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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热！
九月里最热的一个夜晚，这种热令我想起某个金光闪闪的沙滩之上躺着的一只裹了九层“南极人”内衣的海豚。何以想起海豚我不清楚，估计其照片在某本书或报刊的封面上见过。可话说回来，这世界真有穿“南极人”内衣的海豚不成？我实在没有信心。不过，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也罢无也罢，估计都不算什么稀罕事。
《笑傲江湖》最后一集播完，我才意识到热的事实。荧屏上携手联欢的李亚鹏与许晴退场之后，我关掉电视机、拉合窗帘、打开落地扇、衬衣短裤一齐脱掉，只剩下内裤躺在床上。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半，楼下传来夏夜乘凉之人低沉的闲言废语。我摊开双手叉开双腿，尽最大努力增加身体与空气的接触面积。盯视电视荧屏的时间里，我开始浮想联翩。我想到自己正在参加沙漠式马拉松竞赛，烈日当空，放眼是起伏不迭、广袤的沙丘。随身携带的惟有一只三厘米水深的矿泉水瓶。半路上飞沙走石，先前耀眼的大地被黑云片片遮掩，狂风操着吼声卷走脚底的沙石，同时将我整个儿卷入半空。眼前昏天黑地，无一寸肌肤不忍受高温沙石磨擦的痛楚。衣服早已片甲不留，口中干不可耐。
“那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哩？”
出声自问的当儿电话响了。铃声响过八次自动断掉。
“最好别胡思乱想，”我发出警告，“那种情况决计必死无疑！”
五分钟后铃声再次袭来，没等响过三遍我抓起听筒。
“喂，您好！”我文质彬彬地开口。
等了一分钟，陌生女音的对方“咳咳”两声。之后是长久的沉默。沉默得滴水不漏，我可以钻进听筒偷突窥对方用手心把话筒轻轻堵住。
我闭目合眼，静候沉默的延续。
“喂，如果不再吭声的话，电话可就挂了。”等了一分十二秒，我终于沉不住气。
“你好，慕容水吗？”女子一字一顿地开口。轻言细语，美的音符，但不认识。
“是。”我一本正经地回答。
又是沉默。故伎重演，女子的手心再次叩了上去。我依样画瓢，试着用下巴堵住话口，演示了三遍，根本没有新奇发现。
“嗯——，没，没什么事。对不起。”良久，女子支支吾吾抛来一句。来不及问个究竟，电话已经挂断。
电话挂后我依旧保持原有姿势手握听筒，直至余音消尽。得得，活见鬼！
十二点十分，我把门开启三十厘米小缝，探出脑袋左右望了望，确认走廊无人后赤身爬去四楼洗澡。这是今天的第三个澡。洗罢澡坐在床头抽“白沙”，抽完两支，之后关灯，一丝不挂睡下。我很快沉入睡眠。床头风扇伫立，习习声中睡意富有节奏地径直下蹿。瞧其势头似乎要把我彻底摧毁在睡意的底壑：蹦蹦、蹦蹦——阒无声息却又真切可闻。响了一百二十八次。我双目微合，一面数着次数一面坠入意识的边陲。
我很快沉入睡眠。
然而它又在梦中的某个时刻响起。渐次猛烈，且无规律可循：咚咚，咚，咚咚。根据音质判断又不是它。响了许久。
我突然意识到这并非来自梦境的震颤，而是外面真真切切的敲门声。有人在不厌其烦地拍打我的房门，对此我把握十足。听那紧迫的节奏，想必有十万火急之事找到头上。当务之急，我得起身开门。可没穿内裤，内裤搁在床头椅上。
右手伸直，上移，三十五厘米处捏。
先把内裤套上，在此之前打开眼睛，拧亮日光灯开关。
然而我根本睁不开眼。思考的时间里，外面有人直呼我的名子。相当大声。气急败坏的旋律也曾听过。可一时竟想不起它到底是谁。再听一次才断定是王静。王静半夜三更找我做什么呢？
好歹睁眼醒来，却不知过了多久。反正开门时门口根本不见人影。看看时间一点过五分。窗外不知何时已下起了瓢泼大雨。密雨声中我开始怀疑是否真的有人敲过门，叫过我的名子。莫非是我的错觉不成？
我坐回床头，长长叹了口气。又抽了根“白沙”。夏日子夜之后，除了雨声什么也听不见。
*
翌日党政从北海旅游回来。时值下午五点，我刚掠完衣服、床罩、与枕巾，拔通王静手机，手机那头传来关机提示语，无奈之余，我计划着去楼下餐馆吃清蒸排骨还是兔肉火锅。怎么说也是拿方便面对付了将近一周，总得换换口味才是。这当儿党政进门了。
“怎么，看样子要出去？”党政问。
“是啊。”我退进房间，微微一笑，问：“旅行愉快？”
他把大号帆布袋摆在两床中间，扯开拉链抽出老大一支香蕉塞在我手里——起码有六两。随即坐在床上，略有所思地说：“够累，够饿。一起出去吃饭可好？”
“正中下怀。”
我们俩每人握着一支塑料玩具式的香蕉，边走边吃。如此硕大的香蕉在我还是头遭碰见。味道也不赖，香甜呷口。想必是海南特有的大号货。我如此一说，党政不屑地笑了笑。
“到了天涯海角？”我问。
“到了。”他轻描淡写地回答。如此而已，没有后话。党政的眼神告诉我，他相当疲倦，连说话的气力也使不上来。或者根本不想说话。也罢，我不再多嘴。两人径直朝子弟学校旁边的餐馆走去。党政点了兔肉火锅，见他点了兔肉火锅我就要了清蒸排骨。菜刚上桌党政就默默地倒满杯子，喝起酒来。我添了一碗米饭后才开始喝酒。我们并没碰杯，只管喝酒吃菜，如此一来二去，直到暮色降临，四下暗淡。这中间谁也没有开口说话，谁也没有打破沉寂似的假咳一声。时值晚餐的最佳时分，餐馆的大厅里挤满了顾客。有人喝白酒，有人在接打手机。服务员慌慌张张地忙个不停。我突然感到一种不祥的预兆。觉得往下将可能发生一起始料未及的慌乱。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人们兀自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谁也没有正经瞧我们一眼。
“对不起。”党政开口了。
我“呃”了一声。条件反射地看看手腕上的电子表：八点差三分。
“心情不是很愉快。”他接着道。脸上浮起致歉式的笑意。
“知道，这码事。”我笑着说。
