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如是说
何谓危机？字面上讲，就是危险和时机联系到一起，让人感到自己的存在遭到了挑衅，自己的存在受到了威胁。危机，不是什么怪物，不是今天才有的，自人类存在以来，就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所以，在当代文化状态下的中国人，或多或少的感觉到了存在的危机。
作为中国人，受到千百年来儒教和道教文化的熏陶，养成了一种平静的生活观，纵然在社会的发展中存在着很多的矛盾，人们总是在人为的平衡中求得生存的安逸。一旦平衡打破，许多人就会惊恐万状，大叫不好了，月亮掉进水里面去了。其时，中国人是最没危机意识的民族。
何谓文化的危机？就目前出现的情形而言，刘小枫认为是：“危机在此有双重含义：首先是传统价值意向发生动摇导致的危机，随之是潜伏在价值意向的重新定位过程中的危机。”所以，文化危机乃是知识类型后面的价值意向的实质性断裂。
在谈到文学危机时，有人则认为，外在条件的挤压对文学的存在故然构成了威胁，但真正的危机还是来自文学内部，即来自那些激进分子的挑战。的确，新文体实验者对文学的本质、范围、功能等一系列原则性的问题，提出了不同凡响的怀疑和否定。
在目前危机意识的讨论中，我作如是说？我不敢冒然结论。不管这危机是外来的（历史的必然），还是文化研究者的自作多情（主观冒进行为），我都暂且不说。对事无的态度，有时的确是因人而异。
二、诗，形而上的学问
有人认为，对事物的研究是形而上的学问。因为我们总是要借助或创造一些形式上的东西才能感知事物，才能通达形而下的问题。因此诗人应以语言为诗的主要对象，诗人们视语言的幻觉为真实的世界，那些实质性的存在，是语言运动的附属物。有的诗人认为，诗不再是客观世界的表现，而是语言能指的无穷运动，是一个无限的言语过程。这里指出的，对诗的语言所持的态度，构成了两种不同的创作态度。一是保持中国诗歌的传统，二是当前的实验诗或先锋诗。不管是传统还是当代实验诗，其中的共同点仍然是：诗是语言的真实性，而无其它。其不同点在于，前者迷信语言，后者不迷性语言，表现在诗的随意性上。因此，前者对语言的使用规则很考究，常常以语言的使用规则来判断诗的优劣。而后者却不受规则的限定，是以创造性的使用语言来确定诗的优劣。
这里提出有关语言上的问题，并非是为了对语言的使用作出我的结论，而是为了引导出诗的危机问题。明确的说，我不喜欢形而上的学问。当诗停留在语言上，就会在言语的组合上兜圈子，诗人就会成为语言数学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这样就会出现诗的自身悲剧，也就是诗的内在危机。就像当初有两个画家，为想最完美的表现出人的行为美来，就按着几何构图的法则及数学的比例关系来完成自己的设想一样，是以失败告终。诗虽然到语言为止，但并非一个真实的世界（不针对语言作为一种工具而言）。话又说回来，诗不在语言为止上，又能走到哪里去呢？诗能用油画颜料涂抹出来吗？所以，说诗到语言为止，等于说一句空话。诗使用语言，是为了利用语言构筑一个具有情感意向的符号系统，读者通过对这一符号系统的感知而体会出情感的意向活动，从而认知到自我和自我之外的精神存在。
其实，当诗人在精心构筑自己的语言窝巢时，外面的世界早就把他们圈定在有限的范围内，经受人们冷眼的挑战。人们说，在当今的世界里敢于说自己是诗人，是要有足够的勇气的。人们看诗人和看神精病人一样。诗人们只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论英雄。悲哀么？有那么一点。被人们拒绝不是件愉快的事，被人们忘却更叫人心寒。也许诗人们此刻更应该保持老庄的精神，脱去入世之为，取无为而无不为，无用为大用的自欺之逍遥。
诗，的确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但诗还是叫诗，绝不会是其它。诗仍然要用语言才能被世界接纳。也就是说，诗人必须具备操纵语言的才能。面对世界给诗人的冷遇，诗人要保持无动于衷的态度，他们勿需理睬外面的世界对自己的态度。只是诗人们应对语言艺术的价值取向提出全新的观念，诗人们就按照自己的感受去创造符合自己生命存在的形式。
这种艺术世界内在化构成自我心态的膨胀，以及相应的社会心理失衡，引起不少人的批评指责。当然，其中各有褒贬，但一切说法都无法抑制危机的发展。
三、中国文化特点之我见
