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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燃烧的东海:中日争雄与无产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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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9 19:01:00  | 显示全部楼层 | 阅读模式



区芳


2005年的中日对峙已公开化。这一年的二月,美日共同声明反对北京武力占台[ 声明归纳的美日在东亚「共同的策略目标」包括「鼓励和平解决有关台湾海峡的问题」,换句话说,即反对在改变台湾归属的问题上使用武力,包括反对北京使用武力1。同月,东京要求中国停建东海的「春晓」气田。同年四月,北京点明「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突出」2(国务委员唐家璇)致使中日关系僵硬;同月,部分中国城市爆发爱国市民游行,并被某些崇毛舆论冠以「新反帝运动」3的名号。同年七月,北京声称「军队要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4;同月,东京授权日资「帝国石油」东海试采。同年九月,「春晓」临近投产;同月,中日就东海划界继续谈判。

东海上空的杀气,源于中日能源保障的利益矛盾。原料供给的空前吃紧,压得中资智囊们狂吠「为了中国的经济利益,必须和日本对抗。中国和日本本质上说是要争资源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5,近海开发是染指世界宝藏的必经之路。鉴于东海矿藏「足以使日本从天然资源贫乏国摇身一变为‘天然资源大国’」6(原日本国土交通大臣扇千景),非经重挫日资不会主动出局。就自身来讲,东海只算中日(从伊朗到非洲)石油战争的一环;「春晓」钻井平台承受的政治-军事压力,仅是两个巨人全局较量的缩影。

东京的对华经济渗透,令北京渐感恐慌。21世纪初「日本已成为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也是中国引进技术的主要来源地」7(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且日资握有主动权——「中日产业形成明显的日本居上游,中国处末端的结构」8。挟老牌帝国主义的综合优势,日资——不仅日资——大口蚕食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华外资的行业与市场垄断已有潜力「直接瓦解中国的经济安全」9(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令中资痛叫「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企业擅长的行业和产业并不多」10(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北京扩展海权的努力,饱受东京牵制。「中国的崛起,必须通过海洋,必须要走出去」11(中国军事科学院政委温宗仁上将),执政集团如是说;但「美、日形成的联盟将中国死死控制在内海」12,且以台湾为把门恶犬(「日台在安全领域联系日益加深」),破门而出已成大陆统治者的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台湾的事实独立,让中资坐卧不宁——「台湾问题已不是一个政权问题,而是台湾独立是否会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解体」13(清华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日本与台独的深厚渊源14,使北京的参谋班子断定「实现中国在(东海)钓鱼岛的主权,是打断台日铁盟联系的关键」15(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

东京的封堵叫阵,为北京「凝聚民气」竖起不错的箭靶。复辟以来,「新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建长期搁置,引起有产学界的不安。谋臣们一再献策「假设有敌人,才能优先发展国防,才能恢复信仰,激发爱国主义精神」16(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所以「未来战略应设‘假想敌’,那就是台湾独立势力与日本右翼」17。上层亦渐开窍「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弘扬爱国主义、凝聚民族精神,是不可或缺的强大动力」18,着手摸清门路;借助2005年规模空前的抗战纪念,官方不失时机地营造「东倭」的寇仇形象,初有小成。

当「新民国」尚未完整问世,资产阶级战略家何新便看到「中国附近却已存在一个经济上极其强大的日本,并且它的这种力量早已渗透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泛东方地区。因此,日本必定是中国在未来一个潜在的最重要对手」19;十五年后,中日争雄已搅得东亚天翻地覆。战前的日本曾以举国之力「发动一场国家(军事)运动去夺取亚洲和亚洲以外的市场」20(1933年3月英国商务大臣沃·朗西曼的内阁报告),它失败了;21世纪初的亚洲延续着列强攻掠战,踉跄挨揍难得还手的「老民国」却已让急剧膨胀的独立玩家——「新民国」所取代。它与以往中原王朝的根本差异,来自资本扩张的利益动机。



中日钢铁业之争:中资演变的缩影



九十年代,北京的一个侵蚀对象是东南亚。几番风雨后,当地工业「对中国的依存程度,已明显高于对美日的依存程度」21(原外交部副部长、现驻日大使王毅);「但这还远远不够」22,扩张战略的决策者们焦躁地说。「不够」的深层障碍,在于中资的核心实力仍不很强。2004年中国企业五百强的资产规模仅为世界五百强的5.61%;从结构上看,国内大型资本首先集中于国家垄断(资源、市政服务)、冶金与家电业23,机械制造业薄弱得连脚步声也听不清。大轰大嗡的海外并购,无非占了几处边边角角:「我们远远没有达到质的输出」24(王巍),新兴富豪们叹息着道出实情。

