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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拾贝】1984年的一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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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9 14: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 阅读模式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今天,我们要到河北安阳参加汽车配件的定货会.

一早,小孔和宝丰、秀锋、小侯等人开着满载货物的丰田车先出发了。

我与老张、王付(沙发组组长)、孙德安(沙发组副组长)乘车前往安阳。

车厢里已是人满为患,我们几个人的车票坐位不是挨在一起的,我独自坐在一个靠窗的位子上看着窗外苍凉的秋色,内心中满是说不清的怅惘与失落。

从我出监后到这街道工厂一晃快四年了,至今还在为生计奔波,这奔波何时才是尽头?难道我苦苦熬过的10年炼狱生涯就是为今天这种无尽无休的劳作?

两年了,在自学成材的考试中,我还算顺利的通过了6门课程,还要再通过7门才算是毕业,但毕了业又能怎么样?我只能说:这是我的命该当如此。

对面坐的一位老者与我攀谈起来,暂时打消了我心中的郁闷。

那者是郑州市石油工业厅的经济学家,攀谈中,感到他不仅精通本职的学术问题,而且对历史与时事的也颇有研究。老人的见解大致分为如下三点:

一、当前的政治是社会的过渡,刚刚开过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是党和国家决定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他说,社会能否发展在此一举,有作为的人都应关心国家今后的政治动态,争取发展而不要后退;

二、三中全会以后,党内和各级政府要进行大调整、大整顿,要逐渐踢开一批保守派,提拔一批真正有才能的人充实国家领导层;

三、社会要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大局是确定了的,但怎么改革,中央也没有具体方针,要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才能确定下来,但总的发展趋势不会改变了;

四、从现在起,搞好经济重要的问题在于信息和信息反馈,要想把生意做好,一定要在宣传、广告上下大本钱。

老人谈的这些使我耳目一新,把我从一个闭塞的小环境中一下儿拉到社会的大环境中来。正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可惜下车时太匆忙,没能留下老者的联系地址,但老人的一番议论已足够我消受的了。

下午5点零8分,我们准时到达安阳车站。

按照朱玲给我的地址,我们这一行人来到她昔日从业的安阳“151医院”。感谢她的好朋友吴丽娜大夫给我们联系了住宿的地方,当晚便住在那里。这一晚吴大夫来了好几趟,问寒问暖,跑前跑后忙的不亦乐乎。虽然她是朱玲的好友,我还是甚感不安,不知如何感谢人家才好。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日(星期二)

早上7点钟,我们准时到达此次“汽车配件订货会”的的会址____安阳市第二招待所。

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订货会”,我心里充满了好奇。我天真地认为订货会一定是各参加单位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地坐在明亮的大厅中,有服务员殷勤地招待,大家喝着茶,吸着烟,由各单位领导人分别介绍自己的产品,然后便开始定货…….但事实全非如此。

召开订货会的会址是安阳第二招待所一个偌大的院落,这院落大约有上千平方米的面积。山南海北参加会议的诸多厂家便云集在这里,大家划地为界,展开各自单位的旗帜,摆上属于汽车配件的各种产品,操着不同的方言极尽全力地吆喝,就像北京街头卖小吃的摊贩。这使我的心一下凉了下来,难道这就是我想象中的订货会吗?

还是沙发组组长王付有经验,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他已买回参加订货会必须用的绳索和竹杆,跑马占地,抢先拉起我们的摊位。绳索和竹杆便是用来悬挂我们的产品介绍和厂旗。

拉起旗帜,摆上货物,就算在订货会上有了立足之地,但有谁来与我们定货呢?周围都是像我们一样的配件生产厂家,而用户在哪里呢?王付看我一副外行的神情,胸有成竹地说:“用户是全国各地的汽车生产厂家,那都是大爷,他们才不会现在来呢。我们的靠垫、座椅质量没问题,等用户到齐了,定出30万、50万元的产品不成问题。”

不一会儿,原来是空空荡荡的大院已摆满了像我们这样的“地摊儿”,“地摊儿”一直排到大院外面的胡同里,差不多每个地摊儿都扯出一面、两面甚至好多面花花绿绿的旗帜,上面写着厂名和产品的名称,从楼上的房间里也垂下一面面长长的条幅,那气魄又不是这些“地摊儿”厂家所能相比的了。

王付说,那房间里住的客人才是这个订货会的主角___全国各地的汽车生产厂家。此时,“二招”大院简直成了旗帜的海洋。

大院里的喇叭声、扯着嗓子的喊叫声、南腔北调的说话声,加之在秋风中猎猎做响的旗帜,使这个订货会还没开始便显出一片兴隆景象。

我饶有兴致地在订货会场东张西望,发现这里比较轻巧的小型汽车零配件的厂家大多是南方人,如汽车上用的门琐、车灯、标杆等,而又大又苯的汽车配件则是北方厂家的专利,如汽车底盘、发动机、座椅等等。而且我还发现很多南方的厂家并非是像我们这样的国营或集体企业,而是个体生产或个人承包性质(即北方人说的“单干”)的居多。

去年,我们厂曾出现过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丁大雄(厂里的采购员)和白正宜(女,门市业务主管)这两个厂里的主力人物正式辞职,合伙办起了自己的靠垫厂。当时厂里上上下下的同事都认为他们是挺而走险。厂长出于对他们的“爱护”,也一再劝说他们不要放弃“正式”工作,还说我们国家的政策是不会允许有私营企业的。丁大雄和白正宜婉言谢绝了厂长和同事们的好意挽留,一无反顾地开始单干了。

今天我才知道,非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单干”在南方原来已经这么普遍了,丁大雄他们并非是飞出树林的第一只鸟。

快转游到中午了,我才回到“摊儿上”。孙德安和李秀锋他们觉得“151 ”医院的住处离会场太远,又在会场附近找了一家旅馆,那旅馆也是私人开的,每人每天4元,房间还算干净。

王付很会来事儿,给厂长安排了一间最干净的屋子,并当着厂长的面打开被褥看看干净不干净。

下午,会场上留下秀锋值班,大家集中在旅馆里开会,厂长宣布各自的工作任务。我的任务是配合王付、孙德安到客户居住的房间去谈业务(即推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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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三)

今天会场的喇叭里反复播放推迟会议时间的通知,订货会改在11月2 日正式召开。会议虽然推迟2天,但会场里已是座无虚席,后来的厂家只能到会场外的胡同、大街上去摆“地摊儿”了。

呼啸的北风刮了一夜,昨天会场里的满地拉圾杂物不用打扫,便被刮得干干净净了,会场内外成百上千面五颜六色的旗帜迎风飘扬,倒也颇为壮观。只是昨天摆好的“地摊儿”,一个个被风刮得七零八落,“摊主”们操着不同的方言骂骂咧咧的重新摆放着。

今天的会场又多了一只队伍,那是在人群中叫卖各种食物的小贩,有卖烧鸡、酱牛肉的、有卖煮玉米和糖三角的,更有甚者,一些当地人推着小车兜售热气腾腾的大米粥。这哪里是什么订货会,分明是一个乡村大集市呵。

