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狂欢是文化的易碎品———独家对话著名作家海岩

梵忻

解放日报2005年8月26日解放周末版

记者 黄玮

轰轰烈烈的“超级女声”、甚嚣尘上的“芙蓉姐姐”、四处作秀的木子美……狂欢，似乎日渐成为某种文化力量的表达方式。

声势的喧哗里，能绽放多久的生命力？形式的盛大里，能承载多少的精神深度？

　　直面文化生态里的种种狂欢现象，我们应该作何思考？

　　以个体文化能力，造就“海岩现象”、“海岩品牌”、“海岩制造”等社会文化景观的著名作家海岩，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这样笑谐着道出开场白：“我是以‘超女’的无畏，来谈谈文化生态的。”

　　关注文化生态，我们需要的是冷静的态度和理性的思考。

　　是少年维特，还是普罗米修斯？文化的多元化，让标准混乱到没有标准

　　记者：“海岩现象”、“海岩制造”、“海岩品牌”，个体造就了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景观，您是如何获得这种文化自觉与能力的？

　　海岩：其实我不把自己定位为文化人。我是身在文化的边缘，一脚在文化里，一脚在文化外。

　　记者：边缘的自我定位，也许恰是谈论文化生态的一个好视角。有圈里的热情，也有圈外的冷思。

　　海岩：今天，我是以“超女”的无畏，来谈谈文化生态的。

　　记者：“超级女声”现象，不设门槛，评论自由，这本身就是当下文化生态的一大热点。

　　海岩：对文化生态的思考，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文化的时代差异。时代变化了，社会的生产、经营和社会生活的方式变化了，导致人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目前，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多元化。21世纪前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中国长期以来是一元化的模式，中国文化过去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多元的状态。我小的时候，20岁的人和50岁的人价值观差异不是很大，社会生活按照一个比较固定的模式进行。现在呢，不说20岁和50岁人的价值观不一样，20岁和30岁的人也往往是彼此难以理解。这个时代，是个很难沟通的时代。

　　记者：一元化的传统，忽然面对多元化的转变，导致怎样的现状？

　　海岩：导致价值观的分裂。我的《永不瞑目》当时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就是价值取向差异的缘故。有报纸当时搞了一组讨论。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我看了很吃惊》，说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去牺牲一个青年的生命，让一个青年去赴死是不道德的。人的生命不能轻视，它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第二篇文章《你吃的什么惊》，认为把个体的生命看得最重要是西方的价值观。东方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在我们中国，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光荣。

　　记者：截然不同。

　　海岩：那第三篇文章就说，他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啊，他为了一个女人，为了所谓的爱。他最多就是一个少年维特，而不是普罗米修斯，没有必要如此歌颂。第四篇文章又说，在这样一个功利化、物质化的社会里，为了单纯的爱而献身，难道不是反映了人性的美丽吗？怎么就不可歌可泣呢？这实际上已经是不同的价值观的争论了。

　　记者：价值观呈现出丰富性，不再简单化。这种多元，让多种精神可以共存和重叠，但却不一定交融。

　　海岩：不同观点，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取向。原来的中国社会信仰比较单一，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多元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快速变革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时代里，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因年龄、阶层、学识、地域、性别等不同而差别巨大。社会的宽容及自由度大大提高，文化现象空前丰富，但同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标准混乱到没有标准。

　　记者：现象热闹纷繁，生出了重重理解的困惑，因为我们各有不同的标准。您认为，这种标准的混乱，因何而致？

　　海岩：我记得莎士比亚的一句话：这是一个脱了节的时代。什么叫脱了节的时代？旧的快速废弃，新的尚未建起。我们目前的状态也有几分类似“脱了节的时代”。在一个没有多元历史而忽然多元的社会里，有两种最基本的痛苦。一是时代变化了，人的意识和习惯尚未适应，因而痛苦；二是人的意识、观念变化了，但社会的现实、秩序、思想没有全变，也造成痛苦。就像一些文化人，看到“芙蓉姐姐”，很痛苦———这怎么回事啊？

　　记者：他们的文化理念，无法承受这种和传统无关的文化“另类”。

　　海岩：对，不能承受。但是，“芙蓉教”们看到很多人谴责“芙蓉姐姐”，他们也很痛苦———这有什么，我张扬自我，你管得着吗！在从单一转向多元的时代里，这两种痛苦，有时会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

　　文化的主流应该代表一个民族现实和未来根本利益的，而不是单纯的娱乐

　　记者：文化另类现象的接二连三，文化的彼此不理解也屡见不鲜，这些变化关乎文化本质吗？

　　海岩：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文化是围绕消费展开的。文化的商业化，对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对推动大众文化，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商业在销蚀着文化的本质。在一个文化消费的时代，文化的本质被商业掩盖了。什么是文化的本质？我认为就是人类的物质文明和情感活动，而情感活动的理想和目标应该是情感的丰富、净化和升华。