我国是一个政治集权国，封建皇权制因袭了几千年，至今我们在某些方面还生活在它那巨大的阴影下。另外，我国有着几千年盘根错节的古文化根基，它的封闭性、自我膨胀性，以及它的无以论比的文化成就，构成了我们民族老滑俏皮、圆熟保守的特点，加之中国式的自私和狭隘心理，就严重的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心灵的交汇难，往往是公文式的交往，缺乏人性而多人情味，人情大于天。这些陋习至今还啃噬着民族的魂。
我国人口的增长和我们对待人口问题的态度，就反应出国民意识中的腐朽和没落。这一问题，已严重的干扰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人口素质严重低劣的恶性循环。我们是在超负荷下进行着事业的发展。虽然，随着历史的自然进程，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有所增长，但完全不能满足国民生活和民族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所以，我国仍然是一个极其贫穷的国家。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社会意识能否优先发展就成了一个问题。人们优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生存问题，对于与生存相关的民主权利、政治态度、哲学思考以及文化的需要，则放在了微不足道的位置。构成国民心理要素的是对安全、爱及物质的需要。人们的“超越性动机”微弱，其心态还处在最低层次中。
按弗洛姆的观点而论，中国人对自由的逃避较多，虽然我们崇尚老庄的自由，但那是另一层面上的自我逃避。从历史来看，中国人在阉割意识的支配下渴望阉割政策，他们害怕承受孤独和寂寞，不会把自己放到不着边际的冒险行为之中去（犹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人缺少男子汉，缺乏创造力。正如有位诗人说：伪装的诗人总是往运动的中心挤，往最热闹的地方挤。这是我们国民意识中的一大悲剧。凑闹热，放弃心灵的自由，害怕承受心理的压力，以家庭为中心，使不少中国人失落了自己的创造精神。需要解释一下，凑闹热对中国人来说，不是心灵的交往，而是人情的交往，或者纯粹就是球钱没得，死图闹热。
在这么一个国度里，作为统治者，他考虑问题的主导方面，当然是他和民众的生存问题。他情愿多些冷漠而少些热情。他深知由一个不牢的经济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权，极易被不安定的成份所击倒，故而有了“民以食为天”、“民可载舟，也可覆舟”的道理。因此，对于文化方面的发展，他情愿实用些，反对有损利益的东西存在。他没有更多的时间来顾及亲爱的艺术家们。只是在触及到皮肤有疼痛之感后，问题就会走向它的反面。
四、新生代
也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长出了一批搞文化的年青人，有人称他们是“游戏的一代”，他们的特点是：无感动，主动失范于一切知识类型，超前进入游戏空间。为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将面临新的挑战。
首先，我不承认这一代群的划分。从划分的条件上看，这种界定的初衷只是年龄的划分，是有助于区别张三李四，而无实质性的界定。一种文化现象的定义，必然要有其自身的文化范畴，存在的文化内含。所以，现在这样界定新生代是对其这一代的否定。在诸多方面，他们现在的确一无所有，在现实的各种活动中显示不出自己的优越性，也只有少数人（也许就是他们自己）才相信他们能对中国的进步作出有益的贡献。在实际中他们不是冷血的一代。要说无感动，可能是其他人，而不是今天的他们。人不能对谁感恩戴德，不感恩戴德并不说明这一群人冷血，更不能证明当今的新生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发展和大小事件毫无感动，这是对新生代人性的抹杀。感恩戴德，本身属于封建残余意识，是中国人情文化的余孽。
其次，主动失范于一切知识类型，并不说明新生代就进入了游戏空间，应该说，这是人类精神的自我超越，使知识这个人为的存在于我来说不是异己的存在，而是我用以创造的充分且必要条件。至于挑战，这是客观存在的，也不是今天才新出炉的煎饼，只要人类的发展还在继续，挑战、危机都会伴随着我们。基尔凯格尔说：思想的最高目标是认识到自己的困难,丝毫也不要回避它.回避只说明我们心理的虚脱。
