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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时，我选择了北大荒
按道理说，我是完全可以回到离北京咫尺之遥的河北老家去插队落户的，那里有我的老房子，也有我众多的至爱亲朋。
我的老家位于冀中，人们可以从地理知识中了解到那里是美丽的华北大平原的腹地，也知道那里是鸟语花香，麦浪涟漪，大豆摇铃，谷穗飘香，棒子咧嘴，高梁气昂的富庶地界，还知道那里在革命的征程中曾演绎过曲曲悲壮荡气回肠的革命历史故事。像斗智斗勇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威震敌胆的《敌后武工队》、惊天地泣鬼神的《烈火金刚》、前仆后继的《红旗谱》、神出鬼没使敌人防不胜防的《地道战》、灵活机动叫敌人闻风丧胆的《平原游击队》等等故事都曾发生在那里。我住的那个县，在抗日战争年代敌后武工队的县大队中的自行车队也是一支很有名的抗日武装力量，他们以快速出击使敌人望而生畏而著称。所以我的家乡从来没有穷山恶水的名声，而是人杰地灵，英雄辈出的地方。我生活的那个小村子的小河畔就曾埋葬着许多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抗日英雄的英灵，一个个小小的早已冰冷的烈士坟茔曾给我幼小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
实事求是地说，位于冀中平原的家乡是没有一座穷山的影子的。相反，在祥和的岁月里，欢乐的小河水一路哼着一首首抒情的歌从西北方向向南绕村一周以后向东北方向潺潺流去，年年岁岁歌声缭绕，岁岁年年小曲长吟，整个村子被层层小河溪水及其小溪支叉包围着。条条小溪像条条绿色的丝绸飘带一样终年围绕在小村子当中，碧绿剔透的飘带给土得掉渣的小村子打扮得也有些妖娆起来。村子北边的芦苇荡、荷花坑，每当春天到来时也显出一派勃勃生机。到了夏天，那里芦苇茂盛清香、小荷尖尖荷叶摇曳、蛙声不断此起不服、岸柳依依低头戏水、河水清澈水草历历、小鱼畅游河虾摆尾。在哗哗的小河水中鼓凸的石头上，常常响起勤劳的村妇们用棒槌敲打衣服的洗衣声，洗衣女人们朗朗的欢笑声和欢快的流水声交相呼应，形成了小村庄独特的田园韵律，真是美不胜收啊。当然那些支支叉叉的水域更是我童年的乐园，在那里曾留下过我和我的小伙伴儿们无数稚嫩的嬉水喧闹声。那时我觉得我的小村庄是那么的恬静，那么祥和，那么的美丽，那么的值得我留恋。
可老家给我童年的印象实在是苦难多于祥和。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出生的那个村子是十年九涝，经常像水漫金山一样令人胆战心惊。涝灾之年水多得叫人难以想象：我们可以到庄稼地里去捞鱼虾，到打麦场上去游泳，到河槽中去漂流。加之当年没有没了的运动：什么反右斗争，大跃进、公共食堂、全民大炼钢铁、四清运动等等，天灾与人祸加起来破坏了那个本该富庶地方的脉搏，使我生活的那个村庄有时连起码的生活需要都难以保证，农家的饭锅里往往常年是浠汤寡水的，生活之艰难不言而喻。于是，地里的苦菜，河中的地梨，树上的树叶，空中的麻雀以及蝗虫、蝈蝈、蝉、蝉蛹、青蛙等等，凡是能果腹的东西，放进做饭的灶膛内，烧巴烧巴就送进了我的口中，甚至大人们劁猪阉下来的猪的睾丸，病死的驴马肉等等，用小铁勺煮煮我都视为山珍海味儿那样急切的往自己肚子里扒拉过。还有地里长的野酸菜、蕖菜、牛犄角、马莲花、甜根和树上的榆钱儿、柳叶等等野草及植物，我都饥不择食地吃过。甚至麦麸子、谷糠、玉米核碾成的碎渣、机器片（棉花子压油后的渣滓）等等我都狼吞虎咽过。这些连牲口都不爱吃的东西，往往吃的我经常是几个星期都拉不出屎来。大便干燥经常把我小小的肛门撑裂流血，那种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痛苦与辛酸，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即使在好的年景，也不会是天天有粮食吃。晚饭是四季不变的菜白粥，即用蔬菜和玉米面一起熬成的粥。俗话说稀汤罐大肚，每天我们吃得肚大腰圆，可不到半夜就肌肠响如鼓了。由于以粥充饥，吃的童年的我晚上经常尿炕。白薯几乎是我们半年的桌上餐，吃的人人响屁不断。白面只有在过年时才能见到，正月十五一过一切又恢复到原来样了。如此贫困，实在叫我不堪回首。如果叫我再回到那块贫瘠而又令我心酸的土地上，从感情上都叫我受不了。按照一般认识问题的常理，也许回乡插队能得到那里乡亲及叔伯亲人们的照顾，生活也会方便得多，更何况老家还有我们的三间土坯房可以供我歇息、停靠。况且离京城只有三百里之距离，也可以随时回京探望年迈的母亲。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免除我和亲人之间一些牵肠挂肚的思念与担心，来来去去也很方便。可一想到自己童年的辛酸记忆，我很快把自己今后谋生的落脚点就把它从自己脑海中清除了。所以对于我来说，与同学一起报名去东北落户则使我最好的选择。
因为，如果在回归故乡与和同学们一起出征塞外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更喜欢和自己熟悉的同学一起出征到广阔天地里去经风雨见世面，这要比回归故里有更大的吸引力。这样的选择，可能是年轻人喜欢扎堆的心态所决定的。
在我们的同学中间，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并不多，大多数同学的根都在农村。他们出于和我一样的考虑，放弃了返回老家务农的机会，和我一样先择了北大荒作为自己的人生归宿。于是在那块荒原上，我就多了些共患难的战友与朋友。
其实，后来我们那个贫穷的冀中小村庄有许多天津的知识青年被那个时代敲锣打鼓地送到了那里。我由于出自多种顾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没有扑进亲人的怀抱，而我的亲人们却张开了自己宽阔的胸怀迎来了异乡的游子。异乡的游子们放下行囊，开始和我的父老乡亲们一起朝出暮归，过上了名副其实的农夫生活。七一年我回乡探亲时，我在村子里还见过那些知识青年的影子。
当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的命运并非是由我们自己来掌握的，能不能报名去东北或是不是回到老家去也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后来，区安置办公室鉴于当时动员上山下乡之艰巨，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即少量的六七届毕业生也可以随六六届毕业生去东北参加到垦荒大军的行列中去。
于是，我和我的伙伴儿们凭着当时青年人特有那种“革命的冲动”，在没有我们六七届毕业生分配任务的情况下，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亲自跑到区安置办公室报了名，经过区安置办公室的特批，我们怀着为祖国“屯垦戌边”的“凌云壮志”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上午九点与六六届毕业生一起，告别了我生活十几年的北京，坐上了通往北部边陲最北边车站的列车。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们还没有摆脱文化大革命激发起来的那种“革命”的狂热情绪，也没有忘记文化大革命前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我们所起的楷模作用，更没有忘记自己在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时“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铿锵誓词。我们和董加耕他们当年义无反顾地走上上山下乡的道路一样，唱着影响了我们整个青年时代的“我们年轻人，有个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的歌曲，意气风发地积聚在了上山下乡的大旗下。北京车站长长的十二节的火车车厢啊，当时被我们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热血青年塞得满满地，在心情各异的人群送行下，开始向自己人生的第一站开拔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