“谢谢。”党政举起酒杯，碰杯后两人一饮而进。一杯啤酒下肚，党政轻轻摇了摇头。“喝多了。”他说，接着看着我的眼睛。足足看了四十秒。但仔细看来，视点又不是我的眼睛，那眼球的定点落在别处，可能是餐厅的墙壁，抑或更远的地方。一旦与我的目光真正相碰，他便歪起嘴角一笑了之。他似乎满腹心思想找个人一吐为快，这点无可置疑，却欲言又止。可能难以启齿，或者在根本上我不是说的对象。我掏出一支白沙点燃，把烟盒递给他。他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把烟盒放在桌缘。抽罢一支烟，党政伏在桌上许久未动。我担心他酒精过量就此睡了过去。但没睡，他的肩膀不时发出痉挛式的微弱颤抖。我端端正正地坐在对面，双手平直搭在膝盖上，屏息敛气地看着此情此景。说老实话，我有点担心，但又不知所措。无论党政身上发生什么，我都爱莫能助。相对而言，在已经走过的人生当中，无论翻开哪个页码加以应证，他都比我出色得多灵巧得多。这点无须谁说都知道。
然而这天夜里党政哭了。在我的印象里，这是最为马拉松式的男人哭法。
这么着，喝酒喝到九点，我们像两只带病的企鹅踉踉跄跄踱回公寓。党政没说什么就上床睡了。我一如往常去四楼洗澡，洗完澡回来时房间的灯光已经熄灭。浓郁的黑暗里发出微若游丝的吞泣声。我不开灯摸回床头，靠墙躺下，一颗接一颗拈起帆布袋里党政从海南带回来的荔枝，剥开皮，投进嘴里，一面不出声地把核吐入烟灰缸中，一面茫然注视前面墙壁往上三分之二的位置。我很想揭开薄毯，把埋头抽噎的党政一把提起来，揪住他的衣领告诉他：“你是男人，你不该哭。无论如何把嘴巴闭上。”但是我没有那个勇气，感觉上是没有资格。毕竟曾经的我自己也哭过不下十次。退一步讲，在心灵的底层，党政真的把自己看作男人吗？我也想换种方式说几话体贴入微的安慰话，但是不顶用，这我知道。所以到头来什么也没干，只是默默地吃荔枝。哭从九时三十五分开始，断断续续持续到次日凌晨一点五十。在哭声没有完全止歇之前，我一直没有睡觉。
*
次日周一，早上醒来不见党政。两床中间的床头柜上留有字条，说此时凌晨五点半，因睡不着去公司了。“昨晚实在抱歉。”党政写道，“请别告诉春春。另外，作为朋友请不要胡乱猜测。”收尾勾了一幅嬉皮笑脸的素写像。我拿在手里读了两遍，折成方形用烟灰缸盖住。问题看来似乎并不严重。我舒了口气，匆匆拾掇好房间，上班去了。
*
连日来我每天给王静打电话。中午打，晚上打。好几次没打通，也打通过几次。但是，只要我道出一声“喂”，或是别的问候语，电话就熄了火似的自动断掉。每次都这样，俨然某个设置好了的终断程序守在那里。我开始闷闷不乐，根本不知道王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星期四的中午，我利用午休时间的最后一刻钟去财务室一探究竟。里面值班的，是个又白又胖的女职员，她告诉我王静刚好不在。
“去五分厂了呢，解决工资条数握方面的差错问题。”她说。
“星期一开始上班的？”我问。
“喏。”胖女人点了点头，“星期一开始上班的。不过，之前一周并没上班，去成都出过差。”
我说知道，道声谢走了。
下午五点下班后，我马不停蹄赶往办公大楼，守在一楼的大厅里等王静。五点半时王静下楼了，我向她招呼一声。她佯装没有听见，头也不回地走了。跟她一起的是两个不认识的年纪稍大的女孩。三人边走边聊，我拉开十米距离跟在后面。我的存在根本没人注意。走到公司大门，两个女孩跨上公司专用公车，王静拦了一辆计程车，各自往不同方向驶去。计程车走后，我望着路面望了一分钟，无可奈何地返回公寓。
*
第二天来了一场四人约会。对象是我，党政，另有党政的两名朋友，男的，且是一对不折不扣的情侣。两人都是党政高中时代一直交往下来、最为要好的同性恋朋友。一个在东方广场旁边经营花店，一个在五星街做服装生意。
“蛮幸福的一对。见了可别不好意思。”党政说。
何以叫上我而不叫锐锐，或者叫上春春也行。总之不得其解。党政偏偏挑上了我。这么着，下班时间未到，他就来车间找我了。一下班，他就半强迫性地把我拉上计程车。本想再次跑到办公楼下面等王静，无论如何得把事情说清楚才行。眼下却只能作罢。我们在东方广场与两人碰头，一齐步行去光大街。晃晃荡荡了一个多钟头，走进一家他们说是“同志者”开的餐馆。餐馆不大，属于小本经营的典型。虽是晚餐时分，就餐的顾客除去我们四个却没有别人。吃饭的时间里，我仔细回顾了一路上各人的言行举止，不禁一阵困惑。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跟三个同性恋者谈笑风生。我知道这样说有些不好，现在想来也感觉不出什么稀奇古怪，他们的的确确作为正常人活在自己正常的生活里。
无非性取向不同而已。
但作为当时的我，却有一种强烈的、不可言喻的感触，觉得自己正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与某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溶为一体。现在想来着实可笑。正因如此，跟他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我才下意识地察言观色，希望能从中读出不同的什么来。然而，除去谈话内容不同外，根本没有察觉特别的什么。譬如最近对哪个男影星的造型喜欢得神魂颠倒啦，讨厌哪个女演员的鼻子讨厌得要死啦，麦当劳又有新食样啦等等，不一而足。
诚然，他们谈话的内容我满头雾水，根本用不着搭话，无非手插裤兜或走在前或走在后。他们可能意识了这点，时不时主动向我搭话，问我在哪方面拿手，对什么感兴趣，有没有固定的女朋友。我唯唯喏喏，只言片语便划句号了事。不是表达不好，只是怕话题扯远而迁就了对方。
饭后党政要了两瓶400毫升的“二锅头”，四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谈起记忆里共同拥有的美好时光，说起某个相识人难得一见的搞笑事件。边聊边喝54度“二锅头”。我对白酒兴致不大。在校期间倒是常跟同学一起喝，但因毕业前彻底醉过一次，往后只要一闻到白酒的气味，当时呕吐的紧胃之感便蹿上喉咙，以致提不起酒兴。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多喝了几杯。因为，自从那晚目睹党政哭过以后，我总有些惴惴不安，觉得不论是何原因致使党政伤心落泪，我作为他的朋友，爱莫能助本身就是一种责任。于是下了“赴汤蹈火”的决心。
两瓶白酒中的一瓶差不多见底的时候，大家开始有了醉意，于是糊里糊涂地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起先我对这种猜拳式的餐桌游戏可谓一知半解，玩到后面却渐渐地摸出了门套，以致处处逢源得心应手。然而就当时的我们而言，脑袋里究竟编织着何等模样的“真心话”呢？或者意味深远值得尝试的冒险活动？得得，全是些性之有关的玩意，什么你下面的东西勃起来有多长呀，两人睡在一起时有没有添屁眼啊，手淫能够射出多远啊——但作为我来讲，百分之百的传统俗物，一旦谈及剥皮见肉的敏感话题，即便头脑被酒气熏得昏昏沉沉，也会在众多顾客面前莫明地紧张不已。话又说回来，作为二十刚刚出头当时的我们，除此之外又能有哪些值得在餐桌上一语道破的天机呢？即使几度春秋过后的今天，我仍觉得那是一件开心惬意的事。
