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我干脆也转个：
从余华的新作《兄弟》说起
文/黄孝阳
谁是文学的敌人？
（草稿）
一 从余华的新作《兄弟》说起
我对余华先生是尊敬的，老婆写毕业论文，问我写什么？我说写余华。
他的《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活着》确实好。尤其是《在细雨中呼喊》，从技术角度上来说，几近完美，就像是水回到水里。语言无可挑剔声音珠圆玉润，结构不断回旋发出音乐的咏叹，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有“核”。
这个“核”在《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里有一定程度的遗失。比如《活着》里的福贵所遭遇的种种不幸更像是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堆积，缺少了能够托起这些大石头的福贵的内心。福贵只作为一个任由命运摆布的悲惨的木偶存在。但悲惨并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更多的取决于内心。它是一种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福贵因为无知而有福，他没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凡事逆来顺受。阳光只让他背上流汗，不能让他心里出血。而命运是别无选择的——请注意“选择”这个词汇，它让一切事物具有宽度与深度，让悲剧超越存在本身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悲剧”。我们可以选择，但我们无法选择，所以“西西弗”每天推着石头上山，所以我现在坐在电脑前敲打这些卖不出钱还要惹来麻烦与唾沫的文字。
我尊敬余华先生还因为他心甘情愿地做一个码字赚稿费的人，没有想法子挤入作协做一个每月有薪水拿的专业作家又或者到大学里谋一教席，相对于他已取得的成就言，这并不是很困难。这需要勇气，尤其在这个文学已被亵渎至货币与下半身体味的年代。当然，书卖得好，这也是余华先生的底气所在。
我想，我会永远尊敬着余华先生。尽管我要对他的新著《兄弟》提出批评。
人都是有限的。一根木头的存在也必然是或短或长或扁或圆，不可能是又短又长又扁又圆。人只能在有限里寻找无限。“一”与“二”是有限的，从“一”到“二”的过程是无限的。若有谁的写作完成了从“一”至“二”的过程，已经站在“二”这个台阶上，那么，在他成为供人瞻仰雕像的同时，其写作的使命也可以终结。
说老实话，我不敢相信以下《兄弟》开头的这段文字是出自余华先生笔下：
“我们刘镇的超级巨富李光头异想天开，打算花上两千万美元的买路钱，搭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上太空去游览一番。李光头坐在他远近闻名的镀金马桶上，闭上眼睛开始想象自己在太空轨道上的漂泊生涯，四周的冷清深不可测，李光头俯瞰壮丽的地球如何徐徐展开，不由心酸落泪，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地球上已经是举目无亲了。”
超级巨富、两千万美元、俄罗斯联盟号飞船、太空、镀金马桶、太空轨道……这些紧跟时尚潮流的词汇怎么看就怎么不是味儿。在《故事会》里我没少读到这样的句子。个人以为文学就不必参于到火热的现实中，落后时代那么一丁点应该是好事，否则就不足以过滤澄清那些纷乱杂芜，把美淬取出来。或许余华先生是在解构与反讽？是想把读者带入一个让人头晕目眩的“后现代殖民地语境”？是在一个制高点上俯瞰《兄弟》全文？
不过，这段话好像还存在问题。
首先，在太空中俯瞰地球，地球是徐徐展开的吗？换句话说，我们看桌子上的地球仪什么时候见它徐徐展开过？孔雀的尾翼可以徐徐展开，装裱后的画卷可以徐徐展开……一个“球”的徐徐展开未免太过于古怪。
其次，这段话讲了三个意思。Ａ，李光头想去太空。Ｂ，李光头坐在马桶上在想像中俯瞰地球。Ｃ，李光头意识到自己在地球举目无亲。
应该说，“Ｃ”的存在即意味着余华先生在这里是试图抹掉现实与想像之间的鸿沟。现实为笨拙的“实”，想像为轻盈的“虚”。这种虚与实的处理可以说高明，但好歹标点符号得用对来吧？至少得在“四周的冷清深不可测”与“李光头俯瞰壮丽的地球如何徐徐展开”这两句话之间加个破折号。
