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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中母女的男性化倾向
如水的和弦
摘 要 本文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情人》中母女二人在思想上具有的男性化倾向和其各自不同的外在表现，母亲的男性化倾向僵硬、不彻底，使她的人生陷入失败。女儿则利用女性的差异和独特性，灵活地坚持了其男性化倾向。在男权社会中，她成功地保存了自己的独特性，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追求。
关键词：《情人》 女性主义 男性化 母亲 女儿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是法国二十世纪著名的女作家。其名作涉及到小说和剧本等多种体裁。《情人》是杜拉斯的一部奇特的作品，荣获法国1984年的龚古尔文学大奖。这部作品没有传统的叙事结构，其中有些不甚连贯的拼凑和突兀的插入，具有极强的画面感。这除了因为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剧作家和导演者之外，也和《情人》的前身是一篇关于家庭相薄上人物的回忆和描述是分不开的。作品的开口和结尾都是主人公老了之后的形象，中间的部分则是她以回忆的口吻，远距离地审视了自己年少时那段艰难的成长经历。作品仍以杜拉斯早年在印度支那的生活经历为原型，其中的许多场景和杜拉斯早年在那里的历史相一致，也在她之前的小说中反复出现。
这是一部介于自传和虚构之间的新型叙事作品，因为它的“含混”、“多义”、“双重性”[1]而让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诠释。笔者将从女性主义角度，透过这稍显凌乱无序的画面，研究其中的两位女性：母亲和女儿，分析她们身上各自的男性化倾向和各自的结果。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在父权制的性别体系中，属于男性的特质代表着正面的价值，属于女性的特质则代表了与之相反的负值。“男性刚强、积极进取，富于理性；而女性则柔顺、消极被动、多愁善感” [2] ，“统的作品中，女性性别角色特征来自男权中的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与控制，温柔、善良、美丽、纯洁是理想的女性形象，虽饱受赞美与崇扬，但实际上是囿于男权框架的对于女性的设想，对男性需求的迎合。她们实际上是依附型的，不具备独立与自主的人格。” [3] 在《情人》中我们看到母女二人都不具有父权制社会所定义的“柔顺、消极被动、多愁善感”，她们像男性一样坚强、向上、理智，她们拥有了被认为只有男人才拥有的保护欲、控制欲及责任感……这就是他们的男性化倾向。
一、失败的母亲
《情人》中的母亲一直是一位与艰难和贫困作斗争的苦难的女性。她的男性化倾向之一就表现在她为支撑这个四口之家所做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她的男性化倾向是被迫的。本来她可能过上安逸幸福的生活，作为来自法国的白人家庭，相对于印度千千万万的土著居民，他们一家具有非常优越的身份地位——殖民者。但不幸的是这个家庭的“户主”、它的重要成员和合法的代表——男主人病重并 永远地缺席，他们一家的优势地位就名存实亡了。
殖民地政府一直是以男性为中心，少有女人的位置，殖民地的拓展，帝国的建设都是男人的事业。“对于男性中心社会来说，男人是基本原则，而女人则是这种原则中被排斥的对立面。[4]”甚至，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女人被隐喻性地定位为“黑色大陆”——非洲。女人于是成了被殖民的主体。
当这个家庭的保护人，支柱——被唤作父亲的那个男人倒下之后，这个家庭就等于一个被阉割了的“男人”，在殖民社会中站不住脚了，它曾经拥有的权利和能力都丧失了。母亲成为这个家庭的代表，成为它唯一的保护人和顶梁柱。她兼任了父亲的职位，扮演父亲的角色，挑起父亲的重担。她一个人负责赚钱来养这个家。
母亲是伟大的。磨难使她变得更加坚强不屈，也让她褪去了女性的柔弱，更加男性化。当其他的女人注意保养，讲究打扮，等待情人的时候，她却做着男人才愿意做的事，她向殖民地当局租借土地，试图发财。