饭后我们转去自由路的一家的士高歌舞厅，蹦的蹦到晚上十二点多才出来。两个朋友叫了一辆摩托车走后，党政邀我能否陪他散散步。
“想四处走走。”党政脸上浮起隐喻性的微笑，至于这笑意是何种意味，我捉摸不透。“黑天半夜特意在大街上散步，很久以前有过那么一回。想来倒令人怀念。”
我没表示异议。我们朝牧羊女方向拐了个弯，迈上滨江路平展的街道。时近一点，所有商店都已关门大吉。路灯隔三差五地发出昏淡的光辉，只照亮街道的右半边，沿河的一边灯没亮。无风。街的另头传来清洁工人脚踏易拉罐时的“咣噹”声。
“我说阿水，不觉得我这人很不健全？”党政开口了。
我就他的话思索有顷，说我不觉得他身上有不健全的特征。“怎么能这样说呢？”我问。
他没有立即做出回答。只是漫不经心地用十根手指把额前的头发往后一压，之后松开，轻轻地叹了口气，接着看着我的眼睛：“同性恋嘛。”说完好笑似地笑了。
我再次思考起来。党政一声不响，似乎在等待我的答复。一辆亮着“空车”标牌的计程车从后面驶来，在街道的尽头消失不见了。
“这就是你的症结？”我问。
党政点了两下头。
“得了吧。”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开始在心里斟字酌句。“同性恋也好、异性恋也好，无非性取向不同。这跟有人喜欢“蓝带”精啤有人选择高浓度酒精的“国窑1573”一回事。只是喜好不一样。事物对人身产生的愉悦感，程度本来就不同。我们选择好的感受、排斥不好的感受，这并没有什么不对。莫如说是一种权利。说到底是权利的施展方向不一样，与健全不健全所谓的缺陷根本对不上号。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说到这里，我停顿下来。党政不含任何表情地看了我一眼，继续往前走着。见他没有表示什么的意思，我便继续刚才不得要领的话，“当然，这里面可能存在少数反对派，说哪里使不得哪里更合情理。比方“乱套啦”、“没有名堂”云云。但统统是些俗不可耐的观点与看法。‘时代如流沙一般流转不休，我们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们所站立的位置。’而且，在人数上讲，中立派可能要多出几十倍。”
党政仍没有任何表示，而我再也觅不出像模像样合适的字眼。话到这里便掉了渣儿，俨然里面的空气已经彻底挤光。我们继续走了几步，往公路边的栏杆上一靠，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我们谁也没有开口，一起默默地仰望头顶的星空。
“真那样想？”一支烟抽罢，党政看着我的眼睛问。
“那还用说！”我回答。
“喂，说谎者跳河自尽哟。”党政笑容可掬地说道。
“跳河之前得用钢丝绳牢牢扎住，动弹不得。”我说。
“那是。顺便吊一只五十公斤重的大铁球？”
“有此必要。‘噗嗵’一声扎进河底。”
“鱼群蜂拥而上，一抢而光。”他接口道。
“尸骨无存。碧波荡漾。”我随声应和。
“谢谢。”党政郑重其事似地说道，随后用食指肚轻轻揉了下眼皮。“谢谢你能这样讲。这对我来说，可能或多或少会起到某种作用，在自我认识的把握能力上。从另一角度出发，又或者是一种宽慰。总之谢谢你。”
我满头困惑。他的话传入耳中，老半天才理解过来。
“知道吗阿水，一直以来，我都认定自己是个不健全的人。不健全的性情、不健全的机能，性格上远远脱离作为男孩的本质，性感带又主要集中在肛门，同时懦弱、胆小、固执。一直到现在，这一切仍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小时候害怕黑夜就害怕得要命，时不时把被子蒙头紧紧裹住，电灯也不关。进初中后就一直期待有个归宿、富有紧密防护层的归宿，一个寄托，也就是男人，渴望能在某个中意的男人怀里美美地躺上一整天。虽然这在表面上很难看出。看不出吧？”他问我。
“小时候我也有蒙头睡觉的经历。小儿恐黑症，谁都一样。”我说，接着又说我并不觉得他性格上偏离男性。
“表面上！逢场作戏罢了。”党政撇动嘴角苦笑，“在父母、亲戚面前演惯了，这出戏不管在谁面前演来都栩栩如生，无可挑剔，包括阿水你。但在同志们面前不同。只要一见到他们，我的本质就原形毕露，脱胎换骨地陈列在大庭广众之下。这出戏不是不能不演，而是非演不可。家教严格，老爸又是死撑面子的老顽固。老爸若知道真相，非把我碎尸万段不可。但实际上，他的的确确把我五马分尸过一次。说到哪儿了？”
“五马分尸。”我说。
“不，之前，这个往下再说。”
“能在某个男人怀里睡上一觉。”我答。
“对对，那是中学时期心态的真实写照，”党政迂了口气，看着脚前两米处的路面。“我渴望能在某个中意的男人怀里美美地躺上二十四小时。正因如此，才跟锐锐好在一起，虽然在此之前我也有过同男孩子睡觉的经历。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那年，我在自贡市第二中学念高一，QQ里有个谈得来的好友，属于志同道合的一类，也就是说，我跟QQ里的锐锐之间，有“爱慕男人”这一共通性。
以前好像也说过，我从小到大对女人根本提不起兴趣，说过的吧？初中二三年级时，出于好奇跟女孩搞过几次，可就是打不起精神，插进去不痛不痒，高潮咸咸淡淡，上来的感觉简直就是被人强暴。后来再不干那勾当了。经常去同志酒吧独自喝酒，其间结识了一个男的。时间大概是初三的寒假。两人去小旅社开房，赤条条抱在一起，爱抚、交合，总之除了那事没干别的。他是这方面的老手，教会了我许多同性之间的快乐与技巧，感觉委实美妙，欢娱之至。然而我并非倾心于他。即便是交往了大半年，我与他之间也只是在纯粹的性欲方面停滞不前，没有进一步延伸，没有心的融合，没有所谓的情感，起码在我是这样的。年纪固然相仿，可他并非我倾心的类型。性格相去太远，个人爱好简直是一百八十度拐弯。致命的是，此人脸上先天性地粘着一副与生俱来的近乎于邋遢式的丑，而这种丑是我最最无法容忍、无法接受的。一旦与他并肩同行，他脸上的那种东西就会隐隐冒出棱角，越来越清晰，直致令我脸皮发痒，浑身发毛，感觉就像立马会从嘴里吐出蛔虫来。而他似乎也在多日交往后意识到了这点，所以即使在我跟锐锐走到一起时，他也没抱怨什么。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倒觉得是个好人，对我体贴入微、有求必应、零零碎碎的麻烦事处理起来也有耐心、一丝不苟。但我就是不倾心于他，先天性的厌烦，简直就是嫌弃。说愧疚自然是有愧疚，但没办法，分手几天后他给我写了封老长的信，只差不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信中回味了我跟他的历史，说我在他的生活里是何等的重要，但事已至此，最后只能祝愿我幸福一生，而我却把那封草草过目的信当即扔进垃圾篓，只管同锐锐大作其爱。不觉得这样很过分？”
