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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替母亲扫盲
那年夏天，母亲一手抱着妹妹，一手牵着四岁的我，走进了街道办的“妇女识字班”。多年以后我知道了，这是解放后我国大规模扫盲运动中专门为家庭妇女办的一种扫盲班，旨在为妇女获得彻底解放奠定文化基础。
教室是两间打通的民居，没有课桌椅，只有几张从居民家临时凑来的八仙桌。不同于民居的地方，是有一个在我看来硕大的黑板。参加这期学习的有十几位妇女，有的也带着孩子，但都比我小。因为没有一块玩的伴儿，我就只能依偎着母亲跟大人一起上课。教师是个戴眼镜的男老师，永远穿一件很时兴的毛兰色衣服。那个年代戴眼镜的人少，我就称他为“眼镜老师”。当时还有一种油印的教材，人手一册。
上课的时候，眼镜老师总是先把那天要学习的生字写在黑板上，举起教鞭，一字一顿地领大家诵读。然后就是教笔顺，一横一竖一撇一捺的领大家书空。我从小不“认生”，竟也跟着那些妈妈们念着，一片成人的读书声中总有一个稚嫩的童音跟随。可能老师还是出于喜欢吧，时不时向我投来会意的微笑。我更加得意，诵读的声音越来越大。课后还要留家庭作业，用那时很珍贵的米字格本写满两大篇。
母亲还是很珍惜这次机会。总是抽做饭时的空当儿读书。那时煤球炉火力差，做饭很费时间。每逢这时，我就跑到母亲身边，等她读到哪个字有所停顿时，就大声的告诉她。母亲从来没有过不高兴，经常轻轻拍着我的头说：“当今的小闺女子命真好。”她虽然出身殷实农家，但女孩子是没有权利读书的。上识字班那年，她已经四十出头了。母亲白天要忙一家子的吃穿，晚上还要等有夜诊的父亲归来，所以每当安排下妹妹睡觉，暂时放下那永远做不完的家务，把那种有坨的灯轻轻拉下，照亮权当书桌的吃饭桌儿，打开书本时，她就很疲惫了，经常不一会儿就打起了瞌睡。我个子小，每次都是踩着凳子爬到桌子上看母亲写作业。我多想有那个米字格的生字本啊，还有那支绿色的铅笔。眼镜老师每次教完笔顺后，我只能找根笤帚苗儿，在地上比比划划，所以趁母亲瞌睡，我拉过那生字本，开始有些吃力的在上面写起来。母亲醒来，就对我说：“少写点儿，给我留点儿。”慢慢我和母亲达成了默契，她读书，我写字，完成每次的家庭作业。
大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识字班要结业了。考试很简单，就是挨个人当堂诵读黑板上的字，完成并上交两篇全书生字抄写的家庭作业。总结的时候，眼镜老师特意提了母亲的名字，说她识字多，而且字写得好。母亲霎时脸红了，我却异常的兴奋，忍不住格格笑出声来。
母亲终生就认识了那么几个字儿。文革时看到母亲能读几段毛主席语录，我还很替她高兴，尽管闹不清是“顺口溜”还是真识字。参加工作后，我参与了全国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工作。第三次普查时，在文化程度的诸多档次中，有“扫盲班”这栏，我为母亲没在“文盲”那栏挑勾感到自豪。到第四次普查时，关于文化程度的档次里，在小学程度之下就只有“文盲”和“识字不多”两个，“扫盲班”被剔除了，我为母亲感到不平。母亲却说：“本来就识字不多嘛，算什么无所谓，好在我比你姥姥多识了好多字儿。”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母亲已经不在人世。因为母亲一直很在意自己文化程度填报什么的缘故，我非常注意这次文化程度一栏关于小学阶段前的申报规定。这次是只有识字超过千字或者能独立阅读报纸的人才能不算“不识字”。如果母亲再有机会申报的话，就彻底进入“不识字”行列了。
这也许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也许是对当年扫盲的重新评价，我不得而知。我想当年的眼镜老师并没有撒谎，没有虚报扫盲数字。哪怕经他教育，真正脱盲的不是一个四十岁的家庭妇女，而是一个四岁的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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