但不论母亲怎样努力，这种由女人来扮演的父亲角色是得不到殖民地父权制社会的承认的，甚至这个家庭因其代表——母亲的女性身份而被赋予了女性的地位——低下、贪贱。殖民地当局的官员敢明目张胆地欺骗他们，让母亲花了多年的积蓄却租借了一块不毛的盐碱地。母亲后来又借高利贷试图拦海造田，坚持了七年，最后还是失败了。
这个家庭陷入了可怕的债务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写到，没有经济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经济基础决定了人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女人之所以在社会上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因为在经济上她们一直没有独立，并且男人也想方设法不许他们独立，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权威。母亲为了那块不毛之地，没少和殖民地当局交涉，但都毫无结果。她想控告。“她多次诉论，多次败诉，她要控告地籍管理人，控告董事会董事，控靠殖民政府官员，控告法律，她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隐忍等待，空等下去，她没有办法，只有哭诉，最后时机错过，一场空。
在经济上，这个家庭陷入了危机；政治上，他们一家也享受不到公平的待遇。艰难使母亲更加严肃生硬、神经质、不近人情，越发偏离了传统女性的温柔和甘美。他们一家更加得不到同情，被当地白人社会所排斥和抛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没有父亲的白人小家庭，已经和那些当地的印度家庭没有太大的区别了，除了可见的种族差异，他们都是被白人社会所排挤，在政治与经济上都处于被压迫和剥削的地位。可这一家是白人，有羞耻心，还想在殖民地人们面前保存面子。仆役给他们烧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有时“也摆摆架子，乌七八糟的东西不吃”，于是这个家庭必须在白人统治者和印度人之间孤独而艰难地挣扎着，在夹缝中生存。它与社会的抗争实际上代表了母亲和社会的抗争，代表了一个女人和社会的抗争。
母亲与外界的父权社会做着不懈的斗争，但是在家里，我们看到她制造并维护了大儿子男性权威的形象，这难道是一种矛盾吗？其实，这正是她男性化倾向的另一个重要表现，试图通过制造一种权威来对抗另一种权威。自从丈夫死后，这个家庭缺少了男性的象征，它最权威的位置空缺了。母亲尽管成了这个家庭的代表和保护人，但现实中的事实教训让她的内心异常清楚：她没有也永远做不到那个位子的高度，没有人会承认她的权威。于是，她把家中的第一个儿子放在那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位子，潜意识里想在家里重新树立一个权威的形象，并最终能对外代表这个家。
大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我们看到杜拉斯在书中用了这样一些词来形容他：“虐杀小孩的凶手”、“遮住光明的黑幕布”、“家中的流氓”、“撬柜的窃贼”、“不拿凶器杀人的杀人犯”，他偷、抢、嫖、赌、吸毒等无恶不作。他喜欢搞恶作剧，捉弄他人，以虐待弟弟妹妹为乐。只要有他在，这个家就不得安宁。妹妹甚至把大哥的统治和战争时的统治相混淆，可见其统治的残暴。
母亲为什么偏偏选中这样一个孩子做家中的权威呢？这个无恶不作的孩子，最符合她的心意，对于他的种种流氓行径，她从不抱怨，这是为什么呢？
在杜拉斯的另一部作品《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母亲的儿子约瑟夫拿着枪瞄准了可恶的土地管理员，母亲和女儿什么也不敢说。当儿子在最后一刻抬起枪筒，朝天放了一枪时，土地管理员使出全力跑向小汽车。一家人开心地笑了[5]，他们从这种恶作剧中体验到了快乐，一种报复的乐趣。对于“恶”有时候是无话可讲的，只能以暴制恶。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启发，在母亲的潜意识里，现实社会中父权的统治就是一种“恶” 的势力。对于这种“恶”，她做为一个女人是无能为力了，有必要通过另外一种更加强势的“恶”，才能抵抗住外界的恶。大儿子正是这种“恶”的代表，在母亲眼里，他大概是更强的男性霸权主义的象征，是其极端的代表，是最懂她的心的，日后也能抵抗住凶恶的外界。
