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惨案发生那一年,樊月香才7岁。7虚岁。遵照本地习惯,本文中出现的年龄全部为虚岁。
樊月香的父亲樊金贵,开棉店,识字。樊月香到今天还记得,惨案前不久,樊金贵坐在椅子上,大腿压着二腿看报,象牙疼一样撮着牙花子:
“哎呀,这个日本人可是要来啦。”
“日本人要来了?日本人要来了我就跑!” 樊金贵的妻子、樊月香的母亲说。
“跑?你往哪儿跑?” 樊金贵严肃地盯着妻子,“人家来的面可宽啦,不是三里二里,也不是十里八里,你能跑到哪儿?”
妻子不吱声了。
九月初八那一夜,樊金贵一家大人孩子没有一个入睡的。
“那子弹,日儿——!日儿——!”今年75岁的樊月香老人,坐在1999年新修建的梅花惨案纪念馆会议室离作者很近的沙发上,嫌自己的口头语言对68年前的子弹的响声形容得不够形象,就用她右手的食指比画子弹划过的轨迹。
因为怕子弹跑进屋里,这一家在窗户上挂了棉被,屋子门用案板加厚。就是这样,他们还是不敢在炕上躺,椅子上坐。因为炕对着窗户,椅子则冲门。窗户和门之间的那一段墙后面相对来说最安全,但地方不大,一家人就只能挤挤靠靠地躲在那里。
初九黎明,691团一营士兵在街上的呼喊这个家庭都没有听见,因为他们的耳朵被一夜的枪声和炮声震得不那么灵敏了。耳朵虽然不那么灵敏了,但是凭感觉也知道外面乱乱腾腾的。
天真明了,街上倒安静了,这安静叫樊金贵这个一家之主的心里不安生起来。
“咱们去街上看看,要是能走,咱就走!”他对所有的家庭成员发布了命令。
这个时候的樊月香家,除了她的父母和她自己,还有她奶奶和她奶奶的妹子;一个两岁的妹子正在她娘的怀里吃奶;樊月香还有两个哥哥,但是大哥樊成年跟叔叔樊秃子住在一起,现在这里就只有她的二哥;樊秃子的妻子何香凤这一整夜倒是在樊月香家度过,现在也不想离开这一群人。人多胆壮。
这一群人就往街上走。樊金贵走在最前面。
“一到街上,俺爹一把就叫人家给薅住了。”75岁的樊月香老人性格开朗,她喜说好道,表情丰富,手势语言更加生动——有她健在,1937年的梅花惨案起码就有一部分不死板——她用自己的手摹仿日本人抓她父亲的动作。这些动作偶尔涉及到本文作者,笔者就对来自她的力量少有领略。“揪耳朵,拧胳膊,就给绑走了。”
从她讲述的情景来看,那会儿进来的日本人还不多,抓她父亲的好象就一个鬼子。
就一个鬼子这一群人也不敢动弹,甚至连喊都不敢大声,唯有眼泪、抽泣伴随着她们,目睹亲人被押走。
她们正站在街上因为失去了主心骨发怔,西边白旗一闪,过来一大群穿黄衣裳的日本人。
临街的黄酒馆的大门这时开了。
“还不快进来,不要命啦,看不见人家都过来啦!”门里边的声音说。
樊家这一群人赶紧就钻了进去。门立刻关上,并且上了铁门锸。
“黄酒馆里院子长得很,前门在这条街上,后门通那条街。院子不很宽,两厢各摆一拉溜瓮,瓮里盛酒盛醋装酱油。名儿是叫黄酒馆,可是踩的麴也做酱油、醋。俺们这一堆人就藏在院子西南角的一个棚子里。”
工夫不大,就响起了刀子砍门的声音。
“那是榆木门子,有这么厚。”樊月香把她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拉开最大的距离,告诉我黄酒馆榆木大门的厚度,又把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半,“他们的刀才这么宽,片不动。片了好长工夫也片不开。”
“片”,梅花一带方言,意指刀砍。字典上也找不到更加合适的字,且用此代。
自从刀子和门一发生关系,野蛮的吼叫也与之相生相伴,在怀里吃奶的小闺女就吓得哭起来。
“我那嫂子哎,” 黄酒馆的一个伙计压低声量却气急败坏地向樊月香的母亲求告,“行行好吧,快甭叫她啼呼了。人家一听见这里边有人,咱大伙一个也甭想活!”
