格单位。该厂厂长姓赵，六十多岁了，是乡里高薪聘来的企业家（他儿子是著名笑星笑林）。赵厂长据说与北京市的付市长张百发私交甚好，眼里根本就不加乡安办。验收组汇报了这个单位的情况，安办人员可能是由于该单位太狂了，不把他们当回事，都说这个单位的问题，看我怎么治这个单位。我看“不杀不足以平民怨，”那就来吧！我深知如处理不好，在上面遭了挫折，不知有多少人要看笑话呢！但是我要不敢动它更会让别人瞧不起，我决定从总结大会上动手。
开全乡验收总结会时，我在会上只点了一个落后单位的名，那就是炉渣厂。我看到该厂负责安全工作的杨书记坐在台下，我没留一点情面，讲得十分严厉。我看到老杨（那时他已六十多了，满头白发）坐立不安，不知怎么好。散会后老杨没走等着我，要求和我谈谈。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讲了许多苦衷。通过交谈我得知炉渣厂全是赵厂长一人说了算，要想重视安全工作，必须先做通他的工作。同时老杨还向我介绍了他们厂新的车管干部王平，这是一个办事挺认真的小伙子。我知道炉渣厂的问题出在基础工作差，违章多。如果有一个认真的车管，基础工作就没问题。领导要重视，加大处罚力度，违章自然会减少。老杨一再邀请我去炉渣厂看看，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去促促赵厂长，我答应了。
没多久，我去了炉渣厂，见到了赵厂长。赵身材魁武，声音洪亮，口气也较大，与我说话时不时提起“百发与我如何之类”。他力图不谈工作，只叙友情。我哪里能从，抓住一个机会把我对炉渣厂的看法及交通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大讲了一通，我一边赞扬他、夸他，一边说厂里安全工作不足。最后表示在赵厂长的领导下，我相信炉渣厂不仅能在经济效益上为乡里做贡献，在安全工作上也能成为乡里的一面旗帜。赵厂长被我举了起来，没辙只好表示要认真抓交通安全工作。随后，赵真诚的留我吃饭，我也真诚地推辞：“赵厂长，下半年验收时只要你们厂及了格，我一定吃你一顿。”
半年后，年终验收炉渣厂及格了我真吃了炉渣厂一顿饭，赵厂长非常高兴。他一再表示，如果有什么宣传交通安全的事，让我说一声，他让儿子笑林来捧场。
宣传民警当年业务要求很高，除了有 “四知”、“六会”之类的要求，特别是每月一次工作汇报是考察宣传民警业务的重要手段。工作汇报是根据科里的提纲要求每个人要把本月工作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并在组里公开汇报。会上口头阐述15—30分钟，科长或组长还经常针对你的汇报提一些问题。一旦你被问倒了，不但要被领导批评一通，还会成为科里同事的笑柄。
当时我所在一组组长邓继宁业务非常好，特别爱在汇报时找问题，年轻民警几乎都被问住过。我的前任每次汇报几乎都会出问题，遭到批评。我因为当内勤，听了好几个月的汇报，对这种形式非常了解，也十分重视此项工作。为了确保第一次汇报成功，我特意挤出半天时间认真地写了十三页的汇报材料，足有5000多字。加上我刚干跑片，积极性高，基层去的多，材料比较翔实。结果我第一次汇报完后，邓继宁笑了笑什么也没问，只是说：“看来上警院的是不一样，水平就是高，不错。”组里其他几位年轻民警也对我刮目相看，这次汇报确立了我在宣传科的地位。
一段时间内，管农口的其余三个民警什么事总拉着我出头，毕竟科里一直瞧不上农口，特别是管街道的民警。当时，科里还流传一个顺口溜，其中一句：四等民警开摩托，一天两趟苏家坨。就是调侃管农口民警的。管农口的民警是科里的“下里巴人”，能出我这样一个“高学历”业务好的民警，哥儿几个觉得给农口提气了。有一段时间我也有些飘飘然，甚至曾和几个管农口的民警议过，拟搞一个“农口安全杯竞赛”，成立农口专门安全委员会。轮流坐庄，每月定期开会研究工作，他们还一致推选我当筹委会主任……后来，领导找我谈话，说听说我正在搞农口“青红帮”，我还要当老大。弄的我哭笑不得，此事就此做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