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说马悦然与诺贝尔文学奖
我和马悦然相识在八十年代初，他是由钱钟书介绍给我的。当时钱先生曾向我说，"我不会把不相干的人介绍给你，这个人是不错的。"当时马悦然还不是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他当选为院士（同时也就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以后，不知为了什么，钱钟书和他的交往逐渐疏远，以至断绝。有一次我听到钱钟书批评他说："他的董仲舒也搞不下去了。"马悦然第一次来找我，还带了个录音机准备进行采访。他要我谈谈大陆文学界情况，现在我还留有一张他在录音时的照片，当时他的关注似乎偏重于现代文学方面。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以后，曾受到大陆方面的许多责难。一九八六年在金山举行的国际汉学研讨会，他也应邀前来参加。会上不少人提出中国作家从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马悦然在发言中试图作些解释，提到翻译的质量会影响评委对作品的理解。这一说法顿时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有人马上质问他："诺贝尔奖究竟是文学奖还是翻译奖？"话音未落，就引起一片谴责声，在群情激愤下，他显得有些狼狈。我看到他那发窘的样子，心中不禁对他有些同情。他的话倘从实际方面去考虑是有一定道理的。
诺贝尔奖自然不是翻译奖。但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十八个评委中，只有他一个人懂中文，其余十七位评委阅读中国作品全都需要依靠翻译，而作品是否可以获奖是要靠全体评委投票通过的。请你说说看，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中，翻译重要不重要？我不知道这些评委中有多少人懂日文？纵使有也不会多。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靠翻译好。据说那一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时，他是带着他的译者一起去领奖的。他在获奖后的致词中，也特别对这位译者表示了谢意。大陆许多作品的翻译，纵使出于著名译者之手，恕我直言，往往是并不好的。翻译不仅需要母语与外语兼优，而且还需要业务的素养。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有它的独特风格，有它的蕴藉、含蓄以及意在言外的表现方式，有它带有作者性格烙印的抒情写意的特征，……这些都要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可以说是很困难很困难的。
相信马悦然的说法，中国作品能不能获奖，翻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每逢争论到情急的时候，就会出现以意气代替理性的慷慨陈词，所以他的多少含有善意的发言，被表示激愤的抗议声所淹没，最后只落得一个"马悦然对中国有成见"的坏名声。（补记：刚刚读到文洁若的一篇文章，提到一九七八年挪威汉学家伊丽莎白·艾笛访问萧乾时曾说，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已决定颁发给老舍，但就在那一年八月，查明老舍已去世，此事遂寝。我可以证明这是确实的，因为马悦然也向我说过同样的情况。）我对马悦然是比较理解的。一九**年那场政治风波后，我们再会面时，他曾问我："你看我要不要再去中国？"那时许多人不再来了。我建议他再到大陆来，后来他真的到北京去了一趟。我听到这个消息很觉高兴。他喜欢北岛的诗，但对北岛也不是一味赞扬。有一次，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北岛曾对他说不喜欢中国的古书，表示对传统的厌恶。他说，他不能理解，一个作家倘使把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都当作是要不得的东西，还能写出什么好作品。我认为他向我说这话并非是酬酢语，他知道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不会在文化问题上赞同返本的主张，而且我在那时还带有一些反传统的思想色彩。
我和马悦然在香港会面后两年，又在斯德哥尔摩重见。这次分手不太久，就得到了从瑞典寄来的陈宁祖去世的讣告，讣告是罗多弼寄来的，其中还附有一篇马悦然用英文写的悼词，记述了宁祖的生平和他们两人的感情。我收到讣告后马上寄去一封吊唁信，表示了我的哀悼。我在斯德哥尔摩时，宁祖对我很好，几次请我到她家去吃饭，出门又多次为我开车。她患癌症已经很久了，开过好几次刀，这是她去世后罗多弼告诉我的。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和她一起的时候，她总是精神饱满，从不显出病容，她是一个很坚强很有毅力的人。
王元化的书呆子气
来开会的熟人中还有韦政通和傅伟勋，他们都是我在八十年代才认识的。韦政通在台湾，他在那里主编一个刊物叫《中国论坛》。他给我的印象厚实而朴素。傅伟勋在美国大学教书，他是研究老庄和佛学的，曾出版过一部谈阐释学的著作。八十年代来过中国，和我比较熟识。他在这次会上发言，很出我的意料之外，扯到他和另外五位教授在海滩游览时见到一个妓女，这个妓女问他要不要陪伴。他反问，如果同时接待他们一行五个人要付多少钱？我至今不明白傅伟勋在会上为什么要谈到这样一件与学术毫不相干的事，这样突兀而不合时宜，又是如此轻浮与为人师表的身份不相称？他是一个怪人。过去他到上海见面时总是十分讲求礼貌而客气。然而出我意料的是这次我来夏威夷和他相见时，他竟装作不相识的样子，我去招呼他，他勉强点一下头就转过身去了。但是过了两天，他的态度又变了。在杜维明举办的宴会席上，他被安排坐在另一桌，席间他站起身，举着酒杯走过来敬酒。有了前几次的经历，我认为他不会向我敬酒，所以没有站起身来。谁知他突然越过身边几个人来到我面前，举着酒杯说："向我们的大师祝酒！"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我仍旧坐在那里，冷冷地回答他说："我不是什么大师，请你不要这样称呼我。"
傅伟勋这次的举止和他在会2005年10月23日上的发言，都是令我难以理解的。我始终不明白什么原因促使他这么说这么做。他在会上作了惊人的发言之后，夏威夷大学一位教授第二天就在会上声明说傅伟勋说的不是事实。因为他是傅所提到的和他一起去海滩的五个人中间的一个，这位教授声明他没有提过这类问题。我甚至觉得傅伟勋那些使人难以捉摸的言谈举止，很可能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表现。他喜爱老庄，是不是受到魏晋风度不修拘检的影响？我对他的性格特点还很少了解。我从夏威夷回到上海不久，就收到他的一本著作（谈论老庄哲学佛学和阐释学的书）。第二年，杜维明又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研讨会。我和他都被邀请参加会议，可是当我到了康桥以后，听说他不能来赴会了，因为得了癌症。大家都为他担心，杜维明在会上报告了这个消息并默祝他恢复健康。这代表了参加会议的他的所有朋友的心愿。可是他始终没有好起来。当我听到他逝世噩耗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愧疚。在夏威夷的那次宴会席上，我不应该对他那么无礼。
王元化说革命主流思想与农民意识