这两点也许都不重要。甚至说，我个人以为的这段文字糟糕的语感与节奏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段文字与后面的文字根本就在闹别扭。这里是虚实相映，后面是写实，这算哪回事？若说这段文字是《兄弟》的提纲契领，那么就应该把它单独拿出来做一个楔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置于第一章内。
再往下看，叙述很流畅，一口气看完了第二章（目前我只找到了第二章，一共一万四千字，惭愧）。坐下来，拍拍脑袋，这二章讲了什么？
一个少年去厕所里偷看镇上美女的屁股，被人揪到街上。少年虽然臭名昭著，也因祸得福，从此明码实价，一碗三鲜面交换一次美女屁股的秘密，吃得满面红光。
故事是完整的，除了为以后少年发达成超级巨富李光头埋下伏笔外，说了一件泊自于弗洛伊德的早已被人咀嚼成甘蔗渣的东西——性是澎湃的，驱动一切。又因为社会篱笆的无所不在，更彰显性的至高无上，甚至于其衍生物也能转化为财富，成为权力。
但这种题材的文学作品说是汗牛充栋应该不过份。
更深刻一点的，比如为什么性会这样？它是不是真的具有这种决定一切的地位抑或只是幻觉？这种可以通过叙述表达出来的形而上的对生命最本原的思考，我并没有在文本中找到。
事实上，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后，性就应运而生，成了现代物质社会的上帝。被诸神遗弃的人僭越了神的位置。他们对本能顶礼膜拜，相信肉体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不可置疑的的权力。但真正的权力并不在他们的肉体上。这是幻觉。因为掌握着真正权力的现代社会意志的隐蔽性。这种隐蔽性所制造出来的幻觉拥有强大魔力，它驱使人们，让他们心甘情愿挥动鞭子抽打自己，并为自己所谓自由的意志与行为津津乐道。
一篇好文章固然难以言传其妙，大致上有两个根本所在。它写了什么？它是如何写的？
“写了什么”包含两层意思：它是否指向那些永恒之物，即人、自然、人与自然三者；它是否行走在事物的无限可能上。小说无穷尽，形式永不竭止。“永恒之物”产生深刻、悲悯。“无限的可能性”产生新鲜、有趣。这四个特征即一部好小说直接诉于人们感官的最初印象。
小说“它是如何写的”，则包含小说技术层面上的四要素——立意、语言、情节、人物。
《兄弟》这二章写了什么？“永恒之物“是谈不上的，思想未出他人巢臼，而且还丧失了《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以及《活着》里面的那颗悲悯之心。“无限的可能性”也谈不上，既没在文体上做出革新，语言还是那样滑——就没有哪句话能抓住人的眼睛，让心灵为之一震，继而停下来把这句话再三咀嚼。
文学是缓慢的优雅的艺术。流畅是叙事的功底，并非就是艺术本身。在这个速度疯狂喊叫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这种缓慢与优雅来呈现外物与内心。否则，我们只能看见奔跑的树。我们的存在就毫无意义。我们只是物的附庸，是积木是螺丝钉是粪便。
小说不仅是叙述，更是叙述的艺术。这种艺术的成份就决定一个工匠与大师之间的区别。《兄弟》这两章的叙述艺术在哪里？
它很好看，人物刻划得也鲜明，符合大多数中国人阅读习惯。
还有吗？我不知道。这也可能是因为我对余华先生的期望值太高。若《兄弟》是别的一般的作家写的，我或许会说声不错，然后把书扔掉。
又或许有人说，你才看了一万多字，凭什么来指责来指手划脚？
我不是指责，不是指手划脚。我只是说一些忧虑。
其一，关于文学。我是理想主义者。我对文学有自己的看法，尽管它可能是错的，但我不愿意掩饰自己的内心。在这个时代，作为当代文学标志性人物的余华先生写的《兄弟》极可能会损害文学本身，给人误导。所以我说出自己的忧虑。当然，我更希望我的眼光确实错了，《兄弟》确如余华先生自己所言，比《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更加有力。那将是中国文学的幸事。
其二，关于常识。吃到臭鸭蛋，并不需要把整只蛋全部吃进肚，才有资格说这只鸭蛋是臭的。我曾经听一些编辑讲，看文章，看开头看结尾再从中间抽出一段看，大约半小时就能判断出这篇文章的好坏。过去，我以为这是不负责任。现在我以为他们是对的，一篇真正好的小说就应该做到每块肌肉每块骨头都让人暗暗赞叹。说实话，哪怕《兄弟》“后面的”再好，开头如此，实在让人失望——至少这不负责任。而且这个叙述让人都不敢奢望‘后面的”有多好了。
