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我不结婚”
我回到机关以后，张组长夫妇经常约我一起去看电影，有时是张组长一个人来约我，有时候是他们夫妇一起来约我，我又不好推脱，因为那是给书记和书记的家属放的专场电影，不是他们相约，我是不能进去看的。那时我也很年轻，特别喜欢看电影。加上都是外面电影院不公映的片子，有好多还是外国的名片、名剧。我当然更是喜欢。
不久的一天，处长约我到他的家里吃晚饭，除了处长夫妇外，还有张组长、邓大姐和另外一个高个子的男同志，处长也没有给我介绍，我也不知怎样称呼，大家默默的吃了晚饭后，处长夫妇和张组长邓大姐和我攀谈起来，高个子男同志始终没有一句话。一会儿，我看到那个高个同志拿出好多药片，嘎了一口水，一下就吞了下去，我感到好奇怪，那麽高大的身材，怎吃那麽多的药？看来是吃惯了，不然那麽多的药一口吞还不会卡住？？ 我们没谈多久，我就回处里去了。
不几天，处长又要我到他们家去吃晚饭，还是头次的成员，处长这才给我介绍，那个高个的同志是邓大姐的一个亲戚，在省政府工作。我礼貌的打过招呼，可人家根本不理会，我一下感到心里不快，碍着那麽多熟人的面子，我也没有计较，转过头招呼张组长、邓大姐和处长夫妇。其实，六个人除张组长健谈外，都没有什麽多话说。冷了半天场，还是我提出我要去上课了，才得以脱身。
可是，不知怎麽了？我在处里一下就好像被孤立了一样，原来大家都招招呼呼的，一下就不和我招呼了。尽量不和我说话，我火门都摸不着，我哪里得罪了谁？？我好纳闷？？
在机关也同样的，大家也离我远远的，我去找张姐，她也说有事，忙得很，我们的纪律我是知道的，不能呆在她那里，影响她工作。
处长又来叫我到他家吃饭了。而且是他的太太亲热的来挽着我去的，还是那些人，处长和邓大姐夫妇我招呼过了后，我吸取教训，不敢去招呼邓大姐的亲戚。大家几乎也是默默的吃过晚饭后，处长夫妇和邓大姐他们就在那儿津津乐道的谈什麽还是国庆或者元旦办了算了之类的话语。我感到很惊异，职业的敏感使我觉得这属于我不该知道的事情。我赶快说我的作业还没有完成，我要先走了，也许他们的计划也不想要我知道，他们没有说什麽就让我走了。
第二天，头顶五个官衔（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李井泉突然来机要处视察工作，全处的同志一下就紧张起来了。到哪个办公室，哪个办公室的同志一下齐刷刷毕恭毕敬的站起来，静静的不出一声。当他走到我的面前的时候，问我是那里人？多大了？家里都有些什麽人，我一一如实作答后，他就离开了。
突然，机关一下嘈开了，说我要结婚了。我简直象如闻惊雷，我太气愤了！我和谁结婚？我根本没有按照组织的规定，向组织写过一个字的报告，连口头申请也没有言过一声，要求组织为我审查恋爱对象啊，我恋爱对象都没有，我和谁结婚？我喜欢的人你们又不同意，现在说我要结婚了？我想都没有想过？
我突然想起邓大姐的亲戚，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啊？从何谈起？？我是那麽重情重义多愁善感的一个人，和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结婚？？那是万万不行的。再说了，就连我和阿华的事现在我都心灰意冷，其他人怎入我心？？我的心的确是死了，我没有想到还会和谁恋爱啊。一年多来，我真的没有想过恋爱的事情。就是带到乡下的阿华的信，我也很难去看了，我知道看后的结果除了痛苦还是痛苦，除了伤心还是伤心……
我去找了处长，我也太勇敢了。也是那时的党风比较“正”，领导平时不严厉，加上他是个革命的老红军，平时开会都没有多余的话，我也没有看到他训斥过人，再加上到过他家三次，也觉得他没有一点架子，我也尊敬老红军，从我工作到现在（他现在快90的人了，我们经常遇见），我都一如既往的尊敬他。我就去问处长，谁说我要结婚了？我工作都没有干什麽，我也还小，我也没有口头和书面向组织请求审查过我的恋爱对象啊？我和谁结婚？他讲了邓大姐的亲戚如何、如何的喜欢，他的家庭如何如何的满意、省委又如何如何的支持……还讲了许许多多的好处，我一点都听不进，我的心的的确确、真真正正的死了，我给处长明确表态，我不结婚！
