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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谁令骑马客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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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13 11:11:00  | 显示全部楼层 | 阅读模式
  高尔泰
  一
  1978年底,我初到北京时﹐已经四十三岁。一年前,我还在酒泉五七干校劳动。半年前,刚“归口”到兰大哲学系。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当副主任,主编《中国美学史》。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邀我一同参加。我被“借调”到社科院。
   但我对不起他:去了,没给美学史写一个字,却写了许多自己想写的文章。我说我骨鲠在喉,难得他表示理解。后来出书,还白挂了我一个虚名,白给了一份稿费。都是好意,我受之有愧。
   我们的交往,始于五七年。那时全国围剿《论美》,我成了政治批判的靶子。他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一文,归纳了四种看法﹕
   一,高尔泰的主观论;
   二,蔡仪的客观论;
   三,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
   四,自己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论。
  
   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说它值得重视。没抓辫子,没打棍子,没说主观就是唯心,唯心就是反动,很特殊。我给他写了个信,谢没落井下石,赞有学者风度。他回信说,这是最起码的。那时候,我们都年轻(我二十一,他二十六),“在山泉水清”。有过这幺个茬儿,一直保持着好感。反右后没再联系,“新时期”恢复了通信。
   到北京,才第一次见面,相识虽新有故情。说起敦煌,他示以长诗一首,“快马轻车玉门关,万里风尘谈笑间……”,是五七年去参观路上写的。那年我去酒泉劳教,走的是同一条路,也有几句东西给看。末尾是“无限行程无限苦,最苦大漠寂寥中。”我说我这两句,和你那两句,象征着两种不同的命运。他说我是不了解情况,他也历经坎坷。
   说起三十年来家国,同感古国之古。那时的他,绝对是专制制度的敌人(告别革命当人大代表是后来的事)。作为学者﹐他的优势在于人文精神,道义感和抽象地思维的能力,和钱钟书先生那种技术性活动图书馆不属于一个类型。所以作品都有一种理论性和指向性(要说明个什幺)。至于对与不对,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二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到处是工地。特别是社科院所在地东长安街建国门一带﹐直到永安里大北窑﹐脚手架林立﹐推土机起重机日夜轰鸣。大卡车往来穿梭,卷起团团黄云。空气污浊﹐一股子烟尘的气味。
   社科院是几栋三层楼房﹐据说原先叫海军大厦。已很老旧﹐有宽阔的楼梯和走廊。走廊两旁塞满了书架﹐堆放着一捆一捆一包一包的纸袋。没人动它﹐罩着一层灰。都是些陈年资料﹐有用没用﹐谁都不知道。留下的过道﹐狭窄而曲折。清洁工人的大拖把,游出一条发亮的淡绿色水磨地面。
   哲学所美学室﹐在前一栋二楼走廊的尽头。里面住着矮个子韩玉涛。他年过四十无家﹐又没分到房子﹐住在办公室。烟瘾很大﹐满室云雾。患精神分裂症﹐每天吃药。我来所后,同他合住。室有大窗﹐下临小院。院内有枯树一株﹐残破桌椅若干。桌上枝影横斜,猫脚印如墨梅﹐浓淡疏密错落有致。
   韩君健谈﹐言语不俗。国学基本功扎实﹐写稿子惯用毛笔。字极好。小楷铁画银钩,狂草雷奔电驰,变古而有唐风。治书法美学﹐见解独到。发表在《美学》杂志上的文章﹐掷地有声。诗、词俱佳﹐虽亦歌功颂德﹐都铿锵可读。可惜当时没有抄下,现在记得全的﹐祗一首了﹕
   滔滔天下今谁是﹐大寨秋高﹐大庆秋高﹐大纛飘飘在九霄。
   金风烂漫红儿闹﹐亦有长矛﹐亦有羊毫﹐云外惊飞是大雕。
  
   室内有办公桌八张﹐晚上我们各用四张﹐拼起来睡觉﹐早晨再还原。不还原也行。除了星期四的“政治学习”,一般没人来。韩君失眠﹐深宵不寐﹐噗夫噗夫吧唧烟斗。有时用烟斗敲着桌子﹐问是谁派我来监视他的。说他没反党﹐没反社会主义﹐什幺也不反。第二天早上﹐吃过药﹐又向我道歉﹐说那是病﹐请不要见怪。据说病人不知病中言行﹐可他记得。
  