我突然明白了,订货会其实和我们这些摆地摊儿的小厂家没多大关系,那延期召开的会议指的是在“二招”三楼会议室里各大汽车生产厂家之间的协调会,这些“地摊儿”般的厂家就是依附在牛身上的蝇。

我终于领教了所谓的“订货会”是什么东西。

会场上的摊位不是规定的,根据先来后到的原则,只要交了场地费,谁来得早谁就能占据有利地形。我们的摊位是会场上最令人羡慕的,不仅是在院子的正中央,而且还是在人来人往的过道上。

厂家越来越多,一些不甘心被冷落在场外的厂家开始打起院儿里的主意。

中午吃饭时,只剩我在摊位上“盯摊儿”,一个操河北口音的中年人过来与我搭讪,他掏出一包“云烟”,殷勤地递过一只。因为我身负“盯摊儿”的重任,便很警觉地谢绝了他的殷勤,客气地问他有什么事情。中年人堆着一脸笑容说:“能不能挤出一小快地方给我们?”一边说,一边把手里攥着的几张十元的钞票塞进我穿的军大衣口袋。

这不是贿赂吗,我怎么能私自收取人家的钱呢,要是被别人知道,我成什么人了!我急忙把钱掏出来塞回那人手中。

看那人一脸失望的神情,我有点儿于心不忍,便问他:“你们东西多吗?”“不多、不多,只要一小快地方就行。”他急切地表白着。我把我们的靠垫、座椅往一起堆了堆说:“那你过来吧。”那人兴奋地连声道谢,转身去搬东西了。

他们的东西的确不多,只占了一张桌子的位置,卖的是“212 ”吉普车用的顶灯。因为我没收他的“贿赂”,心里踏实多了,便和他带来的那个农村装束的女人聊起来。原来她和那男人是夫妻关系,来自河北雄县,他们的“顶灯”是自家的产品。我又惊谔了,这种东西难道还能自家生产吗?那男人看我怀疑的样子,赶忙说:“我们那里都是一家一户的干,做这个东西没什么难的。”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厂里也需要,便随口问他的价格。他赶忙说:“我们给别人的批发价是5元一只,你们要用,价钱好说。”

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我们厂的采购员李德启说这顶灯的进价是7元呵,怎么他的批发价是5元而且还能商量呢?这里面肯定有“猫儿腻”,我这样想,但话没出口。

“行,等我们的人来了,可以定你们的货。”听我这样说,那两口子兴奋的连连点头。刚摆上摊儿,便有了买主,当然出乎他们的意料了。

那男人又把刚才的“云烟”拿出来递我一只,这次我没拒绝。那人在风中熟练的打着了打火机给我点烟。他压低声音说:“这顶灯我给你们厂4元就行,每只给你提成1元。”我不置可否地说:“这以后再说吧。”

我想起厂里那个当采购员的老光棍李德启,他用每只8元的价格采购顶灯,一只最少拿到3元的提成,这可真够狠的。过去我看他那么大岁数,还挺同情他的,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此时,那种同情之心已经一扫而光。

会议还没开始,大中午的,便有人来打听我们座椅的价格了。我记下他们的名字和厂名,请他们下午再来谈。

吃过饭,张厂长、王付他们都来了。我把那人介绍给他们,只说他们的顶灯比我们过去进的货便宜,提成的事放在心里了。

下午,朱玲的朋友吴丽娜和另一位女同志(她叫李明华,也是大夫)来会场看我们,这算是看在朱玲的面上尽地主之谊吧。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星期四)

今天,参加订货会的厂家该来的都来了。

楼上的会议何时招开与摆“地摊儿”的生产厂家关系不大,会场内外的“业务洽谈”从昨天就开始了。我和家文研制的新型旅行车座椅很少有人过问,来看货物、问价格的大部分是各地的汽车配件公司,而且主要是选择购买我们的老产品“212”吉普车座椅。

昨天询价的那个厂家又来了,一下儿定了我们10多万元的货。旁边那“顶灯”也沾了我们有利地形的光,卖出上千只的顶灯。看他们两口子喜形于色的样子,我心想,这种农民到是干得过儿,他们该算是中国古老农村的先行者了吧,忙时种田做农民,闲时务工做顶灯,可谓是工农两兼之,干好了还不成为农村的企业家呵。

下午,王付和孙德安又陆续定出10多万元的货物。我真佩服这二位,他们对产品的行情了如指掌,把我们的产品说得尽善尽美,而把别的厂家同类产品说得狗屎一泡。我暗自庆幸能来此一遭,这两天真是长了不少学问。

仅两天的时间就定出20多万元的货,大家都很振奋,尤其是带队的厂长张香春更是美不胜收,说话也比平时温和多了。

晚饭时,张厂长为了今天的“效益”要款待我们,让小孔开着那辆双排座的“丰田”车带我们找安阳最大的饭店去“搓”一顿。我们人生地不熟的找了半天,总算找到一家门面稍好的饭馆。

经厂长点头,王付和孙德安要了一瓶当地产的白酒对饮起来。孙德安喝起酒来没德性是厂里出了名的,半瓶酒下肚便开始胡说八道,说什么这次定货主要是他的功劳,要厂长奖励他。然后,喷着满嘴的酒气,把他平时对厂长的怨气一股脑倒了出来。好端端的一顿饭就这样被他搅得毫无兴致。

他醉了,厂长可是清醒的,她白天的兴奋此时已荡然无存。阴着脸,点着孙德安的脑门说:“你再胡说八道给我滚蛋。”说完佛袖而去。

大家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只好跟着厂长打道回府。王付结完账,我问他这顿饭花了多少钱,王付伸出一只手小声说:“56块。”又悄悄塞给了我一包云烟。

我觉得饭桌上孙德安八成是装醉,回旅馆时坐在汽车上,他紧着跟厂长自己骂自己的认错。张厂长可不买他的账,铁青着脸只有一句话:“你给我滚蛋!”

坐在一边的王付偷偷比划着让我替他说情,他认为厂长跟我有面子。我佯装不知,因为对厂长的刚愎自用我早有领教,说也白说,说了也是自找没趣。

回到旅馆,孙德安真的走了,留下一张纸条托我转给厂长,纸条上歪歪斜斜的写到:“厂长,请你您别再生气,我滚蛋了。”

至此,这位连新街口街道办事处领导们都为之挠头的铁腕女人才算出了一口恶气。

晚上安排夜里的值班人员,我主动要求担此重任。

夜里,二招偌大的院落失去了白日的喧哗。风已经停了,深蓝色的夜空没有一丝云彩,无数闪亮的星星簇拥着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凄清而冷峻的月光照射着会场内满地的狼籍。楼房里灯火通明,各个楼层都不断传出轰笑声、嘻笑声和杯斛相碰的吆喝声。

一些厂家的值班人员和我一样披着大衣在摊位上打盹,院里一下儿变得冷清起来。我披着军大衣舒舒服服地靠坐在“地摊”的座椅上,看我随身带的一本《大学语文》。

夜深了,楼里的欢声笑语渐渐沉寂下来。我裹紧大衣,继续看我的书。

一个人走过来站在我面前,挡住了楼里的灯光,我下意识地抬头看看他。那人大约30多岁的年龄,个子高高的,带着一副白边眼镜,也披着一件军大衣。他发现自己挡住了灯光,侧过身笑笑说:“这么晚还不休息?”

