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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26日15:25 新华网
中国须从突破目前的地区战略框架入手，一方面降低日本的战略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整合措施，将日本纳入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框架
【作者】本报特约评论员 邱震海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圣地亚哥的峰会，在中日关系因东海油气田等事件而陷入低潮之际终于成功举行，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虽然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双方分歧依旧，但会见同时亦凸现了处理中日关系最需要的一些元素，即理性、宽容和战略眼光。
中日关系：战略问题高于历史纠纷
中日之间有争议的领域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上升到抽象层面，无非是三大问题：一、历史问题，其中主要是双方历史观的交锋；二、目前两国在经济和综合国力上的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两国民众因缺乏心理调适而出现的疑虑、不信任乃至极端情绪；三、由于全球和地区战略框架改变而导致的中日未来潜在的战略冲突风险。
显然，与第二和第三个问题相比，历史观的交锋应退居相对次要的地位；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无疑是战略考量占了主导地位，因此才有对历史问题的淡化甚至对国家赔偿的放弃。但随着冷战结束，70年代美中日三国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框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当年的非正式盟友——中美两国，成为未来潜在的战略对手；而日本在这两个潜在对手之间则游刃有余，最大程度地实现着其战略利益。
在这一背景下，有两大因素促使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作用不断上升：一、中美关系呈现潜在冲突的态势；二、台湾海峡局势日益紧张。可以说，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越紧张，日本的战略作用便越重要，其对中国的风险也越增加。
须有战略思路调整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日本的内政外交出现一种看似令人困惑的反差，亦即经济优势衰退，战略优势反而上升。对中国而言，日益紧密的中日经贸关系以及日本经济在相当程度上对中国的依赖，并未阻止日本对华潜在风险的增加，其实正是上述反差的反映；而所谓的历史问题，实际上只是双方在这一框架下的情绪化反应而已(虽然其间确实存在近年日本社会右滑的因素)。
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须有一个战略上的思路调整，认识到中日关系一方面属于双边问题，而另一方面则涉及众多外围因素。无论从根本改善中日关系的角度，还是从防范、制约日本的角度看，将历史问题作为出发点均非有效之举，而须从突破目前的地区战略框架入手，降低日本的战略作用，并通过经济整合措施，将日本纳入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范围之内，亦即使日本的战略作用空洞化，经济关系一体化。
半年前笔者曾经判断，影响中日关系未来走向的，有地区间三个互不相同但却有内在联系的过程，即经济整合过程、战略互动过程和政治对话过程；值得观察的是，地区经济整合过程将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战略互动过程和政治对话过程。现在看来，仅仅经济整合尚不足以完全推动或改变战略互动和政治对话态势，还有必要在改变战略框架方面下一点功夫。如上所述，就中美日三方目前新的战略框架而言，要降低日本的战略作用，关键有两个：一、中美关系消除长远发生潜在战略冲突的风险；二、台海局势趋于稳定。
取决于中美关系长远前景
当然，这样做的难度很大；而以目前的对美和对台思路，几乎看不到任何达成上述目标的切入口。但近年中美关系经过磨合达到基本稳定状态，尤其是中美在反恐、朝核和台湾问题上互有所需，初步建立起了一种“利益共同体”关系。这一“利益共同体”虽然脆弱，但至少推迟了中美直接战略冲突的发生。目前尚不清楚这一中层结构将延续多长时间；惟其如此，北京尤其须对中美存在冲突的议题和领域按照轻重缓急进行重新梳理和整合，确定核心利益以及可达到的长期目标，并适当考虑给美方一些牌(比如人权、知识产权和贸易等)，一方面为中美关系增添润滑剂，另一方面也藉以促进自身进步；而中美在国际游戏规则方面的逐步接近，将最终有利于推迟乃至消除中美潜在战略冲突的发生。至于台海局势，虽然中美暂时达成基本默契（亦即不允许陈水扁走得太远），但北京还是有必要从做好自身对台政策入手，而将美国因素放到一个重要但却是辅助的位置上。
日本战略作用空洞化将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不能因其漫长和艰难便轻易放弃；相反，当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这两盘棋下活之后，日本战略作用空洞化将呈现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与此同时，若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持续推进，那么中日关系便有望得到一个质的提升；届时，东海争执、钓鱼岛划定和历史纠纷等问题，才能得到冷静和理性的处理。
从此次峰会后的情况来看，小泉表示中国经济崛起对日本不是威胁，至少是发出了一个正面的信号；小泉同时表示，不管明年是否参拜靖国神社，他都不会再讨论此议题，而且日本永远不会与中国发生战争。对此，中方似都应有比较积极的回应。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