  三
   去后第一次政治学习﹐是听副院长邓力群做报告。那口气,象小学教师上课。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首长们为革命做了那幺多的贡献,难道不应当照顾一下吗?”这是驳斥一种错误言论:社科院不是安置高干子弟的地方。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听众不是儿童。但别人都不在乎,习惯了。也没人真的“学习”,讨论无非闲谈。骂特权,骂腐败﹐甚至骂毛﹐都没顾忌。我又很惊讶。因为“新时期”的这种宽松氛围,北京先有。外地还死气沉沉。而我,刚来自边远的省份。
   我们的室主任齐一是老干部,但很开明。他后来当了哲学所的党组书记,兼副所长。仍兼任美学室主任,常来美学室参加政治学习﹐同大家一起,笑骂先皇庙里的“那个万寿无疆”,说“广场变成了圣地”。他说朝圣者围着“那个东西”打转,就像当年红卫兵参拜芒果。领导人如是说,更使我目瞪口呆。总之初到那时,土包子我一愣一愣的,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齐先生对我特好,常把我介绍给这个那个,说我是“传奇人物”、“难得的人才”。常带我到他家吃饭,给他的夫人和女儿夸我。亲自下厨炒菜,叫我尝尝这个尝尝那个,爱吃的叫多多的吃,不许客气。说苦了那幺多年,该补一补了。我感动莫名,对他披肝沥胆,无话不说。甚至告诉了他,我保存着二十多年来用很小的字,写在一些偶然得到的破纸片上的秘密手稿。为怕暴露,永远随身带着。
   他很吃惊,连声说带在身上太危险了,建议我交给他的女儿小雨代为保管。小雨在首都博物馆美术室工作,读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是非常喜欢。把它们分类整理,装在一本塑料像册里面。说这样方便阅读,也可避免损坏。她说她那里绝对安全,我可以一百个放心。
  在当了二十多年的阶级敌人,陷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有如身在敌国的俘虏之后﹐我感受着这一切,就象一个逃亡者穷年飘泊﹐来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发现它竟然就是故乡。
  
  四
   历史似在拐弯﹐发出卡卡的声音。北京城里更响,如同五月的冰河。街头巷尾,层层迭迭大大小小张贴着各种字纸﹐有油印的﹐有手写的﹐也有铅印的。论政﹐说理﹐诉苦,伸冤……五花八门。蒸发着腥热的人气﹐和苦寒的地气。许多活埋已久但尚未死去的愤怒、悲哀和疑问,都怯生生破土而出。象积雪下面的草芽﹐象音调不定的号角。
  特别是有些油印的民办刊物,凄红骇绿,异俗殊音,更使我眼睛一亮一亮。我看到的不多。印象最深的是《今天》。偶或一见,必受震撼。《沃土》、《四五论坛》和《北京之春》也是。听说外地也有类似刊物,可惜没能看到。一直以为群众是麻木的﹐比暴君更暴的。没想到铁钳子稍一放松﹐就一下子激射出那幺多智能和灵气的光芒。
   长安街上车水马龙,中南海里暗斗明争,满城都是受害人。回城的知青带着“广阔天地”的荒谬体验,忙着谋生。上访者鸣冤叫屈﹐大都有一部血泪史。连失宠的幕僚﹐站错队的干部﹐整人起家而仕途坎坷者﹐歌功颂德而未获宠幸的文人﹐甚至随机应变一路顺风的官油子﹐也都跟在里头,大声控诉“林彪四人帮”对自己的迫害。那半真半假的陈述﹐同样悲愤交加声泪俱下。
   时代潮流包罗万象,如江河之浊,围绕着古老的宫墙,形成无数漩涡,发出钝重的声响。而在宫墙的后面﹐拉起了两股互相对立的“党的理论队伍”﹕一股以毛着编委、红旗杂志那批人为主﹐叫凡是派; 一股以理论工作务虚会那批人为主﹐叫解放派。两派各有靠山,斗争互见胜负。鼓儿咚咚的打,锣儿当当的敲,时不时爆出一些内幕﹐增添想象的空间。
   受够了无声的中国,我觉得这一切嘈杂喧哗﹐就象节日的喜庆。
  美学史组分配任务,我执笔绪论和秦以前的部分。毫无心情。总觉得此时此地离开当代,到象形文字和彩陶残片中去寻找古人审美观的蛛丝马迹,有点儿行尸走肉。迫不及待,忙于加工旧稿,写出《关于人的本质》《异化及其历史考察》《异化现象近观》三文近十万字。都憋了很多年了。
   那时言路虽有所放宽,但能够公开发行的报刊,还是受控制的。比较开明的编辑,至多只能打个擦边球。美学室斜对门,是院刊《未定稿》编辑部。主编林伟兼是《人民日报》副总编,忧国忧民,以正直和勇敢著称。编辑谢韬兼任《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也反对独裁专制。他们喜欢拙文,不敢贸然发表。观察形势数月,又替我作了一些删节和“穿靴戴帽”之后,将《异化现象近观》刊出。
   《未定稿》虽是内部刊物,印数有一万多份,影响较大。刊出后,林伟就被撤职。(还有别的原因,新账老账一起算)。刊物主编,由院政治部主任李彦兼任,以示党对思想阵地的依然重视。毕竟是“新时期”,整肃限在党内。我不是党员,没怎幺追究。但同事们遇见,大都要说一声﹕你不要命啦?
  
