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场的西头，是片露天电影院。一个丈把高的铁架子，不光用来架银幕，还成了划分军民的楚河汉界。当兵的坐正面，不当兵的坐反面。我们是家属，是不当兵的，当然只有坐反面的份儿。这倒也好，不光练就了一手反看字幕的本事，还能零距离感受到兵哥哥们的热情“熏陶”——粘乎乎的臭汗味儿、湿溚溚的军用胶鞋味儿，阳刚十足地飘过来，这种福气恐怕只有自幼在军营长大的孩子才能消受得起，反正我是从来没觉得难闻。
那个年代的人们就是可爱。条件再不好，对电影的疯狂热爱也是丝毫不减。天还没黑，家里就打发孩子们跑去占地儿。占地儿的工具更是五花八门，藤椅、方凳、马扎、木墩、砖头、泡沫塑料、手绢、破书包……有一回，柳家的胖老二什么工具都找不到，急了，索性把自己一双咸干鱼般的臭球鞋扔在那儿，然后光着脚丫买冰棍去了。那时候的冰棍也好吃，三分钱是水果味儿的，五分钱是小豆的，都特香。
漫长的等待、千篇一律的追打嬉闹之后，天渐渐黑下来，银幕一亮，电影终于开演了。人们跟得了冲锋令似的，赶紧各就各位，一边吸溜着冰棍，一边不错眼珠地盯着银幕，生怕露掉点儿啥。其实吧，啥也露不掉，连天上的流星都露不掉。唰——一道金光闪过，地上的脑袋也是唰地一下，全都仰了起来，目标绝对一致，仰角大致相等，如同老大一大片向日葵，那场面那气势真是好玩极了。
夏天看电影，别的不怕，就怕下雨。毛毛雨权当它没有，凉丝丝的还挺舒服。可要是飞沙走石，来场暴风雨，你就瞅吧，这些不当兵的老百姓们就跟放了羊一样，抄起屁股底下的坐骑，撒丫子就跑。对面那片绿呢？别说下雨了，就是下雹子，条令条例也得遵守。起立，当啷一声收马扎，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跑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雨早淋湿了半个背。
冬天呢，怕冷。冷怎么了，冷得掉耳朵电影也不能不看。所有能御寒的行头全套上，每个人都肥嘟嘟圆滚滚的，活像大狗熊小狗熊男狗熊女狗熊老狗熊少狗熊。我端个小板凳坐前面，我爸坐我后面，我爸穿一件军大衣，我往我爸怀里一靠，我爸用他的军大衣把我从后往前一包，我就干露个小脑袋在外面。别看脑袋小，再小也不是省油的灯，它戴着帽子捂着口罩，帽沿压得很低，干露一双大眼睛滴溜溜乱转。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我爸变成了大袋鼠，我躲在他暖烘烘的育婴袋里，在一个个寒风刺骨的冬夜，幸福地接受着八十年代初电影艺术的洗礼。银幕上的李秀明被风吹得变了形，可她仍然指着黑洞洞的天，执着地说，《今夜星光灿烂》。
没过几个冬天，我就长大了。我从我爸的育婴袋里挣脱出来，再不肯回去了。我也不再对露天电影感兴趣。我十四五岁就有了男朋友，我有了新的兴趣。我爸也不再穿他那件暖烘烘的军大衣了，他和我妈离了婚，他有了新大衣穿。
在我认识了木头之后，有一天晚上，屋外飘着雪，天也是这么硬嘎嘎地冷，跟二十年前一样。我和木头跑到电影院看电影，是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突然对这么文艺的片子感兴趣，可鬼使神差就是想看。看着看着，我就哭了。非常想念我爸的育婴袋，还有他粗糙温暖的大手，非常非常想。我倒在木头的怀里，他紧紧地拥着我，我就那么默默地流着泪，无助，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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