“我值班呢,闲着没事看看书,你不是也没睡吗?”我说。

虽然还没入冬,刮了一天的西北风也使温度下降不少,这一夜的值班滋味并不好受。我巴不得有个人来与我聊一会,打发这难耐的夜半时光。

“看什么书呢,光线这么暗,看得见吗?”他随口说。

“还行,这院儿里挺亮的,你看这月亮,多棒!”我说着,往一边靠了靠。

“你也是值班的吧,没事儿在我这儿待会儿。”我邀请他。他的眼镜和文质彬彬的样子,特别是那一口北京话使我感到可亲。

他坐下来,顺手拿过我正翻看的《大学语文》。

翻着的那页正好是苏东坡的词“水调歌头”。他轻声读起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看他很熟悉这首词,我突然想起“以文会友”这句话,便问他:“你喜欢苏轼的词吗?”“还行,但我更喜欢李白的诗和辛弃疾的词。”他回答。

在唐宋诗词里,我最喜欢的恰恰是这几位诗人。听他这样说,可真是不谋而合了,我不禁暗暗兴奋起来。

“你能背几首吗?”我有意无意地问道。

“差不多吧。”他稍微沉吟一下,流畅地背诵起辛弃疾的一首词。

“甚矣吾哀矣,伥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世,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听他背完,我说:“这是辛弃疾的《贺新郎》,写得太棒了。”

“李白的《行路难》你背过吗?”我问他。“我读过,但记不清了,你背背看。”他想了想说。

李白的《行路难》是我最喜欢而且在监狱中曾经背得烂熟的几首诗,便全文背诵了其中一首“大道如青天”。

就这样,我们边背诵边评价的聊起中国古代文学来。

他拿出烟,递给我一只。

我突然想起路生的一首诗《烟》,便问他知道不知道郭路生这个人。

他问我:“他是不是写过一首诗叫《相信未来》?”

“对。”我点点头。

“插队时,我们那儿传抄过他的诗,但我只知道其中的两段。”听他这样说,我更兴奋了。我告诉他路生是我过去的好朋友,他的诗我大部分都能背下。

在他惊谔的目光下,我一首一首地背给他听。

不知是我的文学功底还是我的记忆力使他感到惊讶,他感慨地说:“太棒了,可你怎么干上这个工作了?”他回头看看我身边的一堆座椅。

我的心沉了下来,这是我最不愿涉及的话题。

月亮升上中天,已经半夜了。我看他毫无倦意,也没有要离去的意思,便谈起了我的经历。

皓月当空,满天的繁星,我的早已冷却的心似乎被今天的一番文学交流重新点燃起一团火。我像是对他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从我串联、插队一直说到在监狱里的十年,说到我今天的工作。

我们一只一只地吸着烟,吸完了他那满满一盒“三五”烟。

他全神贯注地听着我的诉说,脸上的神情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我掐灭了已烧到手指的烟头,结束了我的诉说。

我们相对沉默了好半天,他才抬起头说:“你的经历真够惨的,我也插过队,但只在陕西呆了半年就回来了,我的命运可能比你好点儿。”

他告诉了我他自己的经历。

他是北京109中的初中毕业生,68年在陕西延安插队,只呆了半年就因风湿病回北京了。后来接了他在北京旅行车厂工作的父亲的班,文革结束后考上大学,现在担任那厂里供销科长的职务。

这夜过得好快呵,不知不觉地天快亮了。

这时,我们才想起还不知道彼此的姓名。他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的是:“北京旅行车厂,佟士愈,供销科科长。”

我没有名片,便找出一张厂里印制的产品介绍单,在上面写了我的名字。

院里开始有人走动,天终于亮了。

这一夜的交谈使我们成了朋友,这一夜我们没有一句话说到此次开会的事情。

这时他才告诉我,他就是来这里参加今天才正式召开的各汽车厂的协调会的。

我刚刚醒悟过来,他不属于这摆满了货物的“地摊”厂家,他所在的工厂才是吸引着我们这些形形色色小厂的大主顾。

天已大亮,佟士愈,不!佟科长回去了,临走时留下一句话:“李恒久,我们是朋友了,我会去找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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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日(星期五)

今天,天气异常晴朗,天空蓝得像一片宁静的海。金色的阳光无遮拦地泼向大地,冲走了一夜的寒意。

好天气带给人好心情,陆续来到会场的摊主们虽然还是紧张的忙碌着,但脸上都挂着笑容。昨天那开市大吉的“顶灯”又早早来到我们摊位的旁边。女人堆着笑脸对我觑寒问暖,男人紧着给我递烟、点烟。

秀锋、小侯、刘宝丰和小孔来接班了。我帮他们摆好“展品”——那些座椅、靠垫便回旅馆了。

在旅馆门口看见精神焕发的张厂长,她舒展开满脸的皱纹连声说:“你辛苦了,辛苦了,唉,这么冷的天,快回去休息吧。”又特意嘱咐一句:“一定先吃点东西再睡觉。”我谢过她走进房间。

我住的是双人房间,与王付一起住。王付已经起床,正坐在床上摆弄自己的脚。看我进来,他苦着脸说:“我脚上长了一个疖子,已经感染化脓了,真糟糕!”

我关心地过去看看,真是好大的一个疮口,往外流着脓血,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

孙德安已被张厂长一怒之下赶走了,这个订货会王付已是不可或缺的主力,他再生病,可真没人能盯摊儿了。

“这么厉害,到医院去看看吧。”我说。

“这儿人生地不熟的,谁知道医院在哪儿呵。”

“到吴大夫她们医院去吧?”我提醒他。

“我跟他们不熟,你能跟我去吗?”

