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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的1953年11月5日，我降生在一个穷苦的工人家庭里。为此，爷爷很高兴，特地买了一只叫做“憋来气”的铁炉子，另有两节铁皮烟筒。在现在不算什么稀奇，在当时来说，可是一件很奢侈的消费了。爷爷和爸爸是30年代从肥城来济南逃荒的。他的父亲因赌博输光了祖上留下来的全部家产。文革时的抄斗挖赶那会子，我爸爸还很庆幸呢，因为，要不是他的赌博，爷爷不逃荒，我们家就是当地的大地主啊。文革能好得了吗？现在看来，坏事也能变好事的！
爷爷有四个姐姐，他姐弟五人。到我父亲这一辈子，人丁兴旺了，爸爸是长子，他有四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出生的那一年，家里只有两个叔叔和姑姑在家。二叔跟我舅爷爷到大连发展去了，并在那里安家就业了。三叔还在朝鲜战场，四叔和五叔还有大姑在家。我来到人世，给我们家增添了第三代的成员，奶奶爷爷可拿我当宝贝啊。我记事的时候就有了彩色的儿童画报，奶奶经常带我去西市场吃各种小吃，让比我大三岁的五叔羡慕死了。当时妈妈在托儿所工作，四岁我就进了托儿所，邻居的小孩子很少上托儿所的，因此，我的智商开发的就比同龄人早一点。1960年，我就由四叔领着进了铁路子弟小学，他还没毕业呢，我和比我大一岁的孩子一起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编排在五年一贯制的班级。后来1963年又改回去了，还是六年一贯制。可惜啊，我们这个六年制的小学，却上了七年。1967年，我才进入最近的铁路二中，那就是因为文革的祸害。
我刚刚上小学，就赶上挨饿。真是饿得我天昏地暗啊。我记得，周六下午我到二姨家里，就像一条寻食的饿狗，满厨子翻找能吃的东西，我家里是根本没有的，就是有一点可吃的东西，也被大人包得严严实实的束之高阁起来，我想吃，也拿不到。我记得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和几个小伙伴去火车站月台上捡拾到达列车上打扫下来的垃圾，找一些能吃的果皮或鸡骨头鱼刺等。遇上爸爸的同事，他看到我们来捡垃圾吃只是大声呵斥我们，却不能给我一口干粮吃。后来我就想啊，我为什么吃不饱，这些人却吃得这么好，把能吃的东西全扔掉了。夏天，一放暑假，家里就把我送到农村的外婆家，我在那里住一个月可以给家里省一点粮食。到了农村，我和同龄的表哥表弟一起下河摸鱼，摘菱角，抓知了，去瓜地里喊个老爷舅舅的就能品尝先熟的西瓜甜瓜。在农村十几岁的男孩子夏天是不穿衣服的，连鞋子也不穿，这样就更节省一点布票了。冬天，回到我们家，我就觉得开始挨饿了。每天晚上临睡之前，四叔把煮熟的地瓜干分成几份，每人净重四两，这就明天一天的口粮，别无它食了。我就记得当时的冬天特别冷，妈妈说给我买件棉大衣，我高兴的失眠。可是，那件棉大衣啊，过了几个春节，也没买成，因为先顾吃后股穿才是穷人的日子啊。冬天，我很少户外活动，每天守着炉子看书，特别喜欢看的就是《中国民间故事》《安徒生童话》《阿凡提的故事》《科学家谈21世纪》。
1965年秋天，奶奶和病魔拼斗了一年就离开了我们，她才56岁。放到今天，还是正当年的啊。我记得她的脚是用条黑布紧紧地裹着的小脚，由于长年劳累，身体过度透支，营养不足，过早的离开人世。奶奶去世后，爷爷就和我们一起过了。当时，唯一的姑姑已经出嫁。三叔也复员了，娶了我的三婶婶到邮电新村住了，四叔高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下乡了，五叔没上初中参加了新疆站设兵团。我还在小学里苦读。
1966年，本应该六年小学毕业了，可是，文革爆发了。上中学不考试了，但是，却进不了中学，那里的学生不毕业，我们只得联系附近农村和工厂，名曰“学农学工”，瞎混了一年，到了1967年，我们这些散漫的孩子才被拢进了济铁二中。算是有了初中的归宿。当时的中学根本不上课。每个级部叫连，每班叫排，全校三个级部就称作营，全是部队编制。我觉得可能是军代表是个营级干部吧。这时，我对知识的渴求是很强烈的，可就是没有书可看了，几乎所有的名著都成了毒草，我们和真正的文学艺术隔绝。每天满脑子里被强迫灌输的是红色的，革命的疯狂口号。在批判毒草之余，我发现那些毒草是很美的东西，对我很有吸引力。特别是文革以前的文艺作品，我觉得就像五香牛肉干一样好吃，而文革的东西却像一碗白水侵泡多时的白面馒头。尤其是接触了《普希金诗集》《海涅诗集》《莎士比亚剧作选》等外国的文学作品后，我更加如饥似渴的搜刮文革前的书籍。三十年代的著名作家巴金，矛盾，老舍等人的书，我看了不少。不过都是一些少皮缺页的旧书，古典名著，更是少之又少了。一本《三言二拍》不知道传了多少人的手，而且，不等你看完，人家就催着你来要了。
1968年，我爷爷病了。家里没人照顾，我就辍学在家照顾他的起居饮食。班主任为了收学杂费，到家里来看到了我在家的情况，马上说“你叫家长开张困难证明，学杂费就减免了”。当时我很感激，别看学杂费才3，7元，这是半个月的生活费阿。1969年8月，爷爷在铁路医院病故。享年59岁。9月一开学，我就和其他人一样正常的上学去了。班主任见我能天天“复课闹革命”，很高兴，正好军代表要抓典型，班主任就叫我写写复课的动机和过程。我没得可写，他就开导我，给我讲了几条语录，我不知内情的按照老师的意图写了，没想到，军代表很满意，叫我到各级部各班里去讲演，我就拿着写的十几张满是语录的稿子，还有我的一些体会，到各班演讲了。最后，竟然成了“活学活用”的典型。1970年，冬天，刚毕业，我就分配到铁路单位了。别看我人进了工厂，心还在学校，我的心态还是个学生，书生气十足的学生。我不甘心当一辈子工人，业余爱好文学使我不能安心工作，甚至想入非非。[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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