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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16 08: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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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不羁书生 于 2020-5-16 08:37 编辑
人是有理想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春秋战国开始,在历史学家对“事实”进行描述的时候,哲学家开始反思了。几个巨头关于政治伦理的思想,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滥觞。
在古希腊,柏拉图写了一本《理想国》,描述了他对理想社会的构想。苏格拉底饮鸩自尽之后,柏拉图对于雅典的民主制失望透顶,开始了游历与考察,最终,他把埃及的、斯巴达的较为严苛的治国方式放进了它的理想社会蓝图,国家分为哲学家、武士、民众,分别具有智慧、勇敢、节制的品格,然后由哲学家加以指导。这样的“理想国”,其实是农业国的范式。
在中国,哲学家们也谈理想,但是这种理想不是朝向未来的,而是指向过去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百里可王也。”“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儒家与道家都用回归的方式来诉说理想,乍看起来似乎是倒退,其实其渴望的倒未必是倒退,而仅仅是和平。因为和平是过去式,战争是现在进行时,只能如此。
希腊未经历一个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阶段,只是松散的两强联盟,因此缺乏中国这样一个从周到春秋战国的比对过程,对于和平的理解没有中国古代思想家人士的深刻,统一不统一对希腊来说是无关痛痒的事情,而在中国,只有统一才有和平,“戎马生于郊”的杀伐哲学,被先哲们拒之门外:“《韶》乐,尽美矣,尽善矣;《武》乐,尽美矣,未尽善也。”孟子提出“仁政”思想,又极其认真地、假模假样地杜撰了一个井田制模板,把后来的王安石、张载、程颐迷的不要不要的。
从井田制被历朝历代的空想家所追捧的现象,我们可以找到农业文明系统所追求的政治文明的内核要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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