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刚生出来的论文宝宝]成长记忆的消失与断裂——《长恨歌》与《古都》比较

何浣如离 · 发表于 2005-5-18 13:03:09

相较于农村，城市在女性作家的笔下往往与女性的生存、成长保持着某种更为切近的默契。这种默契往往附于物质，深入细节，近乎水乳交融。王安忆以上海为背景与朱天心以台北为背景的部分都市小说，都不约而同地揭示了“城市—女性”之间的此种默契。在她们的作品中，将两端的“城市”与“女人”相联系起来的是一种带有怀旧情绪的“记忆”，即形成“城市—记忆—女性”的关系，此种关系通过“城市”所代表的物质载体与“记忆”所代表的精神轨迹，统一于女性的成长、生存经验。两位作家笔下代表女性人物的成长、生存经验的精神轨迹，均深深铭刻于“城市”以及城市这一概念包含的物质实体之上。在日益推进的城市变化之中，作为女性成长记忆载体的物质不断变化、毁坏甚至湮灭，附着其上的个人记忆、经历无从落脚并丧失向下一代传递的基础。对此，两位作家在各自的代表作《长恨歌》和《古都》中以不同的情绪、方式写出了女性面对这一现实时伤痛、迷惘的心理。《古都》中已届中年的叙事者飞往日本赴一场与昔日同窗好友A的重聚，却因对方未到而提前返回台北。回到台北的叙事者突发异想，手持日文版殖民时代台北地图重新游历居住了数十年的城市。行行重行行，叙事者穿行大街小巷，其间有关过往的回忆断续浮现，一条以重新履足少年行踪为主的脉络始终贯穿其中。此城是负载了叙事者从幼到长所有成长回忆的城叙事者却“再也不愿走过这些陌生的街道”以至“能走的路愈来愈少”，因为人是旧人，景却非旧日景。叙事者以日本殖民时代台北各处的地名交待行踪，殖民历史、叙事者少年时代、中年时代斑驳交杂，从殖民色彩地名到少年时代回忆再到今时今地眼前景色，历史沿袭与物质存在发生巨大的断裂。叙事者面对“城市”与“记忆”的无法衔接而感到伤痛、茫然、不知所措，对自身的成长经验提出质疑： “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 小说的开场以叙事者的自我诘问起缘。这诘问并非咄咄逼人，而是一种不知何处的茫然慌张，一如“你带着确定要结婚的丈夫拜访你的秘密花园”，临到近时“豁然开朗，眼前的真理街，不是了。”“刹那间你竟然也想不起来原来该是什么”。急欲分享的成长经验随着城市变迁而剥落，基于物质实体的记忆陡然面对一直作为坚不可摧的凭依的载体失踪、毁灭，也出现突然的短暂空白。“你哽咽地告诉未来的丈夫，这里原来不是如此如此，应该好象是那样那样，慌张地漫空指东指西，总之，你迷路了。”短暂的空白之后，叙事者失去物质依附的回忆指认变得模糊、不确定，“应该”、“好象”在此处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记忆因时间迁移而发生的模糊，同样也是依仗的物质发生变化之时的慌张。叙事者由A所牵引起的少年时代的活动、记忆，无不与道路、建筑、自然景观相互缠绕，她凭借对实际物质的记忆回溯过往。一旦这些存在发生变迁，她的记忆也随之因失去凭依而变成与殖民地图上的地名一样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行程之中叙事者处处行经旧地，见到的却处处不是旧景，附着于具体而微的物质细节上的个人成长经历在物质湮灭后被冰冷的客观历史介绍吞噬：“……你还清楚记得阴凉如神仙洞府的一楼大厅，沿壁而上的弧形楼梯，磨石台阶给经年踏得光滑冰凉，隔壁‘三六九’每有新蒸松糕出笼，那发酵的香味便穿墙而来，逼使你们弃书而去。