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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钱钟书 钱钟书是被后人误读最多的重要作家之一，《围城》被某些人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推崇到无为复加的地步。不错，钱钟书是大学问家，学术上的大师。但我决计不同意把他推崇到文学大师的位置。 在我心目中，大师应该是谦恭的。他应该与他的读者和笔下的人物处于一种对等状态。鲁迅也好，沈从文也好，老舍也好，他们什么时候跟笔下的人物过不去，高高在上过？然而，我们在钱钟书《围城》中读到了什么？炫耀技巧固然算不得什么毛病，莫言也是这样，恃才放旷是大多数人的毛病。我从《围城》只读到一种知识分子的刻薄、把幽默当智慧的自诩，以及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钱钟书并不是个诚实的人。《围城》写到的年代，正是整个民族处于大悲大痛、大苦大难的黑暗年代，难道能用一场窃窃私语或插科打诨格调低俗的相声，就能回避得了吗？ 钱钟书不光缺少悲悯情怀，而且跟大师们相比，钱钟书并不善于刻画女性。《围城》里面，最大的败笔就是唐晓芙这个人物没写好。
十二、徐讦 相对于日本文学中的鬼异之气，和神秘的东方色彩，能与之抗衡或者呼应的也许只有中国的徐讦。这是一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颇感陌生的名字。我之所以愿意提到他的名字，不光是因为他的小说确实非常捧，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中国主流文学史的荒原中，发现更多的绿洲。 《离魂》《鬼妻》《鬼恋》等作品中，典型的画面是：穿着旗袍的纤弱背影，在空气湿漉漉的夜晚，沿着铁路越走越远。在这样的作品中，我常常读到无处不在的恐怖、哀怨与凄丽。那些生离死别、阴阳相望的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啊。感谢徐讦，他以飞扬激越的才气，俊雅飘逸的文笔，写出了爱情无法言喻的惊人之美，人性纤柔深处蚀骨的浪漫。 十三、汪曾祺 中在国现代文学中，能跟鲁迅一样，仅仅凭短篇小说就能不朽的，惟有汪曾祺。作为“沈派”（这个流派名称是笔者杜撰，中国现代文学并没人公开亮出旗帜）的传人（早期的贾平凹也算，尽管他也许不会承认）和集大成者。汪曾祺在继承沈从文的风格上，不断发扬光大，最终也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汪老的小说和散文没什么明显的界线。也许只有他与沈老这样的人物，才敢于把小说写得那么随意。这其实是创作的最高境界。 汪曾祺的成功，离不开江南源远流长人文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早期的《鸡鸭名家》《绿猫》清新脱俗，行去流水般舒丽。新时期的《受戒》〈大淖记事〉〈鉴赏家〉等作品，温婉而柔美，天籁般宁静。完全摆脱当时文学的凝重与刻意的伤痛，让人耳目一新。 相对于同时期大部分作家的作品，汪老的小说，简短、洁净。耐读。 十四、废名
废名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寂寞的大家，在他的时代，除了俞平伯与周作人这种高山流水式的知音外，鲜有人能读懂他那些晦涩的作品。事实上，废名是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中，中西结合做得最好的为数不多作家之一。既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奇迥，又有中国传统诗文的古雅与幽远，文风简洁诡谲、质朴辛辣，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 性急的人是读不来废名的，废名的小说没什么动人曲折的故事，人物也是面目不清，大抵不会产生多少阅读快感。他的小说太过于晦涩艰深，而且很难消化，除非你能硬着头皮去读。读他的小说需要功力和阅历，故一般人建议不要去读他的小说，如果是写作者，读读也应该。《桥》《柚子》〈半年〉〈桃园〉可以找来读读，开阔眼界，有益无害。 十五、白先勇 作为海外最具影响力的中文作家之一，白先勇在大陆官方的文学史中，也许也占不了什么重要位置。不过没关系，高明的阅读者是不会理会，官方文学史中那些欺人之谈的。白先勇的高明之外是，用西方现代派的技巧，表达了中国式的情感。相对于废名的晦涩难懂，白先勇要容易解读得多。 白先勇是写女性的高手，在我看来要比钱钟书这样的“大师”高明许多倍。〈玉卿嫂〉为我们刻画了一位自尊自爱，敢爱敢恨的女性。纯洁善良，虽然身处社会底层，身份卑微，依然向往着美好的爱情，并为之牺牲。而《台北人》，却像一部民国的衰落史，通过《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游园惊梦》等不朽的篇章，刻画出许多及时行乐、纸醉金迷的众生，为曾经的繁华与奢靡，送上一曲凄迷挽歌。 十六、高晓声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众多作家当中，能像前半叶的鲁迅那样，深刻而又准确地剖析中国农民的灵魂，细致而又到位地把握中国农民的精神世界，并能为之画出一幅生动的画像者，除了赵树理之外，可能就只有高晓声了。 在小说《李大顺造屋》和陈焕生系列小说当中，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改革开放，中国正处于天翻地覆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生动而鲜活的新形象。中国农民的憨正善良、纯朴愚拙，简直呼之欲出，栩栩如生，令人过目不忘。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跟鲁迅笔下的阿Q，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最鲜活和最难忘的人物形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