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卡夫卡：道路是用来绊人的（石勇原创）

千里夫 · 发表于 2003-6-5 22:16:00

梦、卡夫卡：道路是用来绊人的　　　　　　　　　　　　　　　　1 　　“约瑟夫.K做了一个梦”。　　这个“约瑟夫.K”便是企图进入“城堡”的那个K。他一直在那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城堡外徘徊。我们每个人都想进入“城堡”，然而，它的存在离不开我们的想像。或者说，无论它如何体现它的存在状态，它的存在本身却是我们心灵的产物。于是必须依靠我们的心灵才能寻找到通往城堡的路径。然而抽空了工具性的属性的心灵有实践的功能吗？逻辑先在地就被演绎了：路有无数条，可没有一条能带领K到达城堡。所有的路都像一个迷宫。它是一个圆，最终我们走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于是不难想像：连K这个精通地形的土地测量员都迷路了。迷路无疑首先是从人类迷失身开始。那些无处不在的不信任、虚伪、骄傲、自负，那些残酷、权力、等级，等等等等，构筑成了一个“无物之阵”，人湮灭于这个“无物之阵”之中。让我们措手不及的是：我们的救命稻草与毒草无异。那座在宗教传说的浓烟中若隐若现的“巴别塔”只能依靠理性才能构成它存在的严厉前提，但恰恰是理性将它摧毁。“变乱”先在地就被注定了：人从自然之家的出走，他切断与自然联系之根的举动已使他与自己和他人的分裂陷于一种本体论结构上的悲剧之中。城堡虚有其表，颓败是它的宿命。这样，荒诞吞没了K，吞没了一切。而荒诞，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展现这个世界的真实罢了。　　K为什么想进入城堡？工作和好奇吗？我们所置身的现实造成了一种存在的“粘滞”状态，它阴沉、压抑、灰暗，生命的活力在无流动之中如烟散去。天宇虽然仍高悬于深邃与澄明之中，然而脚下的大地却在抖动，像沙子一样松软。消失或逃遁？宿命性的选择。在这种死水横流的存在状态中，我们的存在意义如何确证？因此K“对着他头上那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凝视了好一会儿”后，朝城堡走来了。然而这个城堡只能远远地观望，它就像是天边的一朵白云。它无比的美丽，让我们心旷神怡。然而我们无法接近它，接近它我们将犯下致命的错误。因此遭受“审判”构成了K走向“城堡”的逻辑延伸。这种“审判”就像一个躲在暗处的猎人对准猎物扣动板机的猎获程序。不过它是不需要理由的。或者说，构成它的理由的东西的理由便是没有理由的东西。因此一个巨大的悬浮于人类社会的悖谬便不可思议地出现：悲剧常常得以在无序、混乱之中萌发并体现出来，一切都显得莫名其妙，凶险异常，不可预知，难以把握；然而它却处处遵循其内在逻辑而自律地演进。“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他无缘无故地被捕了”。那么我们不得不问：诬陷他的是谁？答案是没有对象和实体，或者说诬陷者本质上便是社会与人的对立。真正的罪魁祸首在秩序对非秩序力量的绞杀的指令之中，它采取了匿名的形式。庞大的社会控制力量异化为一个抽象的存在，它不被看见，却弥漫了整个社会生活。一双眼睛在暗处紧紧地盯着每个人。这是一双“权力的眼睛”。这张巨大而又无形的权力网络轻而易举地捕捉住了每个个体。因此，K被捕便是一种必然性。一种宿命。从此一切抗争都无效，因为抗争的对象并不是一个实体。因此，这样的图景太正常了：一把匕首深深地插进K的心脏，并转了两转。　　真正惊心动魄的不在于“匕首深深地插进心脏”，而在于一个人将匕首插进另一个人的心脏后，并且还“转了两转”。这个动作是“插”的登峰造极。“插”能够达到这种境界，便无往而不胜。