神仙洞府一九八零年拆毁重建成玻璃帷幕大楼至今。”“台湾银行，一九零三年野村一郎设计的木造Mansard Style建筑。一九三四严重蚁害，一九三八改建至今。你以前和A最喜欢大步走过这里，奇怪从没抬头像你现在这样细看它整个建筑，……”叙事者在文中屡屡提及“见鬼”、“骷髅”，凡有人迹处似乎必有鬼踪。这些挥之不散的游魂，经年不腐的骷髅，实际上也都是被吞噬的个人成长经历，也因为物质覆灭而回忆不可确认终年徘徊不去。叙事者看似独自行走故地，实际上身后尾随着整个城市中因无法确认自身成长记忆而伤痛的灵魂。相较于台北这座“废墟上的废墟”，作为王琦瑶们成长经历之物质载体的上海在《长恨歌》中并未遭逢由都市新兴而带来的遽然变迁。在经历了建国、文革之后，上海在原有的城市基础上重新兴盛起来。但王琦瑶面对的是一个有着昔日繁华外壳而实质已无声无息发生根本变化的上海，由沉潜趋于浮躁、由精致滑向粗糙、由优雅坠入粗俗。在《长恨歌》中，物质载体的变化是渐进式的，这种渐进的、看似不动声色的变化既是城市本身的：“薇薇眼里的上海，在王琦瑶看来，已经是走了样的。……。都是叫岁月侵蚀的。”也是私有物品的一年年的陈旧下去：“……那些缀了珠子的手提包，散了串的珍珠项链，掉了水钻了胸针，蛀了洞的法兰绒贝蕾帽。……。这幅图画在这大太阳天里，是有些暗淡的，还有些灰心丧气的……”物仍是一二十年之前的物，只不过已经旧了。“过的时候不觉得，过去了再回头，怎么就已经是年二十年的？晒霉常常叫人惆怅心起，那一件件的旧衣服，都是旧光阴，衣服蛀了，烊了，生霉了，光阴也越推越远了。”同样被光阴岁月侵蚀而和衣服一样霉了旧了的上海，作为王琦瑶们记忆的载体一点一滴地从质上发生着变化。到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结束，人们开始正常生活时，这种质的变化突然爆发出来了。从有轨电车的消失到黄浦江、苏州河的混浊稠厚再到变得更阴沉的弄堂，记忆对物质的附着仿佛也像隔了一层灰尘，无法熨帖。王琦瑶回忆二十年前旧上海时一再用到“心声”、“内心”，在物质的陈旧、隔膜之下，深层的原因是“……这城市的心声，如今却没了”“……重要的变化在于房子的内心。”“弄堂房子的内心还算是沉得住气，……，但是一推敲，却也不同了。”这“心声”、“内心”的消失、变化，使得存留的物质实体徒然是形似神非，与成了“废墟”的台北城一样，无力承载王琦瑶们的关于旧上海里弄、外滩、时尚的回忆。王琦瑶少年时代所熟悉的场景在她的晚年一再复现，烫头发，服饰的流行，在爱丽丝公寓的舞会，重新流行起来的舞蹈，在种种貌似神非的“复古”“重现”之下，昔日的优雅精致荡然无存，无从作为因岁月流逝而迟暮的王琦瑶们寄托回忆的载体。她们只能在一再的对比、感慨、排拒之后，颓然接受物似人非的现实以及记忆无处落脚的巨大空白。在《古都》与《长恨歌》中，作为女性的主人公恰巧都拥有同为女性的下一代——女儿。母女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母亲却无法将自身的成长记忆、经历通过物质存在与作为生命延续象征的女儿分享，进而影响女儿的成长并由其扩展。物质层面的断裂后面，隐含着以世代相传方式传承的文化的中断。