其他三个伙计虽然没有疾言却也都是厉色。
樊月香的母亲也知道人家不是给她弄难堪,就只管用乳头堵那孩子的嘴。
这孩子平常贪奶,这会儿说什么也不叼奶头了,停不下来的哭声,不禁使黄酒馆里的四个伙计对她唉声叹气,连她的家人也对她眉梢挂恨了。
“听话!不听话我弄死你!”
这个来到世界上实际只有14个月的孩子,向来没有看见过她娘今天这样的脸色,也向来没有听见过她娘今天这样的话头,更没有感受过作为孩子剧烈地被母亲颠簸的动作。本能在瞬间告诉她:来自亲娘的并非只有爱。
于是,正在进行的半声啼哭被她憋回身体,声音消失以后的气流却不停地向嗓道发起冲击,形成连绵的哽咽,哽咽再带动她的小小的身子做连续的颤抖。之后,支配这一切的恐惧转化成一种程度不重的疾病:拉绿屎!
日本人没有进来。她们在黄酒馆里躲了三天。
期间,樊月香的母亲发过大愁,并因为发大愁一度产生过不明智的想法和不理智的行为。那是在一把米都没有、一群老的和小的都跟着她捱饿的时候。
作为一个妇道,她向来没有单独支撑过家庭。而家庭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完全得靠她支撑,所以她就非常想念樊金贵。“孩子他爹呀,孩子他爹,你是死了呀还是活着?死,死在哪儿?活,活在哪儿?”这种念叨虽然没有出过声,可是在她心里比六月的响雷声音还大。别说以后怎么过,眼底下就没有道走。街上不断地传来猪被刀子捅心的时候叫声,可是谁都知道,这不是猪叫,而是人喊,人在生生地活挨刀子的嘶喊。榆木门再厚,说不定人家串着房顶就进来了。进来以后,就该轮到这一群老的和小的还有她自己喊了。老的这么喊和她自己这么喊她还没多做考虑,要是自己的孩子们,也象街上的喊声那么喊?她可……黄豆粒那么大的汗珠一层不了又一层地从她的脸上、额上、头发里冒出来。
不!死也不能那么死!
别人的生死她无权决定,但是为她自己和孩子,看来是设计了她认为比较理想的死法。
樊月香的母亲,一只胳膊揽着两岁的孩子,另一只手拿着一柄铁锨。铁锨在黄酒馆猪圈的烂泥粪汤里探深浅。
“成年他娘,你这是干嘛?” 樊月香的奶奶问她儿媳妇。
“我看看哪儿深。”月香的娘说,“怎么也是活不了了,不叫人家用刀子割锯。”她开始回答婆婆的时候,语气不能说不平静,但是往下,她就泣不成声了。“我就先把……”她就用下巴颏点她怀中的孩子。这个时候泪可不光是在眼里,还挂在她的鼻子尖上……
2005年,抗日战争结束60周年的3月的一天,作者再次来到梅花镇。虽然惨案的幸存者已经仙逝得没有几位了,但是所幸头一个接受采访的就是樊月香老人。老人的讲述让作者毫不费力地进入了68年前的那个时间。因为有生动的细节和氛围,“九九惨案”在68年以后全然复活。个人在具体境遇的心态和感受,无疑是历史获得生命的根本之所在。而这些必须要靠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对此原汁原味的讲述。我在欣喜的同时,总感觉有所怅惘。后来,惨案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很想把幸存者的讲述用声像技术保存下来,但是限于经费和设备,至今还没有办成。我才知道自己怅惘的是什么了。幸存者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他们越来越少;幸存者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作为活的文物,他们比其他文物富有生命。复活历史的可能,只会体现在越来越少的他们身上。保存他们,具体地说就是在讲述的时候给他们录音摄像,就等于保存鲜活的历史。
“吆哈哈,我那皇天呀,”当奶奶的劈手就把小孙女从儿媳妇手里夺过来,紧紧地抱在自己怀里,“看你糊涂哩,哪儿能这么干呀?人家还没来杀,自己先毁了自己!”
“十条道十条道都给堵住了。” 樊月香的母亲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都给堵住了咱也不能自己毁自己。人家不杀咱,咱就得想法务计地活!”
