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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在民办学校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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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3 10:51:00  | 显示全部楼层 | 阅读模式

在民办学校的日子里

如今,又在大兴创办民营学校之风,一直从幼儿园办到了大学。有时也将其称为“民办学校”。每当我看见这个字样,心中便会有一种复杂的的况味。因为在多年以前,我曾经是民办学校的教师,过着一种在今天难以想象甚至难以置信的日子。

1950年以前,没有“民办学校”一说,那时叫“私立学校”相对于“国立学校”而言;而其后大约10年内,全国就只有清一色的公办学校了。后来,由于国民经济遭遇困难,国家无力兴办更多的中小学,满足少年儿童接受教育的需要。为解决大量青少的入学问题,在教育系统也搞起了“两条腿走路”,先后在农村办起了耕读小学和农业中学,而在城市里则由街道办事处主持,办起了许多民办中、小学。这些应运而生的形形色色的学校,与自成体系的公办中小学,有着天渊之别,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望尘莫及的。

1964年春天,我得到江北区雨花村街道办事处秦衍棠主任的一纸调令,成为他管辖范围内的民办新民中学的一名教员,教初一数学;二年级开始,改教语文,并且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直到1966年学生毕业,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又经历了停课闹革命、武斗、工宣队进校掌权、成立革委会、上山下乡、复课闹革命等文革全过程。

黄连树下弹琵琶

新民中学位于五里店畜牧场旁边,与养路队合用一所大房屋,老师们就在养路队搭伙。房屋中间隔开,学校所占面积大约略多一点。那房子是夹壁墙,空间高,连天花板也没有。学校这边,又隔出若干小间,分别作为教室和办公室。有一个小阁楼,是几位女教师的寝室。大门外有一块小坝子,可以安放一个乒乓台,侧边有一个连三合土都没有铺的篮球场,那是全校集合和上体育课的地方。至于教学设备,肯定十分简陋。经费之拮据,只说一个细节就可想而知:我们连粉笔头要磨到实在不能再用才丢。

学校的经费来源分三个部分:所谓公助,由教育科拨给一部分,那是很少的;再就是学费,当然也很少,那时还没有“乱收费”一说;还加上“勤工俭学”的收入,才能勉强维持学校的运转。任何支出都必须反复掂量,不是必须,决不能随便花去一分钱。当然,这与全靠财政拨款的公办学校相比,无异天渊之别。

民办学校的师生来源都带有那一特定时代的痕迹。当时我们戏称“贤(闲)人教圣(剩)人”。也就是说,教师都是没有“资格”上大学,也没有分配“正式”工作的闲人,而学生都是公办学校不录取的剩人。而家庭出身不好则是多数师生的共同特点。因为他们只是有这种“先天不足”,所以不乏聪明能干的教师,也不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的学生。

当时,我们学校的同事大多是20几岁的年轻人,工资少,待遇差,工作负担重,社会地位低,因此有几个“二十几”的自嘲:“二十几岁,二十几节课,二十几斤粮,二十几块钱。”这是我们生存状况的准确概括。什么时候学校能够转为公办学校,我们成为公办教师,是我们唯一的梦想。而像我这样自己还有“红疤黑迹”的人,就更要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看不到前途所在。男教师那时是不可能想什么找对象的事的。不过,也有个别的“幸运儿”,男女教师长期共事,产生了爱情,并不计较其他因素,终于结为伉俪的,据我所知,就有好几对,笔者也在此列。

那时,最使我们难堪的还不是经济的窘迫和工作的重负,而是社会的歧视。沾了“民办”二字,走到哪里都要低人一头。我们普遍的心理是既自卑又自傲。只有学生的家长看得起我们,每当家访时,他们对我都非常客气,使我简直受宠若惊。我觉得,对于歧视的目光,最好是抬起自己的头,挺直自己的腰。我从来不隐瞒民办教师的身份。我们必须自己争气,把工作搞好,用事实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尽管我们处在那样的环境里,却凭着高度的责任心兢兢业业地工作(那时还未闻“敬业精神”的概念)。对待学生有如弟妹(他们本来就不比我们小多少),教学也是尽职尽责。像我这样受过正规师范教育的老师是凤毛麟角,但是大家通过教学实践和互相帮助,仍然能够胜任工作。白天教学,晚上备课、批阅作业,工作繁重,并不叫苦。只是想到与公办学校的种种差距,难免心生不平之气。我当时教语文,对于作文指导、批改和评讲最是上心,深受学生欢迎。发现学生有明显的进步,甭提有多高兴了。学生如果有作文被我选为范文,宣读评讲,也总是欢天喜地,深受鼓舞。那是他们感到最荣耀的事情。多年以后,有学生说起当年上作文课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津津乐道。也许我当时认真写作文评语,对日后从事文学评论不无好处吧。现在回想起来,有时不禁哑然失笑:像那样的“傻瓜”怕不会再有了。因为当时并没有什么升学率的鞭策。

