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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央警卫局的一场“官司”（续完）
三，“你过了这条线我就敢开枪！”
弟弟站在大铁门前，一脸愤怒，一脸无奈，一脸茫然。铁门紧闭，死一般沉寂，与门外的喧嚣鼎沸形成强烈反差。我问：“他们怎么说？”弟弟答：“不认账呗。”“为什么不认账？他们有什么理由不认账？”“我哪儿知道啊，这帮王八蛋！”弟弟生性老实木讷，不擅言辞，不用问，肯定是让人家三言五语给打发了，明知有理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一肚子委屈和愤怒又无处发泄，否则，他绝不至于骂人。
侄子先被狗咬，兄弟又受了一肚子委屈，我心中的火气陡然又长了几分。围观的人们仍未散去，反而越聚越多。嘈杂的人声中，升腾着越来越压抑不住的不平之气。我上前一步，抡起胳膊猛砸大铁门：“开门！”围观的人们刹时安静下来，人们屏息敛气等待着。
大铁门无声地打开了，一张年轻的脸探了出来：“什么事？”头在外面，身子却在门里边，一副随时准备关门的架势。
我随手把半掩着的门推开：“什么事你不知道？我侄子被你们的狗咬伤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问我们什么事，心虚呀还是装傻？”警卫战士还没回答，围观的群众已经七嘴八舌地喊了起来：
“心虚！肯定是心虚！平常他们底气足着呢，今儿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啦？”
“纯粹是装傻!小孩打个苍蝇他们还不干呢，这门口这么多人，还问什么事，你说什么事，狗咬了孩子就白咬啦？”
大伙这么乱哄哄地一说，警卫战士有点儿抗不住了，头往回一缩，顺势就要把门关上。我上前一拦：“你们的狗把孩子咬伤了，就这么算啦？”
“我们又没让它咬人，是它自己跑出去的。”警卫战士轻描淡写地说。
“你说什么？你身为人民解放军战士，真要是故意放狗咬人，那不成了国民党了吗？就算是几十年前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在大城市里也不敢这么干。”说心里话，我当时讲这种话真是有点儿违心，因为我早已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明明知道他是开门后故意用脚把狗扒拉出去的，但是当着这么多老百姓，我还是顾全了他们的声誉，没有当众揭穿他。
年轻的战士脸一红，没再反驳。我抓住时机对他说：“这事你处理不了，请你把你们的负责人找出来，我跟他谈。”“我们没负责人。”这小战士大概是怕极了，竟口不择言地说了这么一句荒唐话。人群中立即传来一阵哄笑声：“闹了半天这是个盲流，没负责人！”
“我再说一遍，把你们的领导找来解决问题。他如果不在这里，我可以等你去打电话，他不来，我今天不会走！”
“我们的领导不在这里，我也找不到，你们走吧，我要关门了。”警卫战士突然变得不耐烦了，猛一伸手，在我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映之前迅速地关上了大门。
群情哗然。我也被激怒了，立即双手握拳猛烈地捶打着大门。这时，人群外围忽然一阵轻微的骚动，两位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分开众人走了过来。看见他们，我更来气了：“怎么着？老百姓的孩子被狗咬了你们不管，我找他们评评理倒惊动你们了？要把我抓走？”那俩警察挺客气，没计较我的态度，笑了笑说：“这位大哥，这事我们已经知道了，您也别激动，能不能先回家，咱回头再找他们的上级单位解决？这里面住的是谁您肯定也知道，这么多人围着，影响多不好！”
“我当然知道里面住的是谁，可是天下没有这个道理，杨主席家的狗咬了老百姓就可以不闻不问。”
“这跟杨主席挨不上边儿，他们是警卫。”
“我知道是警卫，他们不就是仗着给杨主席当警卫才敢这样的吗？”
“您要是这么说，我们可就不好管了。”
“我让你们管了吗？要不你们就把我抓走！”
“别别别，没那个意思。”两个警察见我如此，情知这种地方不宜多留，转身走了。
我继续砸门。此期间内，胡同里的围观者越聚越多，我和弟弟以及随后赶来的父亲被围在中间，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事后据邻居们说，在我砸门、与警卫做口舌之争的时候，东城区公安分局的干警们也来过，他们从围观者口中了解到事情起因后，连照面都没跟我打就走了。究竟是谁报警把警察叫来的呢？事后我曾问过居委会的大妈们，她们告诉我，是大门里边的警卫们打的报警电话。他们是想让民警们帮助驱散大伙，可是民警到这儿一看，多半也觉得“大烧饼”没理，也想不出什么理由驱散围观的群众（毕竟孩子被狗咬伤了，再以“影响首长休息”为理由驱散大伙，无疑是火上浇油），所以，他们只好撤走。
