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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个历史时期各有崇尚。不过古书人说，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到周以后就周而复始，三王之道若循环，没有新尚了。
其实未必，世易时移，风随路转，定有不同尚的地方。只是，在中国这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里，在制度层面上虽有损益，但因其基本的“天”不变，其所遵循的“道”亦不变，所以，很多政治家、史家就只看到像是循环，周而复始罢，也只主张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没有必要革旧立新了。
但也有不少懂得因势利导的改革家，还是会因势利导提出当下应该移风易俗的骇论。如，苏洵就认为北宋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应该“尚威”以强其势。
主张道不变的人，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中国社会内部新的因素，新的生命力量出现得太少太少了。那张旧船票总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没有能登上新的客船。存在决定意识，我们又且能批评他们抱残守阙，不思进取。
主张审势而变的人，是应该崇敬的，带着高山仰止的心境去看待他们也不为过，不管他们的主张得以付诸实施，还是束之高阁，藏匿名山，他们能审时度势，应时而变，这本身就是一种敏锐，一种气魄。所以，后来的史书上把历代的变法作为大事，把变法的倡导者和主持者作为人物，势所必然，理所当然。
二
近代的变局，让中国人对所尚的变革越来越强烈了。敏锐的先进分子迫于时势、情势，抱忧患之心，开始破除“三王之道若循环”的神话。
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一针见血说了，所谓的“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只不过是递以救弊，并不是什么只能循环往复。要知道，破除一个在既往证明正确而当下已经过时理论的神圣地位，这是需要大智慧、大勇气的。除旧步新，本来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过时了，我们就因时因势而动，顺势而变，用新的方针指导新的实践就行了的。但是，中国历史中重视道统的传统思维实在是吓人。总觉得如果不这样，就没有了来源，就没有了合法性。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递以救弊”的提出，正是感到要重复那张老船票已经不可能的了。而这个关键问题的核心，正是如何审势知弊，以所尚来拯救社会之弊。而这就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看得准确了，有一个痛苦的历程。
鸦片战争失败了，开始感到这一切都是天朝大国技不如人，刀戈长矛不敌夷之利船坚炮，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甲午一役，李鸿章辛辛苦苦经营的北洋水师败得一踏糊涂，而派去日本师夷的留学生也发现，日本人强大原来是学了西夷之政治法律制度，于是又有了一个“变官制”为核心的戊戌变法。可惜康有为等扶此抑彼之策扳不倒老佛爷，政变失败了。正是这个时候，孙中山感到问题的关键是要推翻满人的统治，才有了他的“驱除鞑掳，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16字纲领。历经艰辛，辛亥事成，赶跑了满清皇帝，迎来了十多年的军阀混战，想做皇帝的汉人却层出不穷。先辈们又才猛然发现，是思想文化出了大问题，必须有一个文化上的革新，才有了反思启蒙的新文化运动，请出德赛二先生……就这样从尚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层层递嬗以救时弊。
其探索道路之艰辛，付出代价之惨重，影响后世之深远，一言难尽。
三
倡导时尚是衡量一个民族智识、情感、意志、理想的风向标。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尚什么更多的是一个认识问题，是一个理性问题，而不是理想主义的，当然更不是空想主义的。
近代的硝烟散去了，但其阴魂还在咱们中国的上空徘徊着。他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阴影：不管是器物也好，制度也好，文化也罢，落后就要挨打。
在这个阴影下，我们为了急于求成，走过了尚斗的混乱时期，为了早日过上共产的生活而担误了发展的好时期。当我们拨乱反正以后，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历史的车轮步入了一个尚利的时代……
要注意的是，正如历史的辩证法所言，利弊相取相成。本为救弊而尚，殊不知有所尚本身就有所弊。
对于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孔子早就发现其中的问题了。在论语《雍也篇》中，孔老夫子这么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采与朴质彼此要互相配合，才是最究竟圆满的。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所以，孔老夫子认为周朝的典章礼乐制度，是从商代渐次净化乃至究竟圆满──“郁郁乎文哉！”非常兴盛，不但文采焕发而且有它的内涵，所以孔老夫子才说：“吾从周”。但到了春秋时代，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明以“周礼”为主要内容的周文化已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因此，孔子作《春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是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猖介，从宜救乱，因时黜涉，或贵非礼勿动，或贵贞而不谅，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所以说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救周之弊，革礼之薄”。
既然已习惯用历史这面镜子作为知兴替，何不习惯得更加彻底一些，认真研究尚利之弊，救救当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2 9:57:5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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