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星期一)
早饭后,厂长让小孔开车把我和小侯送到安阳火车站。
订货会结束了,没有了会场的嘈杂,现在又没有了厂长喜怒无常的面孔,我觉得清静多了,我和小侯坐在候车室里等着上车。
小侯叫侯乃英,今年三十岁。她在厂部办公室工作,主要是跟着厂长干些一般企业秘书干的杂事。因为靠垫厂太小,没有秘书职称,所以她从没有正式的职务名份。
小侯出身于“伪职员”(国家在划分阶级成分时,为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当过差的一批人独创了这个身份)家庭,文化大革命中,其父当时工作的区文化局把他扫地出门,开除公职。
由于一时想不开,他父亲在西直门火车站卧轨自杀了。母亲带着刚上中学的她和一个比她小得多的妹妹艰难度日。
母亲是文化女人,在一所中学教书。父亲自杀,那是自绝于文化大革命,自绝于无产阶级专政,是死了也要被踏上几只脚的阶级敌人。消息传开,当老师的母亲也成了众矢之地,成了学校里被批斗的活教材,只发给少得可怜的生活费。
1968年,刚刚14岁的侯乃英跟着同学到革命老区_____陕西延安插队了。
两年后,她的母亲因病去世,家里只剩下一个年幼的妹妹。
她回到北京,靠着糊纸盒的工作养活自己和妹妹。
为了姐儿俩的生活,在她年满18岁时结婚了。
她的丈夫比他大19岁,原来是一个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在武斗中腿被打断。她的公公就是街道办事处的革命委员会主任。
结婚后,丈夫对她还不错,因为公公的地位,又安排她到了这个靠垫厂工作。没想到,刚过了几年能吃上饱饭的日子,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公公从街道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丈夫也由于中风得了半身不遂,只能躺在床上让人照顾。她出差,便由妹妹替她照顾姐夫。
虽然小侯没读完中学就下乡插队了,但在有文化的父母的熏陶下,文化水平并不低,她喜欢文学,也读过不少书。
我没来厂之前,她的文化程度算是靠垫厂最高的。
小侯一米六几的身材,五官长得很端正,虽然谈不上很漂亮,但生得白白净净,特别是一副知识女性的气质在工厂里也算是鹤立鸡群了,她的话不多,但谈吐很得体,这大约是因为许多年来,家庭屡遭变故的缘故吧。
由于家庭的不幸和日夜照顾丈夫的操劳,她的眼角过早出现了鱼尾纹,头上的白发也隐约可见。
在靠垫厂的几十个职工中,她算是有资格的“老人”了。他的性情随和,极少与人发生争论,年龄大些的工人叫她小侯,年龄小的工人亲切地称呼他侯姐。
入厂三年多了,我与小侯一直相处得很好,彼此客客气气,有时也聊一些文学方面的事情,凡是厂长安排她为我做的工作,她都会尽快地帮我办好。但不知为什么,只要是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她总显得有些拘谨。
此时,在这熙熙攘攘的候车室里,他在我身边静静地坐着,默默无言。
安阳车站不大,过往的旅客本来不多,只因为这个订货会,这里才显得格外热闹起来,等候上车的大部分是参加订货会的厂家。
快11点了,从昆明到北京的62次列车才进站。
等蜂拥在车门口的人群差不多上完了,我和小侯才往上走。上车的人太多,连两节车厢间的过道上都挤满了人。我放下帮她提着的不大的手提包,还不甘心地想到车厢里去给她找个坐位,她拉着我说:“别去找了,这里不是挺好吗?”
