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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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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2-27 08:41:00  | 显示全部楼层 | 阅读模式

(在毛泽东诞辰112周年之际,谨转此文,以表缅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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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

第一集 宏程心路
  1973年,刚刚大病一场的毛泽东,已经整整八十岁了。
  这年夏天,他用已经有些枯涩的情思,写了平生最后一首诗。
  这年冬天,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自己一生的全部诗词作品,重新抄写了一遍。抄完后,他一一核对,对其中的一些词句作些修改。然后让工作人员又抄写一遍,抄清后,又再次核对。
  他似乎很想为后人留下一套完整的诗词定稿,又好像是在进行一次艺术上的自我总结。数量并不太多的七十来首诗词,正是毛泽东播撒在坎坷心路上的心灵花朵。
  作为诗人,毛泽东是政治家诗人。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
  作为诗人,毛泽东是自信的。
  四十多岁的时候,在陕北峰峦起伏的黄土高原上,他便举起套着灰色棉袄袖子的右手,指着自己对一个来访的美国记者说了这样一句--
  “谁说我们这里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里就有。”
  1910年,即将出外求学的毛泽东,临行前改写了日本一个叫月性的和尚写的言志诗,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离开韶山冲的毛泽东,到了长沙。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到了广州。到了武汉。到了瑞金。到了遵义。到了延安。
  直到1937年,人们才惊讶地发现,长期在山沟里,在马背上战斗的毛泽东,竟然还会写诗。
  人们更为惊讶的是,正是毛泽东那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人格素养,造就了别具一格的诗风,使典雅高古的旧体诗词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风云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
  一个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让整个世界都知道了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卓越的革命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诗人。
  真正让世人领略毛泽东风骚独步的事件,发生在1945年的重庆。
  那年,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的时候,到重庆谈判。他把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透露了出来,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斯特朗,曾评述说:“毛泽东写的这首诗震惊了重庆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
  诗人只是毛泽东诸多身份中并不那么重要的一种。
  他有更多更大的历史使命,他有太多太大的事情要做。
  正是在和人民一道创造历史的进程中,毛泽东也创造了只能属于他的诗。
  这是一部史诗,真切地写照了在中国革命洪流中昂扬进取的人格精神,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建设进程中的壮阔场面。
  毛泽东一生奋斗,所以他一生有诗。他的革命的一生,同时也自然地成为了伟大的政治家诗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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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2-27 08:44:0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集 青春意气

1915年9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二年级的学生毛泽东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根据“毛泽东”三个字的繁体笔画数,用“二十八画生”的名字在长沙一些学校贴了好几百字的《征友启事》,结果引来一些学校的校长到第一师范查问,是不是有“二十八画生”这个人?他们不知道的是,毛泽东当时的人生志愿是:立奇志、交奇友、读奇书、创奇事、做一个奇男子。

《征友启事》引来三个愿意和他交朋友的人,其中一个就是当时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罗章龙也给自己起了一个气概不凡的名字叫“纵宇一郎”。“二十八画生”和“纵宇一郎”在湖南省图书馆见面了,他们畅谈了三个小时,兴奋不已的罗章龙当天晚上写了一首诗“策喜长沙赋,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长沙赋”说的是汉代贾谊在当长沙王太傅时写的《治安策》,楚屈平就是创造出《离骚》这部千古绝唱的屈原。两个青年学生以风流自期,所谈不是屈原就是贾谊,好一派书生意气。

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属于楚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文人骚客和爱国志士都曾把他们的思想、情感、才华抛洒在这片土地,屈原、贾谊、李白、杜甫、范仲淹、辛弃疾、王夫之,他们的人格精神融入这水光山色之中,形成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这是毛泽东刚上师范时的听课笔记。一共四十六页,前面的十一页都是工工整整抄写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毛泽东还把离骚的内容分段提要写成了眉批,如此追踪诗哲先贤,大概是屈原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情怀激励着青年毛泽东去鄙视随波逐流的世俗之风,大概是屈赋的光芒照亮了诗国的天空,成了他汲取诗情和灵感的太阳。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最快意的事情大概是呼朋携友、观览名胜古迹了。他们来到长沙附近的拖船埠,那里有一座禹王碑,传说大禹在那里拖过船,他们寻访了屈原住过的玉笱山,纪念贾谊的太傅祠,杜甫流浪长沙时在岳麓山住过的崇德寺,还有辛弃疾在长沙练兵的旧址飞虎营。寻访远逝的文人骚客,青年毛泽东是在同他们做心灵的对话,还是在抒发抚古思今的感慨。正是在山川名胜的游历中毛泽东似乎感受着符合他性格的本色的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大概可以叫做诗文意气。

青春是美好的,它所以美好是因为每一个有志青年在这段岁月无不信心百倍、壮怀激烈;它所以美好是因为每一个有志青年在这段岁月无不展露着生命的蓬勃活力,预示着人生价值的不可限量。

1917年暑假期间为了了解更多的社会风情,毛泽东邀了两个好朋友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上路了。他们靠作点诗、写点对联送人换几个钱,解决途中的食宿,按湖南旧时习俗,他们被称作“游学”先生。

在湖南安化县城他们去拜访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先生时,对方写了一副对联的上联摆在桌上,“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意在试试来人的学问深浅,毛泽东即书属对,写了一个下联说“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对得工整且不说,语中内涵也让这位老先生不太好意思,顿然亲近有加。

这次游学他们走了五个县,行程900多里,历时一个多月,人在旅途的生活显然让毛泽东收获了比他期望所得还多的东西,同时也收获了一些诗句。这些诗句没有完整的保留下来,只是从他的朋友的记载中知道有这样一些联句,“野渡苍松横古木,断桥流水动连环。”“云流千里远,人对一帆轻。”这些即景而吟的诗句虽写的认真,也很工整,但总难免是为赋新词强登楼的少年之作,因为他的生命还没走进沉重的历史,他的个性还没有融进困顿的现实,在对景物的观览中那视线还是青春的单纯、学子的轻松。

当青年毛泽东的视线投向他所处的现实社会,我们看到的便是另一种诗情、另一番意境了。那是1915年5月毛泽东的同班同学易昌陶因病去世了,悲从中来的毛泽东写了这样一首挽诗 ----

关山蹇骥足,飞飚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依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在毛泽东的感觉中,一阵飚风掀拂亡友的灵帐,好像天地为其悲泣,好友的早夭壮志未酬,活着的人们长歌当哭,以青碧的群山来试试自己报国的长剑如何。诗人与亡友有共同的报国之志,所以亡友死后,自己的那惆怅象长天江水一样绵绵不尽,混茫一片。为什么呢?因为“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这两句正是全诗的诗眼。

对这个诗眼的最好注脚是当时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日本以赞同袁世凯称帝为诱饵,要他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谍,5月9日袁世凯政府竟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震动。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师生将国内知名人士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为《明耻篇》。毛泽东读后在封面上愤然写到“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

毛泽东的同窗好友易昌陶恰巧就是在这个时候病逝的。易昌陶的病故使毛泽东更牢固地树立了一种信念,强健体魄对于人生奋斗,对于报国救民有着重要的前提意义。

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平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了一个颇为新鲜的口号“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毛泽东列举大量中外名人事迹,说他们之所以能成就大业都是因为身健气雄之故,令他期期向往的是那些尚武的先贤、勇烈的壮士、洒脱的剑客,因为他们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猛烈和不畏。说到做到的毛泽东潜心实践着他的这个信念,寒冬时节他用冷水擦身,大雨滂沱他在野外奔跑,江水滔滔他去搏击风浪,他甚至琢磨出一套强身健体的广播体操四处推广,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浓烈气息扑面而来。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青年毛泽东在日记本里写下了这样的人生箴言。重朝气,重奋斗的青年毛泽东被同学称为了“毛奇”,同学们感叹他的行为之奇,志向之奇,也感叹他写诗作文的“戛戛独造”之奇。

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他们成立了一个决心要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社团,叫“新民学会”。在成立会上他们赋诗高歌,“济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这是一群在中国大变动前夜孕育出来的热血青年,身逢国难当头的岁月,骑士们的青春是那样的耀眼,让人生的青春融入扶危救国的“新民”又是那般灿烂。

节假日,新民学会的成员常常相约到长沙的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或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步韵唱和,这样的情景毛泽东终生难以忘怀。晚年还不时回忆。在新民学会成员中被朋友们称作“老大哥”的何叔衡和毛泽东一起作为湖南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蔡和森、李立三、向警予、李维汉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抛洒热血,甚至牺牲生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青春的聚散如同人生的云朵,这一朵云和那一朵云在时代之风的吹拂下相聚了,又在时代之风的吹拂下分开了,各自带着往事的回忆,各自带着远大的抱负。新民学会成立不久,罗章龙准备赴日本留学,大家在长沙平浪宫聚餐为他壮行,毛泽东为此写了一首《送纵宇一郎东行》相赠。

云开衡岳积阴止 天马凤凰村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 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 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 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 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 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 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 胸中日月常新美