这真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料到的情况。黄金铺就的路我不走，我偏要去选择火坑！他们更是上下两难，狼狈得很！
那时我的身上虽然不是耻辱斑，可是好象贴着更可怕的标志！
也许是弹药库，满身贴着防爆！防火！
也许是原子弹，满身贴着骷髅和骷骨的警示！
也许是金库，谁也不许靠近！
也许是狗屎堆，谁也不愿闻一闻！
也许还是那可怕的瘟神，大家都怕染病！
也许……
我又一次的被逼得远离了人群……
我又成了众矢之敌。根本无法在此生存！！
我却无事一样，每天干着我该干的事情。这次我没有一点错，我腰干挺得直直！我问心无愧！
没有过多久，组织给我谈话，说西昌会理镍矿急需一个机要员，组织考虑到你的业务能力比较强，准备调你去那里（会理镍矿属冶金部管，过去的电报都由西昌代收代送转），我马上说可以，服从组织决定。
我没有滴一滴眼泪，到处都有人群生活，难道就我不能生存？？
组织给了我一周假期，我回家去和父母告别。
一周后回到机关，又说我不去会理镍矿了，改调宜宾古蔺，组织仍然十分信任你，本来县级机要机构一般分配男同志去的，现在人员很紧，相信你能干得很好，组织也很放心。
不久，我和其他四个同志一起奔赴新的工作途程。
（9）山里的“红花姑娘”
和我一起调到宜宾的有我北京的一个同学和处里的一个女同志，另外从甘孜、阿坝抽调了两个同志。我们一行五人一同来到宜宾，等待机要邮件的来到，我们在地委住了好几天，每天没有事情，就在地委机要组办公室集中学习。
在学习期间，地委书记、小平同志的弟弟邓自力也来机要组视察过一次工作，询问了我的有关情况和问题，我也如实回答了他的提问。我很敏感的感到我工作地点的变动定有原因。
机要邮件到达后，我们分赴各自的县里。两个男同志一个到屏山，一个到合江，数我最偏远，数我那里的山最高峻。一个老同志和处里来的女同志留在地机。
到了古蔺以后，按照工作的要求，我必须住套间，外面是卧室，里面是工作间，我工作的密件必须24小时不离人（有事离开，最长不得超过一小时，1000米）。当时县里说没有条件，只好在会议室一个小间里暂时容身。那间房的地面终年积水，生上地炉到半夜就熄。我的办公室谁也不许进。我又生不来地炉，只好让分管我的办公室主任来帮我生火炉。但到了下半夜炉火熄灭，屋里又湿又冷，我就只有蜷着身子睡。那有省里的暖气暖人。
会议室经常开会，工作来了只能在外面交接，根本不利保密，我的身份也无法隐蔽。我向书记提出改变环境，书记才吩咐给我腾了两间办公室，我和分管我政治思想的办公室主任对门。外面卧室，里面是办公室，还给我的办公室加上了木栅栏。挂上了厚厚的窗帘。古蔺山区天气很冷，夏天都要生火。给我的卧室打了个地炉，还给我配了一个小火盆，晚上工作时可以接火端到办公室。
我一个人就象一个囚犯，每天呆在县委机关唯一一间满布栅栏的办公室里。白天看书学习，练习基本技术，我的工作量不大，但大多是在晚上，也还顺利。
中央、国务院，省委一有文件，我就要干通宵，早上把电报直接送给书记。等正式文件到达，立即要去把电报清退、收回。在分管办公室主任的监督下，把电报和用过的密码一起监督烧毁。
工作难不到我，就是送报是个大事情，过去在省里分工明细，这些事情根本不用我们操心，可到了县里什麽都只有自己干，什麽都不能期望别人。晚上一个人送报，特别是公安局的电报，还要出城走一段山间公路，我个人倒没有什麽要紧，要是密件出了问题，谁也担不起那个责任。经请示书记决定，谁在办公室值夜班，谁就陪我出去送报。慢慢地，我就把工作全部理顺。
从小母亲就爱给我穿红花衣服，红花衣服就成了我一生的喜爱和传统服饰。就是现在老了，我也喜欢穿红花衣服，而且还很耐看和精神。
我在走时，在成都买了一件上海生产的红花灯心绒外衣。一次，我去服装店作衣服，那个服装店的老板硬是要我把衣服留在她的店里，挂在模特的身上几天，可以给我免费做一件衣服。我的红花衣服，给她带来了不少的生意。
那件红花衣服，在县城里只有我一个人穿。县城又小，只有一条街，只要一个生人在街上走过两遍，全城的人就会认识。我很快就被全城的人认识，但他们都不知我的姓名和工作，只有叫我“红花姑娘”。
