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知青生活的开始
经过好几天的路中奔波，终于在3月28日到达下乡的终点站——一个满地都是白雪的北国农村。
这就是我们插队落户的地方吗？内蒙古不都是大草原吗？我们带着疑问坐着四驾大马车上来到了一个到处都是土房，连窗户都小得可怜而且没有玻璃只有贴着白纸或破旧报纸的小山村。
一个头顶已没有几根头发的老年人接待了我们，介绍了我们插队落户的生产大队的情况后，就让我们吃起了忆苦思甜饭——一团黑不溜啾的也不知用什么做成的饭团。我们只是生硬地痛苦地吃着。可是看到那些欢迎我们的贫下中农们都吃得挺香，所以我们也是装模作样地吃着。终于吃完了。这是有人说话了：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我们贫上中农在旧社会也吃不上的掺着麦糠的窝窝头。
后来我们50多名上海知青被分到了七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七八人不等。我们这个生产队有八名知青。五男三女。五男分别是老肖（也就是本人）、老楼、大孙、小李和小王。三女分别是小黄、小宋与小戴。这些称呼都是社员们后来根据我们各人的年龄和姓氏起的。
我们被分散到各个农户去居住。从小习惯睡床的我们现在睡上了大土炕，从小吃惯了大米饭的我们现在吃上了五谷杂粮。这些都是小事。人的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人是有很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的。
可是要真的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就不那么容易了。
原先满腔热情地欢迎过我们的社员们在劳动中可是丝毫也不痛爱我们了。不管什么活，都要我们与他们一样同工同酬的。
每天吃的是小米和莜面做的食物，干的是重体力劳动。可把我们这些从小就什么也不干的我们折腾得够呛。
我们男的还算好的，正值年轻力壮的时候。只要舍得花力气，就是苦点累点也没有什么的。可怜我们的那些女知青了，干活没有劲，也出不了多大的力。等晚上评工分的时候，社员们只同意给他们记6分，我们男的可以记到8到10分的。那就在于看干的什么农活而定的。
有一天，我们知青与社员们一走参加修大渠的重体力活。一天下来，我们都筋疲力尽了。回家还得自己烧火做饭。吃完饭还得参加生产队每天照例举行的学习。学习完了，开始记工分了。我们男知青与社员们都能记上10分。可是队长和会计只给女知青记了5分，说她们在干活时出工不出力。平时我们都忍了。这一回我们知青都不让了，一致向队长提出了抗议。要求队长了给女知青记满分。可是我们的抗议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生活的艰辛和干活的劳累很快使我本来就弱小的身躯受不了了。我病了，得了胃肠炎，只能在家休息了。在劳动时不觉得想家的我，在病中可真的想家了。我躺在冰冷的炕上，睡在厚厚的被褥里，我掉下了下乡以后的第一滴眼泪。我就在被褥里默默地却是使劲地哭着。没有人能听到我的哭声，一直哭到我的眼泪不再流了，也没有人看望我这生病的知青。
可是突然有人推门进来，手里还捧着一碗热腾腾的白面条，上面还有两只白花花的荷包蛋。原来是邻居孙大姐看我病了，专门给我做的病号饭。要知道，那时社员们每人每年才分得几十斤的麦子（磨成白面后才有四五十斤），而鸡蛋更是社员换取零花钱的唯一之道呀。我吃着这碗饱含人情的面条，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孙大姐看我哭了，以为我病得不轻，赶忙用手摸摸我的前额，说：“你的病很厉害吗？”我摇摇头没作声。“那是不是想家了？”孙大姐又问。我又摇摇头。眼里的眼泪比先前更多了。孙大姐见我不说话，就在一旁看我吃着也不作声了。可以这样说，这是我一生中吃到的最香最甜最难忘的一顿饭了。
现在孙大姐真的成了我的大姐了。因为她的四妹就是我的媳妇了。今年过年，我把媳妇的娘家兄弟姐妹都用专车接到家，专门请了大家一场。我想只有这时候才能让他们兄弟姐妹欢聚一堂的。在宴席上，我给大姐说了永远使我难忘的这件事。她只是笑笑，说了一句：“那算什么呀？”我也不好再多说了，只能举起酒杯祝我的大姐身体永远健康了。
写于2004年5月25日星期二晚
（未完待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5-30 17:15:37编辑过]
| 
[/align]
[align=center][size=2][color=#EE1196f][b]
淡淡月光照离愁[/b][/color][/size][/al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