“行,我跟你去。”虽然已是一夜没睡,但那彻夜长谈带给我的兴奋还没过去,再说同事之间我也不能不管。

向厂长汇报一声,在旅馆门口叫了一辆满街都是的三轮车,我带他到了151 医院。

吴丽娜吴大夫的丈夫姓方,也是151医院的医生,而且恰好是外科的主制医生。方大夫认真地给王付处理了伤口,连钱也不收,就让我们走了。

一觉醒来已是下午4点,夕照的阳光使整个房间暖融融的,王付也躺在床上休息。

听见门外厂长正和人说话,原来是吴丽娜夫妇和李大夫李明华,他们是特意过来看我和厂长,还给王付带来一些药。

我出门把大家让进屋,聊了一会儿。厂长真心实意地说:“来安阳这些天,给你们添了好多麻烦,晚上一起吃顿饭吧。”

军队的大夫们大概都太正统了,连声推辞,而且起身执意要走。

厂长看无法挽留,便让我到她房间取回几只当礼品用的保温杯送给他们。

大夫们看推辞不掉,便收下了我们的礼品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晚上,累了一天的大家都回到旅馆,因为我告诉厂长会场不用值班也行,厂长便免了大家轮流值班的任务。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星期六)

孙德安走了,王付又生病,厂长当然不会亲自坐在摊位上“开展”业务的。这“盯摊儿”的重任只能落到我身上了。真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我可没有他们二位那“老张卖瓜,自卖自夸”的本事,只能盯着穿流不息的人群“守株待兔”。

突然,身后有人重重地拍了我一下。回头一看,是一张熟面孔,但一时想不起在那儿见过了。

“怎么,想不起来了,我是王业勤呵,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那人亲切地说着。那是一张十分精明的面孔,眉宇和眼神中都透着机灵。

他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两年前,我正担任靠垫厂的库房保管员,此人来厂里推销吉普车用的“暖瓶架”,自我介绍说他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毕业的,我问他认识不认识我在二十六中毕业的弟弟恒昌,他说他和我弟弟是同班同学,他回北京后,被分到一家电镀厂工作,负责厂里的产品销售。

那时我弟弟恒昌还没回到北京,到底是不是同学我也无从查对,但听他这样说,我自然感到很亲切,便用了他们不少产品。

我二哥是个武术爱好者,喜好舞枪弄棒,他又是个机修厂的工人,自己制作了不少武术器械,其中有一对三股叉,他一直想让我帮他找人给电镀一下。

恒昌这个凑巧找上门的“同学”刚好是电镀厂的,求他办此事该是没问题了。一次,他又来送货,我向他提出帮忙的事,不出我所料,他一口应承下来。

又是恒昌的同学,又是我的客户,我便放心地把我哥哥打磨得十分精致的那对三股叉交给了他。

因为他们那暖瓶架的质量太差,几次退货后,我们便不再用他们的产品。但请他帮忙电镀的三股叉也从此不见了踪影。尤为可气的是,去年我弟弟把户口办回北京时,我问他是否认识一个叫王业勤的同班同学,弟弟说他不记得有这样一位同窗学友。

突然见面,我也不好马上就提那三股叉和同学的事,便听他滔滔不绝地聊起来。

提起他过去的工作,他不屑地说那已是历史了。

据他自己说,他现在是南方一家配件公司的经理,也是来参加订货会的。

我问他的“摊位”在哪里,他神秘地笑笑,拉着我说:“到我那儿去看看。”我让李秀锋替我先盯一会儿“摊”,跟他去了。

会场里没有他的“摊位”,他把我带到二招五楼一个套间,门上一张纸写着“黄石汽车配件公司”。房间很大,几个女孩儿在屋里忙碌着接待客户。

看他进来,大家毕恭毕敬地喊他王经理,一个长得十分漂亮的南方口音的女孩除外。

我和他走进套房的里间,床上零乱地放着他的衣物和女孩的内衣。那跟我们走进来的漂亮女孩儿匆忙地把属于她的那些东西藏进衣柜。

我满心的狐疑,他到底在干什么?租这间房子得要多少钱?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他。那女孩儿为我们冲上茶,拿过一包中华烟来。

王业勤得意洋洋地向我介绍他发迹的经过。

两年前,他因为与电镀厂领导发生矛盾,离开北京到南方打天下。凭着他的精明干练,信口胡说,途中遇到湖北黄石一家汽车配件公司,几经交谈,便把他聘为该厂的经理,至今已经2年。

看他西服革履、满面红光的样子,我问他:“你现在一年能挣多少钱?”

他仰起头熟练地喷出一个大大的烟圈,笑迷迷地指着外面的小姐说:“她们的工资最少也不低于500元。”又拉着给我点烟那女孩儿的手说:“她是我的秘书,每月工资1200元。”我一下儿被震住了,就算南方的工资高一点儿,可也比我们高的太多了,我每月工资奖金全加上也超不过300元呵。

“那你能拿多少钱?”我犹疑地问他。

“去年也就拿了5万多吧。”他的口气似乎还不太满意。

五万!这是我不敢想象的数字,这不等于一年就成了万元户吗?

“行,真有你的!”我由衷地赞美他。

“这算什么,今年我至少也得拿到这个数。”他伸出一个手指。

“什么,十万?”我简直不敢相信了。

怪不得他有这么大的气魄,敢在这招待所里租套间。

他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说:“这一间房每天就要150元,我租10天共1500 元,比你们一天4快钱的旅馆贵多了,可找我联系业务的人也比你们多得多了,我现在已经定了一百多万元的货,你们能定多少?”

我想起厂长那兴奋的样子,我们不过才定了30多万元的货呵。

“其实你挺能干的,窝在你们那个小靠垫厂太委屈你了,干脆跟我干吧,每月我给你开800元工资,怎么样?”王业勤认真地说。

我真有点动心了,这等于是我三个月的工资呵!

“谢谢你,这以后再说吧。”

看他这么仗义,我不好意思再提三股叉的事。

“中午我请你吃饭,再好好聊聊。”他说。

“不行,我还要在‘盯摊’呢。”看看人家,我真觉得有点寒酸了。

“那好,什么时候用我帮忙,你给我打电话。”他让“秘书”给我一张印制得十分精致的带着香味的名片。

回到摊位上,看见张厂长也在那儿。

“这么忙,你干什么去了。”厂长的问话里带着明显的责备。

“没事儿,我去转转。”我不愿跟他提起刚才的事儿。

我不在的时候,秀锋又定出三万多元的货。

李秀锋是我们厂的普通工人,今年也快三十岁了,跟我差不多同时进厂。他的父亲原来也是新街口街道的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富农”成分被赶回河北三河县老家。他和母亲(父亲死在农村)返城后,也是走了张厂长的后门,才被调到靠垫厂当工人。秀锋没什么文化,但有一身力气,为感谢厂长,他勤勤恳恳的工作,干什么苦活累活他都任劳任怨。

秀锋等于在农村长大的,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因为整天要帮父母干农活,就连这小学文化程度也只是认认识几个字而已。返城几年了,生活习惯还是老样子,一身油迹斑斑的工作服,几个月都不带洗的,领口脏得能剔下一层油泥。

秀锋是个好人,对领导唯命是从,让干什么干什么,在他心目中,我也是领导,我说什么他也无条件服从。因为他母亲返城后,患了很严重的尿毒症,又没有劳保,全靠他挣钱治病养家,有限的一点工资(每月不到200元)根本不够用,所以每天下班后,他还要在家门口摆个修鞋的小摊儿挣点外快,厂里的同事、领导都了解他的情况,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佯装不知了(按规定,厂里的正式职工是不能干副业的)。