但母亲不得不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失败，大儿子除了会作恶，就什么都不会了。可是母亲还是天真地认为，只要他愿意，他能够是三个孩子中最好的一个。
母亲因经常看不见希望而陷入一种绝望的情绪中，但绝望过后，她又开始为孩子们的远大前程而奔波，她依然是坚强的。她的失败除了由于女性的地位所致，也是因为她的性格生硬，试图与男性正面对抗与冲突，而不会像女儿那样利用女性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这是因为尽管她有男性化的倾向，但这种倾向是不彻底的。她依然按照传统社会对女人的禁忌来约束自己和要求女儿。她自己守身如玉，只知道奉献，不知道享受，她希望女儿从事传统的职业——教师，而认为女儿写作的理想是“胡扯谈”。在她知道女儿和中国人的事后开始发疯，骂女儿廉耻丧尽，丢人现眼，将要嫁不出去了，种种的迹象表明她还未有抛弃社会对女人的戒律。她是在这戒律之内反抗社会的，她依然活在自己对自己的束缚之中，又如何能反抗了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呢？
二 成功的女儿
女儿是《情人》中的主角。“情人根本不是主角，他是中介、过渡，反映我转换变化的一面镜子” [6]。她在一个贫困艰难的家庭中成长起来，没有父亲的爱与保护，也没有得到母亲的爱和关注。她和小哥哥一样，在家中是个多余的角色。就是在这样一种无父无母的状态中她成长了起来，她不具备父权社会中理想的女性人格，而是按照自己认可的方式我行我素地生活着。在她的身上也有着男人所拥有的性格特征。
女儿的男性化倾向首先表现在她的“俄底浦斯”情结，在作品中的表现是“恋母弑兄”情结，因为在这个家中，她的哥哥是“统治者”，是法权的代表，处在“父亲”的位置上。女儿疯狂地恋着母亲，但母亲把满腔的爱都献给了大儿子。于是女儿就有了对这个独享母爱的哥哥的恨。“我想杀人，我那个大哥，我真想杀死他，我想要制服他，哪怕仅仅一次，一次也行，我想亲眼看着他死，目的是要当着我母亲的面把她所爱的对象搞掉，把她的儿子搞掉，为了惩罚她对他的爱，这种爱是那么强烈，又那么邪恶。”
弗洛伊德认为男女都有俄底浦斯情结，但女性因在幼年时期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男性特征的缺憾而转向崇拜父亲。在这个家庭中，真正的父亲是缺席的，大哥——一个未长大的男孩代表的男性权威是脆弱的，引不起女孩的崇拜，因此，她像个真正的男孩即样把这种情结坚持下来。在她身上，男性化的心理特征表现得如此明显。
女儿的恋母情结并不是为了寻求母亲的庇护。相反，对于自己的母亲，她有着一种很强的保护欲和责任感。在作品中，她和中国情人在一起时也会无端地哭叫，为她自己不能让母亲在生前过上快乐的生活，为她不能杀死所有想害母亲的人而恼恨。同传统的女性相比，女儿无疑已经摆脱了那种柔弱的、胆怯的，时刻试图寻求父母保护的形象，而是以一个保护者的姿态出现。
她人保护欲同样表现在她对小哥哥的爱之中。小哥哥胆小、懦弱、怕大哥，他的生命被大哥的生命死死压在底下。比起自己的妹妹，他的身上更具有女性化的倾向。妹妹也是怕大哥的，因为他的粗暴和残忍，她是无力用暴力相对抗的。因此，她也只好屈从于大哥的统治。可是大哥也同样怕她：“奇怪，只要有一个人在，他就怕，这个人就是我。”大哥为什么会怕她，作者没有说，但我们可以猜到，因为大哥需要靠她才能拿到抽大烟的钱。她可以成为他的经济来源。
女儿一个男性化倾向的表现就是她真正地独立于家庭之外。传统的女性是依赖性的，表现为对家庭和父亲的依赖。在结婚之前，她们属于父亲，在结婚之后，她属于丈夫的，因此她总是被纳入家庭、婚姻和男性的羽翼之下，这种依赖感觉也渐渐被培养出来。《情人》中的女儿的幸运在于，她出生在一个父亲缺席的家庭，一个贫困的家庭，没有父亲的庇护和宠爱，而母亲则把全部的目光放在大儿子身上。她得不到更多的关注和更多的有关女性“美德”的教育，从而能够更加坚强和独立。