我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是复述了我向大会提交的论文的要旨,内容是关于农民意识问题的阐述。这个问题是被当时大陆上许多主张民主改革的人所共同关注的。我像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一样，认为中国主流政治中所含有的封建成分即来源于农民意识。如果要说明形成这一看法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我可以举出这样一些因素：一、早在六十年代初，大陆史学界在探讨农民战争性质问题时，就有人提出农民不代表进步的生产力，他们反剥削、反压迫而不反封建，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只成了同义反复的改朝换代。二、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封建意识的不断浸染，自然经济的封闭性，都使得反对封建压迫的农民阶级不能形成新的思想体系，而产生了以农民意识为特征的封建主义思想。（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王蒙约我去看北京人艺上演的《狗儿爷涅》，后来我写了一篇短文，文章中说："一个具有强烈反压迫、反剥削意识的农民，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并没有逃脱封建主义的束缚。狗儿爷的最高人生追求，就是像他痛恨的地主一样，拥有更多的土地和房屋。"（《思辨随笔》六一节。）三、主流政治思想长期以来就已确立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理论。在此以前，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在二十世纪初，曾根据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农民造反运动提出了无政府革命必须以农民为主力军。（见《天义报》：《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成为中国现代革命重要文献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是承袭了这一观点。从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在中央文件中圈去了所有"小资产阶级"一词中的"小"字以来，就使农民从小资产阶级中超脱了出来，进入了无产者行列，与工人阶级并驾齐驱，从而在"文革"时期出现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而原来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则晋升为资产阶级。此后出现的根据思想意识来划阶级的理论等等，就将知识分子当做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当时根据经济地位来定性的资产阶级已不存在，唯一可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就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
所以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先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刀。唯一例外的是，在六十年代初，七千人大会之后一段短暂的松动时期，周恩来曾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议上，陈毅曾在广州会议上，先后发表了为知识分子脱去资产阶级帽子的讲话。（可是在八届十中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又将情况完全扭转过来了。）将农民和无产者一视同仁的说法和马克思理论是有分歧的。有人曾根据国情不同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中国农民特殊论。中国革命长期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特点，以及革命干部以农民成分占绝大多数的实际情况，更使农民意识成为中国革命理论中的主导因素。我交给夏威夷会议的论文，以及在会上所作的发言都是阐发此义。由于我不可能将上述背景材料加以详细的说明，甚至有些重要的关节也没有来得及提到，因此我的发言就显得只是出于我个人的感觉，而缺乏坚实的客观根据。
我的话一讲完，就引起了余英时的批评，他认为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归之为农民意识的影响。接着他发挥了他的看法。他的话现在我已记不得，不能复述了。不过，最后他说抗战初他在农村住过，他所见到的农民都是很质朴老实的。显然，这是针对我而发的。那时我读余英时的著作不多，我不知道他把农民和痞子分别开来，并在两者之间划出了界限。他的批评刚刚结束，我就起来声辩。我也以我于一九三九年初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的亲身经历为例。我说新四军的士兵多半都是出身农村的小伙子，他们对来到那里的知识分子抱着歧视态度，一见到戴眼镜的人，就叫"新闻记，新闻记"。他们还不懂知识分子这一名词，那时新四军成立不久，他们所能见到的文化人，只有从外边来的少数几个戴眼镜的新闻记者。可是按照传统习惯，人的姓名只有三个字，因此代表文化人的新闻记者也就变成"新闻记"，而"新闻记"的唯一表征就是戴眼镜了。那时嘲笑文化人是普遍现象。（林淡秋曾由上海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因不适应这种空气，坚决要求返回上海。他回来后，讲到一些情况，除聂绀弩、陈辛劳等等之外，还有骆宾基。林说，骆宾基不告而别，出来后胡须满脸，狼狈不堪。）我的辩驳大概并不使余英时满意。他没有再发言，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发现在这以后不久，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演讲纪录，对刊登在《人民日报》大半版上的我那篇为五四一辩的文字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这篇文字措词激烈，很明显他是带着感情写的。那些尖锐的指摘，激起了我的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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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想对我在夏威夷所谈到的革命主流思想具有农民意识问题作点补充说明，这是我近年来思考的结果。我在那次会上的发言中，把农民意识归结为封建思想，这一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目前大陆上反封建口号几乎得到了普遍认同，在学术界也几乎没有什么人会反对这一提法。但究竟什么是封建主义？几乎并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地探索。许多人还是沿袭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观念，认为反封建主义主要就是反对孔老二。