《古都》中叙事者由自身而及女儿，由自身成长记忆与物质载体的无法衔接想到女儿根本是生活在一个注定没有物质实体可供凭依的城市：“你隔着大洋，化繁为简的清楚看着女儿的生活动线，学校（校龄六年的学校只因更换两位校长而彻底动工两次，毫无必要地玄关挪这儿铜像挪那儿，可怜的校树非战之罪地被掘起来改植他种），家（附近的山坡被财团建成十来幢大厦空屋）、朋友家（玩电脑）、同学家（玩电脑）、堂哥家（玩电脑）、速食店、百货公司……”物质生活的不断变动，使得叙事者产生焦虑的疑问：“女儿会对这间麦当劳移到隔条街口或那家31冰淇淋关门有若何不可取代的记忆吗？”叙事者试图通过物质存在向女儿传递自身的成长经验及与城市有关的记忆，最后却无奈地发现完全是徒劳无功：“……，你曾经带她试图搜寻你小时候住过的村子，不远，在城北郊区，结果你在连幢的改建国宅中依远远的山势定位，大约估算出原来的家可能在那儿，在一家便利超市的门前花坛，你带女儿去你们童年疯野的山里，吃惊它被连绵的五六幢丑公寓给吞噬到仅剩一小山巅，几步路就可轻易跨越它；”亲子两代之间关于城市记忆的迥异，也隐隐使得文化的传承面临断裂的危机。事实上，“女儿”现有的成长回忆竟然是假期在台北之外的京都获得的，在对于自由成长的城市中所获得记忆正如叙事者担心的一般，完全是可以原封不动拓印、复制的。处于八十年代上海的王琦瑶，面对的是形似神散的城市和已经长大的女儿薇薇。薇薇之于王琦瑶，正如同八十年代的上海之于四十年代的上海，“虽然继承了王琦瑶的眉眼”却“难免也是干巴巴的，甚至在神情方面还有些粗陋”，失去了昔日豪华气派与沉静心理的上海，与它所养育出来的薇薇一样，少了风韵和情味作底，显然就流入粗俗了，“薇薇她们的时代，照王琦瑶看来，脏和乱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变粗鲁了。”在小说里，母女两人之间通过物质细节进行交流是从“晒霉”开始的。年幼的薇薇对母亲记忆所附着的旧日衣装表现出天真的好奇，“她想象不出母亲当年的样子，也想象不出母亲当年的那个时代”。出生建国之后，成长于文革之中的薇薇们，丧失的不仅仅是接受上海原有风韵潜移默化的机会，物质上的匮乏同时也使她们失去与母亲一辈进行沟通、接续成长经验的能力，“今天的景象再是索然无味，因为是她的时代，所以还是今天好”。薇薇们毅然决然地把母辈的成长记忆、生存经验抛在脑后，对其后隐含的文化传统弃之不顾，“奋起直追的，要取响应新世界的号召”。王琦瑶也曾经如《古都》的叙事者一样，企图通过附有记忆的物质实体——对她而言有着重大意义的粉红色缎子旗袍来复现或是向薇薇传递某种难以名状的情绪和企盼，“像是要再现当年的自己”。然而“她看见的并非是当年的自己，而是长大的薇薇”，“怎么看都不大象的”。王琦瑶最终放弃似地将衣服随手一塞，完结了所有通过物质向女儿传续、衔接记忆的努力。在上海与台北之间，现代都市化所引起的一系列的变化为这两座城市搭起了相互参照、想象的桥梁。城市作为人类对抗自然而出现的聚居地，在世界不同时空中却向前推进着惊人一致的发展进程。然而作为双城镜象出现的上海与台北，其相差无几的都市化进程和同样因物质变迁引起的成长记忆的丧失，在王安忆与朱天心笔下却呈现不同的风味面貌。王安忆对上海采取的视角是从俯瞰到融入，她对上海的看法近于“草根性”而又带有冷静的审视。王琦瑶被王安忆当作了上海的城市精神的象征，她的存在使得旧上海的某种气质得以超脱物质而存在，王琦瑶的成长经验既是附着于物质，又是超越物质的。虽然上海的变化片刻不停在进行，王琦瑶们的记忆已经无法经由物质现实复现，但她们与上海的气质始终是融为一体的，在短暂的混乱历史过后她们与城市的精神内核依旧保持着一致。在王琦瑶与薇薇之间，张永红作为一个新旧上海的微妙过渡出现了，她在气质上与王琦瑶成长记忆中的一部分相似，而在物质上与薇薇完全同步。