与中国人之间的事情，可以看做是女儿真正独立于家庭之外的标志。如果说此前她的独立都是不可见的思想意识，那么从此，她将思想付诸行动。她第一次瞒着家人独自办事，她敢于跨越种族的藩篱和男权社会中有关女性的禁忌而按自己的想法做事。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她的内心里，她一直是渴望着和中国人这样的相遇。像《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Susan，经常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在路边等汽车，希望一个白马王子会把她带走。《情人》中的女儿在遇见中国人之前，就已经懂得打扮自己，才十五岁半就知道涂脂抹粉，染口红，穿高跟鞋，变着花样打扮自己。在和中国人之间，她才是真正的主动着。她已经深深懂得男女之别和女人自身的优势，她利用这一优势，也利用了中国人对她的的迷恋。
女儿的这一做法表明她认识到自己的女性特征并尽力的表现和利用之间的女性的气质。这并不和她性格中的男性化倾向相抵触。弗洛伊德的同事、一位女精神分析学家——琼-雷维尔在她的著名的论文《作为女性面具的女性气质》中分析了一位成功的职业女性试图通过卖弄风情来隐藏她的男性化倾向。“女性气质能够假装并作为面具带上” [7]。《情人》中女儿利用这一“女性面具”来促使自己男性化的成功——控制住中国人。
女儿主动地投入到中国人的怀抱，控制住他，目标很明确，为了家里赚钱。在她看来，这是她不可推卸的责任。她把传统社会中属于男性的养家责任承担起来，与母亲一起分担。因此，与中国人之间，交易的色彩很浓厚。无论她通过哪种方法赚钱，光不光彩，她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被贫困差点逼疯的母亲，也为了能通过赚钱在母亲面前赢得地位，并表明她自己身上的男性能力——养家；她比大哥强，大哥只是寄生虫。
与中国人之间，金钱的诱惑是占主要的，但是杜拉斯为了避免主人公具有一种纯粹的“牺牲品”的悲哀地位，而让她承认了欲望的存在。与中国人之间，除了存在着一种必然的牺牲，也存在着享受。女儿勇敢地突出了社会对女人的禁忌，听从了欲望的召唤。如果她很在乎那些清规戒律，凭借她的聪明，中国人的胆小懦弱和对她的迷恋，她完全可以不付出这样的“牺牲”而得到她想要的钱。
在传统的两性关系中，女性总是被动的，不可以主动，否则会被认为是可耻的。可是在《情人》中，角色被完全调换了。“总是女孩子在领舞……总是女孩子决定故事的开端。[8]”中国人是懦弱的，胆怯，不敢动，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对白人小女孩时也是颤抖的，只是不停地说爱她。事情只好由她决定了。
在传统的父权制文化观念中，这样明目张胆的主动和婚前性行为是被视为淫荡和下贱的。男人可以不受这样的约束。于是在殖民地，女儿被孤立起来，人们骂她“小娼妇”，不准自己的孩子和她一起。母亲也说她“廉耻丧尽”，她成了人人眼中的坏女人。
女权主义批评家一再强调“女人身上被视为‘恶德’的品行未必就是绝对邪恶的，之所以被指责为‘恶德’，只是因为如他边县了女人身上的‘男人气’。” [9]女性的“放荡”也被视为一种“恶德”，因为它表现了 女人在性方面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在父权制社会中被视为只有男人才可以拥有的权利，女性只能等待，忍耐。作品中的女儿在性方面采取了主动，无意是对传统社会中男性权威的一个挑战。
可是能够激起女儿的欲望的中国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弱女子”的形象：胆小、懦弱、毫无追求，具有奴性，任家庭摆布。他身体瘦弱，仿佛是大病初愈还在复员，缺乏阳刚气，根本不像男子汉。但女儿却喜欢这样的温柔甘美的“女人气”的男性形象，。她像个男人似的享受这种类似女人才会有的“柔弱美”。她的这种男性化的选择表明了她的男性化倾向。
同样，这种男性化倾向还表现在她的近乎同性恋的倾向上。她喜欢那个叫海伦-拉戈奈尔的美女。她常常因为对这个美丽的身体的欲望而感到衰竭无力。弗洛伊德将女同性恋现象归结为女人的“男性化情结”。弗洛伊德认为同性恋者是一种“带有男人渴望的女人”。
中国人无力冲破家庭的阻挠与她永远在一起。他在他的社会中还处于”次等”的地位。他不是父权制社会的代表，退居到类似女性的从属地位。他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在精神也不够自主。父亲坚决不准他娶这个“伤风败俗”的“白人小娼妇”。他只好屈从接受。
可是小女孩子从未试图依赖中国人，她确信自己早晚会离开他的。中国人说她见到任何男人都是要骗的。男人不是她生命的中心，而只是其中的过客，是她认识世界和感悟生命奥秘的载体。她也不把自己人生的意义放到婚姻和家庭中，她看到了那些没有追求的只求嫁得有钱人的女人的可悲下场，被抛弃，疯掉。她有自己坚定的目标和追求，那就是写作。
