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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59年下半年，“大跃进”的恶果开始显现。10月，粮票这一新生事物问世，粮食形势顿时紧张，教师的定量降至19斤。我这18岁的小伙子怎能吃饱呢？从这时起，直到三年饥荒结束，我却没曾挨过饿，身体没受到影响。这全靠母亲从自己有限的定量中抠出来接济我。不仅是粮票，还有金钱。我明知母亲这样做有多麽艰难，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却无法拒绝她的救助，无法阻止她自我牺牲的行动。到后来，母亲患了肿病，那个时代十分普遍的营养不良导致的重症——成千上万的人因此而死！眼见母亲的身体日见衰弱，我却完全无能为力，惟有自怨自愧，在心中为她祈福。那几年，不但母亲的身体拖垮了，而且家中的积蓄也完全告罄，就连从湖南带来的几个银圆也兑换了现金，变为口中之食。当年每次回家，母亲总要为我买些高级糕点，有时还特地带我进城去吃“高级菜”，那真有沙漠里畅饮甘泉的感觉。而母亲每当此时，总是浅尝辄止，望着我的吃相微笑。
在那艰难的岁月，为母亲的身体担忧，对母亲的深深思念，几成我的日课。尤其是有一次我回家听邻居说，母亲曾在没菜的情况下，猛喝掉半斤白酒，醉后又哭又闹，宣泄她内心的痛苦，我就一心想回到她身边。我曾借用贝多芬《思故乡》的曲调，抒发对母亲的无限思念：“思母亲，思母亲！游子谁不思母亲？谁能忘却慈母情！……”
好在母亲总算挺了过来，使我免除了终生的悔恨。也可能是母亲早年衣食无忧，体质尚好，或许是天怜其爱子之心吧，待生活条件稍稍改善，她的身体就渐渐恢复了。
再没有任何理由，我直到1961年1月才得以毕业，正式分配到北碚毛背沱小学工作。这时我离家在外已近十载。我谋求调回江北区，好与母亲互相有所照应。这事谈何容易？努力未果，我便不听领导劝阻，于11月断然离职，回到母亲身边。当然，北碚是我伤心之地，也实在不想在那儿久留。戴一顶无形的荆冠，遭世人白眼，日子是多麽难过。何如母子俩朝夕相处，再不分离。母亲自然感到满足，但她不无遗憾，因为我丢了工作，前途未卜，已主动与华姐分手了。那时，三年饥荒已到末期，母亲靠当时比较容易得到的牛奶和红薯逐渐恢复了健康。所以，后来她一直对这两种食物心存感激，称道其救命之恩。
可以说母亲是一个缺乏政治头脑的人。对我那在当时被认为是“脱离革命队伍”的行为并不怎麽在意，似乎在她的心目中，只要母子团聚就是最好的事。而我首先想的当然是得找一个工作：怎麽能老是靠母亲养活呢？然而，我能干甚麽，又能让我干甚麽呢？大约两三年里，我都是辗转于几所小学当代课教师，空闲时间便大量读书，主要是外国名著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受益匪浅，其乐无穷。母亲呢，则经常关心我的身体，暗中担心我的终身大事。只因为没有生活的压力（这得益于母亲的荫庇），才能无意中为日后的文学活动打下基础。说无意，是因为我的作家梦早已被现实的厄运击得粉碎。
这时我已经结交了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日子倒也过得快活。母亲善待我的朋友，他们亲切地称她“万妈”。1964年3月，雨花村街道办事处调我到民办新民中学任教，我终于有了稳定的工作。虽然工资低微，工作繁重，我已经很满意了。母亲也算过上了几天舒心的日子。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暂了，只能再用一次“好景不常”。
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一场空前的灾难已是山雨欲来。开始天天讲月月讲不久，母亲就尝到了滋味：她这种“反属”怎麽能继续留在幼儿园 ？一纸调令，将她撵到了运输科，挑砖抬水泥去。可怜母亲，也曾是大家闺秀，何曾干过这样的重活儿啊！然而，精神的刺激，肩头的重压，她都以无比的勇气承受下来，担当起来。我这无能的儿子，除了口头的安慰，又能给予母亲甚麽呢？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经过三年饥荒的折腾，母亲的体质已大不如前。她那瘦弱的身躯内蕴藏着多麽强大的力量，才能从容面对骤然改变的境遇？母亲不但不在我面前叫苦，而且往往还强作笑容；而我也只能暗暗为她担心而已。每天早晨看见她穿者破旧的工装出门，目送他的身背影消失在上班的人流中，我心里总是十分难过，不是滋味。后来她更被调到缆车道，工作地点在江边。记得有一次因事去找她，她正在深深的舱底，吃力地一锹一锹往上扬煤，一脸的煤灰。见此情景，别提我心中是多么难受了。每当她上夜班，我总要在家守侯，直到她午夜归来。有时她加班回家晚了，我便到场厂门外等候，看见她瘦小而孤寂的身影从深黑的背景中浮现，不由潸然泪下。