大凡送别诗,多为托酒伤感、即景劝勉。毛泽东这首诗,虽然不免有历来送别诗的伤感之词,但更多的是自发的豪情和相互的勉励。一开始便是开阔的景致,造出明朗高华的气韵。接着,以屈原、贾谊这些才华横溢、胸怀大志的先贤来自喻和喻人,以湖湘地灵人杰的文化土壤来自励和励人。他们鄙视那些昙花一现的碌碌诸公,俯视沧海横流和纷纭世事,一派斯人当大任的雄心气概。这使人联想到毛泽东经常光顾的岳麓书院门前那副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湖南第一师范校歌:衡山西 岳麓东 城南讲学峙其中 人可铸 金可熔 丽泽绍高风 多材自昔夸熊封 男儿努力 蔚为万夫雄)
不久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了,他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学生时代,此后他再也没有进学校读过书,这年他25岁。
“鲲鹏击浪从兹始”仿佛是在诗意的想象中,为一段生命历程画上了句号。可想象中的下一段辉煌历程的起点,却犹如绚丽的云彩还在空中飘游。一心要大展宏图的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将从哪里去开始自己的救国之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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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集 爱情之歌

1918年,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时,萌发了爱情。爱情是在一片冰雪的世界里开始的,充满着诗情画意。

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作过这样的回忆: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和毛泽东一道享受这些美景的是一位18岁的姑娘,他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正是在北京的公园和名胜一同观赏冬春景色的日子里,毛泽东和杨开慧确立了恋爱关系。

初恋是人生最为珍贵的情感经历,在情人眼里河床上总是流淌着如梦如幻的清波,清波里总是倒映着绿的发亮的垂柳,垂柳下总是生长着如诗如画的花草,花草间总是旋转着金黄的太阳和银白的月亮。作为书香门第的闺秀,杨开慧生活在高尚和浪漫的理想之中。她对毛泽东的爱慕之情也是那样的富有个性。杨开慧在日记里说: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

毛泽东和杨开慧都是在五四思想解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又都富有个性和远大的追求。杨开慧后来回忆:她虽然爱毛泽东,但绝不表示。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唯恐他看见我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示。

毛泽东和杨开慧常常被深沉而含蓄的爱情表达方式所困扰,爱情成为了甜蜜和痛苦的心理感受。特别是在离别的时候,在夜晚独处地上那双星星般的眼睛和天上无数眼睛般的星星深情对视的时候,毛泽东的情思是那样的深沉、缠绵,似乎轻轻一拨就能响起动人的心曲。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

胜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自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虞美人 枕上》是毛泽东在1920年冬天一次短暂别离时写给杨开慧的。这是毛泽东诗词中唯一的一首纯粹写爱情的作品,唯一的一首属于婉约格调的作品。社会背景在诗中淡然远去,唯有我在夜晚的相思,在拂晓的所见,而所见更引起相思,恰如李商瘾说的“一寸相思一寸灰”。

对不大用笔墨表达爱情的毛泽东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此前他写有青春诗,唯独没有爱情之作,当时的毛泽东已接近而立之年,在过了青春时节再来讴歌爱情或许更见其执着的性情。

诗人的爱情故事还在延伸。1920年冬天杨开慧来到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不坐花轿,不备嫁妆,没有媒妁之言,不做俗人之举,自由的和毛泽东结了婚。一年后,毛泽东辞去了教职,把家搬到了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成为行踪不定的职业革命家。除了肩负起全部家务之外,杨开慧在党内担任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还帮毛泽东找资料,抄写文章,她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的事业,同时把全部的依恋和寄托灌注到毛泽东身上。在繁忙之余面对孤灯幼子,杨开慧难免生出惆怅之情。而毛泽东的生活节奏太快、太强。似乎有些忽略了妻子的感受。

1923年12月底毛泽东又要离开长沙,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此行色匆匆使三年的夫妻生活离多聚少。革命与爱情、事业与家庭无疑是经常困扰夫妻间的话题,是啊!前者和后者有如太阳和月亮,没有月亮辉映,太阳也会忧伤;因为太阳照耀,月亮才会发光。

清水塘边的小道,夫妻俩不知走了多少回,而这天拂晓的送别,清冷的天色、清冷的弯月、清冷的水塘、清冷的草路,再加上杨开慧那清冷的眼泪真是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此情此景毛泽东实在忘怀不了,于是一首《贺新郎 别友》就这样从心底里咏了出来。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已吾和汝

重感慨

泪如雨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

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我自欲为江海客

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山欲坠

云横翥

如果说《虞美人 枕上》说的是昵昵儿女语,这首词却明确表示不为呢呢儿女语了,哪怕是在茫茫世间做飘萍般的天涯孤旅,也要割断绵绵情思。说的虽然十分含蓄,但革命家的情愫却已经一目了然。
但是词的上半阙分明又是地道的儿女语,分明是夫妻间难舍的人间知己情,诗人甚至把一些不快的误会和私房话也写了出来,希望妻子把误会化作过眼滔滔的云和雾,革命和爱情、太阳和月亮双重的含义很自然的托出。

1927年8月13日一个朦朦胧胧得夜晚。杨开慧站在长沙板仓杨家后山的棉花坡上,再一次目送着穿一身布衫却要去领兵打仗的毛泽东渐渐远去,他的背影逐渐消失在看不清、辩不明的月色里面。杨开慧肯定不会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永诀。

在离别中毛泽东驰骋疆场,成了马背诗人;在离别中杨开慧坚持地下斗争,抚育孩子,在孤灯长夜里伴随那流泪的烛光思念着毛泽东。

井冈山上的毛泽东则四处托人打听杨开慧的下落,他甚至给远在上海的李立三写信说: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记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讯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不久,杨开慧果然接到了毛泽东的来信,她说:“终于有信来了,我接着喜欢的眼泪滚流下来了。”远方的心上人太令她牵挂了,本来就有诗人气质的杨开慧写了一首题为《偶感》的诗,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

足疾与否痊?寒衣是否备?

念我远行人,复及数良朋

心怀常郁郁,何日复重逢。

他们终究没有重逢。1930年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时候,湖南军阀何健把杨开慧抓了起来,对她说:只要宣布和毛泽东断绝关系,就放了你。

这位外表柔弱的女子勇敢而坚决的拒绝了这个可以给她带来生路的选择,于是她被敌人杀害了。只有29岁,牺牲前杨开慧只说了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听到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正在准备反击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围剿的毛泽东说了一句: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多么的痛心。

杨开慧牺牲前把自己写的前面说的那首《偶感》诗稿和题为《自述》的回忆散记藏在了长沙县板仓镇杨家老屋墙壁的砖缝里。直到1982年翻修房屋时才偶然被发现得以重现人间。此时距杨开慧牺牲已有52年,而毛泽东离开人世也过去了六个春秋。这四千多字的手稿已经被岁月浸蚀的沉积斑斑,页卷残破。

一个女性的爱情火焰就这样在黑暗的狭小空间里独自燃烧了半个多世纪。四处征战的毛泽东或许还没有相应的心境把自己的怀念之情转化为诗,等他有相应的心境赋诗悼念的时候,诗情却已经转到另外一路了。

那是1957年,杨开慧的中学同学李淑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同时还寄来她1933年听说自己的丈夫柳直荀牺牲结想成梦和泪填写的一首《菩萨蛮》

征人何处觅,

六载无消息。

醒忆别伊时,

满衫清泪滋。

李淑一的信和词在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激起难以平息的涌潮,在回信中,毛泽东径直说:大作读毕,感慨记之,并嘱咐李淑一代他到板仓看一看开慧的墓。这时毛泽东已经有了表达感慨的特殊方式,正是李淑一的《菩萨蛮》激起他的诗情,写下了别具一格的悼亡之作《蝶恋花 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追念亡妻杨开慧、亡友柳直荀已经没有了《贺新郎》的断肠凄清,更没有《虞美人》的孤愁缠绵,有的只是上天入地的大境界,感天动地的大精神。毛泽东的情感被想象包裹起来,升华了,杨开慧和柳直荀已融进了另一个概念,为革命献身的英魂烈士。他们以羽化成仙的形式获得了永生,他们来到了美丽的天上月宫,受到神仙们敬酒献舞的盛情接待;毛泽东还想象,忠魂烈士仍然关注着、牵挂着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所以当传来革命胜利的消息,二人竟撒下如同倾盆大雨的泪水,忠魂烈士快慰了,毛泽东思念伴侣的情感也升华了。

同毛泽东私交很深的民主人士章士钊在读了《蝶恋花 答李淑一》后,曾当面问他,为什么把杨开慧称作“骄杨”?毛泽东回答: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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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集 谁主沉浮

电影《毛泽东在1925》,说的是那年春夏,主人公在韶山发动农民运动的故事。 毛泽东是踩着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回到家乡的,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侯补委员,在革命阵营里,也算上是一个大官了。
韶山一带顿时掀起了红红火火的革命局面,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还秘密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韶山支部,建立了国民党的区党部。他发动农民同地主民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大革命的时代洪流奔涌在了偏远的乡村。   

毛泽东在韶山的举动,惊动了省城。反对国民革命,一心要抓革命党的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密派快兵赶赴韶山捉拿毛泽东。幸亏有好心人通了消息,于是,在1925年8月28日那天,毛泽东趁着月色,扮作乡下郎中,被人用轿子抬出了韶山。然而电影的结尾却是让毛泽东坐小船离开了韶山。韶山本不通船,创作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处理呢,这样的结尾也许正是要突出毛泽东的诗情。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廖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离开韶山的毛泽东来到了赵恒惕的眼皮底下──长沙。这首《沁园春·长沙》就是在长沙旧地重游时写下的。