如果说“插”只是想消灭肉体，肉体作为精神的物质载体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然而这种价值只是一种工具性，那么，消灭肉体，只是“插”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在“精神”面前，插的施动者找到的只是一种强力的优势，这种强力不构成任何心理优势。只有心理上有优势了才能真正收获胜利感。而在“匕首深深地插进心脏”后“转了两转”便意味着一种戏谑，一种轻蔑。在得意的狞笑中，被“插”者圆睁双目，在这个创意中彻底暴露出想像力的呆滞。这样，在插的强力优势与“转”所营造出来的被“插”者的精神世界的局限中，“消灭”由肉体出发朝精神疾迅推进。只需要一瞬间，即K被一把匕首插进心脏后并转动了两转而显出惊愕的那一瞬间，执行“插”的任务的那个人主观上的心理优势便迅速获得客观的印证。这样“像一条死狗！”的得意便不再是虚幻的。目的达到了：“他死了，但这种耻辱将留存人间”。　　无数个人共同抽象成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便是“K”。这个“K”曾经当过 “乡村医生”，在一个风雪之夜去诊治病人。然而他的“职业”本身就为被侮辱和嘲弄埋下了伏笔。人们真的需要医生吗？在一个病被称为正常而正常恰恰被称为有病的时代里，甚至仅仅是在一个病与非病尚无法获得公认的标准的时代里，医生的存在本身到底有何意义？他是为“被追杀”而存在的还是为“拯救”而存在的？无论如何，治疗的前提已作出了“有病”的事实判断，这个事实判断与人的心理弱势的价值判断的联姻演化为一种对人的存在质量的某种评判，这对一个人来说是灾难还是福音？要是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病的话，将产什么后果？因此，“乡村医生”的感受只能是：“受骗了！”。正如抽象的符号具有了与此本质相对应的丰富的属性一样，K也可以是一个“农村男人”。这个男人同样注定将永远只能是徘徊在“法的门前”。不可思议的问题在于：“法的门”是开的，它向“农村男人”开放，但在一种特定的威胁在他心理上生效后便造成了一种永久的存在。此时即使威胁已撤除也已在实际上造成了它一直渴望造成的效应――在农村男人身上，威胁已内化为他自身对自身的威胁了。此时的法的门到底是通往天堂还是通往地狱便是一种“悬疑”。它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人类自己对自己的威胁使理性、知觉又一次沦为笑柄。当这个农村男人已快要死时他终于获知自己可以进去。然而这时为时已晚。永远向他敞开着的门实际上是永远朝他关闭的。　　冷静、不动声色，一双眼睛在不可见的地方无动于衷地注视着荒诞性的一切。再没有比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的遭遇更为令人吃惊的了。这个K的化身某天晚上打开自己房间的门时，发现两个小球在地板上一上一下地跳：“一个挨地，另一个就抬起，它们不停地做着自己的游戏”。小球能自己神秘地来到布鲁姆费尔德的房间吗？它能自动地跳跃，难道有一种魔力在支配？这些问题都不重要，甚至毫无意义。关健的是，小球的存在和它们对布鲁姆费尔德的追逐是真实的：它们不过是不可见的社会控制力量通过一种巧妙的方式加以显形罢了。这样的追逐深入了个人的私人空间，它通过跟踪、骚扰而控制了个人。而在无休止的跟踪和骚扰中，操纵也内化了。他变成了个人的自我操纵。因此布鲁姆费尔德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球的追逐。他要变成甲虫吗，就像那个格里高尔.萨姆沙？悲剧无法幸免。他甚至躲在地洞里，警惕地注视着外面的一切？然而即使以地洞来保护自己也终归是徒劳的：在打洞时，那个无处不在的“他者”仍能听到打洞的声音。那么也强迫自己变成一个匿名者？然而这个匿名者却无时不刻地被引向 “流放地”。在这个“流放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充分暴露出理性与理想不可靠：抽空了人的属性，人将变得无法想像。被流放的人不会在流放之中找回一点希望，而只能面对死亡。　　一切都像是一场梦。