警察来了也管不了，我这里还在锲而不舍地砸门。正是下班时间，胡同里的交通为之堵塞，在这种情况下，里面的人扛不住了，门终于被打开，开得既猛又快，以致把我吓了一跳。门开处，一个身穿白衬衣、绿军裤的小个子男人气势汹汹地冲到我面前，双手叉腰，横眉立目：“你们要干什么？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狗咬了人也不能不管。你是什么人？”我指着他问。“我就是这里的负责人，狗是自己跑出去的。”他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两句话，突然闭嘴不再说了。围观的群众纷纷指责：
“刚才还说这儿没负责人呢，一点儿诚意都没有！”
“自己跑出来的也是你们养的狗啊！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
小个子男人有点气急败坏：“这么多人围在这里，出了事你要负责！”
“你们的狗咬了人，孩子出了事谁负责？我来讨个说法都不成？也太霸道了吧？你到底做不做主？我找你们能做主的领导谈，不跟你废话。”父亲来了之后，一直在劝我要保持冷静，不要一时冲动授人以柄。所以，我是在竭力压抑自己的情绪，尽量心平气和地跟这个男人对话。
“小孩子在这里捣乱，我们轰了几次他们都不走，狗是警卫人员开门时自己跑出去的，它根本不会咬人。”
“它不会咬人？我侄子的伤是你咬的？”到这个时候了，他们居然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肯承认，我实在有点冷静不下来，于是忍不住出言讥刺。围观群众发出一阵哄笑。
“你们都听见了吧？他骂人！”这小个子男人真是有点儿弱智，明眼人一看便知，围观的人们完全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可他居然想让大伙为他做有利证明。大伙七嘴八舌地反问：“听见什么了？人家骂你什么了？”“他……”小个子男人语塞。
“我找你们是解决问题来的，我再问你一句，你做不做主？”
“我是这里的最高领导，我当然能做主。”
“那好，第一，孩子被你们的狗咬伤了，老太太带着孩子来求你们出个人帮忙送医院，你们为什么不派人？退一万步说，就算孩子的伤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老百姓求到你们头上，你们也不该是那种态度吧？”小个子鼓着眼睛不说话，围观群众纷纷附和：“就是就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嘛！”
“第二，孩子的医疗费怎么解决？”
“对对对，还有营养费、交通费、家长的误工费……”人群中有人帮腔。
小个子男人有点气馁，转头对我说：“你的事我管不了了，你有本事，爱找谁就找谁去吧！”说着就要转身关门。我上前拦住他：“你不是这里的最高负责人吗？你不是说你能做主吗？我就找你了！”“怎么？你还想动武？”他转回身来面对着我，胸脯使劲往前挺着，一拱一拱地往我跟前凑，“你打，你打，你打一个试试！”“对不起，我的手要打也只打人。”他既然不想解决问题，我也只有一逞口舌之利，先出一口恶气了，“你还真不能就这么进去，我告诉你，关起门来，你养几条腿的狗我们都管不着；开门出来，几条腿的狗也不能咬人！”围观群众发出轰然的笑声，他涨红了脸：“你又……”看一眼大伙，下面的话没再说，转身气冲冲地就要关门。我再次上前拦住，不让他关门。他撒手回身，右手伸进裤兜，指着地上的一条黄色的油漆线说：“你敢冲门?你冲，你过了这条线我就敢开枪！”
他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这话，我热血沸腾，什么都不顾了：“我今天就不信了！有种你开枪吧！”说着就往门里冲。父亲和弟弟还有几个老街坊死命抱住了我往回拽，我冲不进去，但还是挣扎着腾出手来指着小个子男人的鼻子：“你开枪吓唬谁呀！告诉你，我要是不让你脱了这身军装我随你姓！”父亲知道我的脾气，生怕我控制不住情绪，于是转过身反而劝架似的往里面推那个小个子男人。小个子男人趁机关上了大门。一些围观的群众也怕把事情闹得不好收拾，纷纷劝我们：
“甭跟他们斗气儿了，他们是当兵的，什么主也做不了，干脆找他们的上级，直接找中央警卫局的领导。”
“这纯粹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给他曝光，登报纸！”
这一场争执，以无结果为结果。
四，狗咬人不是新闻，却吓坏了市长热线