风物依旧的长沙,主宰读书生活时的景致历历在目,可事事全然荡尽,过去的狂放和岁月流逝,眼前的峥嵘和社会的生机,还有未来中国的辽阔和希望,都一股脑地涌上诗人的心头。
上阙写充满朝气的万物对象,一个看字写尽明丽高远的秋天景色,枫林如火,深寓着他火热的革命家情怀,万类霜天,寄托着对自由解放的向往和追求;下阙写充满朝气的人格主体,一个“怅”字道出了无尽的苍凉和想象。青春岁月,摆脱不了回肠荡气,指点江山,从昨天延伸到今天的英雄本色,这时的中国,恰如百舸争流的竞技场,国民革命席卷南方,北方军阀的统治摇摇欲坠,面对奔腾不息的江水和争相前行的大小船只,诗人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又平添出异样的严峻。

是啊,就象辽阔和天空和水面任人角逐,但究竟鹿死谁手,尚未可知。诗人的耳边或许回荡着他在湖南湘江评论时敲响的黄钟大吕,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 谁说,我们不干 谁干。毛泽东后来解释说,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说的是在北伐以前,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毛泽东在这首《沁园春 长沙》中,似乎为过去的书生意气,画上了一个句号。他告别了纯粹抒写个人情感的写作时代。从此,具体沉实的历史使命感构成了他的诗歌旋律。   

写完《沁园春·长沙》,毛泽东来到了当时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广州,成为了引人注目的政治家。
在广州,毛泽东和五四时期开一代诗风,高唱“要把月来吞了”的浪漫诗人郭沬若相遇了,他们的见面却不是因为诗缘的遇合,而是革命的牵连。郭沬若不久便投笔从戎,做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副主任,还披挂着将军的军衔。可以想见,当时他们肯定不能谈文学,革命无疑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农民运动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毛泽东受命担任中共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   

1927年1月,为了回答农民运动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争论,毛泽东回到湖南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深情地赞美说,农村中的大革命,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当时的中央领导成员瞿秋白看了这个报告,非常兴奋,为这个报告写了一篇序言,称赞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   

这时候,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洪流溅起的浪花里,一股腥风血雨的气息已经扑面而来。   

掌握枪杆子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毛泽东的家乡,近在咫尺的长沙,许克祥指挥部队步蒋介石后尘,发动了“马日事变”。形势骤变的革命,波谲云诡的政治,对丹心救国的革命者来说,一场劫难就要来临。这就是1927年的春天,一个让毛泽东感觉不到明媚和灿烂的春天,一个让毛泽东感受着阴沉和压抑的春天。

他陷入沉思。禁不住像历代迁客骚人那样缓缓登上了长江边上蛇山丛中的黄鹤楼。数不清的文人墨客慕名登临,赋诗吟唱,唐代的崔灏、李白、白居易来了;宋代的苏轼、陆游也来了。崔灏在这里写下了千古名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天才诗仙李白到此,看到这首题诗,摇头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

毛泽东也来了,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来了。

黄鹤楼头 鹤去人空 黄鹤楼下 江山依旧。江山依旧,却已时过境迁;江山依旧,却是山雨欲来。国民革命的成败命运,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口。一种回天无力的苍凉、痛楚和悲怆,在毛泽东心中浸漫着。本是春色开朗的荆湖形胜,也变得凝滞枯涩起来。于是,人们又听见了诗人的吟哦与呼喊: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首《菩萨蛮黄鹤楼》,大概是毛泽东的政治诗中写的最压抑和凝重的一首。几乎不用多解,只要按字面体会:茫茫,沉沉,苍苍几个叠词,再加一“莽”一“锁”两个字,就不难体会到诗人当时心境是何等的沉重。大革命失败前夕的险恶危机,纷纭杂沓的历史事件,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似乎都没有写进诗里,但作者的心情已经把它们包裹其中。

是啊,站在黄鹤楼上极目所见,“九派引沧流”的浩荡长江横亘东西,一线如悬丝的京广铁路纵贯南北,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地理坐标,黄鹤楼正处在它的交叉点上。南北与东西,革命与反动,胜利与失败,历史和未来,似乎都在这里交汇了。心潮逐浪高的毛泽东思考着革命的命运,“剩有游人处”的黄鹤楼见证了这一历史关头。
毛泽东后来在注释这首词的时候毫不掩饰地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

阴沉沉的春天,终于引出一个火爆爆的夏天。毛泽东为《菩萨蛮.黄鹤楼》作的注释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夏季,8月7日,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

出路何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正是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一语惊天下。

“八七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谢绝了去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安排,他说,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愿意去开展农村革命斗争。这条出路,走得很突然,走得更艰难,它一下子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和信念,重铸了许多人的人生和道路。比如毛泽东,握惯笔杆子的手,就抓起了枪,但拿着枪的手再来写诗,就不再是雕琢出来的平仄,而是用枪声来押韵了。

这种诗韵,毛泽东刚一踏上这条路,就敲响了他的第一个音符。

那是1927年的9月,这个穿布衫,留长发,身子显得特别颀长的书生,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指挥三路人马去攻打省城长沙。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起义人员仿制苏联红军军旗式样,设计制作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红底象征革命,旗中央的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群众,说明中国工农革命军不同于国民革命军,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力量。

眼见自己策划的这一从未有过的壮景,怎能不激起毛泽东的诗情呢: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期间,毛泽东很忙,却无比的兴奋。搞这样一个大举动,心情之急迫,乃至不得不以诗抒怀是可想而知的。革命毕竟像霹雳那样惊世骇俗,那样暴烈,那样具有震撼力,也那样充满特殊的诗意。全词文气,写的集中紧凑,给人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的感觉,对读书出身,第一次领兵打仗的毛泽东来说也很自然。他毕竟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军人,甚至还不习惯穿军装,在当事人的回忆中,他始终穿着那身人们习惯了的布衫。

然而,暴动像霹雳一样出现,也像霹雳一样从空中划过去了,几天时间,攻打长沙的三路人马相继受挫,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大家争论不休。在湖南浏阳文家市的这所里仁学校,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影响中国革命道路的非凡决策,他说服大家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退向湘赣山区,先做个“山大王”。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好比一颗小石子,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颗小石子会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接下来,34岁的毛泽东率领一千多人马向山区转移。谁都不会料到,这一去便成就了一位天才的军事家,这一去,也成就了一位卓越的马背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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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集 用兵纪实

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重新回到了井冈山。
车到黄洋界,他快步走向山顶,神色凝重地伫立眺望,深情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这就是黄洋界。然后让人去查看一下当年修的工事掩体是不是还在。
井冈山是毛泽东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转折地,也是培养他的军事才能的最初摇篮,还是毛泽东成为马背诗人的难忘起点。江西罗霄山脉中段的这座普通山脉,在毛泽东心目中占据何等分量是可想而知了。
这次回井冈山,离他1927年引兵井冈,开创中国革命第一块根据地,整整三十八年了。
如今,这里已经是莺歌燕舞。当年的战斗遗迹也依然被精心地保存,昭示着已经成为历史的那段岁月仍被人们所珍视;黄洋界上的堑壕已逐渐被历史的风尘淹没,那春雷一样的炮声和殊死搏斗的喊杀声融进了群山。只有当事人才可以体会,战斗是多么的惨烈,革命是何等的艰难。
这时的毛泽东心里在想什么呢,是在寻找昨日的硝烟,是在唤回马背生涯的感觉,还是在构想新的战略征程,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构想自己的新作,一首题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词: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在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感受中,从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八年的历史步伐,留下的除了莺歌燕舞的如画江山以外,更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情,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意志。这些豪情意志,是历史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这些豪情意志,沉淀着战争岁月的故事硝烟。

从毛泽东成为“马背诗人”的第一天起,他的诗词便成为了他领导的革命战争的真实记录。而他早期的用兵纪实之作,却常常是描写守卫山寨,反击“围剿”的战争。

在领导秋收起义之前,瞿秋白曾提议毛泽东到上海中央去工作,毛泽东回答的很干脆:我要上山下湖,到山林里去跟绿林好汉交朋友。他果然这样做了。在井冈山他改变了袁文才、王佐两股农民武装,在山林里落下了脚。

想不到这一脚竟踢出了一个崭新的局面。1928年4月,一支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井冈山打出了自己的旗号,不久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朱德、毛泽东也被那些“围剿”他们的国民党军队诬称为“匪首”。毛泽东也自嘲地称自己做了“山大王”。   

这位“山大王”,在山里写的第一首诗,说的是1928年8月反击第二次“会剿”中的黄洋界保卫战。黄洋界是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之一,这里山高林陡,仅有的一条羊肠小道在峭壁间环绕,用石头垒起来的哨口设在两峰之间,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1928年7月初,朱德和和毛泽东分别率红四军主力下山袭敌,山上守军不足一营。敌人以四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进行了会剿。