以钢铁业为例:近九年中国钢产量连续保持世界首位,2004-05年间达到两位数增长;但日本仍是对华高附加值钢材的头号供应商,且拥有矿石的国际标价权,压得中资直翻白眼儿。外敌如虎在侧,华商们仍忙于大鱼吞小虾:民间资金的流入活跃而分散25,「使中国钢铁业很难形成统一的认识,用同一个声音说话」26(中国冶金矿业企业协会会长邹涛);从结盟(比如宝钢与马钢)到重组(比如鞍钢与本钢),最壮硕的业内巨头走向联手。对异域原料的高度依赖,使得「即使中国从日本手里夺得亚洲铁矿定价的主导权,这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主导权利」27(中国冶金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李新创);只有把矿山抓到手里「使境外开矿在进口矿中所占比重增加到50%,才能摆脱仰人鼻息的处境」28(原冶金部副部长殷瑞钰)。

上述结论,便是一众钢铁大王的行动指南。老总们挤在人堆里恶骂鬼子不义——「日本方面可能会通过抬高铁矿石的市价压制中国」29(韶关钢铁集团副总经理葛弘模),同时坐视东洋人的提价砸垮身板单薄的「汉家手足」,减轻竞争成本。内斗的胜出者匆匆上路「争夺中国市场,还别提到国外市场去争夺,首先是中国国内自己的市场」30(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吴溪淳),打响本土保卫战。华商过洋买矿的交易也在加速,手笔惊人31。

不消说,钢铁业的演变趋势与资产阶级的总体努力毫无二致。在华洋行的兼并独占挤了本土店东的生意,急待炮轰——「跨国公司有两个害处,总结起来就是,一:挖了我们市场,二:抢了我们就业和投资机会」32(左大培);挖抢别国市场资源却有天大益处,得放胆去干——「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完成全球业务架构」33(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并已升华为「促进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34的最高国家意志。

埋头经营二十多年后,民间商界与国家资本的政经抱负喷泉似地急迸而出。他们要做大金融资本——「现在国内民营经济有一种冲动,希望能够进入金融界」35(中国资本市场研究会主席刘鸿儒);他们要铸造核心产业——「我们不可能做单纯依附型的经济战略选择,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稳定的经济体」36(建龙钢铁公司董事长张志祥);他们要把世界踩在脚下——「中国不能没有世界名牌,这不是争论的问题,而是必须的问题」37(海尔集团CEO张瑞敏)。一班爱国小诸葛举着喇叭提醒主子「仅靠本国的资源肯定不足支撑中国未来的持续发展,我们要有分享世界资源的权利」38(张文木);缓缓颔首的国家机器以笨重铁爪敲击桌面:「人类的大洋,南极和北极,都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份」39(原海军副司令张序三)。这是奇妙恐怖的一刻:新民国的官学资三伙强盗——带点狐疑与假笑——拥在一起,发誓用战车、银票与爱国文化构起中华有产贵族的帝国堡垒。

资本主义的全部实践史告诉我们,商队与远征军是有产者的两只手。外部资源(无论石油或矿石)的大面积输入,使新民国的境外干预变得紧迫——「我们钻探石油,比如这个地区钻探,就必须有军事力量在那里保护」40(张序三);与遍布全球的中资机构相比,北京「保护海外利益的方式与手段逐渐跟不上海外利益发展态势的要求」41(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美洲室主任傅梦孜),常显得手短脚软。毫不奇怪,近十年海空武库的超常扩充,与海权意识的苏醒齐头共进。



啊!海军



早在老民国的黎明期,中华有产者曾感慨列强「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孙文),而自己只有抱膀旁观的份儿。九十年代初的复辟阶段,捞钱至上的军政集团对国际资本以抚为主,东海纠葛也不例外——北京曾长期主张「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钓鱼岛)。共同开发的无非是哪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42(邓小平)。官僚短期行为的闹剧尚未彻底退场,强国时代曲已吹打登台;将军们——活似当年的山县有朋与伊东祐亨——踌躇满志:「中国的国运向来是‘向海而兴,背海而衰’」43(海军装备部原部长郑明),所以「不仅要守疆卫土,也要关注包括海洋、太空领域,以及电磁等无形空间在内的全方位安全」44(海军政委胡彦林)。与此相应,近十年中国军事订货额增长十倍;造舰热浪翻滚至今。

与百年前的柏林相仿,21世纪初的北京有分寸地提醒剥削勾当的夷狄前辈「让别国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过去了。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45,包括属于自己的海权。伸张海权意味着资本市场更诱人的红利报表,国际争雄的终极利益必须落实到工商寡头的金库。正如有产帮闲所说,「国家安全并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概念,而且是一个经济概念」46(王小东):原料的开采与输送需要海权——除了火星四射的东海,「南海是中国重要的能源运输线」47(中国海事局常务副局长刘功臣)与潜在油气开采场;远洋渔业48与其它掠夺需要海权——「南极是一个无国籍的洲,它的资源开发我们也要积极参与进去」49(国家海洋局局长王曙光);远方投资重地(从苏丹到印尼)的保护与拓展,需要对称的越洋作战能力。