“不清楚。”我说。确实不清楚，而不是“不知道”。
“过分呐！”党政轻叹一声，接着摸了摸鼻尖。摸完两下鼻尖后，从裤袋里掏出空了的烟盒，拿在手里转来转去。“QQ里交往了半年之后，我跟锐锐开始见面：一如网上的正常男女所奉行的正常网恋格式：敲骨吸髓的物色、交谈，打赌性质的见面，拔开云雾后的继往开来或分道扬镳。我们的后果是前者。一天，他问我能否见上一面，我说可以。于是特意跑去成都，在他所在公司附近会面，一起走进咖啡厅交谈一个下午。他英姿飒爽、倜傥不群，初次见面我就对他心生爱慕，可谓一见钟情。坦白地说，他与我心目中梦寐以求的典范伴侣不谋而合。几天下来我才知道，他诚然对女人同样没有兴趣，但同男人交媾的经验却根本没有。于是我引诱他、开导他，该如何做如何做，这里那里，就像那个男人对我做的一样。而且他很快其乐融融、无以自拔，与我牢牢地连为一体。他因此甩掉了相交两年的女友，真正属于我的了，我也属于他。他的女友我见过，相当漂亮。万里挑一的美人儿，保守地说，漂亮得令全世界所有母性都黯然失色，所有雄性都为之惋惜，包括我。但锐锐自己除外。他便是这样的无以自拔。”说到这里，党政问我愿不愿意再听下去。“要你这个正常人听这些，怕是件无趣的事。很勉强的吧？”他问。
“哪里！”我说，“请接着说。”
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白沙，党政甩手示意不要。于是我也不抽，乖乖地插回衣袋。
“锐锐大我五岁，本名叫吴锐。”党政继续说，“在我们这个圈里，大家一惯的做法就是把名子末尾的字重叠起来称呼，而我叫政政。其实这也没什么特别奇怪，长此以往形成的一种习惯罢了。锐锐老家在攀枝花。我们相识那年，他正在成都一家搞软件开发的电脑公司上班。即所谓的白领。电脑方面十分了得，‘高程’资格认证大学结业前就已到手，所以薪水还算丰厚。因为两人之间的关系，高考时我才报考成都大学，还好轻易进去了。四年的大学生活，是他伴我一起度过的。他在开松区有自己的公寓。公寓的女主人，之前是他的女友，女友走后我搬了进去。我们一起住在里面，几年如一日地迎接每个季节的更替。中间没有一次性质恶劣的口角，吵吵闹闹是有，但从来没有彼此伤害过感情。每天夜晚，我们就脱得精光，像两只寒暖自知的海狗一样温存到天亮；休假时间一到，我们就全副武装，一起逛公园，一起蹬阿曼山，一起听明星演唱会，一起尝遍华唐街大大小小所有店铺的美食。那是一段纯粹概念的幸福岁月，我们共同搭建的一块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面无风，无雨，不含一粒沙尘。
一天，锐锐说想有个家、有个印记两人情意的小孩。孩子是爱情赋予现实意味的有力举证，有了小孩等于有了凭证，他这样天真烂漫地对我说。但不可能如愿以偿，我们都不是女人，我们没有阴道、没有子宫，我们不可能孕育小孩。我如此一说，他提议去搞试管婴儿。于是我又解释说试管婴儿得有卵细胞才行。他终究显得格外失望，竟然赌气似的好几天对我不理不睬。我们甚至异想天开地想到克隆人。但那东西终究是梦，首先政府不允许，而且即使像科幻电影里那样造出一个来，费用也估计足够我们两人用八辈子来偿还。我们经常搂在一起，神经兮兮地做着这样的梦。
大二的一天，他独自出门了八个月。我记得清清楚楚，从2000年9月开始到2001年5月结束。对我说谎是出差，但不是，我去他们公司打听，说他已经离职将近一击。起先我很担心，首先想到他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还考虑过报警。后来才在抽屉的里角发现他的留言。他说有要紧事出门半年，半年后回来，再无下文。八个月后他才回来，摇身一变成了一副女人模样。还好不是变性，而是在脸部、身材、声音方面做了彻头彻尾的整容手术，但也因此花掉了他们俩的全部积蓄。他出门时把我的龙卡随身带着。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脑子里闪亮已久的念头，自从两人同居一年以后，两人的行径时常遭至左领右舍的白眼时他便一直揣着这个念头。我怎么就没有及时发觉并予以制止呢。看见他那副模样，起先我相当恼火，心想你怎么能变成这副鬼模样，实际上我更中意男人形象的他。但经他一翻解释，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他说，我们只有在外表上像对夫妻，那样才能在这个道德观拘板的社会里长久以往。以此名义领养一个小孩，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日子便可以和风细雨地过下去。我当时略有所动，觉得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加上他整形后确实多了一种意犹未尽的风情。于是我们决定，等我大学一毕业，两人马上远走高飞。”
说到这里，党政像有东西卡住喉咙一样大声咳了两声，朝河那边吐出老大一口痰，随后做了一次深呼吸，接着俨然寻觅失物似地定定注视我的双眼。“烟呢？”他问。
我立马掏出白沙，递给党政一支，自己嘴里叼一支。党政打火点烟，又伸手把我的点燃。烟抽到一半，党政说“走吧”。
“回去？”我陡然举棋不定。想听党政把故事讲完；但若再推迟一点，回不回去得了都成问题。已经一个钟头不见计程车的影子了。
“不不，今晚轻易不回去。”党政说得倒干脆。旋即看了看表：“两点过五分。早着呢。四点回去也不会迟，明天又不用上班。车也不必担心，前面堕落街上停了五十辆，可惜没人钻。这个世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交通工具和钞票。”