井冈山根据地面临着第一次大危机。

8月30日下午,红军在黄洋界以仅有的一门迫击炮向敌人集结攻山的部队攻击,当时只有三发炮弹,不料前两发炮弹都因受潮没有打响,所幸的是最后一发炮弹终于在敌群中炸开了。敌人以为是红军主力已经回山,连忙在当夜撤走了。

正是黄洋界上这惟一的一声炮响,挽救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使毛泽东下山前不得已而为之的“空城计”获得成功。9月8日朱德和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回山,听说黄洋界保卫战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兴奋异常,禁不住涌动起一股诗情(《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春)——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诗人写了一场他并未亲眼所见的战斗。他用《西江月》的词牌,为这首词起了一个凝重而固化的名字──“井冈山”。

毛泽东虽然没有亲临黄洋界保卫战,写出的却是如此真切生动的战争画面。旌旗、鼓角、围困、壁垒、炮声、宵遁,这些描写战争的常用词汇开始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出现了。

其实,黄洋界保卫战无疑是一局险胜之棋,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红军官兵都联想到了《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于是,在山上开的庆祝晚会上,官兵们编演出了一出京剧,就叫“毛泽东空山计”。在井冈山纪念馆至今还陈列着戏里的一段唱词。

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常常是在敌强我弱、围剿和反围剿的较量中得以展示;毛泽东的诗情才华常常是在充满压抑的斗争环境中得以迸发。
  1929年初,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军主力离开了井冈山,从此转战赣南、闽西,逐步开辟了一大片根据地。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红色根据地遭了国民党军队一次又一次地“围剿”。   

1930年底,国民党军队集中十万兵力,以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开始对根据地分进合击。大敌当前,朱德毛泽东还是用老办法,诱敌深入,一直把张辉瓒的部队引到了江西永丰县的龙岗。这就是龙岗。1930年12月30日那天,龙岗一带下起了蒙蒙小雨,大雾弥漫,红军主力乘雾埋伏,歼敌先头部队一个师,活捉了张辉瓒。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一人一马也没让逃掉。

第一次反围剿就这样快捷、利索地胜利结束了。毛泽东在他的诗词中则纪实般地做了描述(《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0年7月)——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这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还只有上阕,就已经写到把张辉瓒捉住了。不过,南京国民党政府很快就为这首词的下阕送来了素材。1931年2月国民党军队二十万人马布成七百里的弧形阵线,严密包围,步步为营,向中央苏区推进,实在是来势汹汹。对此,毛泽东便有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下阕:

二十万军重如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这首《渔家傲》是典型的用兵纪实之作,语言直白,没有任何雕饰。“齐声唤”看来是先听到战士的高喊,不知怎么回事,细一听,原来是“前头捉了张辉瓒”。诗人显然在后面指挥时听到这一捷报的,以此渲染出战士们的兴奋之情和急速进军的行动特征;“不周山下红旗乱”这句诗,则是三十年后毛泽东以从容的时间和心态来咀嚼这场战争时改写出来的。相传远古时期,有一个叫共工的人,敢于挑战权威,同当时的颛顼争夺帝位,不惜以自己的头颅去碰撞不周山,结果,折绝了天柱地维,使山河改变了形貌,日月星辰也换了位置。于是,旧的秩序被破坏了,新的秩序出现了。在毛泽东看来共工并没有死,他是胜利的英雄,眼前的红军不正是以“天兵怒气冲霄汉”的英雄气概,进行着一场针对强大旧秩序的伟大挑战吗?他们也像共工那样,充满着献身精神,也充满着悲壮的诗情。

1931年4月,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打响了。他们汲取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的战术,在江西吉安到福建的建宁长达八百里的战线上,由东往西,向苏区步步推进。而当时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三万红军,采用的还是调动敌兵打伏击的老办法,在江西集安的东部一带秘密埋伏了25天,出其不意地全歼敌人一个师。接着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十六天中打了五个大胜仗,歼敌三万余人。毛泽东后来称这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他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也写得痛快淋漓(1931年春)——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急。

这首《渔家傲》也同前面那首一样的直白,“枯木朽株齐努力”,有些斩木为兵、草木皆兵的味道;“飞将军自重霄入”,生动写出红军如神兵天将的态势;“七百里驱十五日”,则是明明白白的纪实,也是一种酣畅淋漓的抒发。
第二次围剿结束不到一个星期,蒋介石便开始筹划第三次围剿。这一回,他决心亲自出马了。他心中显然存有一个大疑问,当年耍笔杆子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哪里学来这等打仗的本事。
1931年6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率三十万人马,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新战术,意在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三万红军主力四面受敌,可以回旋的余地仅方圆几十里。毛泽东亲率主力从敌军结合部实行穿插,竟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突破重围,然后从后面打一个措手不及。毛泽东为这一战法取了一个兵书上无法找到的名字──“钻牛角尖”。
  这一战,打得很险,也更精彩。
  这时候,中央苏区的兵力和地盘,开始进入了全盛时期;这时候,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开始受到党内“左”倾路线领导人的打击和排挤。
正是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造就了政治家毛泽东,正是革命战争的严酷悲壮造就了军事家毛泽东,也正是战争生涯的惊涛骇浪造就了诗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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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集 天落狂飙

1929年初离开井冈山以后的一段岁月里,毛泽东的军旅之路,惊险危殆相继,始终是曲折连接着坎坷,希望伴随着失望。一旦脱离了根据地,红军就十分被动,常常遭敌人伏击、穷追,连连失利,红四军军长朱德的妻子也在转移途中被俘牺牲了。
一种前途茫然的情绪开始在部队里滋长,有的人甚至发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对朱毛红军的命运也悲观了起来。1929年2月,中央给红四军发出指示,让他们把红军分成小股部队,散入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同时还决定,朱德和毛泽东马上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毛泽东4月间才收到这封著名的“二月来信”。
  战略家的判断,加上革命家对中国国情的洞察,使他做出了另外的选择。
毛泽东在回信中提出,中央的指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他认为红军分散活动的前途只能是被敌军消灭和瓦解。毛泽东和朱德也没有像中央要求的那样离开部队去上海工作。
  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是他深思熟虑的选择;生生死死和红军将士在一起,是他义无反顾的情怀。毛泽东离不开红军,红军也离不开毛泽东。在逆境中坚持理想,在黑暗中预见光明,在曲折中看到希望的毛泽东早在半年前就预言:蒋介石和广西桂系军阀之间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军阀间的争斗,恰恰是红色政权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
  果如所料,毛泽东的回信刚刚发出,蒋桂战争就爆发了。
  红四军乘敌人在赣南、闽西的兵力空虚,转战几千里,除赣南以外,又先后打下福建的永定、长汀、龙岩,在这些地方建立了红色政权。9月间又攻占被称为“铁打的”上杭县城,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
  正在永定合溪养病的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心境顿时好了起来。
  军阀混战所带来的纷乱局势,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带来的热闹场面,交错在他的脑海里,便有了一首《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上阕写天怒人怨的军阀争斗,不乏嘲讽;下阕写红军“跃过”“直下”何等轻快。军阀给人们带来的怨,和红旗到处带来的分田之“忙”,不正是革命家、军事家毛泽东的武装割据思想的诗意显现吗?在鲜明的对比中,毛泽东对未来的预见越来越具体了。

1930年1月4日那天晚上,“直下龙岩上杭”的毛泽东住进了上杭县古田赖坊村这家叫的协成店的临街铺面。在一盏油灯下,他调墨挥笔,畅想着星火燎原的革命高潮:“她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经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是一封写给红军将领的信,也是一首洋溢着理想主义激情的诗,一个关于革命前途的神奇预言。
患难可以考验一个人的品格,在陷入困境的时候,只有大智大勇的人才能够处之泰然,并乐观地看到光明的未来。在困难面前,毛泽东始终以独特的智慧和勇气去迎接挑战,并且善于鼓舞士气,向人们播撒坚定的信念。

写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信,太阳虽然还没有出来,可随着一声鸡鸣,天边露出了曙色。当天下午,毛泽东就跨上了他的大白马,离开了古田赖坊村的协成店,红色政权毕竟只有在马上才能创建。