对于当代这一批年青人（二十五岁左右），他们是浮积在社会岩层表面的一代，就象地球第四系形成的堆积层一样，覆盖在地球的表面，我们俗称为土。这一层最易被暴雨和洪水冲刷，造成所谓的水土流失。可是，人类的生存却依赖于这一层面，人类要在这一层面上获得自己生活的必须品。这也像作文化批评的人一样，必须依附于一种文化现象。现在这一代人，也是极易流失的，可是，不管现时承认他们的人有多少，他们创造的文化现象，的确震动了传统文化。虽然不敢言这种现象对中国传统文化会有大冲击，可以从此解决传统文化留下的不良影响，但是这一代人的确建树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
五、存在在于渗透
前面，我已把文化的承受者和文化的创造者（指当代新生代）的现象，以及社会现象作了一般性的交待。下面就是我对几者之间作的分析和结论。
一种文化现象在未被人们接受之前，他只是某个文化团体自己间的事，或者是个人行为。它作为自我创造的一般性价值物，具有价值。只有当它较为广泛的流入社会群体，充当社会群体意识时，才能转化为社会价值物。因此，一种文化的发起及其流传，就是两相情愿的事。如果二者之间的默契失衡，必然引起众人的惊讶，并会把这一现象当作一件大事去分析。就像当今诗的创作一样，为什么诗的创作和诗的读者，基本上局限于诗人内部？而且诗的读者为什么还在日渐减少呢？
从前面的叙述来看，作为文化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是表现在人的文化修养较高的那一部分，而文化的广泛承受者，却处在较低心理层次上，他们所受的教育，以及生长的环境，都使他们无能参与社会的文化活动。他们在强大的社会力的作用下，表现出被动的服从。因此，这就构成了文化接受和艺术鉴赏的鸿沟，或者叫着心灵间的空白地带。
我们知道，大地岩溶现象的发生，必须是有可溶性的岩石和可溶性的水，二者的交互作用才能产生丰姿多彩的岩溶景观，如果其中任意一方缺乏可溶性，就不会产生岩溶。作为社会运动的文化奇观，也与此相似，也必须要有可能性，即文化发生的可能性及文化传承的可能性。如果任意一方没有可能性，文化奇观就不会存在。因此，就目前的状态而言，较大规模的反传统文化，建立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新文化体系是不会发生的。现在的文化活动，大多数还过着补锅匠的生涯。
产生这样的状态，有很深的历史原因，在这里我就不阐述了，我只从自己的角度作一个思辩的解释。新文化陷入这样的僵局，是因为文化活动的双方所处的心理能级不一致，不能互为表里。理论上讲，我们要求社会群体意识能促进和满足自我本体意识，给其条件充分发挥，使之由自我本体意识向社会群体意识转化。另一方面，作为自我本体，则应服从或者适应社会群体，二者之间没有绝对的自由。因此，我们希望有一个平衡的关系来协调双边关系。如果因某种原因造成任意一方的离开，使之失去平衡关系，从而达不到共感的愉快，文化的传承就成了一句空话。在这之中，自我本体最好的方法，就是向群体意识的无限渗透。
我们从“朦胧诗”的遭遇（不管它现在怎么样），就可发现，在我们国家，一些有着较高文化修养，也占有一定文化地位的人，他们对刚刚冒出来的“朦胧诗”，如遇洪水猛兽。就一句“看不懂”就否定了这一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文化现象。当然，“朦胧诗”作为它所处的历史条件，说它对传统有多高的超越，那是不切合实际的。在诗歌的创作方面，它没能走多远。其中很多方面还停在传统的东西里，比如说“朦胧诗”中的浪漫主义。对于当今的先锋诗，是对整个诗歌创作的超越，从形式到诗语言本身。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发生的文化危机，就是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群体意识里发生了错位。
六、灵魂的恐慌和烦躁
当然，这种错位危机还停留在意识的差异上。现在，我们放下这个话题，进一步来讨论统治人们意识的社会问题。
在我国，物质分配的不均衡是存在的，地域性的贫富矛盾也是突出的。可以说，在较大的范围内，人们在为基本的生存条件作艰苦的劳动，人们的物质满足远远大于对文化的需要。犹其是商品生产的初级阶段，贫富间的距离，以及人们获得生活物质所付出的劳动，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人们崇拜物质的力量，物质的力量超越了人们的意志，成了统治人们意识的最高主宰。