诚然,这不是豪言壮语,但不能说它就跟信念无关。没有这种带着土味的信念,身处“九九惨案”中的梅花人,即使免遭屠戮,未必躲过自杀。
在黄酒馆躲了两天两夜、饿了两天两夜、心惊肉跳了两天两夜的樊家老小、娘们孩子,于农历九月十二吃早饭的时辰来到街上。黄酒馆的两天两夜虽然使她们饱尝躲避动乱的艰辛,但为她们继续在人间活命争取了机会。此时日本人的杀性虽然依旧强烈,但大不如前两天了。所以黄酒馆的两天两夜对她们恩重如山。
现在出去固然有了一线生机,但作为当局者的樊月香她们,不可能对形势做出正确的估计。她们抱的是豁出来、是死是活出去碰一碰的心态。因为再在里面呆下去,不是饿死,就是自己把自己吓死。既然这样,那就出去,死活由命吧。
黄酒馆的伙计不让她们从门里出去,他们靠房子支了一架梯子,她们一上房,人家立刻就把梯子撤了。
循高爬低,她们串房顶,沿墙头,最后下地,来到街上。
近距离看日本人,前天樊金贵被抓的时候虽然有过一回,但现在她们还是个顶个地害怕。“俺们那大肠头都一跳一跳的。人家把枪一挡,刀一横,俺大家伙就赶紧给人家作揖。”
“饶命吧!饶命吧!”这一伙老人、妇女、孩子,保准没有一个是汉奸;虽然不是汉奸,为了活命,她们也得象拜佛爷、求菩萨一样,向不通人性的野兽鬼子磕头作揖。日军在中国北部制造的惨案的文字记载我浏览过一些,那些资料的可信度无可商榷,但叙述比较模式,面对日本屠刀,除了汉奸和卖国贼,人们好象都很大义凛然,老人、妇女、儿童莫不如此,我觉得这种千篇一律的境界和姿态实在是难为那些面对死亡的中国老百姓——樊月香她们向鬼子磕头作揖,并不辱没中国人的形象,也无损中华民族的尊严。因为这种磕头作揖,与其说是向侵略者奴颜婢膝,不如说是她们珍惜生命,敬畏生命。连自己的性命都不看重的所谓民族尊严,未必经得住推敲。
还奏效,日本人放她们过去。
日本人放她们过去,她们却不能昂首阔步地往家里走,因为街里总是有以不同的姿势陈列的死尸。有一具尸首,脑袋离开身子有多半丈远,从齐刷刷的腔口里流出的血在脖子底下积了有两指厚;而且,因为时间较长,血又凝结成了红豆腐。
“红豆腐上面还浮着一层白沫。我说:‘娘呀——俺怕!’我娘说:‘你合住眼,拽住我袄角。’我就合住眼,拽着俺娘的衣裳角,心里呼嗵呼嗵地往家里走,生怕脚踩住死人脑袋。”
日本人放的火把樊月香家的门筒挑了顶。此外,凡是能砸的,诸如水瓮、瓦罐、腌咸菜的缸、做饭的大锅和炒菜的小锅,连靠在墙脚旮旯里的尿盆,日本人都给砸了。院子、屋里,到处狼藉。
樊月香的奶奶应该说是个心胸阔大的人,但是面对这么一种情景,这个老年人的心地还是没法阔大,她把身子拍在地上,鼻涕拖了有一尺多长。“老天爷呀,这可叫那日子怎么过呀?”这种一边念叨一边哭的情状本来就象哭灵,又想起樊金贵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一家人就都跟着哭起来。樊家院子里那阵势,真象是起丧。
大家伙哭得混天黑地,脑袋发晕,四肢乏力,院子里才安静下来。擤着鼻涕,樊月香的奶奶说:“不行,我得找他们说道说道。一个尿盆子,碍着他蛋根子疼了,也给砸得稀烂。我得找他们说道说道!”