说来谁会相信呢,在那样窘迫的条件下,我们竟也有快乐的时候,真是黄连树下弹琵琶啊!有时,晚上工作处理完毕,几位同事竟然还有闲心出去压马路,散步谈天,甚至引吭高歌(那时晚上五里店极为清静,很少有车辆经过)。我们最爱唱的是苏联歌曲,什么《山楂树》、《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得忘乎所以。遇到月色如水的良夜,我往往会情不自禁,手舞足蹈,做“把酒望青天”状,背诵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有时,兴之所至,还会走进唯一的一家小酒馆,小酌一番。二两烧酒,一碟豆干或者胡豆,喝起来兴致勃勃。要是发薪不久,奢侈一点,切几两卤猪耳朵、猪头肉佐酒,那更是一种最高的享受了。酒酣耳热,难免发一通牢骚,痛快极了,什么忧愁烦恼,尽都抛到爪哇国去了。这样的境界,哪怕是后来身处顺境,也难再得了。

由于采取的是“半工半读”的学制,所以学生一周里只能三天上学,三天从事有偿劳动。我教的66级有两个班,没有劳动基地,主要的活计是割牛草,就近卖给畜牧场。每当劳动日,学生就自己结伴,到附近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割草,然后在预定的时间背到场里收购的地方过秤。而我们老师就等在那里登记每人的劳动成果。并没有规定数量,但是学生们都很自觉,劳动热情很高,如果落后于人,会感到不好意思。当我看到同学们一头汗水,背着堆得满满的,甚至尖尖的一背背带着露水的青草,从四面八方前来集中,我心里着实非常感动。虽然他们劳动的价值很低,一斤草只值半分钱。但是,就这样积少成多,集腋成裘,也为解决办学经费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有时,也能找到一些另外的活路儿。比如,我就曾带领学生到江北城去搬运拆房造成的弃物。我和学生一道,经过狭窄陡峭的巷道,把一箩一箩沉重的砖石泥土抬去倾倒。在那炎热的夏日,口干舌燥,挥汗如雨,真是苦不堪言。即便如此,也没有人埋怨,更没有人偷懒。倒是学习上有些同学困难较大,跟不上进度,完不成作业,缺乏信心。老师们对于这样的学生尽管也不乏耐心,却往往收效不大。各方面客观条件都很差,这也难怪。

由于“同病相怜”吧,我与同学们打成一片,真诚地对待他们,所以相处得很融洽。尤其是有些顽皮或学业差的学生,因为经常个别谈话,改变辅导,所以还更加亲近。有时候,我同他们一起劳动,与大个子男生抬重物,他们总是照顾我,主动把箩索往后移。有时我兴趣来了,也和学生一起到附近乡野间割牛草,满身被露水沾湿,裤腿尽染泥土,还一边劳动,一边说笑,师生界限似乎完全消泯了。若是找到一片丰美的草地,哪个欢天喜地的劲儿,就像捡到了金子银子。

课余时间,也开展一些文体活动,比如歌咏比赛、拔河比赛等。那时我们老师胆子真大,竟敢在夏天带学生到刘家台的陵江边的浅滩学游泳。有些学生家在江边,水性很好,我们还组织他们横渡嘉陵江呢。在冰凉的江水里,我与他们一道畅游,奋臂击水,其乐无穷。有些学生就是由我们教会了游泳,受益终生。好在运气不错,没有出什么安全问题。现在想起来还真有些后怕呢。

我们学校开展得最好的是乒乓球活动。我们的男女校队在附近都很有名。我学生时代就爱好这项运动,这时不但又常常挥拍,还经常和一位同事带领校队出去比赛,除了学校,还敢和附近的大厂如长安、三钢的厂队抗衡呢。在校际运动会上,我们经常名列前茅,为学校争光。这多少弥补了田径等弱项的落后,总算为学校争得一点面子。

躲进文学“逋逃薮”

上面讲的都是文革前几年的民办校生活。文革以后,再没有那样的局面了。

先是停课闹革命,然后工宣队进驻,斗批改,上山下乡,直到复课,折腾了好几年。等到重新拿起粉笔、教鞭,情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几年里,我们这些单身汉都已结婚安家,生儿育女,沉重的生活担子压上了肩头,再也不可能那样“潇洒”了。而且,经过了文革,受到了阶级斗争的“教育”,人与人之间也丧失了信任感,哪敢还那样随便交往啊?学生深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也不好好读书,加之教材改得来枯燥乏味,学生不好管理,从前教书育人的乐趣当然也就荡然无存了。不但由于连年内乱,经济萎缩,供应紧张,物质生活匮乏到极点,而且运动不断,动辄得咎,朝不保夕,不知道怎样就可能大祸临头。但求无过,是我唯一的“追求”。