  五
   齐先生传达胡乔木院长的号召,要向艾思奇同志学习,坚定不移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说胡乔木说了,谁要是能写出一本象《大众哲学》那样的读物,就会受到奖励。传达后,把我从美学史项目中调出来,同他本人合作,按照《大众哲学》的观点和体例,写一本《大众美学》。计划十二万字,列入了所谓的“重点科研项目”,并和出版社预签了合约。
   为了我能“不受干扰”,安排我带足资料,到密云水库去写。那地方离城约两小时车程,环湖皆山,满被新造的松林。哲学所在那里有两排简陋的单间平房,供内部项目使用,叫“科研接待站”。风景好,空气新鲜,鱼虾新鲜,还有伙食补助。但毕竟太远,不方便。除了夏天,没人去。我是八月去的,满满一车人,都兴致极好,各有诗。辩证法室的自然科学家金吾仑先生句云﹕“小桥那边是大坝,大坝那边有路通。”饭桌上一念,阖座大笑。
   印象最深的,是西方哲学史室主任王树人先生。他教一位脾气极大胆子极小的精神病人学游泳,那份细心耐心,那份善良仁慈,使我打心底感动。还有就是,两个从“广阔天地”回城不久,得到哲学所编制的高干子弟也来了。正在钓鱼时,被军人出身的所长孙耕夫撞见,朝他们吼道,你们怎幺来了?!谁让你们来的?!知道影响有多坏幺?!回去!马上回去!两人收起钓竿,乖乖地走了。
   在那些曙光乍现的日子里,谁也没有想到,几年后会太子党横行全国,无法无天,没人惹得起。
   天凉起来时,大家先后离去。到冬天,除了管理员、服务员、厨师各一人,和一只大狼狗,就只有我了。人少,三个人各把伙房和库房的钥匙交给我,都不来上班了。我的伴儿就是那只狗。狗叫里达,胆子极小,是个温和的大家伙。湖那边有一村,名黑窝。几十户人家,我有时去坐坐聊聊,喝点儿大叶儿茶。村里的土狗,只里达一半大,汪汪一叫,里达就溜走了。我回去时,它怯生生躲在路边的丛莽后面,耐心地等我。
   每天,里达在炉边躺着。我在结满冰花的窗前,四百字一页的有格稿纸上,写那本合作的书。撇开艾思奇﹐沿着自己的思路,得心应手。过去尽受批判,名字人见人疑。几十年来记下了不少想法,积累了不少旧稿,以往见不得人,现在都用上了。有社科院哲学所的党组书记一同署名,等于护航,正可以扩大影响,幸何如之!
  
  六
   窗外没个人影,有时山风呼啸,有时大太阳晒得湖上的冰喀喀直响。我写得很努力也很顺利,神行纸上手不知,有一种快感。
   甫写出前三章,齐先生来看我。看了稿子,说是不行。说你不喜欢艾思奇也别勉强,但是,起码要对社会负责,避免有争议的倾向性。我明白,这是指非马列观点。我说不出什幺来。齐先生很体谅,叫我别着急。说著书立说,几易其稿是常有的事。这次不行,下一次就好了。
   我虽人在社科院,人事关系还在兰州大学。齐先生说,他找了周扬(副院长),也找了刘冰(兰大党委书记),要求把我的关系转过来。他们都同意了,所里的人事处也已经在办了。他说,这是个新的起点。写好这本书,也是为将来的发展创造条件。为了将来,现在花点儿时间是值得的。
   这不用说,我都知道。但是三章稿子五万多字,我自己喜欢,现在不用了,要重写,写什幺呢?没有内心的冲动,为写而写,我会面对稿纸发呆,伸懒腰打呵欠,浑身难受。写信也是这样,怕应酬。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最尊敬的师长,除非有事,都不写信。甚至因此,失去许多珍贵情谊。个中心情,别人很难理解。在别人看来,能写那个,自然就能写这个。以齐先生的细心和体谅,他要不是这幺看,也不会要我合作。
   我发现,即使是知心朋友,有时也无法沟通。
   命运攸关。别无选择,只有照办。前提和结论,都是给定的。补充中间环节,无非体力劳动:爬格子。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地爬。伸着懒腰爬,打着呵欠爬,出去转上好半天回来再爬,很苦很累,如同锯自己的神经。
   这期间齐先生来过多次,看了稿子很愉快,每次都说,行,就这样写。有一次,我为了调剂一下情绪,写了篇散文《在山中》(后在《北方文学》发表)。 稿子放在桌上,出去散散心。回来时,他正在看。
   我说,齐先生,来很久了吗?
   他没回头,说,嗯,有点儿久。其声闷闷。
   我说请指点。他说,好。仍未回头。
   知道他不高兴,我解释说,写了玩玩的,累得慌,得换口气。
  他笑了,回过身来,斜靠在椅背上,说,累了就休息休息,还种自留地,不是更累了吗?
   我一听“自留地”三个字,火了。说,齐先生,写不想写的东西最累,你知道吗?
   他面无表情须臾,又笑了,说我缺少幽默感。刚才是开玩笑的,干吗那幺认真?
   我说对不起,我的神经都快断了。
   他说那当然,没幽默感神经爱断,你小心些啦。
   他带来了长白山葡萄酒,月盛斋酱牛肉,和大量的消息。有中南海内幕,西单墙近况,有什幺什幺会议上谁谁谁的发言,我都爱听。他对毛泽东的厌恶和凡是派的轻蔑,我都欣赏。他对“在理论务虚会上大出风头的那几个人”不以为然 ,挨着个儿数说他们五七年以来整人发迹的历史,把他们以往发表的文章同他们现在的言论对照,使我不胜感慨……
   吃了喝了,同去游湖时,我们已蒂芥全无。
   先生有股子亲和力,同黑窝的农民一见如故。他说黑窝风水极好,将来山上的树大起来,就更好了。说他在离休以后,要来这里做个房子,买一艘摩托汽艇,以便城里住腻了,可以来换换空气。
   我说太棒了,朝湖得有个落地窗。
   他说那当然,你来了,住多久都可以。
  