随着中日对峙的公开化,陆续有幕僚进言高层「抢占有争议海域的资源。今天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有实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而且政府有强大的民意支持」50(华中科大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彭代彦)。确实,九十年代的民间爱国情绪——确切说是较外露的那部分——日益带有「反日」的标签;2005年的春季游行,即为类似情绪破土而出的一个征兆。种种迹象表明,新民国统治者也在尝试利用中日对立的契机,锻造让各阶级普遍认可的国家意识形态。



中华资本的内外需求:再造主流文化



19-20世纪以来,列强的暴行与压榨给中国民众留下深刻的痛苦记忆(「世无平权只强权,话到兴亡眦欲裂」);日帝全面侵华带来的——极端野蛮的——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使这种记忆得以百倍强化。复辟后,萌动的中华爱国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把「清算日本」当成民族团结的当然旗帜,首先于职员群体——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扩音器——得到共鸣与传播。

很长时间里,北京确乎像自己辩称的那样「从未向群众灌输过排日、仇日情绪」51(唐家璇)。新兴有产者打劫分钱忙得脚底朝天,缺经验也没心思从事有效的大众洗脑;国家垄断与民间商界、外资与华资、大陆资本与港台财团的内讧与秘盟,使统治者外表森严内乱四起,顾不上主流政治文化的深远布局。外资乘虚而入扶持舆论代理,终于激起本土资本喉舌(从崇毛自强派到自由派)的警惕。喉舌们指斥这股媚外势力及连带的华资派系「沾染了浓厚的买办意识和洋奴思想,贬损自己的民族,轻视自己的传统」52(林志波);痛批部分亲美文化人「在至关重要的历史观上,公然主张美国本位的历史观,而践踏中国本位历史观,蔑视中国正当的地缘安全考量和国家利益」53(自由派维权活动家郭飞熊),给中华强权的崛起搅混水、下脚拌。

洋奴价值观影响着本土老板的收益进账——「文化媚外,是对国货、对民族工业的歧视,会使国货与民族工业处于极其不利的不平等竞争地位」54(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 「中国人大都是对外战争的懦夫和窝里斗的英雄」55(刘晓波)一类自轻自贱的舆论导向,打击着民众对远征胡虏的信心与追随程度。民间的强硬声音有助于官方「红脸白脸」的外交进退——「非常需要些激情、甚至极端非理性的(民间)手段才能维护我们的合法国家利益」56(四川大学研究员龙兴春),汉民族主义社团及愤激青年们却一直缺乏官僚与资本的实质援手。面对产业工人的沉默大军,心中打怵的执政者急需笼络部分阶层(首先是职员群体与中小生意),并猛然发觉「除了民族主义,我们还能用什么来凝聚、整合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力量?」57(林志波)。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复辟后意识形态真空的终结时机趋于成熟。

终于有一天,迟钝的衙门透过师爷表态「我们过去侧重经济发展,到了今天,不得不考虑道德重建的问题了」58(阎学通),即加固精神统治。官员们虽滞气十足,却已试图完善有产国家的思想牢笼:「文化安全是任何主权国家在其文化发展中都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59(文化部长孙家正),而「文化安全就是以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民族凝聚力的安全」60(国防大学林东博士)。系列强化国家认同与民族意识的措施(从发行爱国网游61到祭奠孔庙)先后出台;中原先祖(从秦军、汉骑到大明水师)的文治武功,也成了精神补血的重要汤料,用以滋养豪气——「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略者,剿灭之」62(郑和)。当然,自强文人少不了假惺惺一番「在中国,任何倡导侵略扩张的言论都不可能得到普遍响应,这是由中华文明的本质和中国的国民性所决定的」63(林治波),不由让人想起另一拨殖民者的作呕表演:「日本帝国的使命在于维持东洋的永久和平以贡献于世界和平,解决满蒙问题以实现日本帝国使命的远大理想这个大信念为根据」64(板垣征四郎)。

话说回来,有产国家固然乐见炮灰们高歌「我愿守土复开疆 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65,却仍对各类非政府活动放心不下。民族主义社团的大脑中枢与活动骨干多属中小有产者与上层白领66,而这些阶层(至少)强烈反感当局的腐恶专权;权力边缘的私人大资本及自由派学界,早把职员们当作自己分权入阁的社会筹码。许多民间爱国活动(从纪念卢沟桥事变、注册保钓机构到汉服聚会66)受到压制,也就不足为奇了。2005年春季爱国游行前夕,某些国家主义者猛打预防针——「我不希望中国目前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被社会动乱所打破」67(王小东);游行过后,官方半怒半笑地训诫游行者——多半是年轻职员——「一定要相信党和政府完全能够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妥善处理对日关系」68(外长李肇星),随后高调发起持久的抗战纪念。凡此种种,均反应了当局患得患失的心理:既想完成中外抗衡前的舆论准备,又怕现有上层利益均衡被民众倡议(无论何种性质)草率冲垮而不可收拾。

