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人之亲情形态，可知性格之大半。
在我的阅历中还没有读过专门论述陶渊明亲情的文章，大部分论者以一句“安贫乐道，崇尚自然”遮蔽了陶渊明更生活化更细节的部分。想起写这个东西，是那首平易冲淡的《责子》诗引发的。其诗原文如下：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固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这首诗写得非常平易浅白，即使稍识文字的幼童也能读出个大概意思来，但对于统摄全诗的最后一句“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的深意怕是未必可以参得。
“我已经老了，纵然猛志固常在也毕了。哈，幸有儿子五个，不幸的是都不爱学习。16岁的阿舒懒得要死，15岁的阿宣连书也不摸一下，13岁的阿雍阿端呀，双手画不出个八字，更别提知道六加七等于多少了，我九岁的阿通呀，就知道吃！哎！天意如此，喝酒吧！喝酒吧！”说到冲淡，这首诗也够冲淡的，不着一典，不言一激愤语，不夹一晦涩词，大白话几句，成就了一篇陶渊明式的佳构。或者为了让不好文墨的儿子们日后容易读懂领会也未可知。似乎也很想得开，但我感觉真实的陶渊明是把颓丧掩藏在平淡之下，表面上波澜不惊，内里则很悲苦。其实，说自己老了，据考证，写《责子》诗时，陶渊明才45岁，约公元409年。虽过“不惑”仍在惑，未至“知命”已知命。这一年，陶渊明对社会、仕途、功名上的折腾早已告结束，转入完全的隐居生活。
而要体会此时的心情，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陶渊明从小在柴桑的农村里长大，他常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当然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２９岁曾任江州祭酒（公元393年），34岁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公元398年），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下游的军政大权，图谋篡晋。对此陶渊明自然感到龌龊，意欲归隐，后隆安五年（401年）冬天，老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元兴二年（４０３）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４０４）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39岁的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但究竟怎么个有所作为，心里又十分模糊。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４０５），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即40岁时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归隐的原因就是那个著名的“五斗米”的故事。在隆安五年（４０１）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很明确地道出了陶渊明在仕与隐，谋生与适性之间的复杂心情和矛盾心理。
这首《责子》诗，表现的不象是冲淡和真正的达观，而是无奈和叹息。是希望落空，是恨铁不成钢。身处乱世，自己的功名和功业是无望了，心情可想而知。“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加之下一代再没有出息了，不仅终晓不能静，怕是整夜睡不着觉了。故诗篇才叫“责子”。虽然责备，但从9岁到16岁的五个孩子，哪一个又舍得太责备呢，于是，闷声不语，倒来倒去，只好折腾手里的这杯老酒了。酒是什么？火的液体形态。兀自焚烧着灰暗的心绪。
但陶渊明对儿子曾经是寄以厚望的。寄托厚望且豪迈昂扬的表述全在那首《命子》诗里最可窥见端倪了。时年为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陶渊明任江州祭酒，29岁。这一年，长子俨出生了。从这个年龄看，也算是晚婚晚育了，如今有职有薪，有妻有子，青年才俊的陶渊明，自然踌躇满志。于是写出豪迈风流的《命子》诗。从“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起笔，把陶氏家族自尧舜禹夏商周秦汉魏晋时期的历届凡是可以沾得上边的可以光宗耀祖的人物事件，全滔滔不绝地拉了出来，蔚然俨然陶氏人物志。其中说：“浑浑长源，蔚蔚洪柯。群川载导，众条载罗。时有语默，运因隆窊。在我中晋，业融长沙。”这里的“长沙”指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陶侃曾经镇守武昌，都督荆、湘、江等州的军事，平定叛乱，号称征南大将军，自然威武而德勋高隆，但能够临宠不迷惑，功成辞归。