　　记者：文化应直接面对人生况味，而商业化却无法完全正确传达人的感情。问题是，商业如今似乎在文化中越来越显得无所不在，为什么？

　　海岩：因为文化在中国某些领域的商业化进程，表现出过激和无序的姿态。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和票房定荣辱、决生死的经营模式，把注意力经济的缺点推至极端。商业化将文化的情感升华、道义和道德的教化功能大大压制，而将官能娱乐的功能大大强化，娱乐感官、娱乐好奇心、娱乐窥视欲等等，使低俗文化渐成主流。

　　记者：文化也归顺了“眼球经济”的需要？

　　海岩：是的。“眼球经济”需要的是文化产品被消费的数量而不是消费的结果，无论美丑善恶，只要推销出去被人消费了，便算成功。因此，文化产品的内容和质量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形式和噱头；美誉度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关注度。有人采访一位画家，问他，你画的人怎么都那么丑陋、病态的？是不是有什么艺术上的深意？画家说，没有。我开始不出名。老老实实画，总是不行。后来，我就不按常理画，专画怪的、变形的，放到展览馆里居然特别有效，观众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过去了。

　　记者：您说的这个例子，像是一种隐喻。

　　海岩：在这样的文化生态里，商业目的是无须掩饰的。策划一部戏，首当其冲的是要好卖。古装片好卖就上古装片，警匪片好卖就上警匪片，一窝蜂。某公司为其力捧的“芙蓉姐姐”开媒体见面会，木子美又以“双性恋”的身份重装上阵。目的何在？谁是这场“秀”的最大收益者？答案不用说了吧。

　　记者：商业已经成了文化的一块心病。那么，在商业化的强硬背景下，文化又该如何自省和作为？

　　海岩：我认为，在网络时代，不缺信息，缺的是真相；不缺真相，缺的是判断。谁来提供判断？社会没有责任吗？文化界没有责任吗？如果需要真相、需要判断，那就必须有标准。标准需要依赖一个民族主流文化的确定性。我觉得文化既要多元，又要有主流和支流。主流应该是代表一个民族现实和未来根本利益的，而不是单纯的娱乐。

　　现在，好像是越是西方的就越是世界的

　　记者：中国文化历经了纵向时间上的深刻变化，也面对着横向空间上的巨大差异。外来文化让中国文化获得另一种视野、另一种色调，也使中国文化遭遇空前的挑战。您如何看待、理解这种挑战？

　　海岩：我觉得站在年轻一代的角度上来看文化更有意义。我们在中国每一个城市走过，看到年轻一代吃的东西，有西方文化；穿的衣服，有西方文化；听的音乐，有西方文化……本土文化在西方文化强势而来的面前呈现弱势。封闭是不行的。问题是怎么做到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做到“和而不同”。

　　记者：对此，中国文化做好准备了吗？

　　海岩：中国文化在很多方面并未做好消化和融合的准备，致使受众特别是青少年受众本来应当建立的对民族文化的喜爱和感受，受到挤压和破坏。文化不是表象的，它有直指内心的作用，关系到民族凝聚力、民族精神培育、民族心理气质培育，有一个对本民族文化的爱的问题。

　　记者：所以，忧思早就出现了，吃着肯德基、看着哈利·波特长大的中国下一代，如何茁壮他们的本土文化精神和文化心理气质，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

　　海岩：有一组数字，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中国输入西方的文化产品和西方输入中国的文化产品的数量不成比例，在中国对美、对西方长年贸易顺差的同时，文化产品却一直是贸易逆差。比如，演出的输入输出的比例是10比1，版权贸易10.3比1，一年图书版权引进12516项，输出81项，数量说明趋势，说明影响力。趋势是什么，未来我们的年轻一代很容易理解和接受西方。而西方则不容易理解和接受我们。文化的历史传承就无法完成。文化是深入到骨髓里的一种精神气质，一旦破坏，后果不堪。

　　记者：是什么造成了理解和接受的不对等？

　　海岩：沟通。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以其内容及形式上的精致，以其强大的推广平台、财力和丰富多彩的传播手段，强势而来。这无情地论证了一个事实：过去，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而现在，好像是越是西方的就越是世界的。它说明文化的生命力是需要受众的，在传播和有效性的意义上，西方文化走在前面。“超级女声”就是“美国偶像”的翻版，它本质上就是一种美国文化。

　　狂欢，以形式之重承载精神之轻？

　　记者：有人说，研究《诗经》、《红楼梦》、莎士比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今天已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文化和生活之间的距离变得模糊和交融，您认为这是趋势吗？
　　海岩：现在文化的平民化需求和趋势日渐显著。在文化为生产服务的时代，精英文化、雅文化占据主流。在文化为消费服务的时代，大众文化占据主流，而媒介的丰富，特别是电视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大众有条件参与到文化的创造与享受中。现在的文化推行自娱自乐，以自我为中心，文化越来越变成“我乐，故我在”，是这样一种大众化趋势。

　　记者：网络在今天展示了其全部的文化可能，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一个表达的节点。突然的表达自由，会不会带来表达的“不适症”———缺乏理性？