（10）“精彩的历程”
我去县里不到三个月，县委组织部长的太太就叫我到她的家里。县委组织部长叫张金堂，是个山西人，待人和蔼可亲。爱人没有工作，带着四个孩子，她就一副苍老的景象，简直与我的张姐判若两人。我去以后，部长先问我习惯没有，我说还可以。然后问生活上还有什麽困难，尽管提出来，县里能解决的尽量解决。
我心想，我的工作有关业务上的困难是书记直接解决，政治思想是办公室主任直接管理。虽然我的人事关系、工资关系在县里归组织部门管，但我是三重管理（业务地机管、工作的调动和配偶的审定省机管），部长跟我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啊，肯定是有其他事情，我敬候部长的发问。
也许部长是受人之托，不得不很快进入主题，他问我为什麽不同意那门亲事？我把我们的几次见面的情况都如实的讲了，我没有听到他的一句话，也没有看到他的一个字，怎能谈婚论嫁？这件事也没有给我商量。怎麽就给我作了主？还闹得满城风雨？我不敢说我压根不喜欢的话，不喜欢也不能省人家啊！我怕伤人。再说了，人家又有那麽显赫的身份。我的处事原则是，人可负我，我不负人；人若害我，我也不害别人。
我不后悔，我也没有因为工作、生活条件的艰苦有什麽回心转意的念头。我自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我就会走下去，我已经把工作全部理顺。我本来就是苦出身，什麽苦没有吃过？这点苦算什麽？古蔺的生活与省里差之千里。但也生活着好几万人，他们能活下去，我也能生存。
不久，我收到了邓大姐的来信。也没有说什麽要紧的事情，只是问我在这里工作生活好不好，习不习惯，没有提及亲戚的事。我当时是从好的方面理解他们，他们那样作了是不是感到心里有点歉意？毕竟我和张组长工作了那麽长的时间，对他还是了解的。我心里想，人家肯定也是好意，至少认为我还是不错的。
我礼貌的回了一封信，简单的谈了我的工作很顺利，县里对我的工作很重视和支持，生活上也没有什麽困难，要她和张组长放心，我只是想解除他们的顾虑，我也闭口不谈她的亲戚的事情。我那曾想，他们却认为苦肉计让我回了心！！
没过半月，我收到了地机一份密电，要我把我的密件寄回地机收存。马上赴省机接受省机的抽查测验。这是破天荒的事情，几十年了哪有抽查一个县的机要人员的技术技能？有何意义？
我一点不虚，平时我很注意自己的业务学习和练习。因为只有过硬的技能，工作才不吃力，自己工作也轻松一些，这和运动员一样，是硬过硬的事情，是一点假都不能作的。地机也不虚，他们知道我的品行，也知道我的技能，在地区数第一，我对工作是一片忠心，绝对不会给地机丢脸，还会争一分辉！！
我不糊涂，我知道是幌子，我觉得他们的权力也太大了，要玩这样的游戏，我知道他们并不死心。要是张组长的来信，我会直言说明我的心意，邓大姐我是不好谈的。我没有回心的打算，我做好了应对的准备，我也没有后悔给她回信，我想信还是该回的，起码的礼节还是要的。
我回到省机以后，处里忙个不停的给我到招待所借来最新的被褥，给我铺床理被，第二天又把我的妈妈接来了。居然还让妈妈和我住在一起，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妈妈第一次进机关，也是唯一一次进了机关的大门。妈妈感到高兴，我却心里紧紧，第二天我就动员母亲回去，我说我要考试，没有时间陪您，妈妈也就回去了。这次是单位派了汽车送到车站的，可惜母亲不习惯，下车还吐了一地。
回来两天了，也不谈测验的事，处长要我休息。我却催处里快点把测验的练习本给我准备。处里也不着急。
第三天了，处长又请我吃饭，我说我在食堂吃，处长说不行，说邓大姐他们在那里等。我只好去了，这次邓大姐十分热情，一直拉着我的手，给我夹菜，真是象姐姐爱妹妹一样的关心。他的亲戚还是一句话不说，我也没有一句话出声。
这次没有声势，机关异常的平静，其实埋着惊雷。我一回到机关，大家都知道他们的用心，怕把我吓跑了，这次有人招呼我了，其实人近心远，不象前次那样人远心近。