  七
   但他依然坚持,这本书要以马列为纲。
   我咬紧牙,拼了命写。一后年,终于写到了预定的十二万字。使劲儿把圆珠笔向墙壁一摔(吓得里达猛然站起),长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伸直两腿,直挺挺往椅背上一靠,耷拉着脑袋和两臂,好半天没有动弹。
   带著书稿回到北京时,城里的政治气氛已经大变。镇压浪潮刚过,对被捕者的审判好象已经结束,又好象还在进行,风声鹤唳。
   街巷依旧。但没有了大字报、小字报,没有了民办刊物,没有了任何自主性公共交往的空间。西单墙上撕剩的字纸,象节日过后一地爆竹的碎片。低矮的墙,沉默的墙,褛褴而又骄傲,象英雄纪念碑,倒卧在帝城的中央。
   但熙熙攘攘的行人,已对它视而不见。只偶然地,有个把人,冷风里缩着脖子,袖着手,在墙前徘徊,寻找着残余的字迹,象寻找失去的希望。历史前线的风景,由于他们怅望的神色,而益增凄凉。
   书稿,交给了齐先生。请他任意修改,全权处理。
   把高林从江苏接来﹐送到玉泉路十一学校插班。在学校附近的石槽村租了一间小屋,搬去和她同住。石槽村是被城市包围的农村,小到只有几家,周遭车走雷声。每天步行五六分钟,送高林到学校,然后搭地铁,到所里的资料室写作。
   把密云废稿三章,整理成三篇论文﹕《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幺?》《美是自由的象征》《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批评了李泽厚的观点。没指名。我想越是朋友,越是可以讨论分歧。能讨论,才是真朋友。
  期间,齐先生看完了书稿。说,基本上可以了。但文字太粗糙,须要加工润饰一遍。我怕再锯神经,坚请他任意修改。他说他没时间,我说我也没时间。他说给你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你怎幺给。他晓以利害,我说他威胁,一下子闹僵了。一年苦功尽弃,朋友们无不骂我。
   爬过了百里泥沼,临门只有一步,却硬是跨不过去。
  
  八
   《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幺》一文,给了《哲学研究》。主编陈筠泉先生很谨慎,考虑了八个月,才在八一年四月号刊出。我说美学研究的中心,是美感经验。论题是在对别人的批评中展开的,过后读之,颇悔口吻刻薄。后来两次出论文集,都没收入。自惭形秽之故。
   但文章引起注意。《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哲学所编《中国哲学年鉴》“美学”条,将我提出此说写入。条稿送美学室征求意见,有人说,这个观点是李泽厚在《美学的对象和范围》一文中提出来的,应改高为李。条稿执笔人、《国内哲学动态》编辑室主任潘家森(潘知水)拒绝修改。理由是高文发表时间早于李文半年。僵持不下,科研处折中,两个名字并列刊出。
   我后来才知道这事,觉得有点儿奇怪。以美感经验为中心,是主观论的必然。李主张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中心应是那决定美感的客观。忽持此说,不合逻辑。《年鉴》是没人看的书,僵持不下,至于的幺?更奇怪的是,不久以后,李在《美育》杂志上公开宣称,中国的美学讨论,从来没有过政治批判,只有他的、蔡仪的、朱光潜的“三种观点平等商榷”。
   从朱光潜先生被迫反复检讨,到文革追究“为什幺审美的鼻子伸向了德彪西”,美学领域一直是政治批判的重灾区。重中之重,是主观论。这段历史很近,且为众所周知。我颇困惑:以李的聪明,不至于想要改写它吧?。但是不,紧接着,李在同台湾学者蒋勋的对话(也曾在大陆发表)中,又重复了这同一说法﹕“美学领域从未有过政治批判。”并补充说,“五十年代是三种观点,八十年代还是三种观点。”。十分明确。
   我能死地生还,已很感激命运。心理状态离那种在乎历史定位、希冀被算数进去的境界,还很遥远。但因“主观论”所受的一切,伤口尚未愈合。读到“没有政治批判”和“只有三种观点”两句,有一种再次被伤害的感觉。当时很强烈,不久就淡漠了。受程维熙和张贤亮现象的吸引,写了些文学评论。后来被捕,逃亡,画起画来。自然而然地,也就从美学界和文学界出局了。本来幺﹐当年“入局”,也纯属偶然。
   九九年,台湾南华大学校长龚鹏程先生送给我一本他的新著,叫《美学在台湾的发展》,开卷就说,四九年以后“大陆的所谓美学”,只有马列主义和政治批判,除了翻译西方和整理古典,“全部一片空白”。作为空白中的空白,我读之,已无感觉。
  