这时候,敌人调动大军对闽西根据地进行“会剿”。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毛泽东率一部人马去阻击敌人的先头部队。随后,他带着部队向北进军,经过福建的宁化、归化和清流,翻越武夷山进入江西。
历经二十天的长途转战,终于在1月下旬同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在广昌会合了。
  1月30日这天,正好是农历正月初一,旧称元旦。在毛泽东的感觉中,令人舒心的新春气息似乎已扑面而来,他忘不了由福建入江西赣南一路跋涉的情景,信手写成一首《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寒冬时节,一路是陡峭崎岖又窄又滑的山林小道,虽说艰苦异常,可走在前头的毛泽东,站在山顶极目一望,在竹木枝叉的掩映下,猎猎红旗若隐若现,旗下一队队官兵伏身前行,好一幅壮美的行军图。诗人的笔,与其是写行军,不如说是在展露作者良好而舒心的感觉。全词字韵清越铿锵,节奏朗朗上口,把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表现得如此轻松,好一首洒脱明快的山歌。
  《如梦令》是典型的短歌小令,毛泽东这一时期写的小令,别具风采,别有神韵,也别开生面。
在他的笔下,小令不小。体裁小而气势大。
  毛泽东在马背上指挥着红军,穿行在密林丛中,疾驰在乡间小道。红军反反复复的进攻、转移和撤退的行军路线,犹如一条流动的诗韵,随便截取一段,便成一首气壮山河的歌。
在赣南汇聚在一起的红军第四、五、六军,声势浩大起来,他们决定集中兵力攻打吉安,红四军奉命由藤田地区经水南准备先夺取吉水,向吉安进军。行军途中,遇到了南方罕见的风雪,毛泽东又作《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930年)——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写的依然是行军,又是一首小令,又是一幅壮美的行军图,又是一首洒脱明快的山歌。一生喜欢白雪的毛泽东,第一次用诗笔写下了雪景,写下了与猎猎红旗交相辉映的雪景。 “漫天皆白”,一个“漫”字点化出风飞雪舞的强烈动感和雄浑大境;“情更迫”三字透露出行军背后的整个战局;“风卷红旗过大关”同唐代诗人岑参笔下沉重悲凉的“风掣红旗冻不翻”相比,更有一种开阔、舒展和从容的兴味。接着,在行军、过关、何去这一连串动态描写的铺垫之后,陡起一句“十万工农下吉安”,如一支势不可挡的利箭,射穿了迷迷漫漫的千里风雪,透露出诗人那流动顺畅的感觉和此行必胜的豪情。

写完《广昌路上》不久,中央红军开始进入全盛时期。1930年6月,以朱德为军团长、毛泽东为政委的红一军团,在福建长汀成立,下辖四个军近一万名官兵。两个月后,以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的红一方面军,在湖南浏阳成立,下辖两个军团近四万名官兵。战将如云。
这时候,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已连成了一片,扩展到几十个县境。
中国革命开始走出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的低谷。
这期间,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开始盲目乐观起来,他们指示各地红军攻打大城市。让朱德、毛泽东率领一军团去打南昌,让彭德怀、滕代远的三军团打长沙,然后,同贺龙的二军团、徐向前的四军团一起围攻武汉。
中央把这个战略豪迈地称为“饮马长江,会师武汉”,不少人甚至高兴地说: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毛泽东却有不同的意见。但他不得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和朱德率领红一军团去攻打南昌。1930年7月间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他们从福建长汀出发了。骄阳之下,毛泽东策马而行,闷热的天气,炽热的胸怀,似乎又隐约燃着一点忧虑之火。但眼前是几万红军前行的壮景,胸中有会师武汉的憧憬,不管结果如何,毕竟是让人振奋,令人激动的。作为统帅和诗人不能不油然而生一股气吞山河、壮怀激越的崇高感来。正是在从长汀到南昌的途中,他不禁吟咏起来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1930年7月)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这首《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写的还是进军,还是一幅壮美的行军图。和前两首小令不同的是,诗人把中央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战略部署也写了进来。其意象、其比喻、其气势都有了一股震撼力。 “鲲鹏”是神话传说中的大鱼大鸟,人们习惯上用它来比喻气势宏大的正面形象。毛泽东却一反常例,用它比喻敌酋顽凶,故用“万丈长缨”才能把它捆住,这也是“征腐恶”的“天兵”气势的自然延伸。
在毛泽东的全部诗词正文中提到全名的现代人物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第一次反围剿时抓获的国民党中将师长张辉瓒,一个就是“偏师借重”的黄公略。
黄公略当时是红一军团的第三军军长,他曾领导开辟了湘赣根据地,使红军主力的行动有了依托,所以毛泽东在诗中称赞“赣水那边红一角”。一年后黄公略在行军途中遭敌机扫射牺牲了。“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诗中这突兀起意的两句,化自杜甫的“乌乎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虽然改变了杜诗的境界,但于慷慨激昂之中仍见悲怆。对攻南昌、打长沙,毛泽东自有看法,这难言的隐忧情愫,多少会影响他在行军路上的感觉。红军官兵唱着悲壮的《国际歌》,伴随着特殊的歌声,突然龙卷风从天而降,弥漫四周,仿佛昭示人们,这将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却又前途未卜的战争,诗人的心情突然从“席卷”“直捣”的豪迈转向沉郁悲怆一路。
出色的革命家,似乎应该具有诗人那种难以遏止的想象和激情,想象能穿透历史的风云,能描绘具有魅力的未来。激情能把千千万万的人民鼓动起来,引导他们踏着困难的荆棘奋进;然而没有理性的想象和激情,常常成为蔓延无度的野火,烧了别人也会毁了自己,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不乏其例。
打仗毕竟比不得作诗。红一军团于7月30日抵达和南昌仅一江之隔的新建县。守敌果然太强,明显打不下来。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十分聪明的决策:只让一小部红军朝南昌城里打了几枪,说是纪念三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然后便撤走了部队。
  这就是毛泽东,既有诗人的想象与激情,又有政治家的深谋和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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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集 战地黄花

作为身经百战的军事统帅,毛泽东对生活依然充满着浓浓的情趣。生活的目的应该有比生活更好的东西。革命战争的目的,总是有比战争有更美好的追求。如果不投入到比自身更伟大的事业当中,不注意挖掘战争背后的正义和理想,那么你就看不到生活的意义,也感受不到革命战争背后的美丽。

曾经穿越枪林弹雨的毛泽东看到了,感受到了,并把它写成了诗。
毛泽东是曾经沧海的人,就像打仗总会有进有退一样,在创建中央苏区的行程中,他在党内的地位也是几经沉浮。
1929年6月间,红四军第三次打下福建西边的龙岩,接着在城里的公民小学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天对毛泽东来说肯定是痛苦的。他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被选掉了。因为他提出红军总是流动作战,太像古代农民起义军黄巢、李自成们的做法,要下决心纠正这些不好的倾向。
毛泽东大病一场,患的是当时很难治愈的疟疾。思想上的打击似乎更为沉重。他第一次离开了亲手创建的红军,先后到上杭一带的骄阳、苏家坡和永定的牛牯埔养病去了。他过着隐居般的田园生活,在老乡家里,他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化名杨先生。一度还住在远离村子的一座山洞里。
外界没有了毛泽东的消息,他仿佛在红军中消失了。国民党的报纸甚至发了一个号外,称“匪首”毛泽东被击毙于山中。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郑重其事地发了一则一千多字的讣告,里面说,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讣告》还宣布,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使命。
与此同时,中国还有一个人,以特别的方式悼念起毛泽东,民国元老、词坛著名的南社领袖柳亚子写了这样一首诗: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病逝支那两列宁。柳先生后来在诗末注明,两列宁,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同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别人写进诗里。柳先生不知道的是,他写诗悼念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也在写诗,写一首战场人生的诗。
1929年10月10日,人们用担架抬着毛泽东,来到了上杭,住在城南汀江岸边的一座临江小楼上面。第二天,就是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人们常常在这一天登高赏菊、插茱萸、放风筝。这时的毛泽东似乎格外地轻松,凭楼远眺这江天辽阔的远山近水,汀江两岸霜叶一片。江岸码头旁的千年古榕,使人想起人世的沧桑。缓缓逝去的汀江则让人想起岁月的漂流。临江楼庭院内盛开的簇簇黄菊,更唤起复杂的人生感慨。

触景生情的毛泽东禁不住回首往事——秋收暴动,中央责怪他没有坚持攻打长沙,撤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传到井冈山说成是开除了他的党籍,一度不能过组织生活。几个月前,又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失去了前委书记之职。往事历历,前局未定,移情于景的毛泽东喟然长叹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但看黄花不用伤。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为这首词取名为《采桑子·重阳》。
古代诗人在重阳节这天常常会吟咏生命,怀念故乡,移情老人。毛泽东显然联想到了这些,但他的人生感受却格外透露着远非闲定之人所能达到的乐观和高昂。他把人们引到一个革命家和战士的新的感伤世界,他把秋日菊花勾起的感伤和寂寞投射到对开阔的大自然的凝视之中,心情显然又归于明朗。
上阕写情,从“老”起笔,在“岁岁重阳”的生命流逝中诗人抛却了“悲落叶于劲秋”的传统的凄绝感伤;下阕写景,秋风一年比一年吹得揪心,诗人却从中体会到春天的生命状态。
  在1962年发表这首词的时候,毛泽东把上阕最后一句“但看黄花不用伤”,改为了“战地黄花分外香”。本来就比较明朗的心境,更充满自信,传达出“战地人生分外美”的乐观情绪。
“春花秋月何时了”,多少诗人写过花前月下,绮词丽语奔眼来,多是些悲欢佳话,一朝风雨花憔悴,吹落他雪月风花。
  诗人毛泽东在戎马生涯中,别具一格地写下了香飘四溢的战地黄花。
  不久,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他又跨上他的那匹大白马开始四处征战了。共产国际的讣告说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孰不知,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远远还没有完成。
  柳亚子也知道了毛泽东的死讯是个误传,知道了毛泽东正在江西苏区搞得轰轰烈烈,禁不住重又高唱:“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
  两年以后,毛泽东又一次遭遇了人生的沉浮。
  1931年秋天,在领导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回到瑞金。中央决策层似乎并没有为这位凯旋的将军感到特别的骄傲,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从此人们叫他“毛主席”。可毛主席此刻的心里并不好受,因为中央同时免去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在军事斗争压倒一切的形势下,他这位主席只能在后方工作。