第二天一上班，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报社的同事们，大家也都很气愤。有人说认识中央警卫局的首长，要帮我打电话投诉；还有人劝我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写下来，召开中外新闻记者发布会，把这件事捅出去。我冷静地考虑了一下，决定还是依靠政府。当时报纸上每天都公布市长热线电话的号码，我拿起电话随手一拨，还真通了：
“您好！”
“您好，我是中国XX报的记者，想反映一个问题。”
“您说。”
“市民的孩子被别人养的狗咬了，发生了纠纷，我们该找谁解决？”
“这个问题，你可以找街道办事处，让他们与狗的主人协商。协商不成可以进行民事诉讼。这不是什么难以解决的大事，市长热线不便干涉。”他的潜台词是：这种事也找市长热线，还不把我们忙死！
“这事别说街道办事处，连区政府恐怕都解决不了。如果你们也不管，我只好把外国通讯社驻京的记者们找来开新闻发布会了。”
话筒里传来轻轻的一笑，可以想象对方的表情是多么的不屑：“不至于吧？您是新闻记者，恐怕应该知道‘狗咬人不是新闻’的定义吧？”嘿！他还跟我调侃上了。
“我知道。可是当人咬狗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狗咬人也许就该算是新闻了。何况这狗是杨尚昆家的狗。”
“什么什么？请您再说一遍，是谁家的狗?”对方的声音陡然尖锐起来。
“那咬人的狗是现任中央政局常委、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家里养的。”我放慢语速，清清楚楚地说。
可以想象对方手忙脚乱大惊失色的样子：“喂喂喂，您千万别挂电话，慢慢说，您是什么单位？您叫什么？您千万可别冲动，什么事都好解决，一定圆满解决，马上解决……”他好像忘了自己刚刚说过“狗咬人不是新闻”，忘了自己说这番话时的轻松、闲适的心态和调侃的口吻，他如临大敌，紧张得说话都变了声调，迹近哀求地劝我“冷静一点”，并一再保证有关部门一定会圆满解决此事。
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也相信他能做到。但我为他感到悲哀！
五，人称大哥，讲了一堂政治课
当天晚上，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舍弟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他开门出来，发现不大的院子里竟站满了人，数了数，9个，还有几位穿制服的警察。他明白，这是为狗咬人的事来的。“您这儿是XXX的家吗？”来人中一位长者发问。
“我就是XXX，干吗？抓人啊？”舍弟也是一口恶气未出，话都是横着出来的。
“您别这么说，不是那意思，我们是想了解一下，您的孩子叫X曦是吧？”
“是啊。”
“他被狗咬伤了？”
“对。”
“那，打狂犬疫苗了吗？”
“已经打过第一针了。他们不认账，我们惹不起，也不能眼看着孩子受伤不管呐！”
“好好好！”对方没计较舍弟的态度，仍旧和颜悦色，“是您亲自带孩子去打的针吗？”
“不是，是孩子的姥姥带着去的。他们怎么说都不管，让老太太一个人带着孩子东奔西跑……”舍弟提起这一段就来气，也不让这一干人等进屋，站在院子里痛陈事情经过。院里的街坊们早已闻声出来，不时在旁帮腔附和。对方耐心地听着，不解释、不反驳，也不插话，态度好极了。
直等到舍弟的牢骚发完了，那位长者才笑眯眯地安慰：“您放心，这事肯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现在咱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孩子的安全，无论如何，孩子不能出任何问题，您说呢？”这话说到舍弟的心里去了，人家始终和颜悦色，他也不好再冷着脸，于是点点头：“这我知道，只要按时打完那5针，应该不会有事的。”
“您可以肯定孩子的确是打过第一针了吗？”那位长者不放心地问。
“没错。那是我的儿子，我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吗？剩下的4针还在我家里搁着呢。”
“那得搁冰箱里保存。”长者身后有人插话。
“我知道，是在冰箱里呢。”
“我们看看可以吗？”
“可以。”舍弟回屋打开冰箱，取出剩下的针剂给他们过目。
看完了，又征得允许看了看已经熟睡的孩子，一行人客客气气地告辞。
事后据当时陪同这一行人的街道老太太说，他们看完了针剂还是不放心，又跑到地区防疫站找医生核对，验看了我侄子打针的记录才离去。这些人当中，有东城公安分局的副局长、当地派出所的所长、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等等。狗咬人，的确不算什么大事，却惊动了这么多人，我们一家人的愤怒开始渐渐消退了。话说回来，当初那警卫战士如果积极配合老太太，帮她带孩子去打针，又何至于闹到这一步呢?