其三，关于我自己。放弃与坚守是一个悖论，也都需要勇气。文学是奢侈的。文字一物，其凹凸处太耗心血。若有一天，我写不出字了——这一天迟早是要来的——我是坚守还是放弃？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一面镜子。或许可以从这几方面去理解这点。
一是，人有渴望“被认识”的天性，被别人、也被自己认识，这种认识于必须借助于一面镜子，哪怕它是虚妄之镜；
二是，我们所看见的都是光的反射。所谓的真实与现实都有可能是虚构，即，这个世界亦可能是上帝所书写的一部无边无际的小说。当然，这或许说过了，但至少它们是扭曲的真实与现实。镜子是一件比较彻底地反射光的东西，它让这种扭曲值趋于零，让我们尽可能地抵达存在的实质，得睹生命的真相，那个充溢着神性光辉处；
三是，所有我们尚能理解的镜子，比如小说、电影、电视、歌剧、舞蹈，又比如此刻在在商铺里兜售的大大小小的镜子都是宇宙这个生命有机体——这面我们尚不能理解的镜子里的一小块。它们都是有生命的东西。
四是，不管镜子的形状有多么庞大做工有多么精致结构有多么完美，它们都是碎的。
镜子呈现在时空中。从时间这个维度看，它是“过去”、“现在”、“未来”；从空间这个维度看，它是“此处”与“彼岸”。时间与空间的轴相交构成“深度”——情感的深度，智慧的深度、游戏的深度、思想的深度。
这些镜子的碎片在里面堆积、分解、移动、重叠，形成湍流、波浪、涡旋以及瀑布。它们有生有死，并互相渗透吞噬。
它们是抽象的。它们通过线、形、体积、比例、明暗、色彩、香味、声音等这些人们用来理解宇宙的概念显现。这里，若我们只运用“线”来观察这堆碎片，我们虽然就要丧失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凹与凸之间那些不可言说的美的明暗，但或许可以收获俗世里一大堆一大堆面目相仿味道一样的故事。这些故事滥用着人们的感受能力。以至于人们无法分辨什么是内心的声音，什么是内心真正的渴望。人们在浑浑噩噩中生死，像一荏荏被收割的麦子。其实，线也是空间。不过，许多人愿意忽略这点。
许多作家，尤其是传统作家们，他们沉溺于线的起伏与旋转里，所谓“叙事圈套”吧。他们因此获得智力上的优越感与相应的快感。阅读者获得嘲笑的权力。作家与阅读者就像在捉迷藏。当然，还有更多的阅读者满足于这些圈套本身，他们对文学的要求仅是娱乐、休闲以及对情感的补充，他们的大脑放在别处。这些都无可厚非。
为渴望获得话语权，在混乱的文学流派与运动中不断寻找立足点，试图附骥其上，并取得话语权的行径是对文学本身的伤害。人不能装在套子里，否则就得被窒息与扼杀。
我承认对文学而言，继承的意义要大于革命的意义。不过，继承这件事与那些互相厮杀较着劲的流派并无关系，“黑”或“白”都可以流入我心。别人或者说种种技巧或者说任何先于“我”存在的观念都是“渡江的筏”。没有筏，人无法渡江；渡过江后，必须扔掉筏，忘掉它。《般若婆罗蜜多心经》曰，“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有时，确实比人与一只单细胞生物的差别还要大。要说服一个人是困难的，几乎不可能，人只有自己迈进了某个房间，才能真正感受得到这个房间的格局以及房间墙壁上那扇美妙绝伦的窗户。我只能是尽可能地阐述我所理解的。
当然，或许故事比小说更具有沟通的能力。它不那么复杂，即，它被误读的可能性就少一些。
但故事只是小说这间大厦里的一块砖，一根钢筋，它并不是小说惟一的叙述方式，叙述与叙事是两回事。叙，是叙说；述，是描述。它是俩个动词叠在一块。叙事。叙，也是叙说；事，事情。它是由一个动词加一个名词构成。叙述是包含叙事的。
小说存在的意义在于——它发现惟有小说才可能发现的——它永远也不会死去，不会被别的艺术手段所取代——甚至不妨说，凡能改编成一部好电影的，就不是一个好小说——它与人类的内心一起成长，一起呼吸。小说是写人性的，也是要抵达神性的。
让我们再一起读下《在细雨中呼喊》开头的那段文字吧——
１９６５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了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屋檐滴水所显示的，是寂静的存在，我的逐渐入睡，是对雨中水滴的逐渐遗忘。应该是在这时候，在我安全而又平静地进入睡眠时，仿佛呈现了一条幽静的道路，树木和草丛依次闪开。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颤抖不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