这种现象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人都无法抗拒。只是看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些，我们不能一遇问题就退缩，或者高喊要彻底改变这种不人道的现象。商品意识就象数理中的悖论，以及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已超越了语言的能指和逻辑思辩。人们不能因现存的知识结构不能相容而否定其存在的真实性。所以，当今存在的商品意识与文化间的矛盾，是当今的实在，任何人想以人为的手段，或者自己的好恶来改变和诅咒，只会自食其果。
我认为，中国当今真正的危机，是历史的沉积物和现实商品拜物教的泛起，在人们心里引起的恐慌和烦躁，以及我国人口暴涨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危机。文化、信仰危机，只是这些危机的意识反应。
七、我的诗学观
诗的创着活动，仍然是一种文化现象，所以，诗仍然也免不了遭受商品拜物教的冲击而出现危机。当然，其危机有自己的特殊性。
前面我已提到诗的危机以及诗人对语言的一些观点。的确，任何一件艺术品必须运用一种材料才能完成，但是，这些材料在未介入艺术创作过程时，材料仅仅是材料而已。语言未经诗人运用时叫词汇。可以这样认为，语言不是诗，不管它是什么样的词性，都只是词汇，人们常说的意念也不是诗。语言只是构成诗的物质外壳，意念也只是诗的一个内含。语言只有当诗人按照自己生命的形式组合起来，给语言以生命力才能算作诗。
那么，又是什么东西与语言相容而成为诗的呢？就像绘画，画家是以什么东西把它们涂抹在画布上而形成其为艺术品的呢？我认为这是艺术家，或者诗人吧，用了灵魂的力量，把无生命形式的材料转化成为具有生命形式的艺术。参与艺术活动中的灵魂，也叫做人类的艺术精神。真正的诗人是使用语言的巨匠。对艺术材料的运用，永远是技巧上的活动，而非真正的艺术创造。所以，艺术精神是构成艺术的先决条件，艺术的人生观则是孕育艺术精神的土壤，艺术活动就是艺术精神与艺术材料的相容过程。
艺术精神存在于自我本体之中，每一个人都具有。它的活动先是以无意义的画面展现，然后是画面在初始感情活动中的浓缩。我们称这样的活动为感觉的运动。一旦浓缩后的画面与我们内在模糊的意念互为鼓动，艺术家们就会运用艺术材料，选择某种手段来表现这种内在的活动，从而构筑适合自己情感意向的艺术符号。
作为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种的诗，其创作过程乃是诗人发现自我，实践自我的过程，它包含了自我与人、与社会、与自然、与自己的全部体验。这时的诗人不仅把外部世界作为感知的对象，也把自己作为对象进行人生的体验。艺术精神的活动内容，当然也就是这些。显而易见，社会中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以人为中心的，理所当然，艺术的活动也就是人和人的交道，艺术作品中的精神就是人的精神。一句话，艺术的对象是人。
作为人，就难免不被社会存在的浸蚀和干扰。比如在当今诗的创作活动中，相当一部份诗人取急功近利、图大名气的态度。对于已取得一定地位的诗人而言，他们又暗自活动，争夺领袖地位，大有争夺武林盟主的味道。也许这句话过时了，但我坚持这句话：艺术离功利越远，其纯净度越高，含金量也越高。真正的诗人所牺牲的东西，社会永远也无法弥补。诗人是全世界最穷的家伙！
总的说来，当今现实中的诗人，免不了受商品意识的冲击。至于“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气韵生动”的艺术精神，在今天的意识范围内，自然是古玩。因此，诗面临的直接危机是传统的艺术精神，在当代意识的冲击下造成的断裂，而新的东西又不知怎么去建立。诗人们还要超越的就是刚刚形成的艺术观，即现代主义的艺术观，那种从外面泊来的东西。怎样在商品社会中体验艺术的人生，是诗人们面临的大课题。
(全文完)
1989年6月10日---25日于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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