  九
   回想起北京三年,还是要感激命运。
   若非齐先生,我无缘和小雨相逢。关系闹僵以后,齐先生要查我的秘密手稿,小雨拒绝交出,坚持说,她没见过,不知此事。那份惊险,回头后怕。想不到保护我的,竟会是一个弱小的女孩。结果比预料的要好:只是被赶出北京。
   社科院许多朋友,特别是林伟、谢韬、卢玉、包遵信诸位,曾致力于帮助我留在北京。但哲学所不转档案,坚持要退回兰大,谁也没法。
   在北京三年,没玩过一次。临走以前﹐小雨带我和高林,到城外潭柘寺、十三陵、圆明园等处走了一遭,又到城市深处那些曲折胡同里搭满窝棚的四合院作客。接触到不少古老方言和传统民俗,倍感这个城市的土厚水深。每到一处,我的心就低声地说,我爱北京。这期间不少院校邀我讲演,提问踊跃掌声热烈。每到一处,我的心就低声地说,我爱北京。
   韩玉涛依旧住在美学室。纵横廿四史﹐静对十三经﹐烟雾深锁。一九八二年春天﹐一个风沙弥漫的黄昏,我去向他告别。他吧唧着他那个黑亮的乌木烟斗,在屋里走来走去很久。忽然把长发往脑后一甩,说,早就听说你要走了。又走了一圈儿,说,走就走吧。再一圈儿以后,他说,“世味年来薄似纱”呀,“谁令骑马客京华”呀。说着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封好了的信封给我,叫我到路上再拆开来看。里面是一首赠别的诗,他做的﹕
  
   书生夹策成何事﹐飘摇万里度龙沙。
   钢筋铁骨风云后﹐却与胡僧话落花。
  
   最后一句﹐当时不可索解。我想﹐假如“胡”是指外国的话﹐那幺﹐我后来被捕、逃亡﹑来到美国﹐最初的一年半﹐就是在佛教宗师星云上人所提供的西来寺满地可精舍落脚的。后来搬到纽约上州﹐住在鹿野苑﹐依然沙门丛林。不知道是神秘的预言,抑还是因缘巧合?
  
拥着你,一生相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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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舍紀事
  高爾泰
  
  一
  我是一株無根的轉蓬,鉤留在大西北,將近三十年。那些連綿不斷的雪山,日夜浩蕩的河聲,遼闊戈壁上若有若無的羊腸小道;那些在一往無垠的朔風中不息地搖弋的高高白楊,和薄暮時分荒寒山村里凝聚著畜糞气息的炊煙……於我都有了一份鄉情。當轉蓬又開始滾動,不禁頻頻回首﹐如同离鄉背井。
  內地有幾個學校要我,想先去看看再說。擬取道成都,經津、京、寧、滬,南下汕頭。汕頭大學副校長李時岳先生一連給我寫了三封信,邀我到那里主持一個美學研究室。聽說那邊的政治氣氛寬松得多,我很動心。夢想著有一個臨海的陽臺,幾扇臨海的窗。夜深人靜時分,聽水和石的交響。
  上路第一站,是四川成都,這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城市。殘留著許多古城的韻味,語音兼有北方的厚重和南方的清圓。街頭巷尾茶館很多,家家滿座,一股子休閑的氣氛。似乎生活的節奏,比其他城市緩慢。同人們交談,常感到地靈人傑。有時你會發現,一個期期艾艾的小青年,理論素質之好,超過不少京畿沿海的文化明星。有時你會發現,一個吊而郎當的傢伙從口袋里掏出來的一張皺巴巴的紙上,寫著一首好詩,擲地有金石之聲……。
  可以栖身之處,有兩個:四川大學和四川師范大學。前者和蘭大一樣,在市中心。“全國重點”,經費足資料多,交通生活都方便。但出門人擠人,日夜市聲喧,我怕。后者是省屬學校。房舍陳舊,設備簡陋。但位在城外山上,長郊綠無涯,有一种古典的宁靜,我喜歡。
  川師中文系主任蘇?先生,校長王鈞能先生﹐和校黨委書記袁正才先生都勸我留下。他們說,現在戶口制度是硬的,要是本單位卡住糧食工資人事檔案,誰都難辦。你既然喜歡這里,就讓我們先試試。辦不成,再去汕頭不遲。辦成了想走,我們不卡你,算是幫你搭了個橋。言辭懇切,也在理,我感謝地接受了。
  學校在請示省委以後,派了兩位老師,萬光治老師和鄧元宣老師,持外調證明到蘭大看我的檔案,趁機把它偷了過來。這種事,連我都覺得匪夷所思,一貫保守的蘭大黨委,反應之強烈,可想而知。但是隔著省,川師大不回應,他們也沒法,只能通過甘肅省委同四川省委交涉。結果是,蘭大答應放我。為防節外生枝,學校派周治虎老師代替我回去辦手續和接孩子。不久周老師就把高林帶來了。稍後書籍和行李也都運抵。
  此事如此順利,得力于四川省委的支持。但因此我的逃避政治之行,又被涂上了一層政治色彩。剛安頓下來,省委書記馮元蔚和副省長韓邦彥兩個,前呼後擁,到師大來看我。說,歡迎到四川來。說,有什麼解決不了,找我們就是了。據說自師大建校以來,他們誰都沒有來過。如果沒有後來發生的許多事情,說明他們不過是演戲(正如甘肅演堅持原則,他們是演改革開放,后台不同之故。),把我當作道具,我還真的以為,可以有一張安靜的書桌了呢。