4、如果说这样的日子是艰难而苦涩的，倒也不虞衣食，还算平安；可是不久连这样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了。1966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条粗重的界限：历时十年的一场大灾难开始了。我们母子俩对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惶惶不安，惟恐批斗、抄家这类祸事某一天突然降临。我是有前科之人，自不待言；而母亲的“身份”也是个大问题。红色风暴真是威力无穷，使我们成天忧心忡忡，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当时文字狱之甚堪称史无前例，我历年积累起来的日记、自编诗集，厚厚薄薄，大大小小，达几十本之多，如今成为沉重的包袱，成天为此惴惴不安。怎麽处置呢？真是左右为难。虽然一千个不愿意，最后还是下了决心：毁！在此之前还经历了藏的过程，一时床脚，一时柴堆，莫衷一是。就是毁，也有方式问题：怎样才安全，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简直有点像做贼心虚。我同母亲反复商量，决定由她利用工作之便“行刑”。那时她已蒙开恩，在缆车道烧锅炉 。于是她每天早晨用围腰包上几本，趁无人之际丢进炉门，将其付之一炬。呜呼，多年心血就此灰飞烟灭，万劫不复。为了万无一失，竟连我保存完好的中学作文本也通通陪葬了。哪知这纯属“自作多情”，抄家队并未光顾。当然，悔之晚矣，至今犹有余痛。那些青春旧梦的实录永远也无法追回了。
那时，革命大串连之风盛行，我多想趁机免费周游祖国河山——这可是多年的心愿哪。然而哪儿也不能去。怎能让母亲独自在家担惊受怕呢？果然，厂里有人贴她的大字报，要她她交代我父亲的罪行。原来，父亲是国民党时期兵工大学毕业的，凡兵大留在大陆的毕业生在全国各地都受到清查，连死者都不放过。据说这可是当时的挂牌大案呢。各地兵工厂一时风声鹤唳，那些“潜伏特务”无一幸免。本来母亲根本不愿我知道这件事，可交代怎麽写，却得同我商量。除了我，又能找谁呢？幸好我没外出，否则后果难堪设想。从她身上实在榨不出关于父亲的钢鞭，又强迫她交代自己的罪行：来重庆甚麽目的？为甚麽能坐飞机？……尽是些荒唐透顶的问题。回答当然不可能使他们满意。我很想去找找那些人，但连厂门也进不去，只好徒叹奈何。然而即便找到那些头头，又有甚麽用呢？那可是蛮不讲理的时代啊！我无从知道母亲在厂里遭遇了甚麽：人们怎样逼她检查？她是否受过批斗？受过怎样的侮辱？面对过怎样难堪的场面？现在也记不清经过了多长时间，她才得以解脱。经过了这场恶梦，她竟没有被摧垮，真是一个奇迹。 不过，究竟遭受了怎样的重创，只有她自己明白，他人是难以想象的。当然在我的心中也留下了永远的阴影：这样善良的女性，这个备受歧视的弱者，这位无私奉献的母亲，为甚麽遭到如此野蛮的摧残？她从一个知识妇女，已经脱胎换骨，全靠体力求生，还要把她怎样呢？像是有甚麽宝贵而坚固的东西轰然倒塌，我心中一片凄凉。
1966年末至1967年初那几个月，是我家漫长难捱的冰河期。沉闷，阴郁，了无生气。如果说，以前的种种磨难也难以忍受，到底还能够看见一线希望，那麽眼下已是一片渺茫，一团漆黑。母亲常常悄然叹息，难见她一丝笑容。学校停课了，商品供应紧张，社会陷于混乱，念及我的前途，叫她怎能开心呢？有一次，酒后吐真言，母亲直直地望着我说：“要不是你，还不如死了好！”我闻之心头一懔：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 ，那可怎麽得了！可我又能用甚麽语言宽慰她，化解她心中的坚冰呢？有甚麽语言会比现实更加雄辩，更加有力呢？我只能谨小慎微，惟恐出事，得过且过。时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是怎样的日子啊！
五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67年阳春三月，尽管历史的列车还在漫长的隧洞中穿行，我个人的生活却出现了转机。这对母亲而言，当然也意味着否极泰来。