面对才呱呱坠地的长子陶俨，陶渊明一边豪迈述祖，一边又摘录警世通言，劝戒儿子。接着说到，祖父陶茂正直严明，位居二台，也能谨慎始终。仁慈的先父，恬淡无为，不以做官为意。所谓“寄迹风云，冥兹愠喜”。说到自己，陶渊明长叹一声，我生性寡陋，仰止祖先，惭愧白发染鬓，一事无成，（黄土按：其实，陶渊明才29岁，发白发吟，有点矫情！！）罪有三千，无后为最。正想到这里，忽然听见了婴儿脆亮的啼哭声！！好啊，你小子来得正是时候！陶渊明给儿子取名“俨”，又字“求思”，要他上追孔门，一生恭敬庄重似处思考状（当然，这里的“思”实指子思先生，孔子的孙子）。可见陶渊明身上很重的儒家淑世思想。接着，陶渊明又说“患癞病的人生下儿子，急忙端出火烛移灯照看，心中忐忑，生怕儿子像了自己。我的心情大抵如此。时光匆匆，当勤勉不怠，孩子！祸降不应请，福请未必来。我早起晚睡就是为了你成才，你若不才，老子也没有办法啊！！”
这首《命子》诗和那首《责子》诗写作相距16年。
16年里世情有几多的变迁啊。仕途的沉浮几乎消解了“猛志逸四海”的抱负，彭泽县令一别，是一个重大转折，生计再窘迫，也不再出仕，决定“开荒南野际，受拙归田园”，也终于认清了自己的本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风尘中，一去三十年。”如今自然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田园居》其一），期间，陶渊明一口气又生了4个孩子，因元配死，继娶翟氏。小儿“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的阿通就是后老婆所生。有了这一茬事端，陶渊明自然心里不踏实。大约在公元414年以后，陶渊明又写了《与子俨等书》，是年，陶渊明已经年过50岁了。
开篇为：
“告俨、俟、份、佚、佟：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贤圣，谁能独免？”并以“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立论劝戒，其情殷殷可鉴。统览全篇，有两个问题困扰着他牵动着他的情怀：一曰贫穷，二曰兄弟不和。似乎陶渊明一生都没有完全逃脱贫困的压迫，老来更是贫病交加，伺酒谴日。所恨自己没有给奠定家业，不合时宜，辞官在家“使汝等幼而饥寒”，原拟“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可如今老病之身加之营养不良，药石勉强维持几日，怕是我的时日不多了。“但恨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深念在心，有口难言！我曾经感动于儒仲的妻子说的话：“安贫自守，即使盖着破旧的被子，有何愧对于儿女的呢？”但我则不同。“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据考证，陶渊明娶的这个翟氏不怎么贤惠（虽然也可以理解），对这个糟老头子米弄不回来几升，动辄写几首不顶用的破诗，自己又得抚养前妇的四个孩子，怨恨不少。翟氏为何给陶渊明续弦，不得而知，但绝不会是为了诗名。一则，妇人未必通文墨；二则，从那个时代和陶的地位看，谁把他当诗人看待呢？ “陶渊明在当时只以隐士著称，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这是因为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萧统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世界的声誉。”（引自国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陶渊明卷）
再说，家中因有续弦事件，必多另一层的担忧。于是陶渊明郑重地嘱咐道：“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
至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陶渊明的淡泊和旷达不是生就的，是人生历练后的他为和自为的结果。“他赞扬孔子，但又有点将孔子道家化的倾向。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７０篇用了《老》、《庄》的典故，共７７处之多；魏晋玄学对他也有影响。但人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这正是陶渊明的伟大之处。从一份份诫子书（命子、责子、与俨等书）里看原拟挤身仕途，光宗耀祖至少寄希望于后代，可面对五男儿的不问纸笔文墨只有深长叹息，而贫病逼迫的晚年，但愿儿女团结和谐莫要兄弟阋墙也就罢了。造化在天矣！
到了《拟挽歌辞》其三：“荒草何莽莽，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此时的陶渊明是勘破生死之人了。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功业、诗歌、子嗣、人世皆随风而去。
公元427年，陶渊明因病去世，享年62岁。
2004/05/19草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