趁厂长不注意,秀锋赶忙向我解释说:“我跟厂长说你去联系业务了。”我知道这是因为厂长说了我几句,怕我怪罪他,便笑笑说:“没关系,厂长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加上今天定的几万元货,总数超过了三十万,厂长满意了,大家也也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否则,厂长不高兴时那拉长的驴脸就够人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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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9 14:02: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四日(星期日)

今天是订货会的最后一天。

厂长宣布上午再工作半天,下午休息。

离开北京整整一个星期了,我真有点想家。虽然走前我已把家务都料理完毕,但还是担心毛毛一个人在家不方便,她小儿麻痹的腿使她干活实在艰难。

休息两天,王付脚上的疖子也好多了,他一定要跟我们到摊位上来看看。

预定的任务已经完成,这最后一天,厂长让我陪她到各个摊位上去转转,了解一下市场情况。

一面写着“邢台县汽车靠垫厂”的旗子吸引了我们的目光,那摊位与我们相仿,摆的也是汽车座椅。俗语说:“同行是冤家”,我们不好自报家门,便由我编造说,我们是“河北阜平汽车工具厂”的,想用他们的货。

那厂长姓郭,看来了客户,他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他们产品的质量、性能和价格。趁他向长介绍情况,我仔细观看他们的座椅,那旅行车座椅的外型还真跟我们的差不多,座椅用的也是成型泡沫,骨架也基本相同,只是干的活太粗糙,远不如我们的产品显得干净、秀气。再看站在一边的那几位一身农村装束的领导(包括正副供销科科长)和摆放的座椅到是挺配套,掩饰不住河北农村的乡土气。

这一比,厂长和我心里都有点儿沾沾自喜了。

郭厂长自我介绍说,他们的产品主要供应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的汽车厂家,而且是供不应求。他还特意提到湖北万山汽车的座椅也是用他们的产品。我们听着他的自吹自擂,不动声色,只是心里暗暗好笑。

不过,这厂的产品也不是一无是处,那司机座椅的曲柄与我们的通用,而且价格要便宜的多。

留下厂长的名片,我们回到自己的摊位。

佟科长从楼里走出来,老远就跟我打招呼,他们下午就要回北京,他是专门来向我这个新朋友辞行的。我不愿让厂长知道我们的关系,便迎过去说话。

佟科长告诉我,明年上半年他们厂的“632”旅行车要正式投产,如果我们能保质保量地生产这种座椅,他可以把我们列入他们厂的配套生产厂家。

这是各个汽车靠垫厂求之不得的大宗业务,也是厂家发展自己的最大机遇啊。我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多的万山新型汽车座椅不就是为了这个吗?现在这个机会竟自己找上门来了。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脱口问道:“真的?”

“真的,我说话算数,我相信你们能干。”佟科长十分认真地说。

“太好了,太谢谢你了,小佟。”我喜形于色地紧紧握住他的手。“不用谢,回北京后,过几天我到你们厂去找你。”

佟科长走了,把满心的喜悦和兴奋留给了我。

下午,厂长招集全体参加订货会的同志开会。

厂长首先对这次订货会做了总结,对出色完成了订货任务表示满意。为了表示领导对部下的关怀,宣布了给予大家的奖励。

1、凡参加此次订货会的同志,每人奖励保温杯两只(包括孙德安);

2、除例行的出差补助外,每人发50元的奖金(孙德安除外);

3、我与王付、司机小孔每人额外奖励30元;

4、回厂后,每人补休三天。

随后,厂长又安排了下一步的工作,明天一早,厂长带队开车返回北京。派我和小侯坐火车到保定去参观一下保定汽车装具厂生产的座椅,然后再回北京。

说完,厂长略带抱歉地对我和小侯说:“还得辛苦你们二位一趟,有什么意见吗?”我能有什么意见呢?即便不想去也不能说呵,这老太太的脾气可是说一不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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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9 14:02: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星期一)

早饭后,厂长让小孔开车把我和小侯送到安阳火车站。

订货会结束了,没有了会场的嘈杂,现在又没有了厂长喜怒无常的面孔,我觉得清静多了,我和小侯坐在候车室里等着上车。

小侯叫侯乃英,今年三十岁。她在厂部办公室工作,主要是跟着厂长干些一般企业秘书干的杂事。因为靠垫厂太小,没有秘书职称,所以她从没有正式的职务名份。

小侯出身于“伪职员”(国家在划分阶级成分时,为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当过差的一批人独创了这个身份)家庭,文化大革命中,其父当时工作的区文化局把他扫地出门,开除公职。

由于一时想不开,他父亲在西直门火车站卧轨自杀了。母亲带着刚上中学的她和一个比她小得多的妹妹艰难度日。

母亲是文化女人,在一所中学教书。父亲自杀,那是自绝于文化大革命,自绝于无产阶级专政,是死了也要被踏上几只脚的阶级敌人。消息传开,当老师的母亲也成了众矢之地,成了学校里被批斗的活教材,只发给少得可怜的生活费。

1968年,刚刚14岁的侯乃英跟着同学到革命老区_____陕西延安插队了。

两年后,她的母亲因病去世,家里只剩下一个年幼的妹妹。

她回到北京,靠着糊纸盒的工作养活自己和妹妹。

为了姐儿俩的生活,在她年满18岁时结婚了。

她的丈夫比他大19岁,原来是一个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在武斗中腿被打断。她的公公就是街道办事处的革命委员会主任。

结婚后,丈夫对她还不错,因为公公的地位,又安排她到了这个靠垫厂工作。没想到,刚过了几年能吃上饱饭的日子,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公公从街道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丈夫也由于中风得了半身不遂,只能躺在床上让人照顾。她出差,便由妹妹替她照顾姐夫。

虽然小侯没读完中学就下乡插队了,但在有文化的父母的熏陶下,文化水平并不低,她喜欢文学,也读过不少书。

我没来厂之前,她的文化程度算是靠垫厂最高的。

小侯一米六几的身材,五官长得很端正,虽然谈不上很漂亮,但生得白白净净,特别是一副知识女性的气质在工厂里也算是鹤立鸡群了,她的话不多,但谈吐很得体,这大约是因为许多年来,家庭屡遭变故的缘故吧。

由于家庭的不幸和日夜照顾丈夫的操劳,她的眼角过早出现了鱼尾纹,头上的白发也隐约可见。

在靠垫厂的几十个职工中,她算是有资格的“老人”了。他的性情随和,极少与人发生争论,年龄大些的工人叫她小侯,年龄小的工人亲切地称呼他侯姐。

入厂三年多了,我与小侯一直相处得很好,彼此客客气气,有时也聊一些文学方面的事情,凡是厂长安排她为我做的工作,她都会尽快地帮我办好。但不知为什么,只要是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她总显得有些拘谨。

此时,在这熙熙攘攘的候车室里,他在我身边静静地坐着,默默无言。

安阳车站不大,过往的旅客本来不多,只因为这个订货会,这里才显得格外热闹起来,等候上车的大部分是参加订货会的厂家。

快11点了,从昆明到北京的62次列车才进站。

等蜂拥在车门口的人群差不多上完了,我和小侯才往上走。上车的人太多,连两节车厢间的过道上都挤满了人。我放下帮她提着的不大的手提包,还不甘心地想到车厢里去给她找个坐位,她拉着我说:“别去找了,这里不是挺好吗?”