在后方工作,耳边很久没有听到枪声了。毛泽东的那匹大白马,1929年攻打长汀时从敌军师长郭凤鸣胯下夺来的座骑,也很久没有在战场上奋蹄驰骋了。它似乎和它的主人一样,渴望着硝烟弥漫的地方。虽然时常听到大白马扬起长颈嘶鸣,可毛泽东的诗笔还是停了两年,直到1933年6月的一天。
那天,毛泽东骑着他的大白马从瑞金沙洲坝赶到宁都,参加苏区中央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批评提出申辩,但遭到的是更严厉的批评。他重返前线领兵打仗的愿望再一次落空了。
  会后,毛泽东心情沉重地骑着马踏上从宁都回到瑞金的归程。归途中,突然下起一阵暴雨。傍晚时分,雨过天晴。在离瑞金六十里的一个叫大柏地的村镇,毛泽东停了下来。
  大柏地,这里他太熟悉了。突然,他的目光盯在了村旁一处农舍的墙壁上面,几个被射出的子弹咬出的坑凹,展露在一抹夕阳金光里格外的刺眼。战争,那逝去了的战争,真像是不速之客来扣打他本已无法平息的心扉,顿然间撞开激动人心的回忆闸门。
四年前,也就是1929年的大年初一,正是在瑞金和宁都之间的大柏地,红四军打了一场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一个胜仗。当时,红四军被两个旅的敌军追了一路,来到这里。大柏地山峦起伏,有一条峡谷,中间是通往宁都的路,两边的山被称为关山,长满参天大树。初一那天毛泽东在这里布下口袋阵,引敌上钩,来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活捉了敌军的两个团长,接着顺势北上,第一次占领宁都。
凭吊旧战场,毛泽东怎能不百般感慨。
  刚过的阵雨似乎洗去了积年的尘污,把昨日的战场冲刷得更加清晰。飞动的彩虹又陡增装点,似乎把眼下的沉闷境遇映照得明艳起来。 于是,一首《菩萨蛮·大柏地》在胸中酝酿出来----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按古人作诗的逻辑,凭吊昔日战场,通常借机倾泄自己在现实中的不平境遇,进而归结到“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无奈惆怅之中。
毛泽东没有这样,他用自己的诗心激活了天空的五颜六色,赋予彩虹以生命,起笔造势,出手不凡。晚唐花间派词人温庭筠也曾用《菩萨蛮》词牌写过雨后黄昏的景致,那是“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的低唱。毛泽东的“雨后复斜阳”,虽然化自温词,可接下来的“关山阵阵苍”顿使境界大别——一个写零落的花香,纯是孤情绵意;一个写茫茫的山阵,依旧是沉雄一路。
下阕,写战场旧址和作者的感受。战争留下的弹洞陈迹依然是胜利的见证。昨日的战争与其说给村落带来了创伤,不如说它破坏了旧的世界,分娩出新的景象,这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是,流血泼洒过的战场旧迹,在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鲜活明亮起来,江山变得更加妖娆动人了。
毛泽东是在凭吊旧战场吗?是的,可这里没有荒芜的凋败,没有唏嘘的人生感慨。但既然是凭吊,总该有些现实情绪的渗透,毛泽东后来曾说,这首词体现了“郁闷”的心情。诗人的郁闷在何处呢?为了让毛泽东重返前线,周恩来当时说过,泽东的兴趣在打仗。但现实中,毛泽东只能靠凭吊旧战场来抒怀,这或许就是一种郁闷吧?
写完《菩萨蛮·大柏地》不久,中央左倾路线领导人依赖的洋顾问李德来到了苏区,他把自己当时对毛泽东的印象写进了后来出版的回忆录里,他说:毛泽东给我最初的印象,与其说是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谨慎的态度。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一向话锋繁复的毛泽东在高层接触中如此“谨慎”,不正是郁闷的表示吗?
然而,就像我们在不断延伸的历史故事里看到的那样,遭遇挫折的环境有时是天才的坟墓,有时却是伟人向上攀登的阶梯。大事业总会要有大悲大患,大人物经得起大风大浪。晨曦总是在诱惑旭日,星星总是在诱惑黎明,山谷总是在诱惑春风。对坚韧忠诚、奋斗不息的毛泽东来说,中国革命事业对他的诱惑是那样的强烈,那样的不可遏制。就像大海诱惑江河,就像蓝天诱惑雄鹰,就像原野诱惑骏马,于是便有了“战地黄花”的人生观,有了“雨后斜阳”的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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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2-27 08:48:00  | 显示全部楼层

悲壮跨越

当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失去发言权的时候,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打得越来越苦。
  1934年4月,广昌失守,苏区的北大门陡然洞开在了敌人面前。红色政权的命运危在旦夕。
  这时的毛泽东,正在瑞金南面的会昌县文武坝养病,同时兼做一些巡视工作。广昌之败,毛泽东无可奈何,此前他曾接连三次向中央献退敌之策,但遭遇却像辛弃疾说的那样“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只能等待。
闲下来便去爬山。会昌东连福建,南接广东,县城西北有一处高峰叫岚山岭。1934年7月23日这天清晨,毛泽东踏着朝露登上了这座高峰,俯瞰被曙色笼罩的会昌城景。往东极目远眺,起伏绵延的群山似乎一直连接着福建那边的东海;向南挥手指看,尽是草木葱茏的南粤风光。一派让人感慨万分的大好河山,就这样涌入了毛泽东那精鹜八极、视通万里的胸怀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这首《清平乐·会昌》,既是对人生进取精神的高扬感慨,也是对革命根据地的热情赞歌。最能体现人生观的大概要算对时空问题的思考了,毛泽东的一生,似乎总有一种和时间竞赛的进取精神;有一种试图打破时间限律的奔突状态。正是“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这种进取的人生态度,才赢得了青春不老的人生风采,“踏遍青山人未老”。
  就在毛泽东在会昌登山那天,中央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命令湘赣根据地的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西征。这无疑是为中央红军的撤退远行作探路准备。
  几天之后,中央电令毛泽东赶回瑞金。
这时,中央机关已经搬到瑞金城西边三十多里外的云石山。山顶有一座古庙,大门两侧镌刻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永长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寺院的右厢房住的是张闻天,毛泽东被安排在左厢房住了下来。闲的时候就坐在一颗大樟树下的青石凳上读书,危险的时局成为了他们的共同话题,在交谈中,毛泽东知道了更多的中央决策内情,张闻天则从毛泽东那里更多地了解了他的想法,并且表示赞同。但在目前,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一批批伤员从前线抬回来。当耳边响起枪声的时候,敌人已经打到了家门口。
  1934年10月18日傍晚,患病的毛泽东被人抬在担架上渡过被深红似血的夕阳涂抹的于都河。

他告别了亲手创建的红色根据地,踏上了凶险难测的长征途程。当他回头深情地望着被渐临的夜幕掩盖的山影,只感慨地说了一句:从现在起,我们就离开苏区了。

伴着战马的嘶鸣,萧瑟的秋风,送来身后依依不舍的苏区人民的歌声。西去的红军将走向哪里呢?那一路,即使没有亲历的人,也可以想象是多么的壮烈。
  才走了一个多月,到12月1日渡过湘江时,八万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了。湘江之战,中央红军损失过半。漂流在江面上的尸体,似乎在发出某种悲壮的控诉,一江鲜血给幸存者带来空前的震撼。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航船,驶进了最为狭窄的航道,它等待着人们去跨越;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翻开了最为沉重的一页,它等待着人们去重新书写。
  仗还能这样打下去吗?红军还能这样走下去吗?
中央决策层的根基摇晃起来。一起行军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开始讨论了。毛泽东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1935年1月9日,毛泽东来到了贵州遵义城。据说这天他是骑着那匹大白马进城的。
  随后举行的遵义会议,清算了“左”倾军事路线。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进入最高决策层,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
  在长征路上复出的毛泽东,最先写出的不是笔下的诗词,而是“四渡赤水”这一军事生涯中最为得意的一笔。
  正是在二渡赤水、再占遵义的途中,毛泽东写下了他自认为诗词创作中颇为得意的一首。这就是《忆秦娥·娄山关》。娄山关坐落在遵义城北娄山的最高峰下面,这里山高岭大,如今公路上却是车来车往,很少有人旁鹜。离此不远有一个大溶洞,是游客们览胜的好去处,零星的游客如果顺便光顾一眼娄山关,也大都扫兴而去。只有镌刻着“娄山关”几个大字的石碑,不避寒暑沉默地竖在这里,凝视着像我们摄制组这样偶尔专程来此凭吊的后人。
是近七十年的风霜,淹没了毛泽东曾经在这里留下的诗韵风情;还是沧桑巨变,消逝了红军官兵们当年在这里冒着炮火硝烟奋勇冲杀的身影。
当年,袭取娄山关一战维系着红军的生死命脉。红军是拂晓时分开始向这座防守遵义的天险要冲进发的,战斗打响后,经过反复的冲锋,来往的肉搏,一直到傍晚才把敌人完全击溃,占领了娄山关关口。