事情至此还没算完，隔了两天，忽然得到一层层传下来的通知：中央警卫局的首长要到家来探望孩子，征求家长的意见，让我们家里留人等候。
到了约定的时间，几位军人在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来到舍弟家。他们到了，舍弟才通知我，让我赶来参与会见。我请了假，从报社赶到舍弟家，小小屋子里，坐满了军人。留神观察了一下，计有一位大校、一位上校、两位中校，说是代表中央警卫局的局长专程看望孩子并致歉意来的。
我这人是典型的“顺毛驴”，谁要是跟我来硬的，我是宁死不低头；可要是来软的，几句好话我就能尽释前嫌。当时我36岁，几位校官的年龄跟我差不多，那两位军衔高一点的可能比我还大，可是人家见面就一口一个“大哥”地叫着，弄得我有气也不好往外撒了。那位大校首先检讨了他们对部下管教不严，郑重地向我们全家道歉；又关切地询问了孩子的情况，并表示：孩子看伤、打防疫针期间，一切费用概由他们报销。至于那个当初与我争吵的小个子军人，他们说，那是一位代理排长兼武术教官（难怪他当时挺胸迭肚地叫嚣着让我打他）。他们告诉我，事情出来后，这个代理排长已被关了禁闭，下一步准备让他复员回家。我心中暗喜，哈，果然让他脱了军装，否则我还真不知道随着那三寸丁姓什么呢。
轮到他们向我征求意见了，憋了好几天的话，终于找到了一吐为快的机会。我开悬河之口，滔滔不绝，从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光荣传统讲到只生一个好的基本国策，引伸出孩子是我们全家的心尖子，所以我们才火冒三丈不依不饶……这就给我当时那些过激的话找到了合理的由头，然后我又话锋一转：
“咱们的政府是关心、爱护老百姓的，这一点谁也没否认。问题是，挺好的经，生生叫下面这些小和尚给念歪了。就说那惹事的警卫和那个代理排长吧，他们的心态就不对头，认为自己是给杨主席当警卫的，就高老百姓一头，看不起老百姓；又因为自己的岗位是重要的、神圣的，就错误地以为自己也跟着重要起来、神圣起来了，而且把这种重要和神圣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就是这种自认为神圣、重要的情绪，才导致、诱发了我们跟他们的争吵和矛盾。我相信这件事杨主席根本就不知道，杨主席如果知道了，绝不可能出现当时那样的场面。”
那位大校听到这里插话道：“杨主席最近出访了，的确不知道这件事。”
“我们与杨主席是邻居，杨主席每逢年节都派人或是亲自来看望街坊们，春节送大米、中秋节送月饼，关系可融洽了。”“这是真的，”同来的居委会一位大妈在一旁证实，“杨主席不但常给我们送东西，还和我们照过像呢。”
杨尚昆同志在我们那里居住期间，逢年过节，只要在家就亲往居民院中看望邻里街坊们，这在我们那一带早已传为美谈。杨尚昆同志搬走后，乔石同志住了进去。他也和杨尚昆同志一样，经常到我们的大院来看望居委会的大妈和院里的邻居们。
“那个警卫和代理排长以为自己是在维护杨主席的形象，其实恰恰相反，他们是在破坏杨主席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形象，这事如果被不了解情况的人知道了，添油加醋交口流传，那才是不可挽回的影响呢！再说，保卫首长安全不仅仅是警卫们的事，咱们的安全保卫工作历来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传统，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真心实意拥护党的领导、真心实意爱戴党的领袖，我们的首长才会得到真正的安全。按照那个警卫和排长的逻辑，好像只有他们才可以保证首长的安全，而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是妨碍首长安全的危险分子，这就等于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上去了，这究竟是在保卫首长还是在破坏首长的声誉？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思维逻辑都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早晚还得出事！”
我的话一说完，那位大校马上站起来，握住我的手说：“哎呀！这位大哥说得太好了！真是给我们上了一堂政治课呀！”他这一说，我倒不好意思了，又主动检讨了几句当时不够冷静、说了一些过头话等等。对此，几位军官都表示理解，那位大校还专门就代理排长说的“过线开枪”做了一番解释：“那条黄线的确是一条警戒线，可是，按当时的情况，别说你没过线，就算真是一时冲动过了线，他也不能真开枪。他这么说，是严重的错误。”
据知情人士透露，那位代理排长不久后就真的复员回家了，出事当天在那里值班的警卫们也全部被调离。关于那只咬人的狗，大校专门解释：那是杨主席的家属从日本带回来的，是一只观赏狗，别的不敢说，但肯定不会有狂犬病，因为动物入关要经过严格的检疫，而且到家后又专门去打了疫苗，“当然了，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你们全家放心，但是孩子该打针还是得打针，谁家都是一个孩子，可千万马虎不得呀！”
谈话的气氛越来越融洽，套用一句外交辞令：会谈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结束。谈话结束了，我的故事也就算是讲完了。
如今，杨尚昆同志已经作古，当年那几位警卫战士恐怕也早已风云流散、天各一方了。回首当年事，因为年轻，也因为血气，险险乎把一件小事酿成大事。时隔多年，虽然当年的血气还在，但毕竟理性的东西多了一些，思考也就深了一层。想我当年敢于挺身“犯险”，与共和国最高元首的警卫们唇枪舌剑嬉笑怒骂而毫无惧色，是我胆大性烈所至？非也。归根结底，还是几十年来对共产党、对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的信任教化了我。没有这种信任，以我区区一介书生，焉敢与国家元首的警卫斗法？我居然斗了，居然斗了个大获全胜！何以制胜？非我之能，实乃共产党、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之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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