安排这样一个角色出现，多少弥补了母亲与女儿之间成长经验传承断裂的遗憾。尽管王琦瑶们的成长记忆、经历无法通过物质存在与薇薇们分享，但毕竟上海的城市精神至少保留下来一部分并得到了延续。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传递了这样一个讯息：上海在变化，城市扮演的角色不断改变，物质不断更新，但上海的城市精神中的某些部分是长久地传递下来了。朱天心则将叙事者完全摆放在“外来者”的角度，其成长记忆随物质毁坏而不可捉摸。在台北的街巷中穿行越久，叙事者与城市的隔阂越大。相对于王安忆笔下以某种方式一直延续着城市精神的上海比较，同样经历了殖民时期、政治紧张时期、高速发展时期的台北在每个阶段过后，前一阶段的城市精神内核均被彻底扫除干净。如果说殖民时期与国民党执政时期叙事者尚能凭借部分物质存在与外公外婆辈的成长记忆实现分享、对话，那么叙事者自身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与解严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成长记忆已经因为城市物质的彻底变化而出现了无法衔接的裂痕。这种裂痕在叙事者的游历中愈加明显，被割裂成两部分的成长经历甚至无法在叙事者的回忆中结合起来。而成长记忆在叙事者与其女儿之间存在着更为深刻、巨大的断裂，，物质的消失使得殖民时期和国民党执政时期的记忆彻底从女儿的视野消失不见。台北在朱天心的笔下是有历史而无传承的城市，不但成为物质意义上“废墟上的废墟”，也成为精神意义上“废墟上的废墟”。表面上看，城市是背景，但实际上它是个体的人成长的源泉，城市所代表的“物质载体”的变化、毁坏乃至消弭，令人无法沿自身记忆追根溯源，使得叙事者的以记忆为代表的精神轨迹发生模糊甚至丢失，最终无法在女性成长经验中形成完整统一。这种由都市的快节奏变化带来的错位，不但令女性自身无从确认、复现个人成长经验，也使得代际之间借以沟通、传递成长记忆的桥梁断裂。作家立足于现实的物质关系世界，对女性与城市之间的物质关系投以带有焦虑色彩的关注、判断。在当代的女性文学作品中，特别是都市小说中，女性与物质的关系主题反复出现。借由物质，女性对成长经验进行自我体验，完成对其他女性的经验传递与精神启蒙。在《长恨歌》与《古都》中，这一主题从反面被强化、渲染，女性附着于物质的成长记忆、成长经验被推翻、毁坏、破灭。通过物质的消失，作家透视了当代女性成长记忆的轨迹，以及这条轨迹在历史洪流中的逐渐消弭。从中国文学历史来看，女性在文学中的声音是微弱甚至缺失的，女性的成长记忆在文学上的表现可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当女性文学、女性作家集体地浮出历史地表之后，她们在努力填补空白的同时也在极力追问、反思这种空白形成的原因。《长恨歌》与《古都》对成长记忆消失、断裂的描写记录，为女性文学这一空白形成原因的追问提出了新颖而独到的视角：在日益推进的都市化进程之中，女性成长记忆的空白是与城市物质历史的空白息息相关的。作为同时代人的朱天心与王安忆在迢迢相距的上海和台北，不约而同地，以女性特有的细致深微记录了在这个真正是日新月异的时代，因为都市以及物质变迁对女性成长记忆、个人经历形成的影响，甚至于粉碎，从而为城市—记忆—女性之间衔接的断裂及其带来的伤痛、迷惘写出一篇悼亡伤逝的祭文。指导老师：赵树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