这时候,我有幸结识了一些朋友,与他们一起躲进了文学的逋逃薮。

当时,我有两个文学朋友的圈子:以江北城为中心的,可以说是半官方的,以文化馆的谢宜春老师为核心,我算个积极分子;以猫儿石为根据地的,人数少些,纯粹是以感情和共同兴趣维系的。由于江北城的业余文学活动,我已经专文写过,本文就只回忆猫儿石这边的情形吧。

是在文革初期,江北区民办学习集中学习的时候,我认识了重庆造纸厂子弟中学的杨开显。他也热爱文学,由于懂俄文,尤其熟悉俄罗斯文学。我们一见如故,相识恨晚。学习结束后,我们仍然保持了联系。后来,经由他介绍,我和天原厂子弟中学的张继祥、工人陆大献也成为至交。张继祥早在文革前他就经常发表作品了,我是久闻其名;而今一接触,见他风流潇洒,见多识广,能言善道,更是佩服。而陆大献当时在三氯化铁车间上班,也是文学发烧友,凡是能够得到的文学书籍,他是从不放过的,张继祥家的藏书被他借阅完了。记得那时他就开始小说习作了;尽管不可能有什么发表的可能。

我同他们认识以后,大约从70年代初到文革前后,往来最为频繁,经常聚会。一次聚会不啻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到猫儿石去会友,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那时没有公共汽车,在约定的日子,我经常步行往返于茶园到猫儿石的公路上(我一度搬到刘家台,那就更远了),乐此不疲。哪怕天气骤变,也从不爽约。那一阶段,我曾有的灵感竟奇迹般复活,写下了许多诗篇,总是在聚会时充满激情,放声朗诵。

本来,文革伊始,母亲为避祸起见,就把我所有日记、习作通通付之一炬,我也决心不再染指翰墨。后来我初恋中一度破戒,旋即住笔,哪知这时候又重蹈旧辙呢。也不是没有顾虑,我是经过仔细思量,才那么胆大妄为的。我抱定宗旨,一定不涉及政治,给自己限定了三种题材:爱情,友谊,大自然。也许惟其如此,那些作品,保留下来还有一点价值,到90年代,选了一些收入我的诗集。

中国的传统诗词,多的是朋友唱和之作,新诗由于泛政治化的原因,歌颂友谊的作品很少。这样一来,我倒成了友谊的最热烈最真诚的歌者。不妨摘引那些作品的片段:

芬芳的花环哟,献给/那心心相印的朋友/友谊是人生的美酒/而我是海量的醉鬼

——《人生的美酒》

这儿可是我灵感的摇篮/是供奉谬斯的神圣的殿堂/不然,为什么每次来访/我总是这样的诗情激荡//朋友啊,你这小小的书房/常常勾摄我思念的翅膀/也许,当深夜你奋笔疾书/我的梦魂会来到你身旁 ——《写在大献的书房里》

来,我一定来/那么多新朋旧友在那二天等待/等待我赴那诗与友谊的盛会/好客的主人备下美酒与佳肴/更有文学那道最好的佐酒菜/我怎能不来

——《应约》第一节

这样的作品还有不少。直到现在,友谊仍然是我的重要题材,不少朋友得到过我的赠诗。

最初,张继祥的夫人还远在綦江,一个人住在厂区里的议和阁楼上,可以放言高论,肆无忌惮;加之他年龄大些,工作早些,工资高些,由他做东的时候居多。他也有杯中之好,所以我与他又添了一层酒友的关系。大约是我们的第一次聚会吧,就在他那阁楼上,我们饱啖了一场文学的盛宴。古今中外的作家诗人,逸事趣闻,名著杰作,只要知道的,无所不谈。很自然,对于当时对文艺的禁锢,对精神食粮的枯竭,我们没有顾忌,也是啧有烦言。记不得菜热了多少次,酒掺了好多杯,只记得是从中午持续到午夜,我当天没能回家,也下不了楼了。这样的聚会不知几多,反正是天南地北,海吹胡聊,嘴无遮拦,畅所欲言。兴之所至,不免背诵些古典诗词,唱几首老歌。有一次,陆大献值夜班,就在他工作的地方,我们还自己煮了一次火锅。调料自然是不能讲究的,下锅的也是一般的毛毛菜。但是,有文学的话题佐餐,那些再普通不过的菜蔬,都成了最可口的美味珍馐。可以坦白的是,后来菜不够了,还叫他一个工友到附近的菜地去拔罗卜,现洗现煮呢。