我想反驳说我缺得就是钞票。但不管怎么说，党政这个纨绔子弟决计理解不过来。起码在他眼里，人民币来得要比爱情容易得多。加上现在我脑袋里所权衡的，无非是他能够继续往下讲。于是缄口不语，静等后话。然而党政并未马上出口。我们如白昼遗弃黑夜的两只孤狗往他所指的“堕落街”方向踱步，中间没谁做声。整座城市俨然被一只史前巨兽悄然吞进肺腑，就连广告栏里的纸面标语也在枯黄的街灯下摆出缄默的架势。
果不其然，走了将近半个钟头，前面是一条以KTV、舞厅、酒吧集中经营的娱业街道。虽然半数以上的门面都已关闭，但整条街道依然霓虹闪烁，灯光通明。说实话，来自贡之初这里大大小小的街道我转过不止两圈，但对这地方却毫无印象，“堕落街”的名头更是闻所未闻。街前宽阔处，五六辆计程车如淋雨的老猫挤成一排。一字排开的街心雨亭里，醉模醉样而又风华正茂的男男女女左一簇右一簇，或“嗑唧嗑唧”啃瓜子或“噫噫嗡嗡”对什么喋喋不休，无不透出堕落星球堕落城里堕落街上堕落雨亭里坐着的堕落魂灵图谋不轨的氛围。宵夜铺的烤肉生意仍未衰竭，时髦装扮的三名少女在炭火前面嗅来嗅去，年纪绝对不超出十九。对面KTV音乐厅的二楼，有人自鸣得意地唱着尹相杰的《纤夫的爱》，委实气宇轩昂，从窗口传出的与其说是歌声，莫如说是猪被杀时那垂命的嘶喊。我们钻进一家欧式风格的酒吧，党政要了低浓度的小糊涂神，我只要啤酒，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天花板的扩音器里，低音淌出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这世界也真是奇妙，居然有半夜经营却播放《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欧式酒吧。
这回党政没作无谓的口舌，确认白酒顺着食管下行并完全进入胃袋之后，他便单刀直入，切入正题。
“去年，我自杀过一次。”他似看非看地看着我的脸。“原因是一个梦，一个在夜里死缠乱打了足足十年之久的谜一样的梦，等到谜底解开，我就决定寻死。”说着，又倒了一杯小糊涂神，喝了差不多一半。“梦的大致情形是这样：黑魆魆的广场上，有人拼命对我穷追不舍。广场是银屏上天安门广场之类的大型广场。每隔一段时间，我就独自置身于这样的广场正中央，简直像是被至亲至爱的人遗弃在那里一样。虽说是梦，但站在广场中央的自己却想不到是梦，好比两个不同世界里的两个不同的自己本身，而且每次如此。站立不久，便从广场的尽头冒出个人，追着我赶。一个手提灰色大号麻布袋的黑衣人，脸相不清楚，毕竟扛着风帽。一见他跑，我就逃，一个劲儿地逃，从广场的一端逃到另一端，再从另一端逃至下一端。广场似乎永远没有尽头。这样的场面层涌叠现。说来也怪，在梦里的自己怎么跑也跑不快，原地踏步踏的感觉，眼看已被捉住，但回头一望，两人间隔还是咫尺的距离。直到魂飞胆破，大梦惊醒，醒来汗流浃背——便是这样的梦。梦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大学毕业头一年结束，也就是去年，整整做了十年相同的梦。原先是一个月三次，后来是三个月做一次，落尾一年的最后一月变成三天两头一次。平均下来起码是这样。你猜这黑衣人是谁？ ”
“你的爸爸。”我想了想说。
“喂喂！你是怎么知道的？”党政瞪大眼睛看着我。俨然盯视电影里人吃人的镜头戏。
“猜的，”我笑着解释。不得不笑。“凭直觉猜的。瞎猫遇到死耗子。”说完用嘴唇沾了沾啤酒，然后注视杯中泡沫的变化。确实猜的，虽然只有百分之五十。
“猜得很对。”党政像是在自言自语。“‘瞎猫遇到死耗子’，这比喻很妙，更妙的是那只耗子正是我的老爸。”说着伸出双手，在脸前轻轻合拢，若有所思地看指尖看了小会。这时间里，我辩解说我并没有拿老鼠与你父亲相提并论的意思哟，但他似乎并未对此耿耿于怀，而是慢条斯理地继续下文：“可以的话，真不想有这个老爸。但是不行，毕竟有血缘上面的那种关系。前面也说过，他是个坚不可摧的老顽固。借你的话讲，顽固得活脱脱一只老鼠，一只穿肠过肚无不注满锈液的中国传统式老鼠。虽说具有把一个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搞得生龙活虎的才略，但脑子里的东西至始至终落后时代二十年之久。撬开脑壳一看，里面保准一堆化石无疑。说千道万，是法西斯主义走狗的当代产儿，有自小便铁铸成钢且冥顽不化的价值观人生观，基此观念四方结网，网络事业、家庭的方方面面，甚至把别人的人生路途、情感生活也网入其中。任何人——当然包括我——都得接部就班照他的名堂走下一步，一旦偏离轨道，他就千般伎俩万般手段加以阻挠。在我还小或者说并不很小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张网的存在，以致一直看不清楚梦中黑衣人的真实面目。”
党政喝干剩下的半杯白酒。接着举起空了的酒杯，略微戚起眉头，盯着里面的残液看了约摸二十秒：“梦这东西怎么说呢，循起来我想是有根有据的，也就是说，多多少少，它潜藏某种意味。在朦胧的事态面前，在事情的雏形含苞未放之时，梦作为另种形式的幻觉，预言性地提示现实中坏的或者不坏的意图或者企图。说起来是有些神乎其神，荒诞不经，毕竟不是医药学，不存在临床验证的机会。是什么学呢？不知道，大概是神经学的一脉分支吧。问过几位朋友，从不相信有那回事，他们只对书上“梦是记忆碎片延展”的说法笃信不疑。但是，在我身上，梦这玩艺的的确确带有征兆，千真万确。你能相信？”
“相信。”我半天才回答。反应迟钝，大幅度拐弯拐不过来。
“在我最后的那个梦里，”他接着说。“我第一次看清黑衣人是我的老爸。当然也是最后一次。他一如往常在梦里的无边广场上追着我赶，我对他喊‘爸爸爸爸，我是政政’，然而他置若罔闻，像发情的母狮一样把我逮住，捅进麻布口袋，继而像对待不共待天的仇人一阵猛打猛踢，勒住我的脖子，想把我活活掐死的当儿梦醒了。一如梦中的预见，那个星期的周末，现实中的我与现实中的老爸彻底翻脸。事情以我自杀未隧告终，那个梦往后再没做过。”