车启动了,随着一阵剧烈的晃动,她下意识地紧紧挎住我的臂弯,我也有意无意地搂住了她的肩膀。车开始平稳地行进,但我们谁也没有把手松开的意思。现在,我们几乎是相拥相偎地紧紧挤靠在互不相识的人群中,我能嗅到她的发香和她身上淡淡的香皂味道。我的心里一阵狂跳,大胆地用嘴唇轻轻吻着她的头发,用另一只空着的手把她揽在怀里。小侯仍未拒绝,只是把头低下,躲开了我的吻。
过道里的人们开始吸烟、聊天,没有人注意我们,我们挤到靠车门的地方,无言地看着车窗外飞快闪过的田野。
我更紧地把她抱在怀里,冲动地用手去抚摸她的乳房,她仰起脸看我,那眼神是温柔的、慌乱的、羞涩的。她颤抖地把一只发烫的手紧紧压在我的手上。往日里的稳重与矜持此时一扫而光。
我渴望吻她,吻她那变得苍白的脸颊,吻她那光洁的粉色的双唇。
她闪避着,却闭上了双眼。她浑身都在颤抖,无力地靠在我身上,手更紧地压在我罩在她乳房的那只手上,似乎是让我感受她的心的狂跳。
我终于支撑不住她整个身体的重量,便扶她坐在脚下的手提包上,用我的身体抵挡着过道里拥挤的人群。
她浑身仍在微微地颤抖,我脱下军大衣盖在她的腿上。
不久,她从本能的冲动中恢复了常态,脸色又变得红润起来。她嗔怪而羞涩地看了我一眼,把手伸给我,让我拉她起来。
我把军大衣披在她身上,重新搂住她的腰。
我们都回避着刚才的事情,谁也不再说什么。
“你不该到咱们厂里来,这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这儿把你埋没了。”看着车窗外收割完毕的庄稼地和一根根飞速闪过的电线杆,她缓慢地说道。
“那到不一定,不来这个厂,怎么能认识你呵。”我调侃的说。
“我听老张和大孟说过你的经历,那么多年的苦你都熬过来了,将来肯定能干大事。”她不理会我的调侃,还是认真地继续说着。
“人都得认命,走到哪儿算哪儿,这个厂不也同样是你不该待的地方吗?”我也认真起来。
“我就是受罪的命,这一辈子也好不了了。”她黯然神伤地说。
“我就想要个孩子,可连这点儿也做不到了。”
小侯喜欢孩子,这在厂里是出了名的,每逢看见厂里同事们带着孩子,她都要亲热地抱一抱,亲一亲,再给孩子买一些吃的东西。因为丈夫的瘫痪,丧失了生育能力,她觉得这才是她一生里最大的痛苦。
“你那么喜欢孩子,以后想办法领养一个吧。”我真心实意地说。
她摇摇头,显得说不出的沉重。
因为彼此都住得不远,我和老张去过她家几次,也认识她躺在床上的丈夫。她的丈夫叫董大兴,中风瘫痪以前,还能架着拐在胡同里走一走,人也算不错。瘫痪以后,只能躺在床上,连翻身都要人帮忙,说话也是语无伦次。
在文化大革命中武斗,他的腿虽然被打断,但因为在武斗中他也打死过人,公安局还一直在调查他,只是因为他成了这个样子,才被免于起诉。
她的公公在文革中是造反派,后来是街道办事处革委会主任,因为人缘不错,没干过什么坏事,文革后只是提前退休,没受到什么处理。
这些年只是苦了小侯,家里厂里的忙活。
小侯最疼她的妹妹,文革后,她的妹妹也参加了工作,是她托人在街道办事处找了个工会里的闲差。现在等于是姐俩侍候一个瘫子。
这些事我都知道,但我无法安慰她。
因为她为人的持重,少言寡语,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厂长对她一直不错,也很照顾她,把她从车间调到办公室当做秘书使用。
“就老张那脾气,你真受得了?”我岔开话题。
“老张人不错,把心全都搁在厂里了,就是脾气不好,我也不好说什么。”
我理解她,她要靠着领导生存呢,她又能怎么样呢?
三个多小时后,火车开到邢台车站。
下车的人不少,过道上的人都进了车厢,我下车买了些饮料和食品。
她不愿到车厢里去,里面仍没有坐位。
我们在过道里席地而坐,她翻看着我的那本《大学语文》。
我告诉了她在会场里认识了北京旅行车厂供销科长的事儿。她问我:“你打算和厂长说这件事吗?”
我沉吟一下,充满信任地对她说:“我不想告诉她,我想自己干,你也不要说,行吗?”我凭着直觉,相信她是不会不经我同意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的。
“可以的,我不说,你放心吧。”看我这样信任她,她感激地保证着。
我又把订货会上见到王业勤的事情跟她说了。她告诉我,丁大雄和白正一去年离开工厂后,自己开办了靠垫厂,现在已经干起来了,而且干得不错。
我试探地问她:“王业勤请我到他那儿去上班,每月800元的工资,你说我去不去?”
“你不是给别人干活的人,要干还是你自己干吧。”她说。
“如果我真自己干,你说我能干好吗?”我问她。
其实我完全知道她会如何回答我的问题,可我还是想听她说出来,被人恭维总不是令人讨厌的事,再说,她也不是那种无原则恭维人的女人。
果然,她睁大眼睛极认真的说:“当然了,你肯定能干好,而且会超过丁大雄他们。”
“假如我自己干了,你能跟我一起干吗?”我真心实意地问她。
“我不能离开这个厂,我真走了,厂长一定不高兴,再说,家里也需要我照顾,在这儿上班,家里家外的图个方便。”
“那好,等以后干起来在说吧。”
我开玩笑地问他:“我以前看你对别人都挺随和的,对我为什么总是那么拘谨呵?”