登上山顶,太阳还没有落山,战场也还没有打扫干净,残留的硝烟似乎还轻抚着山坡上的血迹。跨上娄山关的毛泽东心情依然沉重----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在沉寂三年重掌兵权后写的第一首作品。写战前的凝重,战后的悲壮,在古今战争诗中都是少见的杰作。

诗中没有光昌流丽的色彩。若明若暗的晨月,仿佛也被浓霜给封冻起来,在罕见的凝重气氛中,给人一种引而不发的情绪积累;灰蒙蒙的长空中,偶尔传来一声雁叫,似乎带来一种殊死搏斗前的威慑和震撼;诗中没有嘹亮宏大的声音。“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马不是在狂奔,而是走着又急又细的步子;军号也不敢吹得太响,只能压得像哽咽的喉咙发出的哑声,仿佛是某种巨大的即将炸裂的东西被使劲地捂住了。
依然是殊死搏斗前的压抑和沉闷。
长风掠去烽烟,夕阳立马高山。晚霞抹红了无尽的天空,绵延的群山,也斜照在诗人的身上,他身上的灰色军装透出怪怪的橘黄。
《忆秦娥·娄山关》下阕的描绘,视野放得开阔起来了,但依然是在雄浑中透出急闷和悲壮。重领兵权的毛泽东感觉到了的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这是只有悲壮战后的统帅才有的特殊感觉,这是对未来一种并不轻松的感觉,因为前进途中还不知要越过多少雄关漫道,迎接多少悲壮的挑战。尽管从会昌城外高峰到娄山峰上的漫道雄关,毛泽东和中国红军已经跨越,但这只是长征途中的一段悲壮行程呵。
于是,在毛泽东视野中没有一览众山小的灵透豪迈,有的只是茫茫的山海和血红般的落日。正所谓:山海茫茫,茫茫为之浩阔,浩阔征程,且看路遥知马力;落照殷殷,殷殷谓之悲壮,悲壮革命应是疾风知劲草。

长征中的毛泽东最真实的形象是什么?一个外国人说,他是一位目光敏锐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位带着农民的精明和统帅的风度,细心研究地图的战略家。这位战略家手中地图画满符号的地名,似乎总是——山。
  从江西出发以来,一路上,总是山连着山,一山更比一山高,一山更比一山雄,一山更比一山险。
  山,几乎成了红军官兵生活的一部分,成了红军官兵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实在的敌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也成了诗人毛泽东的灵感源泉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这三首以山为题的《十六字令》,不是具体地写哪一座山,是一种虚写,写诗人在长征中对各种各样、各姿各态的山的总体感觉。
诗人感觉到山的高耸,在剽悍神速地打马越过之后,回头一看,才发现这座山离天才有那么一点点距离;诗人感觉到山的壮阔,在对山的一种横视中,仿佛连绵起伏的巨浪奔马,这不正是对“苍山如海”的一个形象注脚吗;诗人感觉到山的陡峭,陡峭不是一般的高,而是险挺,是尖锐,尖锐得像利剑一样刺破青天。追日月,马作的卢飞快;射天狼,弓如霹雳弦惊。
  无论是高耸、壮阔还是陡峭,都是诗人在马背上飞驰获得的感觉。
  通篇未写一人,但处处皆人。不正是红军勇往直前的精神,成为中国革命赖以支撑的擎天巨柱吗?
山,成了跳动的火焰,成了离弦的响箭,成了奔涌的狂澜。
一路上,毛泽东似乎常常与大地谈心,与高山交流。偶尔是马上低吟三五句,灯前速记六七行。诗人的气质,统帅的风骨,长征的内蕴,将士的豪气,就这样融进了对群山的感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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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作证

毛泽东喜欢游历祖国的河山。即使到晚年,在平常的谈话中他也含不掩饰这个兴趣。1959年4月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立下了一个志愿,他说:如果有可能我就游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带上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和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一直往昆仑山那里走,然后就可以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他为什么如此深情地注视着江河源头的莽莽荒野?是因为那里盛开过唐蕃古道的驿路梨花,还是因为孕育大河长江的源头藏伏着民族文化的古老秘密,奔腾着五千年历史的雪浪狂澜。
毛泽东是一个说了就要作的人,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中央警卫局还组建了一支护卫毛泽东游历黄河的骑兵大队。1964年夏天,还专门把为毛泽东训练的坐骑调到北戴河。那是一匹小白马,毛泽东骑着它还照了一张照片。
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终究没有成行。
1972年他大病一场,刚有好转,还开玩笑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那里去了一趟,他对我说,你那个国家的粮食和钢产量还太少,再说你还想游黄河,你先回去吧。
喜欢游历的毛泽东,承受着高天厚爱,汲取了大地深情;喜欢游历的毛泽东获得了无限的诗情和灵感,并使革命家的人格和诗人的气质得以高度的融合;喜欢游历的毛泽东,也是在不断地观察世界、发现世界和改造世界。
  1935年9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翻越岷山的时候,毛泽东在山顶上极目四望,第一次看见了雪峰如海的世界,感受着一个神话传说的世界。
  这就是昆仑山。一个毛泽东到晚年都想骑马去看一看的大山。
在中国远古传说中,昆仑向来是仙人聚居的神山。
  伫立岷山峰顶,感受横空出世、似见非见的昆仑,毛泽东体会到人类的过去,畅想着世界的未来,构思出一首《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在毛泽东笔下,超出人世的蛮荒昆仑俨然成为了看尽人类沧桑的历史老人。披盖在他身上的冰雪,好像无数条白龙腾空飞舞,把整个世界搅得寒冷透了;又是它身上的这些冰雪,在融化之后倾泻直下长江、黄河,使整个世界顿时生动了起来,这一冷一热的更替凝聚了人类文明的万世沧桑。坦荡而真朴的昆仑山,你涵盖着广袤的天地,你容纳着漫长的时间,你沐浴过无数阴晴雨雪,你经历过遥远的沧海桑田;粗犷而细腻的昆仑山,你造化出冬秋春夏,你飘忽着美妙疑团,你孕育了多少彩色生命,你又荡涤了多少动物生灵。千秋功罪该怎样来评说你呢?

与其评说历史,不如改造历史,毛泽东最奇特的想象出现了——他想象着倚天抽出一柄比昆仑山还高还长的宝剑,按人类的意志和历史的需要把它剪裁开来,分给世界各国,使人类寒暑相同,共冷共热,实现民族平等。

当然,对仍然在长征途中的红军来说,眼前最迫切要应付的是死心塌地要剿灭他们的国内反动派。在毛泽东的诗词里,这个敌人犹如硕大凶恶的苍龙。
  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跨越甘肃和宁夏交界的六盘山。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随后,作《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毛泽东为什么要回头去“望断南飞雁”?也许他在怀念那些倒在途中的烈士,也许他还牵挂着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同志和战友,也许他期待着依然在长征途中奋力前行的另外两支红军主力,也许他是在回顾着一年中跋涉过的山山水水,也许他还在掰着指头计算着行军的历程。不管是哪种假设,“望断”二字都透露着多么厚重的情感。

走下六盘山,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从江西算起,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下面就要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是我们的根据地,就是我们的家了。   到家了,长征就要结束了。
事实上,在翻越岷山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35年的9月20日,毛泽东在甘肃宕昌县哈达堡意外地读到一张报纸,证实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和面积不小的苏区。毛泽东当即决定,到陕北去,实现北上抗日,创建根据地的目标。
  长征的落脚点最终定了下来。这对一年多来饱尝艰辛的红军来说,有什么能比这个消息和决定更让人高兴呢?

身后的脚印,已化作了留给大地的诗行。如此惊心动魄的征程,总应该给世人留下点什么。

对毛泽东来说,最好的表达方式,依然是写诗。写什么呢,还是回顾一下这一年多来的历程吧(《七律·长征》1935年)——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首《七律·长征》,不用雕琢,只是拿红军跋涉的脚印,把万水千山串在一起,就构成了一首诗。
  虽只有五十六个字,虽只有一年的跨度,纪录的时空内涵,却有着世界历史上最罕见的沉重和遥远。
是啊,惊天地、泣鬼神的漫漫长路,文字已无法记载它的艰辛和悲壮,无法尽数它的残酷和凄凉。那里有爬不完的大山,渡不完的大河,还有似乎永远走不到尽头的草地,永远看不到顶的雪山。红军官兵靠野菜、皮带充饥。多少战士被敌人的机枪打下了万丈深渊,打进了湍流翻滚的河谷,草泊吞没了他们的躯体,风雪把他们凝成了永恒。
  长征是什么?
  在中国作家魏巍的笔下,长征是“地球的红飘带”。
  在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笔下,长征是“前所未闻的故事”。
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长征是“惊心动魄的史诗”。

在毛泽东的笔下,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这就是长征,两万五千里路的长征,这需要何等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啊。他们冲破国民党重兵的追堵,跨越雪山草地的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演出了一幕幕悲壮传奇的故事。