“没这么简单吧？”我试着问。“没有其它原因，只单纯因为梦？”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党政臂肘拄在桌上，拿两手的拇指肚按住太阳穴，眼睛微张微翕。“在这里，梦只是寓言性质上的一个缩影，一个生活缩影。这是红星路一位心理学医生的原话。他就梦的内容及梦的出现概率对梦做出各种各样的推断，并一一搜集资料印证其可信度与科学依据。时间是成都上大学的第二年，是锐锐陪我一起去的。我们咨询这位年过花甲的心理医生时，他颇感离奇，说几年重复做一个梦的实例毕竟少之又少，你的梦估计是儿时潜在意识里的一个思维碎片，以梦的形式滞留在记忆的暗沟里不走，那东西韧性十足，挥之不去，任凭再大的刷子使再大的劲也抹不掉。临走前锐锐问是否存在根治此梦的方法，医生摇头说没得治，也谈不上治与不治。‘他的梦就是他本身’他斩钉截铁地说，‘是他本身生活的缩影。解铃还需系铃人，自己看着办吧。’另外重点强调了一句：‘小伙子，小心你身边的亲人。’”
党政睁开半闭着的眼帘，以空漠的眼光打量桌上的玻璃酒杯：“说这些话的时候，医生的表情相当阴郁，阴郁得像是在为我哀悼。当然我并未提及我是同性恋者，我与锐锐的恋情在他面前只字未提。想想看，当时若托盘吐出我们两人是一对恋人，弄不好那神态莫测的老医生会指出黑衣人就是我的爸爸。
因为同性恋，因为锐锐，因为爸爸的冥顽不灵与拘泥不化，因为那老东西在这种事情上脑溢血式的迂腐。不难知道爸爸就是梦中的黑衣人。说到底，从小到大他一直是个手举放大镜的跟屁虫，默默地跟在我的屁股后头偷窥我的一举一动。在此之前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他身上呢？我想我是被有的东西蒙住了眼睛。比如，在我生活上他毫不吝惜，大凡能用钞票解决的问题只管大掏特掏，只差不把天上的星星买来一颗摆在我的床头柜上。总而言之，只要我仍然匍匐在他所划定的那条线上，他便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可以满足我，尤其是钞票。”
说到这里，党政握起白酒瓶举高四十厘米，表情麻木地张望了两三分钟。接着把瓶内剩下的白酒倒光。一口喝干后，煞有介事似地注视桌上的烟灰缸，俨然里面正在举行刘德华的演唱会。
服务员走过旁边时，我小声叫住，叮嘱来一碟中等份量的五香风味葵花仔儿。女孩说声“请稍等”，转身离开。这时间里，党政一直在看烟灰缸。可能受他的影响，我也盯住烟灰缸瞧了小会，但里面根本没有什么撩人情怀的东西，无非两只熄灭的烟头如干尸一般横在那里一动不动。
“俗话说，纸包不住火。”与其说党政是向我开口，莫如说他在说给烟灰缸听，“这话一点儿不假。我与锐锐的事终究被爸爸发觉。怎么晓得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呕心沥血暗藏于内的隐私在大三那年昭之于众。家族内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均对我投以异样的目光。作为我来讲，其实并不大放在心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感到一阵释然。心想这种事或迟或早会露出马脚，迟一点早一点，无非是时间上的问题。但是，不料我的这位父亲，他为防止家丑外扬，竟然擅做主张为我定下一门亲事，见人就傻乎乎地说什么“我儿子一毕业就结婚”的狗屁话。等我得知真相，两家人已经开始有所交往了，连婚礼日子都已经选好，说定在我毕业那年，也就是今年的国庆节。荒谬之极，封建之极，这个时代居然还有这门子婚姻，我辈听了简直要笑掉大牙。
当初我也感到奇怪，女方为什么就这么轻率地答应下来呢？明显的非法订婚嘛。后来我才知道，女孩是我高一时候睡过的最后一个女孩，也就是春春，段春春。因为那时曾去她家玩过几次，她家人对我不是没有好感。或许在他们看来，春春与我实乃天作之合，即使两人分手后也一直彼此念念不忘。或者以为我们根本没有分手，而是暗地里在策划私定终生的计谋。再加上，我家的家景不是不令他们眼红。不是我吹，虽然算不上自贡市首富，但前十甲决计挤得进去。老东西除在这里当一把手外，另在内江开了几家连锁超市，由几位堂哥堂姐打理。
总之，这是这样一户大脑出奇简单的人家接受了老爸的订亲，不分青红皂白地答应女儿的婚事，厚颜无耻地左一声“亲家”、右一声“亲家”。当然，这也只能算是我当初的气恼。寒假回家一周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终究不过是这个女孩的一厢情愿。说白了，段春春是死心踏地盯上了我，高一分手后，她一直对我恋恋不舍。我可以想象她是如何在家人面前信口雌黄，热情洋溢地大谈与我之间的罗曼蒂克。我是同性恋这点，她也早有耳闻。
我对家人表示不同意这枉婚事。婚姻自由，只要本人不答应，法律上婚姻就是零。毕业后我马上跟锐锐远走高飞，到时结婚你们自己随便哪一个结去，那事与我无关。不料我这么一说，全家人都笑了，爷爷奶奶、妈妈，还有两个特地赶来说教的伯父。说什么‘生米可煮成熟饭’，搞笑之极，还说什么‘年纪再大点会自然明白’。爸爸笑得最厉害。他那人最拿手的就是笑，笑得比谁都大声，比任何人都显得做作。于是我告诫他们，别拿我说的当玩笑，这是一枉必须老老实实对待的事情，没处理好我就死给你们看。可能因为最后出现了“死”字，而“死”字在他们的脑袋瓜里，恐怕又要归类于不吉利语言之大忌了，于是再不笑了，转而换成流水作业式的劝戒，对我展开长达一两小时的世俗教育。一家人坐在大厅的沙发上，前面摆着电视机，我在中间的位置站着，他们左一句利害关系，右一句风化问题。什么传宗接代啦，传出去别人笑话啦，老了怎么打理啦。他们根本不能体会，作为一个只对男人感兴趣的男人，跟女人结合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滋味！我越听越厌烦，跑到楼上自己的房间，把门反锁，几天都没有出来。
独自呆在房间的时间里，我考虑了许多。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最后一次梦见了黑衣人。不错，黑衣人是我的爸爸。爸爸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必须去找他，把事情说个清楚。先施软的，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也没有多大信心。前面也说了，我诚然固执，但是更懦弱、胆小。我不想把事情弄得太糟糕，不想破坏家庭内部的协调与稳定。在这之前，整个家一直是在和风细雨声中走过来的，我也是在几乎所有人的溺爱中成长变大的。而且爸爸这个人，除去观点守旧外，总体上讲还算得上是一位称职的父亲。不骗你，小学时代的我，一直以他为荣来着，甚至还视他为心目中的偶像。所以，当梦里揭开面具真相大白时，我惶惑得不行。我哭了。蒙在被窝里嚎啕大哭。为什么哭我模棱两可。感觉像是丢失了一件至为珍贵的东西，又像是自己突然遭受了莫大的委屈。