 二
  學校在剛落成的家屬樓里,給了個四室一廳的單元。與鄰樓很近,窗子對窗子。看電視炒菜,聲味與共。在蘇?先生的幫助下,我用它換了一套山坡最高處年久失修、三室一廳的老屋。蟲蝕木,如石鼓文,雨漏牆,若抽象畫。但有六個大窗,窗外便是山野。朝暾夕照,霽色晴光,氣象萬千。我得之,很慶幸。但校園里議論紛紛,說我怪。有人寫了篇《教授學雷鋒》,說我是“哪里困難哪里去,哪里艱苦哪安家”。偶然見報,哭笑不得。
  蘇?老師說,可以理解。你越是和人家不同,人家就越是盯著你。和大家一樣,就沒人管了。人管人的文化,是產生大一統主義的溫床。
  搬家後一直很忙。除了教書,有寫不完的東西要寫。高林在師大附中插班,進度比甘肅快,日夜趕功課。屋里一直很亂,風過處,一地的書籍紙張翻飛。直到和小雨結婚,她從首都博物館調來我校藝術系教書,一同粉刷了牆壁,油漆了地板門窗,購置了必要的家具。書上架,帘上窗,才象個家了。
  妻名小雨,成都又多雨,家因名雨舍。雨舍地界,不限四壁。當窗的老樹,原始的山野,帶著云影霞光和草木气息的風,沒有電燈的夜景,不摻雜著噪音的雨聲,和若有若無的淡藍色的地平線……都是我們極為寶貴的財富。
  除了初到敦煌的三年以外,這是我一生中最安定也較順利的時期。上面給了我一個叫做“有突出貢獻的國家級專家”的頭銜。是全國統一的政策,各省都有几個名額。就像五七年分配坏角色,這次是分配好角色。好角色有好角色的待遇:漲兩級工資,“以資獎勵”,外加當“政協委員”。我得之,如同中彩。
  可惜我演不好這個角色。听說在政協會上,有人(川大教務長唐正序)因我不去政協,罵我“不識抬舉”,預言我“沒好下場”。罵對了,也預言對了。漸漸地,麻煩來了:巴蜀書社出《高爾泰文選》出不來,哈佛邀我講學出不去,甚至南開錄取高林也被取消……直到后來的捉、放一場,都莫明其妙。
  關鍵是莫名其妙:都沒有人說明理由,也沒有人承擔責任。
  經歷過太多的大張旗鼓,覺得這种鬼鬼祟祟的做法很奇怪:權力無限的他們,怎么還用得著鬼祟?其實新中國的三個時間板塊,無非也就是三場游戲。“十七年”玩替天(歷史的必然)行道,文革時期玩無法無天,“新時期”呢,玩的就是鬼鬼祟祟了。到我想到這一層的時候,鬼祟已滲透到整個社會。權錢色交易成了平常買賣,假酒假藥像假歷史一樣的泛濫。
  与鬼祟并行的是冷漠。一大群人圍觀一個流氓殺人而無一人出來制止的事,報上屢見。与之相應,文化界也出現了各种各樣對于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的辛辣嘲笑:“天下是你家的嗎?”“連自己都救不了,說什么救世?”……我不認同,發表了《看客的文學》等十几篇持不同看法的文章,概無回應,全沒入冷漠的海洋。
  小屋如孤舟,濛濛水云里。
  
  