我不恨他们，我真的没有恨过他们（即使在文革中，大字报贴满大院，好同事写信要我回来批斗他们时，我给他们说我不能！我不愿在人家伤口上撒盐、吮血。这样的事情我干不出来，人家也是好心！）我也知道他们的一片好心，只是这样的事情，我很难屈就，很难顺他们的好意，很难成就他们的一片爱心。
我始终没有表态，始终保持沉默，我每天都在催处里快点测验，我好返回工作岗位。
这次他们没有逼我，也给了我比较宽松的环境。没有舆论，大家就都主动，大家都留有余地，大家都可以进退。他们感到已经没有希望，我也没有给他们任何希望。
我终于领到了测试的密码本。用了一天时间记忆，一天时间测验。我很棒的完成了四川的开天辟地的唯一一次抽测，本来就是过场，根本就没有记载，没有公布结果，没有任何实际效应……
我也不敢再回家看望父亲和妹妹，我很知足的返回了我的工作单位。“安全”的走过了我人生的一段“精彩的历程”。
（11）快乐的“单身汉”
在县里工作以后，我每年只能享受14天的探亲假，其他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法定假日只能在古蔺度过。
象我一样，家在外地的干部还有县委办公室、组织部、纪委、共青团、宣传部等单位的难兄难弟，共7个人，就我一个女同志。我们星期天没有事情就聚在一起玩玩麻将，打打扑克，我就是在古蔺学会玩麻将的。
有时他们几个男同志也要上山去郊游，那我就不能参加了。他们每每上山去都要去打些山鸡、野兔什麽的。或者采些蘑菇、山黑桃、野果回来，在食堂请炊事员帮我们作好，那些才是真真正正的山珍美味。然后就要去打几斤古蔺的郎酒，那也才是地地道道的郎酒。我们会和炊事员一起吃得一饱二醉。
我也是在古蔺学会喝酒的。一个原因是古蔺天气寒冷，再就是就这麽几个难兄难弟在一起玩，没有气氛也不行。开初我吃得很少，后来就可以喝3、4两了。那是年轻时候的事情，现在是滴酒不沾了。
夏秋季节，他们几个男同志就要下河去打鱼、捞虾、捉鳖，或者去抓螃蟹，或者到稻田里去照黄鳝。听他们说，晚上黄鳝要出洞来觅食，电筒一照它就不动了，他们就用他们自制的木夹子一下就夹在篓里，一个晚上有时候要夹5、6斤，回来后放在盆里撒上盐，黄鳝就拼命地板动，就会把肚里的脏东西吐得干干净净。然后用蒜、酸菜和辣椒烧成黄鳝盘圆来吃，味道简直鲜美极了，现在想起那时的情景，都会馋得流口水，那肯定又会是一顿黄鳝下郎酒的美餐，又会把大家吃得二醉二醉。
我们几个外地的“单身汉”，就象一个临时的大家庭一样，互相照顾，互相关心。谁病了，大家就互相照顾，打水、打饭、熬药……就象一家人一样，得到大家的照顾和关心。我在古蔺一干就是10年，我一点也不感到孤单和苦闷。
我们7个人，除办公室一个会计和我没有结婚外，都不是真正的单身汉。他们的家属来古蔺探亲，就象是我们大家的亲戚一样，都要想办法上山、下河去找好吃的招待招待。保证任何人的家属来古蔺后不会感到孤单和冷清。
后来我的先生到古蔺，也得到了我们大家庭的热情款待和欢迎，他看到我的这些回忆文字，现在他都还记忆忧新，忘不了我的那些朋友们。
我们这个大家庭，就我一个女同志，他们的衣服破了需要缝补的活，我就一人包干应承，我需要搬煤运炭的事，也不用我费力操心，全部由他们负责搬运。
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友谊，在文革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那时县里的机要机构被迫关闭，我那时才真正改行，成了古蔺县的一个普通臣民。
文革中，宜宾、泸州的武斗全国闻名，古蔺也发生过多次武斗。泸州大桥被造反派炸毁，造成交通中断，泸天化的造反派更是把泸州把持，我们几次探亲都只有从宜宾绕道迂回。那时我们几个“单身汉”在机关真的很孤单、很凄零。家在城里的都锚在家里，家在乡下的都躲在乡下不回。机关已经瘫痪，除了“走资派”就我们几个“单身汉”互相关心。晚上大家更是集聚在一起，万一有什麽情况，也好互相照应。我们都相约。若那个人走出古蔺，就一定想办法通知其他人的家属，发家庭成员病危的电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几个一个个的解救出去。后来我们真的慢慢的一个个的都安全的出了古蔺，躲过了宜宾、泸州、古蔺的武斗，安全的度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那场浩劫。