她的脸一下儿红了起来,不好意思地说:“我觉得你跟厂里的人不一样,怕你看不起我们这些工人。”
“这就怪了,我不也一样是工人吗?怎么会看不起你呢?”我真有点莫名其妙了。
“不,你不会永远在这个厂的,你总会离开的,我这种感觉特别强。”
“那谢谢你了,但愿如此。”
看她低头不语,我靠近她一点儿,趴在她耳朵上说:“那你不觉得我这个人太坏吗?”她的脸一下儿红到耳根了,轻轻推开我,含情脉脉地说“没有,我没这样想。”
过道里静悄悄地,只有车轮的隆隆声有节奏地轰鸣着。
我托起她的脸颊,深深地吻她。
她庸倦地靠坐在我的怀里,浑身软软的,闭上眼任凭着我的吻。
快到站了,随着一声气笛的长鸣,飞驰的火车慢了下来。
她坐起身,双手拢着头发,似乎是自言自语又像对我说:“都好多年没这样过了。”说完,脸又红了。
傍晚时,火车到了保定。
对保定我并不陌生,因为试制新型客车座椅,我到保定汽车装具厂参观过多次,那是因为万山厂要我们借鉴他们的技术。
下车后,我们住宿在以前我住过的华光旅社。
我住的是双人房间,特意给她安排一个单人间。
吃过晚饭,我们在还不如北京一条普通大街繁华的闹市区转了转,正好赶上电影院里放映《少林小子》。小侯看我认真地看着这个电影的海报,便说:“你要想看,我就陪你看吧。”
电影开演了,黑暗中,她主动地靠在我身上,把一双软软的手放在我手里。
电影是循环场,看的人不多,我们坐位前后都没有人,我放肆地与她温存起来。没有了火车上那场合的心理障碍,她压抑不住的女人的情欲完全迸发出来,我们拥抱着久久地接吻,她拉着我的手,让我摸她软软的乳房。她喜极而泣,带着咸味的眼泪流满了她的、我的脸颊,流过我们紧紧黏和的嘴唇。
电影终场时,灯光暂时亮起来。
我们情犹未尽,拉着手走出电影院回到旅社。
深秋的保定,客人寥寥无几,旅社里只有门市的业务员在无聊地织着毛衣。
经过她的单人房间,她倚在门口深情地说:“我等着你。”
回到房间,我稍做收拾、洗漱,便避开业务员悄悄推开了她的房门。
屋里只亮着一盏床头灯,显得幽暗凄清。
小侯已早早躺在床上,看我进来,她又恢复了往日的矜持,用被子把全身裹得严严的,枕头上散落着她满头的青丝,昏暗的灯光下,脸色依然是苍白的。
我无法揣测她此时的心态,不知道她此时是否需要我,是否在等待我。
我坐在她的床头,随手把被角给她塞了塞。
她无神地呆望着我,似乎是在想着心事。
我摸摸她的前额,前额是冰凉的。
“你是不是不舒服了?”我紧张地问她。
她摇摇头喃喃地说:“这些年,我对得起大兴,是他对不起我。”听她这样没头没脑地说,我真有点不知所措。
我站起身说:“你不舒服,早点睡吧,我过去了。”
她慢慢掀开盖得严严的被子说:“你别走,我要你。”
我一下儿惊呆了,她已是一丝不挂地躺在了床上,洁白的肉体发出耀眼的白光。我的心震颤起来,那不仅是情欲,还有惊谔。
我连忙把被子给她盖好,重新坐到她身边。
她用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臂,把头埋在枕头里抽泣起来。
我跪在他的床前,为她擦着眼泪,为她梳理着散乱的头发,吻着她的脸颊。
我起身给她到一杯水,她推开了水杯。
“恒久,你知道我家里的事情吗?”她挂着满脸的泪水问我。
不等我回答,她又接着说:“我爸爸有什么问题?我妈妈有什么问题?他们根本就不该死,他们凭什么要整他们,你知道吗,我妹妹告诉我说,我妈妈临死时眼都没阖上。”
她呜呜地哭了起来。
此时,我能说什么呢?我无法回答她、无法解释她的问题。
哭了一会儿,她接着说:“我十八岁还不到结婚年龄就嫁给了大兴,我根本就不会爱他的,我爸爸就是他们文化局的那帮造反派给逼死的。过去他抄过好多人的家,他的腿被人打断是活该、是自作自受、是报应。我什么也不说,侍候了这个瘫子这么多年,他就是死了,我也对的起他了。”
尽管我经历的、我看到的这种苦不堪言的事情太多了,但还是被她的哭诉震撼着。
我想对她说,那个时代已经结束、已经过去了,在文革中家破人亡的事情何止千千万万;我想说,社会是在发展的,中国再不会重蹈覆辙,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但这么说有意义吗?她心头的创伤太深太重了,那是她终生不会忘记的亲身经历呵!再说,我怎么就可以断言,以后的中国就不会再有全社会的悲剧发生呢?我算什么东西,我不也是文革中的幸存这吗?我不至今还是靠垫厂的一个最普通最普通的工人吗?