车启动了,随着一阵剧烈的晃动,她下意识地紧紧挎住我的臂弯,我也有意无意地搂住了她的肩膀。车开始平稳地行进,但我们谁也没有把手松开的意思。现在,我们几乎是相拥相偎地紧紧挤靠在互不相识的人群中,我能嗅到她的发香和她身上淡淡的香皂味道。我的心里一阵狂跳,大胆地用嘴唇轻轻吻着她的头发,用另一只空着的手把她揽在怀里。小侯仍未拒绝,只是把头低下,躲开了我的吻。

过道里的人们开始吸烟、聊天,没有人注意我们,我们挤到靠车门的地方,无言地看着车窗外飞快闪过的田野。

我更紧地把她抱在怀里,冲动地用手去抚摸她的乳房,她仰起脸看我,那眼神是温柔的、慌乱的、羞涩的。她颤抖地把一只发烫的手紧紧压在我的手上。往日里的稳重与矜持此时一扫而光。

我渴望吻她,吻她那变得苍白的脸颊,吻她那光洁的粉色的双唇。

她闪避着,却闭上了双眼。她浑身都在颤抖,无力地靠在我身上,手更紧地压在我罩在她乳房的那只手上,似乎是让我感受她的心的狂跳。

我终于支撑不住她整个身体的重量,便扶她坐在脚下的手提包上,用我的身体抵挡着过道里拥挤的人群。

她浑身仍在微微地颤抖,我脱下军大衣盖在她的腿上。

不久,她从本能的冲动中恢复了常态,脸色又变得红润起来。她嗔怪而羞涩地看了我一眼,把手伸给我,让我拉她起来。

我把军大衣披在她身上,重新搂住她的腰。

我们都回避着刚才的事情,谁也不再说什么。

“你不该到咱们厂里来,这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这儿把你埋没了。”看着车窗外收割完毕的庄稼地和一根根飞速闪过的电线杆,她缓慢地说道。

“那到不一定,不来这个厂,怎么能认识你呵。”我调侃的说。

“我听老张和大孟说过你的经历,那么多年的苦你都熬过来了,将来肯定能干大事。”她不理会我的调侃,还是认真地继续说着。

“人都得认命,走到哪儿算哪儿,这个厂不也同样是你不该待的地方吗?”我也认真起来。

“我就是受罪的命,这一辈子也好不了了。”她黯然神伤地说。

“我就想要个孩子,可连这点儿也做不到了。”

小侯喜欢孩子,这在厂里是出了名的,每逢看见厂里同事们带着孩子,她都要亲热地抱一抱,亲一亲,再给孩子买一些吃的东西。因为丈夫的瘫痪,丧失了生育能力,她觉得这才是她一生里最大的痛苦。

“你那么喜欢孩子,以后想办法领养一个吧。”我真心实意地说。

她摇摇头,显得说不出的沉重。

因为彼此都住得不远,我和老张去过她家几次,也认识她躺在床上的丈夫。她的丈夫叫董大兴,中风瘫痪以前,还能架着拐在胡同里走一走,人也算不错。瘫痪以后,只能躺在床上,连翻身都要人帮忙,说话也是语无伦次。

在文化大革命中武斗,他的腿虽然被打断,但因为在武斗中他也打死过人,公安局还一直在调查他,只是因为他成了这个样子,才被免于起诉。

她的公公在文革中是造反派,后来是街道办事处革委会主任,因为人缘不错,没干过什么坏事,文革后只是提前退休,没受到什么处理。

这些年只是苦了小侯,家里厂里的忙活。

小侯最疼她的妹妹,文革后,她的妹妹也参加了工作,是她托人在街道办事处找了个工会里的闲差。现在等于是姐俩侍候一个瘫子。

这些事我都知道,但我无法安慰她。

因为她为人的持重,少言寡语,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厂长对她一直不错,也很照顾她,把她从车间调到办公室当做秘书使用。

“就老张那脾气,你真受得了?”我岔开话题。

“老张人不错,把心全都搁在厂里了,就是脾气不好,我也不好说什么。”

我理解她,她要靠着领导生存呢,她又能怎么样呢?

三个多小时后,火车开到邢台车站。

下车的人不少,过道上的人都进了车厢,我下车买了些饮料和食品。

她不愿到车厢里去,里面仍没有坐位。

我们在过道里席地而坐,她翻看着我的那本《大学语文》。

我告诉了她在会场里认识了北京旅行车厂供销科长的事儿。她问我:“你打算和厂长说这件事吗?”

我沉吟一下,充满信任地对她说:“我不想告诉她,我想自己干,你也不要说,行吗?”我凭着直觉,相信她是不会不经我同意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的。

“可以的,我不说,你放心吧。”看我这样信任她,她感激地保证着。

我又把订货会上见到王业勤的事情跟她说了。她告诉我,丁大雄和白正一去年离开工厂后,自己开办了靠垫厂,现在已经干起来了,而且干得不错。

我试探地问她:“王业勤请我到他那儿去上班,每月800元的工资,你说我去不去?”

“你不是给别人干活的人,要干还是你自己干吧。”她说。

“如果我真自己干,你说我能干好吗?”我问她。

其实我完全知道她会如何回答我的问题,可我还是想听她说出来,被人恭维总不是令人讨厌的事,再说,她也不是那种无原则恭维人的女人。

果然,她睁大眼睛极认真的说:“当然了,你肯定能干好,而且会超过丁大雄他们。”

“假如我自己干了,你能跟我一起干吗?”我真心实意地问她。

“我不能离开这个厂,我真走了,厂长一定不高兴,再说,家里也需要我照顾,在这儿上班,家里家外的图个方便。”

“那好,等以后干起来在说吧。”

我开玩笑地问他:“我以前看你对别人都挺随和的,对我为什么总是那么拘谨呵?”