正如叔本华所说的，人生就是一个梦。然而这个世界恰恰是残杀梦的元凶。那么人还能逃到哪里去呢？仍然是梦吗？然而不管怎样，K终于还是走进了梦中：“那天天气很好，K想去散散步。可当他刚刚迈出两步，就已经到了墓地。”事实正是如此，墓地往往与“天气很好”有紧密的联系，阴森恐怖就包缊在睛空万里之中。或者说，任何一种恐怖都是以明媚的形式来打头的，它是一种装饰，这种装饰构成了恐怖的支撑点。从此恐怖的自然演绎，或公开撕破脸皮亮相出来便再也不令人感到奇怪的了。然而悲剧性恰恰就体现在这样的情境之中：“偶尔他又看不见那座坟丘了。因为有一些旗帜挡住了他。那些旗帜舞动着，互相用力地撞击着，虽然看不见旗手，但那里似乎还充满了欢呼声”。正是“旗帜”挡住了人类的目光，以致他什么也看不见。这样的旗帜太多了，上面写着替天行道也好，民主自由也好，民族解放也好，都可能是一个虚饰的道具。至于这道具后面是什么，是没人细究的，因为“那里似乎还充满了欢呼声”。在伟大的“旗手”面前，歇斯底里的“欢呼声”所造成的效果远远胜于冷静的观察和反思。“旗帜”借助于“欢呼声”义正辞严地确立了自己的至尊地位。那么，人，便俯首称臣吧。旗帜已构成了价值评判的标准，以致人的价值只有透过它对于旗帜的意义才能显示出来，那么人还有什么不可以剥夺的呢？　　“艺术家拿着他的笔开始在墓碑上写字……当他写完这几个字后，回头看了看K，而K正焦急地等着看碑文下面的内容。他根本没有注意那男人，只是盯着墓碑”。K只是一个旁观者吗？悲剧出现了：焦急地等待着看“下面的内容”的他，由于人与人之间在某种事情上的逻辑的一致性，由于符号的可代替作用，谁也无法保证那刻在墓碑上的字不是自己，或轮到自己。人性的断裂、人与人之间的隔离造成了一种陌生甚至敌对的疏离效应，而由于符号的共性则又将彼此的命运维系在一个共通的逻辑系统之中，从每一个人的命运中都可以折射出类的命运的影子，那么，这样的悖谬便为K预先安排了葬身之地。“艺术家用十指挖着泥土，泥土似乎很顺从”。泥土当然顺从，“埋葬”一个人时，人类采用的形式仍然是艺术性的。在艺术的美的光环下，“善”已隐身幕后。它已被重新编码，而指令则体现为成体系的意识形态。因此，“一切就像是准备好了似的，一层薄薄的泥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坟墓早就已挖好，它的恐怖必须借助于“做做样子”来遮蔽，这“样子”便是“艺术”：那些漂亮的旗帜，以及那些欢呼声。然而所有的一切都指向这个最终的目的：“K感到有一股轻柔的气流从背后推动着他，随即便坠入墓穴中”。　　这当然是一个梦。然而这些没有逻辑、无序的信息碎片虽与“清醒”时的逻辑性强的信息构成一种认知与感觉的断层关系，然而谁能判定它不是另一个世界通过适合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模式的一种显现呢？世界的内容是什么是一回事，而我们通过认知模式、理解模式、感觉模式所“看见”的是什么则又是一回事。而我们只能“看见”这个社会所允许我们看见的，因为我们赖以“看”的工具已被这个社会进行了编码。因此，一定打落了某些可能是更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无法通过对它们构成了遮蔽的“工具”而被“看见”。于是，我们便借助于“做梦”，通过分析那些乔装打扮的梦境而窥见了真实。K是死定了，不论是被审判，也无论是被人把匕首插入心脏转了两转还是不转，也不管他“被无底深渊吞噬的那一瞬”直不直后脑勺，他的名字都会马上被“带着显赫的装饰被刻在石碑上”。　　这就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原因。荒诞、异化、隔离、操纵、压迫，超人的异化实体和力量的存在取消了生与死之间的明确的分水岭。于是这个K（KAFKA）――卡夫卡――终于言明：“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与其说它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