三军会师的时候,全部红军加起来才剩下两万多人,还不到红军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将近七十年的岁月过去了,远征者的足迹早已被岁月的流水磨平,除了传说和偶尔可见的一些没有姓名的墓碑,那些在漫漫征途上艰难前行的红军,似乎没有留下什么。倘若你细细倾听,倘若你深深凝视,这山水之间却依然掩映着那些远征者的身影与感情,凝固着穿越时空的理想诗篇。
在茫茫的草地上面,一支红军队伍被后面的敌人追赶着,偏偏一位怀孕的女同志就要临产,这时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董必武对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说,一定要顶住敌人,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小生命终于来到了人间,但有人为牺牲了几个阻击敌人的战士而叹息,董振堂听后板起脸说,我们干革命打仗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吗?
为了孩子,这是所有烈士的心愿;为了孩子,这是人世间最朴实也最美丽的诗;为了孩子,这是革命者信奉的最深刻的哲理。长征就这样成为了人世间最长的一首生命的诗。
  《七律·长征》写了许多山,也写了两条“水”——金沙江和大渡河。说起大渡河,人们自然要想起石达开。就在红军抢占大渡河的七十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十几万人马,在这里全军覆灭。于是,蒋介石的飞机也向红军撒下了“毛泽东将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传单。让毛泽东和红军自豪的是,大渡河的历史并没有重演。
穿过风雪,就有了风雪的坚韧,走过草地,就有了草地的深邃;翻过大山,就有了大山的抱负;涉过大河,就有了大河的豪迈。
于是,在《七律·长征》诗中,山,不再那么凶险了。巨龙一样的五条大岭不过是微波细浪,气势磅礴的乌蒙山脉不过像滚动泥丸;金沙江两岸高耸入云的山崖给人的也只是一种“暖”热;被敌人抽去桥板的大渡河上高悬的铁索,也只是有点“寒”意;连眼前岷山的千里风雪,也已变成让人更加欢喜的美景。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红军不怕远征难”。
这是多么奇特的人生经历,这是多么惊人的英雄主义气魄。让青山作证吧,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是毛泽东最长的一首诗;让青山作证吧,长征是一曲人类在极限中求生存,在绝境中显奋斗的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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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骄情怀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故居,陈列着一张写有毛泽东名字的持枪证,编号为甲字第一号。实际上,有关部门并没有给毛泽东配枪,持枪证上的枪证、枪号和子弹这些栏里都是空白,这是一张有名无实的持枪证。投身革命后,毛泽东原本就没有想到去摸枪杆子。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初期,三十岁的毛泽东曾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三十五岁的蒋介石则担任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著名的黄埔军校校长。仿佛是历史的有意安排,让两个后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一个去抓笔杆子,一个去抓枪杆子。

但,抓枪杆子的蒋介石不久就背叛了革命,残酷而沉痛的现实,使毛泽东也不得不抓起了枪杆子,并成为了举世公认的红军统帅和军事家。然而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毛泽东却不单是靠枪杆子来打碎一个旧世界的,他的双手甚至是天生的不喜欢摸枪,而喜欢握笔。
在长征途中,贺子珍为他特制了一个可以装笔墨纸砚的多层口袋。毛泽东也是开玩笑地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反动派。
  1935年底,刚刚在陕北落下脚跟的中国红军,依然身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 
  仅陕西一带就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西面是“马家军”,往东是阎锡山的晋军。这几十万人马,都奉蒋介石之命要“围剿”不足一万的中央红军。
  事实上,早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就已经发生重大转变,明确宣布要结束内战,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当时国内政治形势也相继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侵入华北,汉奸殷汝庚组织所谓冀东自治政府。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即有名的一二·九运动。这月下旬,中共中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为了民族大义,也是为了红军的生存,初到陕北的毛泽东,于四面重围之中,不断地操起毛笔,给一些受命围剿红军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写去一封封声情并茂的信件。1935年12月5日,他给杨虎城将军写信说,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不分党派联合抗日的民族魂灵和真挚情感跌宕其间,典雅高古的骈体文句式至今读来还觉一股回肠荡气。
可以想象出,当杨虎城这些戎马半生的军人展读这文采斐然的词句时,他们肯定在心里构想着毛泽东的形象。他是个拿枪杆子的军人,还是个握笔杆子的文人?是文人,怎么能把几万濒临绝境靠吃草根维持生命的红军带出死亡的峡谷?是横刀跃马之辈,为何又有如此沉郁高古而又华丽动人的神来之笔?或许他们觉得,毛泽东多多少少是一个站在传统的根基上,胸怀大志,谈论理想的人;一个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卧薪尝胆,奋发有为的人;一个在沉落起伏中傲视独立、纵横捭阖的人;一个上马击狂寇,下马草军书,文武兼备的人;一个不大容易说清楚的,却充满诱惑和魅力的人。

不是偶然的巧合,当民族危亡压倒一切的时候,当最需要每一个中国人都激发起深远博大的爱国情怀和力量的时候,毛泽东站在了西北高原的茫茫黄土地上,奔腾的黄河岸边。
  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的指挥下,从陕北清涧渡过黄河,发起东征战役,目的是到山西西部开辟局面,然后转往绥远直接对日作战。这次渡河东征,虽没有达到原定的战略目的,却扩大了红军,在山西十几个县开展了工作,为稍后在河东一带建立根据地埋下了伏笔。   

对毛泽东来说,收获却不只这些。 毛泽东在陕西清涧县袁家沟筹划渡河时,虽是初春二月,黄土高原不仅冰冻未化,反而飘起鹅毛大雪,仿佛是要为出征的红军将士们壮壮行色。
头顶浑莽的天,身披浑莽的雪,俯视浑莽的河,历史的流云不经意间悲壮地飘过眼前。站在秦晋高原,诗人的双脚似乎踩着一个民族浑莽而又浩瀚深长的历史河道;昨天的赫赫辉煌,今天的屈辱困顿。

一队队穿着灰布军装、戴着红五角星军帽的官兵骑着马、扛着枪从身边走过,被风雪笼罩着渐渐远去,融入浑莽无色的天地之间。为了民族的生存,他们正在重写历史。
  看着这一切,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就像火团一样,在毛泽东的胸中燃烧起来,千古绝唱《沁园春·雪》,就这样诞生了(1936年2月)——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诗人柳宗元也曾描写过浑莽雪飞的大世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是一个孤寂死灭、了无生气的世界。在毛泽东的笔下,被冰雪覆盖的世界,不仅没有沉寂,相反,诗人之心激活了历史的灵魂,让世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如此多娇的江山,上演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壮剧啊。诗人的视线穿过偶尔挣出敷雪的高原黄土,融入深藏地下那鲜活生动的历史长河,感受着地火的熏烤;在白雪的衬托下,那点点黄土,又好像是祖先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这位二十世纪中国的骄子。诗人的视野变得模糊起来,他向历史走去,向这个充满生机的民族大舞台走去。

于是,曾风云一世的英雄们一个个出现了:扫六合、并诸侯、完成统一大业的的秦始皇来了;北控朔漠,西征匈奴,命张骞出使西域,令名将飞渡关山的汉武帝来了;南征北战,使江山复归统一,并创造了巍巍大唐盛世的唐太宗来了;在多国并存之中再度统一华夏,成功后以杯酒释兵权被记入历史的宋太祖来了;还有那个长于盘马弯弓纵横驰骋的成吉思汗也来了。一个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骄子,仿佛都从古老的黄土地里破土而出,穿透厚厚的冰雪,带着自己的业绩和个性来了,近了。正是他们,面对分外妖娆的华夏江山竞相折腰,进而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演绎得烟波浩淼。

在爱国主义的河床上,回荡着不甘沉沦的呐喊,奔涌着重铸辉煌的浪涛。毛泽东请出历史人物,当然不是为了回到历史,而是在历史的比较中更加坚信正在开拓的民族振兴之路。而走在这条路上的先锋人群,是那些只有武治功业,缺少文采风骚的历史人物不能相比的。于是,《沁园春·雪》的点睛之笔出现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的红军,今朝的中国共产党,无疑将超越历史.一年的长征已经证明了一个中国人刻骨铭心的道理: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中国共产党人最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
  就在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雪》五个月后,在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告诉美国记者斯诺:蒋介石总有一天要面临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部下打倒。来自他的将领和抗日群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作出决定的时间不远了。   中国的历史果然很快出现了转机,中国人携起手来,抗日救亡,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时机来到了。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抗日,成为中国形势转变的枢纽。   

在斯诺的心目中,毛泽东成了神奇的预言家。

在离西安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黄帝陵,远古时期传说有一位姓姬的部落首领,号轩辕氏。他逐鹿中原,统一了天下,后人把他当作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称他为轩辕皇帝。为了纪念他,后人在陕西桥山建造了一座黄帝陵,陵前有祭祀亭,历朝历代清明时节,中央政府都要来这里举行大型祭奠仪式。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这天,对黄帝陵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中国大地上两个阵营的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同时派代表来到这里,祭奠共同的祖先。   在黄帝陵前,毛泽东的代表林伯渠念了一篇毛泽东写的四言古体祭文,立下了这样的誓言——

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世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接近历史,诗人捧着一颗真心,披带一路风尘;向未来走去,革命家的风采,焕发着独有的刚健和执著,他的意志如伟岸的高山,心胸如坦荡的莽野。
这,难道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风流人物吗?
这,难道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天骄情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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