她的脸一下儿红了起来,不好意思地说:“我觉得你跟厂里的人不一样,怕你看不起我们这些工人。”

“这就怪了,我不也一样是工人吗?怎么会看不起你呢?”我真有点莫名其妙了。

“不,你不会永远在这个厂的,你总会离开的,我这种感觉特别强。”

“那谢谢你了,但愿如此。”

看她低头不语,我靠近她一点儿,趴在她耳朵上说:“那你不觉得我这个人太坏吗?”她的脸一下儿红到耳根了,轻轻推开我,含情脉脉地说“没有,我没这样想。”

过道里静悄悄地,只有车轮的隆隆声有节奏地轰鸣着。

我托起她的脸颊,深深地吻她。

她庸倦地靠坐在我的怀里,浑身软软的,闭上眼任凭着我的吻。

快到站了,随着一声气笛的长鸣,飞驰的火车慢了下来。

她坐起身,双手拢着头发,似乎是自言自语又像对我说:“都好多年没这样过了。”说完,脸又红了。

傍晚时,火车到了保定。

对保定我并不陌生,因为试制新型客车座椅,我到保定汽车装具厂参观过多次,那是因为万山厂要我们借鉴他们的技术。

下车后,我们住宿在以前我住过的华光旅社。

我住的是双人房间,特意给她安排一个单人间。

吃过晚饭,我们在还不如北京一条普通大街繁华的闹市区转了转,正好赶上电影院里放映《少林小子》。小侯看我认真地看着这个电影的海报,便说:“你要想看,我就陪你看吧。”

电影开演了,黑暗中,她主动地靠在我身上,把一双软软的手放在我手里。

电影是循环场,看的人不多,我们坐位前后都没有人,我放肆地与她温存起来。没有了火车上那场合的心理障碍,她压抑不住的女人的情欲完全迸发出来,我们拥抱着久久地接吻,她拉着我的手,让我摸她软软的乳房。她喜极而泣,带着咸味的眼泪流满了她的、我的脸颊,流过我们紧紧黏和的嘴唇。

电影终场时,灯光暂时亮起来。

我们情犹未尽,拉着手走出电影院回到旅社。

深秋的保定,客人寥寥无几,旅社里只有门市的业务员在无聊地织着毛衣。

经过她的单人房间,她倚在门口深情地说:“我等着你。”

回到房间,我稍做收拾、洗漱,便避开业务员悄悄推开了她的房门。

屋里只亮着一盏床头灯,显得幽暗凄清。

小侯已早早躺在床上,看我进来,她又恢复了往日的矜持,用被子把全身裹得严严的,枕头上散落着她满头的青丝,昏暗的灯光下,脸色依然是苍白的。

我无法揣测她此时的心态,不知道她此时是否需要我,是否在等待我。

我坐在她的床头,随手把被角给她塞了塞。

她无神地呆望着我,似乎是在想着心事。

我摸摸她的前额,前额是冰凉的。

“你是不是不舒服了?”我紧张地问她。

她摇摇头喃喃地说:“这些年,我对得起大兴,是他对不起我。”听她这样没头没脑地说,我真有点不知所措。

我站起身说:“你不舒服,早点睡吧,我过去了。”

她慢慢掀开盖得严严的被子说:“你别走,我要你。”

我一下儿惊呆了,她已是一丝不挂地躺在了床上,洁白的肉体发出耀眼的白光。我的心震颤起来,那不仅是情欲,还有惊谔。

我连忙把被子给她盖好,重新坐到她身边。

她用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臂,把头埋在枕头里抽泣起来。

我跪在他的床前,为她擦着眼泪,为她梳理着散乱的头发,吻着她的脸颊。

我起身给她到一杯水,她推开了水杯。

“恒久,你知道我家里的事情吗?”她挂着满脸的泪水问我。

不等我回答,她又接着说:“我爸爸有什么问题?我妈妈有什么问题?他们根本就不该死,他们凭什么要整他们,你知道吗,我妹妹告诉我说,我妈妈临死时眼都没阖上。”

她呜呜地哭了起来。

此时,我能说什么呢?我无法回答她、无法解释她的问题。

哭了一会儿,她接着说:“我十八岁还不到结婚年龄就嫁给了大兴,我根本就不会爱他的,我爸爸就是他们文化局的那帮造反派给逼死的。过去他抄过好多人的家,他的腿被人打断是活该、是自作自受、是报应。我什么也不说,侍候了这个瘫子这么多年,他就是死了,我也对的起他了。”

尽管我经历的、我看到的这种苦不堪言的事情太多了,但还是被她的哭诉震撼着。

我想对她说,那个时代已经结束、已经过去了,在文革中家破人亡的事情何止千千万万;我想说,社会是在发展的,中国再不会重蹈覆辙,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但这么说有意义吗?她心头的创伤太深太重了,那是她终生不会忘记的亲身经历呵!再说,我怎么就可以断言,以后的中国就不会再有全社会的悲剧发生呢?我算什么东西,我不也是文革中的幸存这吗?我不至今还是靠垫厂的一个最普通最普通的工人吗?

听她说吧,她只有说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

突然,她坐起来,赤裸着上半身,用枕巾擦着满脸的泪水。

她似乎变得平静下来,两眼直直地看着我说:“恒久,你知道我是怎么回北京的吗?没有人知道,我在县里开证明的时候,是县委书记让我跟他睡了觉才给我办的证明呵!”

顿时,我的血一下儿冲上脑门,我一时简直不敢相信她所说的。但我知道她不会骗我,不会无中生有的瞎说,因为这是牵扯到她一生的清白的事呵。

我已经没有愤怒,我只感到悲哀,这是中国社会的悲哀,是人性的悲哀呵!

我拉起被子,掩住她的在悸动中不断晃动的乳房。

唉!人哪,人是具有怎样的两面性呵!

平时是那样文静、那样持重、那样检点的小侯——侯乃英,原来只是表现给别人看的假像,在她的内心里原来潜藏着如此深刻的悲哀!

我忽然想起高尔基说过的话:“人的行为往往有两面,显露的一面是虚伪的,背后的一面才是真实的。”这难道不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吗?那么,我身边的同事、熟人以及无数擦身而过的陌生人就没有隐藏在白天后面的黑暗吗?

我陷在沉思中。

夜静更深,我们已不知说了多久。

小侯哭累了,哭完了,埋在心中多年的话大约也说完了,她渐渐平静下来。她牵动着我的双手,抚摸着,贴在她的脸颊。

“恒久,我不怪你,我真的挺谢谢你的,你不知道,我和大兴已经好多年没这样过了,我真不知道自己还算不算是女人。”她重现了原来温柔的眼神。

她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软软的乳房上轻声地说:“原来它也是好大好大的,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想重新燃起情欲,但这晚闯进我大脑中的事情这么多,一时很难做到。

我不好意思地说:“小侯,明天吧,明天我们再在一起,好吗?”我轻轻地捋着她那也是软软的头发。

“不,我要你,我要你!”她拉着我的手不放,眼里燃烧着欲火。

我慢慢脱去了全身的衣服……

她压抑、禁锢得太久了,她用心中的火焰燃烧着我、包裹着我,我终于渐渐地被融化了。

我不是本分的男人,从来不是。但今天,我只想要她满足,我希望在心灵如此的碰撞后,在肉体上、在情欲上让她得到暂时的解脱,在快乐中暂时忘掉已往的苦难…….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二)