我把自己关在卧室足足四天。四天时间里，妈妈常来敲门，有时半夜，有时中午，每次都难免在门口洒几滴眼泪。妈妈请求我开门，说不然会饿坏自己的身体。等到第四天晚上，我打开门，径直去爸爸的书房找他谈话。我以为他对那事不是很了解，于是把自己的隐私一点一滴地讲给他听，我尽可能说得客观，说得详实，希望他能够略有所感。最后，我以儿子的名义请求他尊重我的想法与决定。我说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失去这个家。然而没用，他根本听不进耳朵，他语声颤抖地说我变态，说我在课本上学的全是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简直是误人子弟。还骂我是党家的孽障。针锋相对之间，他脾气越来越大。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大动肝火。那瞳孔深处迸出的愠怒火苗，简直是要把我立即吞掉吃掉撕掉变成尸骨无存的什么。我彻底绝望了，于是对他说，那好，从此以后，我不再是你的儿子，你不再是我的爸爸。说完转身，准备出门的当儿，他一把揪住我的衣领，狠狠地砸了我一记耳光。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他第一次打我，也是我第一次挨打，且打得那么不遗余力。那凛冽的怆痛我记忆犹新。老家伙留在脸上的爪印，一周过了也没有完全消失。”
党政显得有点萎靡不振，说趴在桌上小憩片刻。可能记起了什么，小会又昂起头来。看样子不是没有醉意。酒吧里除去我们两人不见人影，就连吧台的服务员也不知所踪，注视一会，才发现伏在柜台的里角打盹。看看表，四点一刻。背景音乐是不知国度不知艺曲的钢琴独奏。半夜听来，同催眠曲无异。
党政眼角敛起一丝笑意：“说来好笑。挨打剎那间，我突然领悟到一种奇妙心境，即道家所谓的‘返璞归真’。不是‘返璞归真’也类似‘返璞归真’的一种东西。说不好。可能又是什么‘物我两忘’吧，或者‘心在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也不确定。这类经伦在武侠电视剧里经常听到，但要自己准确表达，却是怎么也表达不好。这么着，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我心如止水，‘返璞归真’。每天照常起床，照常看课本，照常与家人一起进餐。衣裤自己手洗，不要妈妈在洗衣机里洗。整栋房子彻底打扫、收拾得井井有条，窗户、扶梯、组合家具一天抹一次，地板脏了马上洒点洗洁剂、用拖把拖干净。来了客人立即上茶。爷爷奶奶经常夸赞一句，也满脸笑容表示谢意。他们都认为我学乖了，认为我俯首称臣了。连我自己也以为自己真的变了。变了吗？佛祖知道！
一句话，我再也感受不到温暖。在这个家庭里，我感到无比孤单与无趣。即使能够一如往常与家人平心交流，可是，那股无可排遣的孤独感，仍像吹皮球一样越胀越大。我是这个家多余分子的惟一成员，我是外星人，我是应该投进火坑里的异教徒。期间，段春春来过两次，给爷爷奶奶买了大包小包礼物。大家都喜爱她的落落大方与知书达理。我也情理性地接待过她。但是最终，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闪之念吧，想必。自杀是春节前夕。准确说来是2002年农历腊月二十五。依我们四川习俗，这天算是过小年。一家人和和气气吃罢团圆饭，爸爸妈妈被伯父拉出去玩扑克牌，说是升级，两口子对两口子。我哪儿也没去，陪爷爷奶奶坐在电视机前看综艺节目。十一点钟，爷爷说有点困，于是奶奶扶他进一楼卧室，两人睡了。十二点刚过，看完生活频道郭富城的《天若有情之天长地久》，我也上床睡觉。可能因为小年夜，这天晚上特别吵，烟花不时掠过玻璃窗外，爆鸣声此起彼伏。加上很热，我怎么也睡不着。于是把空调调小，睡衣睡裤脱掉，被子踢去一边，只穿内裤睡在床上。爸爸妈妈大概是一两钟回来的，门外隐约传来两人上楼的脚步声。脚步声消失后，我终于失眠了。
三点多一点。睁大眼睛定定注视天花板之时，脑袋里突然有什么东西蠢蠢欲动，像破壳而出的幼蚕在里面蠕动爬行，从脑部这一侧，爬向另一侧。与此同时，一股冰冷彻骨的寒意涌遍全身。但我并未盖起被子，也没重新打开空调。而是下意识扯下内裤，赤身裸体躺在床的正中央。手脚并拢，以寿终正寝的老人入敛时的平稳姿势横在那里。人死是怎么样一种感觉呢？我想，同时想象自己正在死去。尽可能调小呼吸，尽可能看着天花板中间那一点不眨眼睛。我想到自己的腹部破开一条裂缝，白花花的肠子从中间淌出来。我想到医生为我解剖，四肢、头、躯干用钢锯割除，阳具放进银盘子，活蹦乱跳的心脏也一齐放进去。但我并不恐惧，害怕的感觉一点没有。想着想着，我不自觉哭了。但也可能不是哭。而只是眼泪没有争得我的同意之前，就自然而然地滑过脸颊，一滴一滴滑落床单。一旦洒下第一滴泪，往下便势不可收。它们如泉眼里夺涌而出的细泉，无声无息地、慢条斯理地缓缓留下痕迹，从耳垂滴落下去。想忍也忍得住，只需眨眼即可。但我不想忍，我要看看到底有多少泪水可流。我的心因此沉重下来。我想我不可能“物我两忘”，我不是当和尚当道士的料。假若有人说我上辈子是和尚是道士，打死我也不相信。在这种奇妙非常的心情里，我决定自杀。一旦下定这个决心，我就巴不得马上死掉，越快越好。我拧亮床头灯，依然赤身裸体，悄悄打开门，蹑手蹑脚摸到一楼厨房。拔开煤气灶，煤气罐扛在肩上。上楼后又下到大厅，摸了把水果刀，折回房间。整个过程花了一个钟头，因为没开灯，不敢开灯，黑灯瞎火之下鬼鬼祟祟行事而又不弄出半点声响，决非轻易之举。我首先反锁门，而后拧开煤气，拧到再也拧不动为止。接着，一如先前横在床上，台灯关掉，黑暗之中把刀刃按在左手腕上，划了一下，痛，比爸爸那一巴掌痛出好几倍。我不敢用力再划下去。我的手在颤抖，浑身直冒冷汗。鼓足了勇气，我才划下第二刀。马上又是第三刀、第四刀。奇怪的是之后的几刀再不痛了。于是我越划越来劲，越划越过瘾。最后我干脆操起刀尖狠狠地往上面扎，一扎又一扎。没扎几下就昏迷了。醒来睡在医院打点滴。正月初一。我昏迷了将近一个星期。
现在想想，当时若不是因为煤气罐差不多没有煤气，或者当时不是割手腕，而是像韩国烈士那样剖开肚皮，想必如愿以偿了。没死成，只能说我运气不够好。那是我一生里最倒霉的大事。那以后，一直想自杀来着，可惜没机会。无缘无故自杀，不光人家骂，自己也觉得没意思。”