樊月香的母亲赶紧拦住了婆婆。她哑着嗓子劝道:“他们是人哪?你找他们说道说道!咱甭再去找不自在了。”
“在黄酒馆没有吃的,起码还有凉水;家里可是连口凉水都没有。那个日子可是真叫难。” 樊月香老人一边回顾当时的情景,一边发出感慨。
这里既然无法度日,奶奶的妹子,樊月香的老姨姨,就提议她们去到她的娘家,看那里是否有法可想。樊月香的奶奶也结记自己那九十多岁的老娘,就说:“走,去看看你老姥娘还活着啵。”
那全班人马又都来到奶奶的娘家。
九十多岁的老寿星还活着。日本人身上总算是还留了一点人味,这一点人味使他们没有轻而易举地结果了她。她平时成天坐在炕上,因为糊涂,脑袋不停地摇摆。现在她还坐在炕上,神智依然不清,脑袋并不因为惨杀而停止摇摆。初八晚上的打仗和初九开始的惨案,影响了两个年老的女儿和其他晚辈对她的孝道,于是她的周身就发出了浓烈非常的气味。这几天日本人也“造访”过她,但是这浓烈的气味相当成功地阻挡了鬼子与她的接近。鬼子进来的时候,她满手是黄,满脸是黄;手不停地攥着捏着,嘴不停地嚼着咽着,还跟人家说:“泡馍馍哩。”一大群鬼子呼隆就跑出去了。
樊月香老人说,要是她奶奶和她娘她们不给她老姥娘收拾清理就好了。“早先有味儿,他们不来;一洗涮收拾,没有味儿了,他们又就出出进进开了。人家稍微一不顺心,不是抡起刀来片门框,就是冲屋子门架起机关枪。咱不管还是给人家作揖磕头,嘴里喊:‘饶活命!饶活命!’哎吆喂,哪一回都要把人吓煞。”
老是处在危难之中,女人又想出了绝招。
这回不是樊月香的母亲,是她那个老姨姨。
“俺老姨姨拿了一条裤腰带,跟俺奶奶商量说:‘咱就弄这个,把她抽死,咱再一齐儿……’俺奶奶问她:‘咱再一齐儿怎么个死?’她指着院子里柴火垛说:‘咱们钻到那里面,点火……’‘你甭管别人了,你自己先钻进去吧。’奶奶说,‘火,我给点!’我老姨姨的脸就一道子红一道子白的。”
梅花惨案中的又一个自杀计划因为樊月香的奶奶而流产。
在生命被肆意剥夺的环境里要生存下去,恐怕就不能要求做人的尊严;而放弃尊严则需要不一般的忍受。
一个鬼子拿着一张纸进了屋,把纸递给樊月香的母亲。樊月香的母亲娘家在栾城县城,家境可以,她就念过两年书,所以识字。她在纸上看见了“花姑娘”。
她冲日本人摆手,表示自己不识字。
“也不知道是心里窝气还是嫌她说瞎话,‘梆!梆!”人家就照她脸上给了两巴掌。俺娘的脸立时就肿得紫歪歪的。唉,那个时候,挨人家打还不就象是一天吃三顿饭一样经常?挨打算个什么?”
的确,与樊月香的婶子何香凤相比,樊月香的母亲丧失的尊严少多了。
1937年农历九月十二,在樊月香老姥娘的炕上,樊月香的婶子何香凤,被说不清多少个鬼子轮奸。
“俺婶子那长相,一般女的可是抵不了。俺那个时候小,在屋子地上靠墙跟立着,瞪眼看着,也不知道那是干嘛哩。鬼子进来一个走一个,走一个进来一个,一进来就上炕。多少年以后,等俺长大了,俺才省过味儿来。
“俺婶子整整叫人家‘摁’了多半一天。”
多半一天,论时间长度,应该是比半天多,比一天少。
何香凤受辱如此之重,她也没有寻死。说不定她还觉得自己比染坊大院和杨老凤粉坊大院里的那些女人命好呢。
“人走到哪儿就得说哪儿。”这句话虽然不是樊月香老人的发明,但是在汉语语境里,它的哲学含量并不低。
后来,一个日本兵,押着这一群人往村南方向,据樊月香老人分析就是往南门外面200名妇女和儿童被残害的那个地方走。活该这一群人命大,她们还没走到那里,又跑来一个鬼子兵,把押解她们的那个鬼子叫走了。这一群人又回到樊月香的太姥姥家。
“万幸,万幸,你说这叫人后怕啵?”事到如今已经68年,樊月香从7岁已经长到了75岁,但是她仍然为此激动得连连拍掌,“咱到那会儿还不知道他们在那儿杀了那么多人,人家叫走咱就走,真要到了那儿,还不都给杀了啊?该不着死!该不着死!”