在二十世纪之初，尽管女人的职业范围有所扩大但写作依然不是一个传统的职业。几乎没有女人会想着把它当成重要的事情来去做。母亲也认为“那是没有什么价值”，是“胡扯淡”，是“不正经”的职业。女儿尽管顺从母亲的愿望，准备着参加数学教师资格会考，这主要是为了不让母亲失望。但内心里她已经下定决心，“在干任何事情之前，首先想到是就是写作”。
“妇女永远没有她的讲话机会。……写作恰恰正是改变的可能，正是可以用来做反叛思想之跳板……”，“写作，这一行为将不但实现妇女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从而使她接近其本原力量；这行为将归还她的能力与资格，她的欢乐，她是喉舌，以及她那一直被封锁着是巨大的身体的领域……” [10]
写作是她思想独立的标志。通过写作，她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多这个世界的看法和多生命的感触。她很了解自己，清楚自己有写作的优势，也肯定自己会写作。她坚持了下来，并且成功了。比起中国人，她过得很丰富多采，结婚，离婚，生子，写书。她是人生无疑也是成功的。
比较母亲和女儿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她们的男性化倾向的表现各不相同。母亲的男性化倾向并不彻底，因为她依然恪守着传统社会对女人的种种规定。她的男性化是被艰难的生活逼迫出来的，是一种求生的本能所代理的自然的表现。而她的挣扎也仅限于这个方面：不求享受，只求得平等的对待，能让孩子吃饱。为此她采取了正面的冲突——控告。
女儿则因为生长在一个父权半真空状态下自由成长起来。生活按照本真的状态将她自然地塑造出来，她是男性化倾向是无意识的。因此，她也不排斥自己的女性特征，还善于利用自身与男性的差异来取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尽管她的做法不一定是值得提倡的。
新一代女性主义的“斗争不再关注平等要求，而强调差异和独特性”。“女性不要依赖从他者那儿解脱出来，而是自由地与他者相处，并在与他者的差异性中获得自由。” [11]
女儿的成长与最后的成功无疑是与这一主张不谋而合的。男性的霸权的推翻不是要靠暴力，而是要靠求同存异，在这一基础上二者和谐相处，才能够实现最终的男女平等。
参考文献
[1]（法）米雷尔·卡勒-格鲁旦量尔著，王道乾译，《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情人乌发碧眼》）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2] 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P.7
[3] 周薇，《情人：女性的伸张与压仰》， Vo115 No11,Mar.2003 P.
[4] 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P.129
[5]（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抵档太平洋的堤坝》，文艺出版社，2000年，P.231
[6]（法）米雷尔·卡勒-格鲁旦量尔著，王道乾译，《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情人乌发碧眼》）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P.212
[7](英)索菲亚·孚卡，《后女权主义》，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P.29
[8]（法）劳拉·阿德莱尔，袁筱一译，《杜拉斯传》，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P.83
[9] 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P.49
[10]（法）埃蒙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P.192-194
[11]周薇，《情人；女性的伸张和压抑》，Vo115 No11,Mar.2003 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