说到最后，党政再次笑了。不是逢场作戏，不含人工痕迹。而是酣畅淋漓攘括魂灵式的微笑。
我也想还以笑容，但笑不起来。只能以平板的语调开导他：“何苦那样对待自己呢？前人就说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比生命宝贵的东西多的是。”他笑脸依然，“不比生命宝贵的东西也不少。两者是直线上的两个点。无止无境的终点。一个是舍生取义，一个是自暴自弃。一旦跨越雷池半步，生命豁不豁出去，根本不足挂齿。”
我思索片刻，说你的理论我不懂。“得了吧。”我说，因为不想在死上面大做文章，指了指空了的小糊涂神酒瓶，问：“再来一瓶？”
“不不，”他摇了下头，指着桌上的啤酒空瓶，“白酒不要，来两瓶那个。”
我于是起身，走到柜台叫醒睡得正香的服务员。
“喂！白骨精来了。”我对着她的耳朵说。
不料她纹丝未动。
“就说陈老板来了。”党政在那边笑眯眯地提醒。
“陈老板查岗来了！”我朗声道。
果然凑效。女孩立马抬起头，摆正身姿。
“老板来了？在哪？”她看着我的眼睛。
“来了。”我说。因对方醒得太过猛然，我一时竟无法适应状况，遂指了指酒吧里隅的小木门，“进去了。刚进去。”
“看见我了？”她问。眼神上像是对我脸上的什么感到好奇。
“想必没有。”我答，“你睡得那么隐蔽。”
她捂住嘴巴打哈欠，边打哈欠边“唔”一声：“抓住会罚款的，一百块，够晕吧。谢谢你提醒啊。”
“不用——”
“要点什么？”没等“客气”出口，她便接口道，“脾酒、红酒，还是蒙娜——”
“啤酒。两瓶。”我以牙还牙。
“好的。您请稍等。”
女孩开始叫服务员的名子，小什么来着？没听清。叫声太大，简直在往我耳朵里面投石子。叫了两声，但没人响应。酒吧里只有客人，没有服务员，叫了也白叫。她显得有点不耐烦，又对我说了声“稍等”，走出吧台，钻进我指过的小木门。不小会，与先前送花生的服务员一同出来。花生女孩手里悬着两听“青岛”。
“服务不周，请多见谅！”花生女孩道过歉，扬长而去。
“有意思吧？这地方。”党政问。
“有意思。”
“我是指女孩。”党政笑容可掬地说。
“有意思。”我重复。
“比起你那位。想必差一截吧。”
“我可没那位，可别乱讲哟。”我佯装不悦。
“开玩笑，别介意。”说完，党政把一杯啤酒喝个精光。
“对了。”我突然想起来，问，“那天晚上，你为什么哭来着？”
“那天晚上？哭？”党政蹙起眉头，一副毫不知情的神情。
“‘天涯海角’回来那晚，你不是蒙在被窝里哭到半夜哟。”
党政就我的话思索良久。估计五分钟之久。五分钟时间里，他一直锁着眉头呷啤酒。
“不说为妙！”党政突然开口。估计记起来了。“那事暂时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为什么哭呢？过段时间你会明白的。哭没哭我真的不太确定，可能哭了，可能没哭，可经你一说，想必真的哭了。可能那天喝酒太多，记忆功能隐退，要记起实在有点难。不过阿水，我可以告诉你另一件事。”
“嗯？”我表示疑问。因见他正在喝酒，没有马上说出的意思。
“十月一号之前，我打算离开这里。”他说，“离开自贡，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哪儿？”
“锐锐在一个地方等我。我在这里有些事情没有了结，了结之后就与他相会。具体地点没有。反正是私奔性质的远地方。逃离家庭。逃离火坑。”
我默然。无言以对。我闭起双眼，在脑中推出“远地方”的名子。北京？上海？大洋彼岸的阿姆斯特丹？名字以若大的黑白体在脑幕跳闪，俨然早期电影的序幕。
“事情真那么严重？”我睁开眼睛，问。
“嗯，剑拔弩张。”他点了点头，“婚期快到，家那边已经开始大张旗鼓。逃离此境，此其时也。不过兄弟，我们还会见面。几十年，或者——总之会见面。不过，我倒是希望百年之后。千年之后更好。”
“得得”我笑道，“百年之后，恐怕都成白骨了。”
“慕容水。”党政道。他没把我的话当回事，而是轻声念一声我的全名。印象里党政直呼我的全名还是头遭，且这般郑重其事。我感到相当别扭。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在你心里算个什么”他说，“但在我，却一直把你当兄弟。从见你的第一眼起，我就看出你是值得当兄弟对待的人，没什么原因，全凭直觉，直觉告诉我你是那类人的曲范。所以，我才把自己的一切讲给你听。请别介意我在你面前哆嗦了这半个晚上。真的。也不要忘记我，不要忘记锐锐。好吗？”
我说不会的：你，锐锐，春春，我都不会忘。
“祝你们幸福！”我说，“你们幸福我也高兴。领个小孩，幸福地生活下去。记得给我写信，我一定回信！有朝一日去看你们。”
党政笑了笑。会心的微笑，露出整洁的牙齿。随后要了包烟，过滤嘴的大中华。我们边抽大中华边喝青岛边听谭咏麟的专辑。五点整，我们干光最后一杯啤酒，干杯时我再次说了声“祝你们幸福”。党政付罢账，两人走出酒吧，钻进停在街道拐角处的计程车。告诉司机地址，往文峰山方向驶去。
***
我想我这人是太笨了，资质愚笨，说成先天性智商低劣也不为过。以致很多事情总是在真相大白之际才茅塞顿开。追悔莫及或懊恼不堪。然而又怎么办呢？我作为蠢笨家族渺小的一员栖身于庞大的地球。我的力量是薄弱的，我的智慧是有限的。我能妥善处理的事情少之又少，我能倾蘘相助的对象几乎没有。
党政说：“总之会见面。不过，我倒是希望百年之后。千年之后更好/真的。不要忘记我，不要忘记锐锐。好吗？”
这是党政说过的最后的话，明摆着告别尘世的遗言。而我却理解不过来。不错，机会来了，他再次自杀，且如愿得偿。而我却理解不过来。我仍然愚笨，党政为什么非自杀不可呢？现在看来，虽然在往后岁月里，我愚笨了不止这一回，可每每作为目击者或当事者，我又哪一次理解过来了？哪一次妥善处理事情了？还好我禀性愚笨，我作为蠢笨家族渺小的一员栖身于庞大的星球。我的力量是薄弱的，我的智慧是有限的——此乃惟一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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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哆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