还有一次印象深刻,永远难忘的聚会,是到五一水库去野餐。那次除了张,杨,陆三人,还约上了天原厂的两位恶心爱好者:梅兴学个谭元寺。大约是1975年的夏天吧,那时的五一水库就是现在的龙湖,距离观音桥有十多里路呢。我们带者煤油炉、锑锅等必要的炊具,经过曲曲折折的石板路,来到了湖边。在大堤上看到湖心的小岛,便想上那里去逍遥。谁知大献不会游泳,把我们难住了。不知是谁的主意,把湖面的水葫芦拢在一起,堆成一座绿色的小筏,让他带着炊具,包着我们的衣服坐在上面,我们就下水推动绿筏,直达岛边。在岛上,我们遇见一位农民——现在还记得他叫马胜利,请他给我们从湖里打了几条白鲢,煮了一锅其鲜无比的,以后再也没有吃到的鱼汤。在湖上,我们一直呆到夕阳西下。我们请马胜利一起吃鱼,他还给我们内讲了当地流传的一个关于龙的传说,我们中有人遂建议把五一水库改名为九龙湖。哪知多年以后,这里成了驰名遐迩的龙湖社区,当年的田园风光早已成为远去的记忆。每当经过这里,我都要想起这刻骨铭心的往事。

记得那时,邓小平复出,《创业》解禁,我们感到振奋,对于文艺的春天无限向往,又寄予希望。在那个夏日,在四周碧波的小岛上,我们沉醉于美好的梦想……那时的梦想毕竟有些飘渺,可谁料就在几年之后,世道大变,梦想竟成了活生生的现实。那天在场的六个人里,除了梅兴学、谭元寺,另外四个在打倒“四人帮”以后,都陆续发表作品,参加了重庆市作家协会。张继祥退休以后,还当过《党员文摘》的编辑,如今已安度晚年;杨开显翻译出版了两本苏俄诗集,还是市科协的资深工程师;陆大献更是怎么也想不到,而今会成为重庆市最高文艺奖得主,市政协委员,重庆市作协副主席,《重庆文学》的执行主编吧。

现在想起来,还真有些感到惊异:在那个政治高压的年代,我与他们从素不相识到情同莫逆,其间似乎没有什么过程。就是凭一种直觉就认定对方可以信赖,值得深交,产生一种本能的信任。这大概就是人以群分,同气相求吧。这跟一个单位的同事间的处处互相提防完全是两码事。须知在那种社会环境里,时刻都担心隔墙有耳呢。

无心插柳柳成荫

改革开放以后,大约从1980年开始,逐步择优遴选民办教师转为公办,后来民办学校全部解散,并入公办学校,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我是1980年“转正”,调到字水中学,成为一个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公办教师的。就是从这里,我调到了江北区文化馆,开始了后半生的文学生涯。然而,有因才有果。在民办学校度过的16年,23-39岁,是我生命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宝贵的年华,虽然吃了不少的苦头,却也也受到不小的锻炼,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民办学校没有党组织,尤其是文革前,政治空气相对薄弱;老师里出身不好的居多,大家“彼此彼此”,对我这种家庭和本人都有“问题”的人,有点儿像避风港,压力自然比别处更小些。后来,也是由于环境相对宽松,我才能够在上课之余,尽情地享受友谊的温暖,受到鼓舞;优游于文学天地,得到提高。

有个说法,机遇只给予那些有所准备的人。是改革开放给予我发展的机会,使我的文学梦得以实现。而我的“准备”恰恰是在那个被遗忘的角落,在备受世人歧视的民办学校里无意中完成的,恰似无心插柳柳成荫。尽管我那样热爱文学,崇拜谬斯,但是从来就没有什么“非分”之想,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或许,后来的时来运转,好事连连,正是善心的谬斯给予我的报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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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3 11:2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那些过去的日子,有欢乐,有困惑,但更多的是眷恋,那些曾经的经历已经成为精神上的财富。楼主好文字。

梅花清淡香自骨, 溪水澄澈月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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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3 19:53:00  | 显示全部楼层

很早的时候就拜读过诗酒老哥这篇文章,现再次读来仍然感觉到了深深的触动。那时的岁月虽然不堪回首,但是写出来不失为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

春节快乐!

鸟宿池边树, 僧敲月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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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3 22:09:00  | 显示全部楼层

告子夫:后面大部分是才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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