　　海岩：中国文化讲究内敛克己，表面上重理性，实际上不易造就理性的习惯，一旦破除反易过激和夸张。随着社会的宽容和法律的自由，当人们突然发现张扬个性无可厚非，大家就开始张扬这种“张扬”———我有欣赏的权利，我有选择的权利，我有围观的权利，我有表演的权利，我有起哄的权利。所以，中国大众文化就做得过激。其实，这是不理性的。你认为“芙蓉姐姐”是理性的吗？木子美是理性的吗？它不过是一种夸张而已。
　　记者：但现在，大众文化事实上已经构成了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它以最热闹的方式最迅猛的态势，浮现于社会生活。

　　海岩：是的。中国文化现在的潮头人物和轰动产品，不一定是质量最好的，不一定是最有价值或最有内涵的，而常常是最具颠覆性或最具个性的。人人参与的自由、评论的自由，围观的权利、起哄的权利，带有狂欢的性质，成为中国当前的一种很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记者：狂欢现象。

　　海岩：如木子美、“芙蓉姐姐”的火红，说明越放纵越反叛越颠覆常态的行为，越易受到追捧和围观。每个人在文化的审视方面都渴望发出声音，参与评判，表达自我。“超女”的火爆反映了广大受众追求天性解放的本能，追求登台的权利和围观的乐趣，像一场狂欢，哪怕是喧哗起哄，也愉悦了身心。

　　记者：狂欢以盛大的方式凸显了文化的外在，它对文化内核的意义又是怎样的？

　　海岩：狂欢是文化的易碎品。

　　记者：狂欢的文化，以形式之重，承载着精神之轻？

　　海岩：狂欢似乎宣泄了一种文化的矛盾。一方面，它是花枝招展地热闹登场；另一方面，它随后可能是雁过无声。缺少文化的积淀、厚度和力度，它的生命力是脆弱的，哪怕它出现时那样光彩。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需要改变面目，激活内容

　　记者：狂欢过后，常有一种值得探究的迷茫。

　　海岩：迷茫关系到我们对待文化生态的态度问题。我们的文化生态里，当然有欣欣向荣的繁华，也有问题存在。中国文化界长期以精英文化、雅文化为高尚、为主流，不重视大众文化。文化界对文化的评价体系以精英文化、雅文化为标准，认为大众文化等而下之。文化界的思维如果不能随时代变化而变革，标准单一、陈旧，面对社会自然形成的多样标准压迫文化审美走向的现状，必然无能为力，使文化价值观在多元的同时，难免无度和失范。

　　记者：有观点认为，今后将不再是精英引领大众，而是大众“支配”精英，是吗？

　　海岩：商业化和资讯全球化，改变了精英模式，他们不再提供“思想”，而是提供市场所需要的模式。文化上的热点，在电视普及和互联网出现后，变得容易和偶然化了。大众以自我为中心、为标准，自行选择各种文化方式，选择崇拜的偶像。

　　记者：尤其是，未成年人对大众文化更情有独钟。

　　海岩：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有软肋，比如说不易传播，在内容和形式上与时俱进能力不足。它的表达至少在现在的时代里，不是那么喜闻乐见。一个民族的文化，要不断改造、不断提升、不断适应时代。在传承中不能漠视青少年的思想特点、心理特点和真实需求。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需要改变面目，激活内容，才能更适合时代适合青年人的需求。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化界、文化机构，做的工作是不够的。

　　记者：文化的传播和传承，需要好的方式和真实的效果。

　　海岩：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在一个文化走向犹豫不定的时代，文化界最核心的任务就是要掌握住对大众文化的领导权。并不是对雅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领导权，雅文化和精英文化毕竟受众太少。金庸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决不是几部小说，他有那样大的受众，是因为他创造了类型。这个类型，是以中国文化精神为主的，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的培养，对中国文化传承有一定的作用。

　　记者：大众文化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文化伪币，是一种精神鸦片”，您认为我们要脱离这种粗暴的简单论断，而积极强化大众文化的“扶正”功能？

　　海岩：是的。现在文化机构要关注的主要应是大众文化。因为，中国现实的大众文化过于克隆西方文化，而且无疑有低俗化倾向。狂欢，有精彩但也有平庸。多数流行文化由于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含量，缺少长久的文化价值，所以来也汹汹，去也匆匆。木子美不大有人提起了，“芙蓉姐姐”也不可能长留网络……观众对流行文化的狂欢和起哄的兴趣会迅速转移。狂欢，威力在于声势浩大，劣势在于难以持久。

奔跑的火光

都说海岩写好看小说，而不是好小说，但他上面所言，应当是对的。

梵忻

以前看别人讨论过啥是好小说，好像每个时期都有不同概念，有段时间大吹先锋派小说，偶就没看懂那些。。。

在现在这个速食社会里，很难说清小说的好坏。。。对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能引起共鸣就能属于好的小说了。。。

奔跑的火光

好看的小说与好小说，大家都这么说，两者还是有区别吧。当然也可以写得既好看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