的确,这一群人命大。就说樊月香的母亲,她就是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梅花镇的孕妇们肚子没有被挑的大概只有她一个。
“说到底,还是沾了黄酒馆的光。可是黄酒馆里面那四个人都死了。日本人到底还是进去了。”
九月十二,形势有所改观,人们被允许出村了。樊月香的母亲和婶子往离梅花镇三里地的栾城县的冯家庄去,那里有樊月香的母亲的姥娘家。
经过辘轳把水坑,两个女人看见人们正在从水坑里向外打捞尸体。尸体捞上来,摆在地上,就用原本捆绑它们的绳子,象捆猪一样把俩手绑在一起,把俩脚绑在一起,然后用杠子一穿,两个人就把一具尸体抬起来,埋到西门外面挖好的大坑里。
“死人当中,脑袋不在水里,肚子还不大;脑袋在水里,肚子在外头,你看吧,那肚子胀得这么高。” 樊月香老人又在打手势,她比的高度,跟惨案纪念馆会议室里的矮脚茶几低不了多少。
“谢三,你看见金贵的尸首来啵?”
“谢三,俺秃子的尸骨你看见了啵?”
叫谢三的人正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还是答复了这妯娌俩:“没有。没看见。”
“金贵——,你死到哪儿了?”
“给俺托个梦吧,秃子——!”
两个女人哭得再恸也得不到同情:死人现在是极其平常的事情;如果谁家没有死人,那倒堪称怪哉。
她们一路哭着往冯家庄走。她们去冯家庄,一个是因为分娩在即,一个是怕再遭蹂躏。
梅花镇还有日本人。
两天以后,谢三骑了一辆破车,大汗淋漓地冲到了冯家庄。“嫂子,嫂子,金贵哥的尸首找到了。”
樊金贵的尸首趴在北门附近一个粉坊大院的猪圈里。“脑袋这么歪着,”樊月香老人用自己的脑袋摹仿着68年以前去世的父亲的脑袋,“脸紫歪歪的,小肚子上有7个窟窿。看那劲儿,那是先叫棒子敲死;怕死不了,又弄刺刀扎了7下。”
樊月香的母亲在冯家庄已经坐月,不能给丈夫收尸。樊月香、她奶奶、她二哥,还有刚从外面跑回来的大哥樊成年,用樊月香母亲的陪送嫁妆——一个皮箱——实际上是一口外面糊纸的木板箱,装殓了父亲樊金贵,下葬到自家的坟茔地。
从此,无论白天黑夜,还是春夏秋冬,悲伤总是和樊月香的奶奶相守相伴。
“奶奶就俺爹这一个小子……” 樊月香老人泪眼婆娑。
“樊秃子不是你叔叔吗?”作者问。
“不是亲的。他是俺叔伯叔叔。”
叔伯叔叔就是堂叔叔。
“一到天黑,俺奶奶就去街上立着。立着那工夫啊……长得不行。她是在等俺……爹……回来。一直到死,俺觉摸着,奶奶那颗心都没在肚里安生地放下过。”
因为悲伤,奶水就没有光临樊月香母亲的乳房;奶水不光临樊月香母亲的乳房,那个新生的婴儿在世间就没呆几天。
樊成年是樊月香的大哥,当年14岁,这个少年死里逃生,成为“九九惨案”的幸存者。当他看见自己的奶奶、妹妹和弟弟时,他那张得和瓢一样大的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气流在胸腔和全身其他通道的促动使他向亲人举张的手臂如在晚秋里颤抖的树叶。他用这种姿态为“九九惨案”的劫后余生和亲人团聚提供了一个非常鲜明的造型。此后数年,他一语不发,人们都认为这孩子傻了。谁知他没傻,八十年代还在村里当了两年支部书记。有一年搞演习,梅花镇的上空响起了防空警报,樊成年想要往山药窖里藏,结果他的腿软得动不了了。
“我也知道是搞演习,就是不能听见那声音,警报一响,我一下就觉得俩腿不是自己的了。”日本投降50周年的那个春天,作者采访樊成年,说起这件事,他做如是说。
如果知道了樊成年在惨案中的经历,你就会对他的如此胆怯大为理解。