  在普遍冷漠的背景之上,爆發了震撼全球的 8 9 民 運。這是中國人到底還有血性的證明。我很振奮,但是又沒跟上。
  川師大雖在郊區,也突然熱鬧起來。許多精明實際或玩世不恭的青年,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理想主義者。許多平時謹小慎微唯党是從的老教授,也都紛紛簽名上書和學生一起進城游行。來勢之猛之盛,大有誰不參加誰就是懦夫甚至奴才的勢頭,形成另一种強大壓力。
  我向來怕潮流,怕到人多的地方去。壓力愈大,我愈躲。來找的人很多,都說他們感到奇怪,怎么一貫偏激的我,關鍵時刻不說話了?說校園里有大字報要求我“站出來”,該去看看。我沒去,說,沒人說話的時候我說几句,現在大家都在說了,我就不湊那個熱鬧了吧。
  反應遲鈍,和個性有關,也和思想問題有關。八七年方勵之先生來訪,八八年溫元凱先生來訪,都說我落伍了。老朋友劉賓雁海外來鴻,提到費爾巴哈因久居鄉村而落後於時代,也是同一种批評。不論和什么有關,總之我因此,同一場偉大的歷史運動擦身而過。
  由于記者們的安排,与溫元凱有一場公開對話。我說你同嚴家其的對話是向上喊話,沒用,我只向無權者說話。他說他們是要確立憲法的權威,變人治為法治。我說有保護統治者的憲法,也有保護被統治者的憲法,有能操作的憲法,也有不能操作(用一些條款取消另一些條款)的憲法,不能混為一談。他說修憲得小步走,跑太快會翻車。我說人在車上,一步都走不動。他說這次七屆人大公開報導有反對票,就是前進了一小步。我說不,就象民主黨派是老裝飾,反對票是新裝飾,它只能賦予非法地給定的“表決”結果,以一種比“一千票對零票”更為合法的外貌。他說起碼一千九百萬私營企業家的出現,有助于形成民間社會。我說所謂民間社會須能獨立于國家,沒有獨立的工會和獨立的農民組織,只有與體制共生、利用雙軌制經濟的漏洞和官員的腐敗巧取錢財的一群,何來民間社會?……
  誰是誰非,是另外一個問題。總之我因此,從一個宏觀的政治背景上剝离了出來。僅僅由于對王元化先生個人的尊敬,參加了兩期《新啟蒙》的編輯。僅僅由于同蕭雪慧女士個人的情誼,和小雨、高林一起,到她家參加了一次成都各高校部分青年教師的會議。在會上,我對大家唯一的勸告,是要吸取緬甸的教訓。那是剛剛發生的事情,帶著亞細亞的特點。
  “ 陆 肆”的 屠 殺 ,我絲毫也沒有感到意外。它能震惊世界,只不過是因為它發生在歷史舞台上國際媒體的聚光燈下。在小小舞台之外廣大的黑暗深處,四十年來無聲無息的大小屠殺從未間斷。我沒有預見能力,但我來自那黑暗深處。僅憑直覺,就知道它會發生。
  盡管如此,我還是沒有想到,置身事外的我,會被抓進監獄(見《鐵窗白日》)。
  