21世纪初的中华资本主义,好似百年前日本与沙俄的混合物:资本需求催生了边缘扩张的实践,并以凶暴的内部压榨弥补对外竞争力的不足;民族产业的发展倚赖官僚机器的集权动员,但深受前者颟顸腐朽的拖累;身为市场会猎的迟到者,却已迈入社会革命的历史门槛。无产者何时摆脱有产暴政的螺丝钉与大头兵宿命,取决于工人阶级怎样以独立身份走上政治舞台。



工人斗争与中日争雄


中国的复辟浩劫,堪与英国工业革命的许多社会惨状相比,只是范围扩大了数十倍。不久前,朝廷总算承认「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群众对上学难、看病难、打官司难等问题反映比较强烈」「因土地征用、城镇拆迁、企业重组改制破产、拖欠和克扣进城务工农民工资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69(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与庙堂里的公文腔不同,眼尖嘴快的御用笔杆讲话爽直得多——「目前乱不了,目前精英们靠枪还压得住,如果上层精英间的冲突没有底线,自己搞乱自己,外来矛盾就压不住了」70(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杨鹏)。越盼望做大格局,民间老板们越怕跟错队伍永坠黑狱:「中国(私人)企业巨头开始要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此时它们最担心的是垄断势力与跨国公司的合谋」71(王巍),类似猜忌充斥于所有的资本帮派。

与此同时,中日工运都不存在强有力的无产阶级先锋组织。在日本,主流左翼一门心思「实行维护国民生活、照顾中小企业利益的有规则的资本主义制度」72(日共政治局委员长志位和夫);在中国,零散先进工人与进步青年远谈不上组织化与制订明确纲领。作为苏联专断官僚层改造驾御的共运一分子,中共革命给大陆崇毛分子留下的主要精神遗产,是跨阶级联盟、笃信权谋、爱国意识(及连带的超阶级国家观)与小资激进主义的暴力膜拜(「枪杆子里出政权」)。上述思想的现实应用,从大陆毛左的台湾同志身上可见一斑:「两岸之间的统独矛盾已成为优先于两岸制度矛盾和岛内阶级矛盾而急须加以解决的‘敌我矛盾’——即尚未完成的民族解放斗争。理所当然包括对美帝和日帝的斗争在内」73(劳动党中央委员汪立峡),亦即充当中华资本争霸的「毛思想辩护士」。马列道统与小资社会主义(以及法西斯色彩的国家合作主义)等思潮的真正交锋,还在前头。

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仍极有限,自发的工人斗争却未因此停滞。无论华资或外资,反剥削行动持续增长。2005年的4月到9月,东莞、深圳和大连的系列日资企业相继爆发工潮,参与者达五万人以上(日资在华雇工近一千万74);罢工以反低薪、要社保及工会权为目标,矛头指向极度压榨工人的「丰田生产模式」75。为了「做大做强」,中央企业正在推动新一轮下岗潮。屹立东海能源战前沿的中海油,数年来开掉四分之一(约一万人)员工;造舰狂热的同时,国家资本抱怨「(渤海重工一类军工大厂)许多社会功能还没完全转让出去,企业负担不小」76(中国船舶行业协会会长王荣生),务须减员增效推进「合理化经营」。阶级对抗的真正战斗,也还在前头。

中国是否在走向一场(或多场)军事冒险?无产阶级不必猜测历史进程的每个细节(第一枪于何处打响:东海?南海?缅甸?伊朗?),但一个基本事实不容否定——中华资本主义早已脚踩大萧条边缘,只有战争能挽救繁荣。由于私人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借贷权,近几年「投资主体发生了变化,主要以非国有投资主体为主」77(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更削弱了国家机器的调控效果;当局自夸「我们一年建了一个英国的装机容量」78(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同时得替过剩的生产能力寻找出路。

中国是否在走向一场(或多场)军事冒险?有产学界(从强硬派到所谓的「温和立场」)翻着帐簿念念有词:「不排除这种可能:台海军事冲突扩大了中国的内需,从而加快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提升」79(阎学通),所以「局部军事冲突并非与和平崛起不兼容。相反,如果处理得当,那将有助于中国和平崛起」80(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换句话说,铸枪造炮承受失业的无产者,极可能还得扣上钢盔替列强的地盘划分上阵厮杀。北京的董事、部长、教授和将军们谋划着新「大东亚共荣圈」,中国工农的反剥削斗争尚未迎来自己的高潮期;一切还在前头。

3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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