听她说吧,她只有说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
突然,她坐起来,赤裸着上半身,用枕巾擦着满脸的泪水。
她似乎变得平静下来,两眼直直地看着我说:“恒久,你知道我是怎么回北京的吗?没有人知道,我在县里开证明的时候,是县委书记让我跟他睡了觉才给我办的证明呵!”
顿时,我的血一下儿冲上脑门,我一时简直不敢相信她所说的。但我知道她不会骗我,不会无中生有的瞎说,因为这是牵扯到她一生的清白的事呵。
我已经没有愤怒,我只感到悲哀,这是中国社会的悲哀,是人性的悲哀呵!
我拉起被子,掩住她的在悸动中不断晃动的乳房。
唉!人哪,人是具有怎样的两面性呵!
平时是那样文静、那样持重、那样检点的小侯——侯乃英,原来只是表现给别人看的假像,在她的内心里原来潜藏着如此深刻的悲哀!
我忽然想起高尔基说过的话:“人的行为往往有两面,显露的一面是虚伪的,背后的一面才是真实的。”这难道不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吗?那么,我身边的同事、熟人以及无数擦身而过的陌生人就没有隐藏在白天后面的黑暗吗?
我陷在沉思中。
夜静更深,我们已不知说了多久。
小侯哭累了,哭完了,埋在心中多年的话大约也说完了,她渐渐平静下来。她牵动着我的双手,抚摸着,贴在她的脸颊。
“恒久,我不怪你,我真的挺谢谢你的,你不知道,我和大兴已经好多年没这样过了,我真不知道自己还算不算是女人。”她重现了原来温柔的眼神。
她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软软的乳房上轻声地说:“原来它也是好大好大的,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想重新燃起情欲,但这晚闯进我大脑中的事情这么多,一时很难做到。
我不好意思地说:“小侯,明天吧,明天我们再在一起,好吗?”我轻轻地捋着她那也是软软的头发。
“不,我要你,我要你!”她拉着我的手不放,眼里燃烧着欲火。
我慢慢脱去了全身的衣服……
她压抑、禁锢得太久了,她用心中的火焰燃烧着我、包裹着我,我终于渐渐地被融化了。
我不是本分的男人,从来不是。但今天,我只想要她满足,我希望在心灵如此的碰撞后,在肉体上、在情欲上让她得到暂时的解脱,在快乐中暂时忘掉已往的苦难…….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二)
天亮前,我潜回自己的房间。
今天,又是一个深秋季节少见的好天气。
睡醒时已快九点了,眩目的阳光泼满了房间,空气里的粉尘在强光的照射下清晰可见。我眯起眼睛舒适地享受着清晨的宁静。
陡然间,我想起了昨夜的事情,我感到满足,感到惬意。但在满足和惬意中却不时渗进几丝苦涩的滋味。
“她现在怎么样了,会有什么事吗?”我这样想着,从床上窜了下来。
没等我穿好衣服,有人敲门了。
小侯走进来,她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还是我那么熟悉的稳重和矜持。但今天,她是经心打扮过了,脸上涂了淡淡地胭脂,嘴上也涂了淡淡的口红。
“快吃早饭吧,我们一会儿不是还要去汽车装具厂吗?”她把手里端着的镘头和一碗玉米面粥放在桌上,平静地说着。我却从她的脸上看见一片红晕。
是的,今天还有正事呢。
我胡乱地洗一把脸,匆匆吃过早饭,赶紧去完成厂长交给我们的任务。
保定汽车装具厂在离华光旅社不远的西门大街,我们走着去就行。
我们厂按照万山汽车厂图纸做的旅行车座椅跨座不仅成本太高,而且至今做的不尽人意,如果这个厂的跨座价格合适,就准备用他们的。
保定汽车装具厂的扬厂长跟我很熟,听说了我的来意,满口答应。
他先派人带我们到车间去参观一下生产流程,又叮嘱供销科长按成本价格把跨座卖给我们,就去开会了。
参观完毕已是中午,供销科长要留我们吃饭,被小侯婉言谢绝了。
出了工厂,我问她为什么不在那里吃饭。她说:“我们俩人多待一会儿不好吗?”她也不愿到外面的饭馆吃饭,于是,我们到附近商店买回一些吃的东西,就在她的房间里共进这顿午餐。
我心想,她不愿在外面吃饭,也许是有话要对我说吧?