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五四时期并没有提出反封建的口号，当时提出来的是反对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等等。就我有限见闻来说，在理论上把五四革命文学的任务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是毛泽东。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五四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更早一些，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期，我从当时一本地下出版的小册子《西北印象记》中，读到了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毛在谈话中已经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学术界正经历了两场大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革命性质问题这两场大论战。我还记得抗战前生活书店曾以这两场论战为书名出版了两本书。当时参加论战的人并未取得共识。把中国社会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这种看法，纵使在左翼人士中间也还不大普遍。直到一九三六年北平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后，我记得在民先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时候，很多比我成熟有理论修养的大学生，都认为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直到抗战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一九三八年初我在上海参加了地下党，入党前组织派人来谈话，考察我的历史和思想情况，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社会与革命性质的认识。如果我回答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是会被怀疑为托派的。最近我探讨了一下中国是何时判定中国是半封建社会的。这大致是在大革命以后，具体地说是在中国六大会议上做出决定的。我找来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六大文献，发现反帝反封建最早是斯大林和布哈林提出的。据周恩来在六大会上的发言，过去中国方面并没有这种说法，关于中国的革命性质，只提出过"社会革命"或"工农民主革命"，直到中国六大才正式提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从以上这些考辨可以看出，把当时只有反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等等说法的五四，规定为反封建是后来的事。但今天许多文章把反封建说成是五四时代就已经提出过的口号了。这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王元化说毛泽东思想
思想家等所创造的经史子集等等大传统是经过作为小传统的民间文化的渠道传至大众中去的。大传统不都是原封不动地传入民间，而往往是经过小传统的过滤、取舍、增减、改造以至再创造等等有意或无意的加工过程。倘要区分封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就需要具体分辨，仔细抉择，这样才不致将小传统加工过程中才产生出来的东西叫大传统负责（比如游民文化中的痞子气等等），或让大传统本身没有的据为己有，（比如小传统中许多给大传统带来生气的民歌民谣等）。以上都是一九九一年我在参加夏威夷会议时并没有分辨清楚的。那时，我以为毛泽东主要只是吸取继承中国传统中的东西，（在大陆学术界这种看法似乎至今仍占支配地位），其实这是很片面的。直到九十年代后半叶，特别是在我开始探讨《社会契约论》的那几年，我发现他以前十分注意苏联的理论概况以及由苏联理论家阐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书，比如在延安时期战前出版的里昂吉耶夫的经济学，亚历山大洛夫的哲学之类。延安整风时期刊印的"干部必读"，大概是经他指定的书籍，而这些书也都是同类性质的。作为他的哲学奠基之作的两论《实践论》与《矛盾论》，更完全是以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以及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依据。两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学说均以此为基础。两论中虽然也偶或涉及中国传统观念（如知行的模式、老子语录、孙子及其他兵法家的警句，《水浒》中的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等等，但这些都只是他所谓的"民族形式"，或用来说明原理，或作为例证而加以援引，而并不是立论的根据。他在倡导人民公社时，想到的是张鲁传和巴黎公社，而人民公社的命名就是由巴黎公社而来。我觉得列宁的《唯批》对他的影响特别大。苏联与中国都曾以这部书作为训练高级干部的党校教科书。大陆理论界长期以来用唯物唯心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来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据以划线并判定高下，而其根基则是来源于《唯批》。至于"造反有理"虽然主要是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运动的经验，但也渗进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一位友人曾对我说，他的思想主要来自传统。）但我认为并不这样简单。比如作为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改造人性"，这是传统中没有的，而是很可能来自从苏联理论界传入的有关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对卢梭理论的诠释和实践。再如斗争哲学也是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孔老二没有这个东西，也许和法家传统可以沾上点边，但主要还是他对阶级学说的诠释和创造性地发展。他的思想渊源是错综复杂的，仅仅用传统去概括，就不免简单和片面了。其中有来自传统的，（但需要对儒释道墨法种种传统加以分辨，更需要将大传统与小传统加以区分）；有来自苏联所介绍的马列主义理论的；也有对传统和外来学说加以创造性发展的等等。对于上述三个方面，大陆学界只强调头一种，承认第三种，而忽视了第二种。过去，我也是如此，在参加夏威夷会议的时期，我还不能认识到上面所说的那些看法。我的发言受到别人的质疑和反驳后，我开始了对自己的既定观念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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