对于我的终身大事,母亲一直牵挂。而我对那种”介绍”的方式却不感兴趣——大概是受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吧，还幻想一见钟情呢。我也作了一两次让步，曾与陌生的姑娘见过面，试图进而培养感情，其结果可想而知。后来母亲就再也不提此事。没想到真还出现了奇迹：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同事玲君有几天的亲密接触，遂由彼此的好感发展为恋请。她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女孩，一点没有受世俗观念的影响。我把自己和家庭的一切都向她如实交代，和盘托出，等候判决，谁知她不以为意，反而更赞赏我的真诚。在当时政治条件第一的情况下，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若干年后老同事戏说她买了一只绩优股）。倒是在她家里遇到一点障碍，但未来的岳父母很快就接纳了我。一个天大的难题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这件事给母亲带来了衷心的喜悦，似乎荒寂的土地又泛起绿意。于是，死气沉沉的家里又增添了生趣。而且，爱情还激活了沉睡已久的灵感，我写下许多情诗，在焚稿的余烬中涅磐{下为木底}了新生的凤凰。沉溺于巨大的幸福之中，在那动乱不已的社会中，我们寻得了避难的桃花源；在物质的匮乏中，我们却栖息于一片精神的绿洲。
那时学校还没有复课，我们有余闲进一步发展感情。年末，我们结婚了。没有婚礼，没有鲜花，也没有新房，只有一小圈朋友的祝福，更有母亲的喜悦。这就足够了。怎麽解决居住问题呢？我与母亲住的是一室一厨的平房，幸而厨房还算大，刚好能放下一间大床。于是在屋檐外搭了一个简易小偏房，聊避风雨，权作厨房，住房问题就这样临时解决了。是农民朋友芳基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完成这项工程的。写到这里心情十分沉痛，就在我敲打这些文字前几个小时，我和玲君才去了他的灵堂。这些年他全家农转非了，单位不理想，日子不顺遂，但我们的感情始终如一 。让我祝他在天之灵安息吧。
母亲了却了一桩大心愿，可以说她的生活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堆积在她心头的乌云一扫而空，无踪无影。从此她全心全意、无怨无悔，为这个家庭耗尽了全部心血。我们新婚不久，重庆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旷日持久的大武斗，无异于一场真正的战争。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母亲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叫我们回故乡避难去。当然这是为我们的安全着想，似乎还有个隐秘的念头，想对家乡的亲人们有个交代吧。
1968年4月初，我和玲君登上了东去的客船，穿三峡，过武汉，回到衡阳。1998年重过三峡，感慨万端。曾有诗云：三十年前事，兵荒马乱时。归乡度蜜月，糖共黄连食。独自行旧路，怅然动远思。人老江不老，年华逝若斯。这次还乡，见到了父系母系健在的亲人，到哪儿都成贵客。大多数时间住在堂姐怡然家里，听她讲了不少往事。我这才知道，祖母一直盼着父亲的消息，他的死讯到她临终时才告诉她。在此之前，母亲多次寄款，她和伯父就哄她，说是阐蕴寄来的，他工作忙，没时间回来。后来祖母死于荒年，临终才知真相。那时，可怜她眼睛已经哭瞎了。母亲还资助过怡姐上学，可当时她的工资还相当低呢。说起这些往事，怡姐不无感伤，又心怀感激。
当时，邮电断绝，衡渝两地音讯不通，我们不能不担心母亲的安全，乃于６月返回重庆。还好，她住在渝中区较场口岳母家中，平安无事。我们得知，是芳基冒着危险，步行十余里，路过被视为禁区的嘉陵江大桥，护送母亲去的。真是深情似海，日月可鉴。这种可以依仗、信托的朋友已经不多了。如今他已作古，能不永远铭感？母亲独自在家时，因为思念，因为放心不下，终日流泪，几乎失明。我们后来得知，不由后怕，又庆幸没有在故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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