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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记述，1915年，陈独秀为苏曼殊的小说《绎纱记》作序。叹曰：死与爱是“人生最难解决之问题”，佛教之“十二因缘”说“不可说其究竟”，而耶稣之解释比佛教“妥帖而易施”。读者梁漱溟写了一封信抗议此序“讥难佛理”，激烈批驳陈独秀的观点。陈此时是全国大名鼎鼎的革命家和文化灵秀，而粱不过是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寂寂无名的司法部秘书。几年以后，粱又以一篇论佛理的文章，毛遂自荐于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得破格聘为教授，在北大讲“印度哲学”，不久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名。
??以上是余杰关于粱陈相交的记述。在梁漱溟自传里也有以下记述：
??1913年退出《民国报》，在革命理想与现实冲突下，自己原有的出世思想抬头，于是居家潜心研究佛典，由醉心社会主义而转为出世。在此种思想下，1916年我写成并发表了《究元决疑论》，文中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随后我以此文当面求教于蔡元培先生，遂为先生引入北大任教。
??1917年起我在北大哲学系，先后讲授“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等课。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潮高涨，气氛对我讲东方古学术的人无形中有压力。在此中情形下，我开始了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后来即产生了根据讲演记录整理而成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书中我提出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可分为三大路向的见解，同时在人生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人生，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些见解反映自家身上，便是放弃出家之念，并于此书出版之1921年结婚。
??由此看出，余杰所记梁漱溟因陈独秀引荐入北大之事，应为误传。余杰之误，说来也是其来有因的。此事粱漱溟在生之年就有各种传闻，他在自传中说“不由联想到近年有关我入北大的一些失实的传闻。1942年在《纪念蔡先生逝世两周年》一文里我即有所申述，四十多年后又再度传播开来，且更加离奇，广泛；大小报刊且不说，虽《北京大学学报》亦不能免”。这段事，粱先生在几种著作里有多次叙及，只是人们不愿意去查证当事人的说法，而更乐于采用平常流行的传闻，连好读书的余杰，还有权威机构的北大学报也不能免。
??当然余杰重述这段旧事，却是另有所图，他提到了“北大精神”。这个已经失去了往日辉煌的学校，如果真的有什么精神，那也只是过去了，也只是得力于蔡元培先生苦心建设，和一时的时局造就。光看蔡元培力邀梁漱溟这么一个仅有中学毕业年刚20的青年去北大任教，就可以想见他的胸襟和气魄。蔡元培在跟梁漱溟的谈话中说到“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有哲学系为重点”，这是伟大的远见卓识，当时的北大文科，有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陶孟和，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也有梁漱溟等讲述孔孟程朱老庄之学的讲师，光是佛教的，就有讲佛家小乘“俱舍论”的张尔田，有张克诚讲相宗的“观所缘缘论”，邓高镜讲性宗“百论”。一边是陈独秀胡适之等办《新青年》杂志猛烈抨击孔孟旧学，一边却不断邀人讲儒佛等学，这就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和实干。当时的学生追求学问真理的气氛同样的浓厚，成立种种社团活动，曾有“反宗教大同盟”，组织演讲会，邀请对宗教持各种不同见解的人发表意见，梁漱溟受邀，从早上八点竟然一直讲到日落西山，而听讲者众多，同样的从早上听到晚上。这正是旧北大的精神，老师学生之间，可以彼此问难，质疑，并不曾有一丝的私心，这种风尚，让晚生几十年的我们，徒然只有神往而不可复见了。
??回想自己的大学生涯，也曾闭上眼睛邀想过黑格尔和叔本华在柏林大学讲课的情景，而当我去听学校供学生选修的《西方哲学》课时，台上哪个不起眼的老师在拿着课本为我们朗读，台下的学生们都在忙着做别科的作业。好象完全互不相干的一群人凑在了一起，因了某种的缘分，老师要工资吃饭，学生需要学分成就学位。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所以余杰要感叹“北大，不再是教师和学生的北大；不再是知识的北大，不再是人文的北大；北大，变成了权力的北大，资历的北大，生物学和计算机的北大”。北大“离北大精神已经很远了”。文科已经没落，大学，离教育的精神，也已经很远很远了。知识已经变成了原始人手中的长矛和石块，不再是苏东坡，李白的诗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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