果然如此。
她打开一瓶加餐的红葡萄酒,给我和她自己各倒了一杯。
“我想咱们今天下午就回去吧,别把我们的事儿对别人说,行吗?”她直截了当地说。“不会的。”我点点头。
“也别跟毛毛说。”她手里转着还没喝的满杯的酒,眼睛看着那鲜红的、透明的液体。“我觉得有点儿对不起毛毛,毛毛对你那么好,千万别因为这事儿影响你们的关系。”
她认识毛毛,而且很熟。虽然毛毛比她小几岁,她也总是管毛毛叫嫂子,不像厂里其他人那样直呼毛毛的名字。今天我还是第一次听她这样称呼毛毛。
“毛毛人挺好的,虽然也是残疾人,可比我们大兴强多了,以后你千万别对她不好,行吗?要不,我心里真过意不去。”
原来这就是她要和我说的话,我心里坦然了。
我知道,小侯是个善良、本分的女人,是我打乱了她按步就班的生活,破坏了她生活的平静。也许我不该如此,但我有什么错吗?她有什么错吗?如果说,在我还不知道她的经历时,我这样做了,心中或许会有一点出于道德、出于良知、出于为对方考虑的自责,但现在我没有,一丁点儿自责的感觉也没有。我不过是在她苦涩的井水中搅起一朵小小的浪花,在她已经死去的情感中溅起一点波澜。是我带给了她欢娱,带给了她任何女人都应该得到的本能的快乐。
我并不传统,我早已不再传统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走进了社会,那传统的家教和理数便被无数的苦难从我心中蚕食干净了。
我尊重的不是传统,而是人的良知。为了这人的良知,我走进监狱,为了这良知,我承受了狱中之狱的拷打、饥饿、撩铐、孤独和寒冷的厉练。几十年来,我丢弃了一切,包括我的青春和自由,只有这夺不去的良知跟随我走到今天。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给了人七情六欲的本能。但现在,在她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之后,就连最不该被剥夺的情欲和性欲的本能也被残酷无情地压抑着,那是为了尊重人们高唱的传统和道德,这公正吗?
我和毛毛的结合也是良知使然,毛毛是残疾人,她自幼患小儿麻痹。我关心她、爱护她,因为她是我的妻子。但又何尝没有只能由我自己品尝的苦酒?
由于身体的缘故,我和毛毛的性生活并不美满,但我是男人,我有并不传统的行事规则,那足以弥补我家庭生活的这一缺憾。所以,我的家庭维系下来。
听小侯这样说,我陷入深深的思索。
她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在选择可以跟她说的话。
“你别过意不去,我会对毛毛好的,但这并不影响我和你的关系,而且我们并没防碍谁呵。”我安慰着她,而且说的也是事实,我只是不愿这么快就结束了我们之间的这层关系。
我突然想起十多年前,我的朋友刘孝存说过的一句话:“友谊加上性爱就是爱情”。很多年来,我都把他这句话作为定律来信奉,而且也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此时,这论断的正确性却受到严峻的挑战。
来靠垫厂的几年里,我和小侯之间不能说不存在超过一般同事关系的友谊,而且经过两天来彼此不断加深的了解,友谊更可谓至深至诚了,一夜的肌肤缠绵使这原本的友谊达到了顶点,但这能算是爱情吗?不!我留恋的只是昨夜那柴烈火般的情欲罢了,那仍然没有超过友谊的范围,至少在我的内心中是这样认为的。这也是我无法接受她的意见的唯一原因。
但她做出这个决定肯定是经过人认真考虑的。
“不,不,回去后我们还像以前那样,就是同事关系,好吗?”她急忙说。看他那惶惑不安的神情,我有点可怜她了,不愿再让她着急,赶紧说:“好的,我答应你,行了吧?”她如释重负地点点头。
我仰起头,一口喝下这杯带着酸味和苦味的红葡萄酒。
她看着我,眼神中飘过一丝迷茫和忧伤。
下午,我们离开保定,回到北京。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9 14:08:04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