为节省笔墨,樊成年和他的堂叔樊秃子怎样躲藏、如何被抓、怎么捆绑、押到何地、是跪是站,这里不再赘述,下面单表一处。
樊成年和另外11个人,被绳子绑成一串,从镇里面往东门外押解。在这被绑的一串人中,14岁的樊成年在最后面。倒数第二个是黄酒馆的老板史香林。
他们正走着,寒光一闪,喀嚓一声,一个人脑袋就骨碌到樊成年的脚跟前,而且是差一点砸住他的脚面。
这颗人头正是这一串人为首者的脑袋。因为瞬间落地,那五官和表情似乎还象刚才一样,正在为前途未卜和生死不定而忧虑。
这种场景对一个14岁的孩子的刺激有多大,你怎么说都不过分。放在正常环境,不光樊成年,是人都会把自己对刺激的反作用释放出来,方为正常。但是现在的他必须压制自己,不能把受到惊吓的反应用哭、叫、喊等诸种行为表达出来。而日本鬼子并不照顾他的心理和情绪,他们不是用刀,就是用枪,在这个孩子面前,又活活地杀了与他绑在一起的9个人。
死神是什么样子,您看清楚了吧,看官?人命就象镰刀下的玉米秸、高粱秸,割掉一行,削去一垄,根本就不怎么费事儿。瞧,它踏着温热的尸体,面目狰狞地向樊成年——前面的史香林走来——收拾了这一个,就该轮到他自己了。其实到了这种地步,等待死亡的熬煎之痛苦未必就比死亡本身小。
一个鬼子走上前来,把枪口抵住史香林的正额头。
黄酒馆的老板是元氏人,因为他经见的事儿不少,眼光比较高远,就颇有几分自许,认为有处乱不惊的定力是自己最大的长处。谁知这定力还是不如他想象得大。因为他分明地感觉到:屎和尿,正在顺着他的腿往下流。
“娘啊,你等儿一下!”他的泪从鼻子里爬出来。
原来他娘前几天刚死,九月初九正好是头七。史香林是个大孝子,战争和动乱都不能动摇他的孝心。那天早晨,家人阻拦,他振振有辞,力排众议,端着供香,拿着纸钱,穿着白孝,一派正规地去坟上给他娘烧纸,结果一出街门人家就把他抓住而且捆绑了,除了自认倒霉,他也没脾气。现在的史香林身上还穿着白孝衣。
那个鬼子正要搂火,另一个鬼子拍了拍他,指了指史香林身上的白孝,这个鬼子就放下了枪。
如果说这就是人道主义在日本军人身上的体现,下面的行为又叫人困惑了:放了史香林以后,好几个鬼子一齐向樊成年射击,但又故意不打中他。樊成年的魂儿吓得向四处迸射。看着樊成年的恐惧和仓皇,日本军人其乐陶陶。
惨案毁灭了百分之六十梅花人的生命和肉体。活着的人精神被戕害,心灵遭创伤,除了靠时间,似乎并无其他良方医治。
细节是虚构文学的生命,也为纪实所倚重。时隔10年的两次采访,樊成年和樊月香兄妹俩的讲述,为本文避免死板、脱离巢臼,提供了身临其境的氛围。这就是作为有生命的历史功劳之体现。没有个人的生命参与,历史充其量也就是一具木乃伊。根据木乃伊制作的纪实,最佳也就是文字化了的木乃伊副本。鉴于此,在为樊金贵一家1937年的历史遭遇做小结的时候,作者郑重向已经去世的樊成年和健在的樊月香表示感谢,尤其希望樊月香老人健康长寿,希望尚在的其他幸存者健康长寿。因为1937年“九九惨案”的一部分历史,到现在就靠他们活着。这种想法即使武断,也不是因为虚假或夸张。
说过这些题外话,我们的叙述要进入吴秋梅家。吴秋梅老人是作者此次在梅花镇采访到的第二个幸存者。
吴老罗和吴喜台弟兄俩家境贫寒,为度日糊口,吴老罗卖豆腐脑,吴喜台卖糖米粥。吴老罗是兄弟,有媳妇;吴喜台是哥哥,打光棍。吴老罗的媳妇只有一件布衫,大伯哥在家,因为住房窄仄,穿脏了也得再穿;只有趁大伯子不在家的时候,她赶紧脱下来,光着脊梁匆匆忙忙地揉搓洗涮,晒干再穿。
“那个时候的人们穷是穷,但是比现在要脸。脸面值千金。”对世道做如此评价、对道德抱如此信念的老人,非吴秋梅一个。采访梅花惨案幸存者的时候,这些老人的人品和气节常常打动作者,甚至纠正他对社会抱有的偏颇认识。