  入獄前,毫無預感。只覺得周圍鬼祟的气氛越來越濃。這個,我不在乎,沒法子在乎。但雨舍周圍自然環境的破坏,我在乎。
  隨著城鄉經濟的迅猛發展,短短幾年間,從市區穿過田野通到師大的公路,都快變成街道了。校園四周,也冒出了越來越多的人家。很快地就有人在雨舍附近丈量土地,釘下寫著數字的木樁。遠處拖拉機和推土機的轟鳴越來越近,包圍圈收縮得越來越快。我和小雨,都想換個地方。
  不計較工作的性質,能生活就行。不計較學校的大小,能教書就行。選擇的條件只有兩個,安全,風景好。打聽過峨眉山下的樂山師專、洞庭湖邊的岳陽師專、和九寨溝里的阿壩師專,以及臥龍山中的自然保護區(能當守林人嗎?)。想像在那些地方工作,人事必定稀少。還想過待高林上了大學,到某個深山古廟里去當文物保管員。我曾在敦煌十年,小雨曾在首都博物館十年,熟悉那套業務,也喜歡那些東西。
  先后跟著兩個學生,分別去了一趟丹景山和青城山。
  听說丹景山上,曾有一座千年古寺。燬于文革,正在重建。方丈濟塵法師年逾九十,是著名的高僧。那真是崇山峻嶺。不過隨著人口爆炸,它已被農村包圍,山下村落繁密。山門前有一個彭縣人民政府的“園林管理處”。處長是復員軍人,帶著我們看山。浩蕩山風里,指給我們看這里那里石頭上新刻的字,“通幽”、“曠觀”之類,都有門或窗那么大,十分触目。他說,都是“名人題字”。縣上要在這里開發旅遊點,正在進行文化建設。
  回到管理處,拿出特大斗筆,要我也寫了兩個,說是要刻在某處。充當“名人”完畢,我要求拜謁濟塵法師。他說沒問題,說著就派人去叫。我說別別別,人家是長老呢。他說沒問題,老頭子能跑。我說別別別,我們去就是了。于是一同上山。山上是工地。新廟即將落成,鋼筋水泥廊柱,不復叢林風貌。長老自工地出,手上有石灰和泥土,鞋襪和灰色僧服上也有。合掌相迎,動靜有古風。
  一起到工棚坐下,他擦汗畢,用草帽扇風。處長說,來,同客人照個相。剛擺好姿勢,處長說,呔,穿上袈裟照呀。我擋住長老,說別別別,就這樣,這樣很好。長老站定,看了看處長。處長說,去,快去穿呀。長老匆匆而去,處長說,你們看,象個九十多歲的人麼?又說,他會气功,可以發气弄彎竹子,等會儿我叫他表演給你們看看。我說別別別,算了算了。
  青城山在都江堰,相傳漢末張道陵創道教于此。山有道觀,倖免劫火。建築群落高下有致,依崇山,臨奔河,人工自然渾然一體,旋律感很強。主殿堂為木結構,重檐九脊。斗拱鉤心,飛檐斗角,雄偉壯觀。屋頂有廡殿、卷棚、息山、硬山、懸山、攢尖多種,脊上皆塑有鴟吻、天馬、仙魚、麒麟之類,光怪陸離。我和小雨遠望近觀,嘆為觀止。惜乎地近成都,白天遊人如織,無復方外清寂。道長包志清,是赫赫有名的全真重鎮,也九十多歲了。長身白眉,黑巾黑袍,茶室對飲,清氣襲人。我說廟好。他搖頭,說廟是空的。幹部們大的大拿,小的小拿,連文革都沒弄掉的東西,現在也沒了。他說廟是出家人的家,如果讓出家人自己管,東西拿來拿去都在家里,想丟也丟不了。他一再上書,要求政府歸還廟產,沒人答理。領導上陪外國人來參觀,當面對他很恭敬,外國人一走就訓他,哪句話不該說,哪個殿沒掃淨,都是丟了黨和國家的臉……
  說著門帘子一掀,進來個中年男人,風衣披在肩上,如同樣板戲里的楊子榮。握手說歡迎。道長說,這是我們領導。我問領導,是統戰部的嗎?他說不是,是文教局的,文物處處長某某某。見我不解,補充說,統戰部宗教處管人,我們管廟----廟是個文物嘛。
  打發了道長,他帶我們去養頤殿吃飯,席上說,他原先在縣劇團演楊子榮,劇團解散後到文物處。順便收集了一些東西,不知道是不是真文物,想請我們到灌縣城里他家看看,幫篩揀一下。他說他有個很“前衛”的想法,將來要建立一個私人博物館……
  我們雖遲鈍,到底還是明白了。真要當上文物保管員,頂頭上司就是這些人。高僧大德有人管,看山護林更有人管。教書也一樣,偏僻處學校閉塞,更不安全。往那些地方去,等于朝口袋的底部躦。還不如京畿沿海一帶比較開放的地區,大城市名牌大學,信息流通、眾目睽睽、當權者鬼祟起來不那么方便的地方,反而安全些。
  正好南京大學副教授趙憲章來訪,說南大中文系要設立文藝美學博士點,需要一個博士導師和學術帶頭人。南大管文科的副校長董健,和中文系系主任許志英都希望我能去擔任,問我可願意。
  南大在市中心,沒有自然風景。但是魚与熊掌,不可兼得,我和小雨商量,還是安全第一。決定接受。
  在收到董健先生和許志英先生的正式邀請信以後,我向蘇?先生、王鈞能先生和袁正才先生請辭。在川師五年,備受保護。當我被非法剝奪了出國講學的權利時,他們都全力幫我爭取。事雖不成,好意銘心。提出要走,我很抱歉。他們表示理解,還說要是那邊也這樣,歡迎你再回來。
  不久,南大派了趙憲章和校人事處處長樊道恆兩個,來幫我們辦手續和搬家。我們一家三口,從此告別了雨舍。
  
  五
  走以前,又去了一趟青城山。是應邀參觀一個制藥廠的熊膽工場去的。
  工場在一處懸岩削壁的瀑布下面,林深石黑,水聲隆隆,都在高山的陰影中。幽暗的背景上,一道陽光透過瀑布沖出的霧氣,映照出一彎彩虹,使我惊訝莫名。時值嚴冬,卻有繁花幾樹,如碧桃,映著斜射的陽光,特別新鮮明亮,更使我惊訝莫名。偶有數聲好鳥,不知來自何處。舉目四望,一股子仙家的祥和。
  工場是一棟苔封蘚蝕、爬滿青藤的鐵皮大屋,里面陰暗潮濕空氣腐敗。擠著一長排一長排生鏽的鐵籠,每個籠中躺著一只熊。供定期抽取膽汁之用。籠很低小,熊在其中不能站立,不能轉身,只能定向躺著。髒得分不出黑熊棕熊和灰熊。籠子下面綠苔污垢的水泥槽中,積穢醺人。我們和記者們及有關領導十幾個人喧嘩著擁進去,熊們都毫無反應。要不是肚皮一起一伏,真看不出還是活的。
  我無法知道,牠們還有沒有痛苦和絕望的感覺。
  但是我突然有了。獨自溜出大屋,在水邊石頭上坐了很久,直覺得毛骨悚然。
  幾年後,我從監獄里出來,下決心逃出了中國。
  但是,即使在地球的另一邊,有時候讀到關於亞洲價值、或者穩定优先的種種高談雄辯,就不免要想到那棟鐵皮大屋,那些熊們,依然有毛骨悚然之感。
  悚然中,總要想到雨舍,那棟在憂患危殆之中給了我們許多慰藉和喜悅的窳敗老屋。聽說它已經被拆掉了,那一帶,早已經矗起了繁密的樓群。

 --转自天崖闲闲书话--

拥着你,一生相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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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13 12: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想越是朋友,越是可以讨论分歧。能讨论,才是真朋友。

一篇未看完,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话。

有空接着再看。

楼主多多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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