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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生活比小说更有想像力。2003年的年末，在北海、在广州，在小说家和批评家们的交谈中，生活相对于小说的丰富、真实和优越被频频提及。这些以文学为生的人，他们在有关文学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都难以达成共识，只有生活的权力无可争议。
我也曾如此歌颂生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不久前，像念经一样强调生活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这是医治我们的文学中世界观的狭窄和单调、医治个人经验偏执的良方。但是，在2003年的年末，我忽然发觉，生活其实并不需要歌颂，它已在我们的文学思维中取得全面、彻底的胜利，它已经征服我们。看着小说家和批评家们谈到生活、谈到电视和报纸时自卑、虚弱的表情，我知道这个话题已经结束，另一个话题正在开始：
文学或小说在丰富、真实、优越的生活面前还能干点什么？相对于“沸腾”或“火热”的生活，写作的意义何在？写作是否可能？
——为了说清我的意思，我需要一个例证，恰好手边有汪若的一部即将出版的小说集，那么，就以汪若为例。
大概两年前，汪若寄来两个短篇，一篇是《何谓高峰体验》，另一篇是《失忆症》。那时她还在一家IT媒体工作，这种职业身份很可能对我产生了影响，毕竟网络的“高峰体验”余势未尽。总之，我很快读完了这两篇小说，然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失忆症》，那时她的笔名还不是汪若而是韩萱。
然而，对于汪若的写作前途，我并不乐观。第一次见面时，本老师就苦口婆心地劝她：为什么不写写你的生活呢？你在IT界，人民热爱IT和网络，让我们看看你们是怎么生活的，你们都想些什么。
两年里，几次见面我都会如此这般地教诲一番，在这期间，汪若由IT记者变成了经济记者，她的生活更为丰富、广阔，她仍在不断地写小说，但问题是，我始终不能说服此人把生活转换成小说。实际上她对“生活”一词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她用近乎不讲理的口气说：我写的就是我的生活呀！
你那叫什么生活！我觉得我有点气急败坏了：你不能给我们讲一个神神叨叨的故事，你不能让你的人物恍恍惚惚，不能随便就把一只袋鼠从澳大利亚弄到伊拉克然后再让它在某个晚上出现在某个中国人的卧室，你要向我们提供你的经验，经验懂吗？就是你或任何人实实在在经历过的或可能实实在在经历过的，你要写实！要跟真的一样！
作为一个编辑，我想我已经说得不能再清楚了，我还真不好意思直截了当地逼着我的作者去写小白领的爱情或商战风云。但汪若是个机警的辩手，她的反击让我哑口无言，有一次，她说，好吧好吧，可是，我怎么觉得你说的“生活”倒像一家公司呢？一切都是整理过的，一切都是可理解的，它管理得这么好，谁是CEO呢？
现在，我想我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生活”的CEO就隐藏在我们这些编辑、批评家乃至小说家的心里，它是严厉的管理者：两年来我没有再发过汪若的小说，其他刊物好像也只有《山花》发过一篇。
重读这些小说，我依然感到其中有倔强的诗意：那只忧伤的袋鼠仍在时空中不羁地跳跃，一轮“经济观察报”般的巨大的月亮照耀着一个孤独的人。这些小说构成一个魔力支配的世界，在这里，生活的外壳是如此脆弱，它会在某个夜晚或清晨，某种眼神或动作中悄然绽裂，然后，本质性的景象鲜嫩地展开……
那么，是什么使这些小说被CEO们所否决呢？因为，它们不是经验的，它们对经验充满怀疑，在《失忆症》和《失语症》中，汪若甚至怀疑言语和记忆；她不写实，她所寻求的不是确定性，而是我们生活中那些暧昧游移的瞬间，她不想理清一切，相反，她的隐蔽而执着的信念是，让被理清的一切重新流动起来，在幻想中、在想像中。
所有这些，都与我们对生活、对小说的习惯性看法格格不入，这套看法正如我对汪若的规劝：所谓“生活”就是能够被“写实”的生活，只有被“写实”的“生活”才能归入“经验”。——按照这个逻辑，“生活”的确永远比小说更有想像力，小说永远不能战胜电视或者新闻，永远不能比电视或新闻提供更多的经验上的新奇差异。你甚至可以断言，小说是无意义的，小说将会死亡。
由此，你就可以理解小说家和批评家们的无力感。同样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书写个人的床上经历可以抢尽文学的风头，这是文学自身逻辑的结果：还有什么比实实在在的个人经历更“写实”、更“经验”、更“生活”？90年代以来的文学思维对“生活”、“经验”、“写实”这些词语不经反思的崇拜正使文学的基本价值面临危机。
是的，让我们承认，小说家讲故事永远讲不过记者，我们还得承认，“写实”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有其内在限度，它很可能过滤和排除人类意识中某些至关重要的成分，它也许会成为对生活的驯化，成为包装在生活表面的亮闪闪的薄膜。
承认这些之后，我们才能结束相对嗟叹、自哀自怜，真正想想文学能干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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