办公室的会计姓甘，家在成都，我每年探亲都和他相约而行。那时，我探亲必须得到地机的批准后，把密件寄回地机保存。然后才能出行，好多年我都没有回家过年，甘会计总是将就我的时间回去探亲。我已经被省委扫地出门，十年来，我每每回家探亲，来回经过成都时，就只有在甘会计家里中转，他的父亲和弟弟妹妹对我都十分的照应，我们因此成了至交。当我调回到成都工作以后，他的父亲、弟弟、姊妹也都是我和我的先生为他照应，他们家的大凡小事，我们都包干办理。几十年来，我们两家比亲戚还亲，就象一家人一样互相关心，他们的弟弟妹妹都把我们当大哥大姐一样的尊敬。
（12）“山鸡”的命运
我的命运多劫。可谓既神奇，也戏剧。
我曾有从一个赤足的村姑，一夜间变成“凤凰”的惊喜。
也曾有在北京演绎的“灰姑娘”的神奇。
还有过一段“灰姑娘”和她心中的“白马王子”的浪漫爱情故事。
我也曾有真正变成实实在在的“灰姑娘”的机遇，可以享尽人间的荣华与富贵，夫贵与妻荣……
我也曾有一瞬间“凤凰”变成“山鸡”的苦闷，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与艰辛。
我一下从北京和省城，突然来到了山高沟深贫瘠的古蔺，象过眼云烟一样很快就回到起点，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个轮回。
看到沿途满山的树木参天，听到一路上山沟里的流水潺潺，这里的山比雅安的山更高峻，一路都是原始森林。我的心，也随着这山峦起伏不定。
这次的人生旅程没有赴京时的悬念，一路也没有荒凉的情景。满目的雄峻与苍翠。
想起去北京时的心境，对我的未来是绿荫还是壮锦还一无所知。
短短的一段路程，却在我的心里已经留下了斑斑血迹和累累伤痕。一路只有凄苦和坚毅。
沿途满山的美景抹不去我心中的酸楚和幽怨。
高耸崎岖的山峦也挡不住我坚毅的步伐和勇气！
当汽车开着最大档，嗡嗡的蹒跚盘旋在那满是弯弯拐拐又窄又陡峭的盘山公路上的时候，我看到车轮紧靠悬崖，我胆战心惊，我怕车子翻下那深不见底的山沟里，结束我人生短短的程。
难道我的命运会是这样的难以预料，难道我一生注定是这样的苦命？
当汽车行驶了整整一天，腿肚子早已发麻，车突然在一个破烂的坝子嘎住，说是终点站古蔺到了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车站是那麽的破烂，街道是那麽的泥泞；房屋是那麽的破旧，行人是那样的稀清；商贾是那样的萧条，门面是那样的冷清；人们的穿作是那样的难看，生活是那样艰辛；那斜着门斜着窗斜着屋顶的满街矮矮的木板瓦屋，悲哀的斜着凄凉的眼睛相互靠着站在那条短短的唯一一条街道两旁，睨视着满街的泥泞。哪里有一点县城的气氛？
也不象我第一次到省城，更不象我第一次上北京，都有人接送，什麽都安排得那麽顺心。
而今，我提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卷，没有人接，没有人问。
好在县城不大，“县委”谁人不知？我沿街爬了四个不很陡，但也很软脚的坡，终于找到了县政府高大而破烂的大门。进去不远，经过左边围墙的一个小门，就到了县委办公室。我说我是新到的县委的机要员，是来报到的。
办公室的主任接待了我，给我安排了那间终年积水的办公室兼卧室。
从此，我开始了我作为“山鸡”的人生旅程。
从此，我便在古蔺高山峡谷的蓝天上飞翔，在古蔺崎岖的山峦上攀登，在古蔺清清的溪水里游泳，在古蔺原始森林的大树上栖息，在农家弯弯曲曲象星似月一样的田园里劳作耕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3-2 9:38:4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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