吴老罗有四个孩子:大的是个闺女,也就是吴秋梅,惨案发生那年她10岁;吴秋梅底下是三个小子,分别是8岁、5岁、2岁。
吴老罗不识字,耳朵背。他们家离打仗的西北角不很近,机关枪的响声在他听起来就象“换袼褙的鼓子声”。
字典上说,袼褙是用纸或布裱糊成的厚片,用来做纸盒、布鞋。这种袼褙应该说是现代袼褙。与吴老罗形容机枪的声音有关的袼褙,经作者调查取证,应该是棉花秸磨碎成面,加少量榆皮面,再掺碎麻、麦秸等粘连物,用水和成稀泥状,糊在墙上晒干,做鞋底的中间层。由于梅花人把这种东西叫转了音,作者行文在这里就卡了壳,费时长达一小时又四十五分钟。为寻求心理平衡,是故在此罗嗦几句,但现代人或许从中领略到什么况味也未可知。
吴老罗因为耳朵背,九月初八的一夜枪声给他家引起的恐惧似乎就不如樊月香家大。第二天一早,他就叫闺女去街上给他买烟。
吴秋梅到了店铺,叫开门,把钱给了卖主,烟还没拿到手,劈面就看见了一个日本人。
“人家就这么扛着枪,”吴秋梅老人性格虽然比樊月香沉静,但是该打手势的时候她也打手势,“哐,哐,哐——过来了!”
10岁的吴秋梅一溜烟就跑回了家。
父亲粗声大气地问她为什么没把烟买回来。
“还买烟哩?人家来了!”因为紧张,吴秋梅回答父亲的语气就不够谦恭。
这种情况搁到以往,吴老罗的脾气早上来了,吴秋梅即使不挨几脚几掌,也得饱吃一顿臭骂。但是今天,日头打西边出来了。既然日头打西边出来了,吴老罗就带着老婆孩子溜出了家门。
“你们走吧,我给看家。”吴喜台说。
“咱家里有嘛?都卖了也不值俩搿喋。”吴老罗说。
搿喋,食物在蒸煮的过程中因紧贴锅壁而成的硬层,味香好吃,孩子争抢——今天的儿童食品锅巴就依据此理而制——但因为所有家庭的铁锅都可能在不经意中做成,故价廉不计。
吴喜台也是个别扭主儿,他一旦这么决定,兄弟劝说、弟妹央求、孩子们喊大伯,全都不起作用。这样,就只有把他留在家里。
单就逃出梅花镇而言,吴老罗一家运气相当不错。他们所选择的路径也不是说就没有日本鬼子,但那却是一群昨天晚上打仗打得十分累了鬼子,用吴秋梅老人的话说就是:“他们使慌哩不行。”使慌得不行的鬼子把枪一堆一堆地架起来,就在街两边睡起来。吴老罗一家大人孩子就从他们中间过去,他们也没起来阻拦。东门和南门都插上了太阳旗,这一家6口就从东南寨墙底下的水道里钻了出去。
倒霉是在他们逃出梅花镇以后。
在一块地势低洼的庄稼地里,一家子总算有了安身之处。孩子们居然欢天喜地起来。他们如此乐观,原因倒也简单:眼前有一片亮闪闪的子弹壳。
他们的眼睛为之一亮,连2岁的小嘎杂也不在他娘的怀里呆了。
孩子们捡起了“炮皮”。
“炮皮”带给他们喜悦和笑声。他们哪里知道,这种叫他们高兴的东西与死亡相连,世界上有了这种东西,不幸就更加密集地来到人间。正是有了这种东西,一国的军队才能占领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国家的百姓,要无辜地被这种东西成群地屠杀。
他们不知道这种东西的危害,就把它们当宝贝地捡起来,怕掉,用爹爹的白汗褂包裹起来。
子弹壳没有给吴老罗带来兴头。他觉得自己一家子躲在这么一块地里太孤单。度过危险需要胆量,而胆量似乎又跟人数成正比。在梅花镇,虽然穷,论个性,吴老罗却很鲜明。此时,个性鲜明的他,也陷入了国人性格最大的误区:聚群。
他爬出这块洼地,走向一个田间小屋,希望在那里能找到街坊、乡亲或熟人。
街坊、乡亲、熟人他都没找到。吴老罗找到了日本人。
吴秋梅姐弟几个正在为“炮皮”兴奋,吴老罗的嘶叫声传了过来:“娘啊——!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