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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论政体第二接着说：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正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
这一段话是紧接着第一段讲的，也是对上一节所没有回答的问题的进一步解答。上一段讲君主和臣子都要虚怀若谷，察纳雅言。这一节则主要是讲，如何妨止官僚之间上下一词，互相袒护，为私不为公，不求真务实的亡国之政出现。
这一节有三层意思，一是先说明设置中书省和门下省的本意：“相正以否”，、“相防过误”，即互相纠正，纠偏补弊。第二层意思是说官员为私心互相袒护上下一词、不求真务实的危害。第三层意思是以隋亡为鉴告诫臣工要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勿上下一个腔调。三层意思逻辑联系紧密，互相递进，很有意思。
中书和门下省是唐朝中央政权的主要机构。本来唐代仍沿袭魏晋南北朝和隋代形成和发展进来的三省六部制度。但自古中国各朝各代都会借鉴前朝得失而有所损益。如唐代鉴于前几朝尚书省长官尚书令位高权重，易造成大权旁落的教训，没有再设尚书令。中央政权机构的主要职能转移到了中书和门下省。大体说来，中书主要起草诏令，是一个政策研究起草机构。门下主审议诏令，是决策机构。中书在起草制作诏令过程中，可以“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南部新书》乙篇）。拟好诏令稿后，转门下省审议。门下省发现中书所拟有违失，可以驳正，封还中书重拟，称为“封驳”。门下省部分官员在中书拟稿上的涂改并要求按照涂改重拟，称为“涂归”。门下审议合格后由侍中即太监官员向皇帝进呈“画敕”，最后审定转尚书省执行。
这样的制度设计，把决策与执行分开，三省互相牵制，如同唐太宗所言是“意见颇有不同”，虽各有错失却能“相正以否”。可以说这是一种集权下的分权，目的就是要让各自不同。可以说这样的决策和执行系统是比较完善的。
但是，再好的制度设计也要靠人去执行才能发挥其功效。在执行这个制度时，唐太宗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正事，遂即施行。”简单说来就是“护短”，一个是护己之短，不愿听到别人论自己的不是，如果有人敢这样，就是为难自己，种下了怨种。再一个就是护人之短，大家都难免有认识上的缺陷，都会有过失，你好我好大家好，官官相护，何必互相诘难得罪人呢？管它有没有问题，有错也不会纠，执行就对了。唐太宗深知其害，看到了官吏们因为“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隋的灭亡，在李世民看来，这也是一大原因。
这两方面，确实是使政治制度甚至法律制度失去功效的原因，是最典型的官僚主义，是对皇权主义的一种消极抵抗，也是对制度设计的积极消解。中国几千百年来，任朝代更替，都没有把这个重人际关系轻制度功效的“护短”给消灭，都在这个圈圈中打转转。这其实是中国文化中影响政治文明建设、建设法治国家的一个很大问题，在今天仍然起着很大影响，是阻碍中国文明进程的一大毒瘤。
为何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唐太宗看来，主要是官吏们有私心。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结论。人必有私，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基点，如何保护一己私而又不损害他人之私，正是社会和谐发展需要考虑的重大现实问题。我们一直在提倡大公无私，我觉得不太可能。公而忘私和先公后私可以做到，但与人的境界和修养关系太大，也不太可靠。公私兼顾，先私后公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形成一个大气候。这个还需要展开讨论。我觉得唐太宗是看到了问题的危害，却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本，当然也就开不出一个治疗的好方子了。他的方子就是思想教育、以德治国，让大家“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可能吗？有作用，但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不是实现长治久安之策。
不管怎么说，太宗提出不要上下一个腔调，确实高明，值得学习、深研。比如，论坛进步也得要有一些不同声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27 14:38:5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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