天亮前,我潜回自己的房间。

今天,又是一个深秋季节少见的好天气。

睡醒时已快九点了,眩目的阳光泼满了房间,空气里的粉尘在强光的照射下清晰可见。我眯起眼睛舒适地享受着清晨的宁静。

陡然间,我想起了昨夜的事情,我感到满足,感到惬意。但在满足和惬意中却不时渗进几丝苦涩的滋味。

“她现在怎么样了,会有什么事吗?”我这样想着,从床上窜了下来。

没等我穿好衣服,有人敲门了。

小侯走进来,她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还是我那么熟悉的稳重和矜持。但今天,她是经心打扮过了,脸上涂了淡淡地胭脂,嘴上也涂了淡淡的口红。

“快吃早饭吧,我们一会儿不是还要去汽车装具厂吗?”她把手里端着的镘头和一碗玉米面粥放在桌上,平静地说着。我却从她的脸上看见一片红晕。

是的,今天还有正事呢。

我胡乱地洗一把脸,匆匆吃过早饭,赶紧去完成厂长交给我们的任务。

保定汽车装具厂在离华光旅社不远的西门大街,我们走着去就行。

我们厂按照万山汽车厂图纸做的旅行车座椅跨座不仅成本太高,而且至今做的不尽人意,如果这个厂的跨座价格合适,就准备用他们的。

保定汽车装具厂的扬厂长跟我很熟,听说了我的来意,满口答应。

他先派人带我们到车间去参观一下生产流程,又叮嘱供销科长按成本价格把跨座卖给我们,就去开会了。

参观完毕已是中午,供销科长要留我们吃饭,被小侯婉言谢绝了。

出了工厂,我问她为什么不在那里吃饭。她说:“我们俩人多待一会儿不好吗?”她也不愿到外面的饭馆吃饭,于是,我们到附近商店买回一些吃的东西,就在她的房间里共进这顿午餐。

我心想,她不愿在外面吃饭,也许是有话要对我说吧?

果然如此。

她打开一瓶加餐的红葡萄酒,给我和她自己各倒了一杯。

“我想咱们今天下午就回去吧,别把我们的事儿对别人说,行吗?”她直截了当地说。“不会的。”我点点头。

“也别跟毛毛说。”她手里转着还没喝的满杯的酒,眼睛看着那鲜红的、透明的液体。“我觉得有点儿对不起毛毛,毛毛对你那么好,千万别因为这事儿影响你们的关系。”

她认识毛毛,而且很熟。虽然毛毛比她小几岁,她也总是管毛毛叫嫂子,不像厂里其他人那样直呼毛毛的名字。今天我还是第一次听她这样称呼毛毛。

“毛毛人挺好的,虽然也是残疾人,可比我们大兴强多了,以后你千万别对她不好,行吗?要不,我心里真过意不去。”

原来这就是她要和我说的话,我心里坦然了。

我知道,小侯是个善良、本分的女人,是我打乱了她按步就班的生活,破坏了她生活的平静。也许我不该如此,但我有什么错吗?她有什么错吗?如果说,在我还不知道她的经历时,我这样做了,心中或许会有一点出于道德、出于良知、出于为对方考虑的自责,但现在我没有,一丁点儿自责的感觉也没有。我不过是在她苦涩的井水中搅起一朵小小的浪花,在她已经死去的情感中溅起一点波澜。是我带给了她欢娱,带给了她任何女人都应该得到的本能的快乐。

我并不传统,我早已不再传统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走进了社会,那传统的家教和理数便被无数的苦难从我心中蚕食干净了。

我尊重的不是传统,而是人的良知。为了这人的良知,我走进监狱,为了这良知,我承受了狱中之狱的拷打、饥饿、撩铐、孤独和寒冷的厉练。几十年来,我丢弃了一切,包括我的青春和自由,只有这夺不去的良知跟随我走到今天。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给了人七情六欲的本能。但现在,在她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之后,就连最不该被剥夺的情欲和性欲的本能也被残酷无情地压抑着,那是为了尊重人们高唱的传统和道德,这公正吗?

我和毛毛的结合也是良知使然,毛毛是残疾人,她自幼患小儿麻痹。我关心她、爱护她,因为她是我的妻子。但又何尝没有只能由我自己品尝的苦酒?

由于身体的缘故,我和毛毛的性生活并不美满,但我是男人,我有并不传统的行事规则,那足以弥补我家庭生活的这一缺憾。所以,我的家庭维系下来。

听小侯这样说,我陷入深深的思索。

她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在选择可以跟她说的话。

“你别过意不去,我会对毛毛好的,但这并不影响我和你的关系,而且我们并没防碍谁呵。”我安慰着她,而且说的也是事实,我只是不愿这么快就结束了我们之间的这层关系。

我突然想起十多年前,我的朋友刘孝存说过的一句话:“友谊加上性爱就是爱情”。很多年来,我都把他这句话作为定律来信奉,而且也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此时,这论断的正确性却受到严峻的挑战。

来靠垫厂的几年里,我和小侯之间不能说不存在超过一般同事关系的友谊,而且经过两天来彼此不断加深的了解,友谊更可谓至深至诚了,一夜的肌肤缠绵使这原本的友谊达到了顶点,但这能算是爱情吗?不!我留恋的只是昨夜那柴烈火般的情欲罢了,那仍然没有超过友谊的范围,至少在我的内心中是这样认为的。这也是我无法接受她的意见的唯一原因。

但她做出这个决定肯定是经过人认真考虑的。

“不,不,回去后我们还像以前那样,就是同事关系,好吗?”她急忙说。看他那惶惑不安的神情,我有点可怜她了,不愿再让她着急,赶紧说:“好的,我答应你,行了吧?”她如释重负地点点头。

我仰起头,一口喝下这杯带着酸味和苦味的红葡萄酒。

她看着我,眼神中飘过一丝迷茫和忧伤。

下午,我们离开保定,回到北京。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9 14:08:0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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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9 14:52:00  | 显示全部楼层

江天老师,一看见你这个题目吓我一跳,怎么1884年?还以为你是跑哪挖掘去了呢,进老一看原来你文中标注的是1984年,笔误吧?敢情老师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学生这斗胆给您指出来了:)))

我先纠正你的笔误再坐沙发欣赏~!

鸟宿池边树, 僧敲月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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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9 15:19:00  | 显示全部楼层

看完了第一楼,其中这句话没弄明白此时,“二招”大院简直成了旗帜的海洋。”,定货会干吗要插那么多红旗呢?

看完第二楼了,李老师到处以文会友,定货会的买卖也被你用古诗词打开局面了:)

看完第三楼,感觉李老师做事情处处谨慎,总怕其中有诈掉陷井里。

第四楼我没看!

鸟宿池边树, 僧敲月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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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9 16:10: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堆文字拾贝起,回首商海风云期;

时间岁月难埋没,创业之初舞摇旗。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虽有绊脚石,书还是要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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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9 16:53:00  | 显示全部楼层
挺浪漫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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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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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9 17:37:00  | 显示全部楼层
又见李老师的美文了,拜读了,问老师好。
http://www.qr9.net/xc/xc1/200511/2005118115435348.